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群体心理；大众传播；网络暴民
一、集体的“精神统一律”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分三卷阐述了有关集体心理的诸多观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群体的各个方面。但是通读全书后不难发现，勒庞在书中提出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是基于他在正文开头就提出的一个观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1］这是勒庞在书中分析有关群体心理及其特征、成因等问题的根源，有关领袖和民众的论述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聚集成群的人”明确了勒庞群体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群体。正如勒庞所说，这里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1］也就是说，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了一种状态，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个人由孤立的个体存在变成心理群体中的一员，这是勒庞集体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自觉个性的消失”，这是这个论断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勒庞认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1］因此，个人进入集体，就意味着个体的意识和理性的消失，个人进入了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这种个人理性的消失，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最为严重的结果——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勒庞这句话值得挖掘的第三个点——“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由于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个体受群体心理的支配，很容易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打动，表现出许多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有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如果在个体理性的情况之下是根本不会出现的。集体中的个人，失去了自我的意识，任凭暗示、传染等作用支配自己的行为。总的来说，勒庞的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集体的“精神统一律”，即个体进入群体后，自觉的个性消失，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所做出的行为完全受集体无意识的控制，呈现出情感和思想的统一化倾向。
二、国内外学者的评价
（一）国外
勒庞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甚多，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就基本上全盘接收了他的观点。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认为，偶尔聚集的群体“就像在拱廊中躲避阵雨的人群一样”。组成这种群体的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或者人群，或者具体的经济实体，都没有责任的约束，这些都标志着个人的退化和消逝。［2］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理智的。但当我们作为群体的一部分时，便失去了理性，陷入集体的无意识的旋涡。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如帕克、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尽管对“群体无意识”的发现倍加赞赏，认为《乌合之众》“对群体心态作出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1］但在他看来，勒庞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却并没有对它们作出解释，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经济学家奥尔森也提出了不同于勒庞群体心理机制的“个体理性机制”，认为共同利益构成了集体和集体行动存在的目的。奥尔森否认个体性因进入集体而消失的观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他理论逻辑的起点，即个体总是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组成集体并不会改变个体行为的理性特征。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指出：“当个人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2］“无意识的要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集体的、普遍的人类特性”，［2］他肯定了群体中个人意志会消失，屈从于集体的意志，将勒庞的无意识的观点归结为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同时，他也否定了勒庞的观点的绝对化成分，认为勒庞群体心理学“相当傲慢地剔除了集体生活，尤其是群体生活中有意识和理性的一面”。［2］他的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与大多数学者相比，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公正的。
（二）国内
中国学者对勒庞《乌合之众》这一观点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是勒庞集体的“精神统一律”在中国最受关注的时期，由于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勒庞的集体思想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常燕生主编的《社会学要旨》中这样介绍勒庞的思想：“个人在平日孤立之时他的心理常常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但是一旦到了群众聚集地的地方便不觉被群众的意见所吸引而失其自主之力，这时他的心理已成为群众心理之一部分而非复自由独立的个人了。”［3］可见他也认为个人进入群体后，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自觉个性会消失。1929年，时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章益负在《社会科学大纲》中对勒庞进行了评价：“勒朋的群众，是丧失理智而纯粹受行动所驱使的；在群众中，个人的理智，如同沉醉一般，本能失了约束，于是放肆恣睢，异常猖獗，所以群众是蠢拙的。但是因为个人的特性消失，群众的心理反能一致。”［4］而在1949～1979年，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潮。这时候的勒庞，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其思潮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孙本文在1949年之后，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对勒庞的集体无意识思想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心理学派是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的伪社会理论，它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思想武器。”［5］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网络也是层出不穷，勒庞的群体心理学说再次引发学者的关注。熊一丹认为，勒庞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目前来看，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在信息井喷的时代，人们反而失去对信息与观念的思考能力。暗示仍然存在，集体的幻觉也常常出现，否则谣言也不会变本加厉地传播，人们也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常识。”［6］然而，学者刘朋立足于现在的网络时代，指出：“网络舆论颠覆了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状态的假设。网络上的群体不再是一个情绪化集体，而趋向成为个体的相加。”［7］他否认了心理群体会造成个体自觉个性的消失，认为网络上的个体大多是理性的，而不会出现“集体无意识”。
三、勒庞理论的科学性评析
（一）集体“精神统一律”的本质
从以上国内外众多学者褒贬不一的评价中，我们会发现，站在何种的立场、角度去看待勒庞的观点，是影响我们作出评价最重要的因素。有人说，勒庞的群体思想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产生的，时至今日已经不再适用了。但笔者觉得，《乌合之众》的“集体精神统一律”对大众心理细致入微的剖析，还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性的，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应该对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进行定性，从根本上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对勒庞来说，集体是一个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个体进入集体，实际上意味着个体性和个体意识的丧失，支配集体行动的正是那些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本能构成的集体心理或者称为集体的“精神统一律”。虽然勒庞也承认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但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隐藏在所有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力量。因此，“集体精神统一律”的实质是勒庞对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问题的思考。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想要表达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三个方面潜在的核心问题就是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勒庞曾明确指出“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个体不论什么原因被吸纳到了群体之中，无论个体的智商有多高，情操多么高尚，一旦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群体心理就削弱了个体智慧，还减弱了个体本身的特征，异质因素泯没在同质因素中，无意识的力量占据制高点。“集体无意识”理论并不是勒庞的原创，弗洛伊德很早便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将无意识区分为两个层次或部分，即无意识的个人层次和集体层次。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探讨的无意识属于个人层次，即个人无意识，他将进一步探讨无意识的集体层次，即集体无意识。［8］但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绝对不是荣格的复制版。勒庞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更深入地探究了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的内在成因，并系统化、理论化地分析了集体中个人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勒庞的理论中，人类共有的情感和本能是集体心理的唯一基础，这些情感和本能以三种方式创造出集体心理：首先，集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人性中的各种欲望和本能在解除了责任感的压抑后被完全释放出来。后来有学者又将其定义为“集合行为”中的“匿名性”。其次，情感的传染现象。个体的意志与判断力只在个体单独存在时起作用，一旦进入集体状态，集体情感马上会在个体之间相互传播。最后，在集体中的个人易于接受暗示。当个体进入集体时，人们的本能与情感因为责任限制的解除以及相互传染与影响而得到极大的强化，集体心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与冲动，任何暗示都会对集体的情感产生强大的刺激，使所有集体成员都朝着暗示的方向行动。勒庞这三点对群体心理机制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恰恰解释了现代大众传播中许多的产生原因，如网络暴民、网络上的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等。所以笔者认为，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揭示了群体无意识的本质，透彻地阐释了集体行为中个人的非理性因素。这对于研究群体行为和的社会心理机制，为的研究与处置，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
（二）网络时代的“乌合之众”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体验网络世界发声的自由时，不知不觉地成为网络上的“乌合之众”——网络暴民，参与到各种当中，充当了勒庞笔下无意识、低智商、非理性的“刽子手”角色，不仅在虚拟空间里进行攻击谩骂，更有甚者在现实中也会采取暴力行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网络暴民”属于一个极为典型的心理群体。在网络世界中，传播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一方面网民躲在屏幕后面观看着网络上发生的一切，网络上其他人的言论成为其获取信息的来源，呈现出一种被动接受的特征。当在某种重要信息影响下，网民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相同的方向，受到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从而聚集构成一个共同的“心理群体”。另一方面，由于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很容易被大多数人倾向的态度和立场所影响，形成“人云亦云”“随大流”的心理，以寻求一种集体认同的安全感。这时，传播的反馈过程并没有体现出个体的理性和能动性，反而在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的作用下陷入“沉默的螺旋”。2006年2月，网友在网上贴出了一组女子踩死小猫全过程的图片，引起了网民的强烈震动。有网友将虐猫女头像制成“宇宙A级通缉令”寻找线索。不到6天，被怀疑和“虐猫事件”相关的三个人的个人资料被网友公布，遭到网络群体的攻击和谩骂。同年4月，一位丈夫声称妻子有外遇并在网上公布妻子和情人的QQ对话记录，痛斥与妻子有染的“铜须”。随后网友“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并贴出“江湖追杀令”。短短几天内，网友查实并公布了“铜须”的真实身份、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并不断责骂和羞辱“铜须”。这两起事件导致当事人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上都遭到声讨、谩骂甚至人身攻击，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对其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以上的“虐猫事件”和“铜须事件”就是两起典型的由网络暴民煽动的影响恶劣的网络。事件中，众多的“网络暴民”在一个偶然事件的引发下，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立刻形成了一个声讨虐猫女和第三者的群体。“网络暴民”既不去调查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不考虑道德审判与惩罚行为的合法性，一味盲目从众地跟随集体的意见。同时，他们在网络中的匿名性使其行为在虚拟空间的包围中产生安全感，这便使得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当事人进行谩骂、诋毁等非常态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他们作为孤立的个体，在理性状态下绝对不会做出的。“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1］当成为网络暴民中的一员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与道德观和价值观相违背的人身攻击，沦为冲动易变、缺乏理性的“刽子手”。由此看来，网络上的“乌合之众”比勒庞笔下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要更具杀伤力。在网络日益频发的今天，众多的学者也都意识到了勒庞群体心理学对分析“网络暴民”成因及危害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网络，避免网络暴民频繁煽动言论、挑起事端，利用网民的群体力量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这些才是我们今后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结语
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对于分析群体的心态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性，是进行任何群体行为时无法忽视的重要理论。当今时代是一个群体时代，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造就了网络时代的心理群体，现代的大众传播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关注群体的力量。因此，勒庞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从而更好地解决现代大众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形成良性、健康的传播氛围。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7，10.
［2］塞奇•莫斯科维奇（法）.群氓的时代［M］.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9，200.
［3］常乃惪.社会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27：90-91.
［4］孙寒冰.社会科学大纲［M］.上海：黎明书局，1929：41.
［5］孙本文.社会学文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124-125.
［6］熊一丹.解读群体心理——读勒庞的《乌合之众》［J］.新闻世界，2014（8）：291.
［7］刘朋.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的特征：乌合之众的反叛［J］.现代传播，2010（11）：167.
一、高校危机传播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高校危机传播的见解，总的可分为四个方面：（1）校园危机策略，如：赵中建提出“学校危机管理即学校管理者根据学校的危机管理制度和计划对学校危机进行预防、处理和复原的策略应对过程，并应当成为学校日常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塑造高校的形象、树立信誉，如石奎在“论当前我国高校形象建设中的危机管理问题”中，提出了化解危机，塑造高校形象的应对策略；华荷锋的“高校信誉危机管理：一种系统的处理方略”； （3）化解学生心理危机，如李洪华等提出“大学生心理预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状况、行为模式等事实或现象的解读和剖析，预测变化趋势，认识发展规律，并借以预警信号，采取防范措施，从而帮助大学生合理地缓冲与释放一些潜在性的心理风险”。（4）危机信息沟通，如伍聪论述了如何与师生、家长、媒体等进行信息沟通。不难看出，内地学者缺乏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高校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控制的专项研究，未能真正建立起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全方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高校危机传播管理模式。特别是缺少从受众群体心理的角度对高校危机传播中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大学生的研究。本文拟从群体及受众心理的角度，对大学生群体在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及行为模式进行分析研究
二、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受众心理特点
本文以高校危机传播的时间节点为参照点，所以取高校危机传播的概念如下：高校危机传播就是指在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持续期、恢复期不同阶段，在高校与校内外公众、校园媒体、大众传媒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和沟通行为。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传播包括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多种形式。
（一）高校危机潜伏期
在危机潜伏期，由于危机的潜在性，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不容易为人所识别，此时大众传媒一般还不会刻意寻找高校危机信息，暂时不会介入或有太大的报道动作。此阶段危机管理工作，本质上属于超前管理，而高校内部的信息传播沟通应该开始，特别是网络媒介的传播。
此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以认知心理受到强化为特点。认知心理指受众普遍存在的、寻求信息的心理现象，寻求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一个受众皆有一定的求知欲，希望了解新的环境，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外部以网络世界为主的媒介环境，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传播将声音、文字、图形、动画合为一体，使多种感官协同作用下同时参与信息接受。网络传播使大学生的认知需求心理得到充分强化，提高了环境适应的决策能力。
（二）高校危机爆发期、持续期
危机爆发期、持续期高校所处媒介信息环境变化剧烈，不确定性比较高，人们急于通过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信息以把握环境、摆脱恐慌、做出决定。这个时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主要特点是：
第一，海量和虚假信息带来的紧张和防卫心理。网络最大的益处就是带给受众大量的信息资源。网络资源呈现出的无限扩张和不断更新的海量信息与广大网络受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矛盾容易导致网络受众产生紧张心理，产生防卫心理。约翰・奈斯比特发出过警告：“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
其次，道德的自我约束心理弱化。网上的虚拟世界使网络受众产生“去个性化”现象。而由于网络道德体系尚处于襁褓之中，广大网络受众约束力不足和道德自律意识不强，导致大学生受众的本能需求表现得非常强烈，必然引发一些不道德行为。也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三）高校危机恢复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事件已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不是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危机进入了恢复期。高校要运用媒体帮助公众反思危机，展开教育、普及报道，完善人们对危机的认识结构，防止悲剧的再次重演。
在恢复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特征是迷茫。网络所具有的海量信息资源成为不争的事实，在给受众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信息超载开始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历了危机传播中大量信息的淹没后，大学生受众如没有及时的引导和反思，只能是进入到对整个危机的迷茫中。就会如同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的：“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三、结论
从以上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的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的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在适当的阶段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唤起大学生对高校危机的理解、关心、认同和支持。应以使高校能顺利度过高校危机，维护学校的美誉度和相关公众的信任感，重塑学校形象。
【参考文献】
[1]赵中建，徐士强.学校危机管理―由“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上海教育科研，2003（08）：4-7.
[2]李洪华等.大学生心理预警机制构建之意义与实现途径.炭高等教育，2005，23（4）：80-82.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业心理；就业压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地位、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国家大力的倡导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完成了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大改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神速”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的问题。通过对陕西师范大学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一、陕师大学生就业心理存在的问题
在对师大1000名不同专业、年级、性别的学生进行调查访问之后，发现师大学生就业心理表现如下：
1、急于就业且就业期望值高
根据调查结果，49.73%的同学表示应先就业再择业，39.24%的同学表示要先择业再就业。由此看出：大部分学生选择先就业，而待业以及考研都只是在不能找到合适工作时的选择。在回答“您认为大学生就业心理存在什么问题”时，居首位的是“就业期望值太高”，占到56.22%。
2、看重工作发展前景、工资及待遇
调查结果显示，43.03%的同学会选择行政事业单位，31.46%的同学则会选择国企，5.73%的同学选择民营企业。由此可见：学生的就业趋向是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看重的是它们较好的福利待遇和较强的稳定性。
3、就业过程中焦虑心理突出
调查发现，师大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焦虑，占到45.0%。被调查的学生中68.22%的认为面对就业情形有一定压力，17.08%的人认为面对就业会感觉迷茫或不知所措，仅有11.24%的人会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很自信。调查显示，有超过调查人数一半的同学表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造成自身就业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他们就业过程中焦虑心理的原因之一。
4、免费师范生的就业心理
相对于非师范的同学，免费师范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有着自己的特点。
（1）在职业的选择上，免费师范生的就业目标比非师范的同学更加的明确，在择业的过程中盲目心理相对较小；
（2）在就业地域的选择方面，免费师范生从哪里来回哪去，跨省有条件的原则下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样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也会有所缓解；
（3）在薪酬的考虑上，由于职业的确定，免费师范生在就业的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学校各方面环境的好坏，对于薪酬待遇不做太多的考虑，就业期望值明显小于非师范的同学。
二、影响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因素
1、外部因素
（1）就业形势的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学生一次性就业难度不断加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许多用人单位提高学历录用标准，增加毕业生求职的难度，无形中给毕业生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2）高校师资不健全，课程设置和机构不合理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校招生的规模扩大了，师资、教学设备就日趋紧张了，全日制高校师生的比例逐渐扩大，专任教师的缺失严重。加上在扩招之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压力也在增强。就业心理指导缺乏系统性、实效性。
2、内部因素
（1）认知能力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或盲目自信或保守怯懦。 其二，对就业形势分析的欠缺。不能准确把握机遇。
（2）自我调适能力不同。从调查结果来看，就业心理与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有些毕业生性格外向，遇到问题能及时发泄，得到调整；而另一些则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他人交流，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调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期望值高”、“焦虑”等心态的出现是很正常的，当人们想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样的心理。然而当这些“期望值”和“焦虑”的程度达到一个值的时候，就显得不合适了。这些心理若是等不到及时的调节就会带来长久的负面情绪从而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师大学生就业心理的调适对策
1、自我调适为主
（1）树立正确就业观，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调整就业期望值。
从社会需要出发，把社会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主观需要。所谓大学生就业难，是难在找一份理想的同时也跟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大学生要想顺利实现就业，需要从社会需求出发，当前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多在中西部地区和一些小单位。要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关系，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生存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
（2）调整自我，保持心绪平衡。遇到工作难找，受挫折的情况，需要大学生接受客观现实，保持心绪平衡，及时调整因就业受挫而引发的心理失衡问题，及时进行自我调适。一方面要冷静对待。要认识到就业形势严峻的普遍性，增强自信，用心理暗示法进行自我调节，尤其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特长；另一方面要适度宣泄。找家人、老师、同学朋友倾诉，宣泄不良情绪，放松自己的心情。
（3）对于免费师范生而言，应该加强自身的教师教育修养。坚定从教的信念和无私奉献的决心。培养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就业心理。
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是要依靠大学生自身调节，这样的情况下，高校所能做的也就是引导了。
2、高校调适为辅
（1）将就业指导、就业心理纳入必修课，实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把就业指导作为年级的必修课程，重点做好职业意识、职业选择、职业发展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做好职业规划。
（2）拓宽心理咨询和指导的渠道。 一方面，通过电话、网络心理咨询；另一方面，与学校的校报等其它报刊合作开辟就业心理健康专栏。可以介绍毕业生心理咨询案例并对案例进行分析和点评；也可以邀请辅导员或心理研究人员针对学生当前遇到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说明和排解等。
（3）给予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以必要的支持。学校应该从政策上和师资上对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提供必须的方便，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确保就业指导和心理指导有序、有效地开展。
3、社会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在就业的过程中需要社会给予一些必要的关注。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基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而导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政府应严格执法力度，加强大学生就业市场良好环境的建设，统一当今存在的各种性质的招聘会，提高就业的效率。用人单位要建立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因为高校培养的人才是为用人单位服务的，而这不单纯是高校本身的事，所以用人单位也应成为大学生培养的主体，更多地为大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帮助其提高实际的操作能力，并积累工作经验。
四、结语
现今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凸显并不是由某一个原因引起的，它是随着个人成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其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撇开其他因素不谈，针对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加剧，我们应该更加明确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基础，要有高度完善的高等教育自身体系作保证，更要形成尊重个人，敢于张扬个性，个体平等发展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摘 要】相比于西方受众研究的热闹，我国学界对受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我国的受众研究或许存在的问题是想急切吸收西方研究的思想，以致体系混乱，难成系统。
关键词 受众研究 历史 现状
受众研究从未从大众传播理论中缺席，它与效果研究关系紧密，难解难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效果研究都从属于受众研究”。媒介研究的意义归根到底“要看这些分析最终能不能在媒介对读者和受众的影响性质方面有所阐发”。
一、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
2004年，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在《西方受众研究新进展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将其分为：受众研究早期发展、使用与满足与受众研究地位凸显、新受众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三个时期。结合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对受众研究的分析，现将西方受众研究分期如下：
1、受众研究早期发展
受众研究通常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表现为受众学说和受众调查两种形式。因此，受众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研究的早期，它最初起源于对广播听众的调查。受众首先表现为作为市场的要素，其次才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西方媒介受众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早期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有直接作用。真正的受众理论研究则开始于宣传研究，受众被认为是孤立、被动的个体。1949年，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用人口统计学原理来划分受众的类型，标志着具有独立学科地位受众学说诞生。他们发现，社会结构不同，受众对媒体的态度也会不同。
2、使用与满足理论时期
对媒介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有两次复兴，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有限效果范式提出，而人们也知道关于电视暴力会影响不同受众的说法，新调查研究方法，使得使用与满足理论形成。
近年来因特网和万维网的使用，特别是新媒介的交互性特点，使用与满足理论有了第二次复兴。
使用与满足理论之所以在受众研究的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于它使受众在媒介研究中处于一个更中心的位置，它把受众看做能动的参与者，突出了受众主体地位。
3、接受研究的出现
戴维·莫利1980年出版的《〈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标志着一种新受众观的出现：接受研究。接受研究，是一种受众中心理论，关注不同类型的受众怎样理解特定类型的内容。新受众研究对受众的接受、表达及其与意识形态、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和抵抗进行了研究。
社会学家Pertti Alasuutari提出，接受研究目前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霍尔的编码和解码展开的。第二阶段，围绕莫利的创新性的受众人种学研究展开。而第三阶段，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其中还包括对媒介研究本身的质疑。
4、框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框架分析理论。它假设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期望去理解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的。而媒介的贡献在于，影响人们的期望，并影响人们对于情境中固有暗示的解读。
信息处理理论关注个体如何处理和理解媒介讯息，它被广泛用于大众传播中，解释人们如何对电视新闻进行解码和学习。
西方喜欢用媒介理论来对研究历史进行分期，如他们把大众传播理论分为五个时期：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时期、大众传播科学研究视角出现时期、有限效果论时期、文化批评理论时期以及适中效应视角出现时期。因此，对于西方受众的研究，也以其中的杰出理论作为划分依据。上述受众研究理论是作为有限效果范式的反面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原则是：受众是积极的，并且通过使用媒介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二、西方受众研究的主要内容
丹尼斯·麦奎尔在对西方受众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之后，结合詹森和罗森格伦现代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五种分类：效果研究、使用和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将受众研究分为三种传统：结构性受众、行为性受众和社会文化性受众。
麦奎尔概括的三种传统，其区别不仅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和受众观的差异，还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结构性和行为性受众研究主要采用调查统计和心理实验等定量的方法，而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受众研究的主要结论：（1）不同的研究传统依次反映了受众研究在演变过程中阶段性的主流模式。（2）受众研究的重心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转移，从行为主义向社会文化研究视野转移。（3）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研究目标提供众多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受众研究异彩纷呈。
三、我国受众研究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陈崇山在《中国受众研究20年》的报告中，把中国受众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1、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82年—1989年）
1981年，北京新闻学会举行首次受众学术研究会，开始了我国受众研究的历史，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受众研究结束了零散无序的研究现状。
2、趋于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0年—1994年）
1989年的北京风波牵制了新闻改革的前进步伐，全国的受众调研跌入低谷。随着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展开，受众调研开始了新起点,受众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显性向隐性深入。
3、进入市场走向规范化阶段（1995年至今）
1995年之后，央视调查中心、索福瑞媒介等专门从事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媒介调查公司相继成立，受众调查进入市场,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四、我国受众研究的内容
我国的受众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学界对于受众的研究多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的。在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受众研究的123篇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的受众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历年的有关受众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常以受众的身份进行分类。如卢迎安《近年受众研究述评》将受众研究分为：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四类；或以媒介分为报纸受众、广告受众和新媒体受众三类。
李叶的《我国受众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背景分析》一文，指出我国的受众研究的发展。
1、从媒介本位到受众本位
改革开放后，受众调查兴起，受众受到重视，2001年，“受众本位”的概念提出，一切传播活动要以受众意志为转移，以满足受众需要和提高受众素质作为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从受众基本行为特征向受众思想观念与媒介的关系转变
受众研究最初，调查研究一般从基本需要出发，通过对受众基本行为特征的了解，掌握不同受众的媒介行为及其对媒介的评价等等，之后，媒介对受众思想观念、态度、行为的影响以及媒介对特定人群的作用受到重视。
3、从定性向定性和定量结合
我国最初的受众研究，以座谈会、受众来信来访等定性研究为主，受众调查在国内的兴起，标志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
我国的受众研究在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不同群体之中，大学生/青少年/农民工/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儿童；二是体现在受众与媒介的关系上（受众的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等）。我国受众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缺陷。
五、中西方受众研究的比较
纵观中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受众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它发展得太快。我国的受众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几经波折，框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进入受众研究视角；而英国的受众研究也出现新视角、新方法，戴维·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备受追捧。而受众调查研究一经引入，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但这种研究本身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实践操作和运用方面遭受商业性、功利性和无序性挑战；二是在学术价值方面，由于得到的成果多是描述性调查报告，没有太多实际的用途。而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更是拿来主义，霍尔、莫利、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
研究内容上，在受众调查发展的同时，相应的受众理论研究却并没有成熟。近年来，我们也研究受众心理、研究特定文化对受众的作用，我国的受众研究快速进入到麦奎尔所说的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的阶段。
我国的传播学发展，或许正如郭镇之在《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贪婪的吸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来不及细细咀嚼……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科学前沿，从而对过时的、不完善的研究方法失去了深究的兴趣。”
有人认为，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变得越来越私化，因此，受众，会消失。对于这个问题，丹尼斯·麦奎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麦奎尔认为，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受众，一是受众的分化，另一个是出现更大规模的受众。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强化了受众使用媒介的能力，为受众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传播和进行交流的可能。尽管，目前一些新媒介的发展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受众的行为。技术发展的潜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拓展而不是取代旧的“受众行为”模式方面。只要“大众媒介”依然存在，关于受众的传统含义和传统现实，也将继续存在并且仍然适用。或许，我们在大众传播受众研究领域，仍然有追赶的空间。
参考文献
①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新受众研究”之方法》[M].新华出版社，2004
②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③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④刘燕南，《〈受众分析〉解读与思考》[J].《现代传播》，2006（1）
⑤廖圣清，《西方受众研究新进展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09（4）
⑥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J].《当代传播》，2001（1）
⑦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中）》[J].《当代传播》，2001（2）
⑧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下）》[J].《当代传播》，2001（3）
⑨白贵，《从无到有：中国受众研究二十年》[J].《新闻记者》，2001（12）
⑩郭镇之，《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J].《现代传播》，1994（3）
【关键词】受众；受众研究；修辞学；传播
受众研究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我国的修辞学传统对于受众的研究“向来不够重视”[1]172，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是一张白纸”[2]139。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市场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而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信息的主动消费者、选择者、主导者和制造者。在一定意义上，传媒研究“一直是受众研究”[3]447，传媒经济“从本质而言就是受众经济”[4]109。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受众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重要和意义深远的领域”[1]179。本文主要从西方修辞与传播的角度探讨受众研究的成果与思路，并对国内的受众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受众及其概念的变迁
受众即英语中的audience，源自希腊语，意为“倾听”。古典修辞学时期，主要指集中在某一地点的演讲听众和观众，后来概念逐渐扩大，也将读者包含在内。随着现代修辞学与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大，受众的含义越来越广，不仅可以指出型集会的听众，也可以指演讲人、作者、出版物的听读者，还可以指通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媒介接收特定信息的群体，甚至可以指特定信息所针对的“幻想群体”[1]174。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时期的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推广和应用，传统定义中的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获取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使用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受众不仅包括与信息传播者对应的信息接受者，也包括信息传播者本人，对于信息传播者而言，受众不仅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信息的接受者不仅接受信息，可能也参与信息的使用与制造，并有可能也转化为信息的传播者。正如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受众一词所指的对象正在消解”[5]127。
西方传统的受众研究
传统的受众研究。受众研究在西方的研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不过古典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主要指演讲的听众与观众。为了论述方便，传统的受众研究大体可以分古典修辞学时期和近代修辞学时期。
古典修辞学时期，柏拉图非常强调听众的作用，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理解听众的本质对于演讲的重要性。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家都认识到了听众在雄辩与劝说中的作用，例如早期的诡辩家高尔吉亚认为，词汇的声音，如果用技巧精心设计，可以俘虏听众[1]311。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汲取了古希腊修辞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对受众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6]亚氏对于青年、老年、壮年、贵族、富人以及当权者等群体的性格，以及愤怒、友爱、恐惧、嫉妒、怜悯、镇定等十六种情感做了详细的分析，是西方文明史中最早也最全面的关于受众的描写，是古典修辞学时期受众研究最为经典的成果。
近代修辞学时期对受众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修辞学家坎贝尔牧师。他认为修辞即能动地改变观众的过程，其目的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影响意志”[7]1。受到当时功能心理学影响，坎贝尔关注大脑如何发生作用，把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了以理解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修辞学，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
现代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几乎变成了辞格的研究，修辞学传统陷入空前的低谷，成了一门“垂死的学科”[8]907。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写作与言语交际学兴趣的增加，修辞学悄然发生变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人们更多地使用“写作”、“文章学”或“交际学”等取代“修辞学”，在当时“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西方修辞学以新的面孔重新开始了新的复兴，受众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并得到快速发展。
其一，文章学或写作领域。19世纪末，美国大学开设了写作课之后，写作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现实—传统派、过程派等写作理论流派，学者们探讨了写作过程中受众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于受众的意识和理解能够提高文章的质量，提醒作者与受众交流。当代西方修辞学家韦恩·布斯就讲，写作犹如演讲，必须考虑接受者、场景以及预期的回应。其二，新修辞学运动。从20世纪早期的言语交际热到五六十年代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言语交际学、文章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将受众研究与当代哲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说写者转向听读者，强调受众在言语交际、论辩效果以及知识建构中的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佩雷尔曼和泰特卡。两人认为，论辩的目的就是赢得听众的支持，听众的信奉既是论辩的目标又是论辩的起点，他们区分了普遍受众与特定受众，对于论辩过程中受众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此外，新修辞学运动的领袖博克也对传统中的受众的被动地位进行了质疑。博克的观点拓展了受众研究的思路，使受众研究变得愈加复杂化与多元化。其三，读者反应批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文论开始把研究中心从作者转移到读者之上，尝试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研究方法，强调读者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作用，试图在对读者接受过程的研究中，把握艺术经验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规定性，由此沟通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之后，后现代主义更是采用独特的视角，打破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界限，对传统的受众观进行了颠覆。
关键词：行为主义；精神分析；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受众研究
传播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功能，早期并未被学者重视以及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直到1949年，施拉姆《大众传播学》的出版，才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成立。在《大众传播学》一书中，施拉姆修正和总结归纳了心理学、新闻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开启了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之路。基于前期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大量的定量与定性研究，传播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同时，在此过程中，传播学又与其他学科的各种研究互相佐证与融合，互相吸收彼此的理论来完善自身。因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对传播学的研究应多元化。本文将着重从心理学的四大流派——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受众作出研究，探讨受众对媒介内容的选择行为与倾向。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与受众研究
20世纪初，行为主义在美国创立。作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刺激是产生行为的根本原因，人的心理是不可知的，因此应当研究人类的外在行为，如果查明了外界刺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就能够达到预测或控制行为的目的。按照华生的观点，动物和人类的行为都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变化具体测量，作为一台“机器”的人对外界的刺激毫无任何抵抗能力，只能够条件反射式地回应。华生把这样的刺激—反应称为“S—R联结”（Stimulate刺激—Response反应）。行为主义的几个经典实验，如小阿尔伯特实验、斯金纳箱、贝贝玩偶实验等，都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产生行为，随后对行为进行强化和控制。在20世纪初，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谓风靡一时，它的理论成果渗透到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在受众研究中，最典型的便是“魔弹论”，其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或“子弹理论”，盛行于20世纪初，它认为媒介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受众对于媒介的刺激，就像身中子弹或药剂注入皮肤一样，能直接且迅速地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同时，“魔弹论”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的态度和选择，甚至可以完全支配人类的行为。这一理论显然是受到了同时代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其观点与华生的理论几乎如出一辙。“魔弹论”中的受众如同华生眼中的被试者，没有能力对外界作出任何自己的选择。建立在刺激—反应理论上的“魔弹论”完全否认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把受众置于消极的位置，受众只能被动地等待媒介的灌输，并且作出一致的反应。因此，媒介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无足轻重，只要确定了传播内容和掌握了宣传技术，效果就一定会产生。
二、精神分析心理学与受众研究
精神分析心理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精神病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心理和人格的解释，而后成了重要的心理学流派之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把无意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提出人的一切个体行为和动力都来源于性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包括前意识和潜意识）才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虽然其无法被察觉，却支配着人类的一举一动。此外，弗洛伊德依据人的本能，将人格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即口唇期、期、性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第一个将人格发展系统地划分为阶段，揭示人格发展的深层动力。而后爱丽克•埃里克森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并扩充了他人格发展的5个阶段，提出心理社会发展的8个阶段，即婴儿期、儿童期、学龄初期、学龄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期、成熟期，认为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与任务，同时也有需要解决的心理和社会矛盾。基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受众研究主要集中在潜意识与人格阶段理论之中。1950年，广告专家维克瑞在电影院中以1/3000秒的速度播放“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乐”的消息，使得爆米花和可口可乐的销量大幅度上升。广告专家由此开启了潜意识广告的研究之路。电影《外星人》有着史上最著名的植入广告——主人公用某一个牌子的巧克力将外星人引入屋内。媒介节目将广告变为自身的一部分，试图在观众低涉入、不经意的情况下构建意识。让受众在收看媒介节目时，切身体验产品特性，并体会品牌的文化和效用，在深入消费者内心需求的同时，构建了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潜意识，其效果不亚于直接的商业广告。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荣格和埃里克森都分别提出了关于人格发展阶段不同的划分，相似的是，他们都认为人格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需求以及待解决的矛盾。埃里克森认为如果矛盾得以妥善解决，有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品质，反之，则可能会形成消极的品质。大众传媒的出现可以为受众提供他们需要的不同内容，力求解决矛盾，满足受众特定的需求。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媒体投放内容之前，需定位目标受众，这直接关系着媒介内容能否顺利传播。精神分析心理学对媒介的启示是，大众媒体传播之前，不仅应当考虑到受众的认知水平，还应当遵循不同阶段的人格发展特点，从受众的需求与矛盾出发，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己。同时，人格发展理论也可以帮助媒体更好地定位目标受众，然后采用受众能够接受的媒介或形式，准确地进行传播。
三、认知心理学与受众研究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认知心理学。1967年奈塞尔《认知心理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认知心理学的开始。以认知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认知心理学包括各种流派和理论，其中以信息加工心理学为主，还包括完形心理学和拓扑心理学等。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看作与电脑类似的信息接收和加工体系，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信息的接收、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强调已有的知识和结构对行为和当前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1］信息加工心理学认为人的记忆分为瞬间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阶段。人脑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一部分信息会在瞬间消失，一部分信息会停留20秒，而经过过滤和筛选的信息会经过重复进入长时记忆。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接收信息是产生高级心理过程的机制，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将人看作是毫无自主能力的机器。这一时期受众效果研究已经从20世纪初的“魔弹论”逐步转向温和效果模式，研究者认可大众媒介的效果，但并非如“魔弹论”所说的对于受众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受心理学研究走向的影响，受众研究也逐渐发生变化，受众逐渐作为主体被研究者和媒体所关注。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的场论将受众效果研究带入了全新的视角，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和他的环境的相互作用。认知心理学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知识是决定人类个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个体的知识是影响信息接收与加工的重要因素，因此人的差异是一个应当被研究的重要变量。认知心理学的实际应用大都是与认知、教育相关的实践。1969年，美国政府为了改变贫困儿童的教育条件，播出了动画片《芝麻街》，运用色彩鲜艳的人偶、动画等各种表现形式向儿童教授生活常识、算数、颜色等，受到了千万儿童和家长的喜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在认知心理学中的初探，《芝麻街》成了大众传播的里程碑，同时还有了意外的收获——知识沟假说。如今，互联网教育已经普及，受众不仅可以通过一遍遍地观看网上的课程增强记忆，还能够直接下载软件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应的知识模块。许多软件基于认知心理学提到的记忆遗忘率找到了增强记忆的学习方法，比如不断重复前一天所习得的内容，如扇贝单词、i-Sokki、多邻国等。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大众媒介不能决定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但可以通过反复强调决定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这一理论就是媒介通过抓住受众的长时记忆有效地告诉受众“想什么”，为受众营造了“拟态环境”。［2］
四、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受众研究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巩固了人性的信念，强调了人的尊严。［3］马斯洛理论中最著名的是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解读受众研究，是把握受众的内在需求，从而变得被受众需要。使用与满足理论诞生于此，并得到迅速发展。该理论认为受众具有支配能力，会通过对媒体的使用期待来选择是否使用，以及使用何种媒介。对于研究者来说，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了受众的立场，通过分析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和获得的需求，来分析大众媒介带给受众什么，且还能带给受众什么。
五、结语
受众研究的步伐似乎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心理学的研究。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的重叠，这两个研究领域很难说清是谁影响了谁，就像组织理论的研究同样能从心理学研究中找出规律一样，这些人文学科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取用对方的研究成果，并叠加以自己的视角重新建构，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心理学方向去深度思考研究，并结合统计学、经济学的调研方法和视角，这仍然是受众研究继续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葛进平.受众调查与收视分析（第二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15.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途径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60-0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其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因此,从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所遇到的困境和实施途径入手,进而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建军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从十七大提出这一命题的直接语境来说,它首先是指狭义的含义。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重含义并不矛盾,实际上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其性质和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
二、大众化所遇到的困境
(一)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已有的成果多侧重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及其路径等的宏观分析,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尚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应进一步趋向深入,特别是关于如何推进大众化的具体途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注重实际的效果。
(二)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也绝不可能是坐在书斋中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大众化”的实现,需要对大众本身的所思所想有个清晰透彻地了解和把握,这就要求学者走出书斋,进入实践中去探索、调查。
(三)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目前的研究大多从“大众化”的问题或其现状出发,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如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的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途径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就是探索大众化的实现途径。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从中总结如下:
(一)加强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加强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大众化”的实现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可以说,其本身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可积极借鉴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多层次地分析。在研究范围上,既要注重“大众化”现状的考量,又要强化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优秀经验的借鉴。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使目标路径形象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理论体系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设定,也包括为实现目标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使目标路径形象化首先要体现出整体性,任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描述都有可能失去其准确性;其次要体现出具体性,是可感知的,具有吸引力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标语口号。”
(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中实施隐形教育
“隐性教育之教育主体以‘宏观性主导’充当,受教育者在教育主体创设的环境中,经过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而受到影响。由于隐性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针对于教育主体的教育活动是无目的不自觉的反应,并且不会反过来指导教育主体的教育活动,所以,提高隐性教育效果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教育主体的‘宏观性主导’水平。”“与显性教育相比,隐性教育信息与更多的其他信息一样,散落于受教育者劳动、休息、娱乐、学习等日常活动时空中。这些教育信息能不能被受教育者‘掌握’,取决于受教育者的心理因素。如果把某种教育信息被受教育者理解、掌握并身体力行的过程粗略区分为接受、内化、外化三个递进的层次,把受教育者的心理因素大致区分为需要、情感、态度三种因素,那么每进入更高一个层次都需要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参与。
总之,马克思主义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要大众化,而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关注群众、不断的完善和改善实施途径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去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让党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