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依赖于自然，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生存的基础。因此人要按照自然规律，合理利用改造自然，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渴望。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类要将自然环境当成人类发展的一部分来看待，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时刻想着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威胁，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形成可持续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生态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2.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人类要充分认识到目前的各种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要向人民群众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要让人们自觉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保护自然环境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义务，也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只有将自然看成人类的朋友，才能转变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此同时，人类也要认识到，只有自然环境得到改观，人类的生活环境才能得到改善，只有将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像对待人一样对待自然，才能对自然也实行人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3.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独特的魅力，不取决于钢筋水泥，而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文化魅力。自然界是孕育一切生命的摇篮，我们人类不过是它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与大自然的生命长度相比，我们人类的生命存在如白驹过隙般的短暂。正是这短暂的存在对自然的破坏却如此严重。因此，我们在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的只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环境的承受能力，最后大自然的反抗往往是人类无法阻挡的灾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奉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奉行的原则，只有在此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提出，说明我国已经不再只是考虑经济发展的国家，而是更多考虑经济发展可行性的国家，是一个从注重工业发展的国家变成了注重环境保护的国家。简单说，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可以开始考虑环境保护的问题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提出，不仅为新型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目标绝对不是无理由无条件提出的，而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的自我认识和时间的考量而深思熟虑提出来的。这一目标的提出，非常符合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带来的环境破坏也不言而喻。因此，环境保护的问题就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而生态建设目标的提出符合了当前我国国情。
2.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和必由之路生态经济的主要含义是：在生态系统能够适应的区间内大力发展生产力。生态经济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生态经济，是各个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发展生态经济，能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整合和充分利用，发展生态经济的宗旨就是既实现经济增长，又不危害自然环境，能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安居乐业。21世纪是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只有认识到自然发展与人类发展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考虑的首要因素，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只有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有保护环境的能力和条件，才能让人类社会安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改善。只有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让人类养成保护环境的品质，才能建设高度文明的生态文明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
3.完善法律法规，保障经济与生态良性发展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对人类产生的负面影响后，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生态文明建设部门，通过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早在2008年，国务院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做出了详细的部署，组建了一批高素质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队伍，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制定《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来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的预防和处理机制，通过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来健全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与此同时，通过环境保护部门的努力，我国还颁布了八百余项环境保护标准，建立了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使我国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实现了由持续下降到逐步上升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森林覆盖率也得到了提高。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538个，保护区总面积约14894．3万公顷；已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共有1790多万公顷的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约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其次，我国还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从转变人民的思想观念出发，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了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环境安全、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和“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系统管理，综合整治；民生为本，分级推进；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国家的口号，而是国人所期待的战略部署。在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我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这恰恰体现了我党的执政理念，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可以保护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保障了民生，巩固了我党的执政能力和基础。
三、道德、文化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文明建设应提高人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人依赖于自然，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人要按照自然规律，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人们理性地认识两者的关系，除了运用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保护自然之外，还要对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予以道德约束，增强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意识。生态道德是人从伦理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善”的观念。生态道德作为保护环境的伦理观念，它来源于社会道德，并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伦理反思，从而成为人们提高生态觉悟的伦理基础，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人是道德的唯一主体，因此不仅应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还应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能够用道德来约束人们对待自然的行为。生态道德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生态环境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规范自己的行为。生态道德强调人在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方面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休戚与共。因此，生态道德的内涵包含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共生共荣，从而在观念上为人们提高生态觉悟提供一种伦理基础。生态觉悟对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觉悟就是对生态问题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一个人生态觉悟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是否能够能动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从而最终决定其建设生态文明的效率和成果。人应该提高生态觉悟，自觉地承担起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生态发展的责任，从“控制自然”到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是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生态觉悟。只有提高全民的生态觉悟，才能增强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自律性，才能承担起保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树立科学的生态道德观，提高人们的生态觉悟，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道德理念。
2.生态文明建设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是我党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传统工业的吸收及现代工业与环境关系问题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这种深入研究中充分地了解自身的不足和缺点，从而及时地改正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生态建设不能完全地抛弃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建设，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去吸收去接受它们，用传统文化作为建设发展的基础，从而建设出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建设系统。抛弃了传统文化，没有中华元素在里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虽然传统的不全是好的，但是只有把传统的好的东西做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才能为世人所熟悉，才能立足于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是环境的建设和发展，还应该包括文化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讲究天人合一，道家的太极图就是很好的例子。只有工业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像太极图案一样，才能够在实现工业发展的同时让自然稳定的发展，在不破坏自然的同时实现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和自然的保护看似对立，其实是统一的。太极的思想告诉我们：阴阳不会融合，但是阴阳协调，最后就能够统一成圆。只有工业和环境一起协调发展，才能让彼此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四、国际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文明建设要与世界接轨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完全抛弃工业发展，而是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发展工业，用破坏环境的最小代价去实现工业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则很难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富强。生态文明建设要走一条能源消耗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科学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只有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好环境的保护，才能让工业更好地发展，只是保护环境从而完全抛弃工业的发展和进步，那显然是和时代脱节的。要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新技术，走低污染、低能耗的经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不只是我们国家在提倡，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大力提倡。应当紧紧跟随世界绿色发展、循环利用、低碳环保这一主流趋势，调整我国的发展观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做法和经验。地球环境是一个整体，一个地方环境被严重破坏，就会引起全球的蝴蝶效应。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建设。
2.国外生态文明思想流派的启示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界涌现出大量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发展战略研究理论和思想，这些理论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思想。从经济学角度探索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体现出与现代经济思想迥异的一些基本观念。这一模式的提出，开辟了将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新的研究视角。国外的生态理论也提出了解决人类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基本思路。通过提出追求经济和自然的相互限制的理论，让经济和自然达到平衡，实现通量的最小化。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保护环境不被破坏，才能让两者达到稳定。通过一边发展一边治理的方法，不断扩大经济的规模。第二，从哲学思维角度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旨在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法，不再把自然看作抽象的外在于人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第三，生态现代化思想。这一思想力图通过经济生态化与产业生态化、以及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生态转型；不是简单地从污染治理入手，而是从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系，营造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五、总结
基层民众生态道德素质的养成和提升程度，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发展的快慢、成效的好坏。一是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教养水平，并相应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知识、生态伦理、生态审美素质；二是可以改善社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待生态环境的行为习惯；三是可以产生熏陶、浸染生态文明行为的良好教育效果，形成有利于创建生态文明的环境。缺乏对基层的生态文明传播，会直接造成民众生态知识贫乏、生态意识淡薄，从而缺乏参与生态建设的意愿和热情。基层民众观念的偏差和行为的不当，也会逐级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最终综合体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方面。可见，只有加强基层生态文明传播，才能真正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群众、绝大比例领域保持良性互动，才能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才能使生态文明传播在基层试点基础上不断突破、在难易结合中稳步推进，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
二、要培养大批基层生态文明传播人才
任何一项事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人才队伍。在生态文明传播的进程中，对人才的需求是迫切的、大量的、经常的。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生态文明传播人才肩负着生态道德教化、生态知识传播、提高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以及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大量基层生态工作者、生态教育者、生态理论研究者应该成为生态文明传播的职业传播者、生态文明的行为变革者，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和沟通，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到每一处城乡、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公民心中，为农民、农业、农村服务，给农村、农民带来变化，实现变革。生态文明传播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及时培养出一大批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对生态文化有着深厚感情、掌握丰富的生态知识、具有一定传播能力的人才，实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组织、实践和推动。
三、不断提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而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托马斯指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更多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的环境与情景。”[3]在分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国内目前研究状况时，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研究成果集中在：（1）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理论上，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增强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发挥监督作用、提高行政效率[4]。公众参与机制具有权力平衡功能，其运作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控权”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施，必须改革[5]。（2）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但已经摆脱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见深入人心。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模式来看，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在扩大，方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听证会业目前已成为主要形式之一，但仍然处萌芽期[6]。（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缺陷。公众参与形式的限制和欠缺，导致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上。（4）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应措施。①“义务”向“权利”的转变；②确定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③公众参与程序立法制度的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④加强执法，使公众参与不走形式；⑤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参与意识和参与实际能力。总体而言，公众参与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自发的”公众生态意识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实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低下与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低效率却表现出双向制约关系。”[7]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强化是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前提，那么对生态环境权的主张就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实施基础[8]。但上述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表达机制普遍在于理论层次的研究，缺少具有一定地域特点、深入实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性质的调查研究类研究文献，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居民公众参与实践的调查来完善的部分。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4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学；大生态学；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1007004
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首现于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最终在中共十政治报告中，将之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实现了由一般概念向中共意志的转化，并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认识高度[3]。为增进共识，作者拟在过去10余年对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供学习研究参考。
一、生态研究溯源
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34～1919）给出了生态学定义：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生态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研究，140多年特别是近50年来，生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形成了庞大的生态学学科体系。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描述、实验、物质定量3个阶段，除利用野外观测和室内实验等实用技术开展应用生态学研究外，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是理论生态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两者促使多种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形成，包括试验设计、抽样技术、种群动态、系统分析、3S技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生态研究之后，更是促进了包括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在我国，生态学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引进和使用，但没能开展有目的的研究，这门学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79年12月1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后，生态学和生态研究才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围绕国家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应用生态学的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生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中国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等方面也开展了基础性生态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生态学研究的同时，现代生态学研究开始借助统计分析、模型拟合等手段探索经物质、能量、信息转化引导生物个体发育、群体动态、物种变异、种群进化和生态系统演替的作用规律。如通过水稻群体数量研究所提出的用于描述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生态学模型――ABC模型[4，5]，就是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而通过水稻品种质量研究所提出的物种种性漂移及生物信息论，就是对物种种群进化演替规律的探索[6～8]；等等。
二、生态学科发展
学术界通常将研究生物的成果归位于生物学，研究环境的成果归于环境学，研究生物和环境间的成果归于生态学。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大融合将是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大生态学（Eecology）――广义生态学的概念[9，10]：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含生物因素）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等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中物质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起源、构造和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能量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生存、进攻和避害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信息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意识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反馈、控制和人为作用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生境因素对生物物种上述12个方面的影响规律简称大生态学的十二生态法则。
借助一维时间量、二维生境因素量、二维生物量和三维空间量，可以构建出大生态学的八维构象，此八维构象共计形成四点、六棱、四面和一个立体，可以对大生态学所展开的多学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10]。依据时间、生境因素、生物和空间等4个参比点，遵循大生态学根植于普通生态学之本源，可将大生态学作以下系统的生态学科分类[10]：T分类，即以时间（Tim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起源生态学、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未来（虚拟）生态学；F分类，即以生境因素（Factor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普通生态学、极限生态学和超限生态学；O分类，即以生物（Organism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S分类，即以空间（Spac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微观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以上述2个及2个以上参比点为依据，还可以将大生态学做更细致的分类。
自生态学有历史记载以来，生态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间歇的发展过程。经典生态学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1]：自1869年Ernst Haeckel提出并定义生态学（Ecology）一词到1900年，为生态学创立阶段；大致从190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科学领域，但通常仍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子学科，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生态学依然根植于生物学，但它已经开始从生物学中跃出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连接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熟阶段。随着各类学科大融合、获取生态学研究数据之技术越来越便捷和有效处理海量数据逐步成为现实，生态学将迎来它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生态学必将统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庞大的生物科学体系，经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就可能逐步实现自然生态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
三、生态文明内涵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文明的发展形态，既是现实化的历史运动，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2]。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与渔猎，历时上百万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此走入了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人们逐步开始了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极致。工业社会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到一定阶段必然显露的结果，尽管在以往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并未获得显性表现，但它早已默默地托起其他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从大生态学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本源。
从人类文明的实践来看，伴随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运动。在我国[12]，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共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
四、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自形成始，便与具有还原型或惰型的太阳及太阳系其他星球不同，它是氧化型星球，这是生物起源的初始条件[13]。生物的起源、进化、演替有其自身规律，历经沧桑，并经历了5次种群大灭绝，现在正进入第六次种群大灭绝。所不同的是，前5次都是由于天体灾难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灭绝，而第六次却是人类的不文明掠夺导致的主观灭绝，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以抑制和逆转，大灭绝必将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全人类要充分利用生态研究的成果，发挥生态科学的力量，逐步实现延缓、抑制和逆转正在恶化的全球生态。
中国作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尤应重视生态建设。中共十报告提出[3]：“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从战略角度提出了4个方面的部署：（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4个层面的战术性安排：第一，恪守科学开发。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能源等，但必须恪守在资源互补、生态保值的基础之上取其利，杜绝无节制开发使用。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储存、消费要符合中国国情[14]，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要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态互补[15]。第二，坚持合理保护。要采取使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各种措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使之免遭掠夺性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必须坚持和发扬。第三，强化治理恢复。对于人工破坏、自然退化造成的生态灾害，要运用生态学原理，依据法律、制度规定，通过人工措施，对有害生物与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其天然的生态系统。当前，沙漠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生态灾难，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推广内蒙古沙柳治沙、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成功经验[16]。第四，酿造生态文化。为顺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创新生态文化必不可少，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将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治理恢复等生态实践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事迹有效地酿造成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用先进的生态文化教育和鼓舞民众，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由执政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共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执政党的意志，既是顺应历史发展及时代进步的担当，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的呼应。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与高度，更是要求执政者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共十报告要求全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导向，用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实践，促进早日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丽。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共执政理念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意义深远，必将对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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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解；重要性与必然性；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02301
生态文明建设即是在人类的发展中结合自然的发展，使两者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对于目前世界各地对于自然不同程度的破坏，上千年储存资源的匮乏只能表示暂时的不可用，成片森林的砍伐与无数动物的灭种则表示人类的生存已岌岌可危，此时此刻，生态文明的建设不只是对某一国的发展而言，而是对于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改善与对人类灭亡的自我挽救；站在人类存亡的基点上，我们应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1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1.1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
就中国而言，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在中共十后全面提出的，中共十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各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优化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国土资源的有限导致人口数量与城市建设的限制，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国土面积，在有限的空间获取最大的利益。二是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对于目前仅存资源的节约，一方面缓解日益加重的对于资源的需求，同时延长资源的使用时间，为新资源的寻找争取时间。三是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自然是人类生活的大环境，没有自然的正常发展，人类也不能离开自然存活，使自然自己正常的运转才是人类在根本上进行的自救。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只是口头的提倡，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依然会持续，一旦相应惩罚措施的制定，便能对于那些破坏自然的人类公敌进行正义制裁，在根本上遏制了认为破坏的势头。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大致就以上四条，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自觉，公民也应该随时对自己和他人进行监督，只有人们开始自觉保护自然，才是真正做到了生态文明和谐发展。
1.2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毫无疑问，在目前全世界资源匮乏与自然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重要性与必然性。生态即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种规律被人类社会改变，从而形成了文明。生态文明则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对于改造过程中负面效应的克服，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涉及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更是一次顺应世界潮流的新选择。作为一种基本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实践性的提升，它将通过多种渠道对发展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重大的引导和调整，进而引导国家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进。
在另一方面，从人类整体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一路经历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其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原始的生活方式演变成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工业革命的出现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提升，现在人类已逐渐进入现代文明，信息化社会逐步形成。然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还是自然，我们所需求的各类资源依然需要以自然资源原本，对其中所需物质进行提炼。曾经，人类一直妄想征服自然，实则，自然并不是用来被征服的，自然不是人类发展的阻碍，相反，人类的发展需要自然的不断支持，没有自然的存在，人类文明将不能得以延续，所以，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保障自然的正常发展才是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需求。
2未来发展道路
对于未来我国的发展，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后盾，生态文明建设是未来社会终极目标建设的必经之路。为了使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成功实施，首先，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依然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法律是社会文明管理的一种方式，它能在尊重人格的前提下对所有人进行行为言论的规范，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来讲，健全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生态破坏行为的底线，它能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而且在人为破坏规则的情况下还能对相应违法者予以处罚，并明确指出处罚办法，使得人们不能随意对自然进行破坏，也对那些觊觎自然资源的心怀不轨者进行警告，将违法行为遏制在最初阶段。
其次，对于自然的保护，国家需要明确划分保护范围，并对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进行详细监控，防止有不法分子钻空子。同时，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国家出台的相应政策要使公民通晓，并在社会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宣传，对公民进行积极鼓励，使所有人都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生态文明不仅仅是对自然的保护，自身的公民素养也是关键，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在不破坏生态的情况下，为生态系统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结束语
建设生态文明系统不是传统上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而是生态建设与人类思想的大改造，使人们能正确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所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与作用，并认识到未来自身发展离不开自然，整个生态是需要和谐一致才能达成各部分的完美效果。同时希望中国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建设中达到相对的良好效果，并为世界生态系统的建设做好表率。
参考文献
[1]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论文摘要阐述了建设生态型河道的要求和特征，论述了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然性，探讨了生态型河道建设涉及的问题。
生态型河道是相对贴近自然，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利工程。生态型河道以安全、可靠、经济为基础和前提，以满足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多功能开发为目标，逐步形成陆域草木丰茂、生物多样、自然水体鲜活流动、水质改善、具有多样水生物物种互相依存形成系统并能达到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的水利工程，其本身就是一个景观。
1建设生态型河道的要求和特征
1.1要求
生态型河道是符合防洪除涝安全要求的除害兴利工程。作为工程，安全始终是第1位的。生态型河道建设并不是要求我们刻意地追求某种形式，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概地排斥硬质工程，而是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河道整治，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力求形成河道形态的简洁朴素、自然通畅、水质改善、水体调活的局面。
1.2特征
（1）生态型河道应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型河道是亲水型的，在体现以人为本的同时，更加注重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样可以避免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盲目性和投资的随意性，特别是避免水利工程园林化的倾向。
（2）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本地化。事实上，水利工程的建设本身是对自然原生态的一种破坏，只是在整体上权衡利弊得失时这种破坏利大于弊而值得干。生态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平衡的。因此，建设生态型河道时必须极大地关注恢复或重建陆域和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形态，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硬质工程。河岸选择栽种的树种、草种尽可能用本地、土生土长、成活率高、便于管理的，即便是杂树杂草也不要紧。由此来充分体现河道整治的生态理念。
（3）生态型河道的整治应该是渐进式的。无论生物多样性的重建，还是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的恢复，在河道整治中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如果不注重生态而快速地实施环境水利工程，往往会导致自然环境的不和谐。
2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然性
生态型河道建设，是水利建设发展到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形态的必然结果。水利建设发展历来是与农业生产发展密不可分，并为之服务。我国的农业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低级的吃饭农业发展到温饱农业；由温饱型向综合发展的小康式的农业，又发展到种源、生态、装备的现代化农业。水利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单纯为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服务的温饱型农田水利，发展到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服务的“小康型”农村水利，又发展到综合型的农村水利。每个发展阶段对水利建设与河道整治的目标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20世纪的80年代以前，我们注重的是水利工程建设，而很少考虑水利工程与自然的协调，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整治河道的方式似乎已经定格成为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河道整治有了新的发展，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追求豪华洋派，硬质工程比比皆是，投资规模日益庞大，河道整治出现了新的“硬伤”。于是，生态型河道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问题。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水利要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资源型水利的河道，应当是生态的。生态型河道建设更多的强调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在水利建设中对河道整治做到江河不能断流，堤防不决口，河床不抬高，水质不恶化。注重生态河流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生态型河道建设，是现代社会人类渴望回归自然、渴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要求，是当前水景观建设的最简单直接、自然生动的客观反映，生态型河道本身就是一种景观。水景观建设是与城市的现代化相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是城乡一体化水利建设中体现水环境的重要方面。现代城市概念不再以高楼林立、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为唯一指标，应当体现生态、人文、活力。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是生命之源，是资源、是财富、是生机、是文化、是景观，是城市文化底蕴和文明素质的象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生态型河道，就是在建设体现人文关怀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和农村。3生态型河道建设涉及问题
建设生态型河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重视规划，确定目标，科学论证，合理选项，规范管理，组织开展生态型河道建设，发挥整体效益。为此，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安全与景观、需要与可能的关系。
3.1河道综合整治涉及的问题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确立综合治理的观念。包括河道本身的疏浚，实现通畅；在安全基础上的陆域部分的绿化；水体的治污、调活、净化；污染源的截流、纳管和集中处理。最终实现标本兼治，使清水长流，永续利用。二是治理的过程中要注意反对形式主义，防止片面强调景观而导致水利工程园林化。即使是十分必要的景观建设，也要在设计中尽可能减少小品，减少污染物，减少硬质工程。要十分强调规划控制，在河道工程范围内的绿化和景观建设，也不一定都要一步到位，可以在主体工程完成之后，留出绿地和大片空间，以后通过非水利的途径再去营造景观。三是要处理好点与面、段与线的关系，可以一次确定目标，分阶段组织实施。四是建设程序规范化问题。当前特别要注重贯彻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实行政府采购，对工程决算的审价和对建设的审计。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要经过考验，实行建设效益后评估。对上述这些问题都要综合考虑，以扎实推进生态型河道的建设。
3.2管理中的问题
生态型河道的管理更是以前未遇到过的新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按照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分级负责的责任制；在管理过程中，探索管养分离的新机制，制定市场准入的规划和管养定额标准，逐步实行养护的社会化、市场化。二是落实管理的经费。任何管理都需要人和物的投入，管理也必须要有成本。管理的投入要根据工程的性质和管理责任权限，由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性投入配套组成。三是提高管理的技术含量和科学调度水平。四是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
3.3投入问题
一是公共财政投入。它只能用于社会性、公益性、基础设施性的建设。因此，生态型河道建设的投入，不可能指望全部由公共财政投入来解决，只能是根据工程性质和分级负担原则，实行综合性配套性多元性投入。按照补、扶持性、引导性的原则，予以适当投入，以推进生态型河道建设。二是社会配套投入。这种投入是带有公益性意义的，是自愿的。三是受益者投入。按照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由受益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商、农业企业或者其他受益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受益比例分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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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理论基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则是理解、探索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条件。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学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探索中的具体运用
生态学概念最早是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该学科认为，动植物及其无机环境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系统内存在着有规律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且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在较长时间保持着相对稳定，即生态平衡。因此，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环境过程中，必须从整体的角度，遵循自然界动植物的发展规律，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去认识和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误用环境、误用技术，势必破坏维持生命系统自然平衡的诸种因素，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正是对生态学揭示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具体运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马克思在其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3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124，“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52。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与自身之外的自然连接起来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改造了世界，使它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由此，马克思甚至把自然比作“人的无机的身体”[1］124，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在双向相互作用中达到辩证的统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恩格斯认为，宇宙岛（银河系、河外星系）、太阳系（恒星系）、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都是无限发展的自然界在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具体事物都有生有灭，整个宇宙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处在永恒循环的物质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集中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人类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化学家和农学家李比希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植物吸收阳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及土壤中的钾、钙、磷酸盐等各种有机物的养分，动物（包括人）又从植物或其他动物身上吸收养分，动植物腐烂后又分解回归到土壤和大气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界自主平衡的大循环。马克思受到李比希观点的启示，引申并发挥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大土地所有制造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3］196。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物质变换”（代谢）的概念，提出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了大自然物质代谢中的“裂缝”严重后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地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5］926，这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还强调，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这些论述既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又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坚持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及其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破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7]。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3］117。这从反面告诉人们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还强调违背生态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对人为盘剥自然、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严厉谴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5］927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批判大纲》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过度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517恩格斯的劝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要与自然界建立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古代思想家生态文明智慧的汲取和升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普遍确认为“天人关系”，这个与环境保护紧密联系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多有论述，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丰富精辟。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来源。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把“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和基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在这里，老子以万物相互联系的宇宙观来审视得天独厚的生态，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编织于统一的自然之网中。“道生万物”表明，老子反对把26;秋水》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道家对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看法，反对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主张以道观物，以达到天人和谐。“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核心思想和根本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于自然，演化的动力来源于自然，联系统一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依循“道”的自然本性，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要懂得尊重自然、爱惜自然。
道家认为，要使人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违反自然规律，必须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③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大祸患莫过于不满足，最大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凡事皆有度，学会知足，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患，远离危险。既然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庄子也主张“常固自然”、“不以人动天”，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主张人类要尊重自然，凡事都应顺应自然，在人类活动中尽可能地少一些人为因素。但并不是要人降低到生物学意义的动物，否认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既没有把天道奉为与人对立的至尊权威，也没有把人贬为天道的附属物。在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是不容降低的。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需要保护资源和环境。为此，老子要人们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欲求，不能一味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而过度开发利用资源。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与道家一样，也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最终目标。道家是从天谈人，着重从自然的视角来论述天人关系，而儒家则是从人谈天，从人的角度来阐述“天人合一”；道家追求反璞归真，反对人力加之于自然，而儒家则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儒道二家的角度虽不同，却异曲同工地肯定天与人的联系，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即是尊重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即是爱惜自身的生命。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把“生生”，即尊重生长、长养生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④。随后的儒家哲人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去审视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在对待山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以对待山林资源的态度和利用为例，儒家认为，注意保护山林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山林资源的出发点。孟子最早意识到破坏山林资源可能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并概括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法则：物养互相长消的法则。孟子认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①儒家还看到山林树木作为鸟兽栖息地的价值——“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认为“山林茂而禽兽归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反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②。儒家对山林和鸟兽的生态关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③同时，儒家还看到树木能净化环境、补充自身营养，提出“树落粪本”的思想。不仅如此，儒家更为注重山林对人类的价值，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④，也明确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⑤。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儒家的这些主张尽管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考虑，但客观上使生物得以保护和永续利用，促进了自然保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尊重生命的思想表述得最为完整的是佛教禅学。在生态问题上，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无论是无生命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提出“依正不二”，即生命之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佛教主张善待万物和尊重生命，并集中表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应给以保护和珍惜，不可随意杀生。佛教中“不杀生”的戒律乃是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在今天看来，佛教信仰虽然带有宗教神秘的内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保护生物的问题，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显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儒、道、佛的生态智慧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却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生态文明建设，是反思人类传统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的理性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曲折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若干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觉悟与反思。如近代，人类曾进行过三次反思，发生过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突飞猛进，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和煤灰，烟雾弥漫在大街上。对此，查理•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荒凉之屋》中描写19世纪末伦敦的情况：“处处弥漫着雾……雾飘进格林威治退休老人的眼睛里和咽喉里，使他们在炉旁不断地喘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多部著作中，从“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的”贴普尔河，到“今天因此（森林砍伐）成为荒芜不毛之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从“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8］520到泰晤士河的污染，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西方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开始质疑人统治、主宰自然的观念和行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首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破坏了有关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中叶至今，人炸、化工产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工业化道路的普遍实现，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据统计，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不仅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其在等级贵贱观念用于自然界；《庄资源消耗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资源实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这一切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经济、技术、文化的层面去检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动，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9]
人类生态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发展观（或价值观）的支配。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在这种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繁荣。在我国，为了尽快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仍一度以粗放型为主，过于追求指标的实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经济之时，也往往采取置环境损害于不顾的做法。总之，传统发展观（或经济发展模式）认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环境对人类废弃物的净化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环境只是人类消费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限索取和掠夺的结果，最终造成环境的失调，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反思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的步伐却以自然为人类的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如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观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抛弃传统发展模式，转而采取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①具体参见《老子》第42章。
②具体参见《老子》第25章。
③具体参见《老子》第46章。
④具体参见《易传•系辞》。
①具体参见《孟子•告子》。
②具体参见《荀子•致士》。
③具体参见《孟子•梁惠王》。
④具体参见《孟子•告子上》。
⑤具体参见《荀子•王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
（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黄河三角洲地区成陆时间较晚，处于大气、河流、海洋和陆地的交接带，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该区域物种资源丰富，多种物质和动力系统在此交汇交融，陆地和淡水、淡水和咸水、天然和人工等多类生态系统交错分布。近年来，由于黄河来水来沙量减少，给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湿地淡水资源的补给，打破了湿地土壤水盐平衡，植被覆盖率降低，使河口湿地面积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对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较强的脆弱性。这给生态城镇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六）加快制度创新，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考评机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新制度建设，为保障城镇化按照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考评机制。首先，要构建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要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市城镇化规划为依据，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差异，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生态城镇化衡量的指标体系。并依照制定的指标体系，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生态城镇建设的考核。其次，健全生态导向机制，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建设成效纳入干部考核的评价体系中去。生态城镇化离不开生态建设的整体推进，必须使各级干部、群众切实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树立绿色、生态政绩观，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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