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强势的西方社会思潮在“超越”意识形态的17号下的历史解读等多种历史观已经影响到当代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如何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历史的伦理精神，也因成为思想政治课教育课程必须重视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历史知识以及它所负载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的教学，开设了诸如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必修课，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人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传承关系和伦理坐标认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认识问题的基本视角。从时空的关系上说，教材中的提法重视的是人的横向的、共时的伦理关系，而忽视了纵向的、历时的伦理关系。显然，重视人对历史的伦理或者说是历史伦理，应当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一、什么是历史伦理?
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历史中考察人的包括思想文化创造在内的一切活动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事实上，在历史的时空中，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通过历史关系得以表达。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而孤立地看待人的原因。_2人的存在即是历史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存在，也是一种着现实内容的伦理存在。因此，忽视人的历史存在，即会使人成为一种与历史对象化的存在，继而也会使人成为一种没有历史根基苍白生命，成为一种现实的对象化存在，从而也会造成或强化人与人的对象化。
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历史存在本身即是一种伦理的选择和态度。我们是在历史为我们已经建构成的伦理网格中存在、生活的，并得以反思过去、创造历史、开拓未来。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人类有人与人的伦理规范即传统的伦理学，也有人与自然的伦理即新兴的环境伦理学。但是，我们忽视了人与历史本身的伦理，它是以我们的历史观表现出来的。这种纵向的伦理关注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本身。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对历史的陈述过程。这种认定和陈述也贯彻着价值规范，这即是历史伦理。
所谓历史伦理即是关于人对历史的伦理，是人对历史事实所应采取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要求，它反映了人与历史的价值关系，以及通过这种价值关系所反映的现实中人的伦理关系。历史正是昨天的现实。人对现实的伦理必然要求人对自身历史的伦理坚守，人对历史的伦理不仅适用于今天，也同样适应于明天。
对历史伦理的系统认识在康德哲学思想那里即占有重要的地位。康德在《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理念》一文中对此作了哲学的考察。他是从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一关系中人手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redicJameson)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时，曾提出了四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3它们不仅是四种不同的解决历史主义传统困境的方法，其实也是四种对待历史的伦理态度，或是历史伦理的四个方面内容。
二、为什么要对历史讲伦理?
历史是人创造的，虽然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历史又都是在人们的不同解读中被发现的，也是在历史的解读中发展的。在对历史的解读中，人类的历史得到继承。也正是在对历史的解读中，体现了人与历史的伦理统一。因此，对历史讲伦理也正是人类伦理和价值的统一。
(一)对历史讲伦理是人类理性的表现
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历史精神和伦理自觉都是人的理性的表现，历史伦理更是理性的表现，只有人才能对历史讲伦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的观点来认识历史和分析历史。正是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它通过告诉我们人已经做了什么，使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什么。
文明的人是道德的人，道德也正是文明的体现。人只有在对待历史的伦理活动中才能体现出人的历史的完整性、道德的进步性和人的伦理的至高性。但我们往往把伦理的对象以及伦理行为的主体都理解成一种客观的实体，理解成一种滚滚历史车轮前的石子。虽然，现实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能选择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对历史是束手无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可能够通过参与现实社会之中的实践活动来接受历史、继承历史，并参与撰写崭新的历史篇章，人可以通过接受历史而创造未来，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正是对历史的创造和进程的参与。
(二)对历史讲伦理也是人的伦理观的重要方面
人的生存环境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有物质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历史是人类最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生存环境，它也是人的文化继承的历史伦理的客观基础。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在本质上都是在历史的时空中进行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人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统一，是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价值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存在中，才体现了人的能力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自然与历史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三)对历史讲伦理也是人类创造历史的道德前提和道德基础
对历史不讲伦理的恶果是很明显的，否认历史伦理的恶果看起来不仅是亵渎现实、伤害历史，最终还是伤害到人类自身。因为今天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本质上，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观点的伦理行为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尊重，从而也是对自我——人类和个体的尊重。因此，意大利历史学家B·克罗齐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此解释道，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当前，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甚至包括中小学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改革)，在历史教材的改革、在历史相关学科的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把对历史的冷静表述与现实的反思结合起来，如何把历史知识与现实应用结合，这其实即是如何伦理地看待历史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历史教材改革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或争议，甚至与历史事实陈述和历史观点表达有关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有意义的。它反映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反遇了我们整体社会对历史的重视。这其中尤其以上海市的中学历史教材的改革引起的争论更为激烈。
可以说，人是不是尊重历史与对历史“知识”(数据和事实)知道的多少并无直接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不仅仅是我们要对学生教多少历史知识以及如何教这些历史知识，也不仅仅是我们要教何种历史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教会学生什么样的历史观，是一种以什么样的伦理态度进行对历史的解读与认识。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真正的对历史讲伦理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具有创造性品格的人，在人的发展中看到了历史的进程。这一点边当代西方许多学者也是承认的。如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这样说：“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人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之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因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萨特尔这些学者，“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正因为如此，“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
显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引导学生掌握认识历史的方法、反思历史的态度和坚守正确的历史伦理观。因为历史都是沉默的，历史的表白都是通过解读历史之人的语言才能实现的。
三、什么影响了大学生的历史伦理观?
对历史的伦理决不仅仅历史学家的事，也不仅仅是历史课堂上的事，它是我们现实中的每一个人的义务。但是，对历史的非伦理解读和认识，不仅在社会上、学术界和文化界时有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中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和媒体对学生的影响
这些媒体或学者有的或自觉不自觉的论述历史时带有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意识形态观念等方式。尤其是像弗兰西斯·福山曾经风靡一时的观点“历史的终结”思想，更是对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历史课教学有着强大的、潜在的影响，虽然他后来基本上放弃了这种观点。这种意识形态往往把科学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科学的历史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对立起来。
因为学生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忽视了阶级分析方法本身即是科学的历史方法。例如，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与解读虽然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由于立场、观点、史料和方法的原因，其中也有一些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事件的误读和误解。但是，这种误读和误解由于其新颖、异端而倍受学生的重视。我们知道，历史观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信念，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可能也会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政治课教学的整体效果。
(二)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功利主义的历史观
有的人把一些人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比喻无限扩大化，最终造成了怀疑历史、怀疑主旋律的历史观。事实上，这种“怀疑一切”与相信一切是同样有害的。这不仅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其本身也即是对历史伦理的否定。同样，也有不少人直接或不直接地把历史学科及其历史观功利主义化，用市场经济的法则衡量历史。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只要历史学家在两个历史事件中建立某种因果关系，就可以“制造”过去的“意义”，以便人们能够理解和使用。但是，尽管历史是有用，但是我们对历史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市场经济时代，有的人忽视了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特征，过份重视历史的功利性和娱乐性。当前，在中国有着一种违反历史、对历史不讲伦理甚至粗暴对待历史的倾向，造成了许多对历史的非伦理的现象。(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的影响
近些年，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强烈的学术文化思潮，其影响力早已从学术界延伸到中国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更是明显。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其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对历史和历史伦理进行了重新解构或解读。比如，它以反对“宏大叙事”为目的，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对历史的表述方法；它以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为手段，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坐标；它以“多元”为目的，影响了人们对“元历史”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传统理解；它以“先验的历史性”和叙述中的“无意义性”的历史认知使一此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迷失方向，在历史研究中失去了对价值的坚守；它以对“形而上学在场”的解构，从深层的意义上影响了历史的伦理特征和时代价值。
(四)大众娱乐方式的影响造成了历史伦理的庸俗化
对历史的娱乐性再现与解读是人类的～种美学追求。但是，过份地娱乐历史可能就伤害了历史伦理的尊严。其中突出的手法即是“戏说”和“恶搞”。
作为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戏说历史、对历史的戏剧化改造本来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戏说的是艺术方法和情节，而不是对历史的态度。所以虽然“桃园三结义”为小说家言，但是历史上的刘备确实是喜交天下豪杰。虽然曹操百万大军不实，但其兵败赤壁之实是不容改变的。戏说都是有一定的原则，也是有一定的底线，这种原则和底线的本质即是对历史的负责，即是对历史的伦理。“恶搞”是近来颇受社会各个阶层广为重视的一个词。如果说，对历史负责的艺术处理是为传统的“演义”，那么如果越过了这一条线即是对历史的“恶搞”。“恶搞”即是对历史无原则地戏说或亵渎，这种戏说摒弃了人类历史中“善”的精神，拒绝了历史中的民族情感和人文价值，把历史人物和事件变成了一种为了追求某种利益或者噱头而对历史貌似戏说实为恶意的调侃对象。
戏说、恶搞、调侃历史，损害的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优秀文化的沉淀，～种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它会使后人在历史精神和民族文化方面顿生挫折感和困惑。不容否认的是，戏说和恶搞历史不仅影响了历史知识的准确性，也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形成，造成了对历史的认识困惑和历史伦理的空洞化。
四、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历史伦理品格?
对历史讲伦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待一切历史现象，因为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从历史的繁杂事实中看到隐藏于其后的内在本质，能够看到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决定性的一面。
大学生是一个被赋于有重要历史使命的群体，因此养成正确的历史伦理，对于其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当着力培养大学生正确、更改的历史伦理品格。
(一)毫无保留地尊重历史
对待历史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还原历史、认识历史不是单纯地了为了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对历史片断的认识和整体的挖掘也不是为了完美。历史学不需要完美，但需要真实。或者说，历史至少需要以真实为基本的、唯一的目的。也许历史可以被忘记、可以是空白，但是决不可以被篡改。篡改历史也正是人类常犯的错误之一。篡改历史是一种反历史的行为，是对历史伦理的一种粗暴伤害，不仅会伤害历史，也会伤害人类本身。这也正如克罗齐所强调的，因为“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人类忘记了历史、篡改了历史最终伤害的是人自己。
(二)最大可能地认识历史
无视历史，或是对历史某些历史、某段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当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也是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历史不仅供人们研究以满足求知欲，历史也提供了一个供人们反思的舞台。因为历史是人的一面镜子，一旦人类拒绝了镜子，那最终将变得十分可笑或明显。人对镜子的一切态度其实就是在对待自己。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加以注意的，积极提倡的，并应当得到尊重的。
(三)实事求是地传承历史
没有历史深厚积淀的文化是有所欠缺的，有了历史积淀而不挖掘整理传承的，是不道德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忘记了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其实，忽视了传承即意味着失职。历史的薪火需要一代代地传承。认识是为了反思，是为了未来，只有将历史传承给后代，我们的错误才能成为子孙的财富，我们的弯路子孙才能避免。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历史还给我们的子孙。这也正是克罗齐将“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严格的区分理由所在。
(四)义无反顾地开创历史
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现在的启迪；历史不仅关乎现在，更是未来的先驱。我们不能超越历史，但可以创造历史；我们不能对成为过去的历史负责，但必须对未来负责，因为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历史的最大伦理即是人们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考察和认识，通过认识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个过程充满了人类历史伦理的基本内涵，也是对未来人类历史的开创，更是对人的历史存在的主体价值的尊重。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关键词】 文学性；历史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
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然而，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其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
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
经典作家往往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将历史的客观性界定为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性，因此，建立在此基点上的历史被认为是用历史话语撰写的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事实。将历史学的“真理”与“科学”相联系，使历史与文学相分离，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作为“符合性的真理”还是“融贯性的真理”都赋予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
然而，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通过文字或符号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而且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涵义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这就使具有诗意内涵的解释性语言在其中大有可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随着科学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衰退，“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认为，“撰写历史不是一件寻找真相的工作，而是在表现历史学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以弱化、淡化以至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获得的。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讨论都是以语言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大都诉诸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将语词从逻辑法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返回其日常用法，回归其具体性、生动性和诗意性，极力彰显语词无所不能的魔力。海登·怀特将“文学性”延伸到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领域，在他看来，如果说年代纪和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的痕迹，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那么，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并因此具有了叙事功能之后，显然就成了虚构的产物，成了主观构造的历史。那就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没有区别，历史话语也就相似于文学话语。为了揭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海登·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识别了话语的四种主要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而转喻、提喻和反讽都是隐喻的一种，并认为“我们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虽然转义是所有现实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但这种逃离是徒劳的，由所有话语建构的客体都是转义的结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在隐喻(字面上是‘转移’)中，诸现象能够根据其相互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面对两个对象的显然不同，隐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隐喻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对语言形式的修饰，而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它扩展了语言，创造了“自有的表述”所无法表述的东西，以认同的方式和用非现实的、情意性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世界，超越了线形关系和思维的线形过程，克服了逻辑常识的障碍，发现了事物“本质”间的关系，使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人类藉此建构世界并体验万物的可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从而也控制着历史的意义，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这种比喻实在论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观念。虽然海登·怀特承认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但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实在不能被直接理解，惟有通过诉诸于语言的想象才能接近，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甚至在再现客体只不过是事实的情况下，语言运用本身也能在所‘描写’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投射辅助意思。这层辅助意思完全不顾‘事实’本身而存在，而且不顾文本在超描写的、纯粹分析和阐释的层面所提供的清晰论证。比喻的层面产生于建构的过程，其性质是诗意的”。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如果说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只是形成了历史局部的“文学性”，那么，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则创造了具有“文学性”的整体历史。海登·怀特称，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著作，都借用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形式上都存在与文学作品一样的语言深层结构，即诗性结构。他坦言，为了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此，他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阐释成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为根基而建构的历史，他努力确认史学家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记述历史事件的结构构成。在他看来，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麦考来把英国的宪法体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成其为所谓历史发展的顶峰的，既不是普鲁士国家也不是英吉利宪法，而是黑格尔、麦考来本人以及他们的构思。”海登·怀特对他们的构思进行了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 转贴于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仍然是由语言构成的。因为结构的要素是由历史学家语言的风格来确定，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有效地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进行历史理解。而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就是他们所预设的不同的历史叙述所共同具有的诗性结构。
海登·怀特努力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寻找共同的诗性结构，在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不同历史思维中挖掘相同的结构因素。历史与文学一样，也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历史作为叙事，使用了“想象性”话语中常见的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形式。他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的研究都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为基础，将历史认同为与文学具有相同叙事性的话语模式，着力将历史叙事与修辞技巧相结合、历史意识与重建历史相结合、解释历史与建构历史相结合，而极大地彰显了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为了呈现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海登·怀特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新名词“元史学”来代替性地表述“思辨的历史哲学”之义，不仅内含着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原型历史哲学的回归，而且为他从更具体的形式主义的层面阐述关于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结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他着意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故事的开头、中间、结局等的组织和言说都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历史叙述也就成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诗性感悟的形式化，历史学家在历史表现中充满了强烈的诗性感悟。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历史经典《史记》就是对这一情形的完整注释：由司马迁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所构筑的历史叙述得以确认，《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文本地位获得巩固。众所周知，由于李陵事件，即使具有强烈的历史正义感的史官司马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人情感支配其历史叙述的情形，在形式上将项羽列入“本纪”，将刺客们归入“列传”进行激情叙述，他置国家意识形态约定俗成的天子、忠臣、百姓、叛臣的等级文化地位系统于不顾，而是将叛臣和逆民编排进历史叙述的正式文本并置于较高地位，而且在“本纪”、“世家”、“列传”的每篇都通过或为序或为赞的“太史公日”充分表达自己的历史洞见和个人情感，《史记》也因此既成为震古烁今的史诗，也是愤激勃勃的抒情诗。而且《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司马迁写韩信的时候不是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开头，而是直接写了韩信胯下受辱的一幕。这种结构显然融入了司马迁的诗性感悟，而正是作者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才打动了一代一代读者，才使这一史学经典产生了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而且，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叙述人不一样，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段历史，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就有区别。这种情形从表层看与诗性的语言有关，但海登·怀特认为更根本的是诗性结构，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先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概略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预构者具有“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状态，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也就意味着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预构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其结构的构成也是诗性的。海登·怀特遵循维柯的诗性智慧，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历史哲学，即历史诗学：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尽管在历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尽量摒弃主观的东西。
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浇铸了其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这一诗化形态不仅因为其文本的形式主义美学意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因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使形式置于内容之上其意识形态意蕴格外深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不仅示范性地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表现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的现实，而且其诗化形态本身也昭示了包括海登·怀特自身历史诗学在内的任何诗性预构的理论都需要在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学术取向。
首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分体现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操作规程。他对历史研究的研究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和技术化，他通过形式化的方法竭力证明和挖掘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诗化因素。他将历史著述分成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五个层次，其中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不仅是史学家编排故事的方式，而且也是史学家解释历史的模式。他以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几乎是公式化地分别套用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归纳的四种文学原型所提供的线索区分了浪漫式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式的四种情节化模式；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形式论证范式；借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论证细分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然后就是三种解释模式中每一种解释模式下四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排列组合。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从理论上讲，一切命题都应该能够用公式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或者都能够用这种语言的陈述加以转换，而不管它所涉及的是同义反复的陈述还是包含着经验内容的命题”，“理论命题乃是‘纯粹的’语言要素演算”，“公式化的陈述是从一切不是处在符号关系层面上的成分中提炼而成的”，但由于海登·怀特的这些套用都包含着假 设、理解和解释，就会否认或消解经验事实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分。于是，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就形成了米什莱的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喜剧式情节、有机论的形式论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蕴涵；托克维尔的悲剧性情节、形式论和机械论的形式论证、自由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语气集于一身的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的反讽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而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四位历史哲学家的著作。
学界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的意义归结为一种话语经验，忽视形式所指称的对象，在通过文学性建立纯粹自我的文学类属性的时候使文学走向了虚无主义。但是，海登·怀特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进行了成功的嫁接，换言之，他的形式主义形式化的操作规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蕴，他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代表了作为反本质主义普遍倾向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向历史研究领域的强力渗透。在他看来，形式本身是为内容而存在的，叙事是历史再现的话语形式，叙事不仅传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这种诗化形态的呈现是对历史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祛魅，是对历史文本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甚至学术体制等各种力量制约的解剖。因为就如海登·怀特在赞同弗罗伊德、福柯等的观点时所分析的，“通过对其文本的阐述，通过不将这些文本的‘意义’归于其它‘事实’或‘事件’，而是归于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被看做是‘自然的’，而不是被看做一个给定的社会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实践的特定代码，那么，他们是如何确立其话语的合理性的呢?这将会把诠释的兴趣从所研究文本的内容转向其形式特性，这些形式特性不是被当做一种相对空洞的风格观念，而是被看做一种既公开又隐蔽的代码转换的动态过程，通过这种代码转换就在读者中唤起并确立了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读者对世界的这种再现应该是实在的，因为它同主体所具有的与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虚构关系是相契合的”。
海登·怀特不仅在上述意义上对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的形式主义所蕴藏的历史主义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他的诸多论著都是在践行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在采用一般性结构主义的历史叙述理论。他在对自己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解剖中声称，自己这部著作的论证模式是形式主义的，情节化方面是讽刺式的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挖掘了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假设，而且也假设他自己的诸多论著中的诸多理论前提，“我假设了……”的用语在他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他不仅提出预构理论，而且运用预构理论进行自己的历史写作。虽然海登·怀特如是做遭到很多非议，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宣示了对任何历史、史学思想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而且亲自实践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与“文学性”相联系的维度。
的确，相对于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既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于是，对这些观点的拒斥就被说成是一种针对‘科学’的‘冒险’行动”。尽管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的对抗从柏拉图时代延续至今，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已然的事实并不说明文学批评的消失，而“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依照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视野，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就是一种修辞模式，正因如此，不仅在作为历史分支之一的文学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对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种以“诗性智慧”或者“诗性逻辑”进行的书写模式是“诗”的而不是“史”的精神和观点颇遭非议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且即使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乔纳森·卡勒也自然而然地应和海登·怀特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以外其他学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说明修辞手法在其他类型的话语中同样可以塑造思想，理论家们论证了在非文学性文本中文学性的重要作用”。当今的一些文学个案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从史学经典演变为文学经典不仅全面解析了学科分类巨变的成因，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的可能性条件和既成现实。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关键词 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共产党宣言》是其早期革命理论的总结。本文试图对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观进行分析，给出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产生的一种背景解释。进而通过二种不同的历史观的比较分析，说明在历史材料与历史因果关系的选择上，我们同样不能脱离我们自身的历史环境。
1 马克思的历史观简述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之前，就提到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而其后亦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促成的。”②同时，在宣言中，其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进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③从其中可窥见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革命观有某种联系。马克思认为：“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④可以说，这是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在马克思眼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性，在反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之间相互脱离时，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前提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历史促成了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又以人的能动性相关联的方式前进的。正是对历史的客观性的把握，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性的理解，使人们通过自觉的意识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就形成了。“在历史方面存在着象人和自然这样同样的关系，人只有在认识规律条件下方能掌握自然——培根和笛卡尔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任何一种强制，就如同自然规律对人来说同样没有强制性质一样，而是历史的有规律的进程和过程”⑤通过对历史的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而“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一切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⑦
由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与其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的掌握。是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而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可被认识的前提下展开的，也就是人能够把握历史进而能依其自主性而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创造未来。它作为知识上的唯一真理而提示共产党人要进行革命并实现历史所给予的神圣使命。然而知识本身不能以自封为真理而被封闭。正是这个基础上，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2 历史学家与其立场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马克思如何形成其历史观将会做出一种合理的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的形成的一种解释，并对其历史观提出置疑。克罗齐认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⑧在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历史事实是可以发现的，而克罗齐认为，“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么，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⑨可见，对于历史事实而言，它是基于现实的人的兴趣而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因为，历史学家“像其余的人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既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那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正是以这样的资格去接受过去的历史事实的。”⑩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在开始写历史之前，就是历史的产物。豘由是，这产生的一种矛盾，即，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所采取的历史观也自称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历史观是在作为历史产物的历史学家因其立场而对历史事实进行的不同解释。前者认为历史是客观的，而后者认为历史实质上是现实与过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实质上这涉及到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即，一个现在的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他主张能证明历史客观性的材料本身与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正是由于他们在材料上的性质而牵涉在道德上判断这样的争论之中，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中与其在革命的合法性上建立的一种关联。或者这也可以这样来看，即，在解释历史的因果性的关系上，历史学家如何选择、排列历史实事而使之成为可以指导将来的人类行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历史的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自觉性的基础上，人类要创造历史，而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现在共产党人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自觉地创造历史条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个规律性是建立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的，要在将来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必须依赖这种规则本身来推出将来的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的唯物观与历史观相互结合充分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正是如此，他才说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有立场的，在马克思所经历的社会背景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同时，马克思在分析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之际，其立场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正是从他开始，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他也创造了历史，从他之后，人类的历史在后世就多了一种解释——阶级斗争的历史与共产主义的未来设想。在如此众多的历史事实与事件之间的排列中，那些没有生命的过去又重新被创造出生命。而在马克思看来，他所不关注的历史事实已经隐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那种联系中断了，我们就不能把下余的东西再叫做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别的而是那种联系）。从此以后，它只能把象我们把人的尸体叫做人一样被叫做历史了，下余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无。”豙
那么，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似乎是在历史的客观性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正如卡尔所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依靠、也不能依靠此时此地存在着的、某种固定不移的判断标准，而只是依靠在将来积累起来的、随着历史前进的过程而进化的一种标准。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有连贯的关系时，它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豛我们有理由认为，秉承一种科学的精神，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有意义的，而且在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开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德文版序言中所讲，“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言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豜这种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始终不渝的学术精神。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既然与其生活的年代有密切关系，而现在来讲，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仍然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即，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之于今天社会的某种合理性的意义，实质上当我们不自觉地评价马克思主义本身时，我们实质上在今天与马克思主义也建立了一种历史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本身的意义正是通过后人包括我们现在而进行展示的。而我们也将继续创造历史并被历史所创造。
注释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4.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9.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36.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47.
⑤ [德]曼弗里德.布尔著.理性的历史——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王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09.
⑥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10.
⑦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26.
⑧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2.
⑨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4.
⑩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34.
豘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39.
豙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12.
关键词：客观性；真实性；文本；权力；后现代主义
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从来就不会静止，“盖棺论定”实在是个早该被重估的观念，所谓“诗无达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是也，“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ii]每一代人都需要用对于自己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掌握和研究历史，因而，自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范型就经历了“社会科学化的转折”（social science turn）和“计量化的转向”（statistics turn）“女性史学的转向”（women’s history turn）等阶段，但不管如何转变，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性别、妇女、文化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影响了所有存在思想生命的领域。[iii]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所说：“就我们时代的哲学、艺术和文学中相应的趋向,后现代主义比任何其它解释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说法。”[iv]
受此“后现代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可能是因为“后现代的历史思考是现代历史思考的对立物”，[v]“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vi]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算起了[vii]，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viii]尽管《元史学》这本书已经出版这么长时间了，“过去这20多年中,后现代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元史学》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在解构怀特。在许多方式上，怀特仍然是非常保守的。”[ix]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x]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xi]。或许讨论后现代史学理论“最好的起点”可能还是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的逻辑》（The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xii]，而他的“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xiii]，其后《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历史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专书的情况亦大致类似。[xiv]
就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论家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所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xv]后现代史学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其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xvi]后现代主义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xvii]“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xviii]“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xix]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直接和纯粹的接触过去实在的机会，历史必须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或是纯粹的实体来表现。”[xx]“过去不是被发现或被找到的，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家制造和表述的，然后被读者消费的。”“过去的真实仅只是被书写的报告，而不是如其本来那样的确实。历史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研究，而是对史家开始其研究工作后所制造的信息之研究”，而“过去不过是正在变化中的现在。”[xxi]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或“事实”（the facts）这类证据，因其仅使我们意识到对过去的诠释（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并不能使我们返回过去，却只产生史家需要马上应付或不能应付的问题”。[xxii]实质上，历史就是一种文本，“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xxiii]“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xxiv]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xxv]，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又认为：“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xxvi]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目前的人们需要先例来定位他们的现在，并使他们当下的和未来的生活方式合法化。因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需要把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扎根于他们的昨天之中。”[xxvii]可以说，“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xxviii]“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自己赋予过去对我们有何意味的，相应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通过以前解释性工作的沉淀、通过来自我们当前和以往方法实践的阅读习惯和分类/概念以及我们当前和以往的意识形态渴望——去要求被那些依然所存留的痕迹所建构的过去在文本意义上总是可以被理解和被应用，而且这样逐步形成的历史建构的过去很少会让我们失望，在它无止境的效用性和杂乱性中，这样历史建构的过去可以为任何想其有用的人所用——马克思主义者、辉格党人、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古董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之。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有的目的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据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xxix]“事实上，‘历史’在今日似乎仅是后现代表述世界中的又一种‘表述’罢了，而这当然就是它原本的面貌！”[xxx]
“后现代主义通过不同的透镜（后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提供给激进的史家以空间去合理地书写过去。”[xxxi]“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其目标不再是统一、综合和整体，而这些历史碎裂才是其所关注之中心。”[xxxii]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要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历史在被讲述？用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没有被讲述和重述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相反，是各种被人们遗忘的、被隐藏的、看不见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被改变的或者被抹去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线形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在一个明显可以为我们所知的、而且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直接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形式。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它是关于权力的历史。”[xxxiii]实际上，历史构造就是许多权力关系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一直被权力和压力书写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为追求过去的客观性。”[xxxiv]在历史研究中宣称要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谋得权力和利益，“以力为理”，而不是像公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因“知识是同权力相联系的，而且在社会的形构中，是那些拥有最多权力的人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知识和利益并使这个占有合‘道’化。”[xxxv]“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其依靠之人的权力”，“‘真理’（truth）确实是依赖于权力的‘有用处的虚构’，而且权力用‘真理’这个术语去施加控制：真理的统治。”[xxxvi]“诸如此类（后现代主义式）的祛魅能使历史学家得到‘救赎’（‘free up’），使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无数的表述、情节和组合方式来叙述具有相等合法性的故事。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anyway we like’）地阐释过去。”[xxxvii]
这样，“历史现在看起来仅仅是在一个无根基的、被设定了表达的世界中的无根基的、被设定了的表达。”[xxxviii]“如果文本——文献、文学作品诸如此类——不能显然地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它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就几乎无法区别开来，‘过去’(past)也就会将消解为文学。”[xxxix]“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xl]“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降临。”[xli]“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已经拒绝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而这两个因素一直是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xlii]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的主张致使“不只是传统主义式的历史学，已面临致命的危险，连历史‘本身’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xliii]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xliv]“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xlv]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靠的、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xlvi]“今天，只有很少的史家还相信我们书写的是过去的真实。”[xlvii]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的立场的不满与反击——“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在同时进行。”[xlviii]
英国著名学者劳伦斯·斯通就“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xlix]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l]而著名英国史家艾尔顿（G. R. Elton）则以其一贯的反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现代主义史学的捍卫者身份认为：后现论的根源来自日耳曼哲学和法国精神，是“一种危险的鸡尾酒。因为前者令人费解而貌似聪颖，后者证明了在法国荒谬的事物总是听起来比较悦耳。”这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相背的：“也就是说，自从有计划的、彻底的建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职业化以降，它已经多次摧毁了这些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解释，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自我炫耀和自我吹嘘的解释。”[li]因而，艾尔顿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和福科前额的致癌物质”，他还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是无意义的冗语”，[lii]又认为只有史家才有资格去谈历史：真正的历史工作“不得不被依赖于那种只有职业态度和训练所能提供的内部理解（inside understanding）上”，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必须“在当时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被解读”，[liii]“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伟大的史家（或许是比较少的一些）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展开调查的方式，但这样的研究是无意义的，除非调查者能证明他直接地知道这些被过去留下的我们赖以工作的材料确实有意义。”[liv]“穷根溯源还是必要的战斗号召。对史家而言，过去的实在——没有错，真相——存在于不同的素材里、由导致其产生的过去所制造，并被当作证据留存下来。历史的证据不是史家制造的。”[lv]艾尔顿还对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他们是“冒失的理论家”、“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预言者”，[lvi]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看作是“威胁的”、“破坏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的相对主义”，是“顽固的异端”。后现代主义这个“轻浮的虚无主义病毒”正在传染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与斯通一样，艾尔顿认为“要与想把历史研究服从于文学批评指令的那些人战斗，某种程度上，我们历史学家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斗，确实，我们正在为这些被宣称能提供比较高的思想方式和比较深的真理和视角的恶魔般的引诱者所困绕的无辜年轻人而战斗。”[lvii]“与过去留下的遗存进行真实的和有益的接触，应该可以治疗人们的那些哲学妄想。”[lviii]但“艾尔顿根据他那种宛如十六世纪历史学家的经验基础，和那些如今已大成问题的原理而做出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几乎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重大作用。”[lix]澳大利亚学者温德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lx]，他在其《历史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persue the truth）的寻求和关于过去知识的建构，以事实性信息为中心，尽管这可能是个困难的任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lxi]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history）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a potentially mortal attack）[lxii]，“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this theoretical abyss），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因为，“历史学科确实在面临被驱入绝境（hunted to extinction）的危险中”。[lxiii]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显示了他的右翼主张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不很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稍激烈的批评者扎各闰（Perez Zagorin）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深深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lxiv]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lxv]因此，扎各闰认为：“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是一门非常雄辩的独立的实证学科，而且其还蕴藏着已经产生许多杰作的悠久的传统。没有必要被哲学新进来指导或改革。如果哲学想同历史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就必须按照史家的思考方法和方式来行事。哲学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史学弄清楚它对自己学科和史学所赖以依靠之前提的理解。”[lxvi]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也对怀特等人把历史看作是文学分支以及历史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与史家是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有创造力的作家去利用语言的模糊和共鸣，甚至可能去直接地表达无意识的组织而不是在用词上总是合乎逻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他们的发现。”[lxvii]马威克虽然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作用方面的某些关键见解，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并不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控制语言——只要我们愿意花费艰苦卓绝和长时间的努力。”[lxviii]“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学家甚至不应该梦想自己会成为‘创造力的天才’（creative genius）。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非常地不同于这些小说家——史家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确实，‘精密’、‘完善的证实’和‘义务’这些的确不是适合于小说家的词汇。”[lxix]“如果你在运用语言时是足够细心与认真的话，你就能确切地、不多也不少地说出你的意图：你将不会‘超过’你的‘目的’。”[lxx]不过，在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lxxi]但如果被后现代主义者完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易于接受后现代的，而一旦他们被后现论说服，最好建议他们放弃历史研究”，因为在此情况下，历史研究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可以作为怀特和詹京斯等人批评箭垛的历史这门学科将不复存在了。[lxxii]又一更著名的、更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英国的德国史研究专家艾文斯（Richard J.Evans）教授，他在其《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消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之类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lxxiii]艾文斯把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看成为在历史学科大门口的“智慧的野蛮人”（intellectual barbarians），“明显地怀有敌意地游荡在那里”；[lxxiv]在对待事实的态度上，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本作者之目的与文本之意义无关——如果意义仅是被读者放在文本中，而且如果过去是像其它一样的文本，阐释者也就是史家，当他或她在阅读或书写历史时，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有效地发明过去。过去也就不再有能力约束研究者于事实的雷池中。史家和批评家就可以神乎其能、无所不知了。”[lxxv]因而，艾文斯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lxxvi]，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术的谦恭”（a return of scholarly humility）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我将以卑微的态度来看待过去，尽管种种反对：过去还是确实发生了，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得出关于过去实相的站得住脚的结论。”[lxxvii]虽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不管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和动力。……但这还是走得太远——不管各个史家说的或者相信什么，所有当下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要目的都在于为史家自身或者他们所代表之群体谋取权力。”[lxxviii]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lxxix]台湾史家杜维运亦认为：“后现代主义逆流进入史学之中，以勇锐之气，剽悍之情，毫无同情的攻击历史，必欲置历史于死地而后已。然其所发议论，大半为吊诡之论，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真知历史者必知其非。”[lxxx]
的确，后现代史学理论很有些悬鹄过高，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其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后现代性的情境。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否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lxxxi]又认为：“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lxxxii]这些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和自满声明无疑是有待于商榷的，恰是“宏大叙事”或者说“元叙事”的表现，不过，这也正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还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lxxxiii]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也是最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评者所诟病或者误解的，根本上，后现代史学的大师如怀特等人并不否定过去的事件、人物、机构、社会进程等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是如其本来那样发生过的，相反怀特等“后”主义者还是坚持这些立场的[lxxxiv]——“的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的确有一个过去存在那里。”但“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存在，因此，只能把那种真实的过去看成是一种‘解读’”。[lxxxv]怀特也认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lxxxvi]“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进而，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lxxxvii]“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lxxxviii]）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其另一较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大多数后现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lxxxix]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虽然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history）就是过去（past）等（其实类似观点早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如此偏激[xc]），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性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史家所研究的历史仍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而非想像的过去，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xci]而且，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就要求我们把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理的正当理想。[xcii]“我们要指出的是，有关往昔事物的事实真理是可能存在的——即便不是绝对的，因此也是值得去奋斗追求的。”[xciii]从此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仅仅是为把重新思考什么是客观性放置于首要地位而提供了材料。”[xciv]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产品的形成依靠着在第一手材料中进行熟练而又艰苦的工作”，[xcv]“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xcvi]而且，史家也不曾放弃这一信念：“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xcvii]
事实上，大力鼓吹后现论的这些学者多不是从事实际史学研究的史家，而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深知其中甘苦的史家并没有多少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并把其应用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中: “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是走得这么远的。”[xcviii]“显而易见,历史学科的大部分分枝都还具有坚固性,难以渗透,仍在很多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敌视后现代主义。我们很容易夸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史中的影响”。[xcix]相对来说，大多数职业史家还是抵制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张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实践的影响并不像看上去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使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按照含糊的说法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学说，在历史学家中间还没有形成像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或者社会人类学家中间那样广泛的潮流。”[c]“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ci]“发生在过去的会影响到发生在现在的，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的，所以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对于社会是非常必要的。”[cii]“实际上，历史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如此流行”，而且，对历史感兴趣的“不断增多的读者和民众想要的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形而上废话。”[ciii]
尽管这样，“后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学自身的主流里，文化史的兴起反映了这些影响。就像一些对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远未在这场‘理论’或‘历史学的战争’中失利。从这样一些观点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至少正在逐步地赢得胜利”，“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批判我们所称之为的本质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civ]“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cv]“后现代主义的对历史概念的批判应该受到认真对待。”[cvi]“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论。”[cvii]“为了捍卫真理，历史需要后现代主义，我们也比以前更加需要后现代主义。”[cviii]如艾文斯所说：“像其它适应于历史的新方法，所以，后现论将看起来更可能适用于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对此可能性的认识的首先一步就在于把它的更多积极的思想运用于21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cix]后现论应用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诸如疾病史、生态史、疯癫史、同性恋史、阅读史、身体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为明证，但无保留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考，就牺牲了“理性和理性要素”[cx]——“将会导致完全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的代价太高了”，[cxi]历史研究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很难不走上曲学阿世、借古讽今、以史论作政论的歧途，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不管是现代史学者或是后现代史学论者，“我们依然是早期和现代思想家的衣钵传人”，[cxii]连海登·怀特的“夫子自道”也承认：“我整个学识的形成，我自己的成长都是在现代主义之内发生的。”[cxiii]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cxiv]刚柔相济才能游刃有余，琴瑟协调方能奏出美妙华章，完全的“断裂”和决绝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也并没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cxv]“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毕竟，“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cxvi]后现代研究取向也不一定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cxvii]这也是现代和后现代历史学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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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争论和研究实践，可参看德里克(Arif Dirlik)：《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第1-47页）、布莱茨尼（Lev. A. Berezniy）：《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事实问题——论西方汉学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11-13页）、何伟亚（James L. 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贺萧（Gail B.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见《东岳论丛》2004年9月号，第31-43页）等；另外可参看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274页）以及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67-187页）、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0年第3辑，第255-288页）、《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见《东岳论丛》2004年1月号，第11-19页）、古伟瀛：《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1-429页）、罗志田为《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写的“译序”、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75-188页）等；关于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可参看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736页）等书；关于台湾史学界近年的情况，可参看《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6-10页）等。
[ii]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载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2页。
[iii]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 4.
[iv] 见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第77页。该文是根据波兰史学家伊娃·多曼斯卡(EwaDomanska)1998年出版的《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一书编译而成。《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是伊娃在20世纪90年代历时数年对十位西方历史哲学界知名学者的访谈录（参看R. J. Blackburn为该书写的书评“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63-272），此处引文即安克斯密特的访谈答语。
[v] 吕森（Jörn Rüssen）：《历史秩序的失落》，胡传胜译，见《学海》2001年第4期，第35页。
[vi] 乔伊斯语，转见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8页。
[vii]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台湾已有刘世安所译该书中文本，名为《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下册）（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译林出版社也将推出陈新所译该书之大陆本《元史学》。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争议，招致来自文学界、史学界持续不断的讨论。可以说，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在近年西方出版的几乎每本历史理论著作中，都要谈及怀特及其此书的主要思想，History and Theory 19(1980)专号“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和History and Theory 37(1998)专号“Hayden White: Twenty-five years on”所刊登文章（包括Wulf Kansteiner,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2[1993],273-295）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界对怀特思想的基本看法；对怀特思想评介的中文方面的翻译、著述可以参看：安克斯密特：《当代盎格督一撤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该文原刊History and Theory 25(1986),1-27.张南等译[文中错译、误译地方很多]，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73-111页）、严建强、王渊明的《西方历史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253-259页）、刘世安所译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的“导读”（第xi-xxv页）、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5，第105-116页）、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140页）、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台北《新史学》十四卷三期2003年9月号，第81-121页）、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29-137页）、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2004年6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又可参看海登·怀特的自选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的“译者前言”（第1-12页）；否定性的意见可参看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123页）等；国内学人对海登·怀特作品较早的翻译可参看张京媛主编之《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和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里收录的5篇译文。
[viii]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140.
[ix] 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9页。此处引文是伊格尔斯的访谈答语。
[x]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125.
[xi]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ix.
[xii] The Hague: Nijhoff,1983.参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2000,260.
[xiii] History and Theory 28(1989),137-153.
[xiv] 参看台湾学者江政宽对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一书的书评，见《新史学》十卷一期（1999年3月），第190页注释3。这些杂志刊载的部分相关文章已经被收入Keith Jenkins编选的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一书。
[xv] History: What and Why, 8.
[xvi]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94-295.下引该文只注Ankersmit与该书页码。
[xvii]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36页。
[xviii] 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该书即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1995），第41页。
[xix] 萨姆尔（R.Samuel）语，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62页。
[xx] Deconstructing history,163.
[xxi] Deconstructing history,178,2,17.
[xxii] Ankersmit,287.
[xxiii]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78页。
[xxiv] 《后现代历史学》，第56页。
[xxv] 参看R. J. Blackbur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66.又可参看福科：《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04-305页。
[xxvi] History: What and Why,10.
[xxvii]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30,44,22-23.该书第1版在1991年出版，台湾有中译本——《历史的再思考》（?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这个史学背后的意识形态目的在近20年的台湾史学界就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以杜正胜等人为代表的台湾学者正在努力“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特别是在目前杜正胜执掌台“教育部”情况下），重构台湾本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政治遭遇，发扬“台湾主体性”(Taiwan’s autonomy)，以朔造出“新台湾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与“国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参看杜正胜：《台湾心·台湾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以及王晴佳：“Taiwan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A Tread in Historiography,” East Asian History24[2002], 103-116.又可参看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8]）等；另外，日本近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是一个明显表现，当然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非常普遍，可参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xxviii] 《后现代历史学》，第39页。
[xxix] Why History,14-15.
[xxx] 《后现代历史学》，第18页。
[xxxi] Why History, 29.
[xxxii] Ankersmit,291.
[xxxiii] Brenda Marshall, Teaching the Postmodern(London,1992), 4.转见In Defence of History,165.
[xxxiv] Re-thinking History,69.
[xxxv] Re-thinking History,31.
[xxxvi] Re-thinking History,38-39.
[xxxvii]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0.
[xxxviii]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6.
[xxxix]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62.
[xl] N.Geras, “Language, Truth and Justice,”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3.
[xli] Ankersmit,291.
[xlii] In Defence of History,211.
[xliii] 《后现代历史学》，第44页。
[xliv]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42.
[xlv] In Defence of History,4.
[xlvi] David Harlan, 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1997),xx..转见In Defence of History,4.
[xlvii] Deconstructing history,1.
[xlviii] 见Windschuttles：《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第25页。
[xlix]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243.
[l] Lawrence Stone, “Dry Heat, Cool Reason: Historians under Siege in England and France, ” in TLS,31 January,1992.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47页注释15。
[li]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44.
[lii] Return to Essentials,28.
[liii] Return to Essentials,55,27, 65.
[liv] Return to Essentials,34.
[lv] Return to Essentials,52-53.
[lvi] Return to Essentials,54.
[lvii] Return to Essentials,27,34,41,43,49.
[lviii] Return to Essentials,54.
[lix] 《后现代历史学》，第155页。
[lx] 《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第22页。
[lxi] Windschuttles,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Free Press,1997,231,154.
[lxii]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2,4.
[lxiii] 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36,249.
[lxiv]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24.
[lxv] 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01-209.
[lxvi]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201.
[lxvii] Arthur Marwick,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 Great Britian: Palgrave,2001,12.
[lxvi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1-12.
[lxix]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63.
[lxx]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60.
[lxx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8.
[lxx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19.
[lxxiii] In Defence of History,87.
[lxxiv] In Defence of History,7.
[lxxv] In Defence of History,172.
[lxxvi] In Defence of History,2,3,9,30,35,37. etc.
[lxxvii] In Defence of History,220.
[lxxviii] In Defence of History,169.
[lxxix] 参看Wulf Kanstei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 History Disease Contained?”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又可参看Why History,9,52,92-114.
[lxxx] 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载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1：1（第81期）2002年2月，第5页。
[lxxxi] 《后现代历史学》，第13页。
[lxxxii] 《后现代历史学》，第19、60页。
[lxxxiii] 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13页。
[lxxxiv] Why History,116.还可参看Deconstructing history,140,163,167.
[lxxxv] 《后现代历史学》，第52页。
[lxxxvi]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0页。
[lxxxvii] 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4页。此处引文是海登·怀特的访谈答语。
[lxxxviii]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第178-179页。
[lxxxix] 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337页。
[xc] 参看Beverley Southgate, Postmodernism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61-87；又可参看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和贝克谈起》，见氏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99-220页。
[xc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0页。
[xcii] Mark Bevir, “Objectivity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3(1994),328-344.
[xciii] 《历史的真相》，第7页。
[xciv] 参看《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页。
[xcv]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ii.
[xcv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6页。
[xcvi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5页。
[xcviii]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5页。
[xcix]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8页。
[c] 霍布斯鲍姆：《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见徐友渔编选、施兰格等著：《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辛未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第363页。还可参看“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等。
[ci]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c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2.
[ciii]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v,xvi.
[civ]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105页。
[cv]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vi] 《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vii] 《后现论》，第361页。
[cviii]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9页。
[cix] In Defence of History,210.
[cx] 吕森（Jörn Rüssen）语，见陈新对吕森的访谈——《对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75页。
[cxi] 《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xii] History: What and Why,11.
[cxiii] 《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5页。
[cxiv]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xv]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Agenc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 History and Theory 40(2001),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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