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科制度与美国截然不同。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自然也就与美国迥异。与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首倡高等教育学的同一年，潘懋元先生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要创立高等教育学。当年，布鲁贝克提出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而在同一年，当潘懋元先生呼吁创建高等教育学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多事之秋，即将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但无论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冬天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两者共同的一点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被提及或创立时都恰逢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之时，都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大量涌现的现实问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由学者从实践出发，凭借自身的学术敏感，并基于知识分工的需要，发出了学科建设的倡议。但现代大学中学科的创立绝非学者的个人行为决定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进程。就高等教育学的创立而言，基于学科理智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存在的高等教育学最终能否转化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的高等教育学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密切相关，而不是由学者个人的学术趣味所决定。在大学和学科制度的谱系上，美国大学继承了欧洲大学的传统，学科分类及其制度由学术共同体决定，大学的学院设置以及学院内部的系科设置相对固定，政府无权干预大学内部的知识分类与学科制度化进程。在美国大学，由于学科制度化有着严苛的学术标准和强制性的承认程序，大学的学术建制并不以学科身份作为必要条件。相反，根据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很多知识领域或学术分支无须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学科，同样可以在大学获得相应的组织建制以及经费支持，可以选择在既有知识分类框架下，以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形式持续存在并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在美国的经历便是如此。起初也有学者试图将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建制成制度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性学科，但碍于学科制度本身的压力，那些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稍做努力后就主动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企图，不再为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承认而斗争。最终，在美国大学，高等教育学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制度意义上的学术性学科，而是被默认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但这并未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的存续。
与美国学术共同体取向的学科制度不同，中国的大学制度与学科制度一直由政府主导，行政权力而非学术传统一直在左右着学科的分级分类与高深知识的管理。在计划教育体制的主导之下，政府习惯于通过学科专业目录的制订及修订来实现对高深知识的治理，大学里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都要基于既定学科专业目录，能否进入目录遂成为高校学科建设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百废待兴以及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视，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被正式列入目录。由此，高等教育学凭借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合法性在大学获得了应有的制度空间，并迅速展开了学科制度化进程，组建了学会，创办了期刊，开设了专业课程，招收了硕博士研究生，授予了学位。30多年来，伴随高等教育自身的大改革与大发展，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大学实现了迅速的扩张，乃至成为教育学门下的显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繁荣主要还是制度层面或建制层面的繁荣，即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学位点的数量的不断增多。而在研究机构规模和人员快速扩张的背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质量或学科建设水平未能实现同步的增长，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专业知识生产的贡献也并不尽如人意。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在新的目录中仅仅对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进行了规范，废止了二级学科的提法。加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组织的学科评估也在不断强化一级学科的整体水平。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2016年，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又有研究型大学撤并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的教育类系科。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危机大有不断蔓延之势，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于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甚至产生了疑问。
怀疑者的理由或证据不外乎两点：第一，高等教育的历史悠久，高等教育学却很年轻。从历史来看，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必然需要高等教育学。没有高等教育学存在，但高等教育实践可能依然繁荣。第二，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范式，当前的学科制度本身也不具有普适性或永恒性。人类社会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每一种问题背后都会积淀理性的思考，但并非所有的高深知识都要以学科的建制来呈现。依此为据，有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也可以由其他学科的研究或多学科的研究来承担，未必需要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对于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认识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一方面虽然现代大学的学科制度是特殊的，但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自古就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科制度，但很少有哪一个时代的知识完全不分学科;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主要得益于特殊的学科专业制度，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我国学科专业制度的特殊性而否认高等教育学科自身的合理性。说到底，高深知识的生产制度既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超越国家。就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就否认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因为过去没有高等教育学就否认现在建设高等教育学科的必要性。面对危机，简单否认高等教育学之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论如何，也无论何时、何地，高等教育实践都需要高等教育理论指导，而高等教育学的旨趣就是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并综合成为一个体系。
事实上，若基于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的双重结构进行考察，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很多学科都是古老而年轻的，即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很多学科都是古老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很多学科又是年轻的，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在知识的意义上，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实践具有同步性。只要高等教育实践存在，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便会同步产生，只是有无命名而已。今天国内之所以会有学者认为，古代或过去没有高等教育学或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完全是因为我们在用已有的高等教育学的概念或制度范式，去评价古代(过去)或国外的知识分类体系。其结果，由于学科制度特殊性的遮蔽以及学科认同的差异，甚至是语言习惯的不同，高等教育学总是被当作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似乎在古代(过去)或在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的存在也不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远非如此。如前所述，学科的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广泛地存在于学者共同体当中，可称之为无形的学科另一个是作为一种组织建制，边界明确地存在于大学的学院或学院内部的系科当中，可称之为有形的学科。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不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有形的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高等教育学，甚至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就没有高等教育研究或高等教育学。恰恰相反，只要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蓬勃发展，这些国家的学术共同体中一定存在无形的高等教育学。当今世界那些高等教育强国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事务的专业性是一种常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全社会所公认。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学科的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大量经典著作的启蒙。以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管理与决策高度专业化，每一次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都要基于深入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无论是历史上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还是当前斯坦福大学正在推进的本科教育改革，无不基于大学本身对高等教育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与美国相比，我国有形的高等教育学和无形的高等教育学都存在，学科制度相对完备;但总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而不是强国。由于学术积累不够，在我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繁荣无法掩盖学科本身在专业知识上的贫乏。究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或制度化，凭借的主要是学科的行政合法性而不是学术合法性。现有学科专业制度下，通过行政手段设置的学科通常无法很好地在知识与制度层面之间保持平衡。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档案高等教育；改革；措施
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继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越演越烈，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对我国高校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档案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迎合时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顺应并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洪流，自主探索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新方法，努力开创新形势下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成为高校高等教育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源于西方，其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则源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从出现至今，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对于其内涵的阐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认识。普遍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学者的观点。主要强调大学校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学术研究国际化等与大学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第二种观点是国际组织的观点。国际组织相对来说更加关注和平和发展问题，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有助于世界、区域国家和平、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1]24。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2.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尽管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还无法达成一致,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已成为高校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1）留学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工作是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工作之一。近年，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留学层次也由最初的以汉语语言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发展为以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学历教育。（2）外教聘请。聘请外专外教是丰富高校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大途径。（3）人员交流。包括教师和学者的互访与短期讲学、学生互换和短期研修等。（4）学术交流。包括学术期刊和教学资源的共享、互邀或共同主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5）科研合作。包括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或联合科研机构等。（6）合作办学。包括合作开设办学机构或教育项目，开展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等。3.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而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地弥补了高校教学和科研资源的不足、拓宽师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其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即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渗透到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以我校为例，我校先后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教育与科技合作关系，2002年学校与法国教育部联合创办中法旅游学院，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008年与台湾淡江大学合作成立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创新了两岸高校科研合作的新模式。仅在2014年我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场，出席人员626人次；派出人员478人次；外籍专家短期来访43人次；长期聘请长期外籍专家教师17人；与9所国（境）外的大学和教育机构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书[2]466。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丰富和弥补了我校教学和科研力量的不足，在我校的教学评估、科研立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各方面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我校的战略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挑战
1.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不少的影响和冲击。（1）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教学内容，丰富档案学课程内容设置。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①各类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书和合同等文书档案。包括高校与国（境）外高校与教育科研机构签署的校际交流备忘录和协议书、合作研究协议书、合作招收留学生协议书和聘请外国专家教师合同、各类教师短期培训协议书等档案材料。②留学生、交换生学籍档案。包括留学生、交换生的留学或交换学习申请表、录取通知书、成绩单和毕业名册等学籍材料。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档案。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立项、批复的行政文件，也包括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招生、课程、教师、学生管理等材料，还包括项目结束后的总结报告等，内容繁杂、时间跨度大。④中外联合研究中心档案。包括联合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费用来源、研究成果分配等各方面的资料，专业性强。⑤外事礼品等实物档案。包括外国各友好学校或机构赠送的礼品或简介等资料。（2）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搭建了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平台，为档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宝贵的机遇。培养高素质的档案学专门人才是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目标。高校档案专业教育部门领导可以通过本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构牵线，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一方面选派优秀的档案专业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在读学生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短期研修和交流学习，了解档案学的国际学术前沿、扩大学术研究视野和提高档案专业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积极邀请国外知名的档案学专家和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或开办学术讲座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知识。（3）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激发改革和创新的思维。同志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高校通过与国外友好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引进和传播国外先进的档案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才能不断地激发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思维。2.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档案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新挑战。档案高等教育是为培养高水平的档案管理人才提供教学服务的中心，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要求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是目前，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很低，远远无法满足培养国际化高水平档案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档案高等教育课程内容陈旧，缺少与时代相呼应的档案课程。目前，不少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课程还存在着内容陈旧、设置不合理等现象，主要传授传统环境下的档案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使得高校档案专业毕业生缺乏现代档案工作的知识和能力。（2）档案高等教育的教学观念落后，缺少实践教学。不少高校的档案学教学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实践课所占的比重偏少。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旦学生的课堂知识与实际操作脱离，毕业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3）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缺乏具备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意识。目前，高校档案学专业普遍缺乏学历高、能力强、懂外语的年轻教学骨干人才，无论是外语水平还是对外交流能力都欠缺。（4）现行中国的档案管理方法落后，档案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不高，导致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师生很难在对等的基础上与国外高校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档案的利用还停留在简单复印、盖章的基础上，远远达不到远程网上查询、自行打印利用等水平，这些与外国高校相比，网络技术相差太远，难以开展合作研究。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阻碍了高校档案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急需突破的瓶颈。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
档案高等教育只有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借势而为才能取得改革和创新的成功，具体措施如下。（1）利用本校现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资源，搭建档案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高校档案学教学部门可以先从与本校签署了校际友好交流协议书的国外高校着手，精选几所档案学教学与科研水平比较先进的国外高校，与对方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建立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档案教学人员短期互换和学术交流等活动。（2）积极举办或参加各类国际档案学术研讨会，或邀请国外有影响力的档案学知名专家和学者来校短期授课等，开拓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改革和创新思维。（3）积极选派优秀的中青年档案教学骨干力量出国短期研修或短期访问，提高其国际视野，学习先进的档案教学与管理知识，构建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人才队伍。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才有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档案学毕业生。（4）积极运用网络的手段，通过远程访问国外高校的档案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网页等手段，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档案教学手段。在美国,远程教育广泛应用于各类教育。在档案教育当中，校方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同行网，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查找收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通过交互式电视教学，形成教师授课记录，便于教师及时调整其授课方案，互相借鉴经验等[3]56。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利于我们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5）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以实践操作为主体的课程设置，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现行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程设置，联系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加强实践课所占比重，与各档案馆、博物馆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际操作的机会，使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许多高校都把国际交流与合作列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目标和计划。以培养高水平档案专业人才为目标的档案高等教育只有积极顺应这股洪流，不断推动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档案学专业人才，为国家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仇鸿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大学（学术版），2012（10）:23-32.
[2]广州大学党委办公室.广州大学年鉴2014[M].广州，2014：466-473.
1 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及存在的必然性
1.1 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
高等职业教育是指以高等教育学校为基础,培养具有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实用型、专业型人才的专业教育。
1.2 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必然性
国家教委在《关于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原则意见》中指出:“高职教育是属于在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一类专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中高层次,其培养目标是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这类人才的主要作用是将已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变成现实的生产和服务,在第一线从事管理和运用工作”。高职教育对于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减轻就业压力,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阶段,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育各类技能人才,是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目前人力资源市场供大于需、劳动力技能素质与市场要求不匹配的国情来看,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也是改变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重要举措。
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高职教育取得的成绩
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高等职业院校1215所,招生313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39万人的49%,在校生965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要基础力量。
(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初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真正确立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投入职业教育,提升并发展职业教育层次”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共识。
(2)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促进了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公平。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2009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数比1999年增长了8.2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为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有1246所,占普通高校的52%。每年招收全日制新生超过300万人。近10年来,高职招生数占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的比率从8.8%上升到49%。
(3)高等职业教育师资力量逐渐加强。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大力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逐步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在提高对职教师资认识的基础上,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支撑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4)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等职业教育坚持贴近地方产业,积极主动与行业企业合作,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0年来培养了近1300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5)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联系经济社会,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办学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探索办学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共享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全面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2 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吸引力不强,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在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2)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多的学校办学条件简陋;(3)师资严重不足,特别是缺少双师型的教师;(4)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普教和职教的沟通还有若干不畅通的地方;(5)职业教育必须有企业参加,但是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制度的保障,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6)职业教育现在还是多头管理,需要系统地整合,达到最优化管理,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管理的体制、机制;(7)从整体职业教育的质量来看,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为社会培养更优秀的技能人才。
我每次都是乘公交车上学的，所以开7路的开公交车的叔叔阿姨都认的，直到有一次。
一上车，我就会很有礼貌的叫叔叔好，这是我向来的一个习惯了，上了车，我发现竟然是一个我不认得的大哥哥，心里暗暗的想：寒，怎么换人了啊。想着，车子停下了，这时同时上来了个阿姨和老伯伯。车子开动了几秒，停了下来，司机走了下去，拣起了一个钱包，想车子里面叫到：“这是谁的钱包啊？”突然，哪个阿姨开口了：“这是我的，刚刚掉了，真是谢谢你啊”“不用谢了，给我20元可以么，你就看是我帮你拣的，可以么？？”阿姨从口袋里面把一张久久的钱给了他，全车的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盯着他。我也给哪个大哥哥打了20分。
车子又开动了，不知道过了多少站。阿姨走下了车，哪个大哥哥司机从座位上下来，把一张20元的新钱给了和哪个阿姨几乎同时上车的老伯伯，大家和我一样都吃惊的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上车时哪个人拣到您的钱了，我以为他会换给你，没想到他发到口袋里了，刚刚她还在，我怕他没面子，所以没说，现在我还给你了。”哪个老伯伯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自己少了20元，才知道。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一、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征
（一）普通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普通高等教育是指普通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专科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学术型和理论性的基础性高级人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建立完整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赢得社会较好口碑，对其内涵和特征也基本形成了共识，无需赘言。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高等职业教育是具有较强职业性和应用性的一种特定的高等教育，主要培养具有技能型、操作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更注重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技术性
高等职业教育专指培养技术工人类人才的特定教育类型，主要以技能培训和技术应用为主，即培养那些不需太多理论知识而主要依靠动作技能和经验技艺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现场工作的直接操作者。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毕业后大多数能够无需岗前培训，可以直接上岗的技术性应用人才。
2.职业性
职业性决定了教育性的实践价值诉求，教育性决定了职业性的知识本位取向，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培养目标的定向性，应为人的职业生涯负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为满足社会行业应用性人才需求，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与个人职业生涯及社会行业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
（三）成人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成人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类型有：成人业余、网络教育、成人自考、电子大学和开放大学等。成人高等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是多渠道成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形式，成人高等教育有其鲜明的特征：
1.成人性
成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成人性。成人性主要指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他们已达到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定年龄，从心理特征、生理特征、社会角色、社会经历及其各种需求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在校生存在着显著差异，况且成人受教育者大多是在岗从业人员，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仅仅进行知识培养，而是更注重应用性，即根据成人实际需求，培养以应用型、管理型、技术型的复合型人才。
2.广泛性
教育对象的广泛性，高中毕业生、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等都可入学，即凡满18周岁成人，只要有教育的需求者，都可以接受成人教育，培养目标以人为本，重在提高成人素质。
3.灵活性
办学形式具有较强灵活性，适应性，由国家、集体、个人办学，集资办学等多种形式。学习年限也比较灵活，如在学分制基础上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制。
4.开放性
成人高等教育打破传统教育的封闭模式，教育不受年龄身份限制，为愿意并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成人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5.多样性
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即在教育方式上，不拘一格，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有全日制、半脱产、业余以及自学和考试相结合的多种学习形式。成人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包括自学考试、业余成人、广播电视大学、网络教育、职工大学等。
6.市场性
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要有前瞻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市场性，只有密切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市场对人才的层次、质量、类型和数量的要求，根据现实情况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持续发展，具有竞争优势。
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差异
（一）教育本质属性的差异
成人高等教育除与其他两类高等教育一样都具有高等性这一属性外，还有其自身不同的本质属性，成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成人性。成人性主要指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他们已达到法定年龄，在社会上扮演成人角色并承担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较为成熟，在人格和情绪上比较稳定理性，他们具有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身心特c和生活方式，成人教育的本质属性揭示的是成人教育最一般、最根本的特性。
（二）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育人的核心在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教育者的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与其他两类高等教育一样都是在践行培养人和服务社会这一个宏观的教育价值取向。事实上，教育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各有所侧重，故确立价值取向时，应避免极端，也不能等量齐观，必须依据社会实际和教育自身的状况，突出或加强各自特色。普通高等教育本质属性是理论性和基础性，其教育价值取向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基本能力和素质培养。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而言，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较为单一，职业性和技术性是其价值取向。
成人高等教育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成人学生具有比其他高等教育的学生更加明显和强烈的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其价值取向在满足成人基本的社会职业需求的同时，更侧重于成人教育者的终生教育，提高生命质量、生活品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教育目标的差异
在教育目标上“三类”不同高等教育，根据各自不同的要求，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标。普通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全面发展的精英型、学术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一线的专门技术人才。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比较宽泛，总体而言是：培养终生学习能力较强，应用性、综合性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四）教育对象的差异
普通高教的招生对象单一，即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多样，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专、技工、职高“三校”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的对象更为广泛，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等有继续教育需求的人都可以报考成人高等教育。
（五）办学模式的差异
在办学模式、形式和层次上，普通高等教育采取全日制教学；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全日制教学，其办学模式、办学形式和层次是灵活多样的；成人高等教育多采取业余学习，全日逐渐取消。由于学生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受教育年限不一，兴趣爱好各异，故而其办学形式多样。
（六）课程设置的差异
在专业设置上，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主要依据国家的统一标准执行。学科知识体系较为成熟，课程比较规范、稳定，具有学科本位的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是针对社会职业岗位而设置的，因此具有职业本位的特征；由于成人教育对象特殊性和需求多样化，故课程设置呈现多样性，课程比较新颖、灵活，既要有利于成人能力培养，又要充分尊重成人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特殊性与现实性，为其自我发展提供便利。
总言而之，对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三种教育形式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给予成人高等教育科学合理发展定位，为加强改革力度，促进大力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作为改革先锋兵、火车头，可以给整个高等教育以借鉴和参考，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为提高全民素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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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线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在线教育的形成
从开放获取到开放教育资源，再到近来的开放在线课程，高等教育参与开放教育活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在英国，开放教育资源项目成立于2009年，已经成功开发出了大量新的、现有的教学和学习资源，以免费的许可方式向全球推广使用。这就鼓励名牌大学以公开学习的方式把它们的课程放到在线教育平台上，比如edX，新的商业机构如Coursera和Udacity也与名牌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提供免费的或收取少量费用的在线教育课程，皮尔森和谷歌等大公司也计划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未来教育(Futurelearn)已经在英国建立了开放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英国顶尖大学的学习者，并提供一系列免费的、开放的在线教育课程。
在线教育的发展是建立在开放教育理念之上的，知识共享、学习的欲望不应该受人口、经济和地域的限制。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开放课程，2006年在开放大学成立了开放学习课程，这代表着开放教育运动的迅速兴起。受早期在线教育发展的影响，精英大学已经开创了各种开放型学习平台，包括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edX和OU’s的未来教育。在线教育的迅速发展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一些私立机构开始从在线教育创新活动中获益。
(二)在线教育发展的现状
随着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提供在线教育课程的平台，其中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两种模式。
1.非营利组织主要有：edX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创建的非营利 平台。提供包括化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和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八门课程，2013年增加到了20～30门课程。这些课程不但承认学分，而且为在线学习者所掌握的科目提供学业完成证书。P2Pu注重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提供免费的在线教育课程，并为任何愿意参与在线学习的人提供学习机会。它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提供学分，但P2Pu学院把游戏化的元素融入到学习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成立于2008年的可汗学院是另一个著名的免费在线学习平台，得到了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谷歌的支持并提供超过3600个学科的课程视频。
2.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Coursera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在线教育平台，拥有四个大学合作伙伴，即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Coursera提供18个专业的197门课程，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商业、人文、社科、医学、工程和教育等专业，一些合作伙伴大学为其提供学分互认机制。Udacity是另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提供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一般科学、编程和创业课程在内的18门在线课程。当学生完成课程时，他们会获得由导师署名且免费提供的相应水平的合格证书。成立于2010年的Udemy在线平台允许任何人和教授参与在线视频课程，Udemy提供超过5000个课程，其中有1 500个要求付费且平均价格在20～200美元之间，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一部分免费课程。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在线教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平台，这些在线教育平台不仅丰富了在线教育活动，而且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在线教育参与者的动机
在线教育学习者的参与动机主要是对重要的领域以及与其利益相关的问题感兴趣，其中包括未来的经济效益、个人发展和职业挑战、个人成就、享受和乐趣等。学习者蕴藏的动机是什么?根据杜克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学习者的动机通常分为四个类别：第一，支持终身学习或者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科问题，抑或是目前还没有特定的预期目标或成就;第二，纯属为了好玩、娱乐和寻求智力上的刺激;第三，区别于传统的受教育方式，其获得形式相对方便;第四，为了经历或探索在线教育。在线教育学习者的参与动机各不相同，一方面通过在线课程的学习，人们可以获得以前没有机会学习的知识，提升自身素养与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习者自身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在线教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二、在线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在线教育的质量问题
学习质量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机构关心的重要方面。通常情况下，在线教育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这与正规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其致力于创建一个学习者自主选择并且喜欢的方式参与在线教育课程的学习。这就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有学者指出，学习者和教育者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对课程质量进行评价，这一举动导致了课程质量排行榜的出现。学校和个人课程有可能因为参与率不佳或者缺乏需求而被取消，这就要求在线教育能够积极应对靠后的排名从而提高其课程质量。可以说，在线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质量、加强反馈以及关注课程爱好者的评价问题。
(二)在线课程较高的退课率
由于参与在线教育学习者的受教育程度不尽相同，导致一些学习者在学习在线课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退课。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退课率高达80%～95%，参与在线学习的50 000名学生中只有7%的学生完成了伯克利分校的软件工程课程，只有2%的参与者获得基本证书，仅仅只有0.17%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更高水平的编程证书。较高的退课率要求在线教育设计者转变其课程传授方式，适应参与者需求，开发出更实用的在线教育课程。
(三) 有关在线学习课程的学分问题
绝大部分参与者会更加注重获得所学课程的学分，某些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作弊或者剽窃，特别是在一些有资格获得学分的课程中。为了尽量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在线教育机构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Coursera平台与皮尔森考试中心合作提供的个人考试。在线教育尽力让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获得学分或课程完成证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学习者也有机会获得学位学分资格。虽然大多数在线学习者已经拥有学位，但是课程是否颁发证书并且提供学分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这门课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在线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课程以及在线教育交互模式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层出不穷，遍地开花。毫无疑问，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家决策者、投资者以及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并说服他们创建更多的在线教育平台和在线学习课程。
(一)在线教育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加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在线教育的出现适应了社会经济、科技不断发展的需求。开放教育蕴藏着无限的潜力，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将使2020年接受过在线高等教育的学生增加到1.2亿人。终身教育的需要以及急剧增长的社会需求，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线教育课程，迎接更加艰巨的社会挑战。
(二)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
在线大学教育代表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创新技术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承担大部分独立学习免费课程的责任，当他们认为准备好考试时就可以付费参与考试并获得相应的学位。高等教育对不同阶段的学习者敞开大门，使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促进高等教育创新与变革
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促使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变革。大量的全球化组织、政府、机构、教育者和学习者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这将为教育者提供分享和参与在线课程的机会，探索不同教育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教育方式，丰富学习者的学习经历。在线教育资源的开放使高等教育更加大众化，并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出了挑战。许多高等学校将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线教育课程以更低的成本以及更大范围的供应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为非高等教育者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平衡学习、工作、生活与家庭的关系，保障其教育质量并进一步完善在线教育课程的评价与认证。
四、总结
实施在线教育课程的早期阶段，这种新兴产业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相对于其他技术、媒体、新闻等而言，高等教育处于特殊的市场环境中。现如今，在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更加青睐于在线学习的方式，相对于传统大学而言，在线学习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不受时间、地点、学历的限制。不过，就目前来看，在线教育并不能立刻取代现有大学的市场。在线教育推动者致力于新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模式，不断开辟网络公开课的可能性及市场，逐渐形成一个低成本、学习环境更好的在线学习平台。在未来，如果在线教育能够持续开发，学习者就有望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完成高等教育课程，并获得能够被社会承认的高等教育学位。
关键词：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学科地位
一、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在一门学科创生之初，人们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几部高等教育学着作中，分别是这样论述的：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潘懋元着的《高等教育学》（1984）
高等教育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科学。
――田建国着的《高等教育学》（1990）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泛泛的高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应用，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
――胡建华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内容的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高等教育学是否揭示出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或特殊规律。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关于作为基本的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确定
长期以来，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引起传统教育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教育学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学却又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现象关注不多甚至视而不见，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关注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而且被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高等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找不到理论根基，在传统的“教育系”或“教科院”这些教育学的组织建制里高等教育研究难有安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果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由高等教育学承担理论建设的任务，以人类一切高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并对现存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原理进行制度化梳理，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由概念、原理、原则、规律等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据笔者分析，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列的兄弟关系。
但是一般人却认为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为什么高等教育学研究还要进行学科化的探讨；为什么长期以来，教育系（学院）里面一直没有开设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学学科演进历程的客观分析，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的问题。
三、教育学的演进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国民教育运动，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进行师资培训的师范院校应运而生，为了满足中小学师资培训的实践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诞生了。
赫尔巴特之后，教育学的进展一直不大，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名不符实，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其二，由于教育学以师资培训的课程形式存在，因此其内容主要关注教学的方法、原则、程序、规律等问题。这种传统的沿袭，教育学就成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的学问或艺术，而非研究“教育是什么”的科学。其结果是“当固定化的学制、教科书和班级授课制这“三位一体”的学校体制形成的时候，当以学校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形成的时候，大规模的培养人才的本质在教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传统教育学本身，却走向了衰微。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教育学只能相当于普通教育学。
四、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问题
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远远早于普通教育。自古希腊起，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在古代，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但是等到近代民主思想勃兴，接受教育成了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之后，普及的全民的教育理论才应运而生，教育讨论的也就多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上，似乎并未注意到高等教育所独有的问题。换言之，就教育研究的历史来看，整个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开端的。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期潘懋元先生首倡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分析当时形势，高等教育研究毫无基础，要建学科谈何容易，但是不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又无从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学科的合法性而言，在教育系里谋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建制，借助教育学的名义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较为有利。但当时的教育系由于对高等教育毫无研究，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依托综合大学成立“高教所”发展起来。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名为“学科”，但经典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含义并不强。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基本延续了教育学的体系，重走了普通教育学的老路。
因此，必须突破普通教育学研究定势的束缚，尽快摆脱高等教育学对普通教育学的依赖，站在高等教育学立场上，以自身的逻辑为线索进行学科的研究和建设。那么，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在大学里获得了独立的建制，高等教育进行学科诉求，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就学科本义而言，学科就是独立学科，二级学科进行学科诉求的意义不大。因为在学科的含义里，一个重要的内含就是学科建制。可以想象，如果教育学是完备的，那么，高等教育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在教育学的门下开展研究，就好比经济学门下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但由于教育学不完备，高等教育学在教育学门下既无法建制，又无法利用它的学术资源。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另立门户，重新创业。那么，既然是重新创业，“名正言顺”则尤为重要。事实上，既然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那么证明自己是独立的学科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高等教育学明知逻辑上不可能取得与教育学并行的独立学科地位，却又不得不努力地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的诉求经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独立的历史还很漫长。近年来，教育学重建思潮的兴起提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即完备的教育学，也许将会出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独立问题可能自动消解，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再成为问题。那么，教育学应如何进行重建呢？通过教育学的重建，教育学将成为真正完备的教育学科，这样，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研究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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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潘懋元教授、吴丽卿副教授为本文撰写给予了悉心指导，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5］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
［6］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6-108.
［7］闵维方，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贺信［A］.王伟廉，杨广云.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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