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的特点、方式及性质对社会危机产生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信息环境的建构、媒介形象认知、媒介信息传播与认知惯势。
1、信息环境的建构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信息供给建构了公众认识社会的信息环境。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时而不隐蔽、注重事件而非知识、强调客观而非主观解释。因此大众媒介提供的零碎化、事件化、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往往不能给公众建构起一个完整、清晰的信息环境。
现代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点，当社会危机涉及到公众基本的价值观、信仰、生存及生命安全时，社会危机的强度就增大，对公众的心理及行为影响就强烈。当社会危机强度超过公众心理承受有极限，而大众媒介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社会危机图景时。公众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就处于混乱和混沌状态，无法建立清晰的信息环境，使得决策缺少足够的信息依据，公众在行为上就会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极有可能爆发。
显然，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作为公众信息环境的主要建构者，大众传播媒介应，在恪守及时、客观、真实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尽可能提供相关的知识性、解释性和引导性的信息，帮助公众建立完整、清晰的社会危机信息环境，为公众行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媒介形象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形象是公众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传播方式、信息特点等方面的评价而形成的媒介印象，主要包括公信力和权威性两个方面。公众对媒介形象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其对该媒介传播危机信息的认可程度。对于公信力淑威性较高的媒介，公众接受、认可其传播的危机信息，其现实的社会危机图景与该媒介建构的危机图景较一致，此时大众便将媒介的信息作为行为依据。因此，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公信力与权威性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能较好地引导公众处理危机，能有效地抑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减轻其危害程度。相反，对于公信力、权威性低的媒介所传播的危机信息。公众通常持怀疑甚至是拒绝态度，并结合个人经验、知识及其他信源重新理解该信息，二次建构社会危机图景，并按照个人二次建构的危机图景处理应对社会危机。这样，即使公信力、权威低的媒介及时、真实、客观传播危机信息，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也不可能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
3、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与公众认知惯势
信息传播惯势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受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观念、媒介定位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的刻板模式。信息传播惯势一方面影响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公众信息认知惯势，即公众受媒介信息环境、信息传播惯势的影响对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形成的刻板和一惯的认知。以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长期以来形成“报喜不报忧”、“高调宣传”、“稳定是重中之重”等传播惯势，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社会危机信息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与其传播惯势一致的信息，掩饰、减轻社会危机的真实情况，结果导致危机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客观地传播。同时，受认知惯势的影响，即使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传播了危机信息，公众通常会依照惯势思维进行扭曲，一旦这种行为形成定势，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危机面前就失却了话语的主动权，失去了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主动地位。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的建构、自身社会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着负功能，因此，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何策略性地传播危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进行危机信息传播的策略性选择
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政府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享有权威的信源，具有强大的信息控制力。”但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不可能不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环境建构、媒介社会形象及受众认知惯势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政府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的效果。因此，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应遵循以下策略。
1、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增强传播的社会效果。
社会危机关系到公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价值信仰等，公众关注度极高，政府此类信息本身就包含着较高的传播价值。但由于受到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影响，有些政府部门对危机的真实情况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形式化、政策化，信息含量低，空洞无物，这样一方面导致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措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公众无法从政府信息中获得权威、准确和实用的信息，转而寻求其他信源，极可有导致信息混乱，同时也给流言的产生、传播创造了空间，也让媒介本身的社会形象受到影响。2005年11月哈尔滨水污染事件中，市政府宣布停水4天，但隐瞒了停水的真相，一时间，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导致人心惶惶。而在2007年无锡市“蓝藻事件”中，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向公众披露消息，有效地避免了市民的恐慌，及时控制了谣言的传播，为政府化解危机赢得了时间。因此，政府在大众媒介上危机信息同样应遵循及时、客观、真实等传播的基本原则。给公众提供可信的行动依据。有效地抵制流言的传播及影响，提高公众解决社会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2、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合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为避免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的负面影响，政府应积极、主动与媒体合作，及时、准确政府处理社会危机的各种信息。要敢于打破常规，采取特殊形式。对政府的危机信息进行特殊处理，增强政府危机信息的传播效果。这样，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以特殊的形式政府信息，可以提升甚至改变媒介的社会形象，有助于媒介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危机事件中，政府要与媒体进行有效地合作。通过媒介平台来信息，引导舆论。同时在大事发生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也是塑造媒体形象、提升竞争力的有效契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破格”形式危机信息增强了传播效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舆论引导，展示政府的责任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增强公众处理社会危机的信心。
3、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加强危机预警与监测功能。
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信息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政府及有关部门。政府应及时、主动向主流媒体危机信息，借助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加强危机预警及危机监测，及时公布危机发展、变化情况，科学指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主流媒体的缺位，就必然迫使公众通过公信力较低、可靠模糊性不定的渠道获取信息”。结果可能加深社会危机的程度。
现在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全国招生，生源面较广，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来自开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相对较好，而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薄弱。而且由于高中的教育模式，尽管很多学生的英语应试成绩很高，但英语的运用能力较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等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因为考上大学了，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或是看重专业课程，而忽视了英语的学习，英语往往成了大学生的学习摆设，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靠的是高中的英语基础得以通过，而一旦英语考级通过，就很少在学习。但也有很多高校学生，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完善，以及教学理念的新颖，学生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通过互联网交流、学习。
二、大众传媒对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改变了大学英语教育模式。以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下为主体，主要是“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采用听、记、模仿发音的学习方式，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课堂以后，这种单向性的学习模式被打破了，大众传媒方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等，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体现，致使教学与学习的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教师也不再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师生之间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交流，相互探讨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得到不断地曾强。而在传媒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讨论中去，形成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大众传媒还打破了地区间教学水平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受地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学英语教育一直被重视，获取的信息资源较新、较快，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就可以共享英语学习信息资源、搭建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教学课件共享、网络教学与授课，将更好的教学资源以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播。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大众传媒更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内容。英语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介绍，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重视，摘选优秀、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价，使得英语的学习，不仅是一门文化的学习，更是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下，引用一些重要实事讲话、文学赏析、经典歌曲、电影等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加生动、深刻的学习与掌握英语。就大学生而言，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方式，也随着大众传媒由传统媒体转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导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大学生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收听英语国家的电影、电视及时事新闻等，及时、准确地获取英语国家的信息，拉近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距离，提升了英语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寻找学习资源，了解英语文化内容。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大学英语的学习方式多样化。
三、在大众传媒背景下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资源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存在，使教育资源公开分享，这可以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走向国家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技术及时地宣传和传播英语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比较与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大学英语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大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了解的加深，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大学课堂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了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由此，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英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加促进其市场化。
四、结束语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一)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
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求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血与肉的联系，使得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具备了其他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舆论组织。二是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功能能转移公众的群体意识，并对公众关注的政治热点进行引导、转移或化解。三是大众传媒的交往互动功能使信息得到反馈，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主客体的良性互动。四是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功能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情感上得到满足，使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得到净化。
(二)具有突出的民主特色
具有充分的民主性是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一大特点。其最高准则是让群众满意。要让群众满意就必须从基层出发、发扬民主性，同时还必须要成为群众与社会热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行民主管理的过程，其所坚持的原则是为民服务制，群众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权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而传媒组织应该经常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采集并研究，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社会凝聚力得到强化。
(三)拥有比较固定的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只靠空口说教，必须通过载体，利用多种多样的教育阵地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进行宣传。相对而言，大众传媒拥有一套独立的宣传阵地与活动场所，如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等，这让大众传媒更加容易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活的需要，让大众传媒有足够的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从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更好的渗透到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载体中去，进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加强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落到实处
大众传媒工作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就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机制，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与“十二五”战略规划齐头并进。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群众思想观念也随之与时俱进，传媒人员要对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并坚持继续深化认识、坚决贯彻。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作风，与时俱进，要分析问题、推陈纳新、由虚变实，必须要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他们还需要什么。不能在沿袭以前的那种系统性的务虚、脱离低级趣味活动的教育工作，应该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还应该增加与新文化、新娱乐、新焦点活动的教育，特别是那种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细化
注重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使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是近期提出十七届五中全会焦点。因此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需要细化工作，注重针对性，做到统筹兼顾。首先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好的调查，发现民众在思想道德上所存在的弊端。其次是要注意分层，人民大众不管是在思想高度还是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的层次，所以应细心的分层观察，辨析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三是是要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如解决社会纠纷时，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对群众的帮助
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在“帮”上多下功夫。不能只局限于周边仅能接触到的事物，务必对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情况都要进行了解，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形势教育，引导群众从社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把群众心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利用传媒这个载体使普通大众在思想政治方面相互自学，相互评判，在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引导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活”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工作形式不能够过于死板，要多利用现在有传媒的各种科学手段与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进行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情操，逐步的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会让群众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这些形式也是最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起到较好的帮助或辅助作用。
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三分；大众传媒
党内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可以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1]。有学者解释：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时间关系而言，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2]《求是》杂志2003年发表甄小英、李清华文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3]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党内民主先行、再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路径。
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权力三分（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原则，重点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障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今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完全忽视大众传媒而单纯地谈论“权力三分”显然是偏颇的。那么，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前任务是以“权力三分”为原则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之后，大众传媒在新的党内民力框架下的地位如何？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努力过程中，大众传媒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一、大众传媒是否可以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大众传媒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在西方民主社会，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媒介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媒介权力不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隶属。正是在这样的权利关系结构中，媒介权力保持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旦政治权力的行使妨碍或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大众传媒就有权力发挥舆论的力量，最终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美国的“水门事件”，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式民主的“神话”，也可视为媒介权力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隶属的关系，大众传媒一直被置于党（政）权力的控制之下，一直未能构成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力量。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隶属关系结构。那么，在当前着力构建党内民主的新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反思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呢？
有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殊现实，我们当前所选择的党内民主的建设路径，其最大的特殊性体现在民主建设的“党内”限定，因而，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也不同于中国民主发展最终所追求实现的人民民主。由此，在考虑大众传媒的地位的时候，也自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第四权力”的存在。但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大众传媒能否作为党内“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之外的“第四权力”的地位存在呢？也就是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大众传媒所行使的媒介权力能否和行使决策权力的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行使监督权力的机构并列建构，不再是三权中任何一种权力的隶属，而是可以作为党内三权之外的一种力量，作为普通党员的代言人，代为行使普通党员的权利，从而作为一种党内的独立力量，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呢？
在我看来，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民主建设“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力量，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作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是党内力量的一部分，不会一步到位地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会变成一种有可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的党外力量。
其次，当前构建党内民主，是作为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因而党内民主不同于人民民主的特殊性必须明确。而将大众传媒作为的一部分，作为党内“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也正好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独特性相适应。
再次，将大众传媒视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将可在党内形成有效舆论监督，从而成为党内监督的一部分，对于约束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腐败，将无疑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舆论监督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这样看来，构建党内民主，在“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框架下，必须改变媒介权力隶属于党（政）权力的结构关系，必须改变将大众传媒视为“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旧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那么，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呢？
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既有定位于财经、体育、娱乐等领域的专业性媒体，也有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的都市类媒体，更有依然作为各级党委机关的宣传机构的党的媒体。不同的媒体，其功能定位不一，受众定位有别，因而媒体风格也呈多样形态。比较而言，能够拥有党内民主框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将主要是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或者说，在党内民主建构中，党的媒体的角色承当将是义不容辞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秀贵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7300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20%。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总体上远比其他人群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程度要高得多的事实。而且，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的纪律。因此，率先实行党本身的改革，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条件要有利得多，困难、阻力乃至风险也会小得多。”[4]依此逻辑，那么，党的媒体在党内民主的建构中，比较其他媒体也将会有以下优势。
首先是党的媒体的党性优势。在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水平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党的媒体的优势都是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所无以匹敌的，因而更适宜于党内民主的建构。
其次是党的媒体人才资源优势。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原因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媒体人才聚集于党的媒体，尽管这几年出现了一部分人才流失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党的媒体采编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与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媒体经验。
再次是党报的媒体的经验优势。党的媒体，特别是党报媒体，曾经在党的民主建设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譬如，《人民日报》等各级党委机关报就曾几次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其他党的媒体之外的大众传媒所不具备的，也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宝贵财富。
最后是党的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的媒体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的记者，党报记者在党和政府的新闻采访中能得到更多的便利，拥有更多的权威性消息来源，因而他们的报道也更具权威优势。体制因素对传统党的媒体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在现阶段是一种独有优势。
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构架下，将各级党的媒体在功能上不再仅仅定位于宣传工具，而进一步明确定位于一部分的“权力三分”构架下的“第四权力”，致力于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内民主功能，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将各级党的媒体的受众定位于党内成员，不再去和都市类媒体争夺一般社会受众。有此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有党的媒体所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不应该再有党的媒体“边缘化”[5]的质疑和担心。
倘若我们固步自封，继续固守党的媒体宣传工具的功能定位，不能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革新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那么党的媒体就难免会有落后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危险。
三、党内民主构架下的党的媒体应发挥什么样的民主功能？
汪孝杰认为：党报“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还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联系功能、监视功能、组织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党报的政治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传达政令，促使政令畅通；二是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6]这样的对于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显然是就党的媒体的一般逻辑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定位，但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媒体的功能发挥也将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譬如，党的媒体的“喉舌”功能定位，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倘若将党的媒体置于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权力构架中，置于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承当中，党的媒体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功能呢？
在我看来，考虑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历史任务，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现的主要是两大党内民主功能的发挥和承当。
1.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重点就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易生腐败的问题。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防治腐败，除了实施分权，将权力进行三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舆论监督将无疑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涉及“舆论监督”的论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无疑，中共中央于2004年1月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现实任务，将是理解和把握党的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新内涵的重要依据。
首先，《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样的党内监督的对象无疑也将是党的媒体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实际上是将党的权力的行使置于可监督的约束之下，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次，《条例》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并提出“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由此，舆论监督被定位于党内监督“合力”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再次，《条例》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主要承当者是“新闻媒体”，而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框架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新闻媒体”也将主要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党的媒体。
最后，《人民日报》2004年2月18日《条例》颁布所发表的题为“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的“社论”中提出：“要把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的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加强党员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党的媒体的舆论监督体现的是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因而，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逻辑，那么，舆论监督也应当是先党内党员舆论监督后党外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逻辑，以党内舆论监督示范和带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以提高舆论监督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实效。
2.保障党员知情权的功能
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当然是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追求目标而言的，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的人民民主建设路径，那么，当前的党内民主建设，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党员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四权”当中，党员的知情权则是所有其他权力的基础，没有知情权的满足，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情权是其他各项权利的先决条件，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最重要方面。”[7]知情权也是现代民主的最根本要求，是保障公民民利实现的基础。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无疑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方。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将权力的行使为人民、首先是党员的知情，防止权力运行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使权力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当前，作为反腐败的一项举措，我国的一些权力部门虽有一些政务公开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缺乏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和实践上可操作的程序，一些权力的行使者依然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残余，将其所垄断的信息作为一种权力，因而，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保障。
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党员的知情权就无疑将被置于保障的优先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不仅需要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性法规以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保密事项的具体界定，而且需要党的媒体的积极介入，及时全面地报道和提供政府信息。党的媒体还不仅是党员知晓权力运行的信息的管道，还是党员群体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公意表达的舞台。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党员个体不可能对结构庞大的公共权力组织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党的媒体也将承担着党员权利的代言人的角色，以一种组织的力量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如果我们今日发展党内民主，忽视党的媒体的作用和功能发挥，那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反腐良方也将难见真正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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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正荣.关于所谓“党报边缘化”[J].新闻知识.2004，8.
摘要：从新闻传播的规律角度分析，传媒在传播风险时面临着理论困境，即新闻（预测性报道、新闻策划）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传媒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杨学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摘 要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力量，对现代大学生的覆盖和影响越来越广。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体育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本文将对主要的影响因素及负面影响因素进行论述分析，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积极促进良好的体育氛围和传媒文化的形成，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体育信息 现代大学生 体育生活
在现代社会，体育离不开大众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也离不开体育。社会越发达，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就越密切。可以说，媒体已经成为当代体育存在空间的重要纬度。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已经成为当今体育界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目前现代传媒传递的信息纷繁芜杂，包罗万象，致使很多大学生已接受大众传媒体育信息时丧失了辨别能力，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体育知识方面的影响
随着我国体育热潮的逐年增高，报纸、杂志、电台等宣传媒体中“体育园地”不断扩大，其宣传数量之大、报道类型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发展，使大学生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丰富的体育知识。比如，一些“贵族”体育运动——高尔夫球，这项体育运动传入我国较晚，在平时体育生活中以大学生的经济生活条件是不可能接触到的。因此，对此项目感兴趣的大学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他们想得到的相关信息，可以了解高尔夫球的比赛规则，从而丰富大学生的体育生活。
（二）大学生体育价值观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开始意识到体育运动不尽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品质，还在塑造健全人格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大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体育价值观形成是有外界因素影响的，特别是自己所处的生活、学习环境、现代传媒都是学校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对他们进行刺激，促使其对体育从感性上升到一定的理性高度，逐步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对于体育课在学生体育价值观的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校大量扩招后，因受场地器材、师资力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体育课程在内容设置，教学手段方法等方面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就会对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态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去认真对待和解决。
（三）偶像崇拜方面的影响
随着现代通讯设备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体育名星利用大众传媒打造并发展在大众面前具有较高知名度、名誉度的运动员形象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重心向高等院校转移，打造学校体育名星，可以促进学校体育竞技水平的提高，可以用来吸引人、筹集资金、提升品牌，为学校竞技体育繁荣发展和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偶像崇拜”现象。在偶像的崇拜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他们为自己崇拜的体育明星加油助威，甚至不怕长途跋涉，请明星偶像合影、签名，收集有关明星的生平资料及爱好，穿明星代言的服装，用明星选用的体育器材，甚至打扮成明星模样的发型，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所崇拜的偶像身上，体育明星对大学生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现代大学生体育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体育暴力方面的影响
由于大学生心智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若传媒的报道虚假失实，或经常发放含暴力和不道德成分的体育信息时，他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熏染，思想行为受到不良影响。如游行引起的交通阻塞，以及诸如球迷骚乱、烧扫帚、扔瓶子、敲打来往的车辆等行为，都包含着暴力的因素。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各种偏执的宣传却在不断升级，金牌的价值越来越大，而体育自身的价值却越来越淡漠。过热的宣传把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和运动员的期望带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并形成极度的感情倾向。
（二）丧失了大学生参与体育的热情
传播学先驱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指出：大众媒体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让人们沉醉在虚幻的满足之中；第二，由此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如今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画面形象逼真，声色并茂，内容丰富多彩，大学生还处于不能够完全控制放纵自己的能力，因此，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如果过分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媒介和网络带他们的虚幻满足，会使他们丧失参与体育的热情，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观看比赛和节目上。
三、结论与建议
从整体上来说，由于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体育健身逐步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通过传播体育知识、体育比赛、体育娱乐等有关信息，增加大学生对体育的了解，增强对体育的关注，养成对体育活动的爱好和兴趣，为终身体育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当代大学生体育价值观、行为方式教育，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对于体育媒介工作者，应注意规范体育的专业性宣传。其次使用多种形式的体育教育方式，打造良好的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最后要正面宣传“体育明星”，给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明星榜样。
参考文献：
[1]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M].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3.
[2] 林勇虎.体育的社会学探索[M].万卷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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