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1837-1901年），一生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深受国民的爱戴。温斯顿・丘吉尔夸奖她“树立了君主制的新典范，以后一直是各代国王的行动准则。” 对以上内容正确的理解是（ ）
A. 她接受法律对君利的限制，不僭越法律
B.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立宪君主
C. 丘吉尔夸奖她是出于对国家元首的尊敬与畏惧
D. 她一生爱国爱民，用王权保障了英国的发展
2. 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利，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为防止此种情况的出现，美国的对策是（ ）
A. 规定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B. 实行两党制，形成竞争与监督
C. 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D. 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平等
3. 美国著名评论家汤姆斯・弗雷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这段话中省略掉的部分应是（ ）
A. 经验和技术
B. 法律和制度
C. 浓厚的文化内涵
D. 移民的奋斗
4. 1873年，法国某报纸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写到：“我们是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需要秩序，并不喜欢共和政体。但是，如果‘联合派’（属于君主派）获得胜利，那些现在还留在我们方面的大部分人将投入极端共和派的怀抱去了。”这段话反映出当时在法国（ ）
A. 政治局面错综复杂
B. 无产阶级建立了共和政体
C. “联合派”能带来社会安定
D. 共和派已获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5. 下图是讽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漫画，能体现其寓意的是（ ）
“我们自由派绝不锯掉我们坐着的树枝”
A. “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
B. “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只好‘发表独白’”
C. “在上帝的天堂和这个国家之间，不允许有任何文件作为第二天意出现”
D. “现在有效的国家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在一位明智的国王领导下的议会制”
6. 一位学家说：“拿持久性，缺乏剧烈骚动，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力……以及对其他国家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来说，政府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最出色的一个。”中应该出现的国家最有可能是（ ）
A. 英国 B. 美国
C. 法国 D. 德国
7.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国际“分赃”会议在巴黎召开，商讨解决战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大会由协约国的“三巨头”组成最高委员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席，按照国际会议对等原则，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是总理克里孟梭。这一外交安排说明（ ）
A.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是国家元首
B.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有权缔结条约
C. 法国总统的权力被议会削弱
D. 当时法国的权力中心在内阁
8. 17世纪～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从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各国革命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是（ ）
A. 彻底君主专制
B. 实现生产力的飞跃
C. 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D. 向法制化国家过渡
二、非选择题
9.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
――丁建宏《德国通史》
材料三 正是因为德意志是以战争为主要手段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它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并不重视，这样在德意志民族心理中就加强了“强权即公理”的信念，这一信念的畸形发展强化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种族主义倾向。……并且作为普鲁士军队核心力量的容克军官团依旧坚持老式保守主义，忠于君主个人而非国家，从而现代化的普遍兵役制与君主独裁紧密相连，这也就使得君主可以轻易调用军队来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使得整个社会有了军事化倾向。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1）材料一中提到“光荣革命”所创造的完美政治设计是什么？这种政治设计是如何有效控制“控制者”的？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是一种‘革命’，又是一种‘倒退’”的含义。
（3）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这一时期英国和德国的政治体制从内容上看有何区别。
后革命概念来自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一书。该书在检讨后殖民批评与其相关问题时认为，双重意义的后革命比后殖民更能涵括后殖民论的前提和要求。国内文学界、政治学界借用了这一概念，用以表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的历史阶段。他们认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革命氛围中走出来，向消费时代、政治时代前进。后革命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类似于转型时期这一概念。与转型时期重点在转型不同，后革命时期的重点在革命，表示与革命不同却又未远离革命。这一概念同吴毅的界定不同，吴毅认为，自50年代下半叶以后渐趋激烈的、以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把整个中国社会送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事实上，吴毅的概念只是在武装斗争意义上与革命相区别，实质上的革命仍在后革命时期继续，或者说这一时期仍是继续革命时期。故此，后革命时期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并未进入成熟消费时代、政治时代的过渡阶段。
所谓革命资源，是指革命时期遗留给后革命时期的革命遗产，包括正当性资源、制度资源、商品性资源，即革命精神、革命方式资源。首先，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它构成了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前提，这可从主流学者对革命的叙事中观察到。李零强调: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困事实上，革命观念奠定了良法善政话语的正当性，因为革命诉诸未来的新秩序，既是对古代政制的招魂，又是对古代政制的增补，在招魂与增补中确立了革命无上的正当性。因革命而建立的政权当然分享着革命的正当性。其次，革命遗留的制度资源构成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前提，遵循路径依赖的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裴宜理认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就了改革以来的成功。德里克也是此观点，他强调，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应该抛弃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帅习。第三，革命遗留的商品性资源在中国迈向消费时代之际，在商品包装中已走向市场。红太阳热毛泽东热文革文物热红色经典热等都是后革命时期重要的文化产业思潮。然而，此时并非成熟的消费时代，完全按照大众欲望、市场逻辑操作，它介于消费时代、革命时代之间，在革命/商业、政治/消费的交汇地带运作。因此，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商品性资源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检验，其成功者为开发红色旅游，其失败者为2008年浙江沙家洪事件。概言之，革命精神被不断强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革命精神在革命叙事中被再创造，中央领导在重大纪念时刻或革命圣地再重申;作为民间抗争精神，革命精神是一种精神气质，上承儒家传统暴君放伐论或汤武革命，下接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革命方式作为革命的直接表现形式，在和平的后革命时期很难被主张，但它既是革命精神的表现，不能不涉及;又是民众反抗政治弊端的最后权利，自然存在于后革命时期。
后革命时期作为迈向消费、民主、法治、市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意味着它的时代任务即是妥善解决有关革命遗产，并建构一个可替代革命政治生活的良好政制，这是同步的进程。这一任务并不好完成。首先，革命对政权正当性的论证，在后革命时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衰减，因为革命当事人多已过世，年轻人或忘记了革命，或无任何印象。且革命是为建设新秩序，因而它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解构的过程，革命的正当性自然会不断衰减。它?〕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民主、法治的不断呼吁，中共全会、中央政府在历次会议中对民主、法治的不断重申，即是力图以法治合法性替代革命正当性。有研究表示，当前政府合法性来自政绩，当向法治合法性迈进。其次，革命遗留的制度资源在后革命时期正被充分利用，经制度改革释放其红利以推动制度变迁，就中央政府对法治的论述看，中国迈向法治而非法制的决心真实而具体，最后，如何妥善处理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革命性商品资源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政府需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总之，革命精神需要弘扬，革命方式却不能提倡，如何弘扬革命精神而又不至于传达革命主张，这是一个难题。它必须在实践中解决，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冒进，这讲究个度。
在强调度的同时，后革命时期的目标亦是一大关键。因为目标限定了度的实践方向，即只能朝这个方向推进而不能后退，这就要求稳步推进革命资源问题的解决。因而，目标是后革命时期发展路径的总框架，它是正当性所对应的良法善政社会，它必须容纳民主、法治、社会自治价值。它能将革命资源纳入其中。
二、革命精神入宪与依法治国
强调革命资源的法治化路径，是强调将革命资源的存在与利用纳入法治化的渠道。政府应将革命精神写入宪法序言、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革命方式纳入法治轨道中。
在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的序言中，制宪者与修宪者既通过追溯革命历程赋予政权正当性、合法性，又构筑了去革命化的改革内涵。首先，八二宪法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后制定，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刻，制定新宪法，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走入了终结革命的宪制路径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呼声宪法出场，革命退场。因此，八二宪法有一个革命与去革命的复调结构，既从革命中获取正当性，又从去革命的改革中获取正当性，革命精神以革命和改革的双重面貌出现，有以革命的精神推动改革提法。其次，宪法序言在四次修正案中逐渐增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这表明宪法的革命性正逐渐褪色，法治主义与人民代表的国家政制正在形成，改革性正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宪法序言亦增补入和谐社会、中华文明复兴、中华革命传统等内容，强调当前政权对文明法统的接续。这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历史与文明的背景中弘扬革命精神。最后，在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非代表制度中，八二宪法统一了革命精神的革命性、改革性两个方面。宪法对革命精神革命性的保障，在作为领导代表制的党的领导中，即当代不断进行的革命叙述正强调党的领导的正当性，中共在历次重大节日或重大纪念活动中不断重申革命功绩亦是此逻辑。事实上，宪法规定中共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赋予党的领导以宪法正当性、合法性。宪法对革命精神改革性的保障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非代表制中。因为宪法制度化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非代表机制，确认的是人民主权，通过人民主权诉诸宪法至上性。从党权至上到宪法至上，这里有一个至上主体的转化，转化后的宪法在肯定革命精神革命性的同时强调改革性的重要。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革命精神在这里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研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把握时展需要、体现时代特色中继承并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重点在青年党员、干部工作，以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展开。，门另有研究认为，红色革命题材影视作品不仅能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荣誉感和集体感，还能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让他们在当代构建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换言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是在创新中被弘扬。
将与革命有关的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是革命精神入宪后的当然表现。实际上，行政机关在此常有政治考虑。以改编红色经典为例，广电总局曾于2004年下发《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改编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著作时，要报送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并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然后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至于审查的标准是什么，《通知》并未明确说明。《通知》具有行政规章性质，审查标准应当明确，但该《通知》并未注意到该问题，违背了行政公开原则。即便《通知》表示会对具体改编给出审查意见，但这一审查意见只具有相对效力。或者说，《通知》赋予审查机构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治原则相悖。审查权之所以宽泛，在于政治标准很难具体化。再以2008年浙江沙家洪事件为例。在《江南》杂志刊登薛荣改编的《沙家洪》后，《浙江日报》发表《小说沙家洪在宣扬什么》予以批判，沙家洪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递交抗议书，《文汇报》发表了郝铁的批评文章《小说沙家洪不合理不合法》。于是浙江省作协与《江南》杂志社自我批评，并发表致歉信，回收所有当期杂志，以主编辞职落幕。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薛荣能否以实验文学的名义改编《沙家洪》，一是薛荣的改编是表达自由还是侵犯公序良俗?无论在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法律问题，但这个事件最终并非以法律方式解决。当然，杂志社接受抗议并做出补救措施并没有错。但是，法律的问题却同样值得探讨，通过探讨可进一步厘定有关改编这一表达自由的法律范围，而不是通过政治标准一竿子打死。毕竟，政治的问题都当法律化解决，更何况法律问题。
既然革命精神已经入宪，并通过革命性 ,改革性赋予政府正当性，那么有关革命的方式亦已存在于宪法中，或者说不应当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但革命毕竟事关重大，后革命时期的政府难免有过度的政治敏感性，《通知》以及沙家洪抗议方的言论正是如此。然而，在走向良法善政的进程中，我们不缺乏政治性，缺的是法律性。故有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执政党与政府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
三、公民精神与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有着革命的传统，已上溯儒家暴君放伐论，下及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运动，这是当代公民精神的渊源。暴君放伐论强调权力在被暴君滥用时，人民享有最后的反抗权，其正当性存在于儒家教化论中。蒙昧时代的民众没有国家概念，亦没有君主概念，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带领民众生活，圣人教化民众而使之区别于禽兽、夷狄，众人膺服圣人教化而形成国家。君王的职能是推广圣人教化，即所谓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圣人教化的核心在仁，那么君主的职能即是推广圣人之仁德。当君主尽力推广圣人教化时，他是仁君，可谓师当君主滥用权力而为暴君时，他未尽教化之责，不为仁君，即丧失了为圣人推广教化的资格，不可为王。因而，基于教化观念，暴君可被放伐。作为实践，有汤武革命。以暴君放伐论为依据，以汤武革命为榜样，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至于近代，全中国人民都经历过政治运动，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展，至文革达到高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中，政治运动乃是防止传统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旧式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或复辟的最佳方式，是反修防修的最佳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以不间断的革命(广义的)去维持、巩固乃至于扩大革命的果实，防止某种历史宿命的思虑。从本质上讲，政治运动乃是革命的武器从政治运动改造社会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上言之，已从有形结构到无形话语层面，全方位地动员、整合并改造全社会。
依思维惯性和对政治运动的路径依赖，当代国人对革命方式仍情有独钟。但在后革命时期，这一思维与方式当在法律框架中被重构。宪法有关公民精神的思考即是突破口。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伦理革命，倡导个体本位、人格独立、权利观念、功利取向、科学理性、法律意识、契约精神，以贯之为公民精神。新文化运动已着手对革命精神予以改造;但从文革等政治运动看，这一改造仍有再继续的必要。
卢梭是较早思考在革命中培育公民精神的哲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在政治原则上确立了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赋予共和国道德人格，把政治革命提升到道德革命的层次。他强调，培养公民热爱祖国和法律的美德是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共和国公意的主要基础;其途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节日、公共庆典，甚至公民宗教。这是在招古典共和思想的魂。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首先按照是否照顾全城邦公共利益而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两类，且在三种正宗政体中，共和政体以其混合，而法治的特性成最稳定的政体，其关键之一即是公共精神或公民精神，即为城邦利益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孔多塞、雷佩尔提出有关公民精神的方案，强调国家教育儿童、成年公民的责任，要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规范，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普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培养公民热爱公共事务之精神。法国1791年宪法和1793年《公共教育法》均规定了教育公立、免费原则，规定国家节日以纪念法国大革命，倡导公民热爱宪法、祖国、法律。更有全社会性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曾有革命派将社会变成公民精神培育的大课堂，将公民道德教育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用新思想文化占领公共、私人的所有领域。但法国人民在公民精神的感召下保卫了革命，却招致了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严重恶果。一方面，政治道德化意味着道德成为解决所有政治纷争的简单标准，政治领域的正常利益与观念也被抽象成善恶二元争论。罗伯斯庇尔既主张用公民精神保证政府纯洁，又主张将美德与恐怖结合，以美德的名义杀害异见者。另一方面，道德政治化意味着旧常生活的政治化，以公共美德取代私人德性，造就道德专制。因而，西方近代以来一直有股反对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而导致暴政的思潮，爪而主张公民精神或共和主义的新共和主义研究者，都在尝试既强调公民精神的重要性，又不至于导致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不良后果。
事实上，西方公民精神正在复兴，社会运动的勃兴即是明证。所谓社会运动乃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它介于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与革命(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在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方面高于集体行动而低于革命。社会运动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自由权表达形式，在与现行政府的非暴力抗议中保持着活力。已受法律保护，但就其非暴力的抗议性而言，已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政治行为相区别，且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它是制度化的，但却是非体制化的，即未能同体制内日常政治行为一般的有严密之权力结构与运作形式。
社会运动继承了革命精神，是革命方式在良法善政框架内的新形式。它的革命性并非暴力，而是以合法的非常规方式涉足政治，成为常规政治的有效补充。第一，对于多数普通公民来讲，制度化政治活动高度间歇，集中在选举期间，而社会运动则可以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而持续进行。第二，普通民众参与常规政治仅允许相当粗泛的选项表达对于具有相当广泛主张的某个候选人或政党，是赞成还是反对，而社会运动却能够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议题，并赋予运动以特异性。第三，社会运动还提供了纯化和强化选举结果的新方法，即当右派政府掌权的时候，左翼运动就可以进行更多的社会抗议活动，(反之亦然)，以确保自己关心的事情被政府考虑，或者调和新政府的行动。第四，社会运动实际上能够影响公共选举的结果，即通过动员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支持某政党或政党候选人，进而影响选举结果。总而言之，社会运动比之常规政治有其独特优势，乃可以作为后者的一个选择对象和有益补充。因而，社会运动在现代西方同体制内政治一起共同构成宪法秩序下的政治法律秩序，影响政府运作。
一、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口号宣示”到“法律主张”
社会诚信体系理念共识的形成，伴随的是政治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进程。在最初的观点形态中，诚信有两个鲜明的发展阶段，从隐蔽暗示到鲜明主张，是革命话语向政治话语转变的过程。直至社会诚信体系理念被官方所认可，政府治理失信才进入正式的议事议程。
（一）革命与改革话语体系中的诚信观点
诚信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之中，同样，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也渗透着诚信的理念，构成法治诚信的思想基础。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政治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本身就是诚信理念的体现。在具体实践进程中，特别是在“革命”向“改革”主题转变过程中，诚信理念得到真切体现，这也是我党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是保持生命力的重要砝码。
在革命年代，诚信观念主要体现于革命的立场与策略之中，主要是革命理论与具体情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p.109）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道理。”[2]（p.797）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则强调：“以往革命的发动者，往往是起初用欺骗的手法骗得民众信任，随后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来又逐渐让人民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民众的信任，‘盗贼之行……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3]（p.459）除此之外，《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众多文献也不乏诚信的思想。正是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取信于民，依靠人民的支持，革命才走向了胜利。诚信成为引导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诚信在政治理论体系中越发受到重视，贯彻到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推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对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专门提到了“经济与信用”的关系问题，“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4]（p.366）。在具体经济工作中，邓小平反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要求“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4]（p.366）。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坚守诚信的立场：“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4]（p.102）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得到了贯彻和继承，后来的领导人对此多有论述。江泽民指出，“互信”是安全之本，“互信就是以诚相待、言而有信”。胡锦涛也要求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政绩，否则“势必严重削弱我们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sup>[5]</sup>。则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在本质上都是诚信理念的体现，推动着诚信由隐蔽走向明确，成为独立的政治主张。
（二）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观点”到“体系”的变化
从语源角度考察，诚信释读的文字表述在古今维度并不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精神内涵已大相径庭，以阶级和身份为标志的熟人诚信已逐步发展成为以平等、民主、法治为基础的陌生诚信<sup>[6]</sup>。与之相随的是政治话语的流变，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诚信已成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并以此筹谋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策略。
屈指数来，从2006年秋季筹划现代六大国制宪兴邦的一系列法政文典汇编，至今已有八载。现《六国立宪文典》出版在即，回首其中经历的曲折艰辛，感慨良多，难以成眠。
一位同道评价，“这是由一群非常之人所从事的世界上主要大国之成败得失的非常时期之非常人物之非常之文的编译工作”，我们不敢自视若此。但确实，我们是将这套法政文典汇编作为一项志业来做的。 译介发端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欧美各国先后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中法政文献资料浩繁无涯。今日的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迫切需要学习成功国家制宪建国的法政经验，鉴取它们的教训。目前中国法政学界译介西方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已经较为成功，各种译丛名目繁多，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国立国时期的法政思想为主题的综合性翻译丛书尚有遗缺，而我这些年学术思想的关怀，恰恰在此。
自从当年主编《大国》丛刊（后来改名为《大观》丛刊）之时起，我就对现代国家的发生学情有独钟，认为那是一种非常时期，即制宪立国兴邦的伟大时期。这个时期的现代诸国各自究竟是如何开源生发出来，以至于根深叶茂、蔚为壮观的？时下的各种翻译文献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去深入浅出地把握辨析。因此，选择当今世界在政法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六个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的制宪立国之路不无曲折）——确切地说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六国，尤其是精选这些国家在建国时期（或非常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法政篇章、文典宪制，按照政治宪法学的学术体例加以遴选、编排和翻译，从而为我国的法政理论乃至制度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资源储备，就成为我主持的这套《六国立宪文典》之六卷集的主旨。
按照我在八年前的设想，这一系列当时暂定名为《现代国家立国法政文献编译》的译丛总共六卷，集萃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六国的立宪文典。每国一卷，篇幅在50万字，全部《译丛》总计300万言。为了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以及思想蕴含，计划每卷遴选的法政人物5人-10人，他们主要是政治家（如大臣、外交家、大法官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传统意义上的法政人物或国家精英，而不是20世纪以降的所谓大学职业教授。因为立宪不仅是个理论工作，更是一项最为严肃的实践工作。宪法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细节，更应有一种大的视界与实践感。这常常是今人所短，亦是前人所长。
整个《译丛》文献的选择时间段，大致在15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政治史的视野看，在这个时期西方诸国，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大致完成了各自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建制之功。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情势等具体境况不同，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每个国家独具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刻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久经斟酌，这部译丛最终命名为《六国立宪文典》。
为了达致荟萃现代国家“立宪建国之非常时期之非常法政人物之非常法政文献”这一编辑目标，就需要我与各个分卷主编对于具有政治宪法学意义的“立宪时期”具有深刻而审慎的理解，并据此审视历史，遴选和把握其中的立国文典。因此，我觉得这部《文典》翻译文本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工作，作为总主持人，我的编选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即客观、富有张力地呈现各个国家关键时期的法政思想遗产。
我以为，这部出版在即的《六国立宪文典》，贯穿其中的主导性思想脉络大致有三个声部，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上述三股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思潮，发轫于各国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期，因不同的政治机缘喷薄而出、相互激荡，构成了今日世界范围内各国制度之思想基础。 诸国之英
基于上述设想，通过数年之努力，《六国立宪文典》六卷集编译完成，其构成如下：
英国卷，《传统与变迁——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毕竞悦、泮伟江主编。英国卷包括六编，内容分别涉及有关和国家的争论、共和与自由的探讨、宗教与政治的纠葛、政党与议会政治的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之特质。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历史转型的重大成功，由此在时间节点上向前可追溯到英国宗教改革、柯克大法官与詹姆斯一世国王关于普通法的论辩，及至1640年“清教徒革命”和后来的复辟；向后可延伸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以至英国式议会、两党制和内阁制在18世纪中的缓慢形成与定型。在这个大历史的时段中，许多思想家围绕着英国命运的论辩不仅是思潮的交锋，而且在历史上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在现代转型时刻的立宪实践。
英国卷的编选立足译丛的主题构想，入选的人物著作涉及弥尔顿、哈林顿、霍布斯、洛克、博林布鲁克、柏克、胡克、温斯坦莱、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柯克大法官和黑尔大法官等人。入选的相关制度法令有《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令》（1676年）、《宗教宽容法令》（168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英国卷所涉及的思想家多是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耳熟能详的关键人物，但是很多著作却未必为国人所熟知，而且这样的专题汇集也是第一次。
美国卷，《自由与命运——美国建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柯岚、毕竞悦主编。美国卷共分五编，内容分别围绕殖民地的权利和地位、联邦政府、财政和联邦主义、司法权和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来组织。
收录的人物著作，涉及托马斯·潘恩、杰斐逊、约翰·马歇尔、詹姆斯·威尔逊、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乔治·梅森和理查德· 亨利·李等，荟萃了《美国危机》《常识》《联邦党人文集》和《联邦农夫》等为人熟知的经典著作。此外，附录中还选编了《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葛底斯堡演说》等。
以上涉及的人物，不仅是当时法政领域内的著名思想家，而且很多同时是政治参与者，有些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在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经受了美国立国实践的考验，有着建国创制的独到经验。美国史中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基本都为国内法政学界所掌握，本卷的选编在参考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尽量突出立宪文典的特色。从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到1787年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强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构建一个统一的政府；二是注重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本卷选文即围绕着上述两个主题凸显了美国立宪中的核心话题。
法国卷，《革命与秩序——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施展主编。法国卷分为两部分，包括革命时期和后革命的复辟时期。
近代的法国，是欧陆发展的策动地，也是各种思想的实验室。在大革命时期及其后的复辟时期，多种思想之间有着激烈的交锋，并且多有付诸实践，给后世留下了诸多遗产。故而法国卷选辑书目即集中在这一段时期。
西耶斯所代表的“原则”是法国大革命初起的温和阶段，其理性共和国主张奠立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体基调，并且是嗣后法国共和派的精神渊源。罗伯斯庇尔是雅各宾派的核心人物，激发了后世各国激进革命的想象力，而贡斯当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雅各宾派思想的分析相当精当。特拉西是督政府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空论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部作品写于复辟时期，是写给美国的杰弗逊的，对北美思想影响很大，奠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理论基础。他此时既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又有足够的反思时间，故而其思考兼具学理性与现实性，奠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迈斯特的著作是其政治思想的导言，从中可以看到欧陆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基佐著作中所论述的思想，在七月王朝基佐当政时期获得推行。他面对一个充满意见冲突的社会，对于秩序的思考是相当值得重视的。圣西门号称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还是个执迷的工业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他在19世纪前半叶提出的工业立国，工业家和法学家依凭理性治理社会，以此来建设现代国家的诸多想法，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法国嗣后的政治人物进思方向，并在实际上成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官方哲学，推动了法国的工业革命。
日本卷，《维新与立宪——日本明治前期史料选编》，由张允起主编。日本卷由五部分组成：政治背景编、著述学说编、建议建言编、论说论争编和宪法草案编。
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政选择既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又有东西碰撞的深厚历史背景，需要发掘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出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卷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译介，从政治背景、学说论争、建言建议、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明治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立国法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
入选的人物，则有40多位，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福泽谕吉、穗积八束、中江兆民、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森有礼、中村正直、马场辰猪、井上毅等星光灿烂的人物被编译者一网选入。这么多人物，相应的文献著作和文章达到70多篇，很难一一列举，张允起等编译者所耗费的心血汗青可鉴。
例如，建议建言编中那些给天皇提出的立体建议，特别是宪法草案编所收录的五部宪法草案，既是立国法政理论浓缩的精华，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朝野重臣的认识水平。又如政治背景编入选的法律、诏令和制度有五条誓文、政体书、废藩置县诏书、太政官职制、议院宪法颁布之诏、地方官会议开会之诏、爱国公党之本誓、立志社设立趣意书、大阪会议约定之草案、渐次树立立体之敕谕、元老院开院典礼之诏书、命元老院起草宪法之敕谕、进呈国宪草案之报告书、赐告开设国会之敕谕、为调查宪法诸制度派遣参议伊藤博文至欧洲之诏敕、内阁改制之奏议、内阁职权、内阁改制之诏敕、伊藤枢密院议长进呈上奏宪法稿案之表等19部文献，多为国内学界以往所未引介。
俄国卷，《法治与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法政文献选编》，郭春生主编。俄国卷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编。
自由主义派文献有政治改革的推行者、当时的大臣会议主席（即首相）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等公开场合的17篇讲话，立宪人米留科夫的两篇公开讲话，自由主义左派人士司徒卢威的选集摘译。
激进主义派文献有革命恐怖主义者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恰耶夫的纲领被马克思称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典型），民粹派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恐怖是俄罗斯精神和社会复兴的唯一手段》，还有切尔诺夫为社会革命党撰写的纲领。
坚持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阵营的文献，则有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莫斯科文集》，吉霍米洛夫的《我为何不再当革命家》与《君主制国家体制》（节选）。他们大都亲身参加了俄国1900年前后大变革时代国家道路选择的政治实践——甚至是以反政府的恐怖主义方式，因而著作文献中有着不同观点和实践的激烈交锋，是对那个时代法政思想资源最精准最浓缩的反映。
当时俄国激进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文文献中，因此限于篇幅，本书着重选译了当时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正如该卷主编郭春生在“导读”中所说：“保守主义之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影响之大，是其他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保守主义属于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流派，自然也就受到专制制度的庇护，二者相辅相成，力量强大。从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开始，俄国的专制制度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专制制度从来也没有遭受到重大冲击；哪怕是进入20世纪之后，1905年革命也并没有否定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政府只是颁布了一纸准备召开国家杜马的宣言，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革命的火焰，沙皇的权力没有受到多大损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专制沙皇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政权。正因为如此，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前，作为专制权力保卫者和辩护者的保守主义也一直占有优势。”
阅读俄国卷书稿期间，我也深切体会到郭春生教授的灼见——即保守主义并非是完全固守传统，它往往也是主张变革的，只不过其所主张变革的程度较低罢了。作为思想精英的保守主义者，不可能对周围快速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或抱残守缺，他们也会适时提出变革主张，来应对时代变革所造成的挑战——只是自后世看来，历史在很多关节点上是“时不我待”而已。
德国卷，《理性与经验——德国魏玛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黄卉主编。
德国卷的编译围绕着魏玛时期的立国宪制思想展开，内容是富有德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从人物上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在魏玛共和国诞生前的第二帝国时代就奠定了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基础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奥托·冯·基尔克和格奥尔格·耶里内克；第二组包括被称作魏玛宪法之父的胡果·普洛斯、格哈特·安许芝、瑞查德·托马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他们的思想直接关系到魏玛宪法精神的生成，可以部分解释魏玛宪制后来的得失成败；第三组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论辩中最重要的几个法政人物，他们分别是汉斯·凯尔森、鲁道夫·斯门德、卡尔·施米特、海因里希·黑勒和艾里希·考夫曼。由于韦伯、施米特和凯尔森的重要著作都已翻译成中文，本书除了节选若干已有翻译外，选择了尚未有中译的几篇重要文献，比如施米特的《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凯尔森的《民主的本质和价值》。其余作家的所选文献均是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发展史中的经典文献。魏玛宪法的制定，不可谓不是精英荟萃、思潮汇集，魏玛宪法的条文，不可谓不是博大精深、条缕详尽；但是魏玛道路上的实践，却是功败垂成，天才与群魔共舞，德意志国家与民族陷入浩劫。其中曲折隐忧，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国人不可以不处变不察。 演进之道
翻译是一件苦事。早在筹划组织这部立宪建国之文典的翻译时，我就知道这份私家功业之艰难，因为它既没有国家资助，也不是单独一部外文作品的翻译，而是一项纯粹的志业，是传承殷鉴他国立宪建制之薪火得失。而且就学术来说，也非现有大学专业体制之所限，涉及政治学、公法学、历史学和法政哲学等多个学科，就外文来说，涉及英、法、德、日、俄五个语种。因此，组织起这部《文典》的翻译学术团队，其实本身就是法政思想学术共同体的一桩事业。好在经过八年的大浪淘沙和相互砥砺，其间也经历沉潜打磨与修葺重订，终于逐渐凝聚起这支翻译队伍。尤其是各位分卷主编，历经漫长的年轮岁月，经受住坚韧与清贫的煎熬，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遴选文本、组织翻译、校对勘误等工作。
由于国内业已翻译出版的著述，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经典丛书等，与《六国立宪文典》的主题存在某些方面的交叉叠合，故各位分卷主编经过审议，对于已经翻译出版的某些篇章，如能择善而从，就尽可能采用，而问题较多者，则根据原文重新翻译。
此外，各位分卷主编根据我的要求，还为每卷撰写了相关国家立宪建国文献编译的《导读》，将选辑诸文献的内在线索、价值等予以梳理辨析，并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展示这些文献作为立宪文典的重要意义。
在组织编译《六国立宪文典》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思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这部《文典》同时俱进、生命相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宪法学的主张和理路。
应该指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兴起，虽然发轫于中国百年的立宪建国之道，但其彰显的还是古今之变的文明立宪之构建，属于人类普遍的事业，其中蕴含着普世治道的内在诉求。因此，西方诸国的立宪文典对中国所仍身处的古今政制转型，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可以内化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传续与这个政制之道的交通就不是敌意的，而是相契的，所谓中西政制的立宪之道具有若合符节之功。故而，我所服膺的政治宪法学，就不属于极端的激进主义，而是演进论的改良主义，虽然政治革命在此具有动力因的作用，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立宪建国是一项宏大的政治守护事业，属于我所揭示的“革命的反革命”之国家创制与运行的机理。
因此，虽然《六国立宪文典》洋洋洒洒，汇编了政经法之众多国家建设的议题，但在我看来，它们均没有超出政治宪法学的圭臬，都可以纳入政治宪法学的立宪建国的法政逻辑之中。虽然有些国家的立宪创制，囿于环境、民情以及天意，而步入或保守或激进的偏狭路径，因而为此付出时间和血泪的代价，但通观整部《六国立宪文典》，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忠实于客观史实文献的梳理编选之下，依然凸显出一条立宪建国的正道。
之所以最终把这份法政资料选编命名为《六国立宪文典》，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了我基于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预见，那就是尽管各国立宪建国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世界各国普遍性的历经古今之变的立宪建国之正道。正道即文典，能够揭示出这个正道之万一，就不枉我们八载之甘苦矣。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 命道德危机 道德重建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52-05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论思想与其他伦理思潮不同。它不是仅仅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观实道德的东西。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道德危机的背最下构建新的道德体系，使之成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内化为公民的伦理信仰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道德重建是中过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深入分析这一道德重建的过程、内容、作用和当代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真实图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夜的道德危机
近代以米，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传人加剧了传统道德的危机。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地位受到挑战，儒学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分裂，分化为维护儒家文化传统的复古派，宣扬全盘抛弃儒家文化、接受两方文化的激进派和主张中西文化结合的折衷派。与此同时，传统道德规范也日益丧失约束力。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指出，三纲五常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早已名存实亡，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开始解构：“此父子之伦何在？”“君臣之伦何在？”“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传统道德甚至无法起到凝聚民心、鼓舞民众同仇敌忾的作用。例如，当时的一些洋务派官僚直言不讳地对儒家的忠信礼义的道德功能表示质疑，他们讥讽顽固派：“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十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更为可悲的是，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京城居然呈现“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
面对道德信仰的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局面，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对传统道德进行反思。严复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教体制和文化视为华夏积贫积弱的根源，他说：“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谭嗣同将矛头直指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他说；“，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次为率，去边已故也。”谭嗣同认为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最为黑暗，他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事实上谭嗣同的观点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君主专制与纲常礼教是国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必须打破的两个主要牢笼。政治变革和包括道德革命在内的思想解放始终是贯穿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主题。前后维新派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甚至提出了：“凡社会一切事物莫不有革命，政治有政治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极大地撼动了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此后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体系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抨击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因此，“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先进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导致了封建道德信念的彻底解体。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
在旧的道德信念已经解体、新的道德信念尚未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对革命队伍进行道德治理的实践中构建起新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完成了重建道德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价值观基础。
（一）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作为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宗法集体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遭遇解构。现代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众多的价值观思潮，但都停留在学理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使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被中国人民广泛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史上中华民族价值观信仰的真空。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总的行动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四位一体的体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同时这一日标必须依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来实现，任何无产者和劳动人民都不可能依靠个体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这就要求革命队伍中的任何一员都要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因此，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又必须经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是和民族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中华民族成员的存在发展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对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引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的一面旗帜。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它能够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团结广大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二）道德理论的重建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不满意自由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早在之前就曾经指出：“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某些论著对这一伦理思想作了专门的论述，如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论人的阶级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个共产党员》等，都闪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光辉。此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谈论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其他著作中也包含许多精辟的观点。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家回答了“革命时期应该提倡什么道德？应该怎样进行道德建设？”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亟待解决的道德问题，同时还深刻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共产主义道德的宗旨和原则，无产阶级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善恶观、生死观与修养观等。
（三）道德规范、理想人格与伦理关系的重建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建立在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五种人伦关系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封建主义为革命的对象之一，它在革命队伍和根据地建设中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在《为人民服务》中对这一伦理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归纳，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这段论述中，将革命队伍的伦理关系看成是类似于革命的大家庭，它以共同的价值观和革命目标为纽带，这一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尽管他们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是都要像亲人一样相互爱护和帮助。
革命队伍的新型伦理关系必须依靠道德规范体系来维系。这一道德规范体系是革命实践的产物，是在同革命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道德规范体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爱党爱人民、忠诚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艰苦奋斗斗、团结互助、爱憎分明、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等为行为准则。它体现了革命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与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具有根本的区别。
革命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形成为革命队伍提供了判断美丑善恶的基本标尺，也为革命理想人格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关于革命理想人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建树。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作为革命领导人人格的标准，认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认为由于困难的环境、群众的觉悟状况以及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等原因，“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指出，在共产党员中，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尤为重要。他在1937年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在实践中他非常重视推动榜样的示范作用，亲自为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人的英雄模范事迹撰文、题词，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
（四）道德治理的重建
德治作为一种治世方式在中国具有优良的传统。然而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道德治理与古代德治在道德治理的内容、目标、对象、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道德治理路径的创新和重建，才能用新型的道德来治理好革命队伍和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仅重建起新的道德体系。而且在道德治理实践中实现了道德治理的途径、制度、方法和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首先，道德治理途径的创新。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建设推动全局性的道德治理，从而实现道德治理路径的创新。党是革命队伍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党必须将自身建设成群众性的大党，才能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因而不得不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到党的组织里来，这就势必会将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带进党内，党为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以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早在1929年就强调要与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加强对党员的路线教育。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党一贯重视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进行道德治理的基本经验，也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其次，道德治理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实行道德治理的制度保障。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不久，就把思想教育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确定下来，“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代表制度，这项制度确保了道德治理向革命队伍中的基层组织延伸，对于将部队建设成革命军队具有重要意义。“三湾改编”还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保证士兵的民利，初步形成了新型的官兵关系。1929年的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在长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党还建立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党还注重党内生活民主化，建立了党的会议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等，在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党还着眼增强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党的六大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的七大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党还注重将道德规范以法令、法律、条例、训令等形式确定下来。
最后，道德治理方法和形式的创新。由于党从中央到基层始终贯彻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针，形成了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风气，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创造出许多形式多样、活泼生动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古田会议提出了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Ⅲ’等十八种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此外红色文化，如诗词、对联、歌谣、标语、戏曲、故事等，也是普通党员和革命战士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在诸多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也是对古代德治的发展。古代德治注重“为仁由己”、“慎独”的个体修养路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把自我解剖和群体其他成员的帮助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弥补了自我修养方法的不足之处。整风运动也是党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形式。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道德重建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对于铸就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为民族独立和复兴提供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
近现代以来的价值观信仰危机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民族危难和社会基本矛盾严重冲突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们就“中国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国救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正确解决了中国的出路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将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正确选择，提出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它的确立不仅在党内统一了党员的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而且在党外被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广泛认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思想的新的精神力量。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一核心价值观鼓舞了无数先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它还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关系，延安时期全国各地仁人志士争先恐后涌向革命圣地，无不体现了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性。在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博弈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普遍的信仰，这绝非偶然。这一点连西方一些学者也不得不认同，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费维恺认为，“没有农民所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农民发动起来后，“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人和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二）铸就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营造了根据地的良好道德风貌
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但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依赖于党和军队自身的建设，尤其在革命队伍大部分来自农民的情况下，更显得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道德建设是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党的价值观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内化为党和军队的善恶标准，固化为党和军队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塑造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人民军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和军队通过道德建设使革命队伍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大学校和大熔炉。党还通过道德建设在革命队伍和根据地中建构起新型的伦理关系，营造了良好的道德风貌。
——宁利乡中学校长 张卫荣
为全面贯彻落实丽教体【2019】19号文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提高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德树人，打造一支让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7月1日我校召开了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全校教职工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传达丽教体【2019】19号文件精神，集中学习《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同时，我校根据自身实际，详细制定《宁利乡中学师德师风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以集中学习教育、师德师风整治系列活动及分类督查整改等方式，开展此次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
我们作为人民教师，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我校紧紧围绕“做人民满意教师，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要求，开展以“坚持立德树人深入进行师德师风专项教育”为主题的师德教育活动，激励全体教师树立起以德治学、育人为本、乐于奉献、奋发向上的职业理想，带动起规范执教、精益求精、爱生如子、创新进取的良好教风，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相互激励、相互帮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促进我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学生爱戴，如何实现长期执教儿不败，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求全体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教师，教师的初心和使命是教师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教，越不能忘记教师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和师德风范，在新时代把教师的师德师风整治行动推向深入，把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始终走在行业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教者。
安排这次大规模的“师德师风整治行动”，目的是总结教育行业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体教师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整治行动。这也是省市乃至全国教育部门带头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基层一线教师要作好示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为全国作表率。
我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具体行动之中。回顾历史，为什么我们教师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教师始终坚守为教书育人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培育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举起。我们千万不能躺在功劳簿和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教书育人的初心和使命，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终身课题。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长期执教条件下，各种弱化教师的先进性、损害教师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教师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师德师风整治行动要靠全教师共同努力来实现，每一个教师、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师之心、为师之责、强师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
师德师风建设，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这次主题教育列出的突出问题，都是可能动摇教师的根基、阻碍教师的事业的问题，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对教师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教师队伍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纯洁教师的队伍，保证教师的肌体健康；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身边榜样学习，加强师德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教本领，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我校师德师风整治行动，要坚持加强党支部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教师内问题相统一，学校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教师的领导、动摇教师的执教基础、违反教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克服教师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教师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教师担当作为、教书育人的手脚，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党支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教师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师德师风整治行动，关键在我校的校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为校长我提出以下几点问题：要倡导十佳师德（上好每一堂课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做一个学生喜欢的教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努力提升教学质量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无流失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无安全事故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转化后进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建言献策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有正能量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团结同事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关心爱护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要杜绝十劣师德（不备课就去上课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不批改学生作业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有偿家教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不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弄虚作假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擅自调课、停课或请人代课的教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上课玩手机或接听电话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向学生代购或推销教辅资料和其他商品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
我给几点建议：1、召开教师会，向全体教师通报德育工作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师德失范、法制观念淡漠、教育手段和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发生，坚决防范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和缺失。 2、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教育，认真组织广大教师进行学习，学习主要内容：《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职业道德规范，切实提高广大教师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思想认识，规范教师从教从业行为。严禁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动员、组织、诱导、暗示、强制学生接受、参与有偿补习；严禁在职教师为任何有偿家教活动提供和组织生源，或向学生宣传、推介有偿家教活动；严禁在职教师接受社会各种文化补习机构的聘请，参与有偿文化补习活动或为其提供任何便利；严禁在职教师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受聘于其他教育机构任教师。3、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师从教行为监管制度和师德师风考评制度。切实把师德建设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贯穿于教师管理的全过程。明确学校校长是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是师德师风管理主体，严格实行师德建设“一票否决制”，切实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行为。4、切实结合全省“尊师爱生”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针对师德师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治方案，立即予以整治，树立教师和教育的良好形象，确保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我校全体教师必须统一思想，明确目标，营造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的舆论氛围，让每位教师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争做“四有”好教师。
我提几点措施：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指出：“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江泽民文选》中关于德治的思想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决策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第六，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处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始终注意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增强全面性。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以德治国”的蓝图。正是这次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正如江泽民同志所阐述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后，又在“文化 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再次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难看出，“德治”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
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
价值目标。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治国”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参与公共行政的伦理水平。为此，在“以德治国”战略决策提出八个月之后，即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制定，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都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
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的总体构想。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必然要求。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蓝图。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全党和全社会要共同行动，努力把上述内容和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国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2001年9月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意提炼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是我们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基本道德规范，言简意赅，科学准确，易懂易记，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含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借鉴了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大力倡导这一基本规范，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简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德治思想，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突出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实施“以德治国”，必须突出强调“以德治党”、“以德治政”。
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构中出现了一些违背从政道德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在公共行政领域，世界观特别是权力观集中表现为从政道德观。从政道德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第三，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第四，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同时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这些，应成为正确权力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关于从政道德基本问题的精辟阐述。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公共行政主体（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权力代表谁的利益，其二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政道德判断都是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需要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这同我们党执政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部各种消极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确很不容易。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难免要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从政道德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特点，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相应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从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从政道德的教育与修养。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无论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还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范腐败问题，都要坚持教育在先。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对干部的教育，应该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队伍建设才能越搞越好。”
秦始皇马上得天下，觉得有件事没有做妥，想创造一个理论证明“龙盘天下”的理由。于是采“邹衍之学”，定秦为“水德”，“五德终始”，以此说明秦取天下，乃“天命”所授。一个皇朝诞生就该有一个“信仰”傅为祥瑞，以佐证新朝的合法。中国古有“汤武革命”，此后历朝更易都傅会“革命”故事。“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革命信仰”，秦始皇用过，汉代文帝用过，武帝也继续使用，很管用，足可以支持新政府“合法性”，历朝乐此不疲。
然而有一个“革命”信仰是不是可以万事大吉？秦始皇认为足已够用，其他都在否定之列。于是他建国后的卓越“功业”就是扼杀“百家争鸣”，断绝三教九流，最佳杰作则是“焚书坑儒”。他不懂得在“革命信仰”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有“执政信仰”与“伦理信仰”的继往开来。这后来的工作他都没有做，只是在李斯的提议下宣布“以吏为师”，算是一种搪塞与敷衍。其实也是勒令全国以官言吏行为准则，管制民间思想。
结果当然很不妙——二世而亡。秦朝亡在暴政，亡在苛税，更亡在他只有武功而无文治，没有伦理信仰建设意识与实践。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大厦，只因建立在一个信仰沙漠之上，终于经不过历史的考验，转瞬崩塌！
与秦始皇比较，汉朝有所更张。文景之际，尊“黄老之学”，尚“无为政治”，一意“与民休息”，轻刑法，减赋税，求贤良，不事声张，一旦有事即下诏责己，创造出“文景之治”的好局面。
汉武帝开始的时候也相信秦朝的五德说，又认为《春秋繁露》提出的三统说也颇有新意，结果“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由国家颁为法典，定为权威。
一个身体力行，“替百姓服务”理论，一个用三统论鼓吹“受天命”学说。从信仰建设的“逻辑”来看，“三统说”是汉朝的“革命”信仰；“与民休息”论，是它的“执政信仰”。汉秦相较，汉朝的“信仰建设”，殊有创造，似乎已经找不出更齐备无缺的支持它存在与作为的信仰体系。
然而，足具政治智慧的汉武帝，没有在“信仰建设”的道路上停下脚步。他感慨这个世界还没有确立一个完整井然的精神秩序，给他刺激的是在他上台之前的“刘濞之乱”，再有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勃然”，而礼义委顿。他决计用策马的长鞭，在中国的大地上画出精神的井字格。他请出儒学大师董仲舒，一反秦代所为，“独尊儒术”。这一来，汉朝长治久安，创下西东汉合享数百年的历史奇观。确如学者所说：“五德终始”到“黄老无为”再到“尊崇儒术”，是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辩证否定的历史发展过程。
政治信仰可分为“革命信仰”与“执政信仰”。“马上”的时代产生革命信仰，“马下”时代确立执政信仰。没有革命的信仰，无法说明合法性；没有执政的信仰，无法团聚人民，同舟共济。
这样，就既不可疏失对革命信仰的宣传与发扬，又不可忘记执政信仰的及时确立，不可将革命信仰取代执政信仰，将完整的政治信仰建设搁浅于途中。革命信仰的主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有理”，“革命有功”，这是一个“打”天下与“解构”世界的哲学。执政信仰的主题是崇德爱人、经世济民、富国强兵，这是一个坐天下与“建设”世界的哲学。时代变迁，单边式地以革命信仰作唯一支柱，可能出现思想的错位与理论的“失语”。
政治信仰建设的同时，要切实投入伦理信仰建设的工程。伦理信仰表达国家的精神秩序，个人的生活准则、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世界，离开了，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清正的官风吏治，就不会有文明的民风世俗。这个社会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精神承载，腐败公行于官场，贪欲横行于市场。
信仰的重要资源来自“民族”。近百年来，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解构”，批判主义总占话语主权，建设主义总处边缘地位。将先贤丑陋化，将列祖脸谱化，成为知识界竞相为之的时尚。为此，常被窃笑于同是“儒家国家”，而早已进入“列强”的日韩诸国。
“祭黄陵”由游艺明星“主祭”，成了“追星活动”，人们联想的不是肃穆的祭祀，而是滑稽“可爱”的做秀，其结果“人群骚动，不了了之”。其后，各知名媒体笑作一团，跟踪报道，为十三亿人口的饭桌赶制一道助侃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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