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本质；特征；功能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的，从个体方面来看，政治社会化研究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即研究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方面来看，它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因此，对于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各种政治倾向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从社会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组织、群体对该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即统治阶级维护、改变以及创造其政治文化的过程。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是整个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从大学生自身来说，政治社会化促进他们政治自我的形成，进一步使大学生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再到政治人（政治上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其次，从社会的角度讲[5]，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国家政治教育和政治实践的高层次阶段，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灌输性，是一个国家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再次，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大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即为国家的要求和大学生自主接受性的统一过程。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主要是指负责高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对大学生进行政治知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反复的教育与训练，以及大学生内化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
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就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将政治文化传播给社会成员，使其成为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人和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所要传播的并不是人类社会所需的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是有关特定统治阶级的特定政治制度的信仰体系以及关系政治活动的政治运行模式的认识体系，因此任何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都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把人们当作政治控制的客体，其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可现存的政治秩序，自觉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学生的政治文化教育包括：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的教育、产主义教育、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做到了毫不动摇，从不含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主导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社会化，高校的培养目标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就是国家主要通过高校坚实而有力地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教育大学生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修养，以抵制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侵袭，使其成为政治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大学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政治社会化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既具有全体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共性，又具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整体性
大学生一进校就置身于较为正式的、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渠道中，接受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明示的和暗示的政治教化。首先，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向大学生灌输社会主义的主导政治文化，通过这种直接的政治教育方式规范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同时还举办形势政策教育和社情报告会、学术讲座，加强大学生与社会的沟通和联系，增加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促进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其次，大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依托于一定的组织系统来开展的，如党支部、团组织、学生会等，这些组织对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灌输与传播起着支撑和强化作用。另外，大学校园内丰富的校园文化也处处渗透着政治教育的目的，对大学生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他们既不是单向灌输，也不是纪律约束，而是借助校园文化活动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思想品德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整体性特征。
（二）可塑性
“人的可塑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人的先天结构、先验能力的特点，它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主体塑造。”政治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一生的过程，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代大学生大都处在青年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他们的成长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好奇心强，对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认同和接受的速度快，不易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探索和创新的特性。在政治化过程中，大学生表现出了特有的自主性和主体能动性，因此，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三）辐射性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没有其他社会成员那样直接，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角度、关注程度也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对政治问题也有更多的探讨机会，并且这种探讨常伴有理论上的寻求。由于大学生群体有相似的居住环境、文化层次、社会兴趣，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同时还有独特的有别于主导文化的亚文化，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处于同学群体的较大影响下，易受到同学群体的相互感染。大学校园把大量分散的有知识的青年集中为群体，必然使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影响扩大化，在群体感染下，属于大学生能接受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方式容易被迅速传递和相互强化，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改变和政治行为的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毕业后，经过社会的实践锻炼，很快就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接班人，他们不仅在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而且在政治素质及人格魅力等方面对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都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具有极强和极大的社会辐射性。这种大学生相互之间的感染及其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辐射性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四）连续性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具有紧密的连续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高校的每一项政治教育活动，都是常抓不懈的，高等学校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向学生传播主导文化，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文明教育，以荣辱观为主线，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职业文明教育，主要进行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主义主流文明教育，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人生观、道德观教育。
在大学几年里，整体性、可塑性、辐射性与连续性等特征有机的结合在每一个大学生具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
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对社会本身，或者说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社会成员或社会政治团体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将直接影响该社会或政治团体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到它的存续。对于某一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反对，它就失去了有效进行统治的权威性，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还存在各种政治斗争，我国仍然还是一个政治社会。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逐步扩大，高校招生人数在逐步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如果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出了问题，就会关系到国家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和政治发展的持续性问题，而有序性和持续性是政治稳定的本质特征。
通过调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来塑造自己的合格接班人，促使大学生形成对社会有利的、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政治文化，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保证政治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稳定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大学生自身的功能
在政治社会里，人不仅是社会动物，而且也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3]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政治体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应该主动关心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才能体现出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从个体角度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对建立个体的本体感有好处。如果当代大学生不能形成恰当的本体感，他就会变成一个孤立的、怪癖的、人格有问题的人，或者说，他的人格发生了异化。”[4]如果大学生不能顺利完成政治社会化，就容易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不适应感或逆反心理，因此，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提高心理适应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健全政治人格，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培养出符合特定政治社会要求即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大学生，帮助大学生进入、适应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使大学生适应角色的转移，大学生在对政治系统、系统内的各种参与角色、角色扮演者有较系统认识的基础上，促使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意识、政治认知和政治素养，有目的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实现由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转化，进而满足社会对大学生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需求。
（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功能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上体现在维持、变革、趋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是时代主潮，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公民文化构成了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培育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传播的主导方面，这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正是这种传播，才使已有的政治文化得以延续和维持，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向大学生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维持我国政治文化的功能。这一功能的重要特征就是传递有关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政治观点、政治信仰和政治规范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选择倾向性。其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变革政治文化的功能。政治文化本身并不是停止不动的东西，面对日益变化发展的政治体系，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在不断变化之中，“每当政治现实有了某种历史变革或政治选择时，政治体系便会通过政治社会化变革政治文化。”最后，“政治社会化具有趋同政治文化的功能。从政治社会化的出发点来看，它具有促进政治文化趋同功能。由于社会的、地域的、语言的等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政治文化体系中，形成不同结构的政治文化，即形形的亚政治文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促进诸多亚文化的趋同，也就是政治体系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引导和促进各种与主导政治文化并存的亚文化向主导文化趋同，它趋同的结果是历史的进步和文化的创新。
参考文献：[1] 程颖.社会变革对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J].现代教育科学，2005年05期.
[2] 陈秉公.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理论工作体系[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3] 陈会昌.德育忧思[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M].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关键词】社会变迁 阶层矛盾 对立话语 社会运动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泰国局势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的街头政治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使泰国陷入无休止的社会政治动荡，导致泰国社会严重分裂，经济停滞不前；间接的后果是导致泰国的民主政治陷入瘫痪，人民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各大政治力量把街头暴力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街头政治成为一种常态，泰国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选举――街头暴力抗议――合法政府下台――选举――街头暴力抗议。[ 曹云华：“东南亚地区形势：2010年”，《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7页。]为了加深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厘清街头政治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找出影响泰国政治乱局的关键变量，并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从泰国的政治文化、社会阶级状况、国内制度建设等方面来进行的。[ 这方面的文章有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等。]例如，张锡镇教授的《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一文，就是从他信、；金钱政治、收买亲信；垄断媒体、压制批评；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这四个方面来探析他信执政后期所面临的危机的。张教授另在《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一文中通过考察沙玛和颂猜两任政府的执政危机，总结了泰国政治动荡的成因，包括社会撕裂和阶级对立、政治文化的发展滞后、泰国民主制的缺陷等因素。王冲在《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一文中，从泰国的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分析了泰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周方冶在《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一文中，梳理了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的参与群体，并从泰国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约的失衡这两个方面探讨了非暴力群众运动发生的原因。以上这些文章立足于泰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们了解泰国街头政治运动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泰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民众反对军人政权的社会运动，在泰国的社会文化、国内制度建设等因素没有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为什么在他信执政后期和下台后，会出现以“黄衫军”和“红衫军”为代表的两个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性政治运动，而在其执政以前却没有出现呢？是什么样的国内因素导致了泰国近年来街头政治的乱局？这种国内因素的发展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思考泰国的街头政治抗议活动，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加深我们对泰国街头政治活动的理解。
二、泰国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
在厘清泰国近年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之前，有必要明晰“黄衫军”和“红衫军”这两个政治组织。“黄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人民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立于2006年2月9日，由反他信的3个主要政党和27个组织成立，由于统一穿代表王室的黄衫，所以被称为“黄衫军”。他们由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组成，在2009年6月2日确定转型为政治党派，取名为“新政治党”。“红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反独裁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反独联”），成立于2006年9月，矛头指向军人集团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由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和社会底层群众组成，是挺他信一派的政治力量。两派政治势力的冲突始于2005年反对他信政府的腐败和的和平集会，当时的抗议活动还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反对派也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信政府方面也没有作出正式回应。但自从2006年2月“民盟”成立并举行大规模反对他信的示威抗议活动以来，泰国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乱象。“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街头抗议活动，街头政治成为常态，民主成为儿戏，军事成为解决乱局的唯一途径，泰国进入了“民主政治的怪圈”。[ 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根据引起街头抗议的某些重大事件，可以把泰国的街头政治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他信政府的“售股舞弊”事件，导致林明达领导的“黄衫军”举行街头抗议运动。作为媒体大亨，林明达原先与电信巨子他信交往甚密，在他信担任总理以前，两个人作为企业家相互支持，携手闯过东亚金融危机难关。2001年他信出任总理后，林明达旗下的媒体几乎成了他信政府的喉舌。但是他信2005年2月连任总理以后，林明达渐受冷落，生意上也很少受到政府的惠助，由此导致林明达对政府的怨恨，与他信的关系也就逐渐决裂了。林明达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优势开始抨击他信政府，揭露政坛黑幕，引发他信进一步打压。2006年1月下旬，由他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以约合18.8亿美元的价格将该集团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林明达抓住这一事件，发起了数万人参加的“民盟”反政府集会，抨击他信连任总理以来，西那瓦集团的资产翻了三倍，在出售西那瓦集团的股份时，他信的子女获得数亿美元收益，却成功地偷税。2006年2月19日，泰国前副总理、前曼谷市长占隆・西蒙声援林明达，林明达和占隆成为反他信的“民盟”的主要领导人。[ 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他信被迫于2006年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院，于4月2日举行大选。大选结果显示，由于民众受惠于他信的扶助政策，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泰国贫困的北部和东北部广大农村地区获得高达70%的支持率，但由于这次选举遭到多个反对党的联合抵制，泰爱泰党在全国仍有38个选区没有得到规定的20%以上的选票，因而这些选区无法产生议员，致使不可能如期召集议会和组成新政府，他信被迫于4月4日提出辞职。5月23日，他信宣布将重新主持工作，这引起了反对派的又一次反弹。此后，泰国政局持续动荡，军队于9月19日发动，接管政权，以求恢复秩序。
第二阶段，“9・19”军事事件，导致挺他信“红衫军”的街头抗议运动。2006年9月，泰国陆军总司令颂提乘他信出访之机，发动军事了他信政权，成立以素拉育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信被迫流亡海外，军政府冻结了他信家族20多亿美元的资产。但素拉育政府政绩不佳，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则效仿“黄衫军”的做法，组成了“反独联”，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结束临时政府，举行全国大选。在一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反独联”组织了多次大型反政府示威。2007年7月29日，军政府宣布了大选的日期，9月军方主持草拟的《2007年宪法》颁布，扩大王室与军方的权益，12月军方兑现承诺，“还政于民”，举行下议院选举。
第三阶段，亲他信势力的“修宪”事件激起了“黄衫军”的又一次街头抗议运动。2007年5月30日泰国判决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2日的议会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被解散，且该党111名中央执委5年内不准参政。但为了参加12月的大选，亲他信的势力金蝉脱壳，摇身一变加入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大选的结果，人民力量党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后联合另外5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沙玛出任总理。沙玛上台后决意修改在军政权下通过的新宪法中针对他信和泰爱泰党的限制性条文，反他信的“民盟”在2008年5月25日又重新发起街头示威，抗议政府修宪。8月26日上午，“民盟”的支持者冲破警察设置的封锁线，进入国家电视台大院，最后占领了总理府，并声称继续占领下去，直至沙玛下台。9月2日他信支持者和“民盟”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正当危机处于僵持局面，9月9日突然判决沙玛因主持烹饪节目收取报酬违反宪法第267条款，沙玛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是随后他信的妹夫颂猜又被“红衫军”推上了总理的宝座。“黄衫军”不肯罢休，于10月23日晚集结了约10万人准备包围国会，阻止国会讨论修宪问题。随后民盟采取包围国会大院、曼谷两大国际机场等过激行动，与亲他信政府处于尖锐对立状态。12月2日，泰国判决人民力量党等三个执政党因选举舞弊被解散，其执委5年内不得参政，这导致颂猜这位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总理也匆忙下台，“民盟”长达半年多的示威宣告终止。
第四阶段，主席“阿披实上台”事件，引起了“红衫军”的街头抗议运动。2008年12月15日，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235票当选泰国新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阿披实的上台使“民盟”支持的力量开始执政，于是“红衫军”开始了又一次的街头示威活动，要求阿披实辞职，重新进行大选。2009年1月31日，约3万名“反独联”支持者在首都曼谷市中心集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阿披实在15天内解散国会下议院、加快对2008年占领曼谷机场的民盟领导人的诉讼进程、解除支持民盟的外长甲西的职务等要求，但遭到副总理素贴的明确拒绝。3月26日，数万名“红衫军”再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示威活动，并包围了总理府。4月7日，“红衫军”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帕塔亚举行反政府集会，抗议在当地举行泰国的内阁会议。4月8日，“红衫军”又在曼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提出三点政治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国王高级顾问炳・廷素拉暖和包括前总理素拉育在内的另外两名枢密院大臣辞职；进行民主改革。第二天，阿披实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拒绝“反独联”的要求。[ 陈建荣：“2009年泰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页。]2009年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是4月10-11日“红衫军”大闹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导致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和高官无法按照日程进入酒店会议中心，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本届东盟峰会因安全问题延期。4月13日，阿披实命令，决定成立紧急状态法执行指挥部，实施紧急状态法。示威者与军方发生冲突，造成77人受伤。14日中午“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此次示威活动，抗议者逐步撤出示威地点。
第五阶段，“没收他信家族部分财产”事件导致“红衫军”发起向政府“摊牌”行动。2010年2月26日在对他信家族的财产判决中，法官批准泰国政府没收“他信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460亿泰铢（约合14亿美元），这一判决成了“红衫军”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3月14日中午，十万多“红衫军”在曼谷举行大规模示威，向阿披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4小时内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举行大选。15日，阿披实予以拒绝。为逼政府妥协，红衫军甚至抽取示威者的鲜血，泼洒到总理府门前。这次由“红衫军”掀起的街头抗议活动从3月份开始逐渐扩大，到5月中旬达到高潮，其间政府和“红衫军”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了80多人死亡和1800多人受伤。5月19日阿披实政府在军方的支持下，用武力驱散了“红衫军”的抗议运动并逮捕了部分领导人。“红衫军”在被驱散的过程中，为了发泄内心对政府的仇恨，出现了打、砸、烧等违法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目前，泰国局势进入了一个“街头政治”的怪圈：精英阶层上台执政，会遭到草根阶层红衫军的不断抗议；草根阶层的代表上台执政，便会遭到精英阶层黄衫军的反对，两大势力的街头抗议交替进行。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 周方冶：“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25页。]
三、泰国街头政治：社会革命还是社会运动？
在政治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它们分别指涉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有关社会运动的更多文献可参见：Kenneth Andrews,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ar on Poverty, 1965 to 1971,” American Social Review, Vol.66, 2001;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ohn H. Evans, “Multi-organization Field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Frame Content: the Religious Prochoice Movement,” Social Inquiry, Vol.67, 1997; Sandor Halebsky, 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西德尼・塔罗在其专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对社会运动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指出斗争政治的产生同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由于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而受到的刺激有关，表现为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 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
纵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抗议可以发现，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比较符合社会运动的内涵指标。首先，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众多，动辄几万、十几万。例如，2006年2月“民盟”反他信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抗议的人数曾多达5万。2008年10月“民盟”反沙玛政府的示威活动人数达到了10万。而2010年3月，“红衫军”反阿披实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有十多万。其次，抗议活动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并且“有着自己的社会运动组织网络”。[ Florence Passy, Macro Giugni,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Vol.16, No.1, 2001. p. 127.]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有一个领导核心，运动在领导核心的指挥下运行。“黄衫军”的领导人物有林明达、占隆等人，而“红衫军”的领导人有纳塔武、卡迪亚・萨瓦滴蓬等人。最后，抗议的目的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活动来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超越了现有制度的框架，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外行为。
“黄衫军”和“红衫军”街头抗议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造，事实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缺乏具体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是希望当局能够执行或者改变一种政策来实现集团自身的利益。虽然在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流血事件，也有个别抗议者使用武力来对抗政府的行动，但是抗议活动的主流仍然是非暴力的，出现流血事件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诱发的。他们在抗议的过程中也喊出了要求现政府下台或集体辞职的口号，但是并不要求改变现有国家政体的性质，所以近年来泰国的抗议活动只能算是社会运动而不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涵。
四、社会变迁中的阶层矛盾和对立话语：
泰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页。]本文认为导致泰国从2006年初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运动的因素是他信政府的改革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变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泰国的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并导致双方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对立政治话语的刺激下，为了维护阶层的利益，各方便通过街头社会运动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社会变迁指的是由于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人口迁徙、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逐步显现的过程。2001年2月9日，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赢得下议院选举后成功组阁，他信当选为泰国新一届总理，泰爱泰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泰国第一大党，并形成一党独大之势。[ Darryl S. L. Jarvi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aksin’s Thailand: An Interim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Vol.42, No.2, 2002, p. 297.]以此为基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2005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377个席位，从而开始了该党单独执政的他信总理的第二个任期。他信在第一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即表示：“这届政府是新时代的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将加强教育科技和研究开发，将通讯技术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以创新思维和新的企业模式跨越数码鸿沟。”[ 张锡镇主编：《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泰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政治发展也较为稳定。[ Michael J. Montesano, “Thailand in 2001: Leading to Live With Thaksin,” Asian Survey, Vol.42, No.1, pp. 90-99.]他信改革涉及的两个最重要领域分别是经济领域的“草根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针对泰国农村不发达和城乡分配不均的现状，他信在改革过程中对农村实施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四项举措分别是：“乡村基金”计划、“三年缓债”计划、“一乡一产品”战略和“30泰铢治百病”计划。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生中产阶级”。[ 杨值珍：“红衫军运动与泰国政治现代化”，《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第143页。]“草根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村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也为他信新家族资本集团赢得了农村选民的广泛认同与拥护。[ 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
他信在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泰国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合并政党、整合政治资源。由于泰国长期受到威权体制的统治，政党政治很不完善，小党林立，派系复杂，这不利于文人政府的统治。为了巩固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地位，他信凭借强大的财力优势逐渐吞并了许多小型的政党和派系，为巩固泰爱泰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次改革官僚制度，强化行政控制能力。2002年6月，在他信力主之下，国会通过了《关于行政改革条例》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条例》的草案，并于当年10月起执行。[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6页。]这两项法案旨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瓦解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他信倡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但同时也招致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怨恨。[ Alex M. Mutebi, “Thailand in 2002: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sian Survey, Vol.43, No.1, 2002, p.107.]最后改革军队，将其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他信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着手对军队进行改革，在军队安插亲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另外加强军队的职业化，以警察取代军队的安全职能，这也招致了部分军官对他信政府的不满，“曼谷的政治精英害怕失去权力、财富与影响力，这促使他们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针对他信的政治运动”。[ Pavin Chachavalpongpun, “Diplomacy Under Siege: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 No.3, 2009. p. 450.]
此外，王室对他信当政期间的表现也颇有不满。由于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之下，国王缺乏直接干政的途径，难以成为政治格局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要维持王室的政治地位，唯有通过影响主导者的方式间接干政。[ 李文、赵自勇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于是，泰国王室的政治地位，也就与国王对政治格局主导者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普密蓬国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对立中所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是分散而相互制衡的结构，越是有利于国王在其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二是普密蓬国王在农村的政治根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密蓬国王频繁游历整个泰国，了解泰国各个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澳]约翰・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国王爱民如子、经常从政府拨给王室的经费中拿出很大部分用于修水利、建电站、办合作社以及用于助学救灾等事业。由于普密蓬国王为泰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备受泰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信上台后对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先，他信执政时期实现了泰爱泰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他信的政治势力开始主导泰国的政治格局，这不利于国王在分散的各派政治势力中起到制衡的作用，从而间接地削弱了国王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他信在农村实施的“草根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这对王室的基层支持率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他信在一些场合言行也过于傲慢，例如2005年4月，他信在玉佛寺举行积德仪式的时候，坐在了通常只有国王才能坐的椅子上，被指责为企图篡夺国王的权力。于是当反他信的“黄衫军”在“我们爱国王、我们为国王而战”的口号下结成政治同盟、甚至采取违法行动时，国王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信的改革，使泰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农民阶层得到了实惠，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官僚和中产阶层受到了限制，政党政治得到了强化。他信的改革在受到草根阶层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官僚和中产阶层的反对，“然而他信依靠众议院的压倒性优势，对媒体的批评和街头示威的要求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使得城市精英话语权极度弱化，导致中产阶级的不满”。[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7页。]此外，他信执政后期十分霸道和贪婪：，大搞金钱政治；一党独揽政权，压缩其他党派生存空间；在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上，他信的很多行为也引起王室的不满。这些导致军方、官僚、中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反他信联盟。[ 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4-26页。]
草根和精英阶层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各方往往通过话语来争取自己的盟友，并利用话语来诋毁自己的对手，使自己的行动看起来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黄衫军”进行街头抗议要求他信下台的时候，就积极营造对自己阶层有力的政治话语，他们把他信说成是“贪污犯”、“大独裁者”以争取社会对他们街头政治运动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怨恨。而当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起来反对阿披实政府时，也利用自己的政治话语把阿披实说成是“特权阶层之子”、“并非民众选出来的总理”。正如在“红衫军”示威队伍的一位退休教师所说：“阿披实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他对泰国一无所知。”“红衫军”领导人纳塔武也曾说：“如果阿披实依旧顽固不化，即使他的手不沾上血，他的脚也会沾上血和我们的诅咒。”
泰国的政治文化对社会运动中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泰国奉行的是一种庇护制的文化，核心是上层对下层的庇护和下层对上层的忠诚，即“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成为其附庸，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作为回报”。[ 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这种依附型社会关系在泰国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网络，并基于利益交换而存在。[ William A. Callahan, “Social Capital and Corruption: Vote Bu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 No.3, 2005, pp.495-508.]这种利益交换导致了不同集团的效忠对象是不同的，对于同一个人，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描述，这种话语一旦被运动的领导者利用起来，就有可能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泰国目前的矛盾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社会的分裂，而社会分裂的原点，即便不直接说是他信，至少也是从他信执政开始的。他信的一系列草根政策恩惠了广大农民，但其一系列未曾兑现的承诺也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及富商集团的利益。泰国一些没有党派立场的媒体作评：不带情绪而论，他信打破的是泰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贫是贫、富是富”的固有状态，当“穷人有了钱，富人折了本”，原有的社会结构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并且要伴随阵痛。[ news.省略/20100519/n272203862.shtml，上网时间2010年5月4日。]
小康社会的提法，原先是和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其明确的表述，最早出于《礼记》。[1]小康社会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三代社会的写照，在邓小平那里又有一种着眼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进行的新阐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及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所提出的新目标，小康社会由此获得了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全面理解什么是小康社会。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小康水平，然而，这只是小康社会的一个方面。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第二、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
一、制度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
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布伦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2]；德国经济学家史漫飞、柯武刚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3]本文所说的制度，和上面列出的几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它是指一种广义上所说的制度，泛指一切规则和约束，不仅包括有形的、正式、成文的约束，如成文法、规章，还包括无形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约束，如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制度一词，字面上理解，便是“限制在某个合适的度以内”，便是“制”事于“度”内，“制”人于“度”内，可见，“限制”乃是制度的最基本的要义，制度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行为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可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长期演化而逐步形成的，也可能是通过人类的理性构建产生。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欲望的无限扩张，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在于制止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行动空间，从而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协调，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和节约交易成本，由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度影响人的预期，而预期则影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社会的命门，制度的缺损和崩溃，预示着社会的解体。
制度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词汇，无论是以凡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还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都十分重视制度的价值。现代化理论也一致主张将制度化能力和程度的高低，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4]。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更是事关天下兴旺、国运兴衰。[5]这正如《商君书》中所讲的那样：“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着特定的制度，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是，有制度的社会，并不等于本文所说的制度社会，我们所说的制度社会，是小康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内涵。这要从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去理解。小康社会，不同于传统的皇权社会、宗族社会，而是现代社会，具有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最根本的特质，它不同与传统的人治社会，也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无国家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它是法治社会，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所以本文提出，现在我们所奋斗的小康社会，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这就是说，政治权威的制度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的关键所在。政治权威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用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话来讲，便是政治权威从“卡里斯玛型”、“传统型”向“理性型”转变的过程，其间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政治权威的制度化、非人格化、理性化。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他看来，“卡里斯玛型”统治依靠的是领袖个人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传统型”统治（如家长制、长老制），依靠的是历来适用的传统，而“理性型”统治依靠的则是“非个人的制度”。[6]韦伯没有言明的是，他所谓的“理性型”统治权威，实际上也就是中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在制度下，统治者的行为和权力才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统治者才能克服随意性，按规章行事。
小康社会在古人那里，就明确地包含了“制度社会”的含义。《礼记》中写道：“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7]“以设制度”，道出了小康社会的本质方面。《礼记》在另外一处地方还写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8]在古人看来，有了制度，然后才有君臣父子的秩序。当然，古人所谓的制度，不仅包括分封建制，还包括社会礼制，甚至还包括田产制度，所谓“以设田里”，正是此意。“以设田里”，已表明古人对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视。实际上，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9]经济学家盛洪的解释是：“好的治国方略，是从界定产权开始的。”[10]尽管孟子当时指的是井田制这一特定的制度，但从这里我们也确实可以窥见，我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有了某种产权意识、制度意识。不过，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制度的重视，还是体现在对“礼”的重视上。孔子动辄提倡克己复礼，而恢复周礼，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小康社会的制度”，因为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便是小康社会。儒家既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构建为其政治理想，便必然要重视对个人行为的制度约束。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11]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提醒君主要在制度的范围内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后，则更加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对制度似乎很少关注。因此有学者主张对“制度儒学”与“心性儒学”进行区分，对“政治儒学”与“生命儒学”进行区分[12]。再者，儒家的“礼治”思想，离现代社会的“法治”思想相较，虽然都包含了对制度的尊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传统性的，而后者则是现代性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英明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第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号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同时又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小康社会、现代社会与制度社会的内在一致性的体现。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更是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了大量的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是十六大报告的精彩之处之一。
当然，对制度的理解应当是多层次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制度纵横交错，构成一个社会的经纬，从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一个社会的构成要素，大致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制度，政治上要有一个权威得以维持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国家；经济上要有一个资源配置和交换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市场；文化上则要有共同的信仰系统。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给我们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然则，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国家和道德提供制度基础。这一见解早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师亚当·斯密那里，就有充分的论述。[15]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制度化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
既然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就是制度社会，那么，我国的制度社会应当如构建？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制度社会构建最核心的基本问题，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就是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6]。党的十六大英明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7]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南。在这一意义上讲，制度社会也是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因为良好的现代制度的真谛在于其普适性，它要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Rawls）说：“学问之道在于真，制度之道在于正。”[18]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经验，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循序渐进，谨慎试验，锐意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功利社会：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
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道德预设，道德发出指令和召唤，提醒人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事，道德的约束是柔性的，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先弄清小康社会的特性。《礼记》中说的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大同社会则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状况。这表明，小康社会中有明确的“私”的观念和“私”的现象的合理存在，而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公”的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不分你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亲相爱，共同生产，何其美好，何其祥和！然而，美好的憧憬并不能代替严峻的现实，在“私”的存在尚具合理性的时代，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去废除它。小康社会中“私”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所要求的道德体系，就不可能在完全公而无私、公而忘私的基础上构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礼记》中所描述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传统私有制社会，而我们今日所说的“小康社会”，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存在，并不等于是私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私”的合理存在，承认个人的合理私利的存在，但决不是全盘私有化。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小康社会要在尊重私利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主义功利道德。
所以，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笔者提出“功利社会”的概念，用以概括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这一概念的好处在于它首先承认了“私”的合理性，承认了“利”的合理性，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所谓“功利”，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一己之利，还包括集体的、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19]的标准，亦可作为功利社会的另一个注脚。功利道德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发展阶段、尊重现实人性的务实精神，它是可行的民众的道德，而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圣贤的道德。
西方思想史中的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的一种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边沁、密尔等思想家，其信奉的基本信条是，个人功利之和导致社会功利，衡量一件事情之好坏，要看它能够给所涉及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人们往往用“效果主义、功利原则、最大化原则”来概括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理论[20]。功利主义大师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即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21]边沁接着指出：“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22]边沁还特别强调，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功利并仅仅指个人的功利，如果利益相关者是共同体，那么就应当考虑共同体的功利，但是，功利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还是十分明显的，边沁指出：“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23]晚近以来，西方功利主义日益式微，美国学者罗尔斯便提出了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试图以复活康德的方法代替功利主义，从而拯救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本文所涉主题而言，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的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种介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一种道德追求和理性考量，由于它同时联结自我与他人，因此，公共理性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的思维方式[24]。
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中长期存在着“义利之辨”，显然，儒家强调的是“义”。《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26]好义还是好利，成为儒家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孟子》开篇即提到孟子跟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孟子说得很清楚，如果上下争着夺利，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27]。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典型的儒者对“义”和“利”的认识的生动概括。儒家主张“义”高于“利”，在对待人们之间的交往上，就难免以一种高调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普通民众，所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犯而不校，宽容忍让，这种道德的本质是不等利交换[28]，好人总是吃亏的，因此，它固然十分高尚和美好，却无法成为多数人的行为。而中国古代的法家，则主张“利”是最重要的，为了“利”，可以放弃“义”，背信弃义是法家主张的控制他人的工具之一。曹操的名言可以作为其基本道德信条：“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吃亏的，同样是一种非等利交换的道德。
适应市场社会的道德，必定是一种等利交换的道德。市场社会之核心要义，就是等利交换。这种等利交换在道德上体现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亦即小康社会的道德，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精辟的论述。斯密作为现代市场制度的设计师，同时对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前提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他写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们实行的主要规则。我们认为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应该施与仁慈和慷慨的人。我们认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象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29]
需要注意的是，功利社会并不等于自私自利的社会，因为功利的考虑和衡量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己私利，而是要将他人的损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所谓要考虑相关人员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正是此意。这也就意味着，功利社会的人们是理性的人，他在行事之前，总要考虑其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又需要承担哪些成本，这样，人的行为便有了可预期性。理性的人不一定是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却无法作出预期的，利己是无可非议的，但却未必是理性的，因为自私自利行为可能恰恰损害社会的功利，最终也危及自身的功利。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对“合理的”（rational）与“理性的”（reasonable）的严格区分[30]。在这个意义上讲，功利社会也就是“公利”社会。
缺乏功利考量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完美的道德社会，恰恰相反，极有可能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一个道德虚无的可怕的社会，例如时期的中国便是如此，那时的人们忙着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幻想，代替实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不计后果，不计成本，鲜有功利的考量，其后果则是十年浩劫，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空洞的利他主义，高调的理想道德，否认人的历史性，否认人的现实性，缺乏人文关怀，必然导向道德的堕落和虚无。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代，恰恰是功利道德，能导向合理的社会秩序。大同社会的无私利他，不能提前在小康社会实行，否则就要犯无视历史阶段的错误。
然而，是否小康社会就不需要无私利他的美德呢？不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无私利他，这反映了人们对高尚的道德的追求。但是，作为规约人们的道德约束，在小康社会却不能无限拔高，只能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利道德。比如，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其实是任何时代都提倡的，但它只是特定的危机时刻对人的高要求，不是在日常情况下对普通人的行为作出的道德召唤。我们必须把例外情况下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进行区分。因为，假如只有完全的无私利他才是道德的，那么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便是不道德的了。可见，无私利他不能作为小康社会的道德前提。小康社会是功利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是正义或曰公平，而大同社会则是利他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乃是奉献与仁慈。奉献和仁慈固然美好，但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社会这个建筑物的装饰品，而“正义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物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3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32]这个见解十分英明深刻。它说明我们追寻的道德，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种道德，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谋求公平正义的等利交换的功利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与市场制度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交换意识相一致。十六大报告也提醒国人，我们在进行这种道德建设时，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功利主义道德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同时要注意吸收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资源，用一种作为公平的“义”来统摄人们对“利”的合法追求，从而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道德、新文化。
三、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的内在联系
小康社会是制度社会，也是功利社会。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功利道德的社会，有助于制度社会的构建。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考察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之间的关联。在一个4人居住的集体宿舍内，大家共用一个公共水房。公共水房值日制度如何可能形成呢？4人中如果有一人具有利他精神[33]，每天打扫公共水房，这样，值日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因为，其他人觉得水房很干净，没有打扫的必要，他们愿意享受这样的免费之旅，搭个便车。如果人人都是利己的，不愿意多付出劳动而让别人占便宜，那么最终公共水房必定无人打扫，到一定时候，当几个人觉得需要有一种合理的安排时，轮流值日的制度便形成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大家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觉得可以在一种肮脏的环境下生活而仅仅投身于某种空洞的貌似更高尚的信仰追求，那么这种制度也无法形成。只要不是人人都是利他者，就会有人搭便车，这对于利他者来说便是不公平的，因为利他者总是吃亏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功利的考虑促成了制度的形成。我们也不免想起亚当·斯密的那句反复被人引用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4]
其二、制度社会的形成，也意味着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实现。如前所述，制度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制度社会不同于其他传统社会就在于它将道德写进制度，以制度来确保道德的维系，保障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增进，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道德说教和个人的内在修炼。制度好，道德的人才可能做好事，不道德的人就无能肆意妄为；制度不好，道德的人不仅无法行善，还要遭到伤害。制度不论是何种形态，都使遵从制度的人的行为变得具有可预期性，这就降低了由于不确定而造成的成本，节省了交易成本。制度发挥约束作用，惩罚违规的人，从而保障了其他人的权益。制度使人类走出霍布斯丛林，从而得以实现个人的功利，而社会的功利亦由此得到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学者用“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35]的概念来说明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总之，“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相辅相成，其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二者都统一于“小康社会”这一概念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要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为，仅有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没有制度和道德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小康社会。
[关键词] 政治学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提出实现好这项重大战略任务,有利于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国家、民族都曾有人用各自的语言对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描述。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明确使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但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原因在于诸多条件不具备。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最直接的原因是存在着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马克思主义从考察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入手,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的本质、不同类型的国家及其特征,为人类正确处理利益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从单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曾依据两个标准对社会形态做了两种划分。一是根据生产关系标准将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二是根据人的发展状况将社会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一种社会形态。这充分说明了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向往和谐社会,也出现过某些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是,由于存在阶级对立的对抗性矛盾,这一理想的社会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共产党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与历史上各种所谓的“和谐社会”有何不同呢?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决定》明确了我们现在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强调其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并且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举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就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就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同时也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些内容进一步拓展了把握社会形态的理论视野,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
和谐,是指世间的事物处于均衡、协调、平顺的发展状态。由于社会主义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幸福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这样的社会不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必然充满和谐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早就说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与组织状况;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新和谐公社”,进行和谐社会实验;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且指出,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进一步彻底地主张,未来社会不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而且在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形成和谐的关系。
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们党已经很清楚了,对于表现其本质的属性也有了清醒的认识。简而言之,“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而“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它既反映事物的根本性质,又反映基本特征,从这两个方面区别于其他事物,总的概括就是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和谐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它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精辟概括。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和谐的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在实践中,我们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地解决,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优越性之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着力点
同志曾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此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构建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在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改革为动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地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就要求: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性,加快社会领域改革的步伐,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逐步形成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使和谐社会建设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和谐,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稳步推进国家管理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依据法律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改革就没有动力,不发展就没有物质基础。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做到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和谐社会建设是为了人民,和谐社会建设要依靠人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维护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和谐社会建设者和享有者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真正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着：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着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着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着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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