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上述从经济层面展开的讨论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背景，即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上都会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在这些国家中，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是政府获取收人的两个重要渠道，金融抑制承担着为政府提供隐性财政收人的重要任务(Battilossi，2003)。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完全的利益中立者，而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是利益的攸关者;金融改革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这些金融特权，削减政府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肆意擭取。换而言之，在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时，不能仅仅从一般的经济层面进行讨论，更需要将政府纳人到这些分析框架之中。
一旦考虑到政府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将不得不面对：第一，如果金融改革损害了政府的固有利益，那如何保证政府的改革动机呢?第二，如果金融改革切断了作为政府隐性财政收人的金融抑制租金，又如何能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呢?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是否能足够承担起金融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损失?
本文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力图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金融抑制租金的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Keynes,1936;Tobin,1965)的反动，金融抑制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0年代初最先提出(MCKhm〇n，1973;Shaw，1973)。他们认为，政府对利率的人为压低不利于储蓄和资本的积累①。在麦金农(McKinnon,1973)的“外部货币”分析框架中，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因而在投资之前企业需要积累足够的货币;此时，在货币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低利率将会降低企业的货币需求，并减少企业的投资行为。肖(Shaw,1973)则强调金融中介的作用，指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中介通过期限转换、风险混合、规模经济等渠道可以增加储蓄者的回报，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McKinnon(1973)、Shaw(1973)均指出，当利率被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时，将会出现信贷配给，此时的资金不是按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是按照其他方式进行配置，比如政治影响、抵押品的质量、信贷官员的利益等，这将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Eschenbach，2004)。
在麦金农和肖之后，卡普尔、加尔比斯、弗莱、马西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麦金农一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Mathieson，1980)。Kapur(1976)、MathieS〇n(1980)等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并指出在贷款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存款需求，抑制了金融部门的扩张。Galbis(1977)构建了两部门模型，指出金融抑制阻碍了流动性资金从低回报率的传统部门向髙回报率的现代部门的流向趋势;增加存款利率将增加传统部门的货币需求，促进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转移到现代部门。
按照麦金农一肖假说，金融抑制国家如果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将向高处的均衡利率移动;而高的实际利率将增加储蓄和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次增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高利率刺激投资的这一论断(Ostry和Reinhart,1992;Jappelli和Pagano，1994;Bandiera，Caprio,Honohan和Schiantarelli，2000)。Ostry和Reinhart(1992)指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受到生存性消费水平的约束，在接近生存性消费水平的低收人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Campbell和Mankiw(1990)也指出，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往往缺乏进人信贷市场的必要通道,从而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并没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从而会出现非自愿性的消费约束。金融改革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实证，可发现:金融抑制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减少投资的数量，而在于降低了这些投资的效率(Fry，1997)。金融自由化可以在不减少消费的基础上，提升投资的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上述理论分析出发，一且认识到金融抑制的危害性，那么金融改革将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Battil〇ssi(2003)在考察了欧洲各国在资本自由化进程中的反复态度之后，询问道：为什么金融抑制如此难以破除呢?为什么在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长期坚持这个次优的政策工具呢?Battilossi(2003)认为,公共财政的分析方法(PublicFinanceApproach)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绝妙的答案: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种隐性的财政收人，这可以延迟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所需要进行的痛苦改革;尤其是当政治架构不合理的时候，当前政府没有完全内部化未来债务偿付的成本，往往会产生过度的借贷行为，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政府。金融抑制的收入越高，金融自由化的争议和阻力也就会越大(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4;Bartolini和Drazen,1997)。
VanRiet(2013)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发达国家也实行金融抑制，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而已。关于政府实行金融抑制的动机，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公共利益观点(Honohan和Stiglitz，2001)和财政观点(Giovannini和DeMelo，1993;Dooley，1995;Wyplosz，2001;Battilossi，2003)。前者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保护金融的稳定，便利货币管理，获得信贷的正当配置，产生合意的收人和财富分配，以保护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后者则认为，金融抑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的金融特权，使其能逃避市场纪律的约束，从而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抑制将会损害金融市场发送关于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头寸合理性训诫信号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产生严重的扭曲。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文献也对金融抑制收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Giovannini和DeMelo(1993)指出，相对其他税收形式，金融抑制税可能具有如下几个优点：第一，其他形式税收存在一定的行政成本;为了征税，政府需要建立必要的官僚机构，并对税收进行管理和监督(Gordon和Levinsohn，1990)p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税收(如收人税和增值税)的行政成本可能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征收。第二，金融抑制税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生产性扭曲，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再分配目标:使收入从资本家向工薪阶层转移(Diamond和Mirrlees,1971)。第三，金融抑制税的隐蔽性，有利于减少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很显然，从上述的理论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仅仅考虑金融抑制的危害性，对于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政府纳入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金融抑制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政府财政平衡的能力以及其他形式税收的成本，才能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内在动机、财政基础以及现实路径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李广众(2001)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财政税收改革滞后，贸然进行金融改革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冲击。因此，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分析框架，对金融抑制租金进行研究和估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金融抑制租金作为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本，其消解和承担需要有一定的政府财政能力作为支持;而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人的认识之后，才能准确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已具有支持金融改革的能力，即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已具备。
三、结论
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框架，对金融抑制、政府财政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在正规财政税收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各种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金融特权，并切断政府的金融抑制收入，对政府的利益和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因此，金融改革并不像“一般经济分析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简单——在传统的分析模型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利益中立方，主要任务是权衡金融改革的效率收益和风险成本，为金融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框架。
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而金融改革需要考虑的成本除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金融改革中将要失去的金融抑制租金。这一改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内在动机和现实可行性：金融抑制租金越高，改革的成本就越大，阻力和难度也就越大^只有当政府具备基本完善的财政税收体系时，金融改革才可能具备现实的内在动机和财政基础。因此，估计金融抑制收人规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判断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系统化改革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金融抑制租金的四种类型：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在1994年之前，传统铸币税的规模比较大(平均GDP占比为5.25%);随着央行角色的转变，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传统铸币税的规模逐渐减少，其他三种金融抑制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2000年之后，传统铸币税降低到0%左右，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的00?占比分别在2%、8%和1.5%左右。®
1985—2012年,金融抑制总收人相对GDP的平均比例为12.83%，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83.71%，这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强金融、弱财政”的宏观经济格局下，金融抑制为政府提供的隐性财政收入甚至大于正规财政收入。在1990—1996年间，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都大于100%，而1993年的相对比例更是高达164.5%。此后，随着现代财政制度和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正规财政收人能力得到了增强，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也逐步下降。2006年后，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60%左右，约为最高比例的1/3。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正在逐步形成。.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31日
引言
利率是指一定时间内因持有一定量某种计价单位（人民币、美元甚至购买力）而承诺的回报率。利率可以视为金融产品的另一种价格表现形式，在调节资金供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效率。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在利率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由供求决定市场出清状态下的均衡利率水平，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失灵时进行利率调控，也称为利率自由化。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此后，债券市场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也先后实现了市场化，同时，逐步放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2013年7月20日，人民币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目前，我国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还处于上限管制状态，其他利率均实现了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选取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评述，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展望后续研究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理论基础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为Ma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理论和Shaw（1973）的金融自由化理论。Ma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干预与经济落后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造成了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均为实际利率），特权阶层能够轻松获得融资，而无特权阶层难以获得高层次创新所需的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只能维持低层次数量增长，难以出现由创新带来的飞跃式发展。因此，Ma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抑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化解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需要放开政府管制，由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金融自由化。
MacKinnon和Shaw开创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给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具有探索和参考价值。
MacKinnon和Shaw对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开创性论述也存在粗糙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没有论述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具体改革路径和相应的改革时机，同时忽略了金融自由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原有的科技发展基础、劳动者的平均素质、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素质，政府的调控监管能力等，缺乏实践指导意义。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创不久，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国以该理论为指导，纷纷开展了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期通过金融自由化打破本国经济增速缓慢的困局，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均已惨败而告终，有的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落后的经济雪上加霜。
二、金融抑制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金融抑制理论提出后，世界各国学者对该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对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20世纪90年代，MacKinnon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其早先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和可能路径进行了论述。MacKinnon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受到各国国情以及自由化进行时国际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各国的金融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可以存在差异。MacKinnon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承认了自由化改革所需的客观条件，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推进，具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Gibson、Tsakalotos（1994）对以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某些缺陷阻碍了其自由化的进程，同时认为以往许多文献中所设想的过于简单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他们认为自由化的战略应当包含符合经济实际状况的金融机构发展方案。Gibson、Tsakalotos（1994）的观点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状况在自由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自由化理论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抑制理论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进而提振经济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存在管制的金融体制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的金融管制体制被称为金融约束。该理论充分考虑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如何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对金融抑制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使得金融抑制理论形成了完整体系，对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有助于各国制定合理的金融自由化路径、降低相关风险，最大限度发挥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三、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以完善后的金融抑制理论体系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从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金融约束的合理性两方面入手，研究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是我国经济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周业安（199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抑制导致了信贷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提高了企业利息支出以外的融资成本，同时造成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的局面。黄桂田、何石军（2011）认为利率和汇率管制催生了超额货币需求，同时扭曲投资和外向经济结构，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制度有其符合客观规律和合理的一面。王晋斌（2000）认为90年代实行的金融政策并不是金融抑制，而是扎根中国实际、权衡利弊得失后的权宜之计，其在促进融资和化解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金老（2001）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并不具备通过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效率的客观条件，即使实行了市场化也无法发挥市场化的预期作用。曾康霖（2004）认为金融抑制论在对欠发达国家实际情况的分析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不应当只关注其强调取消金融管制的方面。
综合上述两方面学者的意见，我国确实存在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实行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应当逐步、审慎推进。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自金融抑制理论创立至今，对利率市场化理论的研究使得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但是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逐步进行，并且改革伴随着较大的风险。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地顺利实施，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集中到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方面，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即阶段性风险;另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后的风险，即利率的恒久性风险。
吴炳辉、何建敏（2014）在我国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背景下，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这篇文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由商业银行拓展到了企业和居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李庆水（2013）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当重视监管的作用，以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提前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此作为应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的方法，从监管角度提出了管理利率市场化阶段性风险的策略。
杨梅（2013）运用敏感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中的阶段性风险，提出当前温和的改革步骤不会造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损失，更不会引发系统系风险、带来经济运行混乱，并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风险应对策略。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2013）以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所面临的恒久利率风险。周颖辉（2013）论述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利润水平、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带来的影响。张慧莲、周晓乔（2014）研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利率市场化风险的策略。
五、利率市场化研究展望
总结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有效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较为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阶段，本文认为后续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以及阶段性风险;二是全面市场化后的恒久性利率风险研究。研究方法应当是以利率市场化理论为坚实基础的定量研究为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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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G.格利，爱德华.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3]Heather D.Gibson and Euclid Tsakalotos，The Scope and Limi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ritical Survey[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April 1994，Vol.30，No.3.
[4]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经济导刊，1999.9.
[5]周业安.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2.
[6]黄桂田，何石军.结构扭曲与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转型经济金融抑制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1.7.
[7]王晋斌.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0.4.
[8]黄金老.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2001.1.
[9]曾康霖.关于金融抑制论的再审视[J].经济学动态，2004.5.
论文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制度
一、金融抑制理论以及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的。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诸如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以及外汇市场管制等抑制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金融深化理论核心观点即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切管制与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我国金融深化进程
（一）我国金融抑制现状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同样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这种金融抑制的存在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也放慢经济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如下：
1.利率管制
近几年，除了2007年央行为应对流动性过剩、抑制通货膨胀等原因对利率实行加息政策外，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2002年一年期利率曾低到1.98%，目前利率一直保持2.25%。低利率降低储蓄的愿望，降低投资的货币供给，导致有效投资不足；低利率刺激低收益投资的增加，降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与投资缺口又会引起国际收支顺差。
表1：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状况（2000-2009年）
消费率
储蓄率
投资率
储蓄率-投资率
2000
62.3
37.7
35.3
2.4
2001
61.4
38.6
36.5
2.1
2002
59.6
40.4
37.9
2.5
2003
56.8
43.2
41.0
2.2
2004
54.3
45.7
43.2
2.5
2005
51.9
48.1
42.6
5.5
2006
49.9
50.1
42.5
7.6
2007
49.7
50.3
40.7
9.6
2008
49.2
50.8
41.7
9.1
关键词：财政压力；金融抑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长期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弊端日益显现，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2015年5月27日主席在浙江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首次阐述了“十三五”规划总体框架。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的“十大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都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相似路径。各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都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改革等，而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焦点所在。然而，由于与发达国家体制存在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注定要有所区别。总体看来，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而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业绩而形成区域间竞争。竞争优势主要通过金融体系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来体现。而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因为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隐性的财政收人，通过抑制本地区弱势行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具有传统发展优势的行业，以实现完成经济业绩的目的，从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就是金融抑制不断降低、金融扭曲不断减少的过程，而分析其背后的财政原因，并将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来考察，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McKinnon指出，具体的金融抑制措施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过多的强制干A，人为控制金融资产价格，控制利率和汇率等。McKinnon随后又提出，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多通过制定和实施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这些政策会给金融深化及金融发展形成阻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也有同样的发展经历，俞静文的研究发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金融抑制仍活跃于经济发展中，这直接限制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张Z和沈坤荣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尤其给经济结构转型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为什么在了解金融抑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后，政府仍要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呢？国外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Honohan和stigutz的公共利益观点。由于市场失灵会对金融的稳定带来威胁。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便于对货币进行管理，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使经济免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从而实现收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二是Battilossi的财政观点。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建立自己的金融特权，以此减轻预算压力，为规避市场约束创造条件。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市场用以反映经济基本面情况及为财政收支状况发送信号的能力将由于金融抑制而遭受损害，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状况将因此而产生严重扭曲。
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国有企业补贴观点。刘瑞明指出，政府采取金融抑制措施主要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方式从直接补贴改变为依靠银行信贷。通过对金融进行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更易从银行获得融资。由于官方利率一般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因而这种金融抑制使国有企业变相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二是政府收益观点。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获得大量隐性收益。李广众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所获得的隐性收益大约占GDP的0.71%，占各项税收总和的6%。三是发展战略观点。陈斌开和林毅夫指出，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金融抑制产生的历史原因。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压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得以保障。四是财政分权体制观点。张军洲提出，中国实行的分权让利财政管理体制是从1980年开始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及责任，提高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识。由于金融抑制可以带来隐性的财政收入。因而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可见，财政分权体制说是从中国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论述的。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体制背景存在着本质不同。袁洁和王业斌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体制的刺激之下，中国地方政府肩负着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分配收入和公共物品提供等重大职责。当地方政府财政人不敷出时，就会极力寻找替代品以弥补缺口，而干预金融资源就是其重要选择之一。周立指出，在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改革后，由于财政分权体制及地方政府业绩考核压力的共同影响。金融发展路径逐渐扭曲为地方政府逐步进入而中央政府逐步退出的过程。Greenwood和Jovanovic认为，地方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会通过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获取收入，获取的收人越高则金融抑制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张Z和沈坤则认为，地区间竞争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愈加激烈，地方政府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会以大量投入低价格要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地方经济，以实现短期增长的考核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投入要素价格含量高而不被采用，从而促使落后地区以更加粗放型的方式加速增长。
尽管上述文献对政府体制、金融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论证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探讨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压力是否通过金融抑制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特别是没有用实证方法分析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以及二者对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产生的影响。本文从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试图对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做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四）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LLC和ADF-Fisher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及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gq）、国有银行垄断程度与财政压力交叉项（monopoly×press）、银行资本利用率与财政压力交叉项（capitalxpress）、贸易开放程度（trade）、人口抚养比（age）及资本增长率（gk）指标通过检验得出的P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他指标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式（6）-式（10）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笔者认为更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拟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对各变量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地方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地区金融受到的抑制程度也就越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GDP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越多，因而金融受到抑制的程度越低：人口抚养比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会逐渐减少；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抑制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与现实状况也较为相符，经济的开发程度越高，要素流动相对自由，同时促进了本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对金融抑制不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2）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劳动力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通过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干预，重点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地方关键行业的l展，以期维持业绩水平及保持就业率稳定，这就会对劳动力增长率有正向的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资本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金融抑制通过改变储蓄率、贷款利率等方式造成金融扭曲，使资产重新配置于不同的资本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虽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却阻碍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会固化地方政府依靠资本积累速度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人口抚养比对上述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及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研究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一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逐渐放宽管制。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3）从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来看，它们之间是存在负向关系的。说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会通过金融抑制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发展，经济很难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和人口抚养比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对被解释变量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及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逐渐降低了对金融及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金融抑制程度得到了缓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同中国现实情况也较为一致。
【关键词】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发展中国家
一、金融抑制的基本观点
金融抑制是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为了使稀缺的资金资源更多地由国家集中配置，政府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进行过多的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其结果是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由于资本匿乏，又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极容易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面对这种情况，多数国家都会采用金融抑制政策，加强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和掠夺。金融抑制的手段和表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名义利率的严格管制。发展中国家基于国内情况，一般都会对贷款和存款的名义利率进行压低控制。由于存在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出现负值，减少了存款人的收益，从而抑制了储蓄；另一方面，贷款利率过低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加激化。
（二）对外汇市场的管制。高估本国货币的官定汇率，低估外币的币值，是金融抑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种高估， 国内商品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政府便采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 而且这种出口只能限定在政府规定的具有出口权的企业中，更多的没有出口自的企业得不到这种补贴，导致企业无法在同一水平竞争。
（三）对资本市场工具发展的限制。发展中国家限制本国居民购买外国金融资产，并实行外汇管制。货币市场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市场等，处于落后状态。金融市场的落后局面，导致了资源配置和投资的长期低效益。
二、金融抑制的影响
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具体来说金融抑制的影响主要有：
储蓄率的降低，导致了投资率的降低。官方对利率的限制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但同时限制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增长，特别严重的是储蓄者可能放弃储蓄，转向非金融部门如房地产、黄金以及外汇，导致负储蓄效应的出现。
金融资源的价格扭曲，不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虽然说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但同时低利率使得借款企业没有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压力，企业无心关注如何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另外，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的关系，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经常处于困难局面，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信贷垄断和大企业的垄断。
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降低了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了市场的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这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
三、金融抑制与金融发展及启示
麦金农和肖曾多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主要在于“金融抑制”。他们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是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在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之后，使利率和汇率能反映资金和外汇的供求状况，进而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和金融体系的扩展。我们应该认识到：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放弃金融抑制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的。
各个发展中国家应根据金融抑制的程度、范围等实际情况推进金融深化进程，采取必要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金融约束手段。鉴于此，在整个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第一阶段有必要采取金融约束政策甚至部分保留金融抑制政策，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场化改革到一定程度后，再采取进一步的金融自由化举措，最终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的振兴。针对我国渐进金融深化的具体措施有：
（一）加大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应取消对金融体系的抑制性政策，允许外资及民间资本参股国有银行，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程度和促使我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和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将会使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更有效率地发挥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规范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健全金融市场制度，完善与之相关的金融法规，加强监管，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解决了银行短借长贷风险、监督成本较高问题，从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并发挥其管理风险、配置资源、控制公司等积极作用。
（三）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中价格的管制，稳步推行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发挥价格的信号指示作用，反映并调节资金供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还应防范金融深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充分注意商业银行竞争过程中的经营风险，正确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业务经营过程监管的关系，把握好鼓励竞争与强化监管的尺度，以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李依凭.金融学概论.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农户；金融抑制；福利损失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助于农户经济福利的提高和农户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然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均发现，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比较高。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尤其严重，除了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共同原因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在农村实行了长期的金融管制，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这是造成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逐渐增加；此外，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各地区、部门扶持农村金融的力度也逐年加大。然而，农村金融配套设施不完善、现行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依然存在。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省的农村金融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农村金融改革还不够彻底，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长久以来被抑制的状态。因此，陕西省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以及金融抑制给农户造成的福利损失的数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2年陕西省6000户农户的调研样本，估计和分析了金融抑制及其所导致的福利损失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消除陕西省农户金融抑制、改善农户福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根据估计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现有估计农户金融抑制程度及其影响的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法，另一类是间接法。前者通过设计问卷现场调研，获知农户金融活动的真实信息，由此推算出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代表性文献如Mushinski、Boucher等、刘西川和程恩江等。直接法的优点是能够简单明了地计算出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缺点是过度主观，也没有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间接法则采用计量模型来估计金融抑制的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如Cristina和Meyer、Kochar、Foltz、李锐和朱喜、李庆海、李锐和汪三贵等。当然，在研究中，上述两类方法通常是共同使用的。
在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抑制及其影响的早期研究中，金融抑制往往被处理为一个虚拟变量。这种方法忽略了金融抑制的内生性，导致了估计结果有偏。Kochar在对印度农村金融抑制程度的估计中使用了Biprobit模型，同时考虑了信贷需求和供给。Foltz在对突尼斯金融抑制的研究中运用了概率内生开关模型。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金融抑制的内生性问题，但他们的研究仅考虑了完全抑制（即完全不能满足信贷需求），而忽视了对部分抑制（即只能部分满足信贷需求）的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金融抑制的程度。为了克服以上缺陷，李锐和朱喜采用截面数据估计出同时包含完全抑制和部分抑制在内的金融抑制程度，不过该研究依然存在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没有对农户的类型，即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和没有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做出合理的界定，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是给出了农户遭受金融抑制的概率。而且，当样本类型是通过农户的特征变量来识别，而非外生给定时，Match模型的适用性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我们无法为目标农户找到匹配的对象。因此，采用Match模型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在研究金融抑制及其影响时，Krandker和Faruqe、Foltz、褚保金和卢亚娟、李锐和朱喜分别采用两阶段估计模型、内生转换模型和Match模型，试图解决计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然而，这些文献基本上采用的是截面数据，难以反映金融抑制的动态特征。
综合现有研究，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第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估计，以有效地控制“个体异质性”，避免了估计结果有偏。第二，明确界定了农户的类型，即哪些农户受到了金融抑制，哪些农户没有受到金融抑制。第三，在资金需求方程中纳入了“地理位置变量”（即是否位于关中地区），在资金供给方程中纳入了“关系变量”（即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有国家干部或者乡村干部的虚拟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自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调研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2年，每年采集陕西省100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数据，共计6000户，其中包括陕北地区（榆林、延安）1200户、关中地区（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3000户和陕南地区（安康、汉中、商洛）1800户。虽然本文的样本农户可能并不能完全代表陕西省的所有农户，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为了解陕西省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影响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表1给出了2007-2012年每年从各融资渠道获得借款的农户数，以及获得借款的农户在样本总农户中的占比。如表1所示，2007-2012年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比均值为43.57%，且2010年后逐年下降，由2010年的48.80%下降到2012年的43.30%，主要原因是从正式渠道获得借款的户数逐年下降，由2010年的183户下降到2012年的128户；同时，从非正式渠道获得借款的户数却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61户上升到2012年的80户，说明正式渠道的金融抑制程度越来越深。
表2给出了陕西省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从各融资渠道获得借款的农户数，以及获得借款农户在样本总农户中的占比。如表2所示，各地区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比年均均值为43.57%，其中从正式渠道获得借款的农户数为836户，而只有466户农户的借款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分地区来看，地区之间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比相差不大，关中地区的占比相对较高，为43.70%，这也与关中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完善有关。
表3给出了计量分析涉及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其中，借款数额的单位为元；是否有借款为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户主年龄单位为年；生产性支出为生产过程中购买农业机械、化肥等的支出，单位为元；户主教育水平单位为年；教育医疗支出单位为元；是否关中地区为农户所在村庄是否在关中地区的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是否干部家庭为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有国家或乡村干部的虚拟变量，1为有，0为没有；是否受过培训为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农业或非农技术培训）的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是否富裕村庄为农户所在村庄资金充足与否的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是否仅从正式渠道、是否仅从非正式渠道和是否从不同渠道同时借款为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家庭农业和非农劳动人数分别为家庭中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人数；劳动力占比为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是否参加保险（医疗和养老保险）为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通过总收入-生产性支出来计算家庭净收入，单位为元；家庭消费支出单位为元。
四、陕西省农户金融抑制的实证分析
（一）Biprobit模型
参考李锐和朱喜以及李庆海、李锐和汪三贵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Biprobit模型来估计农户资金供求的影响因素和金融抑制的程度。
分别令y1和y2为农户借款和资金供给意愿的虚拟决策变量；Y1和Y2为农户借款意愿和资金供给意愿的隐含变量；X1和X2为影响农户借款需求和资金供给的解释变量。于是，可以构建包含资金需求和供给的联立模型为：
如表4所示，在需求方程中，生产性支出和教育医疗支出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生产性支出越多，营运成本就越高，对资金的需求越多；而对于教育医疗支出，为了应对子女上学或家庭成员生病，由于这些支出往往是刚性的，农户的资金往往不够，只有通过借贷。户主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或倾向于从事非农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大；另一方面，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收入水平也往往较高，对资金的需求小；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户主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关中地区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农户比较多，对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
在供给方程中，是否位于富裕村庄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说明资金供给者更倾向于贷款给富裕村庄的农户。正式渠道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非正式渠道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显著，农户更愿意借贷给资金的需求者，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者（如本地农户、亲属或朋友）的信息了解更加充分，在应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更加有优势；此外，农户之间的借贷也是一种保险机制，由于自然和经济的双重风险，农户之间往往需要资金融通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从表4可以看出，是否干部家庭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农户具有获取贷款的优势，特别是获取正式金融机构贷款的优势更加明显。
根据表4中Bi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能够很方便地计算出样本中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占比为62.6%，其中，完全抑制的农户占比为43.3%，部分抑制的农户占比为19.3%。
五、陕西省农户福利损失的实证分析
（一）农户福利损失的计量模型
参考李锐和朱喜以及李庆海、李锐和汪三贵的研究方法，本文将农户是否受到金融抑制处理成哑变量来估计金融抑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农户受到金融抑制的类型界定好后，可以引入哑变量：
如果受到抑制，Dit=1；否则Dit=0 （2）
本文以农户的净收入和消费支出作为福利水平的变量，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来估计农户福利损失的程度：
yit=ai+αDit+γxit+μit （3）
其中，yit为i农户t时期的净收入和消费支出；ai为个体“异质性”，表示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换的因素；α为金融抑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xit为影响农户福利的外生变量，y为其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以考察不随时间变换的因素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取户主年龄、教育水平、家庭农业和非农劳动人数、生产性支出、是否关中地区、是否干部家庭、是否受过培训、是否受到抑制作为家庭净收入的解释变量，而选取户主年龄、教育水平、净收入、是否关中地区、总人口、非农劳动人数、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保险、是否受到抑制作为农户消费支出的解释变量。通过Stata13.1软件对模型（3）进行OLS估计，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
如表5所示，户主年龄影响净收入的程度并不显著；户主教育水平、是否关中地区、生产性支出、是否干部家庭、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农业和非农劳动人数对农户净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金融抑制对农户净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金融抑制使得农户平均损失净收入926.9元，占家庭净收入均值的13.0%。
户主年龄影响消费支出的程度也不显著；户主教育水平、是否关中地区、总人口、非农劳动人数、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保险和净收入对农户消费支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金融抑制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金融抑制使得农户平均减少消费支出1919.3元，占农户家庭消费支出均值的19.3%。
表6还给出了不同金融抑制程度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大小。如表6所示，完全抑制使得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减少1134.6元和2096.7元，分别占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值的15.9%和21.1%，并且统计显著；而部分抑制导致了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减少735.2元和609.2元，影响程度较小，且并不显著，说明受部分抑制的农户福利损失并不大。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数据及实证模型设定
（一）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以金融抑制指数为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为更好识别金融抑制对TFP的影响，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的文献，模型中包括影响TFP的控制变量（Arizala，Francisco；Cavallo，Eduardo；Galindo， Arturo，2009），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TFP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全要素生产率，FI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Xi，t为一组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LPi，t，用于衡量国家的生产效率；CPIi，t指数用来衡量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以及GBi，t，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i是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定效应，ηi是未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εi，t是未观测到的既随国家又随时间改变的误差项。
二、金融抑制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
本文以等式（1）为基准模型。首先只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抑制的关系。然后在基准模型加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劳动生产率、CPI指数、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例。考虑金融抑制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表2列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效果。前2个模型中解释变量只有金融抑制变量，而后2个模型中估计结果加入影响TFP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改变，在后2个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较随机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以固定模型为基础并考虑到国家特定效应和时间特定效应，进行回归结果分析。金融抑制对国家全要生产率具有负向的影响，并且在1%水平显著，金融抑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抑制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低，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阻碍TFP提高和经济增长。在控制变量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对TFP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与预期是相符的。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意味着通货膨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技术的热情；同时，高通货膨胀水平会削弱金融机构辨别高盈利部门或生产活动的能力。而劳动生产率对TFP的正效应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培训教育以及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政府支出国家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当期造成的损失超过其对公共服务支出带来的好处，进而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效应。因此，本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1.坚持审慎原则，有机协调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逐步放开金融账户的证券投资出入限制引导国外资本流入技术创新和研发领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金融改革对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稳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解决当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和信贷控制的问题；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继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资源整合和改革，发展多层次的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融资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biad，A.，E. Detragiache， and T. Tressel.“A New Database of Financial Reforms”，2008，IMF Working Paper WP/08/266.
关键词：金融抑制；农村地区；金融环境
金融抑制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各种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在金融市场中严重存在金融管制、金融资产单调、理论性限制等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市场虽然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较好，但是还是存在金融抑制，尤其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的表现就更加的明显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我国要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村经济增长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方式消除金融抑制。
一、当前农村金融抑制的表现
1、农村金融主体的缺失
在以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国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社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的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商业银行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很多商业银行的仅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一些商业银行逐渐将一些县级以下的金融服务机构兼并和撤销，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功能进一步削减。另外，对于农村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来说，由于其产权不明，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不严密，导致不良贷款发生率不断升高。
2、农村资金外流
从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来看，农村资金的外流导致了农村信贷业务的萎缩。第一，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四大银行在基层设立的金融单位将获得的资金上存，上层机构更愿意将资金贷款给商业活动。第二，从邮政储蓄来说，邮政储蓄金融体制中不仅存在资金上存，而且还有部分的只存不贷现象，这样邮政储蓄汇集的资金就大量的流入农村。第三，农村信用社在对存款管理中，因为考虑到贷款的收益，所以往往将吸收到的存款用到其他的行业中，将资金贷款给城市商业活动，导致农业资金减少。
3、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
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是我国农村经济长期缓慢发展的结果，农村金融发育不完善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第一，农村保险落后，由于农业生产中受到的各种影响因素较多，在生产中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在农村开展保险业务。第二，农村金融机构在风险定价中没有可以参考的依据，很多金融机构都是按照自己的经营状况以及贷款单位的还贷能力做出判断。第三，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工具比较单一，农村金融市场中使用的最多的就是贷款的储蓄，很多新的金融工具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要。
二、当前农村金融抑制的解决途径
1、强化农业银行的功能
农业银行是政策性银行，要为农业的发展服务，但是当前农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办行的方向。要实现农业银行开办的初衷就需要强调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银行功能，农业银行要在考虑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自己的金融服务范围进行扩展，新增一些农业项目及内容贷款，例如一些农村基础设施贷款乱，农村企业贷款等等。另外，在银行网点的设置中，农业银行应该本着方便农民的原则，合理设置营业网点。通过加强农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完善治理结构等措施，让农业银行能真正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功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2、建立完善的农村资金回流制度
针对农村资金外流的问题，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要建立资金回流制度。第一，要求开展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可以办理贷款业务，防止存款的外流。第二，对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批权适当加强，在充分了解贷款对象情况和有保证金的情况下，基层金融机构可以办理一些贷款业务，有效缓解农村资金需求矛盾。第三，对农村存款资金的使用要监督，尤其是农村信用社中的资金要最大限度的使用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对于各种农村信贷资金非农化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督，保证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充足。
3、深化农业保险机制
农业保险是对农村经济进行有效补偿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农业保险成本高，效益差，可以组件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了有效扶持农业保险的开展国家可以利用财政、税收补贴的措施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一些涉农的保险，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
4、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消除农村金融抑制的有效方式。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我国应该积极探索，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围绕农村企业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和间接性的融资市场。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利率存在的问题，国家应该积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让各大商业银行根据农村贷款企业风险程度确定存贷款的利率。另外，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构建诚信体系，为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创造好的环境。
结论：
因为农村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在当前农村金融抑制现象是非常普遍的，金融抑制现象的产生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我国应该对农村地区金融抑制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金融抑制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金融改革的重点进行明确，鼓励金融创新，积极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春梅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浅析[J] 时代经贸（理论版），2007（02
[2]李婷婷 基于供求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3]宋乾坤 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思考[J] 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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