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与不适：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困境
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全球化，各主要工业国都在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走生态现代化道路，中国则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按照政府与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互动关系，各国生态环境保护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两种模式，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
（一）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进，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1］。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上，政府起到了引领社会的作用。西方生态现代化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历经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关注，再到政治议题和国家政策等阶段，历时超过30年，而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经提出即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认同，迅速完成了从学术理论到执政理念的转变，2005年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共各重要纲领中，通过政治宣传系统，生态文明理论快速地、自上而下地向政府、科研、经济和社会领域传播，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第二，在国家战略层面，生态文明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在中共十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提升到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而这种顶层设计在其他国家的国情咨文、政府工作报告或其他重要文献中较为少见。第三，在制度层面，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干预政策和环境立法。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鼓励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干预力度超过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环境保护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环境立法备受关注，环境立法速度位列各部门立法之首，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生态环境立法数量最多的国家。第四，在生态建设的投入上，政府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2009—2013年，全国财政节能环保投入累计超1.14万亿［2］，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2.1%，各类大型生态工程建设中政府直接投资比重超过90%。
（二）政府为主导建设生态文明的优势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生态文明，是应势而为，是在中国国情下唯一的、正确的模式，具有多重优势。首先，它符合解决生态危机所需的系统性要求。生态文明与其他生态危机应对范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治理能够超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局限，这不是个人、企业或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也不是单个地区、单个行业立法、立规所能实现的，单纯依赖市场，寄希望于局部调适与规制，无法解决生态环境危机［3］，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可以说，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摆脱生态危机［4］。其次，它有助于克服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阻力。生态危机难解决，难度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来自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种阻力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不合理合法的，也有合理合法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也有来自普通民众的。利益既得者阻碍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议会立法中极为常见，在中国各项生态环境立法过程中也频频发生，部门利益、地区竞争等问题都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实现技术、经济上的突破，也要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还要突破重重观念与利益的樊篱，这是除政府外任何主体难以独立实现的。最后，它有助于解决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难题。生态建设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高成本、低经济收益，高社会收益、是典型的公共品供给问题，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政府直接投资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式。
（三）政府为主导建设生态文明存在的问题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2］，总体上效率偏低。根本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遭遇多重职能困境，导致政府的主导作用未能如期发挥。职能困境有五种具体表现：一是职能缺失，主要表现为在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中生态职能比例过小。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职能以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主，生态保护职能一向未在政府执政理念中得以体现，地方政府职能体系设计与政绩考核指标侧重GDP等经济指标的考察，生态环境保护指标比重过低［5］，地方政府严重缺乏生态环境保护动力。二是职能逃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履行仅有的残缺生态职能过程中，互相推诿、逃避责任。这既表现在区域内生态职能的履行上，政府内各部门相互推诿，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财力，更表现在区域间生态职能的履行上，各地方政府只愿享受上级政府的生态财政转移，不愿投入精力治理跨行政区间的生态环境问题，政府间生态保护与环境执法沟通困难。三是职能冲突，指地方政府在不同职能中存在冲突，缺乏必要协调。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将生态职能纳入政府职能体系之中，但不同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与生态职能之间的冲突常有发生，缺乏合理有效的冲突协调机制，导致为履行经济职能而牺牲生态职能的情况频繁出现。四是职能歧视，指地方政府在为不同主体履行生态职能时存在对象歧视问题。与其他商品或服务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具有极为强烈的外部性，而且这种外部性有鲜明的空间结构，地区的生态系统不仅为当地，更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服务，在缺乏有效生态补偿机制的情况下“，不同层级的决策者（个体的、地方性的、国家性的、国际性的以及代际的）对保护或破坏生态系统功能将具有不同的动力”［6］，注重局部利益，忽视对全局利益的保护将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五是职能偏废，是指地方政府在职能设计时无意或刻意扭曲其结构，导致失衡。地方政府生态职能常缺乏合理设计，存在重建设、轻保护，重指标、轻实效的问题，过分强调易显政绩、易于测控的短期治理，忽视了长期保护，这反而违背了科学发展观，违背了生态规律，使生态文明建设事倍功半。这些职能困境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中坚作用的发挥，为克服职能困境，必须推动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调整。
二、从三到五：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结构调整趋势
从保卫性和统治性职能向管理性和服务性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7］，但管理性和服务性职能的内涵具有时代性。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政府经济职能的增强，随后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让政府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一直走在前列。总体上，现代政府职能结构已基本完成了从单一政治统治职能向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管理服务职能的转化，其调整速度越来越快。
（一）德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显著成效近年来，德国地方政府职能出现了新的变化，对生态环境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等内容逐渐被纳入其中。德国经过近四十年的环境治理，从欧洲污染重灾区一举成为欧洲绿色经济领导者，尤其是重工业地区（如鲁尔区等）在空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一致赞许，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基本完成了产业绿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贯穿于德国联邦、州和市县等三级政府以及各部门、各行业的绿色政策的作用尤为显眼，这些政策涉及土地利用、能源、基础建设、交通等诸多领域：通过能源税改革和新能源补贴完成了能源结构转型；通过轻轨等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既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又极大降低了化石能源消耗；通过鼓励建筑节能、屋顶绿化等举措实现了基础设施生态化，较好地控制了城市热岛问题，并实现雨水涵养和空气净化等功能［8］。在德国经验中，弗莱堡（Freiburg）模式成为一大亮点，这座德国东部小城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建设绿色城市［9］，在交通可持续性方面成果尤为突出，其经验包括促进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融合、推动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建设、限制汽车使用、鼓励自行车出行、推动公众参与，等等。这些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处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学习。
（二）德国生态文明建设之地方政府创新德国在实现这种绿色转型过程中，公民、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发挥了重要功能，但德国三级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更值得关注。德国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被称为生态公共职能（EcologicalPublicFunctions）［9］，包括自然资源、生物体、生态系统和土地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还包括控制人类活动的消极影响，如环境污染、自然景观破坏等。政府的生态公共职能并非德国独创，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在此方面做积极探索，但是尽管可以通过法律和规章对各级政府生态职能做出完善规定，有两个问题常常阻碍着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履行这种职能［10］。一是激励问题，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地方政府必须有充足的激励或严厉的监督，才会去履行自己的职能；二是财政来源，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保护区建设等工程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为这些工作提供充足财政来源一直是个难题。德国的经验，一方面是在欧盟标准之上，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项立法进一步明确政府的生态职能，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财政改革使政府获得履行职能的资源与动力。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是以财政平等化（FiscalEqualisation）为主要工具来推进政府生态职能的履行，从联邦到州、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基于生态指标的财政均等化补助、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通过这些措施，区域生态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生态治理的正外部性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生态公共职能因此获得了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德国政府也正在通过类似方式建立起文化职能，文化职能与其他职能一起反过来又增强了生态职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地方政府也正出现这种变化［11］。较之于德国等西欧国家，中国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应尽快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从“三”到“五”的调整，即地方政府职能结构应从政治、经济、社会的三维结构向包含生态职能和文化职能的五维结构转变，尤其要强化地方政府的生态职能。
三、由内到外：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因应
增加地方政府生态职能，既符合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的一般经济规律，也符合当前国际政府职能变迁的基本趋势，更是中共十所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但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未能真正将生态职能落到实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职能牵涉到一系列诸如权利和资源分配的制度问题，需要更为全面系统的改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表现，取决于生态职能能否真正在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获得立足之地。主体功能区制度的建立，是全面建立地方政府生态职能的一个良好契机。首先，应进一步参考欧盟，尤其是德国、瑞典等国经验，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地方政府生态职能；其次，以一系列制度改革为推手，推动地方政府的生态职能的有效履行。制度因应的基本思路，是解决层级政府长期存在的委托难题，从政府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为地方政府履行基本生态职能提供充足动力。这些制度改革包括：
（一）建立健全生态财政制度德国建立政府生态职能的一项重要经验，是通过生态财政克服政府层级管理中的委托—难题。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分权制条件下高层级政府引导低层级政府履行其必要社会服务职能的核心工具，为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积极性履行其生态职能，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均衡原则下开始尝试构建起纵向和横向府际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调整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核算指标，增加以森林、保护区面积为代表的生态指标权重，同时将传统的人口总数等指标调整为行政区划面积，加大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对生态保护项目的直接的有条件财政转移支付，并将项目建设效果作为下期财政转移支付考核的主要指标［11］。截至2002年，相关生态职能的财政考核涉及土壤、水、自然保护、游憩资源、废物处理和节能等多个领域（如表1所示），考核工作则涉及11个州。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解决教育、环保等问题的核心工具［12］，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单一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模式，横向转移随着部分地区生态补偿工作试点初现雏形［13］。为推动地方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落实，有必要从纵横两方面建立健全生态财政制度。纵向转移方面，一是实现均衡性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的倾斜，传统转移支付计算的核心指标是人口，人口密集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因人口较少而常常处于劣势地位，新指标应综合考虑人口和土地面积，尤其要考虑生态用地面积，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要进一步提高生态转移支付总额度，我国财政转移规模近年来有快速增长，但主要仍以三农、教育等传统转移项目为主，生态转移支付力度仍严重不足，尤其考虑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众多人口和广袤面积，相关投入更显不足。三是要实现转移支付与生态考核挂钩，虽然从2012年起，财政部、环保部等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指标考核进行财政激励，但奖惩力度略显薄弱。建立健全横向的生态财政转移对地方政府履行生态职能更为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这既导致生态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又容易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产生新的社会不公。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具有更重要的生态环境职能，但经济相对落后，按照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格局，东部地区将享受充分的生态外部性，却让西部地区承受了巨大的建设成本，并限制了地区发展权，这种激励结构错位直接导致重点生态功能区缺乏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积极性，以生态补偿为基础，在东西部地区间构建起有效的横向生态转移机制，一直被认为是生态文明破冰之策，但进展仍较为缓慢。目前，横向转移主要有对口支援和省内生态财政转移支付两种模式，但二者都尚未实现制度化，规模有限。2014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57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以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其制度创新重点。相关制度创新有三大难点：一是技术问题，目前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部分地区虽有较成功试点，但仍未形成公认的评估方法；二是心态问题，重点生态功能区政府对生态补偿颇为热心，但生态受益地区仍未能克服传统观点，对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公平补偿问题缺乏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三是制度障碍，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在政策制度制定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大发言权，欠发达地区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劣势，导致相关制度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对此，应按照“先建立，后规范，先合理，后科学”思路，由财政与环保部门牵头，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纵向与横向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即，在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先建立符合当前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差异的、能为各地区所基本接受的横向生态支付制度，以及能切实提升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生态建设积极性的纵向生态支付制度，以制度反推技术进步，再以技术进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力争在10年内使得生态财政转移总额度能够占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30%以上。①
（二）推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在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下，政绩考核制度对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决策上有决定性影响，过分强调GDP等经济增长指标的传统政绩考核制度被认为是导致我国各地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构建能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则是近年来中共中央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学习会上指出，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将体现生态文明的若干重要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2014年，有19个省市相继出台改革措施，以分类考核、绿化考核等方式落实科学政绩观的要求。但是绿色GDP仍未能从根本上取代传统GDP考核，各地新出台政策一是增长类指标仍居高不下，二是指标权重并未能完全突出不同生态功能区的差异性。为推动地方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落实，极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改革，推动政绩考核体系从“漂绿”向“淡绿”，再向“深绿”发展。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建立系统的绿色GDP核算制度。所谓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国民财富总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等国相继尝试绿色GDP核算工作，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向所有成员国推荐绿色GDP核算制度与标准，我国从2004年开始试点，但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绿色核算工作一度搁置，2015年国家统计局与环保部正筹划二度开启绿色GDP核算制度建设工作。二是推动绿色GDP与政绩考核的结合，实现政绩考核“淡绿”。绿色GDP的最大价值，是通过向决策者明确展现其与传统GDP的差值，即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成本，从而帮助决策者更全面地制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推动现有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GDP指标的绿化，可以让地方政府更全面地看清目前经济政策的利弊，更有效地履行其生态职能。三是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实行差异化政绩考核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政府的政绩考核，则应重点加入物种多样性保护等指标，实现政绩考核的“深绿”化。
（三）健全地方政府生态问责制度当前，各地生态环境屡遭污染的背后，地方政府常常是重要推手，甚至是直接责任人，原因之一是生态问责制度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权责利不对等，领导干部可以不用为自己决策的生态环境后果负责。因此，地方政府生态问责制度的健全迫在眉睫，这一工作也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制度创新的重点之一。健全生态问责制度的基本思路如下：一是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明确地方主政领导对地区生态环境的直接责任关系，对任期内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要直接负责，对跨任期的责任要溯源追责，加大追责力度，确保地方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相关决策上的权责利均衡［14］。二是探索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同时还应加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离任审计，确保任期内自然资产与生态环境不因领导干部个人决策失误导致严重流失。
论文摘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着手，以引导社会全面进步的教育理念为指导，阅述生态文明对高等林业教育的街框定，提出高等林业教育的政策选择和发展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林业作出战略性结构调整，教育科技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要求高等林业教育在思想观念、学科专业、招生就业及财政支付等方面，全面适应中国林业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1、生态文明是林业建设的科学取向
生态文明是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的高级文明形态，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追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物圈的协同进化。它是生态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
小康社会是普通百姓对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个目标，可以理解为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奋斗目标之一，正是依据当代人的生存状况、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提出来的。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人们充分运用现代高新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创建经济发达、优美舒适的美好家园，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人了生态的内涵。
温家宝总理指出:“林业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生态建设最根本、最长期的措施。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应该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生态建设是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是生态建设的最终目标。如今人们开始在呼唤保护环境，建立“绿色家园”，人们力求改造社会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创造全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实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列在一起，共同支撑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明大厦。生态文明在今天已成为林业建设的科学取向。
2、生态文明对高等林业教育的新框定
传统的高等林业教育与林业产业体系建设相适应，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要求，需要构建新型的高等林业教育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林业成为区域性开发治理，特别是山区和沙区的综合开发治理中的重要环节。决不能从单个行业的角度，或者仅局限于“林”分层次地探索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发挥。而是必须提高到景观和流域的层次上来合理组织林业与农业、牧业、水产、水利、旅游的优化配置和复合经营，追求经济、生态、社会的最大综合效益，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发挥主要作用。
当前，我国林业生态建设的主体工程是:国家林业局基于生态建设的需要，确立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区治理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69 %，由于森林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承载力显著下降，水、旱、沙灾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在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严重区、风沙源地治理区以及沿海、平原农田耕作区，分别进行大规模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防护林建设，减缓温室效应，治理大气污染，遏制荒漠化蔓延，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建设已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赋予新世纪林业的重大历史使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完整而高质量的林业生态体系的建设和建立，迫切需要一大批懂得森林经营管理、具有牢固生态和环境意识的高级林业专门人才去引导和完成。高等林业教育在林学学科体系建设中，以应用生物技术来充实提高的林木育种，以区域综合治理开发、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森林环境整治，以及持续森林经营相配合的森林资源综合利用，这三个方向可能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学科发展方向。林业高等教育的覆盖面可以继续向环境科学及环境保护倾斜，扩展有关自然环境监测、区域综合治理、自然保护和森林游憩等方面的培养方向，培育新兴学科。在学科专业建设中，还应考虑农业、水利、环保、城建等行业的发展趋势，注重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着眼于提高学科的整体实力，扩展专业覆盖面。为林业产业体系和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培养高级人才。
3、离等林业教育的政策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决定了高等林业教育必须根植于国家制度之中，这样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提供可能性，才能使生态文明的理论变为现实，才能使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更加美好。
面对当前林业建设所存在的困境，国家应给予高等林业教育必要的政策倾斜。
第一，高等林业教育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林业院校不可能完全进人市场。因为高等林业教育所服务的产业，其产品维护的生态环境，则不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平衡和保护。因此，国家应从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倾斜，在国家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尽力保证和增加对高等林业教育的投人，尤其是对重点学科专业、重点实验室、实习基地以及师资、教材方面的投人。一是，我国加人WTO后，应按其规则要求，实施“绿箱”政策，将农林产品贸易补贴的经费，用于发展农林业教育和科技。在林业项目建设中，划拨不少于1%经费用于高等农林教育和人员培训。
第二，由于高等林业教育的特殊性，加之林业高校毕业生工作条件的艰苦性，“招生难和分配难”等问题一直是困扰高等林业院校的突出问题。深化高等林业教育招生和毕业生就业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关键词： 江苏生态文明建设 制度建设 环境道德教育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全面落实对江苏工作的新要求，江苏省委、省政府根据江苏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发展前景，于2015年10月正式下发《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突出率先指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取向，提出“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目标。深入研究和总结目前有关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探究现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完善，对缓解江苏资源环境压力，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江苏在全国各省中人口、产业和城市高度密集，人均环境容量较小，单位国土面积工业污染负荷高，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独特的省情和发展阶段使得环境保护的压力和紧迫感在江苏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
2004年12月，省政府编制出台了《江苏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标志着生态省建设全面启动。2011年4月，省委第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生态更文明”是“两个率先”的重要体现，把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纳入推进“两个率先”的“工程”之列。2013年7月，为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省委、省政府编制印发《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2015年10月，出台《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突出率先指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取向，提出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
特殊省情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引起国内特别是省内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李宗尧（2010）的《从环保政策变迁看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一文，详细梳理了江苏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防治环境污染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环保政策经历的三大阶段的变迁。同年，高珊、黄贤金在《基于绩效评价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构建――以江苏省为例》一文中，以江苏省为研究案例，提出完善生态设施、健全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及增强生态意识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黄娟、吴云波等（2011）在《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研究》和《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两文中，着重分析江苏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总体设计、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任务，以及如何构建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框架。周永艳、包晓男（2012）在《生态文明理论和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结合江苏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给出了江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二、江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十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多次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建议及实施意见，但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体系尚未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考核和奖惩机制尚不健全。环境保护方面仅《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条例，而其他领域的制度细则尚有待完善。当前，江苏省环境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供给仍显不足，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力度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绿色科技推动生态建设的支撑力度不足。目前，江苏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突出，环境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现实条件下对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在唯GDP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引导下，我国科技研发的应用坚持经济效益优先的目标导向，科技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大大弱化。此前，江苏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将“科教兴省”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同时重点开展江苏环境科技协作和资源信息共享两大平台建设，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3]。但目前而言，在绿色科技的研发能力方面，省内科研力量尚属薄弱，关键技术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绿色科技支撑生态建设的力度。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于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阐述、指标体系构建及重难点的把握等宏观层面，缺乏对特定领域的深入研究。
3.环境道德建设缺乏，公民生态伦理意识淡薄。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我国环保事业的实践证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还要靠道德的手段。当前，江苏省生态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创新等具体操作层面，但对于全民道德观念的重塑关注甚少，并未意识到道德建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公民的生态伦理意识相对淡薄。大力加强省内全体公民生态文明观念的培育，推动形成与省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不断深化公民环境参与程度，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
江苏正处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特别是多年来被快速经济增长所遮蔽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尚待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较大压力。结合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1.健全完善相关环境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省人大把环保法律法规列入地方立法规范，此后多次出台水污染防治条例、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总体而言，对于环境问题的处理方面法治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不同程度上存在环保法规“软约束”、环保领域“软执法”、环保目标“软要求”等现象。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来看，主体参与模式尚处于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阶段，主导发起者以政府为主，因而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5]。在此背景下，要加大政府环境管理机制体制的改革力度，不断健全完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完善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加快环境立法工作，强化环保执法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加大执法的威慑力，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2.大力发展绿色科技，打造生态文明复合资本。这里所说的科技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唯科技论，而是指用绿色科技的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在《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一书中说道：“当代科技的绿色潜能就像市场经济（交换）一样不能做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判断。一方面，我们确信，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离不开一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科技体系来支撑，至少，人类当代文明水平的适度维持离不开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这就需要尽可能采取越来越科学合理的经济技术方式。”[6]当前，江苏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打造生态文明复合资本，使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研究并指导江苏的生态文明发展。
3.强化环境道德教育，培育公民生态伦理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2002年版）对环境教育的定义是：“借助教育手段，使人们认识环境，了解环境问题，获得防治环境问题的知识与技能，在人和环境的问题上树立正确的观点与态度，以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来保护环境。”[7]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目前，江苏建设生态文明主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对环境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生态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公民环境道德的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把生态教育渗透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方面面。通过构建完善的宣传教育网络，着力培育先进的生态理念，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
四、结语
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江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江苏承受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当前省内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只有深入分析并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不足，着力于完善环保制度、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全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实践，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美丽江苏”，实现“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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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9-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78205）；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课题资助项目（2013）
作者简介：叶昌东（1983-），男，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景观规划设计的研究，（E-mail）。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中国城乡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对城乡规划建设有三方面的新要求：城乡统筹的规划体系，多规融合的规划管理以及对生态、绿地等要素的重视。文章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城乡规划专业的需求变化，结合农林院校在风景园林、国土研究、乡村研究等方面的学科优势，提出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特色化教育应重点放在三个方面：生态景观设计、土地利用、乡村规划。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农林院校；城乡规划；教育特色化；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TU9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4）01-0018-04
城乡规划专业与社会经济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全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5个，城市化率从18%上升到52.5%，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3-4倍[1]。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带来对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因此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从20世纪末的不足30所迅速增加到约140余所，学科背景由单一的以建筑学为主向地理学、风景园林、测量学等多学科发展。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主要有三种类型[2-4]：一是有传统建筑学背景的院校；二是以区域分析、宏观分析为主的有地理学背景的院校；三是以风景园林学科为依托的农林院校。第一种类型的院校以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为代表，其重视学生工程设计能力的训练，培养的学生擅长物质城市空间形态的规划设计，设计思维能力强；第二种类型的院校以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其重视区域分析及宏观社会、经济分析，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三种类型的院校以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为代表，其注重城市规划中的生态规划、园林绿化、景观规划设计等领域的研究[5]。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不同，不同的城市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求会有所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大体来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发展以物质性大规模的土木建造为主，对擅长物质城市空间形态建筑的院校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需求较迫切。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逐渐过渡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人居环境、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等，为擅长社会调查、宏观经济分析、区域规划的地理学研究的院校城市规划专业提供了发挥空间。第三阶段，即目前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话题，中国30多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2年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到来为农林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城乡规划社会需求的特点
生态建设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产生开始，霍华德在其田园城市理论中就表达了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强调农田、绿地等要素在城市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此后在有机疏散、生态城市、绿带控制、生态可持续发展等规划理念中，均突出强调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内容；目前全社会对生态环境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包括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紧凑城市、低碳城市等从不同的侧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目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围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来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加大，也必将使城市规划专业的社会需求发生重大转变，其转变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统筹的规划体系
城乡统筹规划体系的内涵是将城市和乡村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城市和乡村密不可分，城市是城乡区域的中心，为城乡区域提供现代化工商业服务设施；乡村是城市的发展腹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和空间（特别是生态环境空间）。2008年《城乡规划法》取代原来的《城市规划法》，标志着城乡统筹规划体系的正式建立和实施，城乡统筹规划体系有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将村庄规划纳入到统一的规划编制管理体系中；其次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更加突出城乡一体的布局模式；第三是建立并完善乡村层面的规划。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规划、美丽乡村规划、村庄整治规划等一系列乡村层面的重要规划在全国铺开，是城乡统筹规划体系实践的体现，它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多规融合的规划管理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规划管理强调多规融合。负责城乡空间规划布局的主要有建设部门的城市（乡）规划系统，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系统，以及发改部门的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系统。多规融合的规划管理模式要求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协调一致，要求多学科、多层次人员的参与。目前广泛开展的“两规衔接”〔包括城市（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包括城市（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多规融合”〔包括城市（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旅游规划等〕模式正是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要求。
（三）重视生态、绿地等空间要素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城市规划重视生态、绿地等空间要素的布局，生态、绿地空间要素是城市空间布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居住、工作、游憩、交通等城市四大基本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游憩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可以提高居住功能的环境质量等。当前在城市（乡）规划工作中开展的一些生态、绿地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如绿地系统规划、绿道网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评选等，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生态、绿地等空间要素的重视。
（四）构建节约型城乡空间布局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城乡空间布局模式强调节约理念，节约型城乡空间布局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构建节约型内涵式的城乡空间布局模式；节约型城乡空间布局主要从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四个方面对新时期城乡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优势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农林院校城市规划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其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可以在相关领域发挥更加深远的影响和作用。从学科发展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农林院校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风景园林为主要依托的生态学优势
风景园林专业是农林院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农林院校开设的城乡规划专业大多依托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科优势，如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与城乡规划联系紧密的风景园林专业的传统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此外，农林院校在植物、园艺、农业、林业等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有了展示的空间，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城乡规划实践中也将大显身手。
（二）以土地为核心要素的国土研究优势
土地利用布局是城乡规划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农林院校有较强的优势。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主要有规划建设部门和国土部门，其中国土部门与农业部门有密切联系。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前农村土地和城镇土地分属农业部和建设部主管，因此农业院校在土地管理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全国开设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农业院校占多数。
然而由于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在土地规划和管理方面往往难以保持协调一致，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土地资源管理和城乡规划专业的整合与联系一直不太紧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多规融合管理模式下，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在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方面的协调将得到加强，这也为密切两个专业的联系提供了机遇，为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以乡村为重点的地域空间研究优势
乡村是农林院校在地域空间上的重点研究领域，有长期从事乡村区域研究的深厚基础，是农林院校突出的学科优势。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城乡规划重点是城乡统筹，而乡村区域规划研究是城乡规划的薄弱环节，这就更需要农林院校在乡村研究中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城乡统筹的规划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特色化方向
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农林院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坚持特色化发展的方向。结合学科优势，农林院校特色化教育改革应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生态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是农林院校城市规划最具特色的专业，其专业教育的重点主要包括：
1.绿地系统规划
随着生态文明在城乡建设实践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绿地系统规划已由过去仅作为总体规划的一个专项规划上升到单独的规划类型；空间上也突破城市内部公园绿地的局限，向区域性生态绿化网络系统的方向发展。城乡建设对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视带来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大量需求，因此绿地系统规划应当进一步作为农林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的核心优势和特色进行培育。
2.园林景观设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将带来对园林景观设计人才需求的上升，因此，园林景观设计是农林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特色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3.生态环境规划
宏观生态环境规划是城乡统筹规划体系新的内容，农林院校在生态环境相关研究领域具备较强优势，可以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特色化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之一。
（二）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布局是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内容，农林院校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具备较强优势，应当加强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整合，开拓新的发展方向，主要整合方向有：（1）国土空间布局。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多规融合”的背景下，加强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整合十分必要。（2）地理信息系统。由于具备地理空间信息的存储、查询、分析、展示等综合功能优势，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规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中，随着规划空间的不断扩大，地理信息系统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乡村规划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乡村规划是城乡规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层规划，规划实践工作量大，社会需求多，将成为促进城乡规划专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林院校在乡村规划领域具备较强的优势，应当在乡村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乡村规划同样应当作为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四、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城乡规划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林院校的城乡规划专业在其中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农林院校应认清新时期城乡规划要求的变化，发挥自身的优势，明确专业发展定位，找准学科发展方向。本文从社会实践需求角度出发，分析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城乡规划的新特征，立足农林院校的学科优势，提出了农林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特色化教育的重点发展方向，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工作人员以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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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eriod
YE Changdong1， ZHANG Yuanyuan2
（1.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P. R. China；
2. Xin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 P. R. China）
关键词：生态文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147-02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既是发展的目标和文明的形式，也是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更是发展的资源和基础。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经济生态化发展战略，从源头预防到全过程控制，改变原来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生产与生存方式，向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开发再生资源的方向转变，向恢复自然生态和扩充环境容量的方向转变，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五个方面的奋斗目标之一。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重要一章，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可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中央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县域经济既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衔接点，又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所辖12省（区），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 077个，县域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70%，县域经济是西部经济的主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交通区位、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差别，与此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在全国仍处于较为落后地位。
中国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是首先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然后再来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先农业支持工业化建设，再工业反哺农业；先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再加快城市化步伐。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在遵循这一发展轨迹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量污染事件警示我们，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行不通，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特别是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往往是1倍的产出、需要成百上千倍的投入来治理。如何化解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避免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找到开发与保护的最佳结合点，是实现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这就需要西部地区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通过资源的最小消耗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从而实现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协调统一，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三、县域经济发展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要有建设文明的物质基础，需要在建立生态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与东部地区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都处于较低水平，突出表现在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以及三农问题等诸方面，而县域经济又是这诸多矛盾的交汇点。根据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揭晓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名单中，西部地区仅有6个县入围，且位次基本都居于中后部。
西部地区县域辽阔，煤炭、石油、有色金属、水电等资源丰富，农林牧特色产品优势显著，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十分巨大。将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作为推进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县域经济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县域的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实现整个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
四、基于生态文明的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回顾与展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40—06
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态文明的本质、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社会规律，形成对生态文明发展现状与战略导向的共识，进而寻求更加系统科学的促进生态文明的政策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内涵、理论与实践意义、评价体系、案例分析与政策措施的角度，归纳了当前中国生态文明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阐述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要正确把握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及其价值，首先必须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进行准确的把握。尽管国外学者早已形成了大量类似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和思想，但是却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并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刘思华，2008）。其后，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深入，生态文明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挖掘。现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张云飞，2007）。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中国学者从两个不同维度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揭示，为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认识基础。
第一个维度是从纵向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出发来解释生态文明。这类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的进步状态。如申曙光（1994）认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标志，一种新的文明一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李祖扬、邢子政（1999）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观念转变，理解为近代科学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科学有机论自然观的根本范式转变以及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李校利（2008）、徐春（2010）的分析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
第二个维度则是从横向的当代社会文明系统出发进行解释。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一种社会形态内部某个重要领域的文明，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体系上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谢光前、王杏玲（1994）认为，生态文明在整个社会文明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三角互动关系。张建宇（2007）、蔡守秋（2008）、曹孟勤（2008）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文明形态，是人们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负面效应，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可见，基于不同的维度与视角，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有着诸多不同见解。但核心思想离不开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要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应注定深刻丰富。要科学地对其作出理解，需要坚持比较分析与历史总结、理论梳理与现实考察相统一的原则，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对其特征、地位、作用、目标等做出系统把握，才能形成全面准确的认知。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进步标志。生态文明的概念的提出与内容的发展，实现了对前人科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对人们进一步开拓视野，实现人类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生态文明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先进理念。诸大建（1995）、刘湘溶（1999）、潘岳（2004）、张云飞（2009）等认为，生态文明发展观主张将人与自然界应各得其所、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原理作为理论基点，对中华文明长期追求的“真”、“善”、“美”，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与建构。为真善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内涵与深邃思想，将促进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先进理念得到传承与发扬；其次，生态文明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理论。刘俊伟（1998）、方世南（2008）、陈学明（2009）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包括了人类社会要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要热爱自然、赞助自然而不要破坏自然以及人类要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思想。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再次，生态文明扬弃和超越了西方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吕尚苗（2008）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对西方生态哲学中有益成果进行了科学借鉴和总结，在理论形态上对其实行了甄别和完善，抛弃了其中的不合理成分，而将真正有价值的理念、做法进行有益发挥，因此在理论形态上实现对西方生态哲学的扬弃和超越。
生态文化，具有抽象与具象两重属性。前者可理解为意识形态，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后者可以表征为物质或非物质实体，即生态文化载体。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体对生态文化内化(共同的生态文化认同)与外化(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生态实践)的过程。生态文化载体作为社会主体与生态文化关联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着力点。对一个具体地区，其资源与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生态文化载体的多样性。立足社会背景，依据公众需求，对依托自然人文资源的生态文化建设载体项目进行统筹而长远的综合性部署和安排，这一过程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它是一定时期内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是在新形势下从生态文明角度对城市各项资源与建设的整合。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其建设规划的范围体现在市域范围。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目的是:通过对市域生态文化资源基础、公众需求和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分析，制定契合于该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具体项目，兼顾资源优化和以人为本，保证生态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协调，使该地域生态文化建设统筹有序地进行，实现生态文化被社会主体内化，引领社会主体将其外化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相关实践力。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可分为长期规划与短期规划两个时间段［3］，长期规划时间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相符合，短期规划时间依据该地域生态文化建设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进度加以确定与控制。
二、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步骤
从规划开展的操作层面上讲，对一个具体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大体的实施步骤可以分为资料收集、现状调研、规划制订、后期反馈4个环节［3-5］。
(一)资料收集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需要立足该地区的客观资源与环境情况，需要服从该地区的发展战略与总体规划，需要切合该地区的相关专项规划。资料收集应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文本、电子、图片等图文资料的收集;二是实地资料的收集。1.图文资料收集图文资料收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该地区相关发展战略与现有规划，主要包括①发展战略规划(五年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林业发展战略规划等);②土地利用规划;③城市总体规划;④重要的专项规划(如绿地系统规划、旅游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或文物古建保护规划等);⑤相关部委(国土、林业、园林、城建、旅游、水利、交通、环保、气象等)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同时应包括该地区相关环境条件与现有资源，如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文、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专项性的基础资料。2.实地资料收集结合收集的书面、电子等图文资料，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对该地区的资源重点分布地点与建设关键地点进行考察与记录，充分掌握该地区各项资源与建设的现状情况。
(二)现状调研
现状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以期充分掌握该地区社会生态文明的现状并分析存在原因，梳理生态文化建设对该地区的作用，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方向性参考。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现状调研中，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生态意识作为了解社会生态文化现状的视点，围绕公众对生态状况的态度、对生态危机的看法、对生态行为的选择、对生态影响的认知4个方面设计问卷并展开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西安公众生态意识的基本感知已经具备，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生态认识、相关的政策、社会的带动及经济的基础4个原因，生态意识的引领作用还不明显［6］。针对这些问题，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方向性亦能明确，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要提供生态认知的影响力、生态决策的实效力、生态活动的带动力、民生改善的促进力。
(三)规划编制
在充分掌握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具体规划内容的制订。具体的规划内容分为3个大部分:一是结构布局，二是空间布局，三是重点工程。从进行的顺序来说，首先是依据该地区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研究，其次是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研究，最后以此总体布局为契机，依据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背景情况规划对应的重点工程。三者在操作时间上相对独立，但内容上交叉叠加，最终形成规划地规划期内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四)后期反馈与评估
在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通过评审进入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随时依据具体情况与实际碰到的问题对规划进行反馈与调整，使之因地制宜，更加符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对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作用。同时，结合城市生态文化现状分析，对规划建设成效进行预测评估，说明规划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
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内容
如前所述，规划制订的内容分为3个主体部分:一是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二是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三是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规划。3个主体部分的逻辑关系可以类比为庭院建设过程(见图1)。
(一)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是以生态文化载体的塑造为切入点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结构布局是指以主导功能为类别体系划分标准，对生态文化载体进行梳理，归并建立生态文化建设内容的框架［7］(包括4大体系及其下包含的相关子项目，见图2)。依据社会需求是指根据公众对不同体系的认知度，确立各个体系间建设的大体定性比重，由此分析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对象。同时依据公众的偏好度，确定不同体系下所包含的子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形式，由此分析生态文化载体工程的建设方式。依据社会需求确定的结构布局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要前提，是空间布局与重点工程规划中需与资源基础及社会背景结合考虑的重要指向性依据。社会需求的了解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网络、电话等调研为辅。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对公众生态文化认知的调研［6］，主要从公众的理解层面和实际选择层面展开，调查分析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类别的接受与解读程度，分析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类别的接触与主动选择程度。调研表明，西安公众能够理解也乐于选择的生态文化载体，主要集中在感知体系和社会活动体系内，故该地区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应该着力考虑二者的建设比重，在空间布局与对应重点工程的确立中，重视森林及重要森林公园、湿地及重要湿地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化社会活动的开展。对公众生态文化偏好的调研［6］，主要立足生态文化建设内容元素的框架展开，以市域、建成区、自然林水环境、遗址空间为切入点，进行感知体系下观光、科普、康体、趣味、运动、文艺创作等具体项目喜好度的细分调查;以互动型、公益型、创意型、节庆型、体验型、倡导型、学术型等典型的生态文化社会活动入手，进行活动体系下不同活动类型喜好度的细分调查;以教育途径与教育内容为切入点，对传媒式、课堂式、户外式、展馆式教育等项目进行了细分调查;以目前状况与包括内涵、设计、属性、品牌、推广等在内的发展定位入手，对产品体系下的自然实物类、仿生类、传媒类、文艺类、保健养生类生态文化产品进行了细分调研，以此确定该地区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体系下所包含的子项目的偏好度，从而为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工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提供依据。
(二)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空间布局是指在综合分析规划地区的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城镇密度等的前提下，对生态文化载体在该规划地区范围内做出的“落地”的过程，最终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以南京为例，在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一是重点分析了市域土地利用布局、城镇体系分布等市域概况;二是重点分析了南京的森林、水系、湿地分布等区域资源分布概况;三是重点分析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区绿地等在内的市域范围内已建成或规划建设中的绿色公共空间的分布，以及主要历史遗址分布等重点专项元素的分布。在分析完成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将所得每项内容的图件叠加，综合分析得到生态文化建设规划资源基础空间综合叠加图，主要形成4类典型色块区域(如图3所示)。红块，表示城镇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以该区域为中心的范围即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范围，建成区中心主要将生态文化建设融入城镇居民的日常游憩与郊野休闲，建成区周边郊区主要将生态文化建设与自然的回归与体验相结合。紫块，表示包括历史遗迹、地域文化用地等人文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该区域需重点筛选出核心人文资源，将生态文化建设独立而有区别地融于历史与地域文化的传承中。南京的人文资源禀赋极高，但就其生态文化建设而言，一方面，较之以历史文化内涵为核心、开发成熟度已极高的秦淮文化、金陵文化、红色文化遗址地，围绕中心城区的明外郭遗址与秦淮新河更具有建设意义和建设潜力;另一方面，南京文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花文化，典型代表如平顶山的茉莉花文化、梅花山的梅花文化、灵谷寺的桂花文化、固城湖的荷花文化，其发掘和文化基地的建设更能体现生态文化的本质。绿块，表示包括森林，及其重要的森林公园、城市绿地等绿色空间较为集中的区域。该区域是以森林资源为载体的森林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森林生态文化形式的重点建设地带。蓝块，表示包括河流、湖泊，及其重要的滨水公园的水系区域。该区域是以湿地资源为载体的湿地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湿地生态文化形式的重点建设地带。对于南京，以城镇集中区域为中心，包括紫金山、梅花山等在内的钟山风景区，玄武湖，雨花台等城镇建设用地核心地区，应该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极核。老山作为近邻极核的最大自然山体，自然与人居交融。而金牛湖、固城湖等远郊水域，山水自然风光保存完好，其均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区域。因此，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框架为:以玄武湖与钟山风景区为极核，一方面围绕极核形成一条秦淮新河—明外郭百里生态文化走廊带;另一方面向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延伸，分别形成两轴:东西方向以老山—紫金山—雨花台和玄武湖—金牛湖为纽带，贯穿森林文化与湿地文化的都市自然文化轴，南北方向以平顶山—梅花山—中山陵—高淳为纽带贯穿花文化的名花文化轴［8］(如图4所示)。
(三)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点工程是指在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已确定的基础上，立足社会经济、生态建设的关注点，在总体空间布局框架内，对应选取规划期限内对生态文化建设起关键作用的建设点，确立在规划期限内重点建设的生态文化载体。以江西九江为例，在九江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依据九江的资源基础确立了其生态文化建设“两核、两带”的空间布局(见图5)———以贯穿其城市集中区的长江为轴线的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以鄱阳湖及其支流修河为轴线的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核、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在此框架上，依据目前九江的城市建设现状和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与发展走向，对应确立了4个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工程。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建设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选取对九江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江沿线，以及目前大力投入建设的八里湖两个地区。其中长江沿线主要是以反映洪水的历史生态警惕为主题的已建成的抗洪广场、以九江浔阳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已建的浔阳楼和再建的琵笆亭为主要建设对象，构建长江生态文化园;对八里湖地区主要从人居角度考虑，集合公众日常游憩、健身、休闲、社交需求，创造城市居民勿需远行便可享受的亲水的自然环境，构建八里湖生态文化园(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鄱阳湖湿地生态文化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集中在自然水域气息浓郁的鄱阳湖与修河两个地区，以九江鄱阳湖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原生态湿地、候鸟、环湖的遗址与古镇等历史名迹，以及以修河代表性的河源性湿地为主要对象，构建鄱阳湖水鸟文化园、湿地古迹风情路线、鄱阳湖湿地博物馆、修河湿地文化走廊(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核，重点选取其休闲、游憩资源，建设自然捕风地、户外游憩地、天然疗养地、滨水运动地，对应打造西海休闲生态文化体验园建设工程(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立足庐山景区目前已经具备的知名度，以其生态建设现状与文化建设现状为基础，将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范围扩展至大庐山范围，整合其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展开庐山森林浴场、植物教育基地、地质教育基地、森林博物馆建设，对应打造大庐山生态文化综合体建设工程(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
四、结语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是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的分析，剖析泰州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难点与不足，厘定泰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提出确立一个战略、提升两个质量、实现三个转变、坚持四个注重的建设路径，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生态文明；主要成效；矛盾问题；有效路径
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1.国际背景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新型文明形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走一条经济、社会、环境三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先的同时，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新加坡1992年就制订了绿色计划，2002 年又提出了到2012 年的新绿色计划；美国1996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美国计划；欧盟1998年确定了建立绿色欧洲的发展战略；日本1999年提出“环境立国”的新国策。以森林覆盖率为例，发达国家普遍在20 %-60 %之间，如日本为66.8 %，美国为23 %-29 %，德国为30.7 %，法国为27.3 %，芬兰为65.8 %，均远远高于我国水平，这些现代化国家都把走向生态文明看作是提高二十一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2.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生态成本和经济成本。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也把“生态更文明”列入全省奋斗的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两个率先”的重要标志，提出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目标。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1999年，泰州市提出创建生态市的设想并迅速实践于建设层面。2012年，泰州市生态文明大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三步走’（即2015年创成国家生态市；2017年建成生态名城；2020年在全省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目标，回应了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总体要求，将“生态更文明”列入全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制约难题
总体来说，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环境容量小的现实市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现实阶段，发展在省内前有标杆、后有追兵的现实态势，决定了泰州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
1.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制约
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矛盾。总体看，泰州虽已进入后工业阶段，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增长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是产业结构偏重，2013年泰州三次产业结构为6.8：52.4：40.8，对环境污染小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较低，重工业产值占工业经济总产值比重接近75%；二是能源结构偏重，全市能耗中煤炭和石油分别占一次能源比重的49.6%和46.5%；三是危险废物排放量偏重，化工企业还有450多家，危险废物排放量占全市排放总量的88.5%，成为主要环境风险行业。
资源能源不足及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一方面，泰州人均耕地只有0.88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除水资源外，几乎无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另一方面，泰州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强度还将不断增加。而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水平提高不快、能源循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不但加重了资金缺乏、要素紧张等方面的困难，也加大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化转型的难度。
2.生态规划与制度设计的滞后
生态规划未成体系。如果说传统规划理论是将建设用地当作“图”，环境当作“底”来设计，那么“生态规划”就是对“建设用地与生存环境”的“图底”关系进行了彻底颠覆。其要义不仅在规划建造的部分，更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留空的非建设用地。泰州在生态建设方面先后制定了一些规划，但尚未形成体系，距离生态总体规划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
建设特色尚未显现。当今世界生态名城建设的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而非全面铺开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教育公众、彰显特色，并逐渐扩展到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比如，日本一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泰州的生态建设，也不宜面面俱到、大而全，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投入中探索一条有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
法律规制有待完善。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多着眼于末端治理，在一些特定领域，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建设仍是薄弱环节，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源头预防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要求。此外，在社会综合决策中，环境保护部门尚未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决策和管理的重要部门，在宏观经济决策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作用地位仍待提高。
3.环保质量和诉求矛盾的增多
目前，泰州正处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高压期和社会环境诉求的高涨期。过去未得到及时或得当处理的环境问题积累下来，各种导致“邻避效应”的设施较易引起居民的排斥，环境资源禀赋相对缺乏、环境承载力弱、环保压力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为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等问题。截止2014年上半年，主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仅有56%，接近一半的河道是劣五类水质，环境空气质量达到2级以上天数比率仅为58%。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近期发生的引江河备用水源异味、靖江市突发饮用水供水中断事件、新通扬运河水质异常等事件都充分表明，环境保护的历史欠账与公众诉求之间的矛盾亟需解决。
4.建设投入与设施配套的不足
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配套是农村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环境保护投入占GDP 比重达到3.5%”是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的一项硬性指标，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也明确要求公共财政每年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支出的增幅必须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增幅。而我市部分市（区）生态建设投入不足2%，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欠账比较多。目前全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实际只有61%，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配套管网建设不同步，长期没有废水接入处理，成为“晒太阳工程”。由于配套管网铺设不到位，部分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不能满负荷运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目前只有70%左右。乡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转运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比较缓慢，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为脆弱。此外，随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的环境负荷越来越重，污染排放越来越集中，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市大部分乡镇和工业园区未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部分已经建立环保机构的地区存在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职责不明确、管理不规范的情况，面对面广量大的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基层专业环保队伍亟待建立完善。
5.责任义务与主体意识的淡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相互协作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同与合作。没有全民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只是“空中楼阁”。调研发现，当前我市生态建设更多涉及的只是政府和企业，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生态建设的认识，资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不够强烈，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参与人数少，参与领域不广泛；另一方面，居民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短期的、小范围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环境卫生问题关注度高，对长远的、广泛意义的生态保护问题关注度低，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状况，设法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形成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养成深厚的生态文化教养，就很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变成每一位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积极创造的自觉行为，从而影响我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
三、有效路径
如何解决应对好泰州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深度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补上工业文明课”的同时又“走好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今后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1.确定一个“脱钩”战略
2013年泰州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三步走”目标，提出2020年要在全省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是一个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或单纯的环境保护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实现所谓“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要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一般来说，衡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是否“脱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物质使用效率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相对的减物质化，另一种是物质消耗规模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绝对的减物质化。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示范区，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增长与单位物质消耗或单位污染排放的“脱钩”，还要求进一步实现从相对性脱钩向绝对性脱钩的提升，也就是物质消耗强度减少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要同步。这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目标，因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总量以及污染排放总量的脱钩，需要单位物质消耗强度以及单位污染排放的减少速率在大小上应该相当于经济增长的速率。如果说，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不必去计算这些问题，那么在推行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就需要精细地把握这些目标与指标之间的关系。
2.提升两个“指标”质量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不仅事关“康泰之州、富泰之州、祥泰之州”的城市形象和品位，也事关老百姓的生活幸福。要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加强环境监督监测信息公开，通过“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来有效提升空气环境和水环境质量，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到新鲜空气，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泰州水资源丰富，要打造生态名城本就离不开做水的文章，要尽快让城市的水“环起来、绿起来、游起来，充分彰显水城水乡的特色风采”。要全面加强水域、农田、湿地、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高标准建成中心城市北部生态区、原生态长江绿带和里下河湿地风光带。要突出污染减排，强化总量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三大体系能力建设；突出环评审批，严格环境准入；突出环境监管，保持环境执法监管高压态势，更大力度实施“清水工程”和“蓝天工程”，不断提高水体和大气质量。
3.实现三个“要素”转变
（1）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变。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取决于人均消费活动的多少、与此有关的人口规模、单位产出的物耗和排放即技术效率的高低这三个变量。技术效率改进只是“浅绿色”的进步，真正的“深绿色变革”应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得到控制。应当看到，当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还存在不少歧见。由于顶层设计不够完善，现有的解决方案还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的资源环境问题，急需我们解放思想、转变理念，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浅绿色”向“深绿色”转变。
与此同时，还要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尤其要侧重培育三个群体生态文明理念。一是决策者和规划师。要自上而下地将生态文明的意识和内涵渗透到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层和规划者，培育决策者和规划师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素养；二是企业家与工程师。如果企业家和工程师没有生态文明意识，那么工业化就将从源头上输给传统发展模式；三是设计师与策划者。设计师和策划者在产品设计、营销策划的时候有生态文明的意识，可以更加本原地通过广告、服务等促进生态文明的生活化。
（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由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的方式替代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的方式，加强产业规划指导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型产业项目发展，淘汰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采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带动农业发展。
在发展路径上，要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离开经济建设抓生态建设犹如“缘木求鱼”，而脱离生态建设搞经济建设则似“竭泽而渔”。生态建设要把环境承载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运用资源、环境、生态等红线进行调控和倒逼，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方式替代由更多地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持的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力量增强能源资源节约能力。
在资源利用上，要激励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不断加强环保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由“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式过程替代“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项式直线过程，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3）监督参与形式的转变。强化社会监督。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2014年2月，全市第一个市级环保民间组织---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宣传环保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的沟通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应只是少数社会精英所追求的理想。要解决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程序、有效渠道和各种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能力。公众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了解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才能产生合理保护自己生存环境质量的意愿；公众也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以及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才能切实对绿化用地、公园改建、环境治理等的建设和维护提出关键意见；公众更必须培育自主创建生态文明的能力，才能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兼顾的民心工程得到蓬勃发展。
4.坚持四个“领域”注重
（1）注重规划引领。编制生态建设规划对生态建设极其重要。美国克里夫兰市的精明增长策略、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影子规划”以及我国杭州市的生态规划，都是以生态文明为目标进行的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只有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真正考量环保与发展的关系，为发展划出“留白空间”与“负面清单”，才能最大限度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各相关管理部门应共同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划并落到一张“图”上，才能实现建设型、引导型、管制型等规划的“多规合一”。
生态规划还要求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相衔接。短期应集中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控制生态敏感地区范围，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不因城市的发展扩张而减少和损坏；中期要全面实施生态工程，以拓展绿色产业为重点，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绿色经济目标，初步形成优质资源、良好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基本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长期来看，则要全面完成生态示范区的各项任务目标，基本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注重制度创新。从制度直接规范的领域看，要发挥市场机制。一是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二是着重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不仅要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纵向转移支付，更要逐步推动市（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形成“污染者付费、使用者补偿、保护者得益”的良好导向；三是创新办法，进一步拓宽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
从生态文明制度的表现形式看，要健全法规条例。一是必须强化生态立法和生态规划的引导功能，以制度化、规范化促进生态保护，把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规划、生态发展纳入核心职能范围；二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法。加大对违法超标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不断健全执行机制、加大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法规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没有特权、执行法规没有例外；三是完善生态监管体制。对于那些对生态环境存在重大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主体进行严格的市场追偿制和法律问责制。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节看，要完善考核机制。一是建立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二是将企业的生产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加入生态环境考察指标，加强企业生态目标责任考核，并制定有关惩罚和激励措施，加速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3）注重治理优化。树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加快生态型政府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首先意味着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与目标必须从“非生态”的导向向生态维护和促进导向转变，把资源有限性和生态保护作为政府政策选择、执行和评估时抉择的核心标准；其次意味着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与创新。政府要发挥管理和调控作用，努力拓展公共资源的供给，如不断完善城市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优先发展快速公交等；最后更意味着政府部门要率先垂范，做生态环保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创新生态治理的协调机制，形成生态治理的整合效应。一是加强部门协作。在市县（区）层面上，建立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制来加强政策指导，及时解决基层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重大问题。如不久前泰兴市的非法倾倒危废案，肇事者被判令民事赔偿1.6亿余元，就与江苏省高院、泰州市检察院的支持以及其他部门的协作密不可分。二是加强区域合作。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整体性、全局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只有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多元联动的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才能建设统一、协调的生态文明格局。
（4）注重发展融合。融入新型城市化。一方面，新型城市化强调城市发展要从空间蔓延、物质浪费转向空间紧凑、物质集约；另一方面，要将城乡生态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作为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一体化要求真正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结合起来，将治理农村污染、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来完成。
融入新型工业化。泰州处于东部生态盈余城市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高的区域。因此，应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有创新意识的中小型企业率先加入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行列，占领价值链高端环节，率先实现发展转型。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市场培育措施，鼓励规模工业、鼓励产业发展从高碳经济、线性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鼓励一部分企业从事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生产，率先实现泰州地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融入新型现代化生活。融入现代化生活倡导可持续消费，鼓励生活模式从拥有转向共享，本质是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而非简单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如果说高物质消耗--高生活享受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状态，而低物质消耗--低生活享受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态的话，那么我们要打破的就是传统发展模式中以上两个状态的循环，我们要融入低物质消耗--高生活享受的现代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景源,等.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戴星翼,董骁“. 五位一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诸大建.中国发展3.0——诸大建学术日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4][美]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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