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美国 金融 海啸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这场金融海啸的实质是虚拟 经济 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失调,最后探讨了金融海啸对金融工具及其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海啸;金融工具;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一、美国金融海啸的形成与实质
美国当前的金融海啸,始于2006年出现、2007年2月首次披露的次级贷款危机。次贷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疯狂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痼疾,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无限制地运用杠杆化,资产证券化过度,衍生金融工具过分膨胀,最终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失调,这是此场金融海啸的实质。
美国的多数居民一贯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因此在美国,向银行抵押贷款、 贷款买房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原本只有收入可观且稳定的居民才可以贷款,但10年前,美国房市一片大好,在正常的房贷得到满足以后,投资银行及金融机构为了增加利息收入,扩大消费群体,又再次降低贷款的条件,扩大贷款的范围,向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和收入不稳定的一族发放抵押贷款。为使次级贷款者有能力还款,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零首付、利率优惠(前期固定利率,后期浮动利率或是提供一定的低利率优惠期)等。贷款公司成功开拓了次级贷款市场,但因为次贷风险较高,于是找来投行(高盛、摩根、雷曼兄弟等)分担风险。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一再降息,致使房贷资金充裕,购房需求愈增,房价上涨,房地产升值。持有房产者对其房产增值部分,再次申请增加抵押贷款,这部分涨价增值抵押贷款的风险较大,信用等级低,与之相对称,金融机构也就提高它的风险收益的预期,提高它的利息率。其利率曾高达10%—12%,比普通抵押贷款利率高一倍。投资银行及金融机构为了增加、扩充它的资金来源,运用杠杆化的原理,再引入资产证券化,运用新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其本质就是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cdo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由于cdo是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风险较高,很多投资者不敢问津,于是将cdo分成优先cdo与普通cdo。发生债务危机时,优先cdo享有优先求偿权,因此相对于普通cdo而言,优先cdo风险较小,很快得到市场认可。普通cdo则风险更大,主要销售给偏好风险的对冲基金。2001年末,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短短几年就翻了一倍多,使得以次贷为基础的优先cdo与普通cdo均市场红火,对冲基金除按照协议从投行处购买普通cdo,更将普通cdo抵押给银行,获得更多的资金,加大普通cdo的购买力度。而投行为了分得利益,又从对冲基金处回购普通cdo,同时投行开发出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即在cdo中取出部分资金到保险公司投保,让保险公司分担风险,提高cdo的信用评级,将次贷的资本链进一步拉长,也使得风险级数进一步提高。
由于房价仍高涨,cds市场销量可观。华尔街在cds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一种新型基金,专门投资买入cds的基金。 只是将基金资本分为不同的切片,其中一个部分作为support tranche,即在亏损时先由support tranche进行垫付,不足时才由其他切片依次支付。support tranche其本质是一种保证金。新型基金大卖,各种养老基金、 教育 基金、理财产品,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新型基金大量增发,但保证金support tranche并没有增加,导致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大为下降。从次贷到cdo,再到优先cdo、普通cdo、cds、新型基金,这一系列的衍生品的创新过程,华尔街不是在遵循贷款证券化最初的分散风险的目的,而是在一味地追求高额利润。
这些抵押贷款,还有股票、债券、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等等,他们都是实体经济的“纸质复印件”,称之为虚拟资本,他们的运行形成了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以2006年的估计数据为例,美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万亿美元,而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债券、期权、期货等的价格总额估计为40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虚拟的繁荣令人眼花缭乱。统计资料显示,1994—2007年,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水平大幅提高。美国抵押市场全部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由1994年的55.8%提高至2007年的74.2%,而所有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率则由1994年的31.6%大幅提高到了2007年的92.8%。据美联储统计,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规模从2000年的3.0万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5.83万亿美元。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次贷危机报告》,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从2000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8万亿美元,年增13%,形成了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其中,次级贷款2003年4 000亿美元,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4 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比例从1993年开始起步 发展 到2005年的20%。在高度证券化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的呆账和坏账,恶化了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的资产池,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收益的不确定性。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率(delinquencies)在2005—2007年短短两年时间内激增50%。
这样连续不断自我膨胀的虚拟资本总有一天要达到充分饱和的状态,泡沫太大终究会破裂的,金融资本的链条也就会断裂。诸如由房产供给逐渐扭转大于需求,房价下跌,房产及二手房卖不出去。房产抵押贷款中原先凭房产上涨增值而增加的贷款,就会难以继续还贷。这种情况逐渐多起来,使信心不足,房地产资本链就会断裂。
美国最大的金融信贷机构是“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fanny mae)是在1938年根据美国国会颁布的法令成立的;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freddie mac)是1970年成立的竞争机构。他们只收购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房贷资产(信贷凭证),然后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取得的房贷资产打包向投资人出售。他们虽然不直接提供房贷,但提升了信贷市场的流通性,使美国中低收入的家庭得到房贷。从1994年到2006年,次级房贷使900万户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从2002年到2005年美国房价以每年10%的升幅一路上涨,2005年上升达17%,累计涨幅超过50%,更加刺激了次级房贷市场的大发展。2005年达到6 250亿美元,比较2001年扩大了5倍,到2006年,美国次级房贷高达12 210亿美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繁荣,使参与房贷的金融机构收益丰厚。在经营过程中,不断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增加信贷资源,也被社会所推崇。
必须指出的是,次贷市场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等虚拟经济的繁荣是以实体经济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为基石的。但是,自2005年以来,美联储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连续17次提升基准利率,从1%到5.25%。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峰顶摔下,2006、2007年跌跌不休,城市房价跌幅高达17%,最小也有11%。次级房贷的还款额因利率上调而逐步增加,低收入的不能偿还贷款的家庭大增,至2007年6—8月形成冲击市场的次级房贷危机。至2008年,比尔斯登破产、雷曼兄弟公司也被迫破产,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收购,美林也被美国银行收购,扩展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
二、 金融 海啸对金融工具及其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分析
美国的金融海啸及次贷危机是金融衍生工具闯的祸吗?这样提问题和看问题是值得再度思考的。因为这种认识,不利于我国的 经济 发展 ,不利于我国的金融创新。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只是一种工具,其性质是中性的。任何工具,特别是有效工具,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民造福,也可以用来闯祸。诸如在房价上涨阶段,可用来集中资本,让众多中小收入者凭所购房产作抵押取得房贷,拥有住房,繁荣房地产市场,其功不可没;但是在房价下跌阶段,那些凭房价上涨、房产增值取得房贷从而套现者,以及没有提供收入证明而取得房贷者,则成为房贷市场资本链的薄脆环,有断裂爆破引发危机的可能。又如,金融期货,可以用来套期保值,对冲风险,又回避风险;也可以用来投机,追求高风险的高收益,引发高亏赔。这是违规操作追求高收益的贪婪造成的,是信贷缺少应有监管和风险管理不到位所致。在金融资本市场上,如果监管缺位或监管不力,正常的经营者也会流入投机者流。凭房价上涨增值发放贷款,是种没有实际抵押品的抵押贷款;没有收入证明发放抵押贷款,是将抵押贷款变成了没有信用的信用贷款。滥发信贷,就会使房贷市场的泡沫膨胀,其膨胀倍数大大脱离实体经济,增大了泡沫爆破引发危机的风险。
次贷危机发生后,众多学者、政界和 企业 界资深人士,特别是一些损失惨重的金融机构对按市价调整的 会计 准则发起猛烈抨击,纷纷指责金融机构实行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是引发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及欧盟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中,一些银行家抱怨由于会计准则规定衍生工具要以公允价值即按照市场价格计量,严重低估了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加剧了金融危机。美国国会2008年10月3日通过的美国政府救市方案中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公允价值计量;10月15日欧盟正式决定第三季度起金融机构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改用成本估值计量。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布对国际会计准则作出紧急修改,允许金融机构对一些以前必须以公允价值或当前市场价值入账的金融资产“重新分类”。
其实,公允价值计量只是个会计技术问题,与金融危机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而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达到客观、透明、真实的高质量要求。改用成本计量也不能降低实际亏赔,只是账面和报表上好看一点而已,并不能解决价格下跌的问题,也不能改变危机的本质。首先,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更符合资产与负债的定义。例如,资产是指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由于资产必须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而预期的经济利益或未来现金流量不可能以 历史 成本方式进行计量, 而只能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这是符合逻辑的。 因此,运用公允价值模式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计量更合乎资产定义。同理,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由于负债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以未来流出企业的经济利益的现值计量负债,也合乎负债的定义。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会计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会计核算的前提之一物价稳定这一假设难以成立。尤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价值随时间和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历史成本信息的相关性逐渐降低,其决策有用性也大打折扣。公允价值计量能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能较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面向未来的公允价值要比过去的历史信息更有用于决策,从而使会计报表的使用者能更好地获知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帮助其作出理性的决策。因此,按公允价值计量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的经营、决策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
众所周知，2008年美国金融创新的滥用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不仅中断了世界经济在失衡结构中的增长势头，而且也让缺乏抗周期调整能力的南欧产业和支撑其高福利水平的财政赤字平衡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今天由此造成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迅速影响到欧元区整体的经济活力及其银行业的稳健性，从而会进一步损害到长期以来由美元与欧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虽然，四年来为了修复金融危机给美国金融体系的借贷双方所造成的资不抵债的巨大压力，美联储不惜余力地大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经济缓慢复苏的效果，但是，美国今天高失业率状态下的经济复苏，不但不给中国经济缓解外部的压力，而且还在以更加频繁的制造中美贸易摩擦的保护主义方式来遏制中国的出口，以实现大选之年奥巴马提出的、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就业曙光的“再工业化”目标。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由于中国和其他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陆续加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从而依靠美元与欧元所提供的巨大流动性，渐渐确立了本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发展模式。而如今欧美经济需求的深度疲软和美元与欧元币值及其流动性的巨大波动，却给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 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的动荡格局，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首先是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过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
其次是周期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经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在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经济部门，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的机会，这种投机现象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是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
最后是外部性的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于是针对自己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尖锐的矛盾，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而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利用他们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话语权”，而不顾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对现有 “一刀切”的平衡调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和国外利己性的市场开放要求，以达到缓解他们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经济硬着陆风险上升的效果。这种只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上所推进的缺乏“共赢”的国际政策协调方式，确实增添了世界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的复杂性，给中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来自于大宗商品市场的输入型通胀与通缩压力，以及海外游资短进短出所产生的外汇占款的大幅波动，从而导致既要保持币值和价格稳定又要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我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失衡发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种矛盾的叠加效应就会接踵而来，从而不能抱有幻想，而是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遇，从制度改革着手去打造市场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选好调整时机，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
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是未来金融改革的切入点
中国金融的发展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丰硕成果的日益积累和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中国银
业的资产规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国经济的生产总值一起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到了全球化体系之后，大量为了分享中国全球化红利的外资金融机构都纷纷汇聚到上海，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上海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
但是，尽管如此，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定位一样，我们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人家发生危机是金融创新滥用过度造成的后果，我们受到牵连是金融创新不足惹上的麻烦。佐证这一判断我们可以拿出很多具体的案例加以说明，比如，在国有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模式中，对长期以来一直靠垄断的息差盈利方式和在过度的行政监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普遍缺乏金融创新的动力来提升金融服务的附加价值。于是，金融服务的缺位也造就了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但是一直以来这片土壤没有很好的规范、引导、培育乃至必要的保护，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脆弱性是最直接的，一点儿经不起外部冲击的考验。今天，有相当一批“新派金融家”，在不同程度上“痴迷”上了“以钱养钱”的金钱游戏，并没有花精力去打造一批具有发展潜力、代表中国未来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群体和为新农村发展的农民企业家团队。当然还有社保基金的空帐问题，商业保险的信誉问题等等都在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金融“软实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它具体表在六大方面：
一是金融资产价格扭曲。比如，中国目前以利率和汇率为代表的核心金融资产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再加上市场分割问题又并行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国债和企业债等市场还没有整合在一起，无法为利率的合理水平提供有效的市场依据(收益率曲线)。这就会进一步严重影响到其他各种金融服务中合理的价格水平的发现和制定，从而使得很多金融服务的收费价格存在严重不合理的现象。另外，若在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下完全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那么，在目前欧美货币宽松的环境下，就非常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利用少量的自有资本和大额度的金融杠杆来华进行无风险的价格套利，从而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夺走中国大众长年辛苦积攒的储蓄(很多金融危机发生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是没有顶住来自于投机机构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市场开放的压力，在没有充分完成其价格体系改革情况下，贸然开放了自己脆弱的金融市场，结果引火烧身，惹来民族的灾难)。
二是市场流动性不足。虽然股市的市值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但是投资者换手率极高，价格波动非常明显，无法形成价值投资的格局，这就使得二级市场无法向一级市场传递融资条件的正确信号，从而也催生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平的格局。尤其是当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于是很容易出现别人股市下行调整的时候，我们会跌得更惨，而别人股价反弹的时候，我们却还在为市场流动性不足而苦恼，刚拉起的股价片刻就被无情打下。当然，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投资者避险情绪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所致，而进一步的原因就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大众财富的实力没有他们那么雄厚，所以很容易过度反应。
三是风险分散能力不强。无论是违约风险还是流动性风险，无论是市场风险还是操作风险等，我们的管理方式比较单一：银行体系凭借抵押和自身流动性准备来应付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而市场体系基本上由投资者自身来承担全部的风险(即使基金出现账面上“损失”也会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保护伞来转移实际利润和靠垄断的服务费征收来把损失转嫁给弱势的大众股民)。这两种传统的“顺周期”风险管理模式都可能造成信贷过度和信贷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以实物或政府信用为靠山的)抵押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企业，进行过度的放款，而对有着良好的投资机会却没有足够抵押能力的中小企业出现惜贷的行为。事实上，日本泡沫经济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旦系统性风险爆发，那么所有的抵押品瞬间就会失去变现的能力。美国次贷危机中唯一值得我们借鉴经验的地方就是他们“逆周期”的风险分散意识：在市场繁荣的大好时机进行资产证券化，起到了很好的分散风险的作用。
四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内幕交易，粉饰报表，错误引导等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顽疾。在这方面要通过“事前”的机制设计尽量杜绝利用“信息不对称”盈利的一切漏洞，而在“事后”要对可疑的现象
，彻底追查，严厉打击。另外，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常常是阻碍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因素，由于他们抵押能力不足，加上在它们又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准入门槛低，竞争十分残酷，盈利能力就十分有限，所以，缓解违约风险就全靠银行自己去加大对客户事前的信息管理和事后的资金跟踪，这样就使得银行信息生产的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挤压了他们相对于大企业而言本来就微薄的利润。于是，这批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就很自然在中国这样银行主导的国家中发生了。
五是公司治理机制缺位。今天无论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还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无论是强化金融业高管薪酬体系的改革，还是坚定不移地引入股市的退市机制等，都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引入竞争机制和对金融机构奖惩分明的制度安排，对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提高企业的业绩表现有着多么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之所以发展不快，除了盈利模式严重受到抵押能力不足的阻碍以外，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现代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还没有得到充分确立。其中，作为激励机制的政府扶持力度还需要有很大的提升。
六是价值创造的取向有偏。如果金融服务不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么投资者的价值创造就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且，最终财富要么会集中到在不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获胜的少数人手里，要么就会因为不愿意介入这种投机行为充斥的市场而被迫温存在没有效率的银行体系，从而使得实体经济的平均融资成本大为上升。当然，中国股民习惯跟随“政策市”来抓住资本利得的短期上升机会，也改变不了中国资本市场价值创造能力长期不足的现状。所以，引进价值投资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和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以及打造各类创新产品以满足由此产生的对各种高端金融服务需求，才是中国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必由之路。只有企业做强了，金融服务取向明确了，那么，大家才能真正致富。而且，那个时候投资盈利模式的选择对绩效的影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三、 金融改革方案的选择要继续立足服务于实体经济
未来上海金融的发展一定首先要重视价值创造的取向,即要为创新驱动(提高附加价值)和转型发展(降低对外依存度)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也要充分认识到金融改革必须依靠国家一盘棋推动的重要性，稳中求进。要把国家引领的对现有金融体系所进行的“优化调整”的“存量改革”和上海自发的利用 “先行先试”的制度红利所推进的“市场创新”的“增量改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率先打造出一个依靠“要素服务软实力”创造高端价值的全新增长模式，努力改变上海长期以来依赖“商品制造硬实力”进行同质化竞争的不利格局。
我曾在去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的思想版上，较为详细地比较了“商品制造大国”和“金融创新大国”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解释了为何东亚国家在充分放开金融管制、满足金融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价格自由波动”的时候，却失去了过去商品制造中依赖“要素价格保持稳定”所带来的“性价比”竞争优势——从而导致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制造产业空心化的倒退现象。鉴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也强调了中国金融改革要充分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探索多元化改革道路和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重要性。为此，我提出了上海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未来所需要“做实”的七种金融服务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企业家金融。发挥上海高等教育、研发环境、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等各种知识型要素较为集中的比较优势，把过去控制要素投入成本的盈利模式尽快转变为发挥要素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方式，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即这类由天使基金和公共基金主打的金融服务，享受政府优惠的税收待遇并同时受到投资方式的严格监管，促使他们靠不断增长的企业实际利润来作为自己发展的收益来源，而不是靠“推动”企业未来“利润潜在增长的预期”，来谋求自己在退市过程中的高额资本利得。显然，对于后者的发展模式，一旦监管不到位，就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今天中国的创业板，在这方面就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只有把社会资本、企业金融家和创新人才三者牢牢地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扶持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才能化解上海“大学生就业难、海归成海带”的资源浪费现象，从而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其二，关系型金融
效仿德国银行业的普遍做法，即依靠专业化、差异化的银行资金扶持和量体裁衣的投资管理计划，使得银企关系十分稳定，避免了同质化的盈利模式和银行之间恶性竞争。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资本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上。
其三，供应链金融。上海要为汇集而来的银行家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努力塑造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即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产业链和利益链通过激励机制和产业组织的设计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由大企业为小企业做融资的抵押担保的格局，这样就会大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
其四，消费者金融。充分利用上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让优质上市企业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一批富有责任感的真正“为民理财”专业化金融机构，开拓符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理财目的为主的“消费者金融”的服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模式，从而让日益稳定增长的“财富效应”来推动中国内地市场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同时，也要兼顾在上海较为集中的高端收入群体改善生活质量目的的财富管理需求，为此，尤其要依靠金融创新来支撑这种“差异化、个性化”的高端服务。
其五，全球化金融。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关系型金融”环境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要促进以四个中心建设为代表的“要素服务型行业”在上海的集聚，行政服务效率的提高和对异地而来的金融人才的人文关怀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另外，上海和中央的金融政策协调、信息沟通也是打造国家“金融安全”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全球化金融”模式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要重视与各国之间、全球各大市场之间、国际货币所在的主要区域之间的金融开放与合作模式，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形式，努力打造人民币在海外越来越宽广的安全流通与结算网络。
其六，政府金融。在上海提供的得天独厚的“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以及“全球化金融”的运作体系中，探索管理外汇储备和社保资金等公共财富资金进入海内外市场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提高诸如“主权财富基金、社会养老基金等”的资本运作绩效水平。同时，还要结合未来“藏汇于民、公私合作”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来优化“政府金融”运作效率的管理方式，从而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释放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确保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
其七，国家金融。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上海较为集中的现象，主动与国家相关部委提出“以上述国家资源为主导，以市场运营机制为基础，以民间资本和海外先进技术为补充” 这样一种“政企紧密合作”的“国家金融”发展模式(一种和国家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有益的“信用配给”模式)——即使银行的收益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受到政策保护的息差收益，但是其核心任务就是大力扶持中国“资本密集型”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全力打造“中国标准”支撑下的国企和国有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
上述七大“金融业务模块”虽然侧重点不同，服务对象不同，风控方式也不同，但是，如果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方式安排得体，它们一定会相互促进，有效地完成中国金融成功转型的艰巨任务，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
摘 要： 房利美、房地美被国有化，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倒闭，美林证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命悬一线。众多百年老店的迅速消失，宣布华尔街过度虚拟经济的失败。没有基础的衍生市场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市场，而加强基础“标的”的多层次市场的建设，避免虚拟经济引发危机的灾难性影响，坚持伴随实体经济发展而持续发展的方向，是新兴市场用沉重的代价换取的最重要启示。
关键词： 资本市场，虚拟经济，衍生市场，新兴市场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离得太远。这里有一个常识的判断，泡沫是非常脆弱的，泡沫的破灭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实上，华尔街金融巨头，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已经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灰飞烟灭。
衍生产品与虚拟经济
这次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泡沫，包含很多内容，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条长长的泡沫链。
最底层的标的次级贷款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抵押贷款是一个信用产品，信用产品应该带给有信用的人。但是，次级贷款把一个信用产品贷给了一些低信用，甚至没有信用的群体。而且附加了许多加大信用风险的优惠条件，比如零首付，比如，延迟本金还款等等。次级贷款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
基于这个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超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的所谓结构化产品（cdo），近万亿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以及各自近万亿的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汽车消费贷款证券化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超过美国4.3万亿的国债市值两倍。一旦那些一厢情愿的假设，比如房价不断涨、利率长期低发生变化，次贷违约率上升，危机就爆发了。
价格泡沫和市值泡沫的制造与巨大的杠杆交易放大资金泡沫密切相关。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著名的凯雷资本下面的凯雷基金，泡沫高峰期间，其6亿多的资本金，把管理的资产放大到200多亿，杠杆倍数高达32倍。当市场下跌3%，凯雷基金面对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不得不黯然退出曾几何时还叱咤风云的华尔街历史舞台。
我们看到，这里最关键的部分是，这些也冠名为“产品”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价值，并没有创造任何真实的财富。产品链越长，越不知标的为何物。次贷衍生品数万亿上十万亿的市值，是被虚拟货币托起的泡沫,是杠杆交易方式放大的虚拟财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到危机四伏的地步。
美国前财长保罗·奥尼尔认为，“通过扰乱世界货币市场获益的人是投机者。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价值。”奥尼尔对金融市场的观点以及其为金融市场制定规则的重要的职责，挑战了金融机构的巨大利益，这可能是其被迫从财长位置上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价格泡沫结局是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次贷泡沫最后只可能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泡沫破灭，瞬息之间，数万亿数十万亿的虚拟财富消失，化为乌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几乎摧毁华尔街。次贷危机从新世纪抵押贷款公司的关闭开始，次贷违约，沿着次贷产品的证券化产品、结构化产品、保险互换产品、债券保险、债券市场、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消费信贷证券化产品直至债券保险公司，都深陷危机。贝尔斯登倒闭，把危机的严重程度提高到红色警报，几乎所有金融公司都陷入了次贷危机的漩涡。
政府支持的最大的房地产抵押担保机构－－房利美、房地美被接管，雷曼兄弟已经成为贝尔斯登第二，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命悬一线。这些百年老店迅速从华尔街消失，宣布华尔街过度虚拟的经济的失败。试想，如果不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可以随心所欲发美元，华尔街大大小小的金融公司，完全可能重现1997年泰国一天关闭58家银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一幕。
次贷危机把另外两大经济主体拖入衰退。受次贷影响英国北岩银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挤兑行为，最后英国政府对其实施了国家收购。因为直接持有大量次贷衍生产品，欧洲成为重灾区。虽然欧洲央行的大规模注资，使欧洲所有金融机构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因次贷延伸影响，一般滞后美国一年的欧洲经济已经开始面对衰退。日本经济也重返了负增长之途。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证券投资资本大规模撤出华尔街和其他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商品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高了石油粮食价格，全球通货膨胀急剧恶化，超过70个发展中国家通胀超过两位数。美国的通胀已经5.6%，欧洲的通胀大大超过警戒线，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处于经济放缓与通胀的两难之间。全球通胀是否最终引发全球危机还要拭目以待。
新兴市场发展应“脚踏实地”
次贷泡沫使华尔街伤筋动骨，使全球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连华尔街都难逃劫数，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础和相应金融体系不足以与金融资本一较高下之前，切不可以身犯险。
新兴市场多是初级市场，或者是不成熟的市场，夯实金融市场基础，是初级市场的根本大计。次贷泡沫的危机给新兴市场最大的启示是，新兴市场最应该夯“实”的基础，就是不要远离实体经济，不要过度虚拟，要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新兴市场要扎扎实实发展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有效把资源配置给有成长、有价值的行业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市场，比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主板、三板、企业债、公司债市场。只有以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和发债公司的价值增长为投资目标的市场，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培育优质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使公司业绩不断增长，做实做强做大基础“标的”的市场，才能分享企业和公司的成长，才能分享经济的成长，而不会被过度虚拟的泡沫经济伤害。
新兴市场的衍生产品市场应该以对冲风险管理风险为目标发展，切忌以投资为目标推出。而多层次衍生产品的市场要审慎渐进。衍生产品是衍生出来的，虚拟的成分随着衍生的层次增加而增加。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远，泡沫越大，泡沫破灭后的灾难也越大。
如果像次贷那样，被衍生的基础产品也存在巨大的风险成分，衍生出来的整个衍生品市场就是建立在一个“虚拟资产”的基础上。这样没有基础的衍生市场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市场，而加强基础“标的”的多层次市场的建设，避免虚拟经济引发危机的灾难性影响，坚持伴随实体经济发展而持续发展的方向，是新兴市场用沉重的代价换取的最重要启示。
摘要：房地产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产业。一方面，它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子部门，另一方面，又有非常强烈的虚拟经济属性，这主要表现在价格的强波动性、资本增殖的自主性和产业资本的虚拟化等方面。因此，在分析房地产市场价格是否偏离其价值时，不仅要从房价收入比、房地产空置率、房价租金比等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也要从货币供应量、利率、信用、金融自由化等虚拟经济的角度出发。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例，从实体经济因素分析美国泡沫的生成虽有意义，但存在缺陷，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不仅是一种价格泡沫，更是一种以货币、金融衍生产品为基础的信用泡沫。本文发现，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判断和预测房地产市场的走向，较之实体经济更有意义，而且，房地产泡沫的治理也离不开货币金融政策的支持配合。
关键词：房地产 虚拟化 实体经济 美国次级债
一、传统一元分析框架的缺陷
房地产被称为“不动产”(property)，是指土地及其土地上的永久建筑。在人类的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房地产提供的住宅或厂房是保证这些活动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在传统的理论视野中，房地产一般都被认为是实体经济中的一个子部门。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于用实际收入、家庭与人口数量、就业量等实际经济因素来解释和预测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就房价而言，是否已经产生了泡沫，或者，是高了还是低了，有没有偏离其本身的价值，从目前学术界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标准是房地产价格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ratio)。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根据1993年联合国对107个国家的调查，一般居民可支付收入跟房价比大概是3到6倍左右，这是一般的标准。
第二是房地产空置率(vacancies)，是指某一时刻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商品房供求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空置率在10％～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要采取一定措施，加大商品房销售的力度，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
第三个标准是房价租金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300:1～200:1。如果房价租金高于300:1，意味着房产投资价值相对变小，房产泡沫已经显现；如果低于200:1，表明这一区域房产投资潜力相对较大，后市看好。房价租金比无论是低于200:1还是高于300:1，均表明房产价格偏离理性真实的房产价值。
第四个标准是经济基本面。如果整个经济处于过热的状态，那么由于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可以相信房地产业也会有一定的过热的现象。
不可否认，以上这些指标确实可以解释一些房地产经济活动，但是，研究表明，仅有这些因素不足以对房地产波动给予充分的解释。quigley使用1986-1994年美国41个大城市截面数据，根据居民收入、家庭数量、人口数量、就业量、每年房屋建造许可和开工数量、空房率等实际经济变量及房地产价格滞后变量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对房地产价格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难以预测价格变动的拐点，预测最准确的模型错误率也高达52.73％。19(见表2-1)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只根据实际变量无法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很好的解释和预测。显然，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已经不能仅由实际经济方面的一元分析来解释，必须联系货币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的因素。
二、房地产业的二重性
在当代社会经济中，房地产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产业。一方面，在传统产业理论中，它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子部门，强调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的物理特征和物质价值，认为房地产作为实物资产的一种形式，价格和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大致平行发展。另一方面，却具有非常强烈的虚拟经济属性。在我国，中国证监会(csrc)的上市公司分类指引主要是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在证监会的分类指引中，房地产业作为单独的一个门类，在所有产业中排行第15位(分类代码：j)。证监会是将房地产业单列出来，不仅是为了突出房地产业的重要性，更是由于房地产行业产业属性的这种复杂性使然，总体来说，证监会是将房地产业列入实体经济的部门。但是美国、英国等国家，不论是摩根斯坦利和标准普尔公司的全球产业分类标准(gics)，还是伦敦金融时报的全球分类体系(gcs)，都将房地产业列入金融产业的范畴。在这些虚拟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房地产业的虚拟化已经非常深刻，所以，房地产业与银行、保险、综合金融等一起被列入的是虚拟经济的范畴。房地产业的二重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的资本化定价特点使房地产价格具有强波动性。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一件商品的价格应该等于其成本的加总，是其生产要素投入的总和。以边际成本定价法为例，方法就是使产品的价格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即p=mc，当某一产品的价格与其边际成本相等时，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当房地产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房屋的销售价格就不再是建筑及土地成本决定的供给和由消费者效用决定的需求的一种均衡，而是以未来收益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出现，反映的是投资于房地产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和资产升值的潜力，这是一套与成本定价法完全不同的资产定价理论。在这种定价方式之下，房地产与股票一样，具有了强波动性。传统上人们认为房地产价格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格波动，大约只相当于股票价格波动的五分之一，但是，投资专家、学者和基金管理者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波动要远远高于这一水平，他们估计房地产价格波动大约要相当于股票波动的57％。
第二，房价脱离实体经济因素，资本增值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由资产价格理论得知，房地产价格由房地产租金收益流的贴现值决定，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假如两者发生背离或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幅度大于房地产租金的波动幅度，就表明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了异常。但是，在现实中，房屋销售价格与租金的背离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租金的增长速度。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欧洲房地产周期波动中，房地产的价格与租金价格相比，也呈现更强的波动性。这说明房地产作为虚拟资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房地产业的资本增值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无关，这也体现了虚拟经济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第三，房地产业资本的虚拟化倾向。房地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传统的房地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这使银行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纷纷倒闭就是一个教训。于是，为了分散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等直接融资方式纷纷发展起来。截止2007年末，国按揭贷款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10,000亿美元，年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达到近16％。(图1)基于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国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又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在美国。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图2)房地产虚拟资本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房地产实体经济的规模。
三、房地产市场二元分析框架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有三条路径，一是从实体经济层面进行研究，二是从虚拟经济视角展开，三是从产业经济学和政府规制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周建军、鞠方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波动及股价等对房地产的价格存在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高波动性与经济基本面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来自金融因素，主要与金融风险的增加有关。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房地产泡沫的虚拟经济决定假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波动基本上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或者实体经济决定论，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展壮大，经济虚拟化愈来愈明显，金融危机和房地产价格波动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波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更多的与金融发展有关。现代经济实际上是货币经济，货币是连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活动的纽带。房地产泡沫归结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应该从货币资金循环和货币政策角度研究房地产泡沫，这有别于一般的强调实体经济因素和金融因素的分析，也有别于存量分析方法。货币资金的流转循环变化是导致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根本原因。
房地产泡沫既有实体经济的因素，又有虚拟经济的因素，这与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虚实两重性密切相关，而且，在房地产泡沫中，虚拟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引入虚拟经济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同步发展时所存在的房地产泡沫现象，即使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没有出现背离，如果房地产和其他虚拟资产之间的结构不合理，发展速度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和虚拟经济出现背离，同样可能由于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在房地产市场上而造成房地产泡沫。可以说，二元结构分析框架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角度来判断房地产泡沫，改变了传统的实体经济判断泡沫的局限和不足，为研究房地产泡沫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四、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
1、从实体经济因素分析美国泡沫的生成有意义，但存在缺陷
首先，从美国历年来的房价收入比来看，美国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2.7-5.2之间，07年底为4.9(见图图2-5)。根据1993年联合国对107个国家的调查，一般居民可支付收入跟房价比大概是3到6倍左右。显然，美国的这个房价收入比尽管近年来有所上升，泡沫风险确实在提高，但是，美国的房价收入比仍还在国际承认的安全范围之内。要知道，在我国，10年来，我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估值，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8以上。08年6月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21.0；上海的房价收入比为15.6；广州的房价收入比为13.6；深圳的房价收入比为19.4。而且，相较之下，图2-6数据表明，与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美国的单套房价也不是很贵。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次金融危机，而美国却成为金融危机的引爆点呢?显然，从房价收入比等来解释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次级债危机，说服力并不强。
其次，在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房价租金比虽有所上升，但仍在安全范围之内。从图2-7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89年到2007年间，美国的房价租金比大体上是上升的，毫无疑问，这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直到2007年，美国的房屋租金比不到300:1，应该还是在合理的区间内。
再次，次级债危机前，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向好。首先，从美国gdp增长率来看，直到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仍然保持在2％以上，这说明，在2007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从就业人口数来看，在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就业人口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而且，我们也从中可以发现，在次级债危机爆发的2007年7月，美国全就业人口就有所下降，相应的失业人口增加。
毫无疑问，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不论是房价收入比、房价租多比，还是gdp增长率、失业率等，这一系列传统的实体经济因素尽管都有或多或少的征兆，但都无法在根本上解释次级债危机的发生。显然，仅从实体经济因素考察美国次级债危机存在缺陷。
2、金融自由化与货币循环流视野下的美国房地产泡沫
从房地产虚拟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次级债危机则是一种金融或货币现象，即房地产市场和虚拟经济部门发展背离，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于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房地产价格膨胀。但除此之外，美国房地产泡沫不只是单纯的价格泡沫，我们从前文中已经得出结论，美国房价尽管已经开始与其实体经济相背离，但价格泡沫并不是想象中的严重。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本质，还在于它是一种以货币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为基础的信用泡沫。
首先，我们可以从图2-10中看出，房价的走势与货币供应量是正相关的，而且，从图中，我们也可以大约推算一下，房价一般要滞后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换句话说，货币供应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房价的上涨或下跌。此外，利率作为货币的价格，无疑对房地产市场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购房者的月供较少，促进了房地产的需求，同时低利率水平也促进了经济的加速增长，居民收入预期增加，也促进了对于房地产的需求；在加息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前景普遍非常乐观，居民收入预期进一步增长。同时房价的上涨也促使居民进一步购买房产，进一步促进了房价的上涨。(2)在利率水平较高的时候，购房者的月供较大，抑制了房地产的需求，同时高利率水平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速的下降，居民收入预期减少，也遏止了对于房地产的需隶在降息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前景普遍非常忧虑，居民收入预期进一步下降。同时房价的下跌也促使居民的观望乃至抛售房产，进一步促进了房价的下跌。从图2-11中可以看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与美国住房价格存在强烈的反向作用。这说明，房地产泡沫的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很大。
其次，近年来美国房地产的房屋价格与通胀率背道而驰。根据belke和wiedmann(2005)的观点，房屋的价格增长应与通胀率的走势大致一样。一般来说，从货币循环流的角度，当通胀率高企的时候，投资者会以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以对冲货币随时间的贬值。因此，房价增长率与通胀率相差的过大正是房屋根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不相称的表现。从图2-10中，我们可以看到，1995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均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水平，按道理说，从实体经济的角度，这意味着宏观经济较为稳定。但是，从1995年以来，美国房屋价格开始大幅背离通胀率，直到2005年，这一差距被放大到了最高点。房屋价格与通胀率背道而驰的加剧表明，尽管国家通货膨胀并不明显，但房地产领域仍聚集着大量的投机资金，而这，正是房地产泡沫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在我看来，美国这一次次级债危机的大背景，是上世纪以来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货币在各个虚拟经济部门之间自由、快速地流动并投机、套利。毫无疑问，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约束的放松，为大量货币流转于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自由化使信贷约束放松，造成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信贷约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房地产泡沫负责。美国这一次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的信用危机。房地产抵押贷款本来是一个信用产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疯狂的金融创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规避，银行的抵押贷款被给了一群没有信用的人。信用标准的降低，次级债款越来越多，使银行的信贷资金过度流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
更重要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按揭证券化在美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见图2-11)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等整个金融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紧紧联接在一起。在按揭项目不断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及其它机构把原本一部分的借贷款及相对风险转移给按揭证券的持有者，由于证券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在货币循环流的作用下，更多人可以间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按揭证券的资金来源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地的存款金额，也可以来自证券市场，毫无疑问。这又变向增加了房地产及其衍生品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范围的同时，也在放大房地产的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就会通过这种具有“传递”性质的证券，将房地产领域内的风险转嫁给固定收益市场。很容易理解，这是一整条的泡沫镱信用泡沫一产品泡沫一资金泡沫一价格泡沫一市值泡沫。
3、泡沫的破灭：向实体经济的复归
什么是房地产泡沫，我们知道，所谓泡沫指的是一种资产在一个连续的交易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在这时的经济中充满了并不能反映物质财富的货币泡沫。然而，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资本虽有其独特的定价方式，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决不能背离这个基础而孤立的发展。如果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大大背离它的内在投资价值，形成泡沫，而泡沫作为一种财富幻觉，终有醒来的一天，泡沫被挤出后，虚拟资本的价格会立刻回到其自身价值的水平之上。泡沫破灭之日，就是向实体经济复归之时。从图2-13中可以看到，在房价开始下跌的情况下，股票也开始下跌，泡沫破灭。虚拟经济逐渐向实体经济回归还表现在美国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在图2-14中，从2002年开始，美国住宅投资占gdp比重开始越过均值，比重逐年加大，这意味着，货币更多地流向房地产市场，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由此而来的次级债危机。紧接着，2006年-2007年间，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重返均值。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甚至经济衰退。进入2008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9％，第二季度为1.9％，第三季度为－0.3％，都远低于去年的2.2％。从目前来看，虽然美国经济陷入长期、深度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性的观点认为，美国会经历2-3年的低迷期。二是失业率呈上升趋势。自2008年1月份以来，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就开始下降。2008年10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减少24万个，9月份则降28.4万，8月份降127万，这使得美国失业率升至6.5％，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
五、政策含义与建议
通过传统实体经济角度来分析房地产泡沫尽管有一定的解释力，却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基于房地产市场的二重性，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方面来看待房地产市场及其泡沫问题，则有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显然，房地产泡沫的治理离不开货币金融政策的支持配合。加强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货币金融的控制和管理，特别是加强对信用的治理，防止大量货币积聚在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活动，消除房地产泡沫的货币根源，是治理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事实上，以货币循环和金融自由化为切入点，通过对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传导过程的分析，证明了美国这一次的房地产泡沫不仅与实体经济有关，更与货币向房市的过度集中有关。对于我们国家，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是两方面的。首先，站在国内的视角，我们应逐渐认识到，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创新，不是单纯的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改变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抛弃的仅仅是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弃所有正当而必需的金融体系游戏规则。事实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导致真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以此来支撑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过程。
其次，鉴于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在二者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这里所指的防火墙，是指在当前的货币政策的调控中，作为监管部门的央行，应特别关注虚拟资产价格，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建立起虚拟资产价格监测等相关指标体系。
摘要:本文从讨论虚拟资本入手,论述了虚拟经济的形成机理、发展和规模;接着研究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侧重研究了负面作用,即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泡沫经济;随后分析了我国经济中的泡沫风险,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虚拟经济、泡沫经济
一、虚拟经济:形成机理、发展与规模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其主要构成部分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虚拟经济则不同,它是指与虚拟资本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也即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因此,讨论虚拟经济可以从虚拟资本入手。
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与实际资本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能带来“剩余价值”、并具有独立的价值增值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虚拟资本的形成是与货币的产生分不开的。货币开始是为突破物物交换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交换媒介,但货币发展到由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一种价值符号以后,在交换媒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价值储藏功能,从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信用关系出现后,资金借贷双方联系日益密切,资金需求者愿意向资金供给者支付利息,货币产生了“收益”,从而转化为了虚拟资本(借贷资本)。借贷资本的大规模发展产生了银行信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便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必然寻求新的融资渠道,于是股票和债券应运而生,它们是最明显的虚拟资本。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资本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趋势,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继股票、债券之后,又出现了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证券化资产是因资产证券化而发展起来的。银行将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各种信贷资产经过重新包装后实行证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中加入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作为抵押发行新的证券,从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这样等于是在本身就是虚拟资本的信贷资产及初级证券的基础上,又产生的虚拟资本,大大提高了资本的虚拟化程度。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产品,金融期货、期权合约的买卖者并不真的拥有合同中规定数额的证券或货币,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时真的买入或者卖出这些证券或货币。特别是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实际上是就指数的涨落打赌,无任何实际对应物,是最彻底的虚拟资本。
与虚拟资本的发展相适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来考察,虚拟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闲置货币资本化。这是虚拟经济的最初阶段。例如,当某人持有暂时不用的闲置货币,而另一人却急需生产经营资金时,前者便可将其闲置货币让渡给后者去使用,后者则承诺对借入资金按期还本付息。在这种货币的直接借贷行为中,由于贷方并未从事现实的生产经营,而是仅仅凭借代表借贷行为成立的借据或凭证获取利息收益,因此,这种借据或借贷凭证便成为虚拟资本的雏形,贷方据以获取利息收益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
2、借贷行为中介化。这一阶段的标志就是银行的产生。在这一时期,货币资金借贷主要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而是表现为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借贷。此时,对广大的存款人而言,其持有的能够带来利息的存款凭证就是虚拟资本。因此,借贷行为的中介化实际上意味着虚拟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由于能够扩大社会的资金借贷规模,提高社会范围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而,对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证券交易的市场化。随着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大量发行,客观上要求形成一种便于有价证券实现流动性的机制或场所,于是,证券市场应运而生。虚拟资本交易的市场化可以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有利于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结构,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4、虚拟经济国际化。进入20世纪后,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开始出现,虚拟资本的发展由此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关贸总协定推动下最终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更加便利了虚拟资本的跨国交易,从而使虚拟资本交易日益呈现为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可以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使资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5、金融工具创新化。20
世纪60年代以后,虚拟经济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际性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包括各种金融期货、期权等在内的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工具的创新化使得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日益呈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
8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迭创新高,使得虚拟经济的运行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扩张。据报道,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却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总价值增加了250%。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1.5亿美元以上,约为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膨胀。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位的,虚拟经济是第二位的。虚拟经济是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麦金农,1973;格利和肖,1960)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发现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
2、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
3、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但是,虚拟经济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是因为:虚拟经济要正常运转,需与实体经济的规模相适应。然而,虚拟经济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在证券市场中,人们对于证券市场未来价格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公司的财务状况,而是基于一种心理预期和想象空间。这种投机者的“市场接力棒理论”(金德尔伯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生动地描述了投机者普遍存在的“博傻心理”,即投机者见到大家都看好某一金融资产,自己也加入这一行列,期望自己的“接力棒”下传,由于大家有相同的预期,在相反的预期未形成主流之前,市场接力棒就不乏接手者,从而带来市场的火爆,使市场价格脱离客观价值,形成泡沫。前面所提及的虚拟化程度较高的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更是在虚拟资本基础上的再次虚拟化,几乎与实体经济没有联系,易形成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投资中也可能存在着泡沫成分。企业为解决
资金不足问题,可以向银行贷款,也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遇到经济全面衰退,企业破产倒闭,实际资本创造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企业先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较之实际资本来说,就成了空中楼阁。实际上也是一种泡沫。
经济中出现泡沫并不意味着泡沫经济的出现,经济泡沫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且可以通过市场供求机制而自动恢复均衡,只有当虚拟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地偏离或完全脱离由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时,才会导致泡沫经济。泡沫经济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泡沫经济所造成的虚假繁荣现象,会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破坏经济均衡;泡沫经济所造成的混乱的信用关系,会影响金融系统的运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并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譬如1978-1981年发生在墨西哥的泡沫经济,在1981年股市崩溃之后,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和个人破产,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整个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迸裂同样使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之中,至今难以自拔,所谓的“日本神话”由此破灭。
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金融投机引起的。人们在“博傻”心理支配下,金融资产价格越高越买,越买价格越高,导致金融市场超常规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从客观上看,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由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见一斑。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三、我国经济中的泡沫风险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由国家决定,基本不受市场影响,而且金融交易近乎为零,基本不存在泡沫现象。但进入90年代以来,深沪股市的建立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使“泡沫”的威力大大发挥出来。
我国股票二级市场上的泡沫是众所周知的。我国股市上有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达到50倍以上,大大高于美国的水平(nasd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为20倍)。今年st板块的几番上涨,也有利地说明了我国股市的投机性强,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泡沫。
在股市泡沫严重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较之房地产泡沫,犹如小巫见大巫,这是由于体制漏洞而导致的疯狂炒作的结果。而且,股市炒作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居民个人,而房地产的炒作主要是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的,资金量大,泡沫膨胀更加厉害。时至今日,房地产泡沫导致的后果依然是触目惊心的。
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泡沫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除了这两种泡沫以外,还存在更严重的泡沫形式,即由于实体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而造成的泡沫。这种泡沫集中反映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中介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只有企业经济效益好,银行、存款人和企业之间的资金循环才能正常进行。企业效益不佳则会给银行带来风险。若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清算价值无法还清贷款,银行会出现坏帐,若拖欠贷款,则会形成呆帐。企业风险只是单个风险,但当它通过不良贷款转
嫁给银行以后,就成为金融系统风险。我国企业由于体制原因、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我国经济潜藏了危机。
四、结论和建议
以麦金农、格利和肖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盲目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却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内部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应当慎重,我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应是逐步的。我们应当下大力气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以适应加入wto后的国际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在加快资本市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着力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不仅包括扩大证券品种的规模,也不仅包括增加新的证券品种,而且包括拓展和开辟新的市场,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和企业获得资本性资金的渠道。其中,存量股份制、债权转为社会股权、将建设国债建立在运用资本经营方式运作国有资产的基础上等,都是应当重视的具体措施。
2、 积极推进创业投资,加快高科技产业化步伐。知识经济是将知识转化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投资的功能极为重要。在资本市场的配合下,积极推进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
3、 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实物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实物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实物的非货币化,有着诸多弊端;资产的非证券化,严重限制着资产的准确定价和资产存量的盘活。
4、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关键的问题是,运用何种机制和规范。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运用计划经济机制,虽一时抑制了某些现象,但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成长,结果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此,应特别重视运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强化金融监管。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机制运行效率的提高，均与虚拟经济的扩张发展密切相关，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又会引致泡沫经济，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了比较严重的泡沫经济，导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不仅对有关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也对世界经济形成了很大冲击；即使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诸多泡沫经济的隐患，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至今未恢复增长；美国经济不断积聚的泡沫成分，让全球经济界人士忐忑不安。如何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泡沫经济，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热点。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入wto后，金融服务业将被迫对外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进程将日益加快，研究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机制，以便在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同时，防止金融深化过程中发生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进而引发泡沫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的重要课题。
一、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720年发生的巴黎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等。
在讨论泡沫经济时应严格区分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并不等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机制会对经济泡沫起制衡作用，无论速度快慢，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会出现一个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将下降。但市场机制对泡沫经济则无能为力，因为泡沫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随之上升，市场充溢着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气氛，泡沫经济运行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市场失灵的特殊典型。1846??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19??1920年伦敦和纽约股票和商品价格暴涨暴跌，1920??1923年德国物价剧烈波动，1982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850美元跌至350美元等，均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泡沫的案例。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款增加了20％以上。由于大量新增资金并未投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并使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日经指数1985年为12000点，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到1989年底已突破39000点，四年之内翻了二倍多；日本土地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上升为154，1990年上升为626，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美国土地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其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密切有关的。
2、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是引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逐高利率的利益驱动下，放松金融监管和金融审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信贷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抵押品手段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迸裂，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回归其合理价格时，被抵押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和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量缩水，不仅高息无法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亦难以到期收回，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帐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泰国银行坏帐占银行总信贷的比例，1996年为9.8%，到1997年就上升为11.9%，1997年8月国际债信评价机构认为，泰国金融贷款中25%付不出利息。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严重扭曲了泰国的金融体系，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引暴了金融危机。
3、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1980-1996年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4、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国际游资属于短期投机资本。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裂过程看，国际游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经验不足，使国际游资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1988-1997年新兴工业化国家股票证券投资流入（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9年世行发展指标》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但并非说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泡沫即为泡沫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且美国股市最近持续高涨，引致全球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是否泡沫化的担忧。事实上，美国目前仅仅是存在一些经济泡沫，整体经济并未泡沫化：其一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由实体经济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80年代之后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后为5％，90年代为1－2％，目前为1.5％，失业率不断降低，98年跌至4.3％，消费持续旺盛，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等，使美国实体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足以支撑美国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泡沫；其二是美国虚拟经济中存在一些金融泡沫是合理的。首先，美国股市虽然频频创出新高，但主要是由nastaq科技股的强劲上扬所带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股票走势较为平稳。nast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以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平均为20倍，均处于合理区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科技股板块市盈率偏高而认为泡沫成分过大。其次，科技股板块整体市盈率偏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代的现金流量模型，股票价格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成长性的预期，股票的内在价值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所预期并接受的现金流所决定，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其公式为：
v＝d1÷〔1＋k〕
若按此方法计算，除个别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如有的科技股市盈率达2900倍，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大多数科技股若长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则美国科技股的定价尚不太高。其三，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健全、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因此，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泡沫，但并未泡沫化。
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四、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使发行主体如企业等能及时并充足地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社会资金的企业有义务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由广大虚拟资本投资者予以监督和审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使社会资本流向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管理规范的行业和企业，使没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匮乏而自生自灭，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方面，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有关，但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巨大支持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为美国的网络经济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本，使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其一，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整个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企业低成本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渠道，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其三，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也最具推动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股权交易，这些均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范畴。
3、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其三，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未来转变，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选择正确的经营方向；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4、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资产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1995年不变美元）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经网数据处理中心
五、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资本配置的高效率，取决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依靠投机活动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风险规避功能如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等，风险也是通过投机者分摊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形成泡沫经济。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验看，泡沫经济的产生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直接结果，但与实体经济也有密切关系。引发泡沫经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不当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在金融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低利率和超量的货币供给会使大量资金流入股票、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领域，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引发泡沫经济。如日本货币供应量在1982??1985年期间十分稳定，经济也稳步增长，出现大量外贸顺差，导致本币升值；且由于日本居民储蓄率始终很高，银行拥有大量过剩资金。为了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央行在坚持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1987??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日本银行积极向房地产经营者提供贷款，1985－1987年间对房地产的贷
六、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在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泡沫经济产生后，无论其持续时间有多长，最后均会发生破裂并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多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兴起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很高的回报率，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使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同时，股市、汇市和房地产业的高收益使大批人才流入泡沫经济领域，使劳动成本因人力资本短缺而迅速提高；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泡沫经济所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2、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状况。泡沫经济引致的虚假繁荣景象扭
曲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产生过度消费现象的重要根源，而过度消费又容易引致进口大量增加，同时，企业由于借贷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会降低出口竞争力。进口的大量增加与出口的急剧下降，破坏经常项目的贸易平衡，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外汇储备剧减，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3、破坏金融系统运作，降低银行抗风险能力，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中投
机活动盛行，资金需求剧增，诱使银行不断提高利率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高利率促使银行扩大信贷，放松对信贷质量的审查和可行性研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过度投机市场，实体经济由于无法承受过高的银行利率而使其正常资金需求受到极大抑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对股市、汇市和房地产投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大批个人或企业陷于困境甚至破产，也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带来巨额不良信贷，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抗风险能力减弱，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破坏宏观经济稳定。
4、泡沫经济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会引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譬如1978－1981年发生在墨西哥的泡沫经济，在1981年股市崩溃之后，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和个人破产，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整个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迸裂同样使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之中，至今难以自拔，所谓的“日本神话”由此破灭。1998年俄罗斯泡沫经济崩溃时，产生了许多俄罗斯新贵族的同时，是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迄今为止，俄罗斯经济仍未见起色。
七、结论与建议
当前，国际经济学界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处理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已取得了应对泡沫经济的一些经验，如加强国际协调、督促有关国家优化调整实体经济结构等，但对如何从体制上扼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防止发生泡沫经济问题，还远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对应对泡沫经济的许多措施的有效性，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目前即将加入wto，必然面临金融、服务等被迫对外开放等问题，更应积极致力于该项课题的研究，汲取他国发展经验，在充分发挥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同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对泡沫经济防患于未然。
1、大力培养金融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体系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培养一批高水平、高素质、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金融人才又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先决条件。我国改革开放前，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金融业发展才获得生机，金融监管水平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边干边学中提高的，缺乏一批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因此，应尽快培养或引进一批高水准的专业人才，为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和探索先进的监管办法创造必要条件。
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发展，能有效化解虚拟经济中的泡沫，防止产生泡沫经济。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1998年到2006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各自的变动规律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利用 gdp指标与股市的相关指标进行一般性的实证分析。股票市场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种融资和资源配置,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借此以研究我国股市对经济的促进、表征与预测作用。
关键词: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关联分析 滞后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者对中国股市的波动做了一些研究,其基本结论与经验判断证明,目前我国股市仍然是“政策市”,推动股票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仍然来自相关政策。也有一些学者利用 1990—1998 年的沪深股市数据资料,分析了中国股市的运行特征,认为我国股市目前已经初步具有了成熟股市的基本特征,股市运行曲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活动可以发现,gdp 增长率、gnp增长率等反映经济基本状况的指标呈现周期性特征,同时零售物价指数也在短期内表现为周期循环。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化必然会对股市产生影响,从而使得我国股市与其他发达市场一样,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运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二者有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2. 无论是短期抑或长期,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单向granger 因果关系。
3. 就长期历史平均而言,中国股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态势;但就短期历史动态而言,并未达到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程度,甚至出现了背离宏观经济的现象。
二、实证分析
1.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98年-2006年的gdp值、上证指数以及二者之比:证券化率。
证券化率(securitization ratio)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测度了证券市场在该国(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当证券化率越高,证券市场在该国(地区)经济体系中越重要。一般,发达国家(地区)的证券化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券化率较低。尽管短期或许存在不稳定性,证券化率仍不失为权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度的较好参考指标。
2. 对反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数据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① 主成分分析:第一个主成分(以下称实体经济主成分)可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年度累计、进出口总额年度累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工业增加值这四个变量,是和实体经济相关的指标,称之为实体经济主成分;
第二个主成分(以下称金融市场主成分)可以解释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m1、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这四个变量,是和金融市场相关的指标,称之为金融市场主成分;
第三个主成分(虚拟经济主成分)可以解释收盘价、上证指数、股票总市值这三个变量,是和虚拟经济相关的指标,称之为虚拟经济主成分。
本文只研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也就是第一类主成分和第三类主成分)各自的发展规律和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对于金融市场方面我们在这里不做研究。
② 建立arima模型,以显示虚拟经济的变化规律:
可得出虚拟经济变动规律方程式表示为:
xt=-0.131+0.077 xt-1
依据方程式(1)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虚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宏观方面,其预测结果分析可以减少股市不规则波动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一定程度上避免股市的大幅度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微观方面,预测结果也可以作为投资者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参考。
③gdp时间序列变化规律分析:
可得出gdp变动规律方程式表示为:
xt= 64.863-1.002xt-1-0.973 xt-2-0.951 xt-3
依据这个方程式(2)我们可以对gdp发展趋势进行简单预测,其预测结果分析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经济策略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④滞后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与其国家的政治环境及经济景气状况的变动周期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预期心理会首先从股市上反映出来,因此人们称股票市场为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但是股市预测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性。
所以,我们选取股票总市值作为虚拟经济的一个代表指标,gdp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代表指标,检测股票总市值变化反映gdp变化的滞后性。
三、研究结论
第一,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虚拟经济中具有代表性的股票总市值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实体经济的一些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解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显著相关的,虚拟经济指标的变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实体经济的变动。
第二,虚拟经济主成分和gdp的变化规律都符合arima模型。利用该模型得出的虚拟经济变化规律可以对虚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测。预测结果可以反映股市的未来变动,政府根据这个变动可以对股市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减少股市的大幅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这个预测结果也可以作为投资者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参考,降低投资者投资风险。用gdp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指标,构建gdp变化规律的arima模型。它可以作为一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个依据,使国家宏观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
第三,股市虽可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但它的预测作用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根据我们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我国股市对经济发展预测的滞后期是三个季度。滞后期的验证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做了进一步的优化,使经济预测的结果更合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制定都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四年了，还有很多疑问依然在那里，无人能够赢得共识。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究竟处于危机后时期的哪个阶段？在今天的研究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确定“我们在哪里”，正确预测“我们正走向何方”的概率才能最大化。
趋势一：全球经济陷入“死亡螺旋”
“危机后”实施的临时性政策刺激，正在面临“信心危机”——当刺激政策药效逐渐消退，经济状态依旧疲软的时刻，更多的人开始怀疑“政府，本身或许是问题的根源”。迅速积累的、庞大的国家债务，让每一名国民感到失望，这决定了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投向谁！即便非民主选举国家，民心所向的变化也会让政治家们感到恐惧。
凯恩斯主义被纳税人终结，只是时间问题。财政政策“被迫”收紧，给脆弱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免令人担忧。不过，完全放弃努力，却又是任何政治家无法做出的抉择，因此，无休止的谈判、结构化的政策，会令经济数据看上去陷入“下降螺旋”，而非猝死。
货币刺激，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最大问题是，刺激成本的上升会逐渐体现，通胀周期开始缩短，经济增长幅度开始收窄，各国央行如同吸食吗啡的瘾君子为了追求同等快感而不得不逐渐加大用量。
过量货币投放，可以恢复经济增长吗？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美联储认为“可以”，其他央行“不反对”或者被迫“弃权”。没有通胀预期，货币流通比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尽管货币过量投放不一定能够促使经济出现持续性增长，但却可以做到维持实体经济基本稳定，虽然每一轮货币投放的力度必须加大。
相比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纪通胀”，眼下通缩造成的失业率上升更令货币决策者担忧。因此，量化宽松上各国央行的“一致性”体现得尤为明确。
凯恩斯主义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量化宽松则完成了“近期债务”向“远期债务”的转移（前提是以新增国家债务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美元）。本质上，它们都是财务技巧——将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债务从来没有消失，政策刺激的根本作用是“减轻负荷、争取时间”，只有真正的经济增长出现才能在未来对冲掉一部分债务。
不过，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会来自任何政策刺激，政策刺激只能是作为“诱因”或“债务转移”；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创造性需求或替代性需求的持续出现（技术革命或战争）。“自发性复苏”何处会出现呢？没有人能够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可以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需求”，也许结局会是另外一个答案。
如何甄别“自发性复苏”来临呢？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发现，当游戏规则依然是“危机逻辑”——以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那么说明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阴霾。阶段性的经济数据可能具有“欺骗性”，而游戏规则的变化则更为“诚实”。
趋势二：中国经济“减速换效率、减税换增长”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趋势性放缓。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乡劳动力转移红利的消退，带来了生产效率持续下滑。从短周期看，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黯淡，使得中国经济外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胀高悬以及房地产泡沫，抑制了长期政府主导下的内生增长。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使得“宽松货币拉动投资、财政刺激主导投向”这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临界点。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减速”已达成共识——在没有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之前，“减速”是最保险、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引发的失业率上升压力，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创造就业能力强的部分产业政策放宽来有所分流。减速不是目的，效率增长才是目标。这是所谓“调结构”的初衷。不过，“减速”同时，需要做一件事情——让“大政府模式”寿终正寝。否则，“减速”换不来效率。
主动减速，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四万亿”刺激政策；意味着不可能再依赖房地产投资来拉动gdp；意味着经济目标彻底转向效率增长。这等同于宣告“大政府模式”的终结。高投资、高税赋是过去十年“大政府模式”的经典特征。我们要观察“大政府模式”是否终结，投资增速、税赋比率的变化趋势将是实证。
政府职能的转换，是实现效率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应对全球经济“死亡螺旋”的唯一办法。通过全方位减税，交出投资主导权，改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不平衡，逆转财富循环方向，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即减税换增长。
“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政府则恰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危机后”时期的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如果要继续坚持走“大政府模式”并非不可以，但必经地方债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灭——政策刺激一发力，房地产在产业链前端，泡沫化必然更上一层楼，随时可能捅破。所以，某种程度上，房地产泡沫是当下放弃“大政府模式”的现实原因。
趋势三：“危机模式”证明真实复苏还没有出现
丑陋的经济数据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并存，存在即合理。有人称之“非理性”繁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周期不吻合，所以既有趋势脆弱且不可持续。我不同意上述带有“道德色彩”的教科书式观点。
趋利避险，是人性所归。资本的秉性一定是选择安全边际较高的区域。资本流向只是在说明——自发性复苏并没有真实出现，政府主导的人工复苏缺乏足够安全边际，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的趋势。因此，资本更愿意选择驻留在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
为了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而不断输入流动性，在过去四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三倍，中国广义货币年增长20%，欧央行提供了过万亿欧元的长期贷款……放眼望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铆足劲印刷货币，以维持实体经济平稳。
不过，“凯恩斯”也好，“量化”也罢，货币创造不等于需求创造。当经济不景气，需求不振，货币乘数下降，新增流动性只能暂时“平衡”货币流量，但无法改变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的周期趋势。
相比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相对容易“创造”。接连不断的货币扩张计划，使得货币贬值预期上升，大量货币追逐有限资产的未来图景令投资人慌乱。金融资产的快速变现能力相对于固定资产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从投资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鉴别出当前经济所处周期——“危机逻辑”而非“复苏逻辑”——危机逻辑中，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复苏逻辑中，经济数据是逻辑主线。只有当自发性复苏出现，投资人预期影响下的资本流动才会逐步形成向实体经济转移的趋势。在此之前，货币扩张预期会支撑虚拟经济的阶段繁荣，与实体经济“脱钩”。
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作为周期性现象，是证明经济尚未出现真实复苏的“论据”。当前金融市场的表现只能说明流动性状态，而并非经济晴雨表。投资人只会为各大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紧缩投票，而漠视各国疲弱不堪的经济数据。
简而言之，金融层面的流动性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层面的螺旋式衰退还看不到尽头。危机逻辑下，流动性是考量金融市场趋势的核心要素——这是投资人处于不同周期下的预期偏好所决定。
【摘要】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体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集中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会扭曲消费行为，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安全。因此，研究二者的关系，积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体经济与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虚拟经济是现实经济中并行的两个经济体系，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自由化以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体现在正反两个方面。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其本身还存在诸多不健全和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积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面积极作用
有利于促进资本集中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体现和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尤其在现代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环境背景下，虚拟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方便快捷的交易支付。虚拟资本的流动引导社会资本由效益较低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向效益较高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进而带动社会资源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持续的重组和再分配。从宏观上看，虚拟经济优化了经济结构和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助于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机会。虚拟经济通过其财富效应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例如，股市上涨造成的财富效应能够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企业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从而带动就业增加。此外，虚拟经济的扩张，需要大量的金融等专业人才补给，促进了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振兴将进一步刺激内需，吸纳一大批城市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有助于实体经济分散和重新配置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是虚拟资本为风险配置发展起来的风险配置载体。它可以为大量的投资者分散风险，也可以提供具有各种不同风险等级的虚拟资本，把它们分配给对风险持不同偏好和不同感受程度的投资者。①
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信息不明晰的问题，提高资本运营能力。虚拟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披露和金融创新，来处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投资业绩的优劣，可以通过资产价格的信息功能来判断。虚拟资本的高速流动，加快了货币周转、转移和结算的速度，同时也提高了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资本运营能力。②
有助于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企业制度创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资本市场支持着现代股份公司的创建和日常运转。此外，虚拟经济的发展还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交易，而这些都是现代虚拟经济运行的重要范畴。
反面消极作用
过度投机危害实体经济。在金融活动中，投机和投资都直接表现为金融工具的买卖行为。投机活动是一种必然的市场行为，随处可见，然而一旦过度投机，势必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一、扭曲资源配置，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不合理，拉大贫富差距。三、过度投机必然会滋生经济泡沫。虚拟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自行扩张，一旦其规模和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就会使经济泡沫的成分不断增加。
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当人们看到所持有的虚拟资产价格高涨，预期未来收入将大大增加，就会增加现期消费，若消费过度增加容易导致进口大幅增加，加之企业借贷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加大，会削弱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口大量增加的同时出口会受到抑制，这将导致该国经常项目的贸易失衡，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③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秩序。虚拟资本发行过量、流通频繁，加上杠杆的放大作用导致银行信贷呆账坏账激增，使银行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而产生金融泡沫，进而会扭曲正常的信用关系，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和高流动性，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会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安全，阻碍各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不合理因素，像对冲基金这种虚拟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可将外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传导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并将危机传播至其他国家。④
反作用的机制分析
投资效应。一、托宾q值的变动。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1969年提出了所谓的q值的概念，这个值是企业的市场价值（market value）与其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之比，它反映了股票价格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是不相等的，因此q值一般不等于1。那么q值的变动是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呢？当股价上涨使得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时，也就是q值升高至大于1时，此时增加资本的成本将小于资本收益贴现的市场价值，即企业购置新厂房和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资本就会低于企业的市场价值，企业进行投资有利可图，于是扩大投资，产出增加，经济繁荣起来。当股价下跌导致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重置成本时，也就是说q值下降至小于1时，企业增加资本的成本会大于资本收益贴现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企业投资者认为继续投资会无利可图，甚至会亏损，于是就不会购买新的投资品，投资不振，以致产出下降。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虚拟经济可以通过股价的变动来改变企业的q值，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二、资产负债表效应，即通过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影响信贷水平。它指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从而对投资产生影响。若金融资产的票面价值大幅上涨会使得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好转，如企业权益增加、负债比例降低等，企业方面的净资产上升，增强了本企业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度；银行方面的不良资产状况得到好转，银行也就会相应地放松对债务人的信贷约束，放贷意愿增强，企业筹资更加容易，筹资成本也大大降低。因此，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最终导致银行放款增多，企业筹资增加，投资更加活跃，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⑤
虚拟经济对消费的作用。财富效应，也被称为消费效应，指有价证券等资产价格的波动，导致资产持有者财富的变化，进而导致其消费的变化。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他指出货币余额的变动会使消费者的支出引起变动，财富是消费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然而，对于财富效应应该重新思考和认识。股市上涨时，人们似乎更多地关注自己账面财富的增加，因为账面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此时投资者可能会出现两种行为：其一，大部分投资者将虚拟资本的变现所得用于增加现期消费。而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去考虑其账面财富的增加是否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实体经济部门产品的增加。若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过多，而实体经济本身的规模又没有及时得到相应的扩张，这就可能有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二，由于投机心理的驱使，投资人将增加的账面财富再投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如再购买股票、债券等，也不会给实体经济的增长带来任何作用。因此，财富效应究竟有多大作用或其产生的条件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股权变动效应。股权变动效应的作用途径是投票机制。人们在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投资者认为某公司的股票有上涨的潜力，预期能够获益，便买进并持有该股票，反之就卖出。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的买卖交易行为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因为投资者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该公司的经营业绩的评价，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较多地体现在其发行的股票走势上，进而反馈到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另外，由于大股东掌握着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权，他们通过用“手”投票来实现其权利，加之大股东自身条件的差异（如财富状况、投资经验、持股份额，风险偏好等方面）从而使得大股东在投资经营决策时有所不同，结果由于股份的变动而导致股东的变换，就必然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方向、经营规模等经营策略。通过股权的这种变动效应，可以看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作者单位：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论文关键词：实体 经济 虚拟经济 关系
论文摘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必须保持适度平衡，否则会出现经济危机。当前欧美发生的 金融 危机 ，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结果，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国务院总理在2008年10月14日应约与英国首相布朗通话时表示，要认真 总结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金融创新 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温总理向西方发达国家首脑提出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的呼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不论是深深卷入危机中的欧美金融强国，还是需要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与特点
虚拟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其释义尚无定论。最为普遍的解释，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虚拟经济”的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特别是在论述信用和虚拟资本的第25章及其后，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 银行 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
虚拟经济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例如某甲急需购买某种货物，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额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
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 社会 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 证券 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并可以将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 市场 化，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市场化不仅能使人们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大大提高虚拟资本的流动性，还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可以大大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
虚拟经济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
虚拟经济具有五大特性：
1.复杂性。虚拟经济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包括 投资 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的经济活动。虽然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对 环境 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及其预定目标独立决策的自由，但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2.介稳性。所谓介稳系统是指远离平衡状态、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这种系统虽能通过自组织作用而达到稳定，但其稳定性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扰动所破坏。虚拟 经济 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
3.高风险性。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 金融 市场 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人们对市场及 环境 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从而较易导致决策错误；还有许多人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风险，从而促使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 金融创新 不断出现。
4.寄生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可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
5.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 融资 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推进的。
二、实体经济的概念与特点
实体经济并不是一个专用术语，至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有时候这个词语甚至被应用得很通俗化。
金融危机 爆发后，美联储频繁使用实体经济这个词语，与之相关联的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的部分被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由于不包括房市和金融市场这样的特殊的部分，所以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市场运行的“流水账”部分。之所以这样来描述，是因为虽然实体经济往往不是要害部门，而是民用普通领域。
尽管不是要害部门，但实体经济显然对于美国市场的日常运行具有关键意义，一旦实体经济出现震荡或反复，往往反映到美国人的生计问题上，像美联储十分关注食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核心物价指数以及库存和零售销售等指标，这说明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反映的是市场运行基本面的状态好坏。
我们还可以认为，美联储把核心能源消费这一块也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理由就是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健康”往往与能源价格走势相反。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美联储所关注的实体经济指标往往同时反映大量中小企业的运行态势。这样看来，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与
三、准确把握实体 经济 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 融资 渠道，转移 市场 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 金融 危机 。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维护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是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 环境 。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 社会 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金的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 银行 为主体的各类 金融机构 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 证券 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 历史 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理由是：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 检验 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首先要健全 法律 法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虚拟经济系统中的主体行为；其次要规范、完善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其三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执法。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直接融资水平，充分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全市实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根据《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水平全面服务实体经济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提升直接融资水平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
到2020年末，全市直接融资水平显著提高，社会融资结构明显优化，全市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不低于35%，在全省的排名超过地区生产总值（GDP）排名，国民资产证券化率达到30%，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推动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交易，力争到2020年底，全市50%以上规上企业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新增主板或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1户，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3户，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数累计达到80户。
二、突出工作重点
（一）全力推动股权融资。
1.推动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大力实施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四年行动计划”，自2017年起，每年改制比例不低于10%，努力做到应改尽改。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规上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对改制企业“一户一策”给予指导，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为改制企业提供财务、投资及法律顾问等方面的服务，或根据地方财力给予完成改制的企业适当费用补助，积极推动企业加快改制步伐。
2.做大做实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依托省上“五千四百计划”和“创业板行动计划”，健全充实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筛选推荐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发展前景好、成长性强、龙头引领作用明显、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管理规范的重点企业，予以重点培育和支持。同时，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每年对重点培育企业进行补充、调整和更新，实行一年一报、动态筛选、重点跟踪、动态管理，确保全市重点培育企业数量长期保持在150家以上。
3.鼓励重点培育企业多渠道上市挂牌融资。支持重点培育企业选择合适上市途径，引导其自主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对具备条件的重点企业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助，力争更多企业纳入全省“五千四百”计划。鼓励和支持资产规模大、盈利水平高的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小板上市；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支持上市挂牌企业公开转让股份，开展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并购重组，促进股权与资本对接；支持有意拓展海外市场、吸引国际资本的企业境外上市。
4.支持上市企业做优做强。鼓励上市企业充分依托资本市场，通过公司债、可转债、定向增发、配股和优先股等多种方式实现再融资，扩大企业融资规模、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提高上市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并购重组海外产业链核心资产以及研发、品牌与技术资源。
5.着力提升资产证券化率。支持市属国有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市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推进有条件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全力推进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利用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
（二）大力推动债券融资。实施债券优先战略，扩大债券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改善我市直接融资结构，力争到2020年末，50%以上市县两级国有企业、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上市企业及其大股东实施债券发行计划，发行规模累计达150亿元以上。鼓励企业综合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推动优质企业发行公司债、可转债、集合债、私募债等。各区市县、园区要加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债券承销机构与发债企业无缝对接，为企业发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驻市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各自法定经营范围内开展债券发行、承销和结算业务，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申请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资格。
（三）加快推动基金组建。鼓励和支持小平故里发展基金采取“1+N”模式做大做强，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做实做大小平故里发展基金，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推动我市基金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力争2017年底基金授信总规模达50亿元、提款达12亿元，2018年底基金授信总规模达100亿元。加大与央企、省属国企合作力度，积极对接系列基金等省级基金，合作设立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等基金。加强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接，积极引入保险、银行理财等资金投入到全市经济发展建设。市本级设立3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条件的县（市、区）可参照设立。鼓励重点产业园区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发展。着力优化我市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环境，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到我市设立产业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各类基金，开展各类投资合作，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强化工作保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依托上市公司与产业引导基金发展工作组，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直接融资协调机制，帮助企业解决改制上市、并购重组、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各区市县政府、园区管委会以及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与重点培育企业沟通对接，优化行政服务，特别是在重点培育企业实施改制、资产重组、上市挂牌、发债等过程中，要建立“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服务”制度，提高办事质量和效率。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政府金融办要加强对重点企业培育和提升直接融资水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实行定期通报制度，推动企业改制、上市挂牌、直接融资等工作落到实处。
（二）健全中介服务体系。优先吸引行业排名靠前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驻我市，帮助开展企业规划、实施境内外首发上市、债券发行和兼并重组等业务。积极引进和大力发展会计、审计、律师、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金融资讯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努力建设机构较为齐备、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支持中介服务机构有序整合，提升行业整体实力。支持驻市证券营业部拓展业务领域，增设业务网点，创新服务产品，提升服务能力。鼓励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并积极为全市重点企业依托资本市场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加强中介机构监督检查，加快建立中介机构服务评价体系和诚信档案，引导中介机构以客户利益为中心，履行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严守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
（三）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上级奖补政策，扎实做好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类奖补资金的申报、审核工作，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税务部门要全面落实国家和省上出台的鼓励企业直接融资相关税费支持政策。
摘要：如何围绕我国经济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大局，加大金融科技产业融合的效力、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无疑是商业银行必须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对科技型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银行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实践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建议
近年来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无疑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经济工作。而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和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型企业，无疑需要加快发展步伐和加大支持力度。可见，提升银行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意义十分重大。因此，银行必须重视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在服务机制完善、质押模式探索、担保体系创新、财政资金投入和资本市场建立等方面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一、科技型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银行机构加大了对科技型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取得了较好成效。以某市为例，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市银行业机构为150多家科技型企业授信130亿元，占全部授信的15%。然而，银行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影响到了科技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企业财务状况或生产经营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
大部分的科技企业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不稳定，如某市一家科技研发企业，获取一个项目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大概2年时间，期间客户只预交少量订金，研发成功即可获的全部研发资金，如不成功则合同失效，企业自行承担研发费用，企业因生产周期长、研发费用高、经营风险大，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条件。
（二）可供抵押担保的资产少
通常科技企业自有资产少，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少，缺乏有效担保，如某市科创园区为近年来科技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大部分科技企业为租用园区工厂，自有资产不足以提供抵押担保；另一方面，科技型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因技术性强、专业性高，难以评估作押。
（三）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和意识有待提升
银行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特色化还不够，对科技型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目前，大部分银行基于资金安全方面的考虑，贷款资金必须有符合条件的抵押，某市仅有商业银行在试行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且信贷产品、信贷担保、业务流程、风险评价等主要还是面向传统产业客户和传统有形资产，未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建立有区别的信贷业务系统，也没有相应提高对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考核。
（四）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还需完善
缺乏再担保机构以及地方担保机构能力偏弱，部分担保机构对企业发展评估专业性有待提高，仍然以企业是否有担保、抵押为评判标准，弱化了为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效果。
（五）政府对科技型企业支持有限
虽然有政府“两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在高新技术发展资金中所占比重小、安排分散，不能对一些好项目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
（六）融资渠道单一
调查显示，银行信贷仍是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占企业融资的80％以上。社会性的投融资渠道不畅、方式不多。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本积淀，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企业投资风险大，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资产少，相应负债能力也比较低，风险较大，难以吸引投资者。企业获取资金困难，致使一些好项目因缺少资金支持，难于做大做强，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和实现产业化。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实践
（一）加强监管引导
金融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引导银行加强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一是引导银行建立完善适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信贷业务流程；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层机构的审批权限；三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信贷规模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四是对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进行科学考核和及时处置；五是鼓励银行业机构创新科技型企业融资产品、融资渠道、担保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各地紧紧抓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搭建科技专营支行，某市目前有2家银行机构成立了科技专营支行，并配备了相关专业人才，在建立商业可持续的科技型企业贷款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三）大力推动风险补偿机制建设
针对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大的特点，各地政府出台了《科技和金融试点信贷融资业务风险补偿暂行办法》，实现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对全面改善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办法》通过对科技支行提供一定数额的坏账风险补偿和奖励促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度，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入。
（四）进一步丰富金融服务品种
根据科技型企业市场状况，各地银行业机构及时开发出满足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新产品，如某市商业银行与市中小企业创新中心、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合作，推出“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并推出针对以企业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动产或货权为抵质押担保项下的“仓储通”贷款业务；农村信用社推广互助式会员制担保贷款，为9家科技型企业授信5200万元，累计投放资金3700万元。
（五）对科技型企业开展上市辅导
融资与融智相结合，对有上市预期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在上市规划与辅导，募集资金监管与使用，后期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智力支撑，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某市为例，在银行的帮助下，该市有2家科技企业将于2年内实现上市，企业发展即将步入新阶段。
（六）积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以某市为例，为帮助企业实现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2014年度由浦发银行该市支行主承销的1家科技企业的5亿元中期票据成功发行，为企业拓展了低成本资金的来源渠道，有效支持了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对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型企业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开展好间接融资服务
进一步推动科技专营支行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产品标准化、作业流程化、核算独立化、风险分散化，指导科技专营支行坚持重点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方向、经营理念不变。探索科技支行“一行两制”模式，坚持并完善科技支行“五个单独”管理体制——单独的客户准入机制、单独的信贷审批机制、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拨备政策和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推动贷款审批权限的下放；坚持信贷评估时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兼顾、重大项目的联合评审、风险管理前移、团队责任制，完善科技支行风险管理机制。
（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开发适合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
指导专营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不断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处置方式；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流程，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绿色通道”；制定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和实施办法；探索“评估+担保+信评+辅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模式。建立“统借统还”融资平台的模式；探索信贷工厂模式，推进联合互保贷款；探索“贷款银行+助贷机构”的小额贷款模式。推进质押贷款创新，不断创新保理融资模式。推进股权质押贷款、合同能源贷款、应收租金保理、债权保险融资等方面的创新。
（三）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服务
大力推进科技担保机构的创新。推进科技担保在担保模式和反担保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互助担保、补贴资金贴现，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无形资产质押；推进科技担保在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担保、担保换分红和担保换期权。探索贷款银行、产业园孵化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政府专项支撑资金、科技担保机构共同担保的“科技型企业融资联合担保平台”模式。
（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与机制
统筹市县(园区)两级支持金融、科技等相关资金，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建立政府、金融机构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重点用于信贷风险补偿、创投风险补偿、融资担保债务发展、引导基金资本金注入和科技金融平台建设工作经费，发挥国有资本战略导向作用，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发展。探索政府购买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及采购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新模式；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探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
（五）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完善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依托当地区域优势，积极引进全国性或区域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机构和拓展业务；通过政府出资引导，组建产业重组基金，促进成长型企业的发展提高和衰退期企业的整合重组。通过税收优惠、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办公服务和项目对接等政策优惠，创造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区，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为PE、VC等风投资本提供通道，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跟进。完善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系统，通过上市奖励、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返还和提供中介桥梁、历史遗留解决、协调服务等，促进科技企业上市。搭建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其综合服务功能，有组织推进金融创新和服务协调，不断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作者：何虹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野县支行
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效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现就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四大一高”战略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促进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扩大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质量，建立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工作目标
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明显提升，持续提高企业满意率、贷款满足率和贷款覆盖率，努力实现三个“不低于”的目标，即：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年各项贷款增速不低于全省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市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三、工作重点
（一）加大对“四大一高”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破解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落实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要抓住我市成为中原经济区和豫晋陕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两个部级经济区叠加区的难得历史机遇，有效发挥货币信贷的导向作用，加大对“四大一高”重点项目、产业转移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我市实体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
（二）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缓解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认真落实各项金融支持政策，努力提高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比重，切实缓解小型微型企业贷款难问题。要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认真落实有扶有控的要求，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着力加大信贷投放，着力建立完善机制，着力创新服务方式，着力突出差异监管，务求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工作取得新成效。
（三）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显着提高涉农信贷投放比例。要进一步推进“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健全“三农”金融服务网点和网络，以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为中心，落实“三农”金融服务政策，探索构建“三农”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加大对各类群体创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对符合要求和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及零就业家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其自主创业。对符合贷款条件、新增就业岗位吸纳上述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微型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促进就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充分利用社区劳动保障平台的资源优势，继续稳步推进信用社区创建工作，不断完善“小额担保贷款+信用社区建设+创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切实发挥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就业的作用。
四、工作措施
（一）加大对“四大一高”重点项目建设的信贷支持。1.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均衡增长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信贷资金结构，统筹配置信贷资源，优先保证手续齐全、符合项目开工和建设条件的重大项目所需配套信贷资金及时落实到位。2.对符合国家投资投向、正在报批或需要继续完善新开工条件的重大投资项目，要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和项目单位的沟通协商，扎实高效做好信贷审查和信贷资金拨付的前期准备工作。3.对重大项目要建立起快速决策机制，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有针对性地设计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提供包括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债券承销、融资顾问等全方位服务，并在利率优惠、规模调配等方面给予倾斜。4.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为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提供有效信贷支持，发挥各家银行的优势和品牌特色，形成优势互补、信息共享、风险分散、合作共赢的信贷支持合力。
（二）鼓励引导信贷资源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决杜绝附加不合理的贷款条件，同时考虑小型微型企业实际经营状况，设立科学的贷款利率和服务收费标准，适度进行让利。要建立小型微型企业项目库，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科技政策的优质小型微型企业；支持科技含量高、特色鲜明和具有创新能力的小型微型企业；支持有助于增加就业和具有可靠偿债能力的小型微型企业。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确保优先将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争取小型微型企业信贷规模不受限制。鼓励和支持银行发行小型微型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监管部门要做好相关的组织推动工作。
（三）建立和完善小型微型企业信贷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违约信息处理机制等“六项机制”，并在2012年底前全部建立完善并实施到位。要坚持单列信贷计划、单独配置人力和财务资源、单独客户认定与信贷评审、单独会计核算的“四单原则”。对从事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工作人员建立专门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科学设定尽责、问责和免责条款。各农村法人银行机构要学习银行的经验做法，在2012年底前确保做到“四专”，即建立专门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的专营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小型微型企业金融工作的专业人员；制定专门针对小型微型企业授信的专项考核；单列小型微型企业信贷的专项规模。各国有商业银行和洛阳银行分行要大力发展延伸专营机构，切实解决小型微型企业信贷管理部门挂靠和没有单设专营机构的问题，凡是有县域银行机构的，争取在县域设立专营机构。
（四）提升小型微型企业金融产品适用性。1.加快担保和抵质押方式的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抵质押担保形式，逐步由单一抵押扩大为包括应收账款质押、动产质押等多种方式，有效解决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突出的“不敢贷”、“不能贷”等问题。2.加快小型微型企业信用评级方式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避免对财务报表、抵押担保等传统评级方法的过度依赖，将“三品三表”（人品、产品、抵押品，电表、水表、报关单表）纳入综合评定，以此作为发放贷款的相关条件，扩大小型微型企业授信面。3.加快金融产品的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结合小型微型企业成长周期、行业特点、风险状况、资金特点和盈利能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行（社）制宜，研发有针对性和特色化的金融产品，探索金融产品多样化，提高金融服务个性化，逐步由提供信贷资金向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转变。4.加快业务流程的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简单、方便、快捷的服务原则，积极推进业务流程再造、规范操作标准、集成信息决策，不断缩短审批链条，提高放贷效率，逐步实现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横向功能集中、纵向时间缩短，满足小型微型企业“短、小、频、急”的信贷资金需求。
（五）积极推进服务“三农”金融体制改革。1.积极推进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改革，按照单独信用管理、单独信贷考核指标、单独能力资源配置、单独的激励考核安排、单独贷款政策扶持体系等要求，推进改革进程，加大支农力度。2.加快农村信用社改制步伐，做大做强农村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3.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实现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各县（市、区）全覆盖，发挥其支持“三农”的补充作用。4.大力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社等民间合作组织，引导民间闲散资金的合理流动。力争用2-3年的时间推动农村逐步建成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资金需求。
（六）努力形成金融支持“三农”合力。农业发展银行分行要在及时足额供应粮棉油收储信贷资金，维护主要农产品市场稳定的基础上，大力支持水利和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农业科技等信贷业务，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仓储和冷链物流项目等。农业发展银行分行、农业银行分行要下大力气抓好农业产业化贷款的投放，要在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筛选一批经营效益好、示范效应明显的企业作为目标客户进行重点营销，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覆盖率；同时要选择一批信誉良好、项目可行、有公司依托的种、养、加工业大户，稳妥发放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市农信办要把广大农户作为基础客户群，适当提高信用农户的授信额度，发放循环授信凭证，切实为农民贷款提供便利；实施批量营销、批量评估授信、批量放贷相结合，主动对专业村、专业户集中营销贷款；确保信贷资金向特色农业倾斜，集中培育壮大果品、食用菌、中药材、烟叶等优质特色产业。邮政储蓄银行市分行要扩大“百亿送贷活动”的成果，继续依托特色村信贷服务模式，着力提高涉农贷款比重。
（七）探索建立“三农”信贷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1.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支持“三农”的税收优惠政策。2.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地方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一定的风险补偿资金，财政部门以上一年度县（市、区）涉农贷款的实际余额为基数，按新增涉农贷款的一定比例予以风险补偿。3.建立农业贷款保险制度。引导农村保险与农业信贷相结合，建立职能部门间的联系机制，共同解决经营风险和农民投保的承受力问题。在政策性保险缺位的情况下，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财政部门根据承保与赔付的情况对保险公司给予补偿。
（八）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研究完善配套政策，主动融入金融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中。有关部门和经办银行要进一步简化小额担保贷款的审批手续，明确办理各项手续的具体流程和时限。同时，要加强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之熟悉掌握小额担保贷款相关的工作流程、时限和要求，提高小额担保贷款的办理效率。经办银行应建立区别于其他商业性贷款考核制度的小额担保贷款单独考核制度，在操作规范、勤勉尽责的前提下，经办银行的小额担保贷款质量考评情况可实行单独考核，不影响经办银行和信贷人员的年终评比、奖励和晋级。
（九）建立健全再就业贷款联动机制。建立“小额担保贷款+信用社区建设+创业培训”机制，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项目的成功率。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银行要积极推进创业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提供面向所有创业者的项目开发、创业指导、融资服务、创业孵化等“一条龙”创业服务。加快信用社区建设，利用社区劳动平台为小额担保贷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人民银行和经办银行要加强配合协作，积极开展个人信用意识教育，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和失信惩罚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和社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监督机制，有效降低小额担保贷款的成本和风险。
（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个人购房的信贷支持力度。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有实力、有信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前景好的项目，要积极提供融资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满足房地产开发的合理融资需求，增强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优先支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继续支持居民首次购买自住普通住房和购买改善型自住普通住房的贷款需求。对居民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符合条件的，可执行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要严格执行对第二套购房的贷款条件和所规定的政策，对非自住、非普通住房的贷款条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适当予以提高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切实改进风险定价水平，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一、把握经济发展主流。拓展金融服务空间
湖北经济具有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优势，也有相对的不足。把握自身特点，趋利避害，发扬所长，弥补所短。是湖北经济实现后发增长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的重点，也是湖北银行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难点。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湖北要加速经济步伐．就要抓紧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和公共基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主两副”个中心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鄂西生态旅游区开发、大别山革命老区开发以及湖北立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汽车产业升级建设、长江汉江水资源利用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等，都是支撑湖北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建设项目．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金融支持湖北经济发展，就要针对省情区情，抓住突出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真正对这些关系湖北经济民生内生增长的基础工程加大投入．保证丁程尽快实施，加快建成。积极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未来竞争力和发展增长点。对湖北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加快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符合湖北的经济文化特点，具有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应当率先优先发展。金融在服务这两个领域发展过程中应当把握三个方向：第一，紧紧抓住新兴产业与湖北传统产业的结合点和升级通道，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支持湖北主流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第二，把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与加大科技创新手段结合起来。支持文化加科技的文化龙头企业向市场化、产业化、资源化发展和转型；第，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首先需要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发展。调整服务布局，积极推动“一主两副”战略实施。建设武汉国家中心城市与平衡湖北省内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原则。理解和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通过金融手段，促进资源要素在不同功能区域的重组流动，提升经济的活跃度和整合集聚能力。湖北自身经济和金融资源毕竟有限，实现区域协同发展，需要挖掘经济金融存量，更需要提升经济金融增量。区域经济金融政策应当充分鼓励和调动两个副省级中心城市的资源聚集和资源利用能力，这就需要在政府科学决策、金融监管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主体变革图新、地方政府创新机制方面共同作用。武汉则应重点打造多层次、多主体、交叉融合的现代金融市场化服务体系，引导金融市场各个主体突破传统模式．实现金融服务跨越发展．引导区域以外金融要素向武汉集聚，提升武汉经济金融总量。
二、强化自身能力建设，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银行服务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成长模式。基础来源于银行服务市场的定位与银行发展的核心战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监管政策的变化、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银行业传统发展方式．特别是核心价值理念与实现业绩可持续增长的模式。都面临着深刻的考验。同时，银行机构在资本约束背景下，也在推进着盈利模式转变，努力形成多元化收入和利润来源。因此银行机构越来越重视在制定发展规划中，以实现资本运用效率目标为基础，把自身发展规划与经济发展环境和金融发展需要进行比较，从而在确定发展区域、业务重点、业务结构、资源投入、组织架构、绩效管理等进行综合考虑。银行服务价值的核心是在满足核心客户经营需求的同时，实现银行自身的价值目标。服务的竞争必然带来服务的差异化和专业化，银行通过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了解核心客户的核心价值诉求与实现银行经营目标的契合点，不断明辩和调整客户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x,t银行服务需求的变化，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核心目标客户。所以在服务湖北经济跨越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和寻找属于自己的目标客户，形成针对核心目标客户的客户服务策略。是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基础，也是保持业务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在确定自身核心客户策略和服务目标之后，就必须努力提升和巩固在这一领域内的服务品质和服务效率，满足客户的要求。在发展自身专业化服务能力过程中．银行机构既要遵循银行基本服务功能与内控管理原则。更要通过金融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满足客户对服务品质、服务价格、服务效率的更高要求．在金融服务中保持竞争优势。湖北主流经济发展为银行提供了丰富的客户市场资源，但这些客户自身也在实施着产业升级、行业整合、市场网络建设等工作，也需要在现代融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商业银行不仅要满足于较为传统和单一的金融服务功能，把传统业务做专做精。而且更要抓住客户发展提升的机会，向提供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的方向转变，通过创新业务、搭建平台、拓宽渠道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从总体上提出加快湖北创新型、复合型、综合型金融人才培养计划也属当务之急，这既是各家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兴行之策。要发挥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的各自优势，提高各级政府对金融产业和金融发展的认识；调整各级政府对金融产业、金融机构的评价视角，完善考核办法；积极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模式创新，积极鼓励引进创新金融人才和创新金融机构。湖北的银行机构在培养金融创新人才或者建设专业化服务团队方面不应当与发达地区有太大的差距。在实现推动经济跨越发展的过程中，银行应当优先发展创新型人才，通过创新服务的方式促进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提速、上规模。
三、加快区域金融强省建设。促进经济金融共同繁荣
湖北各级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共同责任。应当围绕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充分互动．将金融服务升级、经济结构升级和微观主体培育三者放在一个宏观框架下进行统筹规划，为湖北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促进经济、金融、企业共同实现跨越发展。金融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过程，高度关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提升自觉响应能力。为此应当把金融经济运行纳入全省经济活动、经济调度和经济分析的体系内。在体系内加强沟通协调、加强信息交流、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同时，围绕建设区域金融强省的目标，政府层面应当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强化金融市场环境建设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加以规划和管理，引导出台支持金融优先发展的政策和机制．从招商引资式的金融业发展政策向引导、服务和支持的金融业发展政策方向转变，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服务升级搭建政府服务平台和政府合作平台。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应当首先把武汉自古就有的区域以外资源导入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吸引区域外部甚至境外机构向武汉积聚，在做大的基础上形成做强效应。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应当确立服务全省的发展目标。发挥出辐射和脯养湖北全省特别是重点发展区域的作用．发挥资金加管理加人才的优势．在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武汉城市发展向现代服务业方向转型。应当充分发挥国家批准武汉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强大政策优势，结合湖北的优势资源，以科技金融、产业金融的机制体制创新和发展模式突破，服务于湖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走出湖北的特色模式。在这一最有可能实现突破发展的金融模式创新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应当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一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良好的竞争性发展的创新环境和集群化生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通过强化专业化风投团队市场发现机制建设和银行对成熟技术产业化的支持，湖北完全有可能培育出有中国特色和湖北特色的硅谷银行发展模式。湖北拥有丰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加上湖北拥有的信息、传媒、通讯、多媒体技术优势，也完全有可能打造出像湖南、江苏、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化产业集群，为湖北经济跨越发展提供更丰富内涵。打造湖北金融的信用高地。有关各方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和环境建设，强化湖北诚实、守信的信用文化，有效防范各种类型的区域金融风险，营造让党和政府放心、让金融机构安心、让人民群众舒心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中小金融服务组织的制度化发展建设．加强各级政策性担保机构建设，规范发展民间金融，优先发展信用中介服务体系，构筑多层次满足中小企业、社会居民正当合理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使湖北成为金融资产质量最高、金融服务效率最好、金融法制环境最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信用高地，促进湖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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