近年来，兴旺社区党支部按照康巴什区委“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和街道党工委“构筑党建民生同心圆，绘就红色滨河新名片”要求，以“睦融邻里”社区党建品牌为统领，着力构建“大邻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一、科学设置邻里，组建党建联盟，凝聚党组织合力，共同“管事”
社区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在搭建“1+N+X”跨区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设置4个邻里单元，吸纳区域内外12家市直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企业以及区级包联单位党组织，组建成立“大邻里党建联盟”，选举产生联盟书记、轮值副书记和委员。
二、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联盟运转，提升党组织能力，共同“办事”
为提升党建联盟运转实效，社区与联盟单位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讨论并通过了党建联盟章程，明确联盟目标、联盟条件和职责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轮值共建、党员共管、党建互助、服务联抓、典型引领等6项工作机制，细化具体事项，推动共驻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变为“契约化”管理。党建联盟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每半年推选一名轮值副书记牵头开展“六个一”共建活动，即：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党建沙龙活动、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场文化活动、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批合理化建议。同时，今年向街道党工委、区委组织部成功申报3家“同心共建先锋”，有效促进了区域共融。
三、横向联动到边，纵向服务到底，激发党组织活力，共同“成事”
“大邻里党建联盟”在组织建起来、制度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吸纳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第一步是对服务大厅登记的群众需求、日常工作中收集的问题和联盟单位的共建意向进行梳理，形成“联盟资源清单”和“服务需求清单”；第二步是根据需求清单研究制定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关心关爱、社会治理等5个类别的“服务项目清单”；第三步是联盟单位“点单”认领项目，开展“组团式”服务和“日常型”服务。目前，共有150名党员志愿者主动投入到社区服务行列，累计开展爱心捐赠、助力创城、邻里文化节等活动8场次，联盟单位共为小区出资建设电动车棚6个，慰问老党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30余人。
近年来，兴旺社区党支部按照康巴什区委“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和街道党工委“构筑党建民生同心圆，绘就红色滨河新名片”要求，以“睦融邻里”社区党建品牌为统领，着力构建“大邻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一、科学设置邻里，组建党建联盟，凝聚党组织合力，共同“管事”
社区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在搭建“1+N+X”跨区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设置4个邻里单元，吸纳区域内外12家市直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企业以及区级包联单位党组织，组建成立“大邻里党建联盟”，选举产生联盟书记、轮值副书记和委员。
二、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联盟运转，提升党组织能力，共同“办事”
为提升党建联盟运转实效，社区与联盟单位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讨论并通过了党建联盟章程，明确联盟目标、联盟条件和职责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轮值共建、党员共管、党建互助、服务联抓、典型引领等6项工作机制，细化具体事项，推动共驻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变为“契约化”管理。党建联盟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每半年推选一名轮值副书记牵头开展“六个一”共建活动，即：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党建沙龙活动、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场文化活动、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批合理化建议。同时，今年向街道党工委、区委组织部成功申报3家“同心共建先锋”，有效促进了区域共融。
三、横向联动到边，纵向服务到底，激发党组织活力，共同“成事”
“大邻里党建联盟”在组织建起来、制度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吸纳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第一步是对服务大厅登记的群众需求、日常工作中收集的问题和联盟单位的共建意向进行梳理，形成“联盟资源清单”和“服务需求清单”；第二步是根据需求清单研究制定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关心关爱、社会治理等5个类别的“服务项目清单”；第三步是联盟单位“点单”认领项目，开展“组团式”服务和“日常型”服务。目前，共有150名党员志愿者主动投入到社区服务行列，累计开展爱心捐赠、助力创城、邻里文化节等活动8场次，联盟单位共为小区出资建设电动车棚6个，慰问老党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30余人。
关键词：社会治理格局 全民共建共享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我们党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路径认识上的新突破。如何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各种社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明确了社会治理是共同参与的理念，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任务。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目前，理论界关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深刻把握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首先，从治理主体来看，突出“全民”。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单一主体，独揽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配置，主导公共事务管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全民性，更加突出公众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主体作用。“全民”不仅仅是全体人民，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整合”[1]，其核心是“共治”。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平等协商、协同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其次，从治理过程来看，强调“共建”。“共建”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本质属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其必须靠全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推动。“共建”的核心是“参与”，是多元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当前，作为治理主体的三大结构性力量，其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严重不足。搭建共建机制，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是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重要突破点。
再次，从治理目标来看，彰显“共享”。社会治理以实现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其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彰显让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实现治理过程共享，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享，实现人民群众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享”不仅仅是物质成果的共享，更重要的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共享”，[2]而且共享必须建立在共建的基础之上。
总之，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充分协商，并尽可能达成共识，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治理模式。
（二）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意义
1.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多元的利益格局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社会矛盾的化解，多元利益的协调考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驾驭能力。二是公众的信任面临系统性缺失。当前公众权利意识有所提升，对公权力不是一味地服从，尤其是当民众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其矛头必然指向公权力。群众对公权力的代表如城管、警察、公务员等系统失去信任，众多的发生就是明证。如何赢得群众信任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三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在价值观多元的当前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引导的好会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处理不好会发生裂变，导致局面失控。网络虚拟社会治理问题不容忽视。总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2.公众参与不足倒逼社会治理全民共建共享
公众的有效参与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和核心，是社会善治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治理中，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意识不够，欠缺内在动力。公众的参与大多是外力的推动，主要是政府占主导，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治理复杂艰巨任务的完成，不利于矛盾冲突的化解；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庞大的公共管理机构面前，单个的公民是缺乏抵抗力量的，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作为扩大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目前在我国发育仍不充分，活力不足，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与政府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构建必然要求全民有效参与。
二、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契合性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在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过程和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
（一）价值契合：共享理念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是指“公民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公共协商，提出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4]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
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突出特征。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利益的冲突。协商民主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通过理性的讨论、辩论和协商对话的方式，引导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其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而且着眼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既有社会精英，又有社会大众，而且更关注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形式上的公平，有利于机会公平的实现。另外，在协商对话的过程中既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也兼顾少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体现了内容上的公平正义。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各个治理主体共担责任、共享成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共享理念的体现。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目标和追求上是契合的。
（二）过程契合：协商共治
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协商民主强调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参与过程中针对共同的议题协商讨论。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协商共治的局面。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探索出如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听证会、征询委员会等实践形式，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为普通公民的参与搭建了有力的平台，能有效弥补政府和公民沟通互动的不足；另一方面，协商过程有利于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协商过程中，即使最后参与者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但有了这种理性的表达，公众的意见得到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公民意识，便会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通过民主协商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格局中各治理主体之间在本质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关系，而形成稳定的关系格局的基本前提就是协商。其一，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作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三大结构性力量，政府、市场和社会平等协商，允许不同治理主体发表意见，进而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是各治理主体之间要多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是单向度的，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公众和社会组织只能服从配合。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相互协作，充分互动、共同治理。
（三）方法契合：法治方式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治理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法治。一是协商民主是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协商民主通过多种协商方式，在协商过程中提升公民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二是合法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性。“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民主，强调程序正义，注重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5]整个协商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给协商民主赋予了法律的意蕴。另外，协商民主最终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要通过法律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要靠法治方式推进，要有法治的保障。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实现共享的价值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善用法治思维，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明确权利的同时承担共建的责任，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
三、运用协商民主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一）基础：树立协商新理念，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1.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条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协商民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把人民是否能够充分享有民主，特别是政治参与权利，作为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根本标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治理格局，突出了人民主体的地位。因此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
2.树立权责一致理念
权责一致是每个社会治理主体都应该遵循的原则。作为政府，在享有公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关注群众利益，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搭建沟通平台是其首要责任。而作为公民，除了享有各种权利之外，还必须意识到参与协商、参与讨论、参与治理是其责任和义务。作为社会组织，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要意识到参与协商和治理是其应尽的责任。
（二）关键：扩大公民参与，培育公共精神
1.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公民意识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而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途径提升公民意识。在城市和农村，通过宣传引导的方式，让公民意识到参与社会治理是他们的权利，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尤其是对公民的参与行为要给予肯定。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新兴媒体平台，公布协商议题，鼓励公民发表不同意见和建议，深入普及全民参与的理念。二是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参与能力。鼓励公民参与社区自治，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实践形式，让公民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2.畅通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是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依然很普遍。为此，一是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其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基本准则，在协商民主中发挥着联系基层、社会和群众的重要渠道作用。但是，目前，人民政协在吸纳新利益群体和行业代表时还是侧重于精英阶层，其整体的代表性不够，为此要完善阶层限制，既要重视吸纳社会精英，更要扩大下层群众和社会组织代表的数量，使人民政协这项制度资源发挥出最大功效。二是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要完善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凡是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教育医疗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让公民参与讨论。
3.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能将分散的利益纳入机制化通道，通过利益组织化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化解矛盾冲突。公民参与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活力不足，公民没有组织化的参与途径。为此，一是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参与能力。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二是推进政社分开，扩大社会组织的协商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的治理格局仍然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问题，这种格局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此，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使政府真正放权于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商，使社会组织成为协商民主的真正合格主体。
（三）保障：健全协商制度，搭建共建机制
1.健全协商对话制度。当前协商对话制度存在一些诸如弱势群体参与不足、缺乏程序和法律保障等问题。为此，一是在宏观层面，从法律上对协商对话制度予以确认。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协商主体平等对话、有效沟通。二是在微观层面，完善具体的协商对话制度体系。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从制度上保障对话渠道的畅通。另外，要积极推广和发展类似“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基层协商对话形式，加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话和协商，积极构建协商对话制度体系。三是加强协商程序性制度的构建。应当对协商议题、参与代表、协商方式、协商对话角色、协商反馈意见等做出详细规定，对协商程序进一步细化、具体化。
2.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人们的利益表达和实现途径不畅，严重制约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运用协商民主建构利益协调机制尤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是重中之重。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的表达方式是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首先，完善法定的如行政复议、仲裁和诉讼等诉求表达途径，使利益关系最好能在法定渠道内解决。其次，充分发展团体型利益表达主体。人大、政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尤其是要发挥工会、农会等团体组织的协调协商功能。再次，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建立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平台。
3.建立协同共建机制。在现代多元社会条件下，唯有协同治理才是出路，而共建机制的构建则是协同治理的核心所在。一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听证、对话、咨询等协商民主形式让群众广泛参与、协同治理。二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政府要与市场和社会充分互动，实现政府与群众、基层组织、自治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 周红云，宋学增.构建全民参与的共建共享格局[N].学习时报，2016- 7- 14（A5）.
[2] 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129.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
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结合本地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极其重要。
一、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逐步构建了集“打、防、管、控”于一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的持续稳定。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仍存在覆盖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科技含量低和社会、部门等各方力量联动不够等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安机关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治安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性、系统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努力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二、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按照“全面设防、一体运作、有效管控、精确打击”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街面巡逻防控网、城乡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虚拟社会防控网和区域治安防范协作网（以下简称“六张网”），进一步建立健全情报信息预警、警务实战指挥等运行机制，建成以“六张网”为骨架，以运行机制为支撑的全天候、全方位、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六张网”中，“天网”、“地网”有机衔接，“现实网”、“虚拟网”紧密结合，构筑起一张有效防控违法犯罪的“天罗地网”。
第一，街面巡逻防控网。以公安民警、武警和治安联防力量为骨干，加强对社会面的巡逻控制，建立全天候、全覆盖的街面巡逻防控网。
第二，城乡社区防控网。以社区警务为载体，以社区民警为主导，以社会治保会、保安队、治安自愿者队伍、消防志愿者队伍、社区物业公司等群防群治力量为辅助，建立以社区安全为重点的城乡社区防控网。
第三，单位内部防控网。以落实工作责任制为核心，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建立完善以内部单位、公共场所安全为重点的单位内部防控网。
第四，视频监控网。以主要街道、重点建设场所和复杂地段为重点，以视频监控系统为依托，建立实时、可视、动态的视频监控网。
第五，虚拟社会防控网。以政府为主导，以相关职能部门为主体，以互联网行业和广大网民为辅助力量，以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为手段，建立虚拟社会防控网。
第六，区域治安防范协作网。以跨区域警务协作为主要内容，建立区域治安防范协作网。
三、加快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第一，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是确保各治安防控网有机衔接、高效运行，实现“打防管控”各项工作协调运转的重要支撑。
第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继续深入开展平安玉林建设，着眼动态环境下维护治安稳定的需要，积极建立健全打防管控结合、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网上网下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到管理无盲区、防控无死角、治安无乱点，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预知、预防、应急处置能力，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安全。要把近年来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大力加强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办法，提高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控制力。
四、存在问题
第一，个别单位对防控体系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巡逻防控效果还不理想。
第二，巡警配备不足，防控投入不够，视频监控有盲点，小区物防建设不完善，农村技防薄弱。
五、几点建议
第一，围绕“三项重点”工作，科学谋划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围绕“三项重点”工作目标，站在社会管理创新的高度，充分认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创新防控方法，提升防范水平，增强做好防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站在确保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牢固树立科技防控意识，探索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新经验，加大防控投入力度，搞好“天网、地网”工程，增强工作的创新性和实效性；要站在维护和促进全市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科学谋划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构建防控大格局，努力实现人防、物防、技防齐头并进，以防促打，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围绕平安创建活动，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以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把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和落实，制定全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长短期规划，积极构建治安防控体系。要以交通要道、重要部位和治安复杂区域为重点，整合城市报警与视频监控系统，构筑“天网工程”，实施全方位监控。要以点、线、面相结合，警务室和治安岗亭为依托，深化网格防控布局，建立一支以巡警为主导，以协警为主体，以群防组织相配合，专兼联动，动静结合，机动迅捷的人防队伍，实施网格化巡逻，提升防范水平，建设“地网工程”，构建起覆盖全市的防控大格局。
第三，围绕“四轮驱动”发展战略，全力保障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围绕服务于招商引资、大项目建设，落实报警、监控设施，扩大技防覆盖面，为缓解警力不足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要围绕服务于农村产业发展，加大农村技防力度，做好农村“三大户”（种植户、养殖户、富裕户）的报警防范工作。要完善老城区“亮灯工程”，严把新区防控设施投入使用验收关，消除防控盲点，提升报警防控科技含量，促进物防和技防建设的协调发展。要把报警、视频监控和人防（专职保安）建设纳入新建小区设计总体规划，建立安保设施验收合格入住制度，全力保障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一、全民共建共享视角下
实现江苏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全民共建共享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和努力方向，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要基石。全民共建共享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共建共享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全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建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保障和目标。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群众诉求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的要求高、难度大。在此背景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既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法治江苏建设，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以实际行动把总书记为江苏勾画的“强富美高”建设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的重要基石。
实现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发挥江苏县域经济优势，创造社会治理新亮点、新格局的有效途径。“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国家政权结构和党的组织结构中，县域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中央领导和基层治理的连接点，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同时，县域社会也是我国政府权力的神经末梢，处于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的敏感区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江苏县域人口众多，县域经济发达，至2016年，共有42个县（含21个县级市）；在工信部的“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中，江苏有17个县入围，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等6县市进入前10强。依托雄厚的经济基础，江苏的县域社会治理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如南通“大调解”、吴江“政社互动”、昆山“县域法治化”等治理创新优秀典范。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江苏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群众满意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根据现实状况、工作基础和百姓诉求，坚持特色发展，放大自身优势，办好群众最需要办的大事小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治理新亮点和示范经验，是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促进江苏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实现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新型政社关系，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观念改革是基础，政府必须改变原来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以人为本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逐步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进入“十三五”，江苏原有赖以高速发展的优势已不复明显，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其重要方向就是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向市场和社会要活力。加快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有利于纵向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横向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从而有助于构建江苏新型政社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发展的真正活力，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二、全民共建共享视角下
实现江苏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路径
构建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和县域特点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是江苏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江苏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讲话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结合中央精神和江苏实际，积极推进在江苏县域的率先探索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逐步构建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和县域特点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重要支撑。
复制推广昆山经验，深入推进县域法治化进程，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江苏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深刻指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社会治理法治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同步性，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间环节，上可推进市域、省域法治建设，下可辐射基层法治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昆山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域，早在2007年就提出“县域法治化”的理念，在践行法治中国的县域治理新政方面探索和实践成绩斐然。应及时总结并复制推广昆山在县域法治化方面的有益经验，坚持依法治理，深入推进县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切实提升县域及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有效推动法律服务向县域、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保障、服务和促进作用，使法治成为江苏县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健全社会治理全民参与机制，加快构建“政社互动”新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党的十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可见，在中国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与主导地位不可动摇，以加强社会参与为手段、以扩大服务供给为目标的“政社互动”模式成为目前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加快构建“政社互动”新模式，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晰确定自身的社会治理职责，促进政府的自律、权力的约束和基层的减负；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与政府的“伙伴关系”。二是要进一步打通政府与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互动渠道，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市场和社会组织转移部分公共服务及管理职能，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改善社会治理结构；通过基层自治和协商民主向社会让渡决策权力，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保证基层组织的自治空间。三是有效提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质量，通过财政资金、人事教育等资源，增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⒂肷缁嶂卫淼闹柿浚做到既“多元治理”，又“有效治理”，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完善县域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加强基层平安建设、服务基层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目标，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搭建起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网格服务管理平台，在县、镇、村、网格四个层面开展网格管理服务，制定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测评指标体系，逐步建成“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服务零距离、管理无漏洞”的县域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以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目标，改进基层治理方式，健全“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等社区组织架构，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效应，统筹协调网格内、网格间各类资源力量，提高服务群众和矛盾调处能力，使问题、矛盾发现和处理的关口前移，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整合资源，打造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大数据“云服务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着力打造线上线下互动模式，使每一名群众都变成网格员，推进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形成社会治理立体防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精细化程度。
2015年12月，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与中共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权威专家走访了深圳福田区的社区街道，对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展开调研，成果丰硕。
强化基层党建，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以来，福田区委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制定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健全基层党建考核监督体系，并明确提出将打造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作为党建工作的着力点，积极探索突破“就党建抓党建”的“小党建”格局，构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大党建”格局。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区域化，推动全区95个社区实现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的全覆盖；委派199名处级干部担任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吸纳了429名有影响力的驻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让其以“兼职委员”身份进入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建立了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共驻共建机制。
推进多元共治，建设“同责共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福田区围绕“多元共治”的主题，以“建立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和“构建社区良性社会生态”为目标，着力激发社区自我发展内生力量，推动社区实现有效治理。
第一，优化社区治理架构。对社区主要治理主体的权责进行了全面梳理，推动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等角色职能依法归位，动员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全区95个社区普遍建立起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核多元”新型治理架构。
第二，构建多元参与平台。推动社区搭建“议事决策、服务执行、评议监督、矛盾调处、网络信息”等多元平台，提供从议事决策到评议监督、从线上到线下的全过程参与路径。所有社区都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并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由财政提供经费保障，项目由居民提议、商议、决议，通过“三议三公开”的民主程序筛选项目、监督项目实施，快速解决社区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推动居民自治机制的实际运行。
第三，推进多元服务。在广东省率先出台《福田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福田区社区增益性公共服务清单》，对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实施清单式管理，引入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向物业企业购买服务，在社区试点设立政务服务代办点，为居民提供全天候政务代办服务。
第四，促进法治共建。全面推行人民调解福田模式，建立健全“调委会+专业律师+法律志愿者”的社区矛盾调处工作模式。设立爱心调解站点，打造“一公里”法律服务圈。推动律师参与社区治理，推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化解纠纷矛盾。
建立治理标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精细化。标准化是精细化的前提，福田区在社区治理结构、人员队伍、制度保障和社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作为试点的沙头街道，开展了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对社区事务进行了全面梳理，编制了党建工作、居务工作和政务工作清单，建立了孵化、培育、引进和购买四个机制激发“三社”活力，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性成果。通过标准化建设，试点社区的治理架构进一步科学，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服务事项进一步清晰，服务流程进一步规范，居民需求得到更加精准的满足，涌现出了“青少年成长营”“金地社区党群喜乐团”“晚晴工程”等深受居民认可和欢迎的品牌服务项目。
借力“互联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领了社会生产的新变革。顺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福田区通过“互联网+”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全力推进“织网工程”暨智慧福田建设项目，建设区大数据中心和事件统一分拨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分割，多方汇集信息资源，整合全区各“条”“块”服务管理资源，推动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标准化和可视化。成立区、街道两级网格管理机构，优化网格员队伍，做小做精网格，构建“治理与服务”并重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格局。推进各类信息的循环碰撞、智能推送和共享应用，让居民享受更加方便快捷的社区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福田区创新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福田社会治理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实现“借势发展”，关键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新、协调、共享等发展理念，把社会治理工作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本地落实的大局中去谋划和部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社区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微观单元，政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社区化已成趋势。推动复合型治理，构建全服务模式，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多元化、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是激活基层社会活力、提高公众幸福指数、优化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要路径。
北京东城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提升幸福和谐
东城区紧紧抓住作为全国和北京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的契机，构建具有东城特色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
社会管理融入网格 提升居民安全感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是在充分总结原东城“万米城管网格”和原崇文“制”、“城管综合执法机制”的理念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充分运用网格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以责任制为依托，以社会各类人的管理为重点，合理划分网格管理单元，综合考虑“地、物、情、事、组织”等因素，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一种常态方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框架体系主要由六大系统组成，即：以民生保障为基础的建设服务系统、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信息网络系统、以高效顺畅为要求的组织指挥系统、以预警防范为先手的维稳防控系统、以快速反应为特征的应急处置系统、以真实客观为标准的考核评价系统。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层级可以概括为：“三级平台”“四个层级”，“三级平台”即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中心、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工作站；“四个层级”即区级、街道、社区级、网格级，也可称为网纲、网目、网结、网格。
东城区17个街道、205个社区被划分了589个社会管理网格，平均每个社区被划分为2到5个网格。每个网格里又配置了“七种力量”，即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600余名的网格助理员了解民情、解决问题在网格；248名警察保一方平安在网格，东直门、东花市等3个试点街道实现了“一格一警”；203名“司法力量”和 31名消防干警下沉配置到每个网格，在基层一线开展多元调解和消防安全工作日常巡逻检查。
便民服务纳入网格 提升居民幸福感
东城区在全区构建“一刻钟生活服务圈”，社区居民步行只要15分钟就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享受到买菜、修车、修鞋、文化健身、卫生服务等服务内容。目前，全区162个社区完成了规范化建设工作，10大类60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都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依托区行政服务中心、区市民中心、区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全区基本形成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商业服务、社区志愿服务、政府购买公益服务和居民自助互助服务相结合的多类型、多层次、广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目前，东城区共完成17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示范点建设工作，全区社区商业网点数量达5600个，平均千人拥有社区商业网点数量6个。
社区自治沉入网格 提升居民参与感
将社区划分为网格，缩小了工作力量的单位面积，扩大了社区服务的密度，更多居民把精力投入到社区，畅所欲言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形成和谐社区建设的合力。在东城区形成了“居民议事厅”、“市民论坛”、“开放空间”等多种形式，有效的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制度，是在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解决社区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形式，是东城区社区自治制度的一种创新。“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制度搭建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实现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与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增强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主意识，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政府行政管理和居民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同时也增加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除此之外，完善的“一委三会一站、多元参与共建”的社区治理结构，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规范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会议、社区代表会议为手段，以社区服务站为平台，搭建起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平台，建立了网格化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新模式，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治理体系，有效实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作为这种全新的管理模式的有力保障，东城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引入最先进的现代科技，构建了一个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格（社会管理网格）、中间有网（互联网）的新型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支撑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预警性、主动性和协同性。其中，通过建立7大类、32小类、170项信息、2043项指标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的工作目标，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严谨梳理29个部门的118项业务流程，打造了“六步闭环结构”。通过建立街道社会服务特服号码和公众微博等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与辖区居民的互动交流。
此外，东城区提出“把党支部建在格上”的工作思路，将社会管理网格同党组织设置进行有效对接，有效推动了社会服务管理改革创新。
上海长宁区：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
长宁作为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县（区、市）之一，早在2010年初就组织开展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工作调研，围绕社会矛盾调处、基层社会治理、城市运营管理等重点问题，形成试点工作总体方案，并细化分解为7大类45个项目。下一步，长宁将在实有人口管理、社会共治结构、社会稳定预判预警预案机制三方面着手，继续推进试点工作。
聚焦重点群体，深化实有人口管理。推动人口管理由户籍管理为主向实有人口管理为主转变，完善“以房管人”的工作机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推动人口信息共享，实现与民政救助、劳动就业、综合治理、人口计生等部门的信息互通。
整合管理资源，优化社会共治结构。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完善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和监管评估机制；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坚持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民警“四位一体”运作机制；积极倡导志愿服务，依托上海虹桥志愿服务网，把世博为长宁留下的一支2.5万多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壮大；完善基层综合治理，逐步推广以社区中心警务室为基础的警社合作模式，推进综治工作向楼宇、“两新”组织延伸和拓展。
注重源头预防，完善社会稳定预判预警预案机制。建立区社会稳定情报中心，综合运用来自政法系统、窗口、基层社区等社情、企情、舆情和网情，准确把握形势、深入分析社会心态、及时了解民意。对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建设项目、企业改革、撤制村队等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开展评估，使之成为重大决策、项目审批的必经程序和前置条件。
天津滨海新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1234”模式
作为全国35个市、县（区、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之一，滨海新区通过“构建一个格局、深化两个体系、强化三项机制、打造四大亮点”的新招法，不断推动社会管理工作取得新成效，努力争当社会管理创新的排头兵。
构建一个格局。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深化两个体系。建立健全预防与处置并重、管理与服务相融、公正与效率统一的服务管理体系，加快完善集海陆空立体化的打防管控结合、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专群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动态式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强化三项机制。构建覆盖全面、反应灵敏、多方联动、调处有力的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形成常态化、科学化、精细化的重点地区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完善充满主动性、富有针对性、确保及时性的能动司法保障机制。
打造四大亮点。建成“五位一体、四级平台、三调联动”的综治服务中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成功率以及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率提高，民事案件、民转刑案件、涉法涉诉案件、越级访、下降；总结探索征地拆迁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真正做到阳光、和谐、文明及规范拆迁；建立区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推进、工会积极主动、各方密切配合、职工广泛参与的“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形成成熟的集宿式、公寓式管理模式，在流动人口激励保障方面取得新突破。
青海格尔木市：社会管理创新推进三项工程构建四大格局建好五支队伍
2010年10月，格尔木市被列入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为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格尔木市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实施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工作进度和工作要求，并将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纳入了全市“十二五”整体规划，全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深入开展。
格尔木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主要是针对社会管理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互联网管理等工作，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三项工程”、“四大格局”和“五支队伍”建设，进一步理顺工作体制，健全法制工作机制，强化工作措施，率先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福建晋江市：社会管理创新瞄准一个目标践行一种理念实现三个转变 落实九大任务
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晋江市已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作为2011年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并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晋江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晋江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将围绕“瞄准一个目标、践行一种理念、实现三个转变、落实九大任务”展开。
“一个目标”就是既要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又要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一个理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
“三个转变”就是社会管理要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转变，由单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管理转变，由事后处置、被动应对向事前预防、主动掌握转变。
“九大任务”就是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强化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加强“两新组织”服务管理；夯实基层基础；健全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突出治安稳定问题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管理；强化民生保障；创新社会管理手段。
广西凭祥市：采取四项措施加强创新社会管理
近年来，凭祥市紧紧围绕“建平安、保稳定、促发展”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全国社会和谐稳定模范边关”为总体目标，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先后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市、全国平安畅通县（区、市）”和首批“全国法治县（区、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被中央政法委、综治委确定为广西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
2011年3月1日，凭祥市召开全市政法工作暨社会管理创新推进会，对2011年全市政法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突出边境特色，创新社会管理，打造全国社会和谐稳定模范边关”思路，围绕“富裕文明、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和谐稳定”目标，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全力化解和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不安定、不和谐因素，确保南疆国门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建立健全矛盾调解组织。完善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机制，深入开展“三大纠纷”歼灭战活动，主动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服务，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法人依靠法律解决纠纷的能力。
围绕稳边主题，全面实施“爱民固边”战略。针对中越双方边民非法出入境频繁的现象，创新实行“路长制”，建立村村有护边员和边境通道有“路长”的长效机制，组建“护边巡防队”、设置边境通（便）道“路长”，防范边民非法出入境，重点防范和打击边境贩枪、贩毒、武装抢劫、偷渡外逃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与越南警方积极实践加强警务协作机制，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及时举行会晤，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合力打击跨国犯罪。
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实施“关爱工程”。全面总结推广凭祥镇狮子山社区女子帮教队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各基层单位帮教组织的作用，带动退休老干部、青年志愿者、各地客商等参与到法制宣传教育、重点教扶、禁赌禁毒等工作中来，对特殊人群进行帮教管理，掀起全市上下共创平安的热潮。
实施治安视频监控系统三期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把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纳入全局工作规划，深入开展平安镇、村、社区以及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单位、平安家庭等创建活动，营造人人共创平安活动、人人共享平安成果的浓厚氛围和工作格局。
共青团农场：以“三突破一确保五关键”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2011年3月9日，作为全国确定的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之一，也是兵团唯一的入选单位，共青团农场召开社会管理创新联席会议，确定2011年共青团农场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围绕创新工作，2011年共青团农场将以“三个突破”、“一个确保”为主要工作目标，以“五个关键”为举措，全力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以促进自治区、兵师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个新突破”：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理论上实现新突破；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实现新突破；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果和效益上实现新突破。
【关键词】地缘政治格局 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 机制 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突发事件发生日益复杂化、频繁化及国际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不断加强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美国一直深入开展应急管理预警、决策、应急救援处置研究；①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建立了较完善的紧急事态专业处置机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应急平台体系②。而在国内，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成果也较多，郭济、高小平、沈荣华对国内大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应急机制开展系统研究；③薛克勋深入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构建；④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应急决策机制、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构建进行系统研究；⑤邹勇杰、陈奕平对上海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预案进行研究；⑥宋英华教授提出了TEM全面应急管理的“六全”管理模式。⑦国内外高度重视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研究及推广应用，不断丰富并深化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领域的研究。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由一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际权势的“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基本态势将持续⑧。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因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而美国、日本、西欧为代表的主导力量由于多年陷入经济低迷状态，加之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影响力不断减弱，造成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由以美国为单极向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多极并存的格局，并且由于南非、土耳其、印尼等一批地区重要力量兴起，形成了以美国、日本、西欧为代表的主导力量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均衡发展。⑨近年来，为了制约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扩张，美国在亚洲主导推动TPP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被称作“经济北约”）签订，在欧洲主导推动TTIP 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签订，力图重构并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消弱区域经济合作，打击地区大国或区域大国对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图继续谋求国际主导地位。而中、印等新兴国家则利用经济发展优势乘势推进制度创新，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力争尽快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利用经济影响力谋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今后5年内，国际力量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主导力量与新兴力量的竞合博弈更加激烈，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将日益复杂化，各种潜在矛盾将会容易演变为冲突事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样变迁，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利益博弈，催生了诱发突发事件的敏感、复杂、广泛关联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因素，造成了日益复杂化及国际化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各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现。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动态变迁对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国家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本文探讨构建基于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下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以期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确保高效应对突发事件，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概述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内涵。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是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将应急预警、响应、决策与处置、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它包括应急监测预警机制、全面联动响应机制、应急资源保障机制、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和应急评测监督机制等。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要素构成。 通过上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内涵分析，本文认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是由应急预警、响应、保障、决策和监督五大子机制系统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系统。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中，应急监测预警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实施的前提基础；应急资源保障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正常运行的保障力量；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部分，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决定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运行的方向和运行质量；全面联动响应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正常运行的程序依据和工作流程；应急评测监督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部分，是持续改进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运行效果的监督力量。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的全过程控制管理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由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全球地缘政治布局将出现板块化趋向，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博弈催生了各种诱发突发事件的敏感、复杂、广泛关联的因素，动态地缘政治布局博弈微小变化诱发了日益复杂、国际化的突发事件，并导致突发事件危害迅速蔓延，造成巨大的国际损失，这就要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实施全过程控制管理，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至应急决策、应急保障实施动态化全过程控制管理，并且重点加强对突发事件实施动态监测、风险评估和全过程预警管理，并编制科学的预案，通过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发出灾害预警并做好相应预警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少突发事件发生造成的各种社会损失。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运行的多角色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一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极化地缘政治格局正在构建和形成之中，各种政治力量正在激烈的博弈之中，促使突发事件发生的因素已实现了国际化，这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应急管理机制体系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构建科学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的运行机制，实现多角色协同，不断增强整体应急管理能力，共同应对日益复杂性、国际化的突发事件。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功能的整体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过渡时期的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诱导突发事件发生的因素日益复杂性和国际化，使得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加大、影响范围波及国际化，造成巨大的灾害损失，这就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建设的整体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各国在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时，要充分整合应急预警、响应、保障、决策和监督五大功能，实现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功能的整体优化，确保有效的应对日益复杂性、国际化的突发事件。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的系统性提出了更严要求。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复杂动态博弈过程中，突发事件发生的敏感性日益增强，危害的扩散速度不断加快，并且由于当今信息传递渠道的多样化发展，使得突发事件发生的实际危害扩散速度和造成民众恐慌心态危害的扩散速度日益加快，这对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建设的系统性提出了更严要求，要求各国在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时，加强应急管理平台间的信息互通、安全、共享、联动及会商，建立综合协调、灵活高效、科学准确的全系统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科学应对日益国际化、危害扩大化的突发事件。
当前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体系结构基本形成，有效地提升了应急管理能力。但由于历史经验及现实状况的原因，加之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我国社会发展造成的各种影响，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应急监测预警机制落后，应急预警的信息报告与体系不科学；全面联动响应机制不科学，缺乏协调机制；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有效机制未形成，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组织体系不完善，综合协调能力不强，缺乏持续性，同时，由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还不科学，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权能交叉现象比较突出；应急动用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应急预案不科学，社会应急动员保障体系不健全，应急评测监督制度不完善，过程监督不全面、及时、有效，综合效果评价不科学。
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下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五面锥”综合体模型的构建
图1：突发事件全面应急管理机制“五面锥”综合体模型图
针对当前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为了在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把握主动权，提升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综合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与控制理论方法，构建由全过程监测预警机制、全面联动响应机制、全方位应急资源保障机制、全系统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全手段应急评测监督机制五部分有机构成的基于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下的突发事件全面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如图1所示）。
构建基于过程控制的全过程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全过程监测预警机制就是要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以及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有一个充分的估计，提前做好应急准备，选择一个最佳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要从突发事件的演变规律入手，研究运用过程控制方法，建立多层次、多环节监测预警控制模型，实现对危险源不间断评估，以及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动态监测以达到超前预警、及时干预和控制损失的全过程管理目的；要编制科学的应急预案，通过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改善应急管理全过程监测预警机制。
构建基于多角色协同的全面联动响应机制。要运用多角色协同理论建立包括基于分类分级的协同响应、基于多部门跨层级的垂直联动协同指挥和基于多方合作的综合协同响应在内的全面响应模型，以打破原有应急指挥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的传统响应机制，综合利用各方应急力量联合行动以实现快捷高效的应急响应。
构建基于整体优化的全方位应急资源保障机制。突发事件应急资源保障机制并不仅仅是大量救援物资的储备，而是通过物资储备、财政预算、与相关部门签订协议等方式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各种保障。要建立由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方面保障所形成的全方位应急资源保障机制。要引入多目标寻优法，研究建立应急物资、物流、通信和医疗救护等资源整合的优化方法及模型，为政府应急资源储备、调配及输送等提供科学决策工具和依据，以实现对突发事件的全面高效保障目标。
构建基于综合集成的全系统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机制。要建立以突发事件的全流程信息管理为基础，以危机的信息通讯为途径，以突发事件管理机制为平台，再综合其他相关要素而形成全面整合的政府突发事件信息管理系统，根据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信息，应急管理决策者要在相当有限的时间里和相当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做出重大决策和快速反应；要加强各部门应急管理平台间的信息互通、安全、共享、联动及会商，运用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建立人―机―网结合的多功能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模型，解决信息、指挥平台、信息管理、资源信息数据库、共享数据库等不同接口间的标准化衔接问题，以实现综合协调、灵活高效、科学准确的全系统应急信息管理与决策。
构建基于绩效激励的全手段应急评测监督机制。要引入绩效评估、绩效管理的具体方法，研究建立应急评测方法体系来研究配套的绩效监督制度，以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等手段对应急管理实施有效监督，实现全面应急机制的持续改进和完善。
结语
突发事件全面应急管理机制“五面锥”综合体系代表着一类新理念，代表着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代表着一种整合流程，代表着一套科学的方法。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动态演化过程，激烈的政治博弈促发了突发事件发生日益频繁化和复杂化，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为此，全面科学分析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对应急管理机制体系建设的影响，加强应急管理机制“五面锥”综合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各国应急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国际化突发事件已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作者为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博士后、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经济师；本文系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后专项经费资助）
【注释】
①宋英华等：“‘十一五’期间湖北省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2006年。
②庄越：《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③郭济，高小平，沈荣华：《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薛克勋：《中国大中城市政府紧急事件响应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⑤薛澜，张强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⑥邹勇杰，陈奕平：“从‘911事件’看美国的应急救援行动”，《上海市民防信息中心》，2009年第6期。
⑦宋英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导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⑧林利民：“世界地缘政治新变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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