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文化整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并购与重组已成为企业实现快速增长和提高竞争优势的一种主要方式，对于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8年6月30日，我国钢铁、煤炭大省河北省传来消息，由唐钢、邯钢联合组建的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由金能集团、峰峰集团整合重组的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石家庄市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河北国有钢铁、煤炭企业整合重组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企业整合重组后，能否实现“1+1>2”的倍增效应，不仅取决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技术等有形资源能否得到有效配置，同样取决于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源能否实现相互交融。因而，需要将企业文化整合问题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来研究。
一、文化整合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大多数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它是企业的根本气质和根深蒂固的行为规范，引导着企业中组织、人群的思考、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制约着企业制度的形成、人际之间的沟通。它对企业系统的影响是隐性的、潜在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
以金能集团与峰峰集团的重组为例，两者是强强联合。一是都有相当的规模。在煤炭行业百强企业中，金能排第20位，峰峰排第29位，在河北省百强企业中，金能排第14位，峰峰排第15位。二是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峰峰集团原来就是部属企业，几十年前就是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金能集团所属的六个子公司，除新成立的金牛股份、装备公司外，其他四个子公司(邢矿集团、邯矿集团、井陉局、盛源公司)原都是部属企业、统配煤矿，享有国家同样的政策。三是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集团内多数企业在当地都是骨干企业、利税大户。两者联合重组成纵贯河北，横跨晋冀，北延内蒙的大型企业集团，如果不能实现文化融合，原有的企业文化继续保持强势，就有可能成为重组后企业中的非组织文化，这种文化将继续作用于原有的组织和人群，从而导致重组后的企业决策不畅、理解偏差、制度执行不力、沟通堵塞、冲突时有发生，无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由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多元性，文化整合不能象有形资源整合那样，可以施行较强的刚性操作，而是要服从人的认识规律，需要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持续过程，文化整合效果的显现，在整个企业重组中一般也相应滞后。因而，文化整合的效果如何，重组双方是否已经融为一个具有共同企业目标、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事业共同体，往往就成为判定企业重组是否最终完成的标志性参数。通过文化整合，使集团内不同文化经过扬弃、融合、再造，不仅可以将不同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集团统一的发展战略为目标，集团的政策、命令得以贯彻执行，实现经济一体化战略，而且以文化为精神纽带，将集团内的每个员工联系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精神理念，产生约束力、凝聚力、向心力，从而促进生产、经营、管理的进步，提高集团竞争力，实现预期规模效益的递增。
二、文化整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重组企业的文化整合，不是双方原有文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全部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文化的扬弃，是在去劣存优基础上，对企业新文化的一次催生再造。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求同存异。企业文化相对于技术、组织等而言，更多的属于一种“软”件，它更多体现于人们的行为和观念里，而人们的行为和观念是不可能像“硬”件一样容易达到统一的。在文化整合中保持宽容精神是进行文化整合的前提。惟此，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才能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对话、理解，达成共识并加以分享，从而实现可能的融合。不同文化间的宽容，需要企业之间相互尊重，在人格上实现平等。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制定具体的策略，尽可能地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相似的地方，以此作为新企业文化的起点。
二是坚持扬弃。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创业和发展的轨迹，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特色文化。要认真调查研究企业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认真分析比较企业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矛盾的焦点和特点，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抛弃其糟粕，注入现代先进文化的新鲜血液，铸就富于生命力、适应时展需要的企业文化。要对企业文化实态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究竟哪些文化因子是真正的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核，这些内核新的因子对企业发展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或者哪些是起推动作用的文化因子，哪些是对企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因子，辨识清楚了这些，才能够进行整顿整理，弘扬其优异成分，引入新鲜的文化要素，抛弃其糟粕的部分，并对文化体系进行建设性地构筑。
三是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企业文化整合中要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传统，体现企业的行业性质和经营形态，又要注重企业个性化设计和塑造，要在共性中突出个性。要处理好大集团文化与下属单位企业文化的关系，在坚持共性的前提下体现个性化。要以大集团统一的企业精神、核心理念、价值观念和哲学理念为统领，保持大集团内部文化的统一性、权威性，增强大集团的凝聚力、向心力，树立集团的整体形象。同时，也要看到集团内部各企业的历史、区域、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允许下属企业在大集团主体文化指导下，培育和延伸支体文化、特色文化，为下属企业留有展示个性文化的空间。
四是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世界是开放的，文明是可以共享的。企业是开放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科学是可以共享的。企业文化整合不仅要体现企业自身的特色，还要吸纳世界文明，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文化中的科学内容，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借鉴其他企业，尤其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文化精华，甚至是竞争对手优异经营思想，并加以吸收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成份，剔除和摒弃那些过时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变化，形成与时俱进的企业经营理念，整合梳理出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既具有时代气息、又能够保持其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继承性的企业文化。
三、文化整合的主要内容
企业重组中的文化整合，要依据企业文化的内涵，按照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文化层面展开，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企业精神文化的整合。精神文化的整合，是整个文化整合的核心，又是整个文化整合中难度最大的问题。在文化差异方面，包括重组各方价值观。企业理念、行为方式的整合，在经济环境方面，包括集团内不同行业、地域的企业营销观、盈亏观等方面的整合，在管理方面，包括不同企业关于人才观、分配观、质量观等面的整合等等。要同构精神文化的整合，把原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职工的不同价值取向、处世哲理统一在一个价值观体系中，并给职工以心理的约束和行为上的规范。
二是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这实际上是企业整合中的一种意识立法和行为立法。实施企业重组，组织系统
发生变化，企业的规章制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等，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重新确立。还要建立起包括科学决策机制、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能上能下的干部考核管理机制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保证管理行为与整合后的企业精神理念的一致性。
三是企业物质文化的整合。企业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基础，在企业重组过程中，直观地反映企业的意愿和需求。通过物质文化的整合，能够进一步强化企业员工对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理解。物质文化整合主要包括，重视新产品的开发，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信誉，对工作条件、福利待遇、文化娱乐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统一企业标志形象，及时引入CI，加大宣传力度，对品牌文化和环境进行规范设计，推出提高企业形象和美誉度的各种举措等等。
四、文化整合的操作思路
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培育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应当基于适应管理创新、做大做强的现实要求和实现企业文化融合、实施文化战略的需要，全面启动，重点突破，分步实施。
一是要形成核心。企业的核心领导层既是企业整合的组织者，也是企业文化整合的推动者。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之间的整合，在整合同时要及时把党组织健全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企业文化整合的实施。有了这支核心队伍，在整合中遇到的问题就能够顺利解决。
二是要开展培训和理念提炼。重组后的大企业集团往往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在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上存在不平衡性，进度不一，差别较大。集团所属各企业要统一围绕大集团的总目标，共同培育大集团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开发共同的理念识别系统(MI)，共同塑造大集团良好形象，共同打造大集团品牌，共同培育大集团优秀员工队伍。一面要继承我们民族的、企业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面要吸纳借鉴当代创新的文化成果，力求与现代企业接轨、与市场经济接轨，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创新、独具特色、自成一家”的方针，求精求好，打造企业文化的精品工程，构建大集团文化体系，用统一的企业文化，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增强认同感、亲切感和自豪感。
三是要实施精细化管理。企业文化建设要管用、好用、实用，就要把精细化管理体现在企业文化建设当中。要推广责任目标(RAM)精细管理，规范和完善生产经营、岗位培训、工作标准、现场员工守则、文明公约、道德行为规范、员工文明礼貌等，并逐渐落实到岗位及现场。力争实现安全、生产、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等重要工作的流程再造，特别是构筑起强有力的信息化平台，使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创建学习型组织，岗位学习型员工，与国际标准接轨，与知识经济接轨，充分营造崭新的企业文化环境。要让全新实用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企业精神、企业制度和企业道德规范成为全体员工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完善行为养成，在企业、在岗位全面“开花结果”。
[关键词]滇中 杂居民族 舞蹈文化交融 社会机制 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J7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56-02
一、云南传统舞蹈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民族交错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杂居状态,带来了宗教、文化、习俗的相互交流、融合,舞蹈文化的融合在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特点和存在意义。滇中杂居民族舞蹈文化交融与滇中地区、云南省内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滇中传统民族舞蹈作为民俗世象、宗教仪式、经济发展、民族交往等重要载体,早已深深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同时,这种融合反过来也促使当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以及社会形态、思想观念等发生改变。
公元前四世纪,楚国将领“庄”率楚国士兵入滇后,一直留守滇国“便服、从俗、王滇”,融入滇中民族群体之中。他们将内地大量的汉族文化艺术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入云南,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当时及其后各时代滇中各民族乐舞艺术的变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滇中出土铜鼓和铜贮贝器物上的乐舞形态丰富多彩,有反映狩猎生活、农耕生活等当时现实生活题材的羽舞、盾牌舞、匏笙舞、徒手舞、剽牛舞。这些舞蹈形象虽然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但在思想内涵和功能特征以及舞蹈题材和体裁上,与流行于古代中原的其他民族舞蹈却是相通的。出土于滇中的八组舞人铜鼓、四人舞铜扣饰等古滇国璀璨的青铜文化印证了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社会机制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云南花灯来自中原,起源于明朝或更早的民间“社火”活动,原是一种汉族民间舞蹈。明代施行军民屯田制始,江南军民大量移居玉溪等滇中重点屯田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包括民歌小曲歌舞等民间艺术。他们带来的江南文化与玉溪土著文化互相融合,形成了“夷汉杂处”、文化交融的状态。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各地的花灯均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彝族花灯、白族花灯等新品种,还形成了滇中、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四大风格九个支派的艺术派别。玉溪花灯艺人在昆明等地的演出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云南花灯的文化交流,以云南人喜爱且通俗流行的花灯艺术形式在团结国民一致抗日等宣传方面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和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花灯从民间广场走上了专业剧场。由玉溪花灯艺人为主要成员开创的融入其他艺术元素和操作模式的玉溪花灯,在当时开创了云南花灯的新天地――“新灯”。“新灯”的崛起不仅迎来云南花灯艺术的兴盛,也为各民族民间歌舞、戏曲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玉溪也因此被冠以“花灯之乡”的美誉。如今,花灯舞蹈作为一种云南汉族与其杂居各民族的娱乐方式、民俗世象、舞蹈健身运动,深刻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活,为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舞蹈素质教育的繁荣等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研究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影响的意义
(一)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对云南省文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地处云南中部的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州市,很早就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繁荣的中心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时期“青铜吹笙四人舞俑”、爨氏割剧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土于曲靖的小爨《爨宝子碑》和大爨《爨龙碑》、南诏大理国时期修建于通海秀山的田勾町王庙、慈云寺、普光寺等庙宇,以及元明清各时期遗存在昆明等滇中各地的文物,无不印证了古往今来中原乐舞、滇中文化、佛教、道教和儒文化与滇中各民族宗教、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及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选择滇中作为传统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的研究范围,对加强省内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增进云南与外界交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把滇中地区作为研究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影响的地区,具有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和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促进云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安定团结
滇中各民族长期的文化交融为云南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月会为元江白族隆重的传统节日活动,是供奉祭祀“本主”的迎神赛会。“三月会”传统舞蹈形式与大理洱源等地的田家乐相似,其传统舞蹈中也有霸王鞭等大理白族传统舞蹈。同时,又具有与大理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这种交流和融合促使了地区和区域的民族团结,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云南省已迅速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因此,研究滇中及周边邻国跨境杂居民族舞蹈文化的历史经验、现实状况及其改革发展的对策与战略,是坚持 “睦邻、安邻、富邻”等外交方针政策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行动之一。拓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对提升滇中民族舞蹈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地位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千百年来,众多滇中民族及其传统舞蹈,与边境杂居民族及其传统舞蹈与境外民族及其舞蹈之间,形成了族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这种跨文化关系亦集中地表现在各民族的历史、道德观念、宗教、审美及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因此,传统舞蹈在境内外的族人中具有巨大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具有多重跨文化的属性与意义。
(三)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对舞蹈教育事业的影响
多年来,云南舞蹈艺术教育普遍呈现“重技能、轻文化”现象。将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的影响研究及其成果与舞蹈教育相结合,可以让学生达到“文化自觉”,进而达到“文化认同”,达到“民族认同”,从而培养一批热爱并从事云南民族传统舞蹈研究的人才。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资源丰富,许多舞蹈在不同的民族中流传。峨山彝族喜爱的“大娱乐”,又称“跳乐”,是农闲、节庆及民俗活动中都少不了的自娱性集体歌舞。据说此舞共有七十二调,曲目主要分为“拢总调”和“杂弦”。这与其相邻的新平的烟盒舞有七十二大调、石屏的烟盒舞分“正弦”和“杂弦”、在数量和分类及名称上有相似之处。有的跳乐中将传统套路与流行于舞厅的社交舞蹈相合,有的跳乐曲调选用了普洱彝族、楚雄彝族的打歌曲调,有的地方跳乐时还加入了烟盒等道具等。这些多姿多彩的舞蹈及其文化对于充实舞蹈专业教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精品舞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动作语汇、生动的素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加紧滇中杂居民族舞蹈融合研究工作的开展,是建立地方舞蹈文化教材的过程,同时还是保护和传承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将研究与教育相结合,能在学生中宣传和推广滇中传统民族舞蹈文化,能培养学生从单一的技能训练模式转向技能、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位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养成通过舞蹈现象深入思考隐藏在其中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和习惯。
三、结语
滇中杂居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交融对社会机制的影响研究,应以昆明、玉溪为中心辐射四周,加紧对滇点突出的杂居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的传统舞蹈的状态、文化特点、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等通过深入基层进行考察、综合研究和科学论证。对部分具有典型性的滇中杂居传统民族舞蹈文化融合的真实客观轨迹、本质规律予以理论阐释和揭示。对滇中杂居民族舞蹈文化交融与社会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跨学科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将研究成果与教学相结合,使学生了解、掌握滇中杂居区民族舞蹈的个性特点和文化交融情况,进而促进学生理解和把握相关文化知识,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滇中民族舞蹈文化传统和尽快推进云南民族舞蹈文化艺术,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实现西部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艺术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诸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石裕祖.云南民族舞蹈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关键词】移情；动态发展；相互交融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80-1.5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与低在现如今的地球村变得日趋重要。为了更好的实现跨文化交际，移情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能力。只有做到了充分而又适当的移情，才有可能实现融洽的交际气氛，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如鱼得水，应对自如。
文化移情就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交际主体有意识地转换文化立场，不再受到本土文化积淀的束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和角度，将自身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之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真切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
其实，移情这一概念和我们常说的“同理心”大致相同，取而代之只考虑自己的观点，对别人的说法不是质疑就是否定，“移情”要求我们要学会求同存异，推理及人，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积极主动得试图理解对方。只有真正做到移情，交际双方才会毫无保留的打开心扉，在交流中共了解同理解。
移情能力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移情能力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有规律地、循序渐进地培养和完善起来的。大体上，根据移情能力发展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认知移情：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觉察和认识他人的情感和情绪状态，通过认真聆听他人的言语，仔细观察他人的非言语提示，客观地觉察和识别他人的情感状态等。
认知移情是形成移情能力的首要因素。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认知移情就好比是那“粮草”，如果想培养良好的移情能力，认知水平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先认知到交际双方在交际时的不同和差异，才有可能在日后的交往中更有意识地去辨析，并逐渐形成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跨文化交际的独有特点。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有不同的言语形式和表达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在建立了认知移情的基础上，交际主体就会很敏感的去捕捉这些差异并在多次的跨文化交际中得到验证和确认。认知移情也是对对方交际方式的一个认识累积过程和阶段。
此外，一般来说，说话主体都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优越感，对不同的文化习惯会有自然的抵触情绪和心理，对异己的文化习惯会产生怀疑和不解，建立健康正确的心理状态也为培养移情能力做好了铺垫。因此，认知移情就是移情能力培养的前提要求和前期准备，更是决定移情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
交际移情：交际移情是指在此基础上对他人的情感、情绪状态作出正确的反映和反馈，即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做到推己及人。
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很好地做到了认知移情的基础上，交际移情才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认知移情已经为正确的跨文化交际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知识储备，交际移情就是对前期准备的一种践行和演练。交际主体会积极主动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并且以对方的言语习惯为标准进行交际。这样，跨文化交际的水平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会在这种健康和谐的氛围中更加真切得去感受双方的不同和差异，进而又促进和反哺自身的认知移情，使得二者同提高共发展。交际移情是认知移情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也是对认知移情的补充和完善。交际移情的实现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平衡移情：是指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采取适度原则，既不过分强调本我文化的立场，也不完全摒弃，而是采取中间态度，努力寻找移情中的平衡点。虽然移情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过分的采用移情手段反而会适得其反，会在跨文化交际中遗失自我，误解了移情的本质要求。因此坚持适度原则是能否恰到好处地实现移情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可执拗得坚持本我文化，完全忽视异己文化的特点，这样会造成交际误解，导致交际失败。也不可完全摒弃本我文化，一味的从异己文化出发，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而应该是在坚持本我的基础上，客观地、恰当地进行交际移情。遵循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寻找到移情当中的那个平衡点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中不断的磨合与探索。
以上三种移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递进和补充的关系。认知移情是交际移情的前提，平衡移情是交际移情的准则。平衡移情又建立在认知移情的基础之上，三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发展，并在发展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融会贯通，相辅相成。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就好比是一个橄榄球的两端，而平衡移情就是中间的高峰。无论是出于认知移情还是交际移情的阶段，都不是最理想的移情状态，而应该是发展到平衡移情，才是掌握了移情的真正内涵，并实现了移情能力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郑义，刘淑华.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4）.
关键词：客家文化；全球化；英语学习；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37-02
一、客家文化的发源及演变
客家人原是“中原汉族”，中原乃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淮河以西，汉水以东”而言。客家人原居中原，所以称客家人为“中原客属”或简称“客属”。客家人因为外受北方异族之侵略与压迫，内受变乱影响，迫使客家人离开中原老家，诸如五胡乱华、黄巢动乱、金人南下、元兵南侵等均是使得客家人南下的原因。客家人先民，数次南迁，就其悲壮的迁移行动来说，是一次精神实践。在南迁过程中，北有蛮族之残杀，南有土著之排拒，景况十分凄苦悲壮，一边战斗抗敌，一边垦荒图存的奋勇牺牲情形，是不难想象而知的。但客家人却也因此培养成刻苦耐劳，勇敢坚毅，团结冒险爱国爱家的精神和品行。经过数次的辗转与迁徙，客家人使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延续，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特殊的民系，客家先民的南迁源远流长，而每次南迁的动机、行为与结果，都几乎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其于举族举家的迁徙之际，一面对入侵者暴乱者的抵抗与牺牲，更充分体现了孤臣孽子，义不帝秦的民族气节。
客家族人由于不断的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江西、福建、广东地区，而后扩展到四川、广西等地。相对于当地人来说它们是客，因此称他们为“客家人”，“hakka”是客家的英文名称，这个国际公认的英文拼写源于“客家”的方言发音。（音为“haka”）客家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称为“客语”。 客语（Hakkanese），又称客家语、客话、客家话等，部分地区还又称涯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粤东语等，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语言。语言学者对于该将客语归属至方言，抑或是当成一门语言仍有一定争论，在国内则被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语地区主要集中在粤东、闽西、赣南交界的赣闽粤客家地区，并被广泛使用于中国南方、台湾、马来西亚及一些华人社区。此语言被定名为客语是20世纪的事情。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的一支语言，在国内则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官话、客语、粤语、赣语、湘语、吴语、闽语）之一。此语言历史悠久，但正式被定名为客家话，是20世纪的事情。客语是汉族客家民系（包括粤东客家人、东江水源人、粤西-桂南涯人、四川“广东”人等）的母语 ，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南部、西部等省份、香港新界北区、海外客家人移民地区（如毛里求斯、台湾、印度等等），但香港、澳门已经甚少人使用客家话。比较集中的中心文化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文化，客家话在中国北方的知名程度远不如粤语、闽南语高。
在某些地区，说客语的人群众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语言是客语，也有专家认为狭义的客语指的是粤东地区的客语；其他地方的客语因和其他的语言（闽语、粤语、壮语）有大程度的混合，在归属上争议不断。香港的新界客语属客语粤台片新惠小片，与广东深圳、惠阳、惠东的客家话高度接近，与其它主流客语都可以互通。约从1960年代开始，在广东的客家地区有大批人员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广东本地的客语。大多数移民的客语和新界客语可以互通。海外客语以粤台片为主，还有少量漳潮片。 由于梅县客家人曾于18世纪在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坤甸建立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因此现在隶属印尼的该地有一种坤甸式的客语，它跟大陆的客语几乎不同，坤式客语内夹杂很多印尼语和当地土话，可以独立分为一类，可认为是客语海外片的一支。
二、客家独特的土楼文化绽放新的异彩
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永定县，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山村民居建筑。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傲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
客家土楼大多为方形或圆形，其中尤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憾人心。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楼内还有水井、浴室、磨房等设施。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土楼除具有防卫御敌的作用外，还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由于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楼内冬暖夏凉。土楼格局的恢宏，不仅展现了客家人的智慧，还反映了客家人淳朴的民风。
客家文化与土楼文化已经互相交融，深深植根于此，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福建土楼的申遗成功更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客家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了更多民族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关注，新世纪，这一文化，不仅属于中国，更融入世界。
三、英语的新浪潮促使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
由于客家文化存在的独特位置：闽东南沿海台海地区，首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深受客家文化影响的大部分人群又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的身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无疑又将客家文化的内涵弘扬到海内外，英语作为其载体促进了世界了解中国客家文化，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部分地成为整体的。在国内，随着英语学习的大面积展开，台海地区人口的流动，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等因素，客家文化与其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渐明显，在这其中英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四年的变迁，国内各地区贫富差距日渐缩小，英语普及程度日益扩大，各民族也渐渐摆脱掉其民族的原始性及滞后性，接受西方文化，全民学英语，在这其中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正发生着猛烈的撞击，于是客家文化不仅仅只是为东南沿海人民所熟知，越来越多的内陆人民也认识并熟知了客家文化，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密切，来大陆省亲的台籍华人及海外侨胞也将客家风俗、饮食习惯等带到内陆，与此同时内陆人民也将其民族文化带进沿海及世界。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现如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台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使得客家文化向全世界进一步传播。而当今世界英语作为最广泛的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将各民族的文化联合起来。客家文化随着英语的发展及传播与其他文化更好地交流。
四、结语
客家文化在新世纪接受着英语文化的洗礼愈发与各民族文化产生激烈的撞击，并由此展现出新时代下独特的民族性与包容性，在这其中英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发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接轨，英语必将对国内民族文化的融合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人高风险行为及贷款利率上限管理(1987-1993)。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债务，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二是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中的风险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贷配给模型中指出的，银行会选择使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发放贷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利率水平对银行预期利润的影响完全是单调递增。具体而言，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银行基层经理人逐步掌握了较大的经营自和一定的利润分配权，充分利用国有银行对资金市场的垄断能力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的体制，不得不向银行提供隐含的信用担保，这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外生化。在可以负盈不负亏的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当然选择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机热潮中，许多商业银行绕开贷款利率上限规定(如通过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账外经营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经营特性。
三是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动性支持。这期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局限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规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贷政策等。国家从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战略出发，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只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无法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为稳定商业银行存款来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国企部门反对下，无法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形成贷款利率偏低和存贷利差过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信贷需求，虽然央行对此实施了贷款规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银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况下，央行往往要通过追加再贷款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显然，由于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银行都存在着严重的追求高风险的人问题，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甚至助长了问题的蔓延，金融市场必然长期处于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同时上扬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现实选择就是规定贷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过高对经济运行产生伤害。
2．人风险意识提高及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过热开始令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微观低效益、银行高风险为代价的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为此对原有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并采取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撤销大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同时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维护国有企业利益，转变为加快推动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实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对银行开展审慎监管、建立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的背景下，企业和银行的行为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加快贷款利率改革变得必要且可行。一方面，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特性发生较大变化。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大批国有企业出现效益持续下降，原来很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面临日趋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反映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内生的“私人部门储蓄—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安置下岗职工、核销呆坏账等)后，被逐步、彻底推向市场。从199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重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试点国企破产兼并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经过几年的整顿和重组，国有经济部门从整体上已经不必依赖于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到200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55．6%，而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总之，作为社会资金的主要需求者，企业部门的资金约束硬化，风险意识得到增强，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显著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产权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商业银行才会实现理性经营。近些年关于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监管、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改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刘芍佳等1998；钱颖一2004；傅立文等2005)。从外部监管看，由于意识到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对于整改进程的重要意义，近几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都对商业银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商业银行在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的过程中风险意识显著增强；从市场环境看，随着竞争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预见到加入WTO后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中资银行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从管理水平看，商业银行内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实现了一级法人治理，管理架构趋于扁平化，建立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风险意识增强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曲线已经不是完全与利率水平正相关，而是在考虑了风险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弯曲的曲线。
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对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已经能够比较好地适应贷款利率浮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政策环境，在产品定价的行为上表现出合理性，能够按照贷款利率补偿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的基本原则决定贷款利率。各地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基本呈现对大型优质客户利率下浮，大企业执行基准利率，中小企业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2004)。这样，2004年彻底放开贷款利率上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的一个展望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不再由金融当局决定，这对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和保持利润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从各国经验看，利率放开往往导致利差不足、竞争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开贷款利率，关键在于商业银行能否自我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在我国情况看，关键要考虑两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业银行还没建立起对基层经营单位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贷款风险使商业银行盲目追求低风险项目，贷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压力。199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由风险意识淡薄转变为高度重视防范风险，这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风险意识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监督压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对真实利润的关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追逐高利润、高风险转向绝对的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具体表现为，许多银行的审批权高度集中于总、分行，信贷投向集中于重点企业、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责任追究过于严格，激励相对不足。信贷人员对贷款风险要承担重大责任，但个人收益不高。
适度规避风险本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一般原则，但过度风险厌恶则与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相违背。贷款风险是基于大数法则的概率来度量的，贷款收益抵补风险的前提是银行必须忍耐合理的失败率，形成综合的风险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贷款压力，不能容许任何一家企业出现风险，其结果必然是：大批经营良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则围绕数量不多的优质客户开展激烈竞争，贷款议价能力基本丧失，这在一些票据融资项目上表现特别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过度追逐低风险项目以至于丧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种风险。从根本上说，利率机制的这种缺陷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还无法使长期利润水平成为基层的真正经营目标。
其次是金融生态环境还不理想，商业银行必须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较早将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概括为金融生态，并指出金融生态状况对利率机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如对金融合同的法律保护不力，《破产法》不完善，造成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不敏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记录缺乏，造成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严重；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的标准过低，“骗贷”行为屡禁不止等。不难看出，金融生态的概念是我们在前文所述法制环境的一个更广泛的概括，金融生态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风险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损失比例过高，客观上要求保持较大利差。为此，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或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达到合理水平之前，应继续维持贷款利率下限。
总之，贷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能够维持相对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实际上从1999年以来，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之差始终保持在3个点以上，这表明了中央银行对低利率风险的一种关注。
参考文献：
［1］丁伯平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卫江．市场竞争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3］刘芍佳，李骥．超产权理论与经济绩效［J］.经济研究.1998；8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 交融
思想政治工作在我们日常工作运作模式下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公路运输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回归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主干道后，思想政治工作开始显现边缘化的倾向。同志曾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十分注意把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党从来就是靠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而不是靠空洞的说教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只有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才能使运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中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一、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性
企业文化倡导先进的管理思想，反映企业管理的人文趋势，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要求。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一是主体一致、目标共同、内容相似、手段大体重合。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生产经营进行，为经济建设服务；两者都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发挥人在企业中的主体作用。二是两者都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三是两者都强调职工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价值观的统一，并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统一起来。四是两者都提倡企业领导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亲密、融洽、和睦的关系，互相尊重、理解和关心，提倡共同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差异性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性质、手段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从性质来看，企业文化本质上属于经济文化范畴，是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亚文化，它是在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形成的一门新兴企业管理科学。而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主要解决员工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其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手段来看，企业文化注重感情因素，主要通过文化手段，营造企业文化氛围，以影响员工的思想，协调员工的行为，形成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主体意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思想政治工作则主要作用于人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等活动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谈心、疏导、激励等方式，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传播工具，精心营造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舆论气氛，着重解决企业员工的现实思想问题。
二、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交融的可能性
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存在的共性是其能够融合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指通过对企业职工进行马克思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企业规章制度的教育，以调动其积极性，进而为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服务；企业文化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个企业长期形成而被公众普遍认同的企业环境、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典礼仪式、英雄模范、企业精神、文化网络、经营理念、产品品牌及发展战略等的集合体。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内在特性的互补是其融合的前提条件。一是工作内容的互补性，思想政治工作更多地着眼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建设，而企业文化的视角则广泛扩展到人的思想、素质、智力和理想等方面。二是作用范围的互补性，前者是直接作用于企业成员的政治情操、思想意识、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并转化为思想动力；后者则是将培训、教育、规章制度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并经过长时间的强化和积淀，形成全体职工内在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主要是间接地使职工的精神力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力。三是切入点的互补性，前者的切入点是为企业各项工作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使企业成员坚定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后者的切入点则放大到全方位提高人的素质。四是方式途径的互补性，前者是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通过党团组织及工会等群体组织的建设、开展各项活动等途径，以统一思想和提高思想觉悟；后者则更多地采取全面主动的方式，通过体现员工主人翁地位和人格尊严等途径，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培育企业精神，以形成凝聚力和增强竞争力。由此可见，由于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互补的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两者间具有了进行融合的可能性。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的途径
公路运输企业作为服务行业的前沿窗口，承担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责任，因此，运输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同时，不应忽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而应该正确地把握两者的结合点，使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一）用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基于以人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所提出的，它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用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来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摒弃思想政治工作中见物不见人的“假、大、空”的某些做法，把立足点转到以人为本的基点上来，真正做到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尊重职工的人格，尊重职工的文化心理，以求在一种良好的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中，把思想政治工作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先进思想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样，使企业的软管理由一般的宣传、号召、动员向精神激励转化，从表面向深层转化。
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运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大的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融思想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于一体，以其特有的文化品位成为员工普遍认可并主动追求的方式。众多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精神愉悦的良好文化氛围中，自觉地接受熏陶教化，实现思想上的净化和升华。
（二）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企业文化是一种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与现代经济密不可分的特殊的文化表现。资本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很多方面是与其社会性质分不开的，运输企业不能一概照搬。企业文化应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明确的内涵，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思想政治工作为轴心，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方针、原则等贯穿到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去，使企业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同时，这也有助于突出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素质、政治风貌以及技术素质的全方位提高。比如，倡导企业精神，培养员工的价值观念，把个人的努力方向同化在运输企业的总体目标之下，真正与公司同兴衰，共命运。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还应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日常教育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职工头脑，培养员工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起以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己任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明确自己不仅是公司的一员，而且是国家的主人，不仅要对公司尽责任，还要为社会作贡献；克服员工头脑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思想观念，确立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法制观念等。
两图合璧所经历的艰难历程昭示:文化的交流可以超越体制的樊篱、岁月的创痛与意识形态的禁锢,展现出基于共同文化血脉的巨大凝聚力、亲和力,任何力量与势力也无法阻遏与羁绊。我们更应借由两图合璧展出的新起点,掀开传承民族文化血脉,谱写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辉煌篇章。
6月1日,“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博物院举行。分藏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系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所作,清初被焚为两断,分别称为《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这件书画珍品360年后首次“合璧”展出成为两岸关注热点。(据6月1日新华社报道)
全体炎黄子孙的目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起关注同一幅画——《富春山居图》,因为这幅画承载的内涵太多。历史也必将纪录这万众瞩目的一刻,这跨越无情战火、人间沧桑后残卷合璧,让人感叹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是如此坚韧与顽强,她孕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锻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与灵魂。
《富春山居图》传承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血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中国书画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符号,集中体现了其中的精髓与旨趣,而山水画则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演绎,笔墨纸砚一旦到了巨匠手中,便能于尺寸之间尽显湖光山色的神韵,展示境由心造、形神兼备的意趣。而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是禀承中国传统笔墨手法,传神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山光水色、气象万千的初秋景色,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成为后世欣赏、研习中国山水画不可多得的范本与精品。
《富春山居图》记载着劫后余生的传奇故事。《富春山居图》一经问世,便被人誉为珍宝,到今天660年岁月中经历着无数传奇,她前后为众多的爱好者珍藏,躲过了无数战火的劫难,见证众多王朝的更迭。这幅画360年前险些被大火烈焰毁于一旦,所幸被人抢救,但完整的画面被烧成两段。100多年来的近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两岸关系更是波诡云谲,《富春山居图》分落两地、隔海相望60余载,本已残破的山水画卷,在家国动荡的岁月沧桑中,更平添了几分哀婉与悲壮。
《富春山居图》包涵着承先启后、九死未悔的家国情怀。从这幅画隔海相望的那一刻起,国人抚平文化创痛的渴望从未停歇,至今已有60余载。从产生合壁展出的创意提出的那一天起,为了今天的这一刻,仁人志士奔走不息,到现在已历时十余年。从最早大陆率先提出合璧展出的设想,到台湾方面答应只能先到台北展出的要求,从只能单方合壁展出到双方互办展出的谈判,其间经历了两岸关系的风云变幻、起伏转寰,可谓一波三折、来之不易。
我们至今记得,在去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特意谈到《富春山居图》一画分存两岸的现状时说,“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发出“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由此,《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成为一个世人尽知的话题,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并再次为画卷的合展筹划奔走。今年“两会”前夕,在回答网友问题时,再次提到《富春山居图》时说,“现在听说《富春山居图》就要合璧展出,这时我默默地在念着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一个完整的《富春山居图》永远合璧在一起,这是我的期望。”
摘要：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创新与发展。但是与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化创新极为必要。本文拟从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入手，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入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从而探究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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