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7 02:53:3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世界金融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目前流行的一般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过于贪婪，给那些收入不稳定、信用等级低的人发放了住房贷款；又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将这些次级贷款打包以债券形式转售给其他投资机构，盲目扩大了信贷规模。而当贷款买房的债务人无力还款，开始大量出现断供现象后，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还只是表面现象，而绝不是根源。根源应该存在于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社会因素里面。
一般来说，如果银行明知一个人根本就无力还款，还要高额贷款给他买房是不可能的；而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贷款买房的。
这就是说，凡是能够得到贷款买房的债务人，在当时是有还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银行确定有还款能力。
由此可以断定，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无力还款以至于不得不断供，肯定是后来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们知道，债务人断供必将迫使银行收回房屋，损失最大的首先是债务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债务人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轻易断供的。
如此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贷款时预期的收入减少甚至没有了。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的呢？
无疑是市场不景气。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场不景气的呢？
无疑是竞争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竞争太激烈的呢？
无疑是生产力过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力过剩的呢？
无疑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造成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结果。
如果美国市场是封闭的，那么，这一切无疑是美国的资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国市场基本是开放的，每年的对外贸易额都很大。而且，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美元汇率过高。80年代中斯前后，为刺激各国对美投资，美国政府几次提高美元汇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汇率过高，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便失去了竞争力。
2．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有些国家如日本对美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使美国产品难以进入该国市场，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
3．美国产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来，在外国产品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国内生产的某些产品却出现了价高质次的问题，丧失了国内外市场，从而导致出口萎缩，进口猛增，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这些现象无疑表明：当今美国的生产力过剩，已经不单是美国资本家的作为所致，其它国家的资本家显然功不可没。
不说别的国家，仅中国这些年来，对外贸易额就越来越大，而且顺差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积累的外汇储备已达近两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
各个国家的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国市场，并被美国消费者购买和享用，必然会导致美国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
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必然会使许多贷款买房者，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而且，如今这些现象绝对不会仅限于在美国发生。
因为，所有向美国等其它国家出口商品赚取外汇的国家，专门生产出口商品的这部分产能，对于国内需求来说，本来就是多余的。一旦国外需求萎缩，这部分产能也就必然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最终也会出现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是生产力过剩乃至商品过剩，而且是全球性的生产力过剩乃至商品过剩，必然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首家获准在华营业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两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众多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中国潜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排队等待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速度同样是很快的。日本的寿险市场在开放了30年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只占1.3％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开放8年将超过了这一水平。在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多于中资保险公司。
（二）加入WTO议定书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根据议定书，保险业的开放承诺为：
1．企业设立形式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加入2年后，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2）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合资企业投资方可在减让表所承诺范围内，自由订立合资条款。（3）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加入时的外资股比可达到50%，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例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4）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按地域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设立国内分支机构，内设分支机构不再适用首次设立的资格条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
2．经营地域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2）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方面：（l）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及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商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2）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是：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同证券业一样，保险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急待进入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国守住了一些关口：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外方不能拥有管理控制权；二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三是拒绝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须开放若干家外资保险公司，只承诺按审慎原则审批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起点还是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从允许外资准入到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的时间跨度为11年（1993-2003），拥有50%的股权则需要15年（-2007）。
（三）中国保险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中外资保险业的竞争力差距同样体现在规模悬殊上。1848年成立现已进入我国的英国保诚集团管理的总资产为2400亿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达1267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总资产仅746亿元人民币，约合90亿美元。中国再保险业仅有唯一的一家中国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仅1．33亿美元，而伯克希尔·汉塞威再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为401亿美元。专业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资保险公司在险种设计、保费精算、公司经营、市场营销和保险资金运营等方面都严重缺乏专业人才。
（四）中国保险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一是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产险公司险种结构的调整以大力发展责任险和信用、保证险业务，将传统的财产险类业务与新兴的责任险类业务整体发展；寿险公司的险种结构调整应当以发展非传统型寿险产品为主，在满足保户保障储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保户的投资需求，使得保单的保费、保额、现金价值和保险期限都可以随保户的需求而改变，进一步提高我国设计开发报销和监管非传统寿险产品的能力。三是拓宽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积极与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充分利用银行的网点、客户和资金优势，交叉销售保险产品。
第四节人民币资本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断，以致于监管当局很长时期内不愿意公开谈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必然会加快。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含义
货币自由兑换可理解为：一种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按市场汇率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权利。在货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即使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货币发行当局也保证持有任何国家货币的任何人享有无限制的货币兑换权。
人们通常所说的可兑换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内容，它可能指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可兑换，也可能指完全可兑换。在IMF协定中，“可兑换”只是指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既不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不涉及居民之间的可兑换；同时，它指的只是“对外可兑换”，即只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国际交易，而不适用于国内交易。
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要求，就是对资本项目交易的资金转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体表现为：（1）不得对因收购海外资产而要求购买外汇实行审批制度或施加专门限制。（2）不得限制到国外投资所需转移外汇的数量。（3）不得对资本返还或外债偿还汇出实行规定审批或限制。（4）不得因实行与资本交易有关的外汇购买或上缴制度而造成多重货币汇率。如果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对外币的兑换、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的对外支付和转移将不受限制，人民币汇率将由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持有货币资产；各种货币资产的国际国内转移将不受限制。
二、现行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管理
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是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帐户及其相关的项目所进行的外汇管理。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分类，所谓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指的是资本项目项下的资本转移、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的金融项目。这里，资本转移是指涉及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及债权债务的减免等导致交易一方或双方资产存量发生变化的转移项目，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转移、债务减免、移民转移和投资捐赠等。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是指非生产性有形资产（土地和地下资产）和无形资产（专利、版权、商标和经销权等）的收买与放弃。资本及金融账户（即我们通常简称的资本项目）分成44个项目。按照管制项目的多少排序，IMF182个成员国中，中国排在第8位，处于严格管制阶段。
中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对跨境资本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管制，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如计委)和行业主管部门(如人民银行、证监会、外经贸部)负责实施。二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本交易进行管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实施。
（一）资本项目交易环节
对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和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上市的证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发行、购买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境外外国投资者在境内出售、发行股票、证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A股和其他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在对外借贷款(包括对外担保)的限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筹借长短期外债；境内其他机构对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体资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标，并要经外汇管理部门的金融条件审批；境内金融机构经批准后才可以遵照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对外放贷；一般情况下，境内工商企业不可以对外放贷，但可以经批准提供对外担保。
对直接投资(包括不动产投资)的限制：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限制不多,主要是产业政策上的指导；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限制，如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等。
（二）资本项目汇兑环节
允许境内机构开立外汇帐户保留资本项下的外汇收入，国家不强制要求其结汇。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申请开立外汇帐户，用于其资本金的收支。
对于境内机构在境内进行资本项下本外币转换。目前我国实行实需交易原则，境内机构只要提供真实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汇兑基本没有限制，可以申请结汇，也可以申请购汇。例如，境内机构借用外债后需要转换为人民币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实交易背景，其结汇是允许的。境内机构偿还外债需要购汇，我国的法规同样允许其购汇。当然，借用外债后要进行登记，这是外债还本付息的前提条件。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概览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
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
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1.境外发行股票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
凭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境外发行债券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
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
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它资本项目1.外国政府贷款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
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由
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
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
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
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
限额负债。
5.偿还外债本金凭外债登记征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存放国外存款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
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尽管整体上我国属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国家，但也应看到，我国已有相当部分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龙行长指出的，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涉及到40多个项目，其中20多个项目已经开放，没有开放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项目的管制将逐步放松。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想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考虑是否可能爆发危机。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资本自由流动不会引发危机，也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与所有的损失相比较，才能作出明智决策。”中国经济要走向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是，理论和实践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极大。因此，我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应综合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尽量趋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减少了烦琐的审批手续。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实行逐笔审批制。这种事前审核和经常项目事后核销的工作量极大。企业要做成一笔出口业务，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到外汇局三次(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备案，收汇核销)，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二是企业汇兑费用直接得到减轻。现行结售汇制使银行获得了固定了两笔交易手续费，企业的成本则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压缩了寻租空间。只要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不是完全规范化和公开化，寻租者就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存在经济租金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
2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表现为：外汇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扩大，更多的外汇进入市场；外汇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将有形市场转为推行远程柜台交易；涌现多样化的外汇市场工具；交易币种增多。
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参与，将带来新的市场规则、工具、技术和资金；还会直接促进境内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及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开放资本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3、便利国企重组及其跨境资本运营
中国急需境外资本收购、兼并和改组一部分大企业，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实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经营网络等优势的中资机构，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实施大手笔的跨国并购。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胆利用外资的积极态度。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企业、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进行跨国资本运营。
4、提高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
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央银行原则上无须频繁出没于外汇市场，也无须被动供给外汇或人民币。这样，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不再受到外汇市场状况的僵硬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部分过去非法流动的外汇资本也会回归金融体系，接受监管当局的监管。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分析
1.人民币汇率风险上升
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开放后，金融活动所引发的纯金融性资金交易所导致的本外币间的转换将增多，市场供求中资本项目性质的外汇比重将增加，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将逐步由现在的经常项目收支为主转变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综合收支状况。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际游资也能通过外资金融机构更轻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部分金融资产也将为境外投资者持有，外汇市场的波动将更加频繁。
2加重中国资本外逃的潜在风险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中国的最大风险在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广泛发生后的资本外逃。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一边倒”的趋势引起的资本外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银行为制止这种趋势将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高利率的结果同样压抑了国内的投资热情。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国内投资缩减是必然的，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投资无疑是最紧要的事。
四、中国经济深度开放形势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压力
1、WTO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
WTO并不直接对外汇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将外汇管制视为非关税壁垒之一。本章第二节已经指出，GATS第十一条已对外汇资本流动和汇兑便利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和要求，敦促成员国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目前，WTO规则正日益向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发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开始改变其立场，转而积极推动资本帐户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了经常帐户的可兑换，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接受了《IMF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内容，因此，IMF今后将把各国的资本帐户作为其主要的监管对象。”在1997年的世界银行和IMF第50届年会上，IMF执行主席正式向与会各国提出了修改基金组织章程的设想，其主旨就是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
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外汇和国际收支”部分，针对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外汇管制来管理商业和服务贸易的水平和构成，中国代表已承诺，中国将根据“WTO协定”的规定以及WTO中与IMF相关的宣言和决定，尽中国在外汇方面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除非IMF另有规定，中国将不采取任何法规或措施达到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得到进行经常项目下国际交易所需外汇的目的。另外，中国代表还承诺，中国将根据“IMF协定”第8条款5节的规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过渡审查机制看来必需的其他外汇方面的信息。
2、开放型经济大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呈现从传统进出口方式向以投资带动和以承包工程带动方式的转变趋势，与贸易流动相伴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不断增加，微观层面的企业对投资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战
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将进一步下降。首先，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为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必须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分。然而，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国际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观上造成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有效区分，部分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国部分资本项目实际己经放开，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对一种工具进行控制而对另一工具不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资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现资本项目监管真空或漏洞，导致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关注的是，银行市场全方位开放后，将对资本项目管理展开深层次冲击。通过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渠道、通过外资银行联行往来渠道、通过咨询公司渠道、以及通过对背贷款渠道等，我们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基本上无法守住。换言之，外资银行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可以有多种途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致使现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难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与管制的复杂性相对应，资本项目管制成本也急剧攀升。在管制日益无效的情况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认真考虑。
五、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前已述及，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应“快”字当头。从制度变迁的意义上说，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条件。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经济基础健康、宏观调控技术娴熟以及金融体系稳健等，通常被列为一国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显然，在近期内，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推动自由兑换，必然会推高其风险的一面。
不过，也应看到，中国独具的某些条件使得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那么大。一是长期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而我国1982-2000年，资本项目顺差累计高达1905亿美元，经常项目累计顺差则为985亿美元。二是WTO效应所促进的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流入，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
总之，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指出的：“尽管我国还没有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开放的经济中，放松管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但自由兑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开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极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必须稳妥推动，具体而言，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对于资本项目可以实行分类开放的战略。
1.尽快放开类
尽快统一对不同交易主体的资本项目管理标准。例如，对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存在很多限制。而发达国家却是鼓励。又如现行法规规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结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由外汇局审批其资本金结汇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应取消对外汇资本金兑换人民币的限制，允许外资资本金直接办理银行结汇。
目前我国实行的资本项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往往存在区别管理等。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格需要放宽，由指定银行扩展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
意愿结售汇制需尽快实现。可考虑改即时结汇为灵活的“限期结汇”，将在限期内结售的外汇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在从强制结汇发展为意愿结汇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将限额结汇制度推广到所有中资企业的过渡阶段，然后随着最高限额不断提高而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考虑参加WTO后外资流入增加的情况，可以适当扩大企业和居民购汇需求。
2.逐步放宽类
金融机构海外融资。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融资已有十多年历史，银团贷款、海外借款和发债等一些融资方式都已采用。其间因取消双重汇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发生过汇率风险。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金融机构本身经营不规范所引起的风险。总体上，应给予合格金融机构更大海外融资自。一般企业的海外融资还需要严格的控制。
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融资。中国企业已走出国门进行融资，对外国企业开放本国证券市场也势在必然。
3.偏严掌握类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小国（拥有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6％，但对外投资仅占全球的0．54％），累计投资额约为260亿美元。我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涉及部门多，对外投资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但至少现在看来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为止，我国5800个对外投资项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见，我国缺乏真正的“好企业”。在国有企业未转换机制，又未从多数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情况下，放开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无疑给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大门，也增加了境内资本外逃的机会。
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合格外国投资者（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合格金融机构将外汇资金投资于以人民币标价的证券产品。中外合资基金可先行一步。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国债先放开，股票市场后开，且要求非居民必须申报购股数量，并严格执行申报制。在管理上，采取日本、韩国在资本市场开放过渡时期曾经长期使用的“原则上禁止，个案例外审批”方式，允许经过批准的外商按照规定的产业领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1990年由于不动产价格暴跌，美国各银行停止向外贷款。此时，资本市场趁机取代了银行来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抵押证券市场不断调整住房抵押信贷。这种住房抵押信贷在前几年可能已经大幅下降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但这种观点仍需进一步验证。
我们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和日本长期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众所周知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体制”是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使所有公司相当依赖银行信贷的体制。因此，日本银行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长了信用恐慌的时间。一些日本公司的确想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它们渡过难关。在银行总贷款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过去十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增加一倍还要多。然而由于银行贷款在日本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因此这种非银行借贷数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变日本信用恐慌的状况。
日本政府现在正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使它们重新资本化。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体制多样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解决日本危机也必然比解决美国危机要困难得多。这同样证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经济动荡的破坏。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亚国家不是如此依赖银行作为它们金融中介的话，它们在过去18个月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呢？人们很容易理解购买不能对冲的短期美元债务并投资于国内的泰铢贷款可能会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而造成泰国银行停止向外贷款。但为什么停止贷款会造成经济崩溃呢？如果泰国有一个能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并同时拥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轻得多。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很少有理由怀疑东亚国家30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使得无效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较低。缺少可替换的中介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象车胎如果没有漏气，缺少后备轮胎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东亚国家就是没有“后备轮胎”。
处理银行危机
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机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些危机。银行风险管理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往往要达到一种很难达到的负债程度，这一程度产生适度的资产回报而同时又不出现延期偿贷的威胁。
银行在用本币负债方面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银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保证。但即使这种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当这种负债的货币是外币时。人们又不禁会问如果在银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纪，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话，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大量银行危机的破坏还会有那么大吗？
在恶劣的环境下，现代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现金并不总能减轻人们的担忧。即使流动性增加了，但银行在不稳定时期也不会向外贷款。今天的日本银行体制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央行尽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对贷款的热情却很低。但与十年前美国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资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银行危机，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日本目前的银行危机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尽快解决危机是最好的选择，拖延时间可能会大大增加危机对财政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政府对银行隐含或明确的安全网络保证，解决银行部门的危机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样，增加纳税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难往往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当然会增加财政开支并延长信用恐慌的时间。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多种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时候保护这个国家的经济。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动荡时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验证例子。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它的经济受到危机国家的影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有稳固的银行体制，同时还有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但进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会变得正常。多种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体制在各个方面发生崩溃。
多样化的资本市场除了在紧张的时期作为信贷过程的补充之外，还在一般时期与银行系统竞争从而降低所有贷款人的金融支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创造、发展并推广各种新的提高资本创造和风险承担的方法。大体上来说，银行系统的效率上升了。它从以前不同地对待每一个贷款人变得更加标准化。
在标准化发展完善的时候，这种方法也被推广到资本市场去。由于贸易的作用，资本市场里有更多的贷款人，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期货合同、垃圾债券和资产债券就是这一进程的很好例子。
资本市场和贸易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就可以给银行提供新的特殊风险对冲的方法并可以把银行从持有贷款转变为创造贷款。反过来，银行贸易也可以促进这些市场的发展。近几年兴起的由技术带动的革新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这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更新、更复杂的全球系统中，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体制不够稳固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银行系统作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为奇。银行拥有的贷款人的内部信用情况可以作为决定资本分配的指导。加入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实际资源来进行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可能实现。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它们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报而不是长期的较低的回报率上。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础设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组成的，它们的运作就如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必须与基本的价值体制相一致。从表面上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好象只关系到技术问题。它包括能明确显示公司状况的会计标准、能可靠保护财产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在公司决策出现失误时事先确定索赔方案的破产条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处理索赔问题时使用标准化的方法。但是这些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不同文化色彩。当今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有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过去苏联对个人产权偏见的影响。由于亚洲人害怕“丢面子”，因此很难在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国家的破产制度等。同样在西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贷方和借方关系的看法。公司的权力分配反映了社会中最多人持有的对商务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让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但也一样发展起来的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同样，想统一各国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或统一与国际交易相关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弱点使得它们的银行系统变得比危机前更加脆弱，并妨碍了随后危机的解决。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时政府对银行暗地里担保，造成了投资者以过低的价格贷给银行大量的资金，造成资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产法和程序使得银行无效贷款的恢复变成一项长期并且昂贵的工作。另外，俄罗斯在强制执行合同和收债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础设施是造成现在俄罗斯金融中介作用瘫痪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怀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确对经济有益的话，在将来推动这些形式统一的压力将会是相当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有可能会改善银行系统的环境以及它的经营状况。
最近，一个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银行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要大。这一研究结果与以下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市场和银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务。如果同时使用两种形式则必定会带来更健全、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过程。
有些人认为，缺乏足够的会计实践、破产条款和公司管理导致最近几次危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危机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够的上述因素和它们可能支持的资本市场存在的话，1997年初经济冲击的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前两年金融动荡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发生由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银行危机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出现过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金融部门仍是由银行主导，它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发达。这种银行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些银行体制有充分的监督并以一个合法、规范的框架为基础的话是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银行体制还有公有银行实质性的参与。这些公有银行往往缺乏私有银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创新。政府的参与往往不能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价格信号的可靠性。但在市场调节不足以阻止银行危机的时候，此类的政府参与可以提供默认的资源保证以使信用持续流动，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动。
例如，德国由公共控制的银行团体的资产大约占所有银行资产的40%.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虽然不如德国但也是相当大的。简而言之，一些证据表明较低效率地使用资本可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使欧洲公有商业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时促进了以往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使欧洲大陆的金融体制向英国和美国的体制转变。
发展资本市场可能还会给欧洲大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在国家银行体制不断集中时，整个欧洲银行业也会逐渐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大银行受到异常打击的话，这家银行就有可能会缩减它向外的贷款。如果存在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话，以上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减轻，因为公司有了其它的资金来源。
结论
关键词：温州借贷风波 成因分析 金融改革 任务要求 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163-02
一、温州借贷风波的成因分析
1.产业结构“低小散”与新经济时代的矛盾。低成本时代结束，产业转型升级未能跟上，产业结构“低、小、散”，产品技术含量低、低附加值，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无法应对“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升高、环境成本拉高（节能减排）”的“三高”局面。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5%，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而工资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企业处在微利或亏损状态。有的企业困难面高达60%。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局面不改变，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发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业利润菲薄，很难靠自身积累投入扩大再生产，于是温州80%的企业用“短贷长投”办法进行生产经营。根据市银监部门的统计，6个月内的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0%多，这种状态，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产业是经济的基础，这是以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产生借贷风波的原因。
2.资本逐利性引发的投资冲动。部分企业老板在实体经济低利润面前动摇了信心，受资本逐利性影响，中小企业老板投资冲动强烈而导致盲目投资。很多企业过渡融资、过渡对外投资、过度对外部担保。项目的需求资金大大超过了预算，项目不能按期取得回报，导致资金链断裂。温州人被冠以胆大，民间借贷风气尤为严重，到处举债投资。这种思维和投资的方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创业成功率高，谁的胆子大，谁就能成功。而一旦进入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进入精细化经营，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资，需要加强管理来节约成本，提高技术含量。那种靠拍脑袋、靠大量借贷，没有任何风险评估下的赌徒式的投资必定遭遇重创。如某集团近年来的业务涉及太阳能、房地产等产业，投下五、六亿元巨资，光伏发电成本回收缓慢，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巨大的投资规模把集团公司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一些企业虽然还在经营，但随着利润空间的挤压，背地里却以主业为遮掩，把重心转而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炒煤矿、炒股等等，在这些炒作资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温州人自己的钱，借贷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三角债关系中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他环节的资金马上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发生借贷风波直接导因。
3.融资操作中的问题和缺陷。虽然银行实行了“三办法一指引”，对银行资金的第一手资金用途进行监控，但是对资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使其资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二是银行对优质的大企业存在“抢食”的现象。对大型企业各大银行重复“授信”使信贷资金不断向大型企业倾斜。同时，中小企业往往大部分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级偏低等瓶颈，银行认为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贷款利率定价也偏高，使企业的负债和利息增大，企业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仅在10%。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存在担保难。中小企业要取得银行贷款，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资产或相当实力的企业进行担保。但实际上，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的不多，即使有些企业愿意担保，但符合银行条件的担保企业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抵押物仅限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很多中小企业土地多为集体、国有划拨土地，无法落实有效抵押。专利权、排污权、商标权等由于“登记无门、交易无市”，未得到融资应用。
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1.国务院规定的12项任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省政府提出温州金改目标。省政府提出明确的金改目标，着力实现三个对接：即实现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大产业有效对接，银行大资本与小微企业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各类资本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对接。努力实现“三降三升”：即企业融资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和不良率明显下降，民间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比重、小微企业融资覆盖面和满意度、民间借贷风险管控能力明显上升。
浙江省李强省长指出：既要对温州金改充满信心，更要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充分认识到，温州金改是一项区域性、渐进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系统谋划；温州金改是一项开创性的改革，必须在摸索中前行。因此，胆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点，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3.民间融资有望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一年来，已在鹿城、苍南、平阳、乐清、瑞安、永嘉、文成7县（市）、区设立7个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累计成交借贷1499笔，成交总额5.13亿元。温州市各县（市）、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公司，为民间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和公证等综合服务。公证处、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共同设立和进驻。民间借贷以抵押贷款为主，如温州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的借款，车辆抵押货款占60%，股权质押、小房产抵押占20%，担保贷款占20%，整个运作比较扎实稳健。司法部门为温州“金改”保驾护航，为此，温州中院设立了金融审判庭。今年5月，《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送审稿已由全省金融办报送省政府，省人大有望在年内审议该条例，为温州民间借贷提供地方性法规，它是我国民间首部民间借贷法规，从此，温州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道路。
4.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是国务院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任务之一。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能为温州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温州现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已有电光防爆、强盟实业、福达合金、伟明环保、红蜻蜓鞋业和迦南科技等6家温企报到证监会待发行审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资金达135亿元，计划到2015年末，温州上市公司超过30家，融资达到200亿元以上，成为温州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是温州金改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2家企业发行私募债，总额1.5亿元；4只企业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38亿元；首笔20亿元的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成功注册；通过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业务募集资金18.7亿元。
进入2013年，首支民营企业债“12华峰债”顺利发行，“13温机场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温州港集团短期融资券发行成功，“区域集优”温州首单即将发行。根据温州金改实施细则，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大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债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各类债券产品的发行规模，争取2013年度发债80亿元以上。
5.加大银行参与“金改”，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解决企业在正常经营中遇到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温州银行推出“续贷通”信贷服务，帮助企业“无缝”续贷，其创新方式受到人行与银监部门认可，并作为试点行推广。
开设温州辖内首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温州平阳水头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目前，温州银行已分别开设三家，并正在筹建三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数据证明，温州银行这一年来加大了对温商、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和风险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该行小企业贷款增速40.81%，超各项贷款增速17.41个百分点，增量增速均领先辖内，为破解温州小微企业融资难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与市金融投资公司的战略合作，授信10亿元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保函等业务融资；通过信托方式引入17亿元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工作，全年通过信托模式引入资金超过30亿元，有力支持了温州民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2012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35%，比温州同业水平低2.4个百分点，经受住了区域性金融风波的考验。
珍惜参与金改的机遇，温州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温州特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内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温州开启了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锐探索。唯有创新，才能突破。”，当前，温州银行正满怀激情地在这场金改“突围战”中扮演尖兵角色，助推转型升级，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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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庆.拷问温州跑路老板.理财周刊，2011（11）
3.何志.坚定不移地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今日浙江，2011（1）
关键词：温州借贷风波 成因分析 金融改革 内涵举措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8-171-02
一、温州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发生“借贷风波”的成因分析
温州目前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生产了占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
去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关闭、停产约占8%。温州关掉的鞋革企业有1000来家，大多是产值500万以下的小规模企业，300多家规模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稳定。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说，金融危机导致外销订单少了40%。整个服装行业2000多家企业，40万就业人员，现在其中经营好的企业只有10%多，50%有困难，30%是差的。
温州市打火机生产厂原来1000多家，现在只有两百家了，多数属于正常淘汰。
去年下半年以来，少数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发生企业负责人“跑路”，至今有150多家左右，授信余额40亿元左右。据市法院披露，2011年审结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案件11861件，涉案金额133.35亿元。
温州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借贷风波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从国内来讲：一是银根收紧，中小企业从正规银行取得贷款很困难，只得转向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二是原材料上涨，制造业成本不断提高；三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务成本增加约30%；四是人民币升值、汇率调整、利润空间大幅缩水；五是“节能减排”，环境成本上升。
2.从区域经济条件来讲：温州要素资源紧缺，土地、能源（水，电）紧缺，土地价格（工业用地）已达到每亩200万元以上，所以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温州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竞争；温州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产品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外部环境一变化，利润空间即被侵吞。
3.从国际环境来讲：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造成外贸订单直线下降，平均外贸订单约减少30%；外商违约现象严重，爽约率10%左右；外商“逃账”、“赖账”现象严重，很多企业货款无法收回，约200亿元货款被拖欠；国际贸易争端增加，外商转嫁危机。像俄罗斯以“灰色清关”为名，扣押了温州10多亿美元的温州货，造成约70多亿元人民币损失。
4.从企业内部来讲：部分企业没有核心产品；部分企业盲目多种经营，盲目扩大规模；部分企业经营不善；部分企业融资套现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形成借贷风波。
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直接动因与改革试验的内容意义
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来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是经济的核心。较长时间来，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银行信贷严重不对称：国有企业30多年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40%，却获得占全国贷款总量7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占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率62%的民营经济，拿不到20%的贷款资源，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资金来自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自古就有，这是最传统的借贷方式，高利贷的存在是因为有资金需求的土壤。债权人在利用债务人资金的匮乏，获取暴利的同时也满足了债务人的资金需要。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都是暗箱操作，得不到法律保护，容易产生借贷风波，影响社会安定。实践表明，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来，实施“阳光化”、“规范化”操作管理，有利于对民间借贷的引导，有利于民营企业破解“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丰厚，民间金融活跃。2011年10月，总理来温州调研，浙江省委、省政府，温州市委、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要求，准备把民间金融引入监管轨道，降低风险，引导几千亿民间资本扶持实体经济，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12项主要任务。
1.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2.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3.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4.研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5.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6.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7.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一、面向市场的银行结构调整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在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时，作为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居民的储蓄增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从去年6月以来，居民储蓄增长率不断下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提出了银行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相容性问题。从宏观资金总量看，从银行流走的一块资金进入了证券市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流动的合理性和规模分配格局应该如何理解。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题名】FinancialCrisisComparisonandEnlightenment
【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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