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情调与本土意识形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中国的对话 张跃军
好人何以变成坏人?--评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 谢芳
《乡村医生》--"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 叶廷芳
"在流沙中行走":论《植物园》的"叙述" 仵从巨
在梦的阐释中展示权力关系--论《人鼠之间》的文化寓意和社会效用 方杰
海明威:"有女人的男人" 戴桂玉
美国文学对地域之情的关注 孙宏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 肖明翰
论勃朗宁诗歌的艺术风格 刘新民
《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 蒋承勇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周小仪，童庆生
关于表现主义的定义问题 张黎
拉康与分裂的主体 严泽胜
《窃信案》:文本与批评的对话 何宁
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麦永雄
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 王守仁
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 宁
厄普代克的平庸之作受到批评 宁
西蒙发表新作《有轨电车》 吴岳添
从大江健三郎眼中的村上春树说开去 许金龙
"新世纪东方文学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王燕
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 周宪
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模仿 石海峻
普鲁斯特论波德莱尔 刘波
《四个四重奏》的时间拯救主题 刘立辉
探讨T.S.艾略特的"秩序"理论 江玉娇
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 程巍
自卑情结: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重要动因 朱振武
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 冯季庆
拜厄特小说《占有》之原型解读 程倩
《欲望号街车》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 徐静
诗化的缺失体验--川端康成《古都》论考 孟庆枢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 吴笛
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 李维屏
狄更生的死亡比喻与基督 董爱国
冯至与德国浪漫文学 殷丽玉
解构主义在美国--评J.希利斯·米勒的"线条意象" 申丹
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论辨析 林树明
被忽略的R.L.斯蒂文森--斯蒂文森小说理论初探 王丽亚
比较中见特色--村上春树作品探析 林少华
虚像与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 高宁
重读《麦琪的礼物》 朱刚
从《"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及其《序言》看康拉德的艺术主张与实践 高继海
论马卡宁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侯玮红
《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的叙事策略 程锡麟
J.希利斯·米勒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空草
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陈中梅
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肖明翰
很多的印度,很多的印度文学 空草
一场辛苦而糊涂的意识形态之战--谈玛丽琳·芭特拉的奥斯丁研究 王海颖
布洛克斯和他的自然诗--兼与谢灵运比较 刘润芳
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 谷裕
乌托邦文学与《圣经》 赵宁
日本"大冈故事"《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与元曲《灰阑记》 中田妙叶
《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 殷企平
利哈乔夫:20世纪俄罗斯最后的沉思 吴晓都
全球化语境中的惠特曼研究 刘树森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秦海鹰
《忏悔录》的真实性与语言的物质性--论保尔·德曼对卢梭的修辞阅读 昂智慧
论默多克的小说《逃离巫师》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 何伟文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 吴泽霖
现实·梦幻·梦幻戏剧--斯特林堡的《父亲》和蒙克的《病室中的死亡》 耿幼壮
奈保尔笔下"哈奴曼大宅"的社会文化分析 梅晓云
感受荒诞人生见证反戏剧手法--《等待戈多》剧中的人及其处境 蓝仁哲
"历史的噩梦"与"创伤的艺术"--解读乔伊斯的小说艺术 郭军
《所罗门之歌》:歌声的分裂 刘炅
《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左金梅
用童话构建历史真实--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与德国浪漫童话传统 冯亚琳
神性的幻灭和人性的冲突--《沃斯》的悲剧意义初探 吴宝康
《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 张黎
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帕梅拉》和《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对比分析 刘戈
论海达·高布乐是一个颓废者 何成洲
能乐《芭蕉》:芭蕉精形象的形成与日本佛典的关系 张哲俊
又一个马克·吐温? 宁
今日重读吉卜林 萧莎
屋里屋外:关于当代英国诗歌的一个话题 空草
《源氏物语》中夕雾读大学寮情节的真实性 张而弛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夜》形式研究 戴从容
转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 李娟
美国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的生死对话--析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房客》 乔国强
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 应雁
与"两种文化"的对话--谈戴维·奇的小说《想》 童燕萍
"从摇篮里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论卡夫卡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曾艳兵
弗·索洛维约夫与俄国象征主义 汪介之
从圆到圆:论博尔赫斯的时空观念 唐蓉
从先知预言的角度释《荒原》 郭春英
对《解读叙事》的另一种解读--兼与申丹教授商榷 申屠云峰
论泰戈尔的韵律诗学 侯传文
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 申丹
寻求另外一种真实--评德国浪漫艺术童话超现实的美学旨趣 冯亚琳
审美与政治:关于济慈诗歌批评的思考 章燕
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 殷企平
海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赵蕾莲
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再认识 吴元迈，Wu Yuanmai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书信论战 刘文飞，Liu Wenfei
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 程正民，Cheng Zhengmin
泰戈尔"人格论"探析 侯传文，Hou Chuanwen
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 吕大年，Lü Danian
《希腊古瓮颂》中的"美"与"真" 袁宪军，Yuan Xianjun
《采坚果》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 张旭春，Zhang Xuchun
金钱+享乐=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 李均洋，Li Junyang
与时间游戏,和死亡对话--评马丁·艾米斯的《伦敦场地》 王卫新，Wang Weixin
艾丽斯·沃克的诗性书写--艾丽斯·沃克诗歌主题研究 王卓，Wang Zhuo
试析《老妇还乡》中的正义主题 廖峻，Liao Jun
在生与死之间:解读《英语教师》 王春景，Wang Chunjing
行走在麦比乌斯环上--论安部公房的《砂女》 王蔚，Wang Wei
论默多克小说《黑王子》中的形式与偶合无序问题 何伟文，He Weiwen
《寒冻》--贝恩哈德"笑艺术"的开端 韩瑞祥，Han Ruixiang
贝克特英语批评的建构与发展 刘爱英，Liu Aiying
德尔班科:麦尔维尔研究新论问世
如学习小说《项链》一课时，学生可能很难理解国外森严的社会等级划分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对马蒂尔德的行为也不能够理解，甚至会觉得她只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若这样理解，学生的学习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因此，教师要抛弃旧观念，进行情景迁移，引导学生更深一步地去理解马蒂尔德的行为。如教师可以假设这样的情景：假如你是马蒂尔德夫人，美丽、温婉，但是却只能过贫穷的生活，而很多不如你的人反而锦衣玉食，那么你是否还会做到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呢？这样学生就会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总有羡慕别人的时候，也就能够理解想过富足、快乐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马蒂尔德的行为可以说是虚荣，但这也是她追求幸福的权利。通过这样的设想，学生自然能够明白马蒂尔德的无奈和辛酸，认识就上升到了新的层面。
二、高中语文多种对照式教学
对照式教学是指将两种以上的材料进行对比式的学习，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促进阅读理解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形式自由而丰富，可以进行内容的类比，也可以进行作品形式的比较，还可以做出思想感情的对照。在外国文学作品教学中使用对照式教学，主要是将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既可以打破中外文学既有的限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又能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如学习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就可以和蒲松龄的《促织》一文进行比较，都是描写人变成动物的主题，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同样的主题，二者在内容和表达情感上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通过对两个文本的细致阅读，学生就会发现，在《促织》中人变成蟋蟀是主动的，是为了改变贫苦的生活，虽然过程充满眼泪和痛苦，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家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经常运用到的大结局写法。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是被动的变成甲虫，即使异化之后主人公仍旧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生活也随之变得更加痛苦，从始至终都充满了无奈和悲伤，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但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都背负着生活沉重的压力，都是生活在下层的人民。通过文本内容和情感的比较，学生就可以理解卡夫卡《变形记》的思想，同时理解中国文学的内在。
三、高中语文探究性教学方法
外国文学课程长期以来负载着多项教育任务，可以概括为下列五大项:1、系统掌握世界文学史主要思潮、流派的发展演变，了解各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识记文学知识;2、了解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审美心理;3、提高分析品评作品人物、事件的思维能力;4、通过对作品艺术特色的学习提高写作水平;5、提升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培养学生审美情趣，陶冶道德情操。1、2属于知识目标，3、4属于能力目标，5是情感目标。外国文学学习的内容横跨中西、纵横古今，教学任务可谓艰巨，教师和学生不堪重负。高职院校外国文学课程要办出职业特色，要提高教学质量以满足职业需要，就必须对这些教学任务进行大胆裁减。高职中文专业毕业生主要担任管理、服务领域的文职人员、行政人员、客服人员、销售人员、幼儿教师等职务。毕业生和职场的反馈情况表明，花了大量时间习得的文学史知识对职业工作基本没有用处，外国文学课程定位出现了严重失误。高职学生重点要学习的不是高深广博、系统性强的文学史知识，对于作品的艺术特征、写作特点更不必着重讲解和训练，学生毕业后基本不可能从事文学工作。服务和管理领域要求从业人员除了拥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文字处理能力、办事能力，还要拥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包括坚定的职业信念、高尚的职业操守，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敢为人先、敢于追求的勇气。外国文学的课程应紧扣这一职场对人才的需求确定教学任务。首先要充分发挥文学课程对人的教育感化和培养良好个性、高尚人格的作用。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品质的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人生，提升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塑造完美个性。其次是要联系生活、社会和人生，通过分析作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办事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构建注重人文素质培养和思维能力提升的教学体系
(一)详略得当，注重人性与道德激励。外国文学课程隶属于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课范畴。在教学中要改变过去拘泥于文学史、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功能和知识系统性的倾向，降低理论难度，缩小教学范围。各章概述部分内容压缩课时，重点讲解各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诞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原因和文学内部的继承发展性，这是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灵魂，学生必须掌握。非一流的作家可以简单提及其杰出的贡献，不具有鲜明特征的则完全可以一笔带过。重点作家作品，首先需要介绍作家和代表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奋斗历程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展现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激发学生崇敬之情，促其奋发向上，树立高尚的人生理想，增强自信心，勇敢面对人生挫折，养成永不服输、永不放弃的精神。至于其他作品不必一一介绍，统归到创作主题下说明即可。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对人物的品评和联系现实问题上，这部分的训练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二)打破学科界限，寓历史、文化、哲学于文学教育中。许多教师在讲外国文学史发展历史和具体作品时，对产生的时代背景总是三言两语交代，这种做法看似体现了文学的独立自主性，节省了教学时间，却得不偿失。要学好文学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功底。文学是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载体之一，历史、文化和哲学是文学产生的背景，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学习不能同这三者割裂开来，否则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和宗教在西方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理解不了但丁《神曲》中人本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矛盾统一，领会不了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复杂矛盾性，也理解不了有些作家浓厚的宗教情怀;如果不了解近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就理解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善良的拉斯科尔尼柯夫为何会杀人;如果不了解西方社会的道德风俗和婚姻爱情观念，就无法准确评价作品中的人物。
三、利用影视剧扩大学生“阅读量”
不少研究者都主张学生要对文本细读，反对将观看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作为了解作品内容的主要渠道，认为原著一经拍成电影后，就失去了作品的魅力，存在他人错误解读的可能性，认为要真正了解作品，就必须读原著。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文本细读在高职院校教学中只能是一种蒙上理想面纱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阅读面狭窄，学生在上大学前一般只读过两三部作品，主要集中在描写爱情的《简•爱》、《傲慢与偏见》、描写冒险生涯的《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和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等作品，基本没有人读过《神曲》、《浮士德》等最能体现西方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的经典作品，甚至有同学在上课前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书名。这些经典作品一般都是长篇小说，动辄百万字。高职院校学生无论学习热情、意志品质、关注焦点、学习方法，还是思维水平、学习能力、自主意识都不如本科院校的学生。即使进入大学后知道应该读这些作品，也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有毅力将之从头看到尾，能够大致翻一翻就已难能可贵了。经典作品文本细读在高职教学中无法实现，不能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丢掉了外国文学这整片森林。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18]
参考文献
[1]黄仲文（主编）：《加拿大英国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2]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同上。
[4]乔治·包沃林：《一本简短悲惨的书》，温哥华：塔伦布克斯出版公司，1977年。
[5]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6]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7]丹尼斯·李：《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63页。
[8]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页。
[9]王晓英：《生存回归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0]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蒋丽珠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1]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12]同上。
[13]申慧辉：《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第199页。
[14]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5]瞿世镜：《＜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载《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6]梅绍武：《英国病人》（长篇选译·前言），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五期，第9页。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代表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世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岛崎藤村在1906年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破戒》。对于《破戒》的影响吉田精一说：“可以说反响空前、史无前例。内容新颖、技巧拔群应该是其大受欢迎的第一理由。同时也得天时之助，在需要出现新时代文学以预战后发展轨迹之时，《破戒》不失时机地出现了。
高举自然主义的旗帜，在日本起到法国左拉作用的是田山花袋。他从明治三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露骨的描写》中，积极地提倡排除技巧，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是推进自然主义的头号人物。短篇小说《棉被》是田山花袋比较有名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其实写的就是作者本人。而其中的女主角则是他的女弟子冈田美知代。在小说中，田山花袋极力避免虚构，直率地表达了一个中年男子对自己喜欢的中年女性的爱慕和，大胆地表露了自己生活中最丑恶的部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小说中裸地描写和人物的平面描写也引起了文坛的瞩目。
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及突破
可见，没有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打造的牢固基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很难有所成就的，甚至不会萌芽。日本是一个极善于学习与模仿的民族，在文学上亦不例外，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理念，在创作技巧等方面也在大肆学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也逐渐融入了许多日本民族本身的特色，从而正式形成了一个独特文学支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之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相比产生出很大的差异性，最终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
首先，法国自然主义的诞生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左拉是在19世纪中期，欧洲的自然科学突破发展的科学背景下提出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其次，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而提出的文学思潮，与之相反，在日本，两种文学流派相辅相成，完全没有互相拆台的意思。甚至有很多浪漫主义作家都投入了自然主义的阵营。再次，虽然两国自然主义文学在着重点上基本相同，都在描写家庭，但是其体现出的内容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不同。
开放性阐释就是在品读经典时以培养学生的个性———独立思考能力为核心，阐释作品不给统一结论，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重视个体的感受，鼓励见仁见智，多方探寻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如鉴赏《玩偶之家》，引导学生从剧本中找材料，分析鲁迅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表达的娜拉或堕落或回来或死亡的观点是否正确，思考娜拉有没有其他路可走。学生细读剧本后发现，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和一贯做玩偶的生活的影响，娜拉“堕落”“回来”“死亡”都有可能；但当年违法借债和夜抄文件挣钱还债的经历证明，娜拉在依附丈夫的玩偶表象之下，骨子里却是既刚强自尊、有文化有能力又有主见、能吃苦，“堕落”“回来”“死亡”的可能性都不大，起码还有一条出路———自食其力，鲁迅之所以强调娜拉出走后的结局悲惨，意在提醒生活在封建思想浓厚的中国的女性莫草率出走酿成悲剧。再如学习莫泊桑的《项链》，在老师的启发下，同学们对作品的主题深入思考挖掘，总结出了7种不同的观点：批评爱慕虚荣，指出虚荣导致灾难；倡导勇于承担、直面人生的勇气；人生要努力奋斗，没有奋斗的人生是空虚的；赞扬诚实劳动、坦荡生活的品德美；人生常有意外，须谨言慎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要量力而行；福祸相依，坦然面对。因为学生的个人情感经历、阅读水平和阅读情趣不同，品读作品时的关注点和兴奋度不同，所以开放性阐释作品主题只是因势利导，既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又培养了学生的个性———独立思考能力，而这又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凸显人文理念
文学即人学，文学经典无论距离我们有多远，思想多深奥、手法多复杂，国别、民族有多么不同，都是探索人类命运、表达人类美好情感的，而人类追求幸福的愿望和感情是共通的。所以经典赏析时抓住作品人文性是消除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隔膜、正确理解作品的好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
1．人文性沟通
即在品读外国文学经典时重点挖掘作品的人文精神，用人文性作为沟通作品和学生的桥梁，让学生在人文精神的感召下与经典对话，激发品读经典的热情，并得到精神滋养。如赏析《哈姆莱特》时，学生对剧中三个复仇事件———哈姆莱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均为父复仇———的性质难以分辨，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哈姆莱特复仇的博怀———关爱人类幸福，主动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的人文精神，与福丁布拉斯私利和国家利益兼有、雷欧提斯完全是私利的复仇有天壤之别，这样学生很容易就理解了主人公哈姆莱特的伟大和作品崇高的思想意义。再如分析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时，细细研读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的段落，如重点分析格里高利在白匪和红军间游走的心路历程、反动地主叶甫盖尼对女仆女儿病危无医可治时的愤怒和焦虑的片段、革命党人彭楚克因每天要处死反动派而精神濒于崩溃的章节，使学生深刻领悟到无论是革命党人、反动派还是徘徊在革命和反革命中的普通人，身上都有美好的天性即善良、仁慈的人道精神，正是残酷的战争毁灭了人间最宝贵的人性，而这人性美正是此作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教学，即能使学生用心体味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对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又突出了作品的重点。
2．角色换位感受人文精神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由于他先容了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回于虚耗,由于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 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关翻译新题目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仲春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探究和外国文学翻译先容和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重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炸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真个《通报》他就随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尽大多数翻译家,固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厉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冷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以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先容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鉴戒。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探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征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轻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尽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气力,二是***反应出版信息比较通达,除掉本身有气力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和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进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左右开弓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进步自己。假如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探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我国老一辈作家、家，尤其是作家兼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评论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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