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规，是古代学校规章的总称，犹今日之学校章程。最初仅为学子在学时有关思想行为之要求和规定，如《管子》的《弟子职》。到宋代则发展成为学校和书院的规章制度，如《白鹿洞学院揭示》。明清时期的官学学规，则偏重对学生思想行为的规范和限定，如《圣谕广训》等。学规在文体上，兼用了语录和文赋等语文形式。
清张伯行作《学规类编》，辑录宋、元、明时期程朱学派有关修身、治学的规则和方法，共二十七卷。以《朱子白鹿洞教条》开首，《学校贡举私议》作结，成为后世采用的教育课本。（参考《教育大辞典》（中）第1799页）
现以《弟子职》和《白鹿洞学院学规》为例做些分析。
《弟子职》是中国早期的学规或学则，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在这里对学子的进德修业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应视为最早的学规。《论语》中，孔子有关“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要求，也可以视作对初学者的学规。孔子的这段话，便成为后来《弟子规》一书的大纲。
到宋代，书院发展后，每个书院，对其教育设施，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于是“学规”便逐步形成。现以朱熹的《白鹿洞学院学规》为例，做些介绍和分析。
《白鹿洞学院学规》也称为《白鹿洞揭示》或《白鹿洞学院教条》，它明确地规定了实施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以及对学子行为的具体要求。
书院规定实施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此来纠正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贯彻其“德行道艺之实”重德行的儒家传统。
为了实施上述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朱熹又提出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的要目。
在为学方面，贯彻《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个步骤，体现出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重要教育思想。
在修身方面，要求“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上参考陈元晖等编著的《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第36-38页）
总之，它把儒家的治学和修养的内容和原则、方法，都作为书院的学规来实施，成为南宋书院中最为完整的“学规”，而且为后世书院所共同遵循，并影响到官学的教育实施。
二、家规
由于我国重家教，要治国必先从修身、齐家做起，因而，也就有不少的家规与家范留传后世。从《颜氏家训》到《袁氏世范》，再到《朱柏庐治家格言》，其中有不少有关家规的规定，现仅对《袁氏世范》和《朱柏庐治家格言》做些简介。
《袁氏世范》――
为宋代袁采所作，被后人推崇为《颜氏家训》之亚。《袁氏世范》共分三卷，分为睦亲、处己、治家三部。
在睦亲方面，对子女来说，对父母要极尽孝道，要做到终生承欢尽养，以报答父母“爱念抚育之恩”。对父母来说，不可妄施憎爱，“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在处己方面，要求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人贵忠信笃敬，但对“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为此，要责己严，待人宽，要做到有过“求谢而思改”。对人不可怀“慢伪妒疑之心”。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不要“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
在治家方面，除执行上述的要求外，还要求处富贵不骄，睦邻里，造桥修路，广施仁义。
《朱柏庐治家格言》――
原名《朱子家训》，因朱子易与朱熹混，便命名为《朱子治家格言》或《朱柏庐治家格言》。在“格言”中所提出的要求，都可以视作“家规”的规定。从“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到“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方义”，再到“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一整套的有关修身、治家、报国的要求，都包含在其中。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大家比较熟悉，不再例举。
朱子家训：对孩子生活的各方面予以规范
《朱子家训》又称《治家格言》，作者朱柏庐，朱柏庐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画荻教子：千方百计为子女学习创造条件
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修，文章写得很出色，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她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她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认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
孟母三迁：为孩子成长创造好环境
孟子的母亲，世人称她孟母。孟子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祭拜之类的事，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他的母亲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将家搬到集市旁，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孟子学会了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进退的礼节。孟母说：“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诸葛亮诫子格言：教给孩子处世治国之道
《诫子书》是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临终前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今年过年，我们去了奶奶家。奶奶刚好去菜市场里买了五斤瘦肉回来，还买了青菜，准备包馄饨。弄好了馅料，不出二十分钟，奶奶就包了好多胖鼓鼓的馄饨。热气腾腾的馄饨端上了桌子，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在一旁一边打毛线，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慢点吃，慢点吃，小心烫，等会我再烧一锅馄饨，都是你的！”奶奶对我真好！
想着奶奶的好，碗不知不觉就见底了，只剩下半碗汤水。我用筷子捞了捞，碗里还有东西，我以为是最后一个馄饨，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一块馄饨皮。我把它扔在了桌子上。“怎么了？吃不下了？”奶奶看见了问道。我连忙解释道：“那不是馄饨，只是块馄饨皮子呀！”“馄饨皮也能吃，为什么要扔掉呢？”
奶奶看我浪费食物，有点生气，便跟我讲起了以前的故事：“那个年代，生活十分艰苦，一年干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在生产队劳动，只能记工分，到年底凭工分领一点粮食和票证，但这些粮食和票证只能维持全家人半年的生计。馄饨、圆子等食品在当时绝对可以算是奢侈品了，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碗。改革开放以后，奶奶承包了几亩地，生活才有所好转。”
说完，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朱子有古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你一定要懂得珍惜啊！”听了奶奶的话，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的古训教会了我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想想以前人们的生活，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珍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让我们在幸福的日子里忆苦思甜吧！
指导老师 马春来
图 陆学瑜
2、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宋·王安石《风俗》
3、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地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朱用纯
4、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隋·王通《文中子·关朗》
5、创业不可不勤，居家不可不俭。——中国谚语
6、一粥一饭皆辛苦，半丝半缕应节约。——中国谚语
7、上节下俭者则用足，本重末轻者天下太平。——宋·林逋《省心录》
8、增产不节约，金碗也打破。——中国谚语
9、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朱柏庐《夫子治家格言》
10、勤能生则，俭能聚宝。——中国谚语
11、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谋生易足，则于人无争，亦于人无求。——清·钱泳《履园丛话·俭》
12、衣不求华，食不厌蔬。——宋·王安石《长安县太君墓表》
13、轻而多取，吾宁寡而俭用。——弘一大师《格言别录》
14、一滴水，一滴油，不让一滴白白流。——中国谚语
15、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16、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周书·韦孝宽传》
17、凡不能俭于已者，必妄取于人。——清·魏禧《目录里言》
18、惟俭养德，惟移荡心。——《明通鉴》卷六，太祖语
19、克勤克俭，无怠无荒。——《乐府诗集·梁太庙乐舞辞》
20、勤，锄头上的黄金；俭，米缸里的白银。——中国谚语
2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22、俭以寡营可以立身，俭以善施可以济人。——《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2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唐〕李商隐
24、仁以厚下，俭以足用。——《资治通鉴》卷八九《晋纪十一》
25、关于勤俭节约的诗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北宋〕司马光
26、光俭不勤无源水，光勤不俭水断流。——中国谚语
27、克勤克俭粮满仓，大手大脚仓底光。——中国谚语
28、奢未及侈，俭而不陋。——汉·张衡《西京赋》
29、多求不如省费。——宋·司马光《言招军札子》
30、勤俭好似燕衔泥，浪费好似水冲堤。——中国谚语
31、俭开福源，奢起贫兆。——《魏书》卷六二《李彪高道悦列传》
32、俭朴是我们美德的可靠卫士。——婆罗门谚语
33、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明·薛宣《读书录》
34、节俭朴素，人之美德。——〔明〕薛瑄
35、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古今对联集锦·农村联》
36、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虞书·大禹谟》
37、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
38、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清·金缨《格言联璧·持躬》
39、俭则寡欲，侈则多欲。——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40、惟俭可以惜福，惟俭可以养廉。——清·钱泳《履园丛话·安安先生》
41、声色之害，甚于鸩毒。——《明通鉴》郑五，太祖语
42、节用储蓄，以备凶灾。——《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43、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管子·形势解》
44、居丰能俭，在富能贫。——《晋书·陆云疏》
45、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三国时期〕诸葛亮
46、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清·朱柏庐《夫子治家格言》
47、以俭立名，以侈自败。——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48、家有良田万石，也要粗茶淡饭。——中国谚语
49、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宋·林逋《省心录》
2、清·魏禧《目录里言》：以俭立名，以侈自败。
3、宋·司马光《训俭示康》：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
4、《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5、《古今对联集锦·农村联》：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谋生易足，则于人无争，亦于人无求。
6、清·钱泳《履园丛话·俭》：上节下俭者则用足，本重末轻者天下太平。
“胎婴未成人，十月怀母腹。渴饮母之血，饥食母之肉。”母亲赋予我们生命，从出生那时起，我们就已融入母亲的灵魂，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父母，才真正明白，那个小小的生命，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自己的心灵。怀胎十月，母亲经受了苦痛与折磨，胎儿的生命源自母体，若无母亲，则无生命的成长与延续。
“ 母卧湿簟席，儿眠干被褥。儿睡正安稳，母不敢伸缩。”每次读了这几句，都会想到关于母亲的一些细节，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母爱如同被树叶晒下的斑驳阳光，暖融融的而伸手可及。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母亲含辛茹苦、勤勉操劳，付出的再多也不求回报，无怨无悔，只为儿女幸福平安。儿女是母亲生命的延续，这种爱真挚而不含一丝杂质，有母爱的陪伴与呵护，我们永远不会孤独，心灵的故乡里永远绿意葱茏。
“有善先表扬，有过则教育。儿出未归来，倚门继以烛。”父母对孩子总是无私的宽容，孩子的善言善行会得到父母的嘉许，孩子的过错会得到父母的宽恕与教诲。一旦孩子外出未归的时候，母亲就会靠在窗门前，向着远处眺望，等待着孩子的归来。即便是到了夜晚，母亲也会点燃烛光，静静地等着孩子。
键词：方东树；安徽书院；教育；桐城派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编号11BZW071）和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桐城派与安徽清代书院研究”（编号AHSK07—08D53）阶段性成果。
方东树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嫡传弟子，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颇有建树，取得了重要成就，成为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综观方东树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在书院教育等方面，成绩卓著，影响很大；这也体现了桐城派作家致力于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方东树曾出掌多地有影响的书院，其中在安徽主讲的书院就有四座，分别是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柳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祁门东山书院。晚年家居十年，又培养出众多弟子，使得桐城文脉得以延续，为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桐城派影响力的扩大，贡献智慧和精力。本文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地方史志及桐城派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主讲四座安徽书院及培养生徒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概述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曾自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家族属于桐城鲁谼方氏，明代由徽州迁至桐城，九世祖竹圃君（方孟晙）“嗜读书，超迈有器识”。其长子方泽为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文行高洁”，姚鼐曾从游其门下，后为其作《方待庐先生墓志铭》。方泽子训（字味书）、孙绩（字展卿）均有学行，事迹均载入《安徽通志·文苑传》中。自竹圃君到展卿先生，鲁谼方氏家学绵延四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虽然还不能与方苞、姚鼐等桐城世家大族相比，但也开始“为世所称”。方东树为方绩子，幼承家学，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他在乡里读书问学，自少喜为古文词，他曾说：“忆自十一岁学为文时，先子承海峰先生暨惜翁倡古文词之学，仆耳而熟之。”年二十余，用功心性之学。此后，方东树客游四方，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地都留下其足迹。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这二十六年间，方东树赴江宁钟山书院，师从姚鼐，学习古文创作，姚鼐也对方东树寄予厚望，在与胡虔的书信中说：“植之昨有书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学’，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方东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诗文创作上颇有成就，后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杰”。文坛渐有名望的方东树，在科举道路上屡屡受挫，曾十次参加乡试，均未取得理想成绩。在求学、应试过程中，为解决生计，方东树往来于江苏、安徽两地，或授经于友人私塾，或于他人幕中修纂府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到道光六年（1826），方东树首次南赴广东，主要在两广总督阮元幕中理事，编修《广东通志》，主讲广东廉州海门书院与韶州韶阳书院，并在学海堂阅生徒课文。粤中数年，环境相对稳定，方东树撰写了《汉学商兑》与《书林扬觯》两部著作。特别是在此期间的书院讲学和学海堂阅卷经历，为方东树回安徽从事书院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道光七年（1827）到十六年（1836）的十年间，方东树回到故里，先是从事主讲安徽相关书院的教育工作。道光七年（1827），主讲庐州府庐阳书院。庐阳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知府张纯修创建，坐落于庐州府合肥县东南隅（今合肥市第九中学校址）。初名“横渠书院”，后改为“庐阳书院”。初创之时，门堂讲舍仅十余楹。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蔡长沄借庐州府无为地区互争苇荡之机，将苇荡划归到书院名下，“岁入租四百有奇，递年增至八百二十九两八钱”，从此书院办学经费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此后约二十年，在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努力下，书院田产增加，经费更加充足，办学规模也有所扩大，庐阳书院成为庐州府重要的书院。方东树出掌庐阳书院后，与合肥当地文人多有交往。其中交往密切者有诗人徐汉苍（字荔庵）和赵对（字野航）。方东树在《徐荔庵诗集序》中写到：“余主庐阳书院，距徐子家不里许，因得数相见。又明年，余主亳州柳湖书院，而徐子先在州刺史署中。夫徐子与余交虽晚，而其踪迹之聚密，有为亲故之所不及，岂非相与有夙因与。”方东树钦佩徐荔庵的文章道德，“徐子之贤，其必有以既其实矣”。方东树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诗人赵野航，并在《秋雨怀人图为合肥赵野航》诗中，发出“千里河梁道阻长，相思夜雨梦秋堂”的感叹，表达对诗人赵野航的思念之情。
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主讲亳州柳湖书院。柳湖书院，原址在城内东南隅，清雍正六年（1728）邑人刘恩沛捐建。因“城中积潦俱汇于斯，春夏之交，水面宽可数百余弓，居民竞呼为湖矣！水势潆洄，柳荫掩映”，故称“柳湖书院”，在乾隆初年，“知州华度，延师主讲，亲加训课，一时从游甚众”。此后，书院学舍、学田不断增加，“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捐钱捐地捐房以助膏火者，甚众；而尤以道光元年（1821），王庆泽之子王家椿，修整最备，堂舍斋厢，较前增扩十分之四”。柳湖书院亦是亳州的州级书院。方东树主持柳湖书院时，正好是书院建立百年，处于书院上升发展阶段。他到亳州讲席柳湖书院，可能与当地的士绅何天衢有关。何天衢，亳州人，号缓斋，字在山，以廪生钦赐举人。任广东廉州知府，任上“清积案、劝农桑、葺学宫、立社学、置学田、修养济院”，“善政不可枚举”。此时方东树正主持廉州海门书院，常随何天衢游。方东树在廉州所作《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新建珠场社学记》、《永安城重修大士阁记》、《费公祠记》、《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都是何天衢嘱托之作，可见二人交往甚密。何天衢在道光五年（1825）“捐存柳湖书院育才堂经史子集二百种，以资后学诵习，又捐钱二百五十千文存典生息，每年息钱三千文作为书院管书晒书之费”，足见其对家乡书院教育的支持。方东树在亳州柳湖书院也仅一年时间，这一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此后不再应试，潜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把培养人才视为己任。他对生徒悉心教学，在《亳州题许生诗卷》中曰：“大雅嗟难作，吾衰感未平。彼都多令望，之子负时名。地有临涡胜，门高月旦评。奇才谁可拔，英物我方惊。少日新诗满，他年宿德成。因悲杜陵叟，青眼望人情。”许生即许长昭，方东树在给学生诗卷题诗中，流露出对学生的期待和激励。离开亳州柳湖书院后，大约两年时间，方东树奔波于桐城、安庆和宣城等地。同时撰写了《未能录》。此书分谨独、卫生、修内、慎动、敬事、烛几、尽伦、执义、安命、积德十部分。方东树在序中说：“以上十义，昔贤名理名言，至精且详，不可胜举。今日惟在自家切身检点实践而已，不作言铨也。”这些至理名言是方东树长期教学实践积累的结果，其中不乏方东树教书育人的体会与感悟。
道光十一年（1831），方东树讲席宿松松滋书院。松滋书院的前身为禹江书院，明初郡守李禹江创建，位于宿松县治西北半里。清康熙十六年（1677），县令胡永昌改建为义学。乾隆十三年（1735），旧学屋舍圮废，邑绅石述、石山同侄之珍等捐东厢二甲屋一区，作义学，即今松滋书院。方东树主讲松滋书院期间，完成了“进德修业”之作《进修谱录》，在序中，他指出自己写作此书的原因，“天下所以少成德全才者坐此，即少有一二质美志学者，不得其门，又昧于所从事，误用聪明功夫；本末次序不知，卒蹈边见、偏见，至死不悟。可哀，可悯，吾谱之所以作也”。全谱分成八类：“穷理一，密察二，实三，巽宜四，节五，止六，借所七，恒八”。方东树在书中提出要以实际“成德全才”者，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此外，方东树还校订了宿松名人朱书先生的《杜溪文集》，并为之作序。方东树客居广东时的著作《考正感应篇畅隐》、《汉学商兑》、《书林扬觯》等，也是在这一年刊刻印行。讲席松滋书院虽仅一年时间，但方东树经过长期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至此渐趋成熟与完备，个人著作的刊刻，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书院和文坛上的影响力。
方东树离开松滋书院后，又前往江苏，在同乡姚莹幕中，为其校订曾祖姚范的《援鹑堂笔记》。道光十七年（1837）至十九年，方东树再赴广东，佐幕两广总督邓廷桢。又应广东海关监督豫堑之请，纂修《粤海关志》，并校刊书籍，著《昭昧詹言》，专论诗学旨要。同时，他还关心时事，面对鸦片烟患及社会危机，他积极支持禁烟，建言献策，提出要警惕英夷公司领事义律，“先生力劝制军杀之，以绝祸本”。为生计奔波各地的方东树无半亩之田，但仍“心忧万家哭”，桐城派作家那种心系天下、忧民济世之情，跃然纸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逝世前十余年，方东树回到家乡，专心研读，校订书籍，培养生徒，文汉光、戴钧衡、方宗诚等桐城后学从学门下，使得桐城文脉得以延续。这些门生“凡以诗文就正者，即告以法，必进以古人务本之义，尤重实行之士”。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作家中桐城本籍的一些名人，或如刘开英年早逝，或如姚莹在外为官，方东树归里，实际上承担起培养后学、延续桐城文脉的重任。其从弟方宗诚曾回忆说，与方东树等同里前辈相交往，虽然没有能与桐城派三祖相见，而这些同里前辈的“气象”风度，也让后学诸生“尤可慨慕也”。方东树通过生徒问学、批点文章等形式，开展传道授业。特别强调“实学”，如他在《复戴存庄书》中认为，戴钧衡“学已见大意，诗文波澜意度已得古人妙处”，下一步则应“用功以实其所见耳”。同时，方东树还关心地方教育的发展，其生徒戴钧衡与乡绅筹建桐乡书院，方东树闻而“为之悦”，对“乡人多好义”之举，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书院“成之也速”的主要原因。并为书院培养人才提出具体目标，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学之大岂非欲求以明道与”。方东树此次居乡十余年，和学生的交流更为充分，给学生的教诲也更加全面。但因买山葬亲，耽搁时间，加上生性耿直，得罪了邑令史某，拟任某书院讲席之位，被人裁夺，由是“贫益甚”。
咸丰元年（1851），方东树年届八十旬，“先是句容唐鲁泉大令宰桐城，雅重先生。及移任祁门，延主东山书院。以二月初旬往，门人文汉光、甘绍盤从”。东山书院坐落在祁门县治东眉山，明朝正德年间由学社发展而成书院，此后几毁几复，清乾隆、嘉庆年间曾两次重建。东山书院历史悠久，唐治（字鲁泉）任职祁门，以“兴学养士为急务”，“下车伊始，观风课士，鼓励人才”，倡捐书院，新立条规，置办学田。延请方东树出掌书院，也是唐鲁泉发展祁门教育的一大举措。方东树以八十岁的高龄出掌书院，确实是被唐鲁泉的盛情所感动。其赴祁门任教前，在诗中写到：“朽老精力尽，残生与邻鬼，八十事远客，匍匐井上李。弃隶一世休，成佛七事佹。亦知死道路，无殊在屋中。动相犹未减，讵免拖泥水。寄谢敬昭州，招魂觊伊迩。”方东树在东山书院讲学之暇，游览祁门的名山胜水，并被祁门美丽的风景名胜、丰富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古之学者曾言“经始东山”，佛家有“东山法门”之说，方东树也留下诗篇以抒怀：“一鸿天首邈难攀，楚越殊观任等间。我更法门开五祖，高名殷谢欲齐删。”终因年迈体衰，到祁门不久，方东树病卒于东山书院，这给东山书院的发展，平添了些许遗憾。
纵观方东树一生，虽然大部分时光，都在各地奔波，但他仍能“勤于学问，每日鸡鸣起，秉烛读书，至漏数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七十后犹不辍”。著述丰富，有些作品影响桐城后学甚深，例如论诗学著作《昭昧詹言》，晚清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就十分推崇，认为此书“不在归评《史记》下，……实其平生极佳之作”。其从弟方宗诚认为“才气之盛，学问之正，博大精深，未有如植之先生者也”。这些难免有溢美之情，但表达了他们对方东树学术、文采发自内心的赞许与钦佩。方东树奔波各地，时间长、地点多，教学、编书为主要活动内容，其中教学上早期以私塾授徒为主，此后以书院讲席为多，晚年归里则是诸生问学。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除祁门东山书院外，另外三所书院主讲时间前后相继，在两次南下赴粤之间，属于其教育活动的过渡阶段，也是其教育思想渐趋成熟时期。晚年在家乡十余年，继承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前辈的遗风，广纳生徒，精心培养人才，扶持后学，成就斐然。这也是方东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二、方东树的教育思想
方东树在安徽讲席四所书院及晚年居乡授徒，构成其在安徽从事教育的主要内容。其教育思想也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方东树从生徒培养、书院建设、生徒学习方法和师德要求等方面进行阐述，体现出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
首先，在生徒培养上，以讲求“实学”为目标。进入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作家群体面对时局的变化，强调著文也要“因时而变”，在为文重点、文章内容、文章风格上，也要体现变化。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方东树与姚莹作为姚鼐第一代嫡传弟子，引领了文派在学术与文学上的转向，而在这一转向中，不论是穷理之学，还是经济之学，都把讲究“实学”作为最高追求。他说：“树闻日月遞嬗，人与世相阅，不能无古今。若夫道德文章之懿，人心风俗之同，政化治理之实，性情学术之公，三皇以前则吾不知，若唐虞以来则以为与今无异。”当然，他们强调穷理之学的核心，更偏重于心性；经济之学更偏重于应用，这是桐城派作家关心国计民生的重要体现。
方东树在其少时之作《用人论》中，就提出过“至于取人之法，必先器识，不尚文华”，认为“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他引用高泰之言，认为国家用人是“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这里将用人标准定为“真”、“先器识”等，都体现贵在求实的特点。他对历史上“清议亡国”说，也提出批评，他说：“人主不察，见谓清议亡国，亦以为云然耳。究其为议者何人，误国者何事，不能别而白之，则又恐为彼奸人者所中，为怨隙者得相陷害。……则是非清议之能亡人国，借清议亡国之名以怵人主，而剥丧元善，为足亡国耳。”所以，他呼吁要“破流俗相沿之论，解散清议亡国之疑”。方东树将“修身、考道、经史文章”的立足点，确定为“实用”，且以修身为第一要务。方宗诚在回忆方东树对其教诲时曾说：“植之先生少虽博物文学之士，而莫年进德体究入微，专致力於心性伦物之实，所以告宗诚者无一浮虚影响之谈”。还说：“天下万事万物，莫非实理所结，必刻砺苦行，精勤勇猛，体诸人伦日用之间，验于心术隐微之地，期灭人欲于净尽，而反天理之自然，乃实学也。”
如此同时，方东树强调书院建设，要立足长远，批评地方社学争利和书院考课各环节存在的弊端。方东树在讲席廉州海门书院时，发现当地出现争立社学的情况，从表面上看，教育场所增加，而实际目的则是“慕乎名怀乎利，徒役志于会文甲乙之虚美，租入薪膏之弋获”。由于自己亲自讲席书院，对书院存在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他对书院考试命题，颇有微词，“月考季考不出时文，一暴十寒，虚应故事”；考生答题则是“赝袭倩代，潦草苟率，敷衍滥恶，相沿不耻”；而阅卷者则更是“朱墨杂糅，儱侗胡庐，苟相谀说，脩膳取盈膏车而去矣”。方东树对书院弊端的批判，集中在考课的命题、答题和阅卷三个环节上，但由于方东树讲席各书院时间都比较短暂，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但他认为解决时弊的方法，就是要开阔心胸、约己立志，这样也体现了方东树重视从心性上求实的思想特点。
第二，在生徒古文学习上，提倡“精读”法。方东树认为“世之为文者不乏高才博学”者，但因为未能“反复精诵”，故“失于易而已”。他举古人教学的例子，如扬子云教桓谭作赋，必“先读千赋”；明归太仆取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文，读之五十余遍，“左右厌倦，而公犹津津馀味未已”。精读之法，一直为桐城派文人所推崇，但各自侧重不同。方东树更强调精读对于“出言之本领”的作用，同时也继承了其师姚鼐关于精读的思想。姚鼐认为学习诗文入门之处就在声音，“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所以，熟读是学习诗文的重要方法，“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矣”。方东树从词、意、气、骨、精神气脉、音响等方面，阐述精读方法的内涵和要求，“词艰而意短者气必弱，骨必轻，精神气脉音响必不王”。如此同时，方东树又强调效法古人，读圣贤之书，应加强内心的修炼，而不能停留于记诵文词上。方东树曾说：“夫学莫大于立身，立身之道在行己有耻而已。古人何人也，立身扬名可为法于天下后世，而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耻之大者也。而其本必在于读书，盖书传所记自天地民物之理，修齐平均之道，与夫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莫不毕载。”这样才能“激发吾之志气，开拓吾之心胸，广益吾之聪明闻见”。假若“心胸不开，则聪明必隘”。同时，他也指出其他书院教学的不良倾向：“书院之教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
除重视精读方法之外，方东树亦强调理学、经史对古文学习的重要性。戴钧衡在回忆拜入植之先生门下时，“始知所作皆非”，后来通过阅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以为“略见途辙”，但方东树仍对他说“文章之本，不在是也”。于是稍稍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方东树虽以理学见长，但其所学内容，涉猎极广，“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之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博而有要，约而不疏”。正是其所学之广，故其古文别有气象，而戴钧衡等后辈也受此影响，把理学、经学之道，融入到自己的古文创作之中，使文章显得既具文采，又有思想，为时人所称道，为后世所传颂。
第三，在择师标准上，强调以德为先。方东树阐述韩愈的《师说》之道，在教师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首先阐述“师”的定义，他说：“夫师也者，随道义所在而为之名者”，将“师”与“道义”结合起来，切切不可“以私妄势利媚说”，而妄自菲薄。同时对“师”与“儒”的内涵，加以区别，认为“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故“师为人师，儒为经师”。这里方东树从两者所教内容的角度，来加以区分，与其所下定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强调了为师者，要注重自己的德行、道义。其次，方东树将当时之师与其心目中之“师”的标准进行对比，对那些各种冒用“师”名的现象，予以批判。他认为：“近世科举时文之师，与巫、医、艺术、百工之师相等，又有形名、钱谷、幕学之师，分儒者之一节专门，虽不知本，亦供世用。”所以，他认为真正传授科举时文等各类之师，对世用还有一定意义，有“授业解惑之实”，即使“不知本”，还是可以称为“师”。而那些“乡会主试房考及外吏保举属官，乃公忠循职，举贤援能，以人事君之义，而冒师生之名，殊不应礼，甚无谓。”而当时甚至出现了慢其伯叔，慢其幼时所受业贫寒之师，独隆其房师、座师或保举之师的现象，甚至于出现宁可“得罪于父母”，也不会“得罪于座主”的媚俗之态，方东树对“师弟重于父子，门户又重于师弟”的积习，予以鄙视，多加否定。从上述内容可见，方东树对“师”的内涵界定更侧重“传道”和“授业解惑”；更强调“师”之“德行”，而非“六艺”之术。这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方东树认为一位好老师，肯定有良好的师德，同样，论学吟诗，也要以德为本。他说：“吾尝论古今学问之途，至于文辞，末也。于文辞之中而独称为诗人，又其末之中一端而已。然而诗以言志，古之立言以蕲不朽者，必以德为之本。故曰，有德必有言。”还说“夫立言，非德无以为之本”。他批评近世之人，认为“有言”，不必有德，这是“失其本而示人以陋”。所以，数百年来，篇籍虽富，“率夸浮流宕”，文枯诗萎，衰敝相习。他赞扬徐荔庵的德行操守，其“行谊既重于乡里，见于明时”，“考其德行之成，卓然非寻常之所能及”。所以，徐荔庵在方东树眼中，堪称贤人智者。
总之，方东树和许多桐城派作家一样，以办教育为人生追求，以教师为崇高职业，以培养人才为救世之要务，但要想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就必须进德修行，让自己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三、方东树在安徽教育活动的影响
方东树先后主讲安徽四所书院，又乡居十年，奖掖后进，这构成了他在安徽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对其人生志向的转变、桐城派作家队伍的壮大、文学创作理论体系的丰富与拓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从方东树个人志向转变方面而言，他自二十二岁赴钟山书院后，在外奔波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他讲席的四所安徽书院，从影响力来看，都是当时该地州县的主要书院。方东树没有科举功名，能够主掌书院，这也是对其学术成就与声望的肯定。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除祁门东山书院外）的时间，处在他先后两次赴粤之间。方东树学术思想成熟于第一次赴粤期间（1819—1826），在阮元幕府中先后撰写了《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待定录》等著作。这些著作虽以讨论理学为主，但其中也不乏对教育的思考与认识。例如强调“君子之学崇德”等，这些内容在其后来讲席书院中多有体现。可以说，主讲安徽书院是方东树实践其教育思想与理念的重要平台，但可惜的是在每所书院讲席的时间都十分有限，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都未能很好地得以施展。而方东树晚年回到桐城，教育培养生徒，成就巨大，成果丰硕，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归里居乡时间长、生徒众、名徒多。这十年间，方东树的学术思想趋向“进德体究入微，专致力于心性伦物之实”，更加重视“实”的作用。在教学同时，方东树还整理自己的诗文，撰写《山天衣闻》，修改《大意尊闻》，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
其次，从桐城派自身发展而言，姚鼐于乾嘉年间正式开创桐城文派，于钟山书院培养出众多生徒，著名者有方东树、刘开、管同、梅曾亮、姚莹等，这些人构成桐城派第一代嫡传群体。但在众多生徒中，桐城本籍人士相对较少，方东树是其中之一，且随侍姚鼐最久。进入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发展，尤其是桐城本籍生徒的培养，不容乐观，或早逝，或在外为官，方东树晚年归里，实际承担起承续桐城文脉的使命。后人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专记师事及私淑方东树诸人，其中卓有成就的就有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盘、刘宅俊、郑福照等，而且他很多弟子也多出任书院山长之职，如戴钧衡是桐乡书院山长，文汉光接替方东树主持东山书院，方宗诚出掌商河书院、衡水书院、庐江书院。戴钧衡、方宗诚等构成了桐城派第二代嫡传群体，并在咸丰年间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交流融合，使得桐城派延续、发展，呈现再度振兴的局面。
第三，从桐城派理论体系而言，方东树主讲安徽书院和晚年居家十年，培养了众多弟子，扩大了桐城派创作队伍。方东树继承了桐城派文学创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所著诗歌理论著作《昭昧詹言》，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将桐城派诗论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桐城派后期名家吴汝纶称赞“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并把这本书列入自己主讲书院中的必读书目。关于桐城派的渊源与发展，方东树最早提出戴名世对于桐城派发展的作用，这对后世研究桐城派的形成、渊源等，都有重要意义。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杀，故“没名不耀”，当时论古文正宗者，推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而方东树晚年并推戴名世，这为后世“桐城四祖”之说提供了依据。对于“桐城三祖”在学术上的特点，方东树曾评其师姚鼐“经术根柢不及望溪，才思奇纵不及海峰，而超卓之识，精诣之力，则又过之。盖深于文事也”。这些认识精炼准确，为后世研究桐城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总之，方东树作为清代中期桐城派代表人物，以“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作文强调“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同时又“不尽拘守文家法律”。在安徽主讲四所书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经历；而晚年乡居十年，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人才。这些都体现他肩负起延续桐城文脉、丰富桐城派理论的自觉精神；终其一生，虽未获科举功名，但其对安徽书院教育的发展、桐城派创作队伍的状大、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弘扬，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有关方东树研究主要集中在《昭昧詹言》和《汉学商兑》两书上，关于《昭昧詹言》有，钟耀：《论方东树的诗学思想》，《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龚敏：《论方东树的诗学渊源》，《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吕美生：《方东树的价值取向》，《学术月刊》2000年第10期。关于《汉学商兑》有，徐洪兴，《论方东树的》，《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方东树学术思想综论性的研究有：李赟，《方东树与十九世纪的汉学批评》，《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龚敏，《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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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三《徐荔庵诗集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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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能征等纂修：《光绪亳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宦绩》，光绪二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11] 宗能征等纂修：《光绪亳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光绪二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2] 方东树：《半字集》卷二《亳州题许生诗卷》，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3]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三《未能录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4] 张灿奎等纂修：《民国宿松县志（一）》卷二十一上《学校志书院》，民国十年活字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15]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三《进修谱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16] 朱书（1654—1707），清学者。一名世文，字字绿，号恬斋，别号杜溪，安徽宿松人。出生于潜山。幼承家学，贫而好学。康熙十三年（1674）起授徒乡里。二十五年以岁贡入京。不久云游天下，学问益进，文章益精。四十三年中进士，授编修。文才卓越，学问精粹，与万斯同、梅文鼎、阎若遽、何焯等齐名。与戴名世、方苞过从甚密，结为文字交，为文被称之为“清初三才子”。着有《朱杜溪先生集》等存世。参见《安徽历史名人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23页。
[17]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七《仪卫先生行状》，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8] 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二《与鲁生先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9]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
[20]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二《存悔轩文集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1]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复戴存庄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2]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桐乡书院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3]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24] 汪韵珊等纂修：《同治祁门县志》卷十八《学校志书院》，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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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方东树：《考盘集》卷二《将赴祁门东山主讲先寄唐鲁泉明府兼示文生钟甫》，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7] 方东树：《考盘集》卷三《东山书院题壁并序》，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28]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29]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三册《答方存之》，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0页。
[30] 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一《桐城文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1]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与罗月川太守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2]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一《用人论》，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3]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珠场社学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4]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四《复方鲁生先生书》，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5]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答人论文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6] 姚鼐着、龚复初标点：《姚惜抱尺牍·与陈硕士》，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62、71页。
[37]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七《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38] 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自序》，清咸丰刻本。
[39]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六《与友人论师书》，光绪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40] 郑福照编：《方仪卫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本社影印室辑：《干嘉名儒年谱》第十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德育导行语伴我成长
我们学校这个月的德育导行语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它出自于《治家格言》这本书，是朱柏庐写的，它的意思是：即使是一顿粥、一顿饭，也应当想到它来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丝、半根线，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在生活中我有时也会忘记这句名言，但在一件事中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可贵。
那天上午我非常的饿拿起家里仅有的一点零食吃了。妈妈见我这么饿，又看看表说：“少吃些，妈妈现在就去做饭，一会就好。你吃零食太多的话，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你该吃不下去了。”我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我能吃下去。”然后我又接着吃。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妈妈还是照着我平常吃的饭量给我盛了一碗饭。当我才刚吃一点的时候我吃不下去了。就跟妈妈说：“我吃不下去了。”妈妈说:“你吃不了不浪费吗？要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是农民伯伯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啊，他们要经过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才能够有收获，收获以后还要加工才能变成我们现在吃的饭。”我听了以后说：“我晚上吃可以吗？”“可以。”到了晚上妈妈把我剩的饭又称上来了。最后我把饭吃完了。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粮食的可贵。我以后不会再剩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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