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开发风险经营风险
一、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三、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
关键词：旅游业 风险管理研究 开发风险 经营风险
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
关键词：旅游业 风险管理研究 开发风险 经营风险
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性高潮。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路运输事业日渐繁荣，由于各种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铁路运输安全问题也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本文基于铁路运输事业发展的现实环境，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对铁路运输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为科学合理的进行未来铁路运输安全风险评估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铁路运输；安全；风险评估
0 引言
铁路运输安全既与车、机、工、电、等各个铁路单位联系紧密，同时也涉及到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领域，这其中有不少因素是我们不容易对其进行控制的，其生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客观上造成了铁路运输安全的弊端，使其面临着各种安全生产风险。在铁路运输安全风险评估中，比较常用的两种方法就是定性和定量。由于前者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多，评估结果的准确度比较低，所以，本文选择定量的方式进行评估。
1 铁路运输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安全风险管理指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可能造成的事故，避免可能事故的发生带来的各种损失，而进行的风险识别、危险源分析、隐患判别、风险评价，制定并实施相应风险对策与措施的全过程。
在当今社会中，国际国内范围有关铁路运输系统安全管理相关理论与知识普遍以欧盟的标准为主，比如EN50126，其风险评估中提到了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危险的可能性或发生的频率，二是危害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本文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理论，进行铁路运输安全的风险评估，具体分析了影响运输事故发生的人员素质、生产设备、生产环境和安全管理四方面因素（图1）。
1.1人员素质
人员素质影响风险管理的因素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工种工龄的长短，职业技能的优劣，受训时间的长短以及人员身心状态是否良好五个方面，具体情况见表1。
1.2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的可靠性就是依赖于其完好状态、养护维修状态和综合精度等方面因素的，其中，生产设备完好状态评估又可以从设备运转、设备能耗和安全防护 这三点来进行具体的评估。
1.3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影响风险管理的因素包括工作环境、气象环境、人员暴露的频繁度三方面来分析的，其中，工作环境中涵盖了厂区的噪声、尘埃以及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防控等方面，关于其评估分值共分为五个条件，10分为非常好，8分为好，6分为一般，4分为不太好，2分表示非常差。气象环境的评估主要是以其造成的危害程度为标准，同样分成五个等级，并用五种颜色标记，10分为没有影响，记为白色，8分为一般，记为蓝色，6分为较严重，记为黄色，4分为严重，记为橙色，2分为非常严重，记为红色。人员暴露的频繁程度主要反映了在相对危险的条件下工作对员工工作的影响程度，具体同样分为五项标准，10分为基本不暴露，8分为有时会暴露，6分为总工作时间内有1h是暴露的，4分为有一半的工作时间是暴露的，2分为全工作时间暴露。
1.4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部分的影响因素包括四部分，即风险监管体系、安全风险教育培训、安全风险投入和事故应急处置。对于这四项的评估，需要在站/段安全委员会领导，车间主任参与并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具体执行的条件下进行，对于评分结果，最终报由站/段安全委员会处理，结果中的分数越低，表明指标完成越差。
2 风险评估下的风险管理
关于风险评估下的风险管理，本文主要从两点进行阐述，一是风险的分级管理，二是动态安全风险报警。
首先，风险分级管理就是以风险评估的各项结果为依据对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因素进行分级管理，本文根据风险的重要程度分成五个等级，即特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以及可接受风险，五种风险等级需要管理者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并采取不同程度风险控制措施。
第二，关于动态安全风险报警。根据车间对每个班组提供风险信息的统计，对风险指标数据库进行实时更新，通过计算机安全风险监控，实现站/段统一管理的动态安全风险报警显示信息。
3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铁路安全运输的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理论对其进行了具体分析，分别从人员素质、生产设备、生产环境以及安全管理四个方面加以阐述，科学合理的对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各影响因子做了详细分析，有利于在未来铁路安全运输评估中，通过量化的评估方法实现铁路安全风险管理分级，并能够实时进行安全风险报警。
【参考文献】
[1]张伟.铁路运输安全风险管理研究.第三届铁路安全风险管理及技术装备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12（05）.
[2] 袁永强. 设备技术状态综合评价方法的探讨[J].科技信息，2010（3）.
[3]黄川.浅议安全风险管理与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哈尔滨铁道科技.2013（09）.
[关键词]风险治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民主模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79―07
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也为理解“政治”、“国家”与“民主”等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风险社会对主流代议民主模式的根本挑战，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主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本文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贝克、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大卫・格里芬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风险治理对发展民主理论的可能影响，集中分析了风险治理与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风险社会：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具体体现在：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第33页)。而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第一，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第二，风险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第三，现代性世界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第4页)。吉登斯详细比较了前现代与现代风险环境的区别(见表1)。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反思和检视在根本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展开的，认为风险社会的浮现，为理解“民族一国家”、“政治”与“民主”等政治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
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情势，人们对需要社会变革乃至激进重建人类生活样式的主张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一场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环境灾难可以催生和坚定社会变革的政治意志。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个意识到其生存面临威胁的人类，究竟为何未能依据它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呢?在如何缓和、化解和规避风险的问题上，人类依然面临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曾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思路：即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
在当代环境运动早期，北美学者如希伯朗和奥福尔斯主张，环境危机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期待自愿地接受各种应对它的措施，因而只有强权的政府(甚至权威性的政府)将会迫使其这样做。(第154―155页)。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们认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难题的理想制度设计就是构建一个国际社会的庞大“利维坦”，借助权威的力量来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一致行动，为缓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奠定坚实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主义者特有的价值立场考察，人们认为一种享受绿色美好生活方式的政治和生态理念，往往和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不相融性。因此，在价值道德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激进的生态理念都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风险治理的理想制度安排，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样式，借助权威的力量确立人类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通过彻底抛弃民主本身，来实现风险社会条件下有效的国家治理。
另一派学者坚持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民主的新理由”，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实现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根本要求。在这种思路下，分权化改革、地方自治以及社区、家庭、教会组织等基层组织都成为可欲的制度选择。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也将个体的人作为天然形成的、道德上具有自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行动主体来对待，强调在民主地改变人们的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的自主这样一种道德要求，个人作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理应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责任，风险治理的道德基础恰恰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相容性。其次，可持续性和民主在本质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和规范性，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确定性的制度化，而可持续性也需要被理解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来不断创设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权威主义地“给予与施舍”的结果。同时，民主也好，风险也罢，都意味着任何事情无可争议的证据之获得具有不可能性。也正是因为任何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选择就是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展开辩论，制定需要定期评估与反馈的解决方案，借助公众争论、责任机制和定期选举等民主机制，严格遵循“谨慎性原则”，确保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消极负而后果抑制在社会大众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最后，基于历史经验的证据表明，无论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这个观点：权威主义体制在环境难题或者社会风险问题的治理绩效上，从长期而言可能胜过民主体制。而大多数西欧绿党的民主观念通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不仅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且也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民主政治的议题范围，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与社会风险事件的勃发，既增强了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人们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进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引擎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共生性与相洽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形势，在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上，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备选方案，交相登上历史舞台，毕竟通过公共权威的协调或者借助人类的自愿联合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加支持，也有理由更加相信民主主义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人性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因此，当发生有关风险问题的利益争论的时候，适当的价值和利益表达机构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调查或权威性的裁决与强制，而应该是一种公共论坛，人们可以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在做出决策之前，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争论、公共协商与理性妥协，达成集体行动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在决定风险治理的目标性质、具体手段和实施机构等问题上，应该坚守基本的民主原则，风险治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民主机制具体践行的过程。
二、风险治理：几种典型的民主理论模式
一般而言，民主的成长是一种过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形式的创新；二是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第108页)。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情势，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而再造现代民主政治显然是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战略转型的重点。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不同流派在分析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模式所构成的诸种挑战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新的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与重构，既涉及民主形式的创新，如生态民主和审议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也涉及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如生态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整体而言，考察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构建适应风险社会的新民主模式也就成为推动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损坏了代议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专家理性、责任机制以及代议民主政治的时空坐标，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风险社会的出现打破了代议民主的知识基础――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在风险社会中，由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专家们要么对新的风险措手无策，要么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乃至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人们对专家的风险应对能力越来越失去信心，人们对专家的社会信任也就随之达到历史的低点。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在面对核灾难后果的极端情况下，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第14―16页)。在风险社会中，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也许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是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中，他或她就和其他人一样无知。因此，在风险治理中，自然科学家不知不觉以某科-方式丧失了权力。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第28-29页)。其次，风险社会的出现损坏了代议民主运作的责任机制。贝克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第191页)。一方面，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查明谁该对风险负责(第143页)。最后，风险社会对运作代议民主的时空坐标提出了难题。在风险社会中，后代人面临比我们更多的危险。而在代议民主政治框架下，立法周期很短，并且子孙后代在这个体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能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行使发言权和投票决定权。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对子孙后代负责，实现代际正义是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空间上，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治理必须突破民族一国家的界限而达成全球治理，而代议民主仅局限在民族一国家内部才能有效运作。因此，风险社会的出现既是“民主的新理由”，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结晶的民主政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也是“民主政治坐标轴的位移”，需要我们推动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构建生态民主模式。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锐减、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灾难，人们日益感觉到社会风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事件也成为风险社会浮现的突出表征。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应该通过生态民主重新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生态政治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基于新的民主需求而产生的生态民主理论模式，使民主的内涵大为拓展。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传统民主体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亟须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第328―332页)。生态民主理论在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以及程序与法治原则三个方面实现了民主原则的绿色改版，在民主政治的主体、价值、道德和行为四个层面都意味着生态民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主体问题上，生态民主把动物与植物、无生命世界、生活于世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尤其是未来人都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正是通过承认人以外的世界以及未来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生态民主才成其为新民主。在政治价值取向问题上，除了重视物质与精神追求外，还倍增了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在政治道德问题上，生态民主赞同人与物之间的道德对话，在已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尽力不破坏食物链，不惊扰自然界，在道德上既不愧对人类也不愧对自然界。在民主政治行为方面，生态民主理论认为人类要向自然做出某些必要的让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必须有所收敛并格外检点，为了实现双赢，人类首先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同时，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善行贯穿始终，至多是容“小恶”而达大善，尽力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自然的关系(第161－68页)。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呼吁公民们必须谋求更大的权力，有效行使积极公民权，直接去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认为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利与环境福祉的社会。并且强调，生态学意义上所设想的广泛民主是一种直接或参与型民主，也就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合作与集体行动的基层民主(第138－142页)。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尤其是未来人，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也就是对未来的拓展。
在风险社会中，为有效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
任的均衡和分摊，而这些制度本身则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结果。在风险治理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构建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审议民主模式。要治理社会风险，人类需要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需要对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灾害与风险的不同观点进行理性评议。因此，民主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第317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导致新的民主治理形式出现。风险社会的出现赋予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协商民主。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型需要尊重参与、合法性等基本原则，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能局限于自由民主的常规政治体制之中，而要在由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所搭建的协商讨论之中开放(第104页)。审议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审议民主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民主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第7页)。审议民主为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分歧提供了最具正当性的构想，也鼓励公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虑公共问题，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是一种更优于代议民主的治理形式。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政治不仅应该关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应该关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所有决策，扩大政治议程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同时，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打破专家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应对风险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因此，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公共领域，因为只有一种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对技术进行指导的制度――政治与法律――得以实施，从而争取到其自身应该拥有的做出判断与裁决的权力(第131页)。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大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明确和肯定公民了解风险、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权利，因为没有公共参与的决策不仅会使政府机构为商业利益所掣肘，也常常导致公众对科学和专家权威不加批判地接受。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应该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形式上，则构建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审议民主政治。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意味着民主过程更为开放和有效，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面对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如生态系统崩溃、“人造”病毒的全球流行，或者由战争或意外事件而导致的核毁灭等，吉登斯认为审议民主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均存在局限性。审议民主基本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里，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太强的先验性。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在更大的秩序中考虑实现现实的和潜在的民主化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风险治理的对话民主理论。在他看来，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这种交往构成了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对话民主化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它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民主制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是关心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第116―128页)。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专家之间分歧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形成一套适合的制度或机制，扩展对话民主，促进分歧双方之间不断对话，以便更为有效地确定应根据谁的观点进行决策。同时，由于风险关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应增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扩展对话民主的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参与进来，在政府、专家、公众三方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政治的紧迫任务就是赋予这种对话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协商的范围必须很大，甚至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局限(第38-42页)。对话民主标志着从纯粹关注“生活机会”的政治向“生活方式的政治”转变，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人们应该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选择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有更警醒的意识。对话民主强调培育人们对自身、对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责任感，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同时，对话民主也不局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而是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因此，对话民主理论意味着民主机制渗透进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之中，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
面对现代风险的“全球化”，有学者主张构建全球民主模式来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很多现代风险具有国际特征，如全球气候变暖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很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全球性议题，大部分风险如生态灾难和核泄漏等都是没有国家边界限制的。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21页)。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第24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2003年的SARS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全球蔓延等，尽管它们刚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而全球民主是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制度框架。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认为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秩序之下，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有权威的机构去协调国家间关系，国家间处于敌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人类不能形成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协调机制，导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问题，引发了世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他呼吁用一种全球民主，一种真正不为金钱摆布的民主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展生态文明。一方面，全
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质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乃至全球化本身就是造成社会风险日益严峻的肇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某些机制性条件和制度性安排，比如全球性共识的达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际性治理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作用。风险的全球化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不断增长的全球风险意识使得人类在全球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风险为全球治理的出现展示了美妙的前景，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全球民主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使得全球治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风险治理的基本战略抉择。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政治局限于民族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疆界范围，而全球民主理论则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
风险治理与安全问题作为与人类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社会风险事件的频繁出现引发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同时，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风险也使得学者们在国家治理制度和自由民主政体本身两个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治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风险治理问题冲击和损毁了以代议民主为基石的自由民主模式，实现民主模式的再造是人类有效治理风险、走出安全困境的战略抉择。在民主理论的更新与再造方面，不同的学者们主张在坚持自由民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来深化与巩固自由民主，进而实现民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重构。风险治理作为一个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现实问题，成为刺激人类政治智慧、推进民主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也成为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三、基本结论
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风险治理问题，西方学术界不同的理论流派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对话民主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是一个把民主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全球民主理论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当然，目前的这些民主理论构想，不是要全盘废弃传统代议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是为了达成有效的风险治理，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自由民主模式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在巩固和深化自由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民主模式的创建。
[参考文献]
[1][德]贝 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3][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美]查尔特・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孙正甲：《生态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社会：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陈家刚：《风险社会与协商民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13]谈火生：《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科技哲学；世界风险社会；科技风险；科技政策；科技价值观念;文化
中图分类号：N02;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省略）一项对2010年坎昆世界气候大会持何种态度的网络调查数据表明： 86.74%的公众持“不乐观”态度。而在对本次大会能否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调查中，81.7%的人认为不能[14]。公众价值观念的风险化表明了公众对当代科技风险的普遍态度，而这却往往同主流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官方的价值判断存在差距。例如：就对转基因生物 (GMO)所带来的风险而言，态度在公众、专家和国家之间发生了分化。 见表1。
公众、专家和国家之间关于科技风险观念的明显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专家或科技理性的自我垄断；国家或科技政策的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工业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等各种形式的科技风险无不与科技的“独裁”密切相关。究其原因，就在于以科技为工具的理性主义的扩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在传统的风险评估中，科学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乎占据了绝对权威的地位，绝大部分评估工作都是在科技内部完成的。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发展成为风险的最主要的来源，而且新的风险涉及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实践领域，具有更高的决策性和利害关系，并涉及多方的利益关系。这时，问题的解决就不只要求科技的有效性，而且要求现实的可行性以及考虑各种实际的利益需求。至于国家层面，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主导的科技政策。尽管科技政策风险化了，但是，很多时候，这种风险是隐匿的或是被合法化了。
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必然又将带来新的社会组织秩序。新的科技风险为当代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新的制度和规范也必将真正打破科学技术以及技术经济发展的垄断，这便标志着科学技术的成熟与完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对风险的谈论开始于当潜在的灾难发生时我们对自己的安全不再信任的地方，风险的概念刻画了安全与毁坏之间的一种特有的、中间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对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的认识，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参考文献]
[1] Allen F W.Towards a holistic appreciation of risk:the challenge for communicators and policymakers[J].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1987(3-4):138-143.
[2] 哈里 奥特韦. 公众的智慧，专家的误差: 风险的语境理论[M].∥谢尔顿 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 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孟毓焕，译.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249.
[3] 赵万里.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3):50-55.
[4] Wolfgang Krohn.Sociey as alaboratory:the socialrisk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1994(3):174.
[5] 张春美.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文化价值[J].上海:探索与争鸣,2008(10):74-75.
[6] 乔 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M]∥大卫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64-65.
[7] 弗雷德里克 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M]∥大卫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2-135.
[8] 大卫 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M]∥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2.
[9] 皮特 斯特赖敦.风险社会中的冲突和民意[M]∥薛晓源,周站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1.
[10] 斯科特 拉什.风险文化[M]∥芭芭拉 亚当,乌尔里希 贝克,约斯特•房 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 缨,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3-88.
[11] 樊春良.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27.
[12] 任仲发.2010年全球共发生自然灾害950起经济损失1 300亿美元[EB/OL].省略/20110105/105299.shtml.
[13]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外科技政策评论:第一卷[M].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04-105.
[14] 和讯网.坎昆会议调查[EB/OL].[2011-06-30]http:∥vote.tool.省略/service/result.jsp?main_id=9361.
[15] 周桂田. 风险文化、专家争议与科技决策――迟滞型高科技风险社会之再思考[M]∥张茂桂,顾忠华.社会学：多元、正义、民主与科技风险.台北: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20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Culture in the Society of Risk
MI Dan
(Resear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Due to multiple risk factors and long project period of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pattern orienting at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and personnel of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establishes an inter-organ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ed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model， introduces the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outpatient service building project of a hospital，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关键词： 大型建设项目；动态风险管理；组织模式
Key words：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dynamic risk management；organization pattern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7-0056-03
0 引言
大型建设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建设风险高，在实际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施工单位长期沿用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对风险进行一次性识别后，制定静态的风险预防措施和应对方案，没有认识到大型建设项目的风险是动态变化的，随着项目的推进风险因素、发生概率、风险影响程度都是动态变化的，导致风险管理组织模式无法适应实际需求。随着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人们认识到风险管理是变化的管理（Change Management），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风险动态的管理的理论、方法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 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职能
大型建设项目涉及的组织众多，根据在风险动态管理中的职责，参与单位可以分为直接责任单位和间接责任单位，直接责任单位是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对项目动态风险管理具有决定性的、直接的责任，包括业主、施工单位、监理、设计单位等。间接责任单位不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对项目动态风险管理具有影响且承担一部分责任，包括项目投资单位、供应商等。建设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组织中应包括全部直接责任单位和部分间接责任单位。
1.1 风险动态管理的决策
业主是建设项目成果的所有者和买方，项目的总体目标、验收标准都是由业主指定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是资源提供者和决策者，决定着建设项目的管理模式和重大事项。因此，在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模式中，业主是天然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应由业主负责项目动态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流程制定和管理制度制定。
1.2 风险动态管理的监督协调
根据我国建设行业管理规定，监理单位虽然是受业主委托开展工作的，但具有较强的第三方监督职能，监理单位在确保业益的同时，也应该维护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大型建设项目参与单位的权益，在大型建设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模式中，监理单位承担着风险动态管理的监督协调职能。大型建设项目的风险是动态的、连续的，每一阶段风险因素受到上一阶段风险管理措施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阶段的风险管理，对风险的动态管理应该是连续的，监理单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法律赋予的第三方监督职能，督促业主单位做好项目风险动态管理，做好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原材料及设备供应商间的沟通协调，确保项目风险动态管理有序进行。
1.3 风险动态管理的执行
在大型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是项目施工的主体，也是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直接关系人。按照国际风险管理的惯例，风险管理采用“近因易控”的原则，能够最有效、最方便处理风险的部门应负责风险管理的执行，因此施工单位承担了大型工程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执行职能。设计单位是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的制定者，应承担大型工程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部分执行职能。
2 风险动态管理组织模式
2.1 组织形式
根据风险管理组织的职权和组成，大型工程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风险管理小组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①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项目参与单位共同组成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风险管理的决策机构，按照项目进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风险动态管理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风险管理委员会能够整合项目各参与单位的资源，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进行风险动态管理。
②风险管理小组。由项目直接责任单位组成项目风险管理小组，作为项目的风险动态管理机构，负责项目风险的动态识别、实时监控和风险管理。矩阵式组织结构形式灵活，其组织、变更、解散都是随着项目进展进行的，各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参与项目风险管理小组，能较好地兼顾组织的灵活性和工作效率。
2.2 组织人员
①风险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各相关单位本项目负责人组成，委员会主席一般由业主单位项目经理担任，在保证委员会风险动态管理决策机构职能的同时，确保委员会做出的决策能够有效执行。
②风险管理小组组织人员。风险管理小组是大型建设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执行机构，负责具体的风险动态管理工作，组长应由监理单位该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对项目风险动态管理工作负责。小组成员由各直接责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风险管理人员和项目经理组成，采用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人员组成方式。
2.3 组织结构
大型建设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的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组织结构中，风险管理委员是对风险管理进行审议、决策的机构，主席由业主方的项目负责人担任，委员会成员由各单位的项目负责人组成。风险管理小组由项目直接单位组成，在运行过程中以横向的单位职能为主、纵向的风险管理工作内容为辅。信息中心是风险管理小组下的实体部门，应由专职人员组成，负责项目风险动态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资料管理和信息化管理，包括制定项目统一的风险管理规则、编号、语言，及时汇总并保存项目风险管理涉及的信息和数据。
3 职责分工及工作流程
3.1 职责分工
在大型工程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执行过程中，应根据国内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依据项目合同中对各方责任、权利、义务的约定，进行风险动态管理组织搭建和职责分工。
3.2 工作流程
根据风险管理相关理论，大型建设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的工作流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跟踪和风险应对，这四个过程在大型建设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动态变化、循环进行的，形成了一个闭环的风险动态管理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风险动态管理阶段的循环不仅发生在项目执行的整个过程，在项目执行的不同阶段风险管理的四个过程也是循环进行的。风险动态管理就是针对大型建设项目中每一个风险循环过程，进行风险的实时识别、动态管理和积极应对，将项目整体的风险降到最低。
4 案例分析
在某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中，运用了风险动态管理模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该医院门诊综合楼是集门诊、治疗、保健多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化综合性医疗建筑，建筑面积为132000m2，综合楼建筑高度60.34m，地上13层、地下2层。该项目建设地点在市中心地区，医院对工程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项目具有工期紧、质量要求高、分包单位多、交通组织压力大等特点。为了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交付，施工单位采取了风险动态管理模式，成立了由业务单位牵头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由各参见单位共同组织的风险管理小组，制定了风险动态管理机制。项目计划阶段，风险管理小组经过评估，将重点风险纳入风险动态管理，具体风险情况如表1所示。
项目风险管理小组对以上风险产生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风险，量化评估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损失，如表2所示。
在表2中，风险损失为风险发生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人工费用、材料费、设备租赁费、赔偿金等。例如，一旦发生项目资金无法按时到位的情况，将导致项目停工，将产生较大额度的人员和设备闲置费用。上述风险都是随着项目推进不断变化的，按照风险动态管理的组织模式、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项目风险管理小组采取了风险动态管理的模式，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风险信息动态跟踪。安排专人对涉及动态风险的信息进行跟踪，例如天气情况、周边交通情况、项目资金流转、环保部门限制施工预告等。
第二，风险动态评估。在每周的项目组例会上，安排专门时间段对动态风险相关情况进行评估，对于当前施工阶段的重点风险，进行专题讨论和评估。
第三，风险动态预警。当某项风险的概率突然增加，或对项目当前阶段影响程度很大的，项目组将及时向各单位发出风险预警，并安排专人应对。
第四，风险动态应对。当风险发生后，项目组将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按照预案进行风险应对，并根据风险发展情况及时调整策略。
在项目组风险动态管理机制有效开展的情况下，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没有发生经济风险、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由于周边交通影响，发生了工期延误和建筑材料延迟；由于高考期间环保部门的临时管制措施，项目临时停工五天。上述风险对项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小于理论值。施工单位同期执行了某综合商业大厦项目，其规模、工期和医院门诊综合楼项目比较接近，商业大厦项目没有采取风险动态管理机制，该项目风险直接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从风险管理的效果来看，风险动态管理机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5 结语
本文针对大型建设项目的特点和风险管理需求，结合国内建筑行业风险管理现状，搭建了跨组织、跨专业、协同合作的工程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组织模式，对风险动态管理组织的职能定位、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组织人员进行了分析。通过在某医院门诊综合楼项目的实践，证明风险动态管理机制能够实现对工程项目风险的动态跟踪、动态评估和动态应对，有效降低项目风险损失。
参考文献：
[1]马秋柱.海外工程风险动态管理与风险预警方法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2]孙班军.企业风险动态管理模式[J].上海经济研究，2013，15（6）：24-26.
[关键词]混沌；网络舆论；危机；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2－0074－0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1年7月19日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4.85亿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一种新的舆论形式――网络舆论在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的迅速融合下产生。
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舆论引导与处置系统，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非线性混沌系统。网络独特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和舆论主体的泛化、分散等特点，导致舆论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预测、不规则、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因素不断增加。基于此，处理复杂系统行之有效的混沌理论，可以成为解决网络舆论危机及其相关问题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
本文将混沌理论引入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领域，对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
二、混沌理论
(一)混沌的定义。混沌(chaos)一词的本意是“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意思，但是它描述的对象却具有无穷的自相似结构。关于混沌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混沌学的开创人之一E.N.洛仑兹认为“混沌这个术语泛指这样的过程――它们看起来是随机发生的，而实际上其行为却由精确的法则决定”，“混沌系统是指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sensitive Dependence onInitial Condition)的内在变化的系统。对于外来变化的敏感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混沌。”虽然混沌现象表面上显得混乱无序，而实际上却具有深层次、规律性的特殊运动形态，它的特点是对于系统的初始条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在系统初始时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系统后期发生巨大的变化。初始的信息发生小小的变化，经过若干次迭代以后，就得到了惊人的放大效果，从而彻底改变结果。
(二)混沌的基本现象。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E.N.洛仑兹认为，系统的长期行为对于系统初始条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初始条件极微小的变化，经过混沌系统的不断放大，都将会引起结果巨大的差异。两个相互接近的轨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分离，最终造成不可预测的结果，此即被称为“蝴蝶效应”。
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奇异吸引子是混沌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吸引子是状态空间一种用以刻画状态空间中长期行为的几何形式，是耗散系统长时间演化的最终归宿。混沌系统中的奇异吸引子是系统总体的稳定和局部的不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混沌系统规律秩序的线索。它具有内在的分形结构，使得短期预测成为可能。
分形(Fractal)。分形是指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一个集合。自相似性是分形的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特征。“自相似性”即是说每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把其中任意一个局部加以放大，都将和整体相似。因此，任意一个小单元都是含有整体的结构和信息。分形体具有分形维。描写分形的特征量采用的就是分形维，简称分维(Fractal Dimension)。
上述混沌的三个基本现象明确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混沌是一种貌似随机性的非周期行为，其可由确定性产生；第二，对非线性问题的处理也不再是将其视为简单性问题的处理方式。这两个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混沌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混沌现象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网络舆论事件中的混沌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三、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
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特征和性质来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普遍性、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这些都表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系统及其演化具有明显的混沌特征。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不确定性是混沌现象内在随机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混沌是一种貌似无规则的运动，具体是指在确定性的系统中出现类似随机性的一种行为过程。从数学机制上看，这种随机性是从丝毫不带随机项的方程(如差分或微分方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内在随机性。因此，不仅网络舆论事件的风险是恒定存在的，其发展过程及其后果也是内在不可确定的。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突发性、传导性是混沌现象的结果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在非线性系统中(如网络舆论事件中事件的发起者和传播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输入的微小误差将导致输出的巨大漂移。在现实系统中，由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初始时刻“差之毫厘”的偏差将随时间指数放大，以至最终导致无法把握系统的未来行为。在网络舆论事件中，也存在着风险传导并引起突发的机制。如在一定条件下，信息没有及时公布，舆论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一些不实谣言和传闻的负面影响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点扩散到一个面，从而使一个小的错误信息在迅速传播过程中被指数式放大，以至传染性地爆发网络舆论危机。
不可逆的熵增效应。熵增效应是指一个系统的不可控的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该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紊乱，有序性渐减弱，无序性增强，即熵增现象。具体到网络舆论事件，如果网络舆论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处置，网络舆论中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表现出不可控性，就将导致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效应的产生。如“史上最恶毒的后妈虐童”事件、“碘盐可以防辐射”造成抢购食盐风潮，就是网络舆论传播中舆论没有得到有效引导而使负面效应不断放大的一个典型范例。
四、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
(一)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概念。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是指从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造成可感知的损失这段时间内，对网络舆论尤其是负面舆论传播的风险加以评估并及时进行妥善控制，从而达到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目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意义在于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及早对可能产生的现实危机的走向、规模进行判断，及早通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二)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任务和实施步骤。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管理是网络管理的一种管理模式。从技
术操作方面来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管理是包含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及措施的系统过程，其目的是减少和化解网络舆论危机和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范围。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1)识别网络舆论事件各种可能产生的风险；(2)评估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概率和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3)确定网络舆论事件风险消减和控制的优先等级；(4)确定有关职能部门承受该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能力；(5)推荐网络舆论事件风险消减的对策。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是对网络信息安全状态的一种认识方法，是在已有的信息资源和安全控制条件下，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舆论事件的一种预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要收集的信息一般包括舆论事件信息的资产价值、威胁、影响、脆弱性、已采用的应对措施和舆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等，将这些信息作为风险评估的输入要素，风险评估结果的可信度直接取决于这些输入要素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三)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主要涉及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理论与方法，包括网络舆论事件的动态演化基本原理，揭示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现象以及网络舆论事件引导与处置的理论与方法，如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诊断、预测、控制、评估与防范的原理与方法等。
如前所述，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及其风险评估既是一个复杂的舆论引导与处置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网络舆论事件具有的突发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给非线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混沌理论应用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提供了可能。混沌理论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1)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即蝴蝶效应；(2)临界状态，这是非线性事件发生的邻界状态点，也是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向网络舆论危机演化的临界值；(3)分形维，这是将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测度与整个网络事件体系是否存在混沌状态统一起来，即有序和无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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