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来概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储蓄倾向在不断强化。1999年以来在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下，全国范围内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实施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职工人均月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增幅高达105.8％。但是收人增加并未带动消费需求增长，而是储蓄存款的大幅增加。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14.7％，比上年的7.9％高出6.8个百分点；2002年末同比增长达到17.8％。
二是储蓄的快速增长因投资意愿不足而大量沉淀，经济运行面临失速，银行面临经营风险。“九五”时期全社会网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7.3％，后者比前者高出6.1个百分点。储蓄一投资机制的不畅使得大量资金从经济运行中沉淀下来，其实质是资源的闲置与实际生产能力的不足。
三是利用国债吸纳储蓄、增加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最终只是形成了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财政逐渐成为维持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1998-2001年国债投资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35.1％，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9.2％、28.2％、21.3％、24.7％、2002年预计贡献率为25％。财政必须在每一轮经济循环中保持较高的贡献率，而每一轮经济循环又会强化第一环节的储蓄倾向强化，第二环节的自主投资意愿不足和储蓄沉淀，最终的压力再次集中在第三环节的财政投资拉动上。三个环节的相互承接，继起，以及财政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基本反映了目前经济运行的特征。
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财政已经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之外的政策因素，而是内生为这种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财政的负荷在递增，风险在加大。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困于消费环节的障碍
按照最初的政策意图与目标，1998年中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钆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一消费增长一民间投资增长一经济自主增长”的链式结构实现市场传导机制的启动。换句话说，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佳并受困于经济运行中，其关键原因应该还在于消费环节的障碍。
以此来审视上述的经济运行特征，可以发现目前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都未能在改变消费预期、带动消费增艮方面达到预期的效果。
显然，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人”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需求约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人”。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
在近几年的实际应对中，我们按照一般的反周期策略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一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一投资障碍，最终使需求活跃起来。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从而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一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在没有自主投资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吸纳更多的储蓄以消化这种失衡'于是前一次扩大投资的效果转化为更多储蓄，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政府投资不但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反而形成了政府投资一经济增长一政府投资一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机制传导的消费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阻滞，正是这种阻滞使积极财政政策陷入了一轮接一轮的直接拉动的循环中。外推式拉动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常量，财政政策的退出也就变得不可预期。
制约消费环节传导功能的体制性原因分析
近几年政策应对效果的不理想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体制下的一般性原理进行解释，根本性的制约必然来自于特殊的体制性因素。
1、解除¨|的”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对消费的总体性制约
我们的分析将从价格改革的路径差异谈起。“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差别在于前者迅速放开价格，采取了通过高通胀和对生产的破坏迅速消除供求缺口的强制性平衡方式，其实质是对供求双方同时实行打压，在远远低于现有经济水平的目标下寻求平衡；后者缓和放开价格，采取了通过激励计划外供给增加和计划内供给改善问接促使供给向上浮动来填平供求缺口的平衡方式。从政府部门与家庭部门，企业部门的关系看，“休克疗法”将价格机制革命中的成本支付职责连同其产权私有化变动一并抛向社会，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大都在事实上解除了，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I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问题，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连带的必须延期支付的产权改革等等的成本支付责任，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在最终建立的市场体制框架里，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家庭部门之间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明确其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政府要推动转轨完成，必须最终解除这些累积的旧的“社会契约”，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因此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路径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即主要问题将出现在消费环节。
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教育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收人预期和消费预期。解除旧的社会契约的成本问题，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发生障碍而叉难以恢复。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的不足使财政拉动由外生因素向内生因素转化。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始终只能形成“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果，而无法使“政府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市场传导机制启动，其体制性制约也正在于此。
2 多“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对消费的结构性制约
消费的结构性制约直观地看来
自于收入两极分化的存在。
回顾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我们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
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从而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路径，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改革之初的1980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大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整体差距不大，而且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还相当均等；到1988年根据有关学者的抽样调查，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进入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城乡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25，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至0.456，按照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过分均等，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属极度不平等来看，问题已很严重。这样大的差距显然不是简单地用发展理论可以解释的，而必须考虑到转轨的特殊背景。
目前的两极分化格局实际上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约束经济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二十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层面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一生产资料市场化一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递进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每一部分内部，也并不是一次放开的，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一耐用消费品市场化这样的“分过程”。在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过程电由于“转移性收益偏多”与“转移性损失偏多”的逆向性运动，带来了非正常速度的高低收入群体的分化。这里的“转移性收益”和“转移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因各人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可利用性和受约束性的机遇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因政策变动而发生的既有财富的体制性转移，处在不同位置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_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会产生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发生转移性界定并进一步导致财富增量与分配畸形所形成的家庭部门的收入分化，加上前20年改革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同时并存着“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这种“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程度正在日益加深，以致于宏观经济层面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当这两个方面的多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时对收入差距的分析就更为复杂了。
将多“二元结构”的影响应用于储蓄结构的分析和有效需求的评价，以1999年末城乡已经被解除，另一些“社会契约”即将被解除，还有若干“社会契约”迟早会被解除的预期，对居民所构成的消费欲望的打压，是万不可低估的。
当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预期支出压力的增大和实际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使消费环节在整个市场机制的传导链条上显得十分脆弱，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这种脆弱不是一般性的反周期政策可以解决的，其实质反映了市场体制的不健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处理好的关系
既然根本性的制约来自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冲突，那么治本之策必将着眼于深化改革，f旦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的运行不可能先停下来等待，目前的矛盾也需要暂时性的就对之策，因此总体上仍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通过治标之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较好的改革环境。治标与治本的结合实质上是政策与体制的搭配问题，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关系需要妥善加以处理：处理好财政政策创新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核心是解决好财政体制的承受力问题；处理好财政投资与供给结构改善的关系；处理好分摊转轨成本与发挥收入政策效应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收入差距与发展战略的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发展战略的全局意义巳变得越来越重大，对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使一部分区域、一部分人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中保持强势和拉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多“二元”的困扰与差距必须在合理的整体布局下通过共同发展，资源流动来缓解，从发展观上讲，单纯的扶“贫”并不能使其具备后发优势，单纯的抑“富”则可能引起进一步的需求不足，“贫”、“富”之间并不能因此形成良}生互补。
中国目前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除开腐败和违法方面的情况外，大多数源自于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制度选择过程中，由“日用消费品市场”“耐用消费品市场”“金融(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证券期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非均衡推进的渐进次序安排，相当数量是依靠勤劳和技术，以政府所提倡方式致富，属于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鼓励下涌现的新生事物，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客观现实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主要是有利于改革，有利于效率提高的积极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财富积累，中国目前“富”的阶层所占财富的份额也已相当大，在消费，储蓄等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在投资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而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富”的阶层的消费，投资都还远未达到边际收益(效用)递减的阶段。如果政策引导得当可以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如果受到政策抑制，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1998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分组：最低的20％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9％，第二个20％占10.2％，第三个20％占15，1％，第四个20％占22.2％，最高的20％占46.6％；如果将“贫”、“富”两极再细分一下'最低的10％占2.4％，最高的10％占30.4％。“富”的一端的两个20％加总所占比重达到了68.8％，“贫”的一端的两个20％加总所占比重为16.1％，经济影响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负激励机制；部转移价格；协商价格；博弈；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既影响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又影响集团内部各成员公司的业绩评价，同时还影响集团内部各成员公司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企业集团应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充分考虑集团集权和分权等内部条件、集团外部各利益相关者对转移价格的反映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确定本集团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基本原则，进而确定最优内部转移价格，达到集团利益最大化。根据母、子公司在制定转移价格时授权程度的差异，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通常可分为直接干预型和协商型两种模式。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协商型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
一般理论认为，内部转移的中间产品若采用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商价格，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存在某种形式的外部市场，特别是不完全的外部市场；其二，能够共同分享所有的信息资源；其三，最高管理层的必要干预。亦即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间产品存在非完全竞争市场是采用协商的办法确定内部转移价格的前提条件。在“关于转移定价的经济学”一文中，Hirsbleifer分析和研究了制造分部和销售分部的成本与收益、中间产品的市场状况以及技术与需求的独立性等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没有中间产品市场的条件下，如果要确定单个分部的产出水平，则必须使各分部的边际成本之和与最终产品市场的边际收益相等，内部转移价格应与制造分部的边际成本相等；如果存在中间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内部转移价格应为市场价格；若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则内部转移价格也应为制造分部的边际成本。Kaplan和Atkinson也认为当中间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时，协商定价法更有优势。
(二)协商定价与激励引导的关系
在奖励性质的正激励引导与协商定价的关系方面：Kaplan和Atkinson指出，任何协商定价系统都存在谈判时间约束以及经理人可能会选择次优决策的限制，因此，在该情况下，适当的补偿激励是必要的。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过程中，适当的激励补偿合约能够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而对于协商定价与惩罚性质的负激励引导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在惩罚性质的负激励引导与协商定价的关系方面：Yoon和了heodore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激励补偿和避税”一文中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负激励有利于弥补正激励作为激励方式在实践中遇到的激励效用递减和成本上升的问题。Garen则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模型，发现经理人的报酬结构是激励与风险权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对经理人的激励应该与其经营风险关联。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到，负激励作为激励两极之一，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实现更有效、更持久的激励效果，特别是极端的负激励能够对人经理形成一种威慑，相对有效地规避其道德风险。企业集团的利益协调实质上是一种产出分配规则和激励机制，在协调成员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及运用组织权威来完成靠市场机制很难完成的中间产品转移定价时，实行正激励与负激励的选择性激励是必要而可行的。
(三)协商定价的博弈模型研究
在“基于成本的转移价格”一文中，Vaysman提出了一个多分部的协商定价模型，他将各分部管理者的私人信息纳入其中，并把这种管理的内部转移价格谈判作为讨价还价博弈的扩展形式；同时还将总部控制下的谈判时间与讨价还价结构这两大重要因素纳入其中，总部则同时设计分部经理人间的交易规则与补偿计划。由此证实以下结论：总部能指定分部经理人的讨价还价和补偿合同形式，这将是基于转移价格基础的管理谈判的唯一结果；运用协商定价法的补偿激励合同可令企业获得其利润空间的上界。胡素华和张世英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策略”一文中，假设了一个简化的、只存在两个企业的、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集团，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下的转移价格和数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该完全信息情况下，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与中间产品内部交易双方的谈判能力密切相关。并深入影响了集团内部的净利润分配。
(四)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上述研究表明：其一，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的中间产品存在外部市场，但属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情况下，谈判协商的方式是确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最佳选择；其二，如果没有适当的奖励性质的激励补偿合约来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有可能导致决策的次优化。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一是仅仅将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情况局限于转移的中间产品外部市场是否完全竞争，对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界定范围太窄，有待作进一步拓宽；二是在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的激励机制方面，过分重视奖励性质的正激励补偿合约，却忽略了惩罚性质的负激励机制的作用，没有从激励的两个方面同时分析论证，使研究结论显得论据不够充分；三是目前对负激励机制下的协商定价博弈模型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在中间产品作为转移商品并且存在外部市场(而不仅仅局限于不完全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在负激励机制约束下的企业集团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问题。具体包括：由于采用企业集团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关键前提条件是集团内部能否充分有效地共享信息，因此，拟进一步拓宽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为弥补前述研究对激励补偿只侧重奖励性质的正激励的不足，尝试在企业集团的各个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下文中简称中心)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内部交易时引入负激励机制来引导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并进一步通过买卖双方协商定价博弈分析模型进行论证。
二、模型分析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商品有其特殊性。由于在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过程中，存在集团总部的协调与信息沟通，集团内部各个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对彼此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在集团内部谈判双方的协商定价过程中，不论是买方向卖方报价进而卖方应价的交易模式，还是卖方向买方报价进而买方应价的模式，理性的应价方总会以本中心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讨价还价。因此，可以将这种企业集团内部的转移中间产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协商定价博弈定义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关键词：SCP 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 市场绩效
一、引言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的基础，整车产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零部件产业做后盾。在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重整轻零”的思想，各方面对汽车产业比较重视，而对汽车零部件产业不够重视。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汽车行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光祖（2009）认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加大，要把汽车零部件产业放到重要战略地位考虑。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高校的一些学者对汽车产业的组织结构，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基本是围绕汽车产业的研究。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少，而且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几乎寥寥无几。
一些学者用SCP分析框架对中国汽车整车产业进行了研究。罗元清（2006）用实证方法研究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选择了前三位企业绝对集中度，企业数目，企业平均规模和轿车产品比重作为影响因子，用1991年到2004年的年度数据做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利润与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正相关，与企业数目和轿车产品比重负相关。陈军，成金华，付宏（2004）用SCP范式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提出了优化汽车产业组织结构等建议。
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多是针对中国零部件产业现状的定性分析。比如赵斌（2003），马静静（2008）等以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较少。简怡（2004）用1992年到2002年的年度数据回归分析了四厂商集中度对利润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于焱（2008）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建立了一套衡量指标，并据此提出提高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二、理论背景
以爱得华·梅森和乔·贝恩为代表哈佛学派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SCP）产业组织分析框架。虽然和很多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一样，不可避免地不完美，但是由于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为基础，在承袭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以实证研究为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的，被公认为是一个即能深如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SCP理论认为市场绩效受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影响，所以它研究的是市场结构中的多种要素和绩效之间的关联。
为了研究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回归分析。传统上对市场绩效的测定通常有以下四个几个指标：销售的超额利润，即经济利润和收益的比值（TR-TC）/TR，第二个指标是利润率，第三个指标是价格成本加成，即（总收益-可变成本）/总收益，第四个指标是托宾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资产重置价值的比值。对市场结构的测定指标通常有市场集中度（一般用CRn衡量），进入阻碍以及其他变量，比如研究者在SCP研究中曾经使用过新近的销售增长作为市场结构测量变量。市场行为的测量工具比较多，也更容易因产业不同产生差异。比如价格行为，资本运作，广告行为等。
以前经济学家做过的基于SCP研究框架的实证研究有这么一些：柯林斯和普林斯顿（1969）采用制造业的截面数据做回归分析，他们的基本假设和贝恩一样：其他情况相同时，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率就越高。他们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四企业集中率的比值、资本与销售的比值及区域分布。结果验证了预期。在柯林斯和普林斯顿的研究发表后，经济学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只是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能够影响收益率的其他的自变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维斯，他在模型中加入了广告费用所占比例，总部雇佣量和总雇佣量的比值，存货和销售的比值，过去的产量的增长等自变量做回归。Ravenscraft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等变量。
三、基于SCP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一）测定指标的选取和基本假设
1.市场绩效：市场绩效的测量指标一般有销售的超额利润，利润率，价格成本加成和托宾q这四个指标。本文选择了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每付出一元成本费用可以获得多少利润。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其中利润总额是指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减去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2.市场结构：一般地，用产业集中度来衡量市场结构，用最大的四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CR4）来衡量产业集中度。简怡（2004）的研究中，用CR4了来衡量市场结构，用年度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产业集中度对汽车零部件产业市场绩效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传统基本假设不符。因为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暗示了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市场越来越集中，经济利润不断增加。所以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就越高，即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绩效应该是正相关关系。
本文放弃了用CR4来衡量市场结构，而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这是由于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企业个数多，规模普遍较小，从整体上看集中度很低。如果用CR4来衡量会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竞争市场，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市场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CRn这个指标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它只反映了n个最大企业的情况，而忽视了产业中n个企业以外的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分布情况。事实上，中国零部件企业基本生产自己特定的几个车型的几个型号的产品，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寡头结构特征的市场。因此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市场结构更为科学。企业个数越来越多表示寡头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过渡。本文基本假设是企业数量和利润成负相关。
3.市场行为：SCP理论中市场行为可以分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协调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包括定价行为，广告行为和兼并行为三种具体行为。市场协调行为是指同一个市场上的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市场行为，可以分为价格协调行为和非价格协调行为。市场行为测量指标的选择范围比较大，比如资本和销售的比值，广告费用所占比例，存货和销售比例，过去产量的增长等等。
本文选择了出口值占销售值的比例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两个指标。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三驾马车”是出口市场，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其中出口市场面对的是国外相对高端客户，企业在价格制定相对比较高。基本假设是出口比值与利润是正相关。在中国存在一种明显的情况，做配套市场的企业通常都会被主机厂占用资金。主机厂从零部件企业把货物拉走，货款却迟迟不付。所以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应该对行业利润有影响。基本假设是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与利润是正相关。
（二）实证分析过程
文章选取了2001年到2010年的季度数据，以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以企业个数，出口货值占总销售的比值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数据库。
首先检查多重共线性，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企业个数（NUMBER）序列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序列有很强的相关性，需要去掉一个。
如果去掉企业个数（NUMBER），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所以选择去掉FASSET，保留NUMBER。经检验存在异方差，采用怀特检验结果如下：
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异方差。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权重为上述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的绝对值的倒数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三）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利润率和企业个数（NUMBER）是负相关的，企业个数每增加1%，利润率会下降0.000184。这与基本假设相符。说明了企业个数增加意味这垄断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转变，这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和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EXPORTR）是正相关的，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每增加1%，利润率将增加1.665058%。说明出口商品价格利润率相对较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当市场结构和行为发生改变时，对市场绩效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行业利润与企业数量负相关，因为企业数量增多说明市场结构向竞争性结构过渡，行业利润率越低，意味着市场绩效越好。因为行业利润率低说明竞争充分，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行业利润与出口率正相关，因为出口的产品利润率比国内利润率高。但相关系数比较小，可能是因为从06年起调整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升值拉低了出口利润率。
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尽管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数量多，有人对比欧美国家情况觉得要减少企业数量。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结构属于垄断性质的，在政策制定上不应该想着减少数量，而是要减少政策壁垒，让更多企业诞生和发展，培育竞争的市场局面，然后通过市场规律的优胜劣汰，减少数量。其次，提高出口比率有利于提高利润率，利润率高利于企业资本积累，在后期加速发展。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属于幼稚产业，政府应该保持原有鼓励出口的政策，并适当实施新的鼓励出口政策。第三，应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做配套，而中小企业面对出口市场比较多，而且中小企业更容易形成竞争局面，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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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恩华，于洪涛，金正青《国内外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的差异华研究》汽车工业研究2010-11.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否会给货币流通带来影响?什么形式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将对组织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实现货币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否会给货币流通带来影响?什么形式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将对组织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实现货币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于多方面考虑： 首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 深刻变革， 从根本上解决原有市场监管体制与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问题， 将 在强化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是基层实践转化为顶层设计的成功探索。近年来，全国七成县区、1/4 左右 的地市实行了综合执法， 较好解决了市场监管体制不顺畅、 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科 学、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这次机构改革充分吸收基层经验，整合优化市场监管重 要领域监管职能，完善了国家层面制度设计。
同时， 是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原有监管体系在维护市场秩序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职能交叉、 协调不畅、 监管空白、 资源难以共享等突出问题， 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改革，有利于整合优化行政资源，提高监管能力和服 务水平，减少行政审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维护市场经济高效运行，推动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新组建的市场监管总局将整合涉及原国家工商总局职责、原国家质监总局职责、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职责、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 商务部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总局将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 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承担反垄断统一执法，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组织实施 质量强国战略，负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统一管理计 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工作等。总局还负责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知 识产权局，指导全国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守住市场监管 安全底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做到机构改革和市场监管平衡有序、 协同推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成立涉及多个部门，必然面临一些挑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了总局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下设 11 个专项工作组， 负责机构改革过渡期各项重点工作； 制定了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方案和过渡期若干 工作规则，对学习动员部署、以新部门名义对外工作、集中办公、挂牌、完成转隶、 报批“三定”规定、清理修订法律法规等重点改革内容作出安排。目前，正在按照中 央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和国务院专项小组的要求完善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时 限，抓紧落实。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应做好 4 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做好干部思想工作。
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 全国两会 精神，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关注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开展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干部以大局为重、以事业发展为重，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正确 看待个人“进退留转”，严明改革纪律，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二是做好职责和队伍转隶。
按照 “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 原则和先转隶、 再做 “三 定” 要求， 抓紧与相关部门衔接职能转隶问题。
转隶后加强部门文化建设、 队伍建设， 真正实现职能转变，优化组合、深度融合。
三是抓好“三定”规定编制。以中央改革方案为根本遵循，深入总结地方综合执 法改革经验，推动职能整合、机构融合，研究提出“三定”草案，体现中央已经明确 的重大改革要求，确保职责划转不能遗漏，该划转的要划转到位。
四是统筹抓好机构改革与市场监管工作任务落实。
做到机构改革和市场监管协同 推进，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抓好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底线不放松，维护好消 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 推动全面质量提升和知识产权保护，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 务。
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场添活力，办事更便利；让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 心、吃得放心 营商环境是生产力， 也是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运用“互联网+政务”方式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继续大幅压缩企业开办时间，10 月底前，在北上广深 等城市率先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 8.5 天。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力争年底前全国基 本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1 天以内。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努力实现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
质量技术监督方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工作，启动《政务办事“最多跑一 次”工作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再压减一批， 大幅度下放一批，2018 年生产许可证产品拟压减的目录，按法定程序报国务院审批 后。出台认证认可制度“一揽子”改革举措。推动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改革。
食品药品监管方面，将食品生产许可证书由原来 3 年有效期限延至 5 年。力争 12 月 31 日前，实现 1 岁以下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产品类别全覆盖。逐步实 现新药上市审评审批时间由 7—8 年缩短到 2—3 年。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今年把商标注册审查周期从 8 个月压缩到 6 个月。严格实行专利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管理，年底前将专利 机构设立审批时间再减少一半，审批时间由 20 天减为 10 天。
当前，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市场秩序问 题依然突出，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过去市场监管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几个部门虽各司其职，但存在职能交叉、多 头执法、互相推诿等监管难题。不能有效高效地对市场进行监管，使得我国消费环境 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在大市场监管时期， 市场监管部门将立足统一协调的执法体 制、规则和程序，顺应百姓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建立从生产、流通到 消费全过程的商品质量监管机制，为群众创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加强日常消费领域市场监管，围绕消费
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最新消息_关注 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从整合到融合关注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从整合到融合仅用 7 天，天津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完成了新办 公用房的改造工作；25 天，完成了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员、资产、财务等 划转移交工作，在全市率先实现了“人员、思想、工作”三 到位的平稳过渡；250 天，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 ， 机构从整合迈向融合，初步探索形成了一体化、全过程、高 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面对新机遇，该局勇立改革浪尖，为 地方经济腾飞保驾护航。1+1+1=1“一个身份”迎挑战 2015 年 3 月 30 日， 天津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 这也标志着工商局、质监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式“三局合 一” 。这一整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完全打破原来的部门 格局，重新进行职能、机构的设置与分配，重塑一个新的市 场监督管理局。
原属不同部门的人员现只有“一个身份” ，人员如何加减？ 队伍如何优化？资源如何配置……这不仅是新成立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亟需解决的问题，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一个 个巨大的考验和改革压力摆到了局长李文明的面前，他说： “我们必须成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要吃好。
” “以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强化实战、提升效能为理念，机 关做减法， 基层做加法， 保证队伍改革建设实现 ‘1+1+1=1’ ， 工作效率实现‘1+1+1＞3’的目标。
”这一思想火花一碰撞， 局领导班子成员立即通过基层调研、集体讨论、个别谈心等 方式，耐心细致地帮助相关人员消除困惑疑虑、理顺情绪， 确保了人事调整的顺利推进。在中层干部调整上，注重突出 民意，充分征求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意见和测评推荐，全过 程阳光操作，实现了优化配置。
目前，该局现在机关中层职数由 62 名减至 37 名，内设机构 数由 36 个减为 14 个，70%的编制配置到了基层一线，真正 体现了精兵简政、下沉基层的改革成效。
“现在的工作中， 不再有‘你们’ ‘我们’之分，而是‘我们的’ ，三股力量真 正拧成了一股绳，变成了‘一家人’ 。
”李文明说。
全员大练兵“一个口号”喊到底 “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 ”一个响亮的大练兵口号在该 局上下喊了起来。该局积极加强与上级局联动，专门邀请市 局的专家开展“演示进基层活动” ，分别在八个基层分局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现场演示培训，让每一位执法人员在临场处 置、执法演示中接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以前总觉得上课时管用的学得少，学了用不上。现在通过 接受现场‘演示’学习，我对不同领域的监管流程有了深刻 印象。
”该局城南分局局长秦润华说，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完 全可以轻松驾驭，再也不会心中没底了。
” 该局先后组织 12 场专题培训，15 次现场帮教，而培训班的 班次开设、课程设置、老师教学、参加对象等各个环节都本 着实务管用，采用“张弛有度”的课堂培训方式，由分管业 务工作的领导、 业务科长和骨干轮班上课， 并采用课前备课、 PPT 授课的模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积力所举无不胜，众志所为无不成。全局队伍经过一年的 磨合和融合，服务型、法治型、学习型、和谐型‘四型’市 场监管部门已经初具模型。
”李文明表示，大练兵的口号他 们将作为传统一直喊下去。
从“钝刀”变“利剑” “一个指令”见成效思路决定出路， 思维决定成效。回顾过去的一年，该局在改革中前行，在探 索中奋进，在融合中奉献，那么“1+1+1”的成效是否大于 3 呢？ 在全县 2015 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中一举获得了维护稳定、安 全生产、全民创业、反腐倡廉、创新创业 5 个单项奖，奖牌 总数超过去三局之和， 这一张张成绩单足以说明 “三局合一” 的利好势头初步显现。
该局整合了原工商 12315、原质监 12365、原食药 12331 举 报热线，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使得消费维 权从几条热线变为了一个投诉举报中心。去年，全系统共处 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610 件，同比翻了 4 番，办结率 93.7%， 满意率 95.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多达 42.5 万元。
“把相关材料交到一个办事窗口就行了， ‘一条龙’服务太 省事了。
”在该县政务办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滨海春 雷粉丝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中月领取了载有 18 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原来登记时要准备多份 的重复资料，现在只需要准备一套登记资料。办结时间由原 先的 15 天左右压缩到 2 个工作日内，有效提高了注册登记 审批效率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化程度。
”据该县市场监管局窗 口服务负责人介绍： “去年，我们县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10491 户、 私营企业 2911 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51 户， 家庭农场 237 户。
” 该局还积极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拓宽融资渠道，共办理动产抵 押登记 53 件，融资金额达 10.02 亿元，致力推进企业转型升 级，落实全县名牌企业质量提升活动，江苏吉华化工有限公 司“H 酸单钠盐质量提升”成果获全市十佳。引导和帮扶各 类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超 300 件，培植名牌 66 件。
该局还通过开展“百日”执法竞赛，围绕食品药品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反不正当竞争、假劣农资等方面持续发力，确 保了重点工作零失误，安全生产无事故。着力围绕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全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5000 余人次，先 后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 、 “农资商品质量检测” 、 “食品 药品安全打假” 、 “电梯安全专项整治” 、 “建筑材料质量检测” 等多项专项整治行动，检查企业 1500 多家，行政处罚 184 起，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稳定。 攥指成拳“一面旗帜”骋战场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滨海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体制改革、职能整合后强基础、抓履职的重要之年，做 好今年的工作，责任更大，任务更重。
“经济在转轨，结构 在转型，我们的监管方式、管理形式和思维模式更需要与时 俱进。
”说到今年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李文明说： “我们将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工商、质监、食药监年度工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县 政府的中心工作，以保障‘三大安全’ 、维护市场秩序、助 推经济发展为目标，积极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思维、拓 宽服务路径、整合维权手段、健全维权机制，不断吸纳各方 力量，凝聚队伍合力，积极构建共治格局，努力在新的形势 下实现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新的更大的发展。
” 实现新常态下的“会作为” ，必须要有新办法、新举措，才 能更好呈现出“合心合力合拍” 。据了解，今年该局将突出 深化改革，进一步便民惠民，简化市场主体场所登记，提升 网上登记便利化水平，增强“放”的活力。突出硬化监管， 强化信用信息、三大安全和市场日常监管，提升“管”的威 力；突出服务发展，实施商标品牌、质量强县、计量惠民、 个私经济素质提升和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激发“扶”的 效力；突出多元共治，努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企业负总责、社会监督的治理体系，形成“联”的合力；突 出队伍建设，努力实现物体组合向化学反应、单一技能向多 面手、垂直管理向融入地方、尽力作为向干净担当的转变， 不断展现“融”的实力。
面对一场新的攻坚战，李文明信心满满： “新常态是时代潮 流奔腾的崭新写照，发展个私经济、商标名牌发展、食品药 品安全、特种设备、标准计量、质量管理认证认可和信用管 理将会是今年的发力方向，届时我局将会进入三局合一格局 的全新阶段。
”- End 猜你喜欢大部制改革得与失 “三合一”改革：如何解决一个孩子三个爸的尴尬信息来源 | 新华日报
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最新消息_关于食品药品机构改革关于食品药品机构改革 中央层面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此次改革方案借鉴深圳基本模式 并根据多地试点经验调整形成。方案模式基本为： 撤消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组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挂“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同时划入发展改革委 反垄断执法职责、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食盐监管职责，划入商务部反垄 断审查职责、商贸领域行政执法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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