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应用学科的大学生来说,四年大学生涯里学到的是以后可能会使用终生的生存技能,所以对于从事这些学科教育工作的教师来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尤为重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师本身最好具有一定的实践经历。也就是说,高校应用学科的师资建设应该把注重实践能力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
应用学科教学中的两个现象
固有知识难更新
社会在进步,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日新月异,但是学生们的课本仍然在沿用若干年前的“经典”。应用学科虽然实用性强,但知识的淘汰更新快,原有的知识结构容易落伍。以新闻传播学为例,课本里举的例子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经典则经典,然而很难契合当下的新闻事业。新闻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新闻学教育开办几十年,虽然在努力改革,但依然是未能突出实践在教学中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教师对自身实践能力的忽视。如果教师掌握的知识不能及时更新的话,教给学生的都是已经过时的内容,如何让学生出了校门去尽快适应工作呢?
课程实习遇尴尬
有种观点认为,应用学科都有充足的实习时间安排,何必一定要苛求教师呢?诚然,因为应用学科对学生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实践教学环节在这些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一大批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实干家。
但由于经费、岗位等条件的制约,应用学科实习的目的很难在短期内达到。仍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视新闻资源为生命的各新闻单位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升级,许多单位都不愿意接受实学生,一些勉强接收了也很少让学生真正接触核心采编业务。一些单位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忧:“我们每个记者都负责专门的内容,和一些单位或个人保持联络,这是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关系,如安排实习生跟他们熟悉了,以后该学生分到别的媒体工作,回过头来把我们的新闻资源抢走了怎么办?”这样的事情不光发生在新闻采编领域,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产生了货币银行学专业的学生到银行实习接触不了银行会计和信贷业务,会计专业的学生到企业实习不能看帐目,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到工厂实习不能了解企业生产和营销计划,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到外贸部门实习不能接触客户的被动局面。这种雾里看花、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实习实难达到预期目的,不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来得更有实际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目前应用学科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普遍缺失,相关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的建设都亟待提高。
引入实践能力的考量制度
前几年曾经有媒体报道,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而消息是新闻业务中最常见的文体。这些都使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为应用学科的教育从业人员设立实践能力的考量制度。
具体实施措施可以参考我国对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出的关于实践的要求。在各地职业教育中,对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求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不少职业学校要求教师在具备教师资格证的同时,也具备相关专业的技能资格证,这种双师型教师是目前职业教育行业最受欢迎的师资力量,也是各学校着力打造的群体。另外,建立和不断完善兼职教师队伍也是满足高职教育教学要求的途径之一。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有选择地聘请有特长的教师任教,一方面解决自身教师队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弥补教育方法的缺憾,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
综合以上,本文提出提高高校应用学科的教师实践能力的三种方法:
双向职业证书制度
即从业教师在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同时,必须取得任教行业的相应资格证书或专业职称,将教育者的职业技能同教育技能挂钩。而应用学科的教师如果在课余时间忙于备战论文以应付职称评审,对传授专业实践技能无暇梳理,势必会导致更多“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医学博士不会看感冒”的荒谬出现。因此,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和晋升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要根据学科特点,来制定职称评聘工作标准,其中要把技能考核等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职称要实行双轨制,既要求有相应的教师职称,同时还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职称评聘要挂好钩。比如说,不取得编辑或记者的职称,就不能在大学里从事报纸编辑学或新闻采访学的教学工作;没有一级播音员的职称,就不能教授播音发声学、节目主持艺术等播音系主干专业课程;要想在大学课堂上教授法律类专业课程,就必须取得律师资格证。
固定时间深入实践
参照职业教育领域教师每年必须实践两个月的制度,可以考虑为高校教师建立类似制度。为不耽误正常教学工作,可以考虑在每年的寒暑假各抽出一定时间,安排实践。如同学生的假期实习一样,教师也要进行假期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聘用兼职补充师资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时代的产物，又是自由、民主政治环境中媒介调整其与政党、公众、经济利益团体间复杂关系的权杖。在整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媒介既是历史的叙述者，又是现实社会的参与者。美国新闻职业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不仅有无数先驱人物为新闻自由前仆后继，而且在技术突飞猛进、民主政治环境的孕育、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中，开始渐成气候，如滚雪球一般越发庞大。战争、运动、萧条这样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催生了新闻报道体裁、文体结构等新闻形式和内容的嬗变。当新闻作为职业获得专业称号的时候，它需要有其必备的属性，必须向社会证明它是成熟的复杂职业，是利他的正式全日制职业，从业人员要积累该职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遵守该职业的伦理规范，以实现对公众利益的维护与守卫。
新闻与医学、法律等专业不同，没有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形成阻挡其他职业进入的保护性壁垒，新闻因为其大众化普遍性和尚未成熟的知识体系，专业化过程或许还没有走完。传播学者拉斯维尔和莱特对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功能总结为：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承遗产和娱乐，新闻业作为社会信息系统，在信息数字时代的运作确立其专业角色。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来自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种权力。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树立的公众“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提出，为新闻争取了自由讨论和出版的权利；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案件中舆论批评自由的滔滔雄辩，确定了抗拒政府压制民意的传统，还有那些在反抗《许可证法》、《印花税法》、《煽动法》等苛法的斗争中逐渐成长的独立性报纸，在走出政党操纵报刊的谩骂黑雾、在新式新闻事业中开始客观性报道原则的确定中，新闻自由开始闪现其特有的光芒。
从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开始，专业主义被煽情化的大众报业的洪流卷涌而下，直至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家族企业传统和专业主义精神的结合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别样风景。《纽约时报》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既遵循公共服务的观念，又秉承奥克斯家族的传统，绝非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其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新闻史学家们把便士报所代表的办报模式称为“故事模式”，而把1869年后的《纽约时报》称为“信息模式”。信息模式继承了故事模式注重“事实”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将这一现代新闻业指向扩展到更为广阔的报道领域，使客观报道方式得到加强和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客观性法则，特别是对新闻和言论的严格区分，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的赞誉。其间顺势而出的广播、电视，乃至今日的网络、手机等媒体，也只是对其内容的补正与丰富。
具有专业意识的新闻从业者二百多年却从未改变对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在历经煽情主义的极端――黄色新闻之祸后，随着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总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社会责任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新闻职业伦理和准则进一步确立。由自由放任到自由约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日臻完善之路，尽管关于新闻工作者是否称得上专业人士在美国的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建立构建逐渐完整的新闻专业主义。正如《美国新闻史》中所说，世纪之交的美国新闻业已日益成为科层化的机构，编辑记者与经营管理人员逐步分开。复杂的经营管理问题，如抢占广告和销售优势、革新机构技术、处理节节升高的投资费用、越来越激烈的劳资矛盾等等，导致了一支管理队伍的产生。这一现象与当时美国企业界的经理人员普遍形成一个阶层的趋势相一致。与经营管理专业化趋势相一致，新闻工作也日益专业化，形成独立的编辑和记者群体。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化报纸的滥觞标志着新闻业进入到大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同时也表明，新闻业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追求的行业成为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经营”使报纸一跃而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从而使职业记者成为一个较常态的行业。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独立报纸正式兴起。这一时期，独立报刊的共同特征大致反映出独立报刊思想的基本观点: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此时的独立报刊已具有一定的职业报刊精神和观念。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最初的萌芽。
媒体在目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硬新闻的式微，市场经济对新闻从个人到组织的侵蚀冲击，全球严肃新闻的娱乐化分量加大，大众文化工业的机械制造，新闻策划痕迹的日益明显，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专业主义与市场理念会在冲突中寻找平衡和生存发展。
参考书目
1.《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美) 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 南希・L・罗伯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20世纪初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谢静《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第2期
一、报刊接触行为
如果我们把报刊大体上分为党报（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市民报（包括晨报、都市报、晚报类报纸，如《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专业报（如《经济观察报》）、文摘报、周报周刊（如《南方周末》、《新民周刊》）、月刊和其他报刊这样七个大类，那么，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上海新闻从业者平时最经常阅读的三份报刊，第一接触的以市民报的阅读率为最高，其次是党报和周报周刊；在第二接触的报刊中，市民报的阅读率仍然为最高，其次为周报周刊，党报到了第三位；第三接触的报刊中，周报周刊成为阅读率最高的报刊，其次为市民报和党报。从整个报刊的分布来看，第一接触和第二接触的报刊中，党报、市民报和周报周刊的阅读率占全部报刊的90％左右，第三接触的报刊中，这三类报刊的阅读率相对于第一接触和第二接触，总体上有所下降，只占75％左右，其中党报的阅读率降幅最多，而周报周刊的阅读率则有所上升；其他各种类型的报刊，阅读率也有所增加（见表1－1）。
【表1－1】：请列举您最常阅读的三份报刊
党报
市民报 专业报 周报周刊 文摘报
月刊
其他 第一接触 30.40％ 40.70％ 3.10％ 18.90％ 4.60％ 0.80％ 1.60％ 第二接触 18.40％ 34.80％ 6.40％ 27.10％ 5.60％ 2.40％ 2.40％ 第三接触 15.60％ 25.10％ 8.10％ 32.00％ 9.20％ 8.10％ 1.90％
如果将从业者接触的三份报刊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各种报刊所占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市民报（33.75％）、周报周刊（26.82％）和党报（21.67％），这三类报刊占全部报刊阅读率的比例超过80％。
【表1－2】：最常阅读的三份报刊的总和 党报
市民报 专业报 周报周刊 文摘报 月刊
其他 21.67％ 33.75％ 5.77％ 26.82％ 6.39％ 3.64％ 1.96％
调查显示，上海新闻从业者每周花费在报刊阅读上的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读报时间，其中花费在第一接触报刊上面的时间最多，平均每天阅读超过25分钟（见表1－3）。 【表1－3】：您常看的每一种报刊每周阅读的时间（分钟）
第一接触 第二接触 第三接触 每周所花费的阅读时间 161
115
102
不同类别的报刊所花费上海新闻从业者的阅读时间存在着差别，如果将报刊的出版周期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专业报刊以及周报周刊的阅读时间最长，每期平均阅读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而党报和市民报的阅读时间在20～30分钟之间（见表1－4）。 【表1－4】：您常看的每一种报刊每周阅读的时间（分钟）
党报 市民报 专业报 周报周刊 文摘报 月刊 其他 第一接触 181
187
220
76
109 53 178 第二接触 132
147
125
66
103
128 117 第三接触 123
133
106
68
102
96
81
不同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每周花费在阅读报刊上的时间，以电视从业者为最多，最经常阅读的三份报刊总计415分钟，其次为报纸从业者，每周三份最经常阅读的报刊花费时间总计366分钟，再次是广播从业者，共花费390分钟。
如果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称、职务等有关因素引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上海新闻从业者花费在第一接触和第二接触报刊上的阅读时间，同年龄、从业年限、职称和职务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职称和职务越高的从业者，对于他们选择的经常阅读的第一和第二接触报刊，每周花费的阅读时间就越长（见表1－5）。 【表1－5】：年龄、从业年限、职称、职务和每周阅读报刊时间的相关关系
第一接触
第二接触 年龄
0.270＊＊
0.281＊＊
367
346 从业年限
0.241＊＊
0.237＊＊
367
346 职称
0.175＊＊
0.149＊
0.001
0.005
368
347 职务
0.123＊
0.021
352
二、广播电视新闻接触行为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上海新闻从业者每周收看电视新闻的天数接近6天，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天收看电视新闻；而收听广播新闻的天数则稍少一些。在不同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之间，对于电视新闻的收看率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别，而对于广播新闻的收听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广播新闻从业者的收听率最高（见表2－1）。 【表2－1】：您平时每周有几天收看电视新闻和收听广播新闻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 每周收看电视新闻天数 5.69 5.64 5.88 5.67 每周收听广播新闻天数 4.48 4.32 4.23 5.49
在各种不同的广播电视媒体中，上海新闻从业者接触较为频繁的依次为本地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及本地电台。对于境外广电媒体的接触率普遍较低，其中只有凤凰卫视接近3，也就是一般或有时收看的水平。在调查以前我们曾预计由于声画传播的特点，上海新闻从业者对如CNN、BBC这样的境外广电媒体的接触率应该会较境外报刊为高，因此特意在问卷中将境外报刊列入其中作为参照，但调查结果显示非常接近，都在偶尔接触的程度。在不同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之间，电视新闻从业者对于内地广电媒体的接触率最低，但对于境外广电媒体的接触率略高；而广播新闻从业者对于内地广电媒体的接触率稍高（见表2－2）。 【表2－2】：广电媒体及境外报刊接触情况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 本地电视台
4.43 4.37 4.07 4.6 中央电视台
4.08 4.17 3.68 4.23 本地电台
3.23 3.16 2.89 4.28 凤凰卫视
2.79 2.82 2.86 2.4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21 2.22 2.03 2.51 美国CNN
2.06 2.06 2.27 1.57 境外报刊
1.96 2.08 1.77 1.43 英国BBC
1.82 1.81 2
1.49 （1表示从未收听、收看或阅读，5表示经常收听、收看或阅读）
不同专业背景的新闻从业者当中，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对于国外媒体的接触程度要稍高于非新闻专业的从业者，而对于国内广电媒体（包括凤凰卫视）的接触率则要稍微低一些。 【表2－3】：不同专业背景广电节目和境外报刊接触情况
新闻专业 非新闻专业 本地电视台
4.29
4.43 中央电视台
4.02
4.14 本地电台
3.19
3.27 凤凰卫视
2.72
2.8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21
2.2 美国 CNN
2.12
2.01 境外报刊
2.02
1.93 英国 BBC
1.91
1.75 （1表示从未收听、收看或阅读，5表示经常收听、收看或阅读）
如果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称职务等因素引入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年龄越大、职称和职务越高的新闻从业者，对于内地广电媒体的接触程度就越高，而对于国外媒体的接触程度就越低；学历越高的从业者，则正好相反，对于内地广电媒体的接触程度越低，对国外广电媒体的接触程度越高。凤凰卫视作为境外华语电视频道，其接触率与上述各种因素均没有相关关系。
三、网络接触行为
不容忽视的是，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已经为上海新闻从业者带来了观念和媒介接触行为方面的影响。多数新闻从业者经常浏览内地的网站，也可以熟练使用因特网进行新闻采编工作。其中广播电台的新闻从业者无论对于浏览内地和境外网站，还是运用因特网作为采编工具以及多媒体的工作环境，其认同度都比其他媒体从业者要稍高。此外，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无论是浏览内地或境外网站还是对因特网和多媒体工作环境的适应程度，都较之非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要稍高一些。
【表3－1】：网络和多媒体使用情况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 我经常浏览内地网站
4.04 3.97 4.18 4.2 我可以熟练地使用因特网进行新闻采编工作 3.75 3.68 3.91 3.95 我十分适应多媒体的新闻工作环境
3.72 3.65 3.87 3.9 我经常浏览境外（含港台）网站
3.53 3.46 3.67 3.77 （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表3－2】：不同专业背景网络和多媒体使用情况
新闻专业 非新闻专业 1 我经常浏览内地网站
4.14
3.96 2 我十分适应多媒体工作环境
3.82
3.73 3 我可以熟练使用因特网
3.79
3.62 4 我经常浏览境外（含港台）网站 3.63
3.44 （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如果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称职务等因素引入进行相关分析，我们发现年龄、从业年限和职称与网络和多媒体使用明显呈负相关，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职称越高，对于网络和多媒体的使用与适应程度就越低；相反，学历则与网络和多媒体使用呈正相关，学历越高，对网络和多媒体的使用与适应程度也越高。在进行了偏相关分析后发现，从业者对网络和多媒体的使用与适应程度，主要受年龄和从业年限两个因素影响，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对网络和多媒体的使用和适应程度就越低。
在新闻从业者广泛使用因特网的同时，他们对于网络媒体在新闻工作中作用的评价也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大多数从业者认为因特网为新闻工作带来更为开放的空间，也基本同意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新闻工作的竞争压力有所提高。但对于商业网站的可信度有些心存疑虑，相反，对于那些由传统新闻媒体办的新闻网站，从业者对其可信度的认同要高一些。与网络使用的情形相仿，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较之非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更认同因特网为新闻工作带来更开放的空间，但显然非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却较多地感受到因为网络媒体出现而带来的工作压力。新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无论是对传统媒介自办的新闻网站还是对商业网络公司办的新闻网站可信度的看法，都比新闻专业背景从业者要稍微高一点点。
在进行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后发现，年龄、从业年限和职称与对因特网的正面评价呈负相关，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职称越高的从业者，越不认同因特网为新闻工作带来更开放的空间。
【表3－5】：对网络媒体的看法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 因特网为新闻工作带来更开放的空间
4.05 3.98 4.26 4.22 网络媒体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的竞争压力 3.78 3.75 2.79 3.98 传统媒介自办的新闻网站可信度很高
3.34 3.31 3.28 3.99 商业性的网络公司办的新闻网站可信度很高
2.68 2.63 2.74 2.93 （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表3－6】：以下是一些有关网络的描述的评价，您是否同意
新闻专业 非新闻专业 1 因特网为新闻工作带来更开放的空间
4.08
4.03 2 网络媒体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的竞争压力
3.78
3.8 3 传统媒介自办的新闻网站可信度很高
3.32
3.3 4 商业性的网络公司办的新闻网站可信度很高
2.71
2.68 （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四、新闻理论与业务类媒介的接触行为
新闻理论与业务类的媒介，是新闻从业者提升自己的理论与业务水平的一个途径，也是业内沟通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新闻从业者可以建立起一个虚拟的行为社区，在其中对新闻专业理念及其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达成职业理念共识。在调查中，我们把相关的这类媒体分为三大类，一是新闻理论类期刊如《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二是新闻实务类期刊如《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电视研究》等，三是新闻业界网站如中华传媒网、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传媒观察等。调查发现，上海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理论类期刊、新闻实务期刊以及业界网站的接触情况不容乐观，均在偶尔接触的水平上下，其中新闻实务期刊的接触情况总的来说相对稍好一些。在不同媒体从业者之间，广播新闻从业者对上述三类媒介的接触稍多一些，而报纸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实务期刊相对较为重视，电视媒体从业者相对略微重视新闻理论类期刊。 【表4－1】：专业杂志和网站接触情况
总体 报纸 电视 广播 新闻理论期刊 2.16 2.03 2.45 2.54 新闻实务期刊 2.71 2.77 2.42 2.74 新闻业界网站 2.28 2.31 2.11 2.36 （1表示从未阅读或使用，5表示经常阅读或使用）
在这类媒介使用上，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新闻专业的从业者对于新闻理论类期刊、新闻实务期刊和新闻业界网站的接触率并不高于新闻专业的从业者，相反还要稍低一点。 【表4－2】：不同专业背景对专业杂志和网站的接触情况
新闻专业 非新闻专业 新闻理论期刊
2.14
2.17 新闻实务期刊
2.67
2.75 新闻业界网站
2.24
2.29 （1表示从未阅读或使用，5表示经常阅读或使用）
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称、职务等因素引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接触新闻实务期刊的频度同这些因素有显著的相关。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职称职务越高的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实务期刊的接触率越高。 【表4－3】：年龄、从业年限、职称、职务同新闻实务期刊接触率的相关关系
年龄
从业年限
职称
职务 接触新闻业务杂志频度 0.280＊＊ 0.267＊＊ 0.248＊＊ 0.164＊＊
389
388
393
376
结论与分析
从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看，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已经开始呈现创造出新闻采编的新的工作环境，体现出其影响力；从业者对于传统媒介自办的新闻网站的可信度的认同要高于商业网络公司的新闻网站；尤其是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对网络使用和适应程度都比较高，对其积极影响也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在传统媒介接触方面，《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这些党报在上海新闻从业者当中的影响力要低于如《新闻晨报》、《新民晚报》这样的市民报纸，也低于其他新闻类的周报周刊，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在“媒介间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介学者发现，其议程的影响力一般是从高品质的主流媒介流向其他媒介，比如在美国新闻界某次报道总统竞选时，其他媒介记者往往会先看《纽约时报》记者如何写稿，就知道自己的报道应该强调什么。②党报在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媒介接触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报作为大报，不仅难以在媒介间的议程设置中起到应有的影响作用，而且也在丧失其高品质主流报纸应有的社会地位。
在新闻从业者的广播电视新闻接触行为中，境外广电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大，广播的影响力也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小，至少新闻从业者收听本地电台新闻的程度总体上还是超过了一般收听的水平。但是越年轻、学历越高的从业者，对境外广电新闻媒体的接触程度就越高，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种状况意味着在年轻的、高学历的从业者报道新闻时，其议程框架和新闻价值判断有可能会比年长的、工作年限长的、职称高的从业者更容易受到境外媒体议程框架的影响。
此外，新闻理论和实务类期刊与网站在上海新闻从业者当中的影响力是比较低的，这一方面要反思新闻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新闻业的专业社区还没有建立起来，新闻职业理念的共识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新闻学实践教学问题研究
高职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技术性为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学习任务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目前，在我国新疆地区高职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师资力量薄弱，尚需尽快解决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新闻实践教学的前提条件，教学力量薄弱必定会影响新闻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高职院校中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丰富的理论知识的教师少之又少。而新闻媒体中较为出色的人才工作量大，也不可能承担学校的实践教学专职教师。
仅对新闻专业的实践性最强的新闻摄影专业师资进行调查，实验教师与学生比例为1：109。其中，实验教师中本科学历有7人，研究生学历有3人。实验教师中，有初级职称的1人，中级职称有5人，副高职称有1人，无职称有3人。这就容易造成实践教师的研究能力不强，知识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
二、教学环节脱节，急需调整教学计划
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教师对学生所进行的一切教学过程，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实习等。其中理论教学主要是在课堂上由教师依据教学大纲所进行的。教师结合学校实际在学生学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见习、媒体实习，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教学的两个环节，也就是教学的主要内容。三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按高职教育的总体要求，主要按比例分配组织教学，目前，为了追求学生的有效就业率，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部分高职院校其实践课学时已达到或超过专业总学时的50%。
目前，新疆高职实践教学的比例普遍不高，一方面是教学条件的限制，不能正常地进行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则是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过分地强调理论教学，或者是即便上实训课，也只是流于形式上的实训。除部分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中部分专业外,三年制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的学时数能够落实到位的较少,从而大大削弱了实践教学的功能与效用。
三、教学内容落后，增加新闻前沿信息
教材内容老化。例如，国内外有很多新闻方面的书籍，主要分为这几类：一是从新闻理论的角度入手，注重理念教育，教材中仅有少量章节涉及当代新媒体知识，不能很好地满足新闻传播的需要。二是旧教材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要求，致使学生综合素质不高，实际工作能力较差，毕业后不能马上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教育和实践严重脱节。此外，还存在两个问题：主要是使用教材的情况较为混乱，教学内容得不到保障，停留在简单原理的讲述上，基本上脱胎于原来的高本教材。高职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技术性为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学习任务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在教学中应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全面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科研水平是高校教师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能力的源泉，也是教师进行教材编写所需知识储备的关键要素。
作为新疆高职学院，学科的专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应立足于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通过本地培养、异地培养、上学深造的方式，尽快培养出一支多元化、多层次的学术梯队，为自主编写适合新疆人才培养的教材编写，提供人力保障。由于个体力量的单薄，我们可以聚合集体力量，将各学院老中青教师组合起来，与其他地方院校进行科研融合和对接，形成教材攻关小组。目前，新疆各高职院校在积极创造条件向普高迈进，而忽视了教学及教材的特色的形成，过分强调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实践教学的意义, 大大影响了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效果。
四、实践设备欠缺，提高教学投入
新闻实践教育教学的硬件设施不完善，教学设备陈旧，使教学多流于课堂教学的形式，缺少动手的机会，许多学生没有受过专业的技能技法的训练。
教学实验手段差，器材落伍。现在新闻传媒早已全部使用先进性能的照相机和齐全的镜头、附件配套，很多新闻媒体已配有数码照相机及相应的传输处理系统。而高校中绝大部分仍使用早已淘汰多年的手动相机。由于器材落后且缺乏，绝大多数新闻摄影课无法教授图片传输技术、数码摄影技术。学生们甚至连自动聚焦、自动曝光、TTL闪光摄影等技能都无法练习，到传媒单位后还得重新学习器材的使用。
理论技术与技术技能的不协调。所谓理论技术，是指科学原理指导应用于生产并在生产过程演变中得到迅速发展的技术，即技术的科学化。对于高职院校来讲，理论技术主要体现为教材中科学技术原理、工程理论及相应的文化基础。所谓实际技术技能，是指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即能够依靠学习掌握的理论技术，依靠学习前人经验而形成的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辅以工具、量具等即能进行相应的生产或技术活动，并能判断质量优劣，排除技术故障。按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高职学生的素质应体现为理论技术与实际技术技能的有机融合并以实际技术技能为重点。在新疆高职学生身上，特别是新闻专业的学生身上会出现前者强后者弱的现象。
五、实践基地“贫血”，要扩大基地范围
2001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职高专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会上专家提出了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三步走的工作思路：第一步，2001年，在组织对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试点工作评估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实践教学建设的若干意见》和《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方案》，明确基地建设目标、方向，理清建设思路；第二步，从2002年起启动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创建工作，在各省自评的基础上，评估确定部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学校；第三步，从2003年起根据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开展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评估验收工作，创建一批高水平的实践教学基地。
此后，教育部又提出在2005年前建设成50～100个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的目标。经过3年左右的努力，我国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少实践教学基地达到合格标准，各省市都相继建成一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但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全局看，新闻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改革仍是高职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在全国700余所（2003年统计）高职院校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学校中，实践教学条件能满足教育部评估条件要求的院校屈指可数，新闻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亏欠也是其中之一。
在调研中，仅有新疆职业大学有一张四开四版的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报纸，其余被访学校即使有校报，也不是完全市场意义上的报纸，更不可能涉及其他类型媒体的校内实践平台。因此，目前设有新闻专业的高校，把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效果体现，更多地寄希望于最后一学期的实习，所以造成了前五个学期校内上课期间实训效果并不明显的状况。
六、教学效果不理想，要重视技能操作
实践效果是实践课程设置及实训方法实施的直接结果。通过实训课教学的效果评价，了解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促进教师不断学结，提高教学质量。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除新疆大学外的所有被访学校均宣称自己有五种或五种以上的新闻实训方法，但是，其在校学生（不包括第六学期的实习期）的实训效果预期与能在校内就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的人寥寥无几的现实成较大反差。
受传统的“重理轻技”观念影响，各新闻专业对新闻实践教学未能充分关注，新闻教育的这种偏差，早已受到新闻传媒的批评。他们呼吁：“新闻摄影学应列为高等学府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办报指导思想应编入新闻教育的教学大纲”，就是在呼吁新闻教育的双重教育效果。
尤其是一些新闻实训课程少的本科院校，其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后，在专业新闻平台的支持下才能勉强进入角色。这种状况与高职学生一毕业就要就业的职业特点培养目标形成很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高职新闻专业毕业生面前的现实问题。
我们发现，当前新疆地区高职院校新闻学专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新闻教育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师资、观念、教学手段和方式、基础设施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当前，除了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我们还需不断找出症结所在，探索更适合新疆地区实际的高职院校新闻学专业教育途径。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既能从事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能在宣传文化系统、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产业各个行业(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旅游、艺术演出、文化贸易与投资、文博事业等)的综合管理层中，从事相关的实际工作，也能到海关、银行等部门从事国际文化贸易管理及文化投资咨询等工作。
从事行业：
毕业后主要在影视、公关、互联网等行业工作，大致如下：
1、影视/媒体/艺术/文化传播;
2、公关/市场推广/会展;
3、互联网/电子商务;
4、房地产;
5、广告;
6、教育/培训/院校;
7、金融/投资/证券;
8、新能源。
从事岗位：
毕业后主要从事文案策划、储备店长、投资经理等工作，大致如下：
1、文案策划;
2、储备店长;
3、投资经理;
4、注册监理工程师;
5、测量工程师;
6、电气工程师;
7、高级项目经理。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考研方向(专业硕士)公共管理
(专业硕士)公共管理(学科代码：125200)是管理学领域下的专业学位专业。
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MPA)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要求毕业生成为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熟悉具体公共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人才。
(专业硕士)新闻与传播
此专业为专业硕士(学科代码：055200)。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简称MJC，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上有明显差异。学术性学位按学科设立，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而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新闻学
新闻学(学科代码：050301)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各种新闻媒介的特性、功能及其运用，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规律，新闻事业的管理等。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和国际化视野，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毕业生应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遵守法律、能够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职业理念，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熟练掌握新闻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能从事新闻学实务和新闻学教学、科研工作。
传播学
传播学(学科代码：050302)是新闻传播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它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培养目标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理性思考 编辑 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2-0041-06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hat’s the Editor？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editing in 2016， the reflection and elaboration have been made on ed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dit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editors are those who have clear editing ideas， who have the spirit of creation and craftsman， who are th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in digital publication， who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publishing theories， wh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ccumulating vivid cases， and who have created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Editing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互联网+”如火如荼地发展让传统出版业和出版业中的编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网融合，出版业态多样化，电子出版方兴未艾，自出版直接登场。“有数据显示，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以自出版模式出版的；排行前50名的图书中，也有11种采用自出版模式”[1]，技术对传统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革命。既然如此，还需要编辑吗？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果需要、存在合理，又该如何发挥好编辑的作用？过去的2016年让诸多出版人心存疑惑。
阅读不灭编辑就不会消失。《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2]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自出版无法取代传统出版和编辑的作用，且将更加凸显“好编辑”的价值。它否定了技术派所持的“传统出版没有未来，编辑终究要被技术和机器替代”的观点。其中提到的“好编辑”一词意蕴深远。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的明确指引，清晰而鲜明的意识、理念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热菪问缴系募中体现即编辑思想。并非所有编辑都有编辑思想，有人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平庸无为，得过且过，理念浅薄，难得建树。但优秀、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有编辑思想的人，为达到目标付出的智慧、心血与顽强精神凝聚于出版物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编辑思想研究被大家所重视，并成为2016年的热点之一。
的编辑实践活动多集中在他的青年时代，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有零散文章对此予以关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专业性。2016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文邦的《青年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1918―1927）》[3]。作为编辑思想专题研究著作，它较之以往的论文更具系统性、深刻性与专业性。该书是对青年编辑思想的全面总结，具有史料积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4]系思想研究专项之“青年编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从同志创办《湘江评论》《政治周刊》等编辑活动入手，概括其思想内涵，建构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备鲜明编辑思想的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以及他们编辑的书籍都会让人久久记住。编辑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创新是编辑出版业深入发展的源泉，如何策划出既有特色又具新意的作品，一直是编辑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5]一文将叶圣陶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理论与当前英语教辅书籍出版有机结合，弘扬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家崇尚质量的编辑理念，以编辑理论指导编辑实务，以案例诠释创新，以历史启示现实，起到了宣传优秀教辅图书、鼓励创新的作用。杨牧之曾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对编辑艺术体会深刻，见解独到。“马克思主义是杨牧之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杨牧之编辑艺术的各个方面”[6]。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新形势下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吴颖是高校学报界的知名编辑，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创办学报有声有色，提倡编辑向“学者化”“杂家化”方向发展，为留住优质稿源，求真务实。虽然他在编辑研究方面少有长篇大论，但因其思想有见地、实务有创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以《吴颖的编辑理论与实践述论》[7]为题进行了传播，希望供媒介融合时代的年青编辑们“认真研究”“发扬光大”。《游苏宁30年编辑思想述评》[8]同样展示了其作为优秀编辑的思想魅力。林穗芳是大家公认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他的研究成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第3期《中国编辑》刊登了刘杲四年前为《林穗芳自选集》所作的序文，无疑是想借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之机，为媒介融合时代深化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优化编辑出版工作质量提供新动力。
编辑思想研究不限于现当代编辑家，还有名留史册的编辑家，他们是带给我们厚重历史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9]是编辑思想断代史总结。作者分析该时期编辑思想的社会基础，总结概括存在于总集别集、经书史书、佛教典籍及书目等各种类型出版物中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精剪别裁、以事分类、通融古今等多方面的编辑思想。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点有面，在收获编辑思想断代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文史功力。
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曾亲手校订《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清史稿》曰：“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0]戴震编校之功与其编辑思想密不可分。《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11]一文将戴震“及物求理”“因物求则”的哲学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赞扬他灵活调整、删削处理旧志体例的方法，推崇他重视校对、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保证书籍质量的举措。戴震为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为今人总结乾嘉学派书籍出版的编辑思想拓展了新径。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十分活跃，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力派出版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外，各中小型书局对出版市场的充实作用也值得探讨。《在追随大势中找准势态：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出版特色和图书广告营销》[12]总结会文堂凝聚出版方向、明确设计理念、拓宽促销思路等方面的出版特色，为媒介融合变化中的编辑提供了学习启示的蓝本。
媒介融合是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编辑之困惑从出版历史发展中可得其思想、析其优劣。上述研究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社会状况，编辑都需要把握方向，认真思考，积极行动，以鲜明的编辑思想指导具体工作。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
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创新意识是开放进取理念，工匠精神是专业技能素质。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中不乏类似的讨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13]一文认为，媒介融合带来编辑主体构成、地位、职责三方面的变化。主体，“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地位，“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职责，“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引领商业模式的改变，社会各行业正在“建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引发“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同时不断分化，媒介生成的枢纽性强化了“整合者”的地位，因而，应注重发挥编辑的“整合功能”和“交易功能”，强化创新意识，从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正确面对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媒介关系，服务于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思考》[14]认为数字出版时代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是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同样，《哲学视阈下的青年编辑职业道德：从尊重与责任谈起》[15]从辨析编辑道德概念入手，引入哲学层面的尊重、责任理论，探讨了青年编辑的职业道德精神。
媒介融合现状不仅使图书编辑感同身受，期刊编辑亦然。《从大数据时代看现代期刊编辑意识形态的转变》[16]论述现代期刊传播途径与印刷形式的革新，分析时代对现代期刊编辑的挑战，编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文章认为“编辑本体意识一般在审稿中体现，编辑统筹意识是体现本体意识的关键”，现代期刊编辑应注意导向性统筹组稿，发展创新思维，推进期刊数据化迈向正确的轨道。《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17]根据自身办刊实践，总结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的具体情况，对学会应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挥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在科技期刊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目的是“实现科技期刊信息化管理和全自动办公”。这些是增强编辑创新意识、提高专业能力的一批研究成果的代表。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精神源于职业认同。《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研究现状》[18]一文，认为职业认同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编辑自身的成长，也事关编辑活动的开展和出版物的质量。文章查阅了2003―2015年间关于职业认同的29篇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对编辑职业认同关注得很少，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调研、职业认同与编辑行为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论及，缺少具体量化指标，期望能够构建一个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体系。《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19]认为职业认同是“编辑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和肯定的评价，是对编辑职业基本性质、职业价值、职业规范、职业群体等要素的认可程度”。《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实践》[20]提出了青年编辑人才培养的原则、成长的途径与方法，确保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21]，当编辑不容易，创新意识要在专业素养中体现，有工匠精神的编辑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他们至少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和“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数字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
自从有了数字出版，出版物更加生动和丰富，但从业者却呈现出“有职务无职称”的“无政府”状态。被称之为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社长的出版人在职称序列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被终止。数字编辑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媒介融合的重要人力资源。
2016年初，《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出台，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半年内，北京市分别完成了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评审工作，组织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它“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22]。《我国数字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一文介绍了数字编辑职称制度从无到有、从一个整体到九个细分方向的相关内容。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三横三纵”体系：“三横”指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三领域构成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内容、技术、运维，贯穿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梳理和概括了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产业链，从业者的具体构成和业务环节由此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数字编辑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与传统编辑职称序列比较，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称谓。副高系列以“主任编辑”命名，命名初衷虽然无法知晓，但一定含有“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官方认可”的意义。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3]，它既明确了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的职务属性和内容，也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数字出版编辑发展先后经历了兼职、部门主任或分社社长、公司高管、高管后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也是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的反映。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近年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既重视助理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能力与知识结构，又强调副高、正高级数字编辑应有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相信该篇文章会引起诸多数字编辑和数字编辑研究者的兴趣。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社从单一出版领域向综合领域发展，逐渐建立了面向不同学科、领域的选题策划部门。新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编辑、部门之间的一些不良、无序竞争。《论公平理论视角下的出版社编辑部门内部竞争》[24]认为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出版社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它倡导依据公平理论，明确策划边界，避免领域重叠，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制度。
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有许多关于出版理论与编辑实践关系的探讨。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二者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当人们认为理论“不起作用”时，实际上是“它对编辑实践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关注不够”。《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调适》[25]明确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是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汲与互渗关系”。作者认为“编辑理论与实践间的深层内涵就在于它们的互汲与互渗关系”，明确提出“编辑理论依靠编辑实践生存”，“编辑理论只有汲入并融进编辑实践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并指出“编辑理论与实践互汲的路径是自然配置和相互适应”，“互渗的有效方法”是“边缘渗入”。文章的实质是“在理性的编辑年代，要让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间的互渗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须对二者保持适度的观照，对二者的任何偏见都是不妥的”。
近年来关于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错位探讨：以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为例》[26]认为，报纸民生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出现“低俗化、琐碎化、媒介角色错位”现象，主要是快速发展的民生新闻实践与滞后的民生新闻理论引发的矛盾所致，民生新闻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偏离发展的轨道。文章提到“报纸民生新闻的文化价值”，并说明首先是政治价值，即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其次是文化价值，即提升民众的精神理念。文章条理明晰，观点有新意。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分歧：兼论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27]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和规律，新闻编辑实践负重于工作方法，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应当是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和推进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选择・浓缩・聚合：文摘期刊编辑工作的三大环节及其编辑学意蕴》[28]认为文摘是“期刊中的期刊”，高度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文摘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发现稿件（选择）、加工稿件（浓缩）、组配稿件（聚合）三大环节”，作者选取国内《读者》《青年文摘》和国外《农业万用手册》《读者文摘》《连线》等著名杂志主编及编辑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文摘编辑“通过发现选择、浓缩加工和聚合组织等编辑手法”，不仅使文摘期刊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也补充、完善和丰富了经典编辑学理论。
出版业跨界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跨行业、跨媒体、跨国融合的发展态势初具规模”[29]。长江传媒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山东水浒书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公司，凤凰传媒投资影视业，时代出版社与安徽大学携手成立影视中心……在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者的初步融合中，读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变为信息传播者，传播内涵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代的编辑应该有什么变化呢？《出版业变革时代传统出版社图书编辑的应对策略》一文，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状态下的编辑应更加重视目标读者和内容资源。作者认为，“尽管传播媒介在更新，传播向度在变化，传播环节在缩减，但‘内容+传播’的规律没变”，因而，可对编辑实行项目管理制，发挥各自专长，让策划编辑提升策划效率，让文字编辑静心案头工作，提升编辑力。《基于科学化理念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实践》[30]也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提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科学化理念，以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出版进入产品数字化、业态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编辑在“互联网+”转型中的变与不变》[31]提出，“在转型中，学术编辑需要面对读者需求的改变、编辑角色的改变、媒体元素的改变和编辑知识结构的改变”，不变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追求、责任、读者群和作者群。传统出版业的教材编辑也需要创新实践，加强学习，重新定位编辑角色。《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32]主张教材编辑应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д摺薄澳谌葑试吹恼合与策划者”“优质教学内容的集成者”和“新兴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专业学术图书审读及编辑加工的三个能力：以社会学类图书为例》[33]一文作者为一线编辑，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社会学类图书编辑审读和加工应注意提升“语言文字规范能力”“专业学术问题处理能力”“专业学术图书尺度的把握能力”，既有规律总结也有很强的实践性。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积累鲜活案例并带动自身发展的人
培养后备编辑队伍的编辑出版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深感压力与动力。作为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媒体时代报刊编辑实践教学的“六个转变”》[34]提倡高校报刊编辑实践教学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实现教学目标、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平台、考核方式六个方面的转变。《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35]一文作者工作于高校，给本科生上课，十分熟悉教学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目标，认为出版物“选题要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成品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为了提高学生课程学习效果，作者所在专业引入了过程性评估与监督机制，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了《书刊编辑实训手册》、《书刊制作实务手册》及《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暨“四年一本书”教学项目学习与实训手册》，内容细致周全，操作性强，授课模式、考核方法有许多改革之举，相比一些大而空的研究来说此文应点若干个赞。
各高校也围绕编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以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为例》[36]讨论了实践教学的不稳定性，强调通过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编辑实践能力。学院配套建设了数字出版实验室，以实现培养目标。《全媒体时代新闻美术编辑如何转型创新：以湖北新闻美术实践为例》[37]提出转变理念、创新方法。《浅析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38]归纳了“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与新闻媒体实践脱节、教学实践不足、滞后于实务发展、教学方法蔚鳌⒋葱滦圆蛔恪钡任侍猓探讨有助于课程改革，有助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质的新闻编辑人的路径。《思维创新理念在电视编辑中的探索与实践》[39]认为创新思维因素应是每一个电视人着重把握的重点问题。
网络编辑专业办学历史不过四五年，有的学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设置数字出版或网络编辑方向，无论是否独立，都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编辑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40]的作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图，含实习、文献阅读、技能训练、创新设计、综合实践五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网络信息编辑教学方法实践探讨》[41]实地调查了陕西多家电子商务企业，了解到企业对网络信息编辑岗位的技能要求，提出“教学做教学法”，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以此方可提高网络信息编辑课的教学效果。《数字化时代〈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考》[42]提出注重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增加实验设备，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课程考试方法等思路。现代汉语是许多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之对接》[43]认为当下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对学生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及编辑实践能力的提升，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对接的主要途径是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编辑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通过编辑的书来“发声”，通过电子产品记录与传播人类知识，通过数字出版、网络传播显示自身的存在。从2016年综述类的专著、述评集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我国1949―2009年的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展示了中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60年的发展历程。《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44]从“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三方面展开评价，认为该书“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该文既有书籍内容的介绍，也有为读者导读的指引，无论编辑学研究者还是初学者均可从中受益。
类似总结性的论文还有《近五年我国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45]、《长三角区域作者发表编辑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46]等。前者聚焦2011―2015年中的编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肯定“大编辑”鲜明的时代性，显示编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实务研究集中在全媒体数字时代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报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当前媒介融合、体制改革与编辑工作创新结合起来，且将编辑过程、编辑环节与数字出版技术紧密联系，呈现出务实的研究特点。后者反映长三角区域编辑学情况，发表文章多的期刊发展态势良好，说明“编辑人才的高素质和刊物的高影响力互为促进作用”。
2016，还有许多编辑学研究文章未能在此叙述，主要论点难免挂一漏万。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外在空间发生多大变化，编辑都将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动力，增强信心，让媒介融合为出版服务，为研究定重点，为自身拓展定位，为编辑角色注入时代气息。这就是编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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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奉行的理念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
【关键词】日本模式 新闻传播 素养教育
1．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研究日本的新闻教育，必须要提的三位人物是松本君平、小野秀雄、小山荣三。松本君平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日本的奠基之作。1918年，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做讲师，毛泽东听课半年）即使用此教材。由于当时日语几乎全是汉字，所以可直接引进。小野秀雄1926年创办《新闻学研究》期刊，1929年创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1932年创办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1951年发起日本新闻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小山荣三1935年出版《新闻学》，1946年出版《舆论调查概要》，1949年创建东京大学世论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年出版《新闻学原理》，其弟子饱户弘（后任世论所所长）也是我的导师水野博介的老师。传播学传入日本较早。目前在日本国立及私立的四年制大学中开设六门以上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的高校有67所，其中有22所高校开设17门课程以上。在上述67所高校中，开设传播学系的高校不足10%，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只占25%，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讲座的高校也不足25%。
2003年，通过对开设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17门以上的22所高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23.7%）、大众媒体（20.1%）、传播学（16.3%）、广播电视（15.4%）、大众传播史（14.7%）、新闻学（14.7%）、文化及大众文化（12.1%）、情报社会及情报化（11.8%）、媒介产业（10.0%）、国际及跨文化传播（9.7%）、广告（9.2%）等。日语中的情报与中文里的情报意思不同，正如经济、广告、会计等近代许多词汇一样，情报也是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但日文中的情报，以1921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变化，而我国仍沿用至今。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翻译《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首次使用“情报”一词。1903年，森林太郎，即后来明治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翻译库拉吾泽威茨的《大战学理》。“情报”一词引入我国并定着下来。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1年藤冈胜二出版的《大英和辞典》又第一次将信息译为情报。从此，情报的含义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日本变了，中国没变。
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新闻媒体也录用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工作。日本传播教育乃至日本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理念，使这种自由的转换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2003年通过对日本23家各类媒体所做的调查表明：传播媒体希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方向应该定位在：①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②拥有宽泛的知识结构；③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日本的传播教育对学生的一般教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传播媒介也更需要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和一般性（非专业性）工作能力良好的人，反而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从媒体对传播教学部门的需求来看，以日本五大报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培养你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采写编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则是踏进媒体后通过培训和锻炼等来获取的。媒体的要求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把事实公正地报道出来，还应是社会分析家、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员。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就必须进行系统的专门训练。除了学习信息收集、写作方法、计算机操作等等之外，还要学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性标准化教育。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员工进入报社后，先要在各大报社的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报社的运行机制、内部管理规程、职业道德等等诸多方面。据说有些报社还为新进人员的培训请来了律师，讲解采访活动中涉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总部培训结束后，则全部被分配到该报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社去接受锻炼。其理由是，总社的各个部门分工比较细，新进员工无法体验到所有的工种，而分社则不同，一般需要负责一个省或市的报道，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在地方分社（1至2个）全方位地锻炼了数年后，积累了经验，再回到总社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在成为一名熟练的记者以前，一般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记者或编辑的指导。这种指导既涉及采写编评等专业知识，又包含了作为一名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人格。另外，每隔数年，还要对记者进行一次集训。而且，在地方还多数从治安报道入手，叫做“回转警察”，据说在日本做新闻这方面是最简单的。没有个人发挥，只要听警察的话、多拜访警局即可。
2．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在日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通常有三个层面，即专门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训练。试分述如下。
首先，看一下专业教育，即以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中，这是相对最不发达的。在日本全国500多所大学中，设立新闻院、系、专业的，只有27所，约占1/20。而同期的美国为700多所，中国为600多所。固然，与中国相比，由于日本的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这个数字亦不算小；但与美国相比，则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在职业训练层面上的观念和机制不同：前者依赖传媒，而后者倚重学校。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即“新闻”概念的扩大化。既然新闻教育机构的兴盛依托于信息化的洪流大潮，则广义的信息教育也就必然地、势不可挡地渗入了传统的新闻教育内容。这里仅观察一下各院系专业的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从“新闻”到“信息”的大趋势。在上述27个教育机构中，至今仍以“新闻”命名的，仅有4个，甚至一贯流行的“大众传播”称谓也只有6个，而挂起“信息（情报）传播”招牌的最多，达9个，并呈越来越多之势（参见表4）。
尤需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没有出现过“新闻学院”。仅有的两个学院级机构，一称“情报学院”（文教大学），一称“传播学院”（东京经济大学）。在这类学院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科也好，大众传播学科也好，自然都只是广义（社会）信息（传播）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它下设“个人与共同体”、“组织与产业”、“异文化”三个系，分别展开有关“家庭、社区等传播”、“企业、社团、行政机构等传播”、“宗教、语言等异文化之间传播”的研究和教育，这就完全打破了历来的构架，不再以具体传播学科而是以社会活动领域作为划分、确定培养目标类型的基准。正如该学院创立宗旨所指出的，在信息化社会中，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情报）和传播的专家。为此，培养大批信息和传播的“通才”，就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其次，再看本科教育，更能进一步体会上述信息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专门教育相比，这个层面显得格外热闹。500多所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的，现有140多所，比70年代初的30多所，翻了两番。同期，课程数也从300多门迅速攀升为1500多门。有趣的是，这些课程名称所使用的关键词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闻”从狭义向广义即“大众传播”乃至“情报传媒”扩展的轨迹（参见表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学科的消失。事实上，“新闻”、“传媒”及“报纸”、“广电”等微观性、操作性课程也在不断增加，只是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无论如何，在讲授宏观性、理论性课程时，从“大众传播”及至“情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新闻”和各种“传播”现象，确已成为主流。
概而言之，在整个社会急速信息化（导致各行各业都空前急迫地需要新闻和传播知识）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得天独厚地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现状而言，整个传媒界中，新闻类毕业生仍只占少数，但可以肯定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普及教育的发达，进入传媒的各类毕业生中拥有一定的新闻相关知识的越来越多了，这自然受到传媒的欢迎。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学校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包括传媒在内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最后，从职业训练层面看，则可以发现日本新闻教育机制的最大特点——新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培养或者说最后造就，主要靠传媒自身而非学校，即传媒仍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对年轻职员进行系统的以实务为主的职业训练。与此相关联，在每年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中，传媒一般不特别青眯新闻院系专业的毕业生（如前所述，由此而造成专门教育的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主要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3．从新闻到“情报”，从东京大学到上智大学。以上是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全景式的勾勒。接下来，拟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细部的了解。
在日本高校现有的20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创建于1932年的上智（SOPHLA）大学新闻系是最古老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比它再早的，唯有成立于1929年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它是1949年由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
由此一般认为，上智偏重教育，东大偏重研究，可以说，上智的办学模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综观“上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3．1 教育宗旨——由“专才”变“精英”。早年，上智与其他新闻院系专业一样，曾经以“培养记者（及编辑）”为唯一目标。如今，适应信息化形势的需要，改为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通用型人才。强调即使不进传媒，也要成为“富有良知的社会一员”。
3．2 课程体系——通识/研究。与上述思路相配合，上智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灵活，请参阅表4。四个学年中，一共有三套课程：必修课、必修选择课（分为A、B、C三个系列，每个系列至少选一门）、任意选择课。专业课程数计32门，约140个学分，要求从中最少修满96个学分；公共课程数除必修课（外语、体育、人类学）的16个学分之外，还要求在全校公共选择课中修满24个学分。也就是说，总计取得136个学分的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如表4所示，这一体系既力图避免各门课程在横向上的重复，又考虑到尽量保持各个学年在纵向上的连贯。另外，有一门贯穿后三个学年的所谓“研讨”课，很值得一提。其具体做法是，让每个教师带领约10名学生（由学生根据本人志趣、教师专长等自由选择、决定），开展从小组讨论、实习、个别答疑直至毕业论文指导等活动。这也可称是一种“导师制”，虽然只算1个学分，却大有益于教学相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密切化。
3．3 人员结构——教授多/讲师少。上智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人员极其精干。这所诞生于1913年，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现有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0人，而专职教师仅约500人，另有兼职教师约400人，职员约300人，共计约1200人。与此相联系，新闻系每年招生约70人，在系学生总数约300人；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教授7人，讲师1人），兼职教师7人（主要聘自传媒，担任实务、操作性课程），职员2人，共计17人。我的母校国立琦玉大学是两长一短三学期，短学期几乎全是兼职。
3．4 毕业出路——半数媒体、半数事务性工作。据统计，建系75年来，上智大学新闻系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其中约一半在传媒任职，成为业务骨干或行政要员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其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日本特有的“传媒重实务、学校重理论”的大气候下，专门教育机构的作用比较有限，即如上智这样老资格的院系专业，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它的若干经验，对我们仍不乏参考意义。
扩而言之，从整个日本新闻教育事业的沿革、布局、机制和动向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新闻教育要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应用教学向重视素质教育转变，要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美育人格、提升能力的思路，呼吁社会给予大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以及高修养的社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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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模式 新闻传播 素养教育
1．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研究日本的新闻教育，必须要提的三位人物是松本君平、小野秀雄、小山荣三。松本君平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日本的奠基之作。1918年，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做讲师，听课半年）即使用此教材。由于当时日语几乎全是汉字，所以可直接引进。小野秀雄1926年创办《新闻学研究》期刊，1929年创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1932年创办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1951年发起日本新闻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小山荣三1935年出版《新闻学》，1946年出版《舆论调查概要》，1949年创建东京大学世论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年出版《新闻学原理》，其弟子饱户弘（后任世论所所长）也是我的导师水野博介的老师。传播学传入日本较早。目前在日本国立及私立的四年制大学中开设六门以上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的高校有67所，其中有22所高校开设17门课程以上。在上述67所高校中，开设传播学系的高校不足10%，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只占25%，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讲座的高校也不足25%。
2003年，通过对开设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17门以上的22所高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23.7%）、大众媒体（20.1%）、传播学（16.3%）、广播电视（15.4%）、大众传播史（14.7%）、新闻学（14.7%）、文化及大众文化（12.1%）、情报社会及情报化（11.8%）、媒介产业（10.0%）、国际及跨文化传播（9.7%）、广告（9.2%）等。日语中的情报与中文里的情报意思不同，正如经济、广告、会计等近代许多词汇一样，情报也是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但日文中的情报，以1921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变化，而我国仍沿用至今。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翻译《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首次使用“情报”一词。1903年，森林太郎，即后来明治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翻译库拉吾泽威茨的《大战学理》。“情报”一词引入我国并定着下来。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1年藤冈胜二出版的《大英和辞典》又第一次将信息译为情报。从此，情报的含义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日本变了，中国没变。
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新闻媒体也录用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工作。日本传播教育乃至日本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理念，使这种自由的转换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2003年通过对日本23家各类媒体所做的调查表明：传播媒体希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方向应该定位在：①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②拥有宽泛的知识结构；③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日本的传播教育对学生的一般教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传播媒介也更需要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和一般性（非专业性）工作能力良好的人，反而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从媒体对传播教学部门的需求来看，以日本五大报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培养你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采写编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则是踏进媒体后通过培训和锻炼等来获取的。媒体的要求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把事实公正地报道出来，还应是社会分析家、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员。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就必须进行系统的专门训练。除了学习信息收集、写作方法、计算机操作等等之外，还要学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性标准化教育。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员工进入报社后，先要在各大报社的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报社的运行机制、内部管理规程、职业道德等等诸多方面。据说有些报社还为新进人员的培训请来了律师，讲解采访活动中涉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总部培训结束后，则全部被分配到该报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社去接受锻炼。其理由是，总社的各个部门分工比较细，新进员工无法体验到所有的工种，而分社则不同，一般需要负责一个省或市的报道，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在地方分社（1至2个）全方位地锻炼了数年后，积累了经验，再回到总社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在成为一名熟练的记者以前，一般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记者或编辑的指导。这种指导既涉及采写编评等专业知识，又包含了作为一名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人格。另外，每隔数年，还要对记者进行一次集训。而且，在地方还多数从治安报道入手，叫做“回转警察”，据说在日本做新闻这方面是最简单的。没有个人发挥，只要听警察的话、多拜访警局即可。
2．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在日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通常有三个层面，即专门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训练。试分述如下。
首先，看一下专业教育，即以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中，这是相对最不发达的。在日本全国500多所大学中，设立新闻院、系、专业的，只有27所，约占1/20。而同期的美国为700多所，中国为600多所。固然，与中国相比，由于日本的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这个数字亦不算小；但与美国相比，则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在职业训练层面上的观念和机制不同：前者依赖传媒，而后者倚重学校。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即“新闻”概念的扩大化。既然新闻教育机构的兴盛依托于信息化的洪流大潮，则广义的信息教育也就必然地、势不可挡地渗入了传统的新闻教育内容。这里仅观察一下各院系专业的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从“新闻”到“信息”的大趋势。在上述27个教育机构中，至今仍以“新闻”命名的，仅有4个，甚至一贯流行的“大众传播”称谓也只有6个，而挂起“信息（情报）•传播”招牌的最多，达9个，并呈越来越多之势（参见表4）。
尤需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没有出现过“新闻学院”。仅有的两个学院级机构，一称“情报学院”（文教大学），一称“传播学院”（东京经济大学）。在这类学院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科也好，大众传播学科也好，自然都只是广义（社会）信息（传播）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它下设“个人与共同体”、“组织与产业”、“异文化”三个系，分别展开有关“家庭、社区等传播”、“企业、社团、行政机构等传播”、“宗教、语言等异文化之间传播”的研究和教育，这就完全打破了历来的构架，不再以具体传播学科而是以社会活动领域作为划分、确定培养目标类型的基准。正如该学院创立宗旨所指出的，在信息化社会中，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情报）和传播的专家。为此，培养大批信息和传播的“通才”，就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其次，再看本科教育，更能进一步体会上述信息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专门教育相比，这个层面显得格外热闹。500多所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的，现有140多所，比70年代初的30多所，翻了两番。同期，课程数也从300多门迅速攀升为1500多门。有趣的是，这些课程名称所使用的关键词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闻”从狭义向广义即“大众传播”乃至“情报•传媒”扩展的轨迹（参见表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学科的消失。事实上，“新闻”、“传媒”及“报纸”、“广电”等微观性、操作性课程也在不断增加，只是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无论如何，在讲授宏观性、理论性课程时，从“大众传播”及至“情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新闻”和各种“传播”现象，确已成为主流。
概而言之，在整个社会急速信息化（导致各行各业都空前急迫地需要新闻和传播知识）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得天独厚地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现状而言，整个传媒界中，新闻类毕业生仍只占少数，但可以肯定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普及教育的发达，进入传媒的各类毕业生中拥有一定的新闻相关知识的越来越多了，这自然受到传媒的欢迎。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学校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包括传媒在内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最后，从职业训练层面看，则可以发现日本新闻教育机制的最大特点――新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培养或者说最后造就，主要靠传媒自身而非学校，即传媒仍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对年轻职员进行系统的以实务为主的职业训练。与此相关联，在每年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中，传媒一般不特别青眯新闻院系专业的毕业生（如前所述，由此而造成专门教育的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主要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3．从新闻到“情报”，从东京大学到上智大学。以上是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全景式的勾勒。接下来，拟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细部的了解。
在日本高校现有的20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创建于1932年的上智（SOPHLA）大学新闻系是最古老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比它再早的，唯有成立于1929年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它是1949年由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
由此一般认为，上智偏重教育，东大偏重研究，可以说，上智的办学模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综观“上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3．1 教育宗旨――由“专才”变“精英”。早年，上智与其他新闻院系专业一样，曾经以“培养记者（及编辑）”为唯一目标。如今，适应信息化形势的需要，改为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通用型人才。强调即使不进传媒，也要成为“富有良知的社会一员”。
3．2 课程体系――通识/研究。与上述思路相配合，上智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灵活，请参阅表4。四个学年中，一共有三套课程：必修课、必修选择课（分为A、B、C三个系列，每个系列至少选一门）、任意选择课。专业课程数计32门，约140个学分，要求从中最少修满96个学分；公共课程数除必修课（外语、体育、人类学）的16个学分之外，还要求在全校公共选择课中修满24个学分。也就是说，总计取得136个学分的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如表4所示，这一体系既力图避免各门课程在横向上的重复，又考虑到尽量保持各个学年在纵向上的连贯。另外，有一门贯穿后三个学年的所谓“研讨”课，很值得一提。其具体做法是，让每个教师带领约10名学生（由学生根据本人志趣、教师专长等自由选择、决定），开展从小组讨论、实习、个别答疑直至毕业论文指导等活动。这也可称是一种“导师制”，虽然只算1个学分，却大有益于教学相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密切化。
3．3 人员结构――教授多/讲师少。上智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人员极其精干。这所诞生于1913年，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现有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0人，而专职教师仅约500人，另有兼职教师约400人，职员约300人，共计约1200人。与此相联系，新闻系每年招生约70人，在系学生总数约300人；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教授7人，讲师1人），兼职教师7人（主要聘自传媒，担任实务、操作性课程），职员2人，共计17人。我的母校国立琦玉大学是两长一短三学期，短学期几乎全是兼职。
3．4 毕业出路――半数媒体、半数事务性工作。据统计，建系75年来，上智大学新闻系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其中约一半在传媒任职，成为业务骨干或行政要员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其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日本特有的“传媒重实务、学校重理论”的大气候下，专门教育机构的作用比较有限，即如上智这样老资格的院系专业，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它的若干经验，对我们仍不乏参考意义。
扩而言之，从整个日本新闻教育事业的沿革、布局、机制和动向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新闻教育要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应用教学向重视素质教育转变，要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美育人格、提升能力的思路，呼吁社会给予大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以及高修养的社会一员。
参考文献
1 日本集英社编.日本数据.1995:57页
2 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编.大众传播学研究.第43期,三岭书房. 1993:84页
3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编.传播学院简介.19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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