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通过跨文化营销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在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来适应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那么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营销有哪些影响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观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比如，在欧美国家，人们强调努力工作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也强调努力娱乐享受生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崇尚竞争，将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文化中，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东南亚及印度等国家，与欧美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人们都持有节欲的态度，与追求财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背道而驰。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的差异性。
1.2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影响人们的工作观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在其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对待成就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并且，对待成就的态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执行情况的主要因素，即那些怀有成就感越高的国家，其经济执行情况也越出色。价值观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去刺激当地员工来提高营销的效率。比如，在日本，树立工作和成就方面的荣辱感可以有效激励日本员工。在欧美国家，人们则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和更富挑战性的工作。
1.3对待变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对待变革的态度主要有两种：求稳取向和求变取向。比如，在儒家几千年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态度就是求稳的。人们习惯处于“相安无事”“、知足常乐”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一旦接受了稳定的观念，就会习惯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感到心里没底。如果稳定受到影响，人们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英国也是比较注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在变革的取向上也是追求稳定。相反，美国是一个较年轻的、移民的国家，没有什么传统可依附，也没有形成较强的传统观念，比较崇尚新奇，容易接受变革。
1.4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选择观
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也会因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首先来说一下时间。每种文化对时间的观念和严格守时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这也往往是跨文化营销容易失败的原因之一。比如，美国人对待时间的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对严格守时的要求也很高。而在中东一些国家，一个拜访者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可能与谈判对方相见，或在签订合同之前也要拖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拉美一些国家，人们的守时观念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进行跨文化营销的过程中，营销者必须了解当地人对待时间态度的差异。对于时间意识强的社会文化中，可以开发节省时间的产品，比如快餐、速冻食品等，这些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指导下，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还是会购买这些产品的。相反，在一些时间观念不强的国家里，人们往往在购物和选择商品时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价还价，这些可以节省时间的产品可能就不太受欢迎。对待风险的态度也缘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人们决定是否购买和购买何种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对待风险的态度影响的。另外，不同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时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
2营销启示
2.1了解并适应跨文化营销中的价值观差异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而文化的差异又导致各地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消费行为千差万别，跨文化营销中很多误解和厌恶常常是因为对这些差异的忽视而导致的，这给跨文化营销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跨文化营销者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性。这种适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把文化价值看作是不变的。跨文化营销中要适应东道国目标市场文化价值观的固有特征。在静态适应中，最容易发生错误的是采用自我参照标准。因为，跨文化营销者在进入他国市场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但这些都是本国文化和自己生活经验的产物。面对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营销者容易以本文化的价值观、态度、经验去理解、批判和决策。这就是自我参照标准。自我参照标准妨碍了对东道国目标市场的真实评价，在自我参照标准下制定的跨文化营销策略也必然会失败。除了要认识到文化价值观的静态性之外，还要注意到各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化变革的结果。社会文化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本身的发展；二是文化借鉴的结果。在动态适应中，营销者要特别注意文化借鉴。社会文化借鉴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化，有利于克服文化价值观背景的差异，加快社会文化群体对新产品的接纳。
2.2有效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实施本土化策略
在跨文化交流中出于语言在运用和交流中存有差异很大，需要以对方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来了解所学语言。在很多情况下提升对文化差异敏锐性已成为教学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地领导学生关切不同文化，并从英语语言习惯出发让他们懂得正确问候、赞美和感激他人，并可以比较文化差异避免对西方人隐私和忌讳的谈论等。之外，在教学中还需强化对英美文化的概述，需要学生宽泛涉足英美文化背景方面知识，如：《英美文学》、《英美概况》，多看些英文电视节目或影片，通过实际情景掌握他们的地理政治、人文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知识，做到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化敏锐性的目标。
1.1在学习英语前了解文化背景
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课文内容。如：《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第二册第二单元中，就叙述了马克吐温和朋友购买火车票有意泄露身份但几次被拒，最后被邀请上火车受到贵宾待遇，最后得知误认为是纽约市长的幽默故事。在学习课本时可先向学生简述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特征，让他们清楚马克吐温这个人物生活时代的背景，作品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历史地位及当时社会风气等，然后逐渐深入探究，让学生可以把握住文章宗旨。
1.2在学习英语前掌握文化内容
在解释语法、生词、分析句型结构时要留意领导学生掌握和探究词句间体现的文化含义，让他们学会正确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进行交流。中英文化差别及词汇文化含义对正确理解课文非常重要，西方国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存在很深的文化底蕴和背景。如：西方国家中大部分人都信仰基督教，他们必读的书就是《圣经》，英语中有很多习语与《圣经》、基督教、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有关。所以，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适时地向学生简述文化背景认知。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别。一是在面对年龄问题上，中国人习惯以老为尊，而外国人却避讳“老”这个词汇。在中国称作中年以上人为“老”表示尊重，如：老张、老李或杜老等，但在西方“老”字却表示残年衰朽，所以，西方人避讳运用“老”字。美国老人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人”，要以“年长公民”(seniorcitizens)这一婉约词汇来代替。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要多掌握西方文化，才能与他们沟通进程中更轻松自如。二是能够从与动物有关词汇中比较东西方的差别。在汉语中有“鼠目寸光”、“贼眉鼠目”等成语，分别用来形容人目光短浅、鬼鬼祟祟。在英语国家中老鼠在俚语中指怕羞之人。同时，MickeyMouse的出现使老鼠形象大放光彩，深受儿童喜欢并成为机智、智慧的象征。之外，在中、英两种语言中，狗(dog)尽管它根本含义是相同的，但其文化韵意的含义差别却很大。在英语大多数场合下“dog”是褒义词，用来形容值得信赖的人，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这都反应西方人心理文化，他们视狗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如：asfaithfulasadog，就是以来形容人的忠诚。虽然在汉语中也有许多对狗的褒扬，但只是把它们视为忠实奴仆，并不是平等关系。之外，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等表达人们对它的厌恶。三是中西文化中称谓语所指向范围也不一样。这也就体现了人物亲疏关系及身份和职业等。它既是语言代表也是社会文化象征，所以，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霸权表现形式危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世界大文化背景也正在日益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对等的。由于这种不平等性的存在，使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的现象，这应当是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本文将从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霸权理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及危害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
跨文化传播理论
当代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其中对“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描述和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拉里·A"萨默瓦和理查德·E·波特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心。
被誉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的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也没有对跨文化传播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给跨文化传播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所谓跨文化传播是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
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的，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hegemony)相区别，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引导这个社会，这就是“文化霸权”。换句话说，就是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接受来实现。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不对等性的传播，这种不对等性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不均速和不等速发展决定的。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政治交往不平等，国际政治关系不民主;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不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上层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传播形式，必须服务服从于国际经济交往，并受到国际政治的强烈制约。而国际政治、经济是不平等的，所以跨文化传播中必然渗透着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与文化传播弱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
这种国际交往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政治、经济领域早已存在，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却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不但更加突出，而且更加复杂。
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本文就以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为例来证明其复杂性。就内容方面的文化霸权现象来看，西方传媒发达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可在信息产品贸易、文化和语言、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四个方面获得说明。
信息产品贸易。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其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额每年都达600多亿美元，超过其他行业的出口额。其中电影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电视节目占世界总生产和制作量的75%，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美国节目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舀这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或者传播，更主要的是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以电影为例，随着中国加人WTO，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另外加上好莱坞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人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开始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近几年的《英雄》、《卧虎藏龙》等，这些影片都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地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国际接轨，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
文化和语言。1.文化方面。以广告文化为例，《NIKE恐惧斗室篇》的广告事件是关于跨国公司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文化霸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则广告中，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夸张失实》、第二个单元《诱惑》、第三个单元《自鸣得意》。互在这三个单元中，象征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三个中国元素即老者代表的功夫、飞天、龙，分别被代表西方形象的詹姆斯一一打败.这种情节和内容的安排正是美国一贯肆无忌惮彰显其霸权文化的体现。2.语言方面。近几年国内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高等院校必须通过英语四、六级才能毕业;许多学生争相考托福、雅思出国留学;一些单位的职称评定也与一定的外语水平联系起来。今天中国拥有3亿学习英语的人，几乎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的7到10年内还可能翻倍。然而许多在校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母语不用学也能够会。这一现象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是不无关联的。
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体现在其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宣扬其价值观，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标准，赋予自己在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试图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
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及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在传播全球重大政治新闻的时候，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出发，时刻彰显着文化霸权。其主要表现有:
1.标榜西方媒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非西方媒体采取排斥、怀疑、贬损、敌视的态度，甚至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称为“谎言”。一些西方媒体由于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受市场利润的驱动，经常对客观事实进行肆意歪曲、扭曲的报道。例如，对中国“3·14”拉萨烧事件的报道，此事件分明是一场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民族团结、蓄意破坏国家统一的暴乱，而西方媒体却称这是藏族地区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运动。并在一些新闻画面中将进藏进行支援救助的医疗车队剪辑、拼贴成镇压当地人民的武装军队，而且将一些医护人员的救助行为解说成军队对藏族人民的残暴镇压，完全是颠倒黑白、扭曲事实。这一事件说明，一些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客观”是颇令人质疑的。
2.根据意识形态偏见，随意取舍重大新闻选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传递时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一些媒体面对街道两侧的红色海洋视而不见，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报道，反而抓住个别反动旗帜进行大肆渲染和极力夸张报道，并声称这股势力将成为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强大障碍。殊不知，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体现，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服务目标的。
3.不顾客观事实，主观随意编造。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专制”、“愚昧”、“落后”，把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描绘得哀鸿遍野、问题成堆。一些西方公众到了中国，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来中国的西方民众，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真实情况后，都会为之“震动”和“吃惊”，这说明他们平时接收的信息并不真实。
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我们都知道信息一般都是从强势国家流向弱势国家，比如在海湾战争中，国内媒体的大部分消息基本上都是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二手信息。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逐渐掌握了媒介话语权，在第一时间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报道。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著名记者水均益和间丘露薇深入伊拉克前线，把第一手信息传递回来，让全国人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伊拉克战况。另外，在“5"12”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把地震的消息给全国和全世界的人们，为主流媒体赢得了话语权，而且在后来的报道中赢得了国际好评。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瀚权的危害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和现实，但是文化霸权累积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了威胁;给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文化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价值观的冲突，容易引起价值体系的混乱;还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最后很容易导致全球文化生态危机。
结语
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语言形式，而不同语言又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语言和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而跨文化交际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双方进行交际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信息的相互交换中不同国家语言间相互传递的过程，反映着社会习俗、评判标准、审美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等，其形式也具有多种多样性，如留学、移民、观光旅游、贸易、翻译、外交、跨文化技能的培训、商务会晤、外事接待、工作洽谈、科技文化交流等，而言语交际是最重要的一种。在言语交际中，如出现意见或观点不同时，中国人喜欢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保全对方的“面子”，而西方人较坦率，喜欢直接明了，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往往也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如与对方发生矛盾时，中国人不喜欢与人争论，甚至是争吵，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关系，而西方人却必须要把事情分个谁对谁错，争个水落石出；如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上，中国人常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先思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会被贬称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荡”，而西方人认为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需要思考，就是说要把思考过程言语化，要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对语言文化冲突不能相互全面了解，或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研究对其知之甚少，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导致障碍重重，误解冲突不断，因此，我们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进行详细、全面的认知。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要想学好语言，就要知晓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如果对其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不能完全学会语言，无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语言文化冲突
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文化冲突对交流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阻碍交流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为了揭开跨文化交际失败的神秘面纱，就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的体现加以了解、学习和认知，这些具体的体现是理解中西方人语言文化冲突的钥匙，能够使跨文化交际顺利的进行，并最终达成共识，同时，这是跨文化交际所要研究的方向，也是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1．称呼语
中国一直秉承尊老、爱老和敬老的传统美德，认为“老”即为德高望重、有经验、阅历深、有资格，常用“姜是老的辣”“、老马识途”、“老成持重”等形容“老”者，以示尊敬和敬意，所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为“老首长”“、老前辈”、“老张”、“张老”“您老人家“”老教授”等，表示敬重之情。西方人对“老”的看法却和中国人相反，西方人认为“老”既是衰朽残年、老矣无能，是别人的负担、拖累等，因此，对“老”字充满了反感之情，特别是女性，对“老”尤其敏感，不愿意对方用“老”来形容自己，更不喜欢听到对方用“老”称呼自己，喜欢对方称赞其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所以在交际之初要避免“老”字称呼语的使用，以防在对方心里蒙上阴影，造成沟通的失败。
2．寒暄语
在日常的交往中，人们见面首先做的就是用一系列反映本民族独特文化习惯的套话进行寒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招呼，以表示友好和礼貌。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人见面时常常会问对方：“你吃了吗？”表示问候，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对自己是否吃饭的询问或是一种委婉地邀请自己吃饭的表示。实际上，这种询问方式只是代表一种问候、寒暄，表示“你好”，相当于英语中的“Hi，Howareyou？”之所以这样问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民以食为天”的影响。亦或是见面询问“：你干什么呢？“”你要去哪儿？”“最近怎么样？”等，也是表示一种单纯地问候，原因在于中国人喜欢用谈家常的方式了解对方的近况，用以表示关心，但在西方人文化中，一见面就如此“寒暄起来”，那可要被看成是NosyParker，也就是“好事者，包打听”，带有打探私人隐私的色彩，是令人反感和气恼的质问，是对个人生活的无端干涉，因而产生反感，造成交流的窘境。简而言之，由于中西双方语言文化的冲突，中国人的好心问候会被西方人误解为存心不良的刺探，而西方人见面时常讨论天气：“It’saniceday，isn’tit？”，也会使中国人不解、茫然，不知应如何继续交谈。
3．词汇的文化涵义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词汇的文化涵义冲突而导致语言文化的冲突也比比皆是，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破裂。如果西方人形容一个女人像猫似的，就暗含着这个女人脾气不好，爱骂人，而在中国，猫象征着高贵、优雅、温顺，因此在此话的理解上就和西方人恰恰相反，认为是对该女人的称赞，这就是因为文化不同导致对“猫”的理解上相差甚远；在中国穷苦人（poorper－son）、劳动者（laborer）多含有正面的积极涵义，而地主（landlord）、资本家（capitalist）则有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但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红色在中国是褒义词，寓意一切美好的事物，代表热情、富贵、喜庆、喜事、活力、幸福、美满，运用在生活中各个环节，如：结婚时，新娘会穿着红色的婚纱或礼服；逢年过节时，长辈会用红包装着钱发给晚辈；当有喜事要宣布时，会在墙上或公告栏张贴红榜；形容生活过得富裕、幸福时，会说过着红红火火的日子。而在西方国家，红色是禁止、危险、愤怒的象征，如：seered（生气）、redalert（紧急警报）、redflag（禁止）；“蓝天”（bluesky）在中文中是纯洁的意思，而在英语中有不切实际的意思。
4．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慢条斯理和捉摸不透的兜圈子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思维方式倾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西方人则不喜欢拐弯抹角的阐述个人的想法，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思维方式较直接。例如：在西方，当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人们会欣然接受，认为称赞是对成绩和事实的承认，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用“Thankyou”表示感谢，而在中国，则会回答“哪里”，“惭愧、惭愧”或“过奖了”等等，表现他较谦虚，但这时的谦逊对于西方人看来是极其无礼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他在真心实意的赞扬你，却被对方否定了赞扬，有种当头淋了一盆冷水，糟了白眼的感觉；在西方，对他人的请求若不能答应时，会直接拒绝，而在中国，则多婉言拒绝。“不”一词很少使用，认为“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会造成对方的不愉快，而这种委婉会使西方人误解，认为不够坦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语言文化冲突，致使彼此的尴尬。
三、结束语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文革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民族中心主义从本质来讲属于信念，即一个有民族归属的个体认定自我群体优先于其他群体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我优他劣的主观价值判定标准[6]。从功能来说，民族中心主义可增强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因其自我中心的衡量和判断标准得出极端结论。如学界不少学者就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民族冲突的原因之一。同时，经济话语权的归属可以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边缘与弱势群体在选择消费方式和产品所表现的对经济强权民族的偏好，消费者的文化体验被商品化取代已成为新的文化定势[7]。例如，我国境内许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体验逐渐趋于同质化。如以纳西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丽江古城、白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大理古城等许多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体验方式本应大相径庭，但事实上是从文化体验角度基本是以相似的消费方式来表现，如高度相似的商铺设计、商品销售模式，已经让这些少数民族古城接受了国内外的强权文化定势———文化让位于经济利益。
二、类型化梳理：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冲突的多样表征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科赛尔、达伦多夫、赖克斯等人强调以社会生活的冲突性来解释社会变迁，形成了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反对将普遍的社会文化冲突现象作为“社会病态”来对待，并认为冲突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方式。民族是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类型，民族文化的冲突也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跨文化场景中，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用自我文化的行为标准与他我文化成员进行交往，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反映出社会冲突现状，具体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9]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如今，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冲突也呈现多样类型化的趋势。
（一）文化差异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民族文化差异可以定义为族际间的文化异质性。一般来说，如果民族身份未能超越文化直接影响群体或个体的社会人际交往，在政治、价值观、语言等方面的影响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民族居民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传承了不同的劳作与生产方式、社会活动与交往方式，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伦理、语言、建筑等。文化体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由文化特质构成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且不可替代的族群文化结构，文化冲突的发生实际是文化差异所导致。汤因比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对其生成环境所做的挑战的一种回应。”[10]独特的民族环境造就了各民族对文化的特殊应对方式，地域文化也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洗礼，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文化对地理环境的依赖。随着不断加强的各个民族之间横向的联系，导致纵向历史民族文化的冲突也与日俱增，其冲突的化解也无法参照经济冲突之中可衡量的经济利益。民族文化的失落是民族消失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接受新模式的同时，在文化层面却无法完全地借鉴或依赖，以表现出冲突或对抗，甚至是战争。
（二）文化休克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文化休克（Cultureshock）也称为文化冲击，产生这个词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冲突。在历史上，不同民族的跨国人口大量流动产生了大批的跨境移民，伴随他们的是诸多跨域民族文化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于是，文化休克这个词就应运而生。文化休克在我国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许多印记，如元代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从地方性政权逐步转变为全国性政权，蒙汉之间的政治文化冲突问题凸显，具体表现为大一统的文化目标但多元化文化并存，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情形和以蒙古人为主导的统治族权对现实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因素使元代的国家治理从开始就遇到问题。解决的方法在于蒙古族群与汉族群的文化交往以文化休克的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曲折博弈得出结果，而这一结果对元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的文化冲突带有明显的地域政治特点，其核心是冲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正统标准，为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成功典范。
（三）文化霸权下的民族文化冲突葛兰西首提的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hegemony）对研究文化冲突有指导意义。其释义为除军事与暴力维持的政治秩序之外，被统治者迫于心理和意识的情景取向而表现出的顺从和服从。部分民族在对外传播文化的同时又拒绝其他文化的流入，或过度重视外来文化使之置于本土文化之上，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白人与土著印地安民族的交往，人类学家往往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文化上的侵略与征服进行对比研究。文化互动之初，白人文化的优势地位就决定了文化融合过程的主导权由霸权一方掌控。从结果来看，曾经土著印第安族群的住所早已建设成大都市，那些林间小道早已成为城市发达的交通轨道，留下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土著语来命名植物与街道。教育的推行与印第安民族的开化行动，让印第安民族在接受正规学校社会化训练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文化特质。与最初的野蛮进攻相比，后来的民族文化政策推行是温和的，教育采用以英语教育为主，印第安语为辅的选择。在这场历时二三百年的民族文化冲突中，印第安民族逐渐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接受了既定秩序的白人文化的同化。
三、社会化与实践：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度检视
跨文化视角下的文化融合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经历接触、整合后，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族群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彼此冲突、碰撞、相互融合。这样的融合造就了许多的文化体系，如阿拉伯民族文化体系、印度民族文化体系、日耳曼民族文化体系等。本尼迪克特认为，诸多世界文化体系中，日本大和民族是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从国内民族融合历史来看，我国如今的民族文化体系也是历经了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才得以形成今天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从跨文化视角看，具体可以从社会化与实践两条路径检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一）社会化中的民族文化适应柏瑞认为，民族文化融合就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适应的结果，表征着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经过持续地接触，导致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属性确定了人的交往目的是为了社会化。社会化是个体的群体适应过程，民族文化在社会个体社会化程度不断成熟中也日渐与文化背景相适应，文化适应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民族文化适应包含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保持与“他人”民族文化的关系两个部分。民族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在固定的文化圈中完成，这一文化圈是是该成员的文化标签，在完成交往的过程中，民族成员主动或被动吸取他文化所长，以适应社会变迁。作为社会行为的民族文化适应包含行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主体为本土文化，客体为外来文化。主体和客体的相互适应是两种文化间经过主动或被动互动，最终形成文化的同心力。
（二）实践中的民族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化的发展总处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不能离开实践来谈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实践性决定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其人类性。即任何民族文化，只要能为人类所用，其民族性可被忽略，更多地强调其能为人所用。如生活在云南的独龙族，其社会形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其民族文化状态基本与其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状态相符。如今的独龙族地区，社会实践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可通用性让其民族文化突飞猛进，再次验证了不同人类族群所创造的文化有相通的一面。处于不同族群的社会人，其实践、生产过程都和文化创造息息相关，文化产生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自我改造的各种活动集合，文化由人所创造又反过来塑造人，跨越了民族与种族的界限。无论民族生境如何变化，世界各民族都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所有民族文化内涵中总不乏自然文化，为各民族的融合与交往奠定基础。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核心是不同民族文化在融合之后形成没有排他性的整体，而并非“想象共同体”。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伴随世界交往与互动而成为共同财产。
四、结语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广告；广告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1
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它意味着,在表层经济形态之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超乎经济范畴的深层文化机制的运作。
一、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概述
广告文化属性的问题是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广告能否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去，是否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基础性问题。同时，广告跨文化传播实际能力的显现期待着理论的研究，激励着学界的不懈探索。
（一）跨文化广告传播释义。“所谓广告文化,是蕴含在广告运动过程中的,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以广告为载体、推销为动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宗旨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广告文化传播也受其影响,走向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显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原料、资本和消费全球市场的形成，跨文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以及国家民族之间种种交流的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频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能力也越来越明显。
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模式。“广告跨文化传播是以广告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不管有意识地用广告进行跨文化传播，还是广告执行超越了文化疆域，其目的都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超出固有认知模式的限制，准确地理解广告诉求，接受广告传递的信息，收到广告暗示而采取相应行动。”[2]
在模式中，A和B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它们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一般的传播要素：信源、编码、渠道、解码、信宿和反馈。但由于传播过程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也带有文化冲突和融合等特点，体现出文化的互动。
因此，广告跨文化传播需要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在文化A中，信源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条件选择传播符号，进行编码，形成传播信息，也就是广告。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广告必然带上了文化A独有的文化价值特征。在文化B中，受众通过一定渠道接触广告对广告信息进行解码，选择性地理解广告信息，产生态度和行动。由此可见，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等都收到了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呈现不同文化的相应特点，并由于传播过程中文化产生了交汇和杂糅，又使得它们都具有了第三文化的意味。
（二）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首先，文化A和文化B的差异性或可接近性。“霍尔以个人和集体为切入点，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根据信息传播对环境的依赖性大小，将文化分为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文化形态差异越小、越接近的两种文化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越容易。”[3]
其次，“本群体”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也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对其他文化抱有偏见、成见和歧视，对其他文化了解和理解不够，以至编码和信息失误，甚至触犯其他文化的禁忌，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再次，传播过程的操作和传播因素本身也会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编码、信息、渠道等要素都能影响传播结果，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态度等也极大地影响着传播效果。
三、广告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文化边际的有效沟通是广告传播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何既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进行广告传播活动，又能保持民族、本土的文化特色，如何在宣传本土化产品或服务的同时，又能树立起民族文化形象，是广告人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
（一）跨文化整合策略。“文化整合，又可以称为文化融合或涵化，是指当两种相异的文化相遇时，互相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主动了解对方文化的特征，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双方文化共享性的过程。”
（二）文化中的共性策略。应努力去寻找不同文化中人类的共性，如爱、善、友谊、亲情等。广告对大多数诉求对象来说应该是亲切的、易接受的、易理解的，它应该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包容力。
（三）表现形式国际化策略。广告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竞争时代企业实施全球市场战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然的。但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的一模一样化。事实上，要在全球完全相同的广告是很难的，至少语言就是个问题。
（四）实施本土化策略。本土化策略，是指跨文化广告传播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本土资源，根据东道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以适合本土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经营运作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
本土化策略是解决广告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传播效果的矛盾的有效对策，其核心就是广告计划全球化、实施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将跨文化广告传播作为一个连续过程来看，那么计划全球化可以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战略部分，而实施本土化则是信息的战术部分。
参考文献：
[1]陈培爱.广告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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