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艺术歌曲古诗词创作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中国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中国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习，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中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政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中国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中国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罗忠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各异。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创作题材和所应用的作曲技法方面截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情趣。第一阶段创作技法以传统为主，历时17年。他创作了独唱、合唱曲31首，大部分为艺术歌曲，还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30余部。第二阶段迄今26年，创作合唱独唱歌曲19首，全部为艺术歌曲，此外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也很大。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作技法以现代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之初，作曲家基本按照(转第59页）(接第74页）欧洲浪漫派初期的原则来安排调性布局，其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五声色彩以使作品接近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如青主、黄自等。40年代中后期，谭小麟将亨氏作曲理论带回中国，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基本不用传统的大、小调式，而使用五声调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声调式，调式变化非常丰富，他是以十二个半音为材料来构思旋律与和声的，作品透出浓浓的五声性。之后漫长的40年，现代作曲技法仿佛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直至罗忠的一曲《涉江采芙蓉》，向世人宣告了现代作曲技法在中国的存在，使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就清晰了，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二三十年代（青主、黄自）──40年代（谭小麟）──80年代（罗忠）。从技法上来讲是：欧洲浪漫派技法──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作曲法。
近现代作曲家在根据古诗词谱曲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探索如何应用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中国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无一例外地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气质、民族风格，在音乐如何体现诗词的意境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三四十年代的黄自、谭小麟如此，70年代末的罗忠如此，罗先生之后的许多作曲家也是如此。这是历代作曲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黄自曾说：“中国自己的音乐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他还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由此可见，他对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见解和宏伟抱负。他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或深沉跌宕、或清新淡雅，处处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特有意境。又如谭小麟，他在创作当中大量运用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和声中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的和声材料，而是以十二个半音为写作材料，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作品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音乐淳朴、亲切的特色。罗忠先生和他的前辈相比又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主要是他独创了“五声十二音技法”，让中国的五声体系和西方十二音序列体系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音响世界，而用这样的音乐体系去诠释古典诗词正是罗先生的匠心所在。
古诗词艺术歌曲经过近90年的创作实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阐述了。从20年代直至当代近90年的历程中，作曲家们始终在探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对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要创作上发展了，相信歌坛也随之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具有古典韵味的“中国风”。
参考文献：
关键词：艺术歌曲古诗词创作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中国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中国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习，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中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政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中国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中国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罗忠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各异。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创作题材和所应用的作曲技法方面截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情趣。第一阶段创作技法以传统为主，历时17年。他创作了独唱、合唱曲31首，大部分为艺术歌曲，还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30余部。第二阶段迄今26年，创作合唱独唱歌曲19首，全部为艺术歌曲，此外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也很大。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作技法以现代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之初，作曲家基本按照(转第59页）(接第74页）欧洲浪漫派初期的原则来安排调性布局，其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五声色彩以使作品接近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如青主、黄自等。40年代中后期，谭小麟将亨氏作曲理论带回中国，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基本不用传统的大、小调式，而使用五声调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声调式，调式变化非常丰富，他是以十二个半音为材料来构思旋律与和声的，作品透出浓浓的五声性。之后漫长的40年，现代作曲技法仿佛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直至罗忠的一曲《涉江采芙蓉》，向世人宣告了现代作曲技法在中国的存在，使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就清晰了，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二三十年代（青主、黄自）──40年代（谭小麟）──80年代（罗忠）。从技法上来讲是：欧洲浪漫派技法──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作曲法。
近现代作曲家在根据古诗词谱曲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探索如何应用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中国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无一例外地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气质、民族风格，在音乐如何体现诗词的意境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三四十年代的黄自、谭小麟如此，70年代末的罗忠如此，罗先生之后的许多作曲家也是如此。这是历代作曲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黄自曾说：“中国自己的音乐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他还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由此可见，他对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见解和宏伟抱负。他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或深沉跌宕、或清新淡雅，处处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特有意境。又如谭小麟，他在创作当中大量运用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和声中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的和声材料，而是以十二个半音为写作材料，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作品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音乐淳朴、亲切的特色。罗忠先生和他的前辈相比又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主要是他独创了“五声十二音技法”，让中国的五声体系和西方十二音序列体系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音响世界，而用这样的音乐体系去诠释古典诗词正是罗先生的匠心所在。
古诗词艺术歌曲经过近90年的创作实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阐述了。从20年代直至当代近90年的历程中，作曲家们始终在探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对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要创作上发展了，相信歌坛也随之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具有古典韵味的“中国风”。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的多游侠边塞，呈阳刚之气，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园，富阴柔之美，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独特的心态特征又受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的制约。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一生，基本上与盛唐相始终。盛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尚及时代精神对其思想、仕宦、生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
在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心理蓬勃进取的时代环境中，前期的王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人生、功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呈现出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积极仕进、自豪自信的心态。《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态特征的真实写照。由此而来，他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往往以游侠、边塞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风格上呈现出雄放豪迈的阳刚之气。如游侠边塞诗《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边塞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飒飒英姿，豪气干云，神采飞扬，与高岑同调。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象。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约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劝勉、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建功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国家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空前融通，拓边的空前需要，使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成为很有诱惑的现实。建功马上，立业边陲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并成为盛唐士子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盛唐诗人大都有从戎游边的经历。王维对自己的游侠和出塞经历有着很豪迈、很精彩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人生理想和时代崇尚的一致性。这种与时代相通的情感和心态特征，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中，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
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政治感遇诗。这类诗批判当时权贵骄奢、贤士坎坷、荣辱不公等不合理的政治现象，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愤慨，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表明自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如《济上四贤咏》写四位失意的下层人士的遭遇，表现出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
《老将行》既是边塞诗，也是政治感遇诗，诗中写的是一位老将的经历：年轻时作战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威震敌营，立下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闲居在家，寂寞空虚。后边境遭扰，强敌压境，老将军不计前嫌，请缨杀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诗中既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
前期王维诗作的山水题材，也同样呈现出明快热烈的色调，如l9岁时写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
又如《渡河到清河作》、《华岳》二首，或写水或写山。写水，写得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再如《燕子龛禅师》写山间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等等，简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媲美。故《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日：“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特点。可见王维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之势。
从军入幕、游侠赴边是盛唐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也与朝廷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唐代科举把“军谋宏远”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并列的记载。唐玄宗亦曾明令：不及时行赏有战功的官吏皆斩，能擒贼首的士卒授大将军。这些特别的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唐代读书人对边事军功的关注和投人，军幕中吸引了大批当时富有才华的墨客文人。在唐代布衣才士中，缘军幕而进身的大有人在，有唐以来文人仕途之最达者高适也由此而擢升至散骑常侍，封勃海侯。他在《塞下曲》中心满志得地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久佐戎幕而官至嘉州刺史的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同样，王维以战斗为美，以豪迈为美的心态特征，也是这一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趋导的结果。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自由，民族心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沐浴在这盛世的阳光之中，王维的心态情感自然也为之感染，怀抱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拓进取、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使前期的王维能以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怀、辽阔的视野、酣畅的笔墨刻划游侠风采，描绘边塞风光，反映边塞感受，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唱出高亢奔放的时代强音。风格豪放、境界壮阔、情调激昂、笔力雄健，流溢着阳刚之气，“盛唐气象”可见一斑。虽然在诗歌史上他没有被称为边塞诗人，但他确是盛唐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是高适、岑参之前边塞诗的最富有者。而这类题材的择取和阳刚风格的形成，又是大唐的时代环境、精神风貌及本人经历对其思想心灵感召后作用于其创作的结果。
二
平和淡远、宁静超逸是王维后期心态的主要特征。由于时局、经历等原因，40岁以后，王维的思想、观念、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仕途的失望、对官场的畏惧，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性，使他在难舍仕宦的同时，又对社会世俗失去了往昔的乐观执着；佛理禅旨的感悟、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吸引了他的情趣和心灵。他在田园里呼吸着无忧的空气，他在大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心态变得平和、淡远、宁静、超逸了。这一心态特征的变化，使他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对这些带给他慰藉的山水田园题材的择取和心灵感悟的抒发。王维的这类作品，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大师地位。
王维是一个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又工草书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艺术家。这些饱含感悟的姊妹艺术对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能以诗人、画家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世界，感受生活，并把所见所闻所感用诗、画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既有神韵又有情味的美妙意境。在创作中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唤起人们对光、色、音、态的联想，呈现出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托物达意，立象传情。苏轼对此评价极高：“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特色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暝》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lO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山林描得清幽雅秀，令人神往，把田园生活写得和平宁静，引人入胜。这些作品，表现出诗人对清幽山林和优美田园的感悟与陶醉，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与留恋。《辋川集》是王维后期山水田园绝句的代表，它反映了诗人的隐居生活，描绘了辋川的自然景致，表现出陶醉于其中的情趣感受，呈现出独特的空明宁静的阴柔之美。
王维后期诗歌中常有“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谷归人少”等等。这些“空”字由于后文的意象，不能作“无”和“没有”义来理解，这种“空”是诗人对眼前景的一种心灵感悟，其中内涵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是“空而不空”的特定状态。“空山不见人”，却能听到人的生命之声；“夜静春山空”，却有桂花的飘落和鸟的歌唱。可见这“空”中自有生命的流动，自有诗人独特的心灵感悟。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作，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都流露出诗人闲逸宁静的情趣和心态，透出佛学禅理的旨趣，表现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情绪。表面上看，其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但从其深层意蕴和后期创作总体倾向看，王维的“万事不关心”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对山水田园之美他不仅“关心”，而且迷醉；他的“寂为乐，闲有余”是摆脱世俗利禄烦恼后的另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方式，精神并不沉沦；“伤心”而销向空门，是对世俗险恶的失望和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方式，这一方式引导他从另一角度理解人生和陶醉真善美的山水田园。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玄宗沉湎声色，昏庸无道，贤者被贬疏，奸佞却当权，政治黑暗，权贵骄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等日益滋长并渐趋激化。而在这种情形下又不能决然离去的王维，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亦官亦隐、身官心隐。王维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走了一条既适合自己又无害他人的淡漠仕宦、寄情山水、研悟禅佛之径。根据当时朝廷、社会及王维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正直官宦设身处地的实际状况的。此时的王维倘若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形式：其一，与之斗争，结果是“玉碎瓦难全”；其二，同流合污，结果又与心志相违。无论王维选择何种“积极”形式，都将既是个人政治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学的损失。从某种角度看，现实中的王维似乎只能走这条貌似“消极”、实不得已、确也并非消沉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其彪炳千古的人生辉煌。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行为及创作，而不应超现实地简单武断地评判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此期王维淡漠的对象只是仕宦功名，而对山水田园则情趣盎然，且渐深渐浓。诗人的追求仍在，志趣仍在，就不应该说其心态真的消沉颓唐了。由对仕途功名的热衷，转为对山水田园的钟爱，新的生命意义、价值取向使他寻觅到新的生命空间和独特自我，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心态特征也由前期对仕宦的乐观进取、自豪自信，转为后期的超脱飘逸、宁静淡远，并影响和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应该说这是王维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这种心态特征仍然是主动、积极、健康、充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王维以《山居秋暝》为代表的后期山水田园诗，在明洁空灵禅旨中所呈现出的生机与情趣，很难真正理解其中蕴喻的诗人对理想社会和高尚人格的期冀与追求的深层意蕴。变化了的心态特征带来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异，诗人开始更多地择取山水田园题材，并创造出空明宁静的独特风格境界。
王维在给好友裴迪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由此可见，在对自然山林的爱恋和陶醉中，其心态特征是主动、积极、充实的。
关键词：汉武帝 歌诗 文学史地位 影响
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言：“谓之贵族者，以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善用也”，“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分亦少”。一直以来，对于汉代帝王的歌诗创作学界的关注程度不是十分密切。
汉武帝歌诗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显示出许多有价值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
歌诗创作的主体是人，歌诗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一切具体内容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意识才能得以表现。汉武帝歌诗创作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一诗歌观念渗透到了当时文人的诗歌创作中。
汉武帝时期乐府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如《灵芝歌》，由盼望帝国强盛转入了期盼个体生命延长，其抒情方式是渐次转向个人内心的。
乐府文人在汉武帝时期重视搜集、整理感叹生命短暂、思考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作品，展现了西汉诗歌由外向的抒发集体情感向内向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转变。如《战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归”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战争的深沉思考；乌孙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抒写了被迫远嫁异国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悲痛。善窥圣意的李延年还对产生于汉高祖时期的《薤露》 《蒿里》两首挽歌进行改编。由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难发现，受汉武帝的影响，西汉诗歌已经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抒发集体情感逐步转向抒写个人真情、思考生命。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及以后时代人们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出现诸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
二、题材的扩展
《楚辞・远游》开启了诗歌的游仙主题，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之后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鲜有此类诗歌出现。由于汉武帝喜好并创作具有升仙意趣的作品，游仙主题再度进入诗人视域，不仅促进了当时诗歌游仙主题的形成，而且使游仙诗成为两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
今存作于汉武帝时期的乐府文人《郊祀歌》中，部分作品表现了升仙内容。如 《天门》 ：“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按如淳注：“阂亦陔也。……陔，重也。谓九天之上也。”此后的汉乐府诗，如《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杂曲歌辞中的《艳歌》 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 《董逃行》等，都写到了神仙世界，众多期盼彼岸世界、渴望升仙延寿的诗歌充分说明，汉武帝之后，游仙主题已成为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就东汉民间乐府单列一类“幻想之类”，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收录《长歌行》 《王子乔》 《步出夏门行》 《善哉行》等文章 。
三、艺术语言形式
鲁迅在讨论汉武帝时期的文学盛况时曾说：“这一时期，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武帝在继承楚歌体的同时对于杂言体予以尝试，正如刘勰所云：“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化政策，直接引导了乐府诗“以曼声协律”“靡而非典”的艺术形式创新，同时汉武帝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此因素的动因。除武帝《李夫人歌》外，《上之回》采取的亦是三、四、五、七言相杂，以三字句为主，句式参差错落，诗意随句式变化起伏变化，写出了汉武帝在位后期威服四海、昂扬自信的气势。这类歌诗，自然通脱，较之诗骚体式，全然新气象。在武帝创作实践的引导下，创作于汉武帝时期的歌诗中，杂言体诗占了相当部分。除《郊祀歌》和《鼓吹铙歌》中收录这个时期的杂言体诗外，李延年《歌》 ，东方朔《据地歌》 《嗟伯夷》等，皆属杂言体歌诗。这些众多的杂言体诗，有力说明这种影响的巨大。杂言体诗的出现及广泛运用，就是后人所称道的所谓乐府体，所谓汉魏古风，对后世影响是重大的，自曹氏父子大量创作乐府诗起，乐府诗成为后世一种常用的形式体裁。到唐代，乐府诗的概念和外延不断扩大，由两汉时期可以配乐歌唱的歌诗发展为唐代不入乐的新题和拟作。
综上所述，汉武帝歌诗创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了一代帝王独特的精神面貌，同时，从时代与历史的角度讲，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艺术上，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他以自身的创作展现了汉代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对于题材的开拓以及对于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方后现论；文学思潮；女性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1]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2]
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3]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 / 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 / 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4]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彬.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3（03）：27-31.
[2]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11-19.
论文摘要：晚唐国运将弛，士气日丧，诗歌题材与创作倾向趋于嘲云戏月，刻翠粘红，轻视社会民生等问题的真实反映；艺术上，追求字句的精雕细刻，“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 (辛文房《唐才子传》)。于渍在晚唐后期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能一反当时浮艳雕饰的诗风。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弊病及边塞问题，现实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相对于前人，有一定的突破。
于演(832一?)，字子漪，籍贯不详，曾寓居尧山附近。其先京兆 (今陕西西安)人。会昌时，为乡贡进士。流寓河南、江苏等地，曾远赴边塞。咸通二年 (861)登进士第，坎坷仕途，官终泗州判官。其诗质朴无华，明快直切，一反当时浮艳雕饰的诗风，并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辛文房指出于演等晚唐诗人 “能反棹下流，更唱痦俗”(《唐才子传》)。
一、笔写现实歌民病——揭露社会黑暗的诗
1．“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反映贫富差距，显示社会不平
于演生活在晚唐，在当时创作倾向趋于嘲云戏月，刻翠粘红，轻视社会民生的大背景下，尽力摆脱诗歌对仗、平仄、用韵等形式上的束缚，远承《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近取杜甫、元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着重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揭示社会矛盾，做到了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自居易 《寄唐生》)，语言质朴无华，锋利尖刻。
于溃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于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法对这一主题进行集中的反映。代表作品有《富农诗》、《拟古讽》、《古宴曲》、《山村叟》、《苦辛吟》、《季夏逢朝客》等等。《古宴曲》一诗通过贫富生活的强烈对照，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的荒淫生活。
开头四句，不直接写人，但写了上朝的气派，下朝的喧闹，读者可以从中推想出身处其中的人过着多么奢华的生活。接下来两句是通过写侍女的娇艳来写宴会的盛况。下一句笔锋一转，写出了一个有强烈对比性的画面：“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最后四旬写只知享乐的富豪，从高楼向下望见那些肩挑柴薪的穷人，竟不相信他们也是生活在长安的人。此时用空间上的高低显示出富豪与百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将全诗推到了全新的境界。展示了上层官僚养尊处优的生活之后，又进而揭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极端空虚与愚昧无知。最后从富豪的角度写出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讽刺其无知，也能在其中看到作者的“一把辛酸泪”。
《富农诗》则刻画了一个为富不仁的吝啬鬼形象，诗的开头有一段小序就点出了富农虽 “集粟万庾，马牛无算”却 “生不遗，死不赠”的特点。诗中 “骨肉化饥魂，仓中有饱鼠”两句通过强烈的对比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了富农生性吝啬，坐视同族亲人饥饿而死而不伸出援手的丑恶嘴脸。结尾表达愿望：谦让礼义之风在四海之内盛行起来。此处刻画的富农形象与大多数作品中冷冰冰的富家人有所不同，形象比较丰满，生动传神。他处心积虑地聚敛财富，却对钱财有一种病态的重视，成为金钱的奴隶，让人觉得他既可恨又可怜。作者把富者和贫者的关系拉近了一些，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同族之人，可由于一贫一富就会有一方是“骨肉化饥魂”，一方是 “仓中有饱鼠”的结局。让读者更深一步体会到贫富的差距带来的不公是多么严重。
《山村叟》、《苦辛吟》、《边游录戍卒言》、《子从军》等都是通过对比，表达了爱憎之情。对世间种种不平的描写几乎没有任何的渲染与夸张，让人们在朴素的语言和真实的事件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2．“空有花如面”，“独自盘金钱”——从女性角度揭露社会不公
于演对封建社会的女性寄予了更深刻的同情。在他的四十五首诗歌作品中女性题材就有十题十一首。《里中女》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贫窗苦机杼，富家鸣杵砧”指穷苦人家的女儿辛辛苦苦在窗下织布，织成后统统交给富人，因此捣洗衣料都成了富家的事。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生活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桑下女有西施之貌，却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 “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与之相似的还有 《织素谣》。《织素谣》以民谣的形式通过对贫女和歌妓的对比抨击当时的黑暗现实。贫女夜夜操劳，辛苦织素却衣食无着，而由于 “五侯”过着奢靡的生活，所以以声色娱人的歌伎可以 “一曲古凉州，六亲长血食”。诗的最后两句以讽刺的口吻劝贫女画眉学歌来抨击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荒淫生活和堕落的社会风气。
《越溪女》和《拟古意》则是通过对女子不幸遭遇的描写寄寓感慨。《越溪女》描写了贫富不同的两个越溪女的不同遭遇。诗先以西施故事开头，然后说明贫富越溪女都曾是 “浣纱伴”的事实，后来由于贫富的差距曾是江边浣纱伴侣的富家女子转眼间嫁入豪门，自己由于身处贫困，“空有如花面”而无法有美好的婚姻。此处有 “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意，通过对越溪女的经历的叙述来抒发 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因身处下僚而无法施展长才的愤慨。《拟古意》中借写一位女子虽然貌美却没有适时出嫁，寄托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其中的 “国色久在室，良媒 亦生疑”。写得十分传神，隐含怀才不遇的苦恼心情。两首诗中的女主人公身上都有作者的影子，她们都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但由于家中 “基业薄”等原因 “嫁尽绿窗人，独自盘金线”，使得 “良媒亦生疑”，而诗人虽然登进士第，才高八斗、壮志满怀，但是一生奔波，却从未得到重用，他的失意可想而知，用没能出嫁比喻自己才高而未得到重用十分贴切。
《宫怨》一诗叙述一个少年时备受家人宠爱、天真烂漫的大家闺秀，后来被选入宫、寂寞终老的不幸遭遇。《青楼曲》则是描写倡女所思不见、青春渐老的苦闷。表达了对封建社会女子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边塞作品中的 《恨从军》、《辽阳行》等篇章是通过思妇角度写战争的罪恶的。
二、墨洒边塞寄深情——于演边塞诗的特色
1．“战鼓声未齐，乌鸢已相贺”——对战争本质的揭露
晚唐时期，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卫国立功的英雄气概已经相当淡薄，但于演边塞题材的诗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战争中真实的苦难，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认识。
于溃现存作品中有 12首是关于戍边征战的诗歌，它真实地反映唐朝国力渐衰而造成的领土丧失，尤其是对战争中为邀功求赏而穷兵黩武的将军进行了控诉。《塞下曲》开篇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荒凉的边塞图画，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在荒凉的边塞只有～支军队驻扎在那里。黄沙漫天，士兵们穿着沾满黄沙的盔甲还在沉睡。“黄沙披甲卧”不仅写出了边地生活的艰辛，也暗示出了边境战事的紧张。诗的三四句尤其震撼人心：“战鼓声未齐，乌鸢已相贺”。
意谓战斗还未正式开始，乌鸢已为可以啄食战死者的尸体而相互庆贺了。诗没有描写交战的双方和交战的具体情形，而是跳出战场，在 “战鼓声未齐” 之时就预见到了战争可怕的后果——在一阵阵战鼓声厮杀声中，夹杂着受伤者的呼号和牺牲的士兵在临终前的惨叫，最后只有遍地的鲜血和尸体。在这样的战场中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唯一高兴的大概就是喜食腐肉的乌鸦和鸢了吧。“战鼓声未齐，乌鸢已相贺”两句写尽战争的可怖和荒谬。“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写的是即使战争胜利了，边将获得了千古美名，付出代价依旧是最普通的士兵。“卫霍徒富贵，岂能清乾坤”两旬直奔主题，显示出质朴、激愤、冷峭的特色。指出只依靠像卫青和霍去病这样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将领能使国家清平吗?这首诗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普通士卒的巨大牺牲。即使战争胜利了，结局也不过是像卫霍这样的将领却可以凭借战功长享富贵。看似有些消极，可结合作者身处的社会现实来看，这种想法是真实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作者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黩武战争进行谴责也是可贵的。
于溃抨击边将的诗句也很有特点，如 “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边游录戍卒言》)，“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陇头水》)等，而 “自是爱封侯，非关备胡虏”(《古别离其二》)两句撕掉了边将的虚伪面纱，揭露了他们参战的目的不是“备胡虏”而只是 “爱封侯”。
《古征战》则是对战争的发动合理性的深深质疑，诗尖锐地指出了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原因，不是为了抵御外辱，不是保境安民，而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婪的欲望。《古征战》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对他们无止境的贪欲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2．从不同角度切入边塞问题
“空闺主”的凄怨。《恨从军》借刻画思妇懊悔的心理状态，表现晚唐人民对兵役的不满。“都万骑”与 “出重围”本是应该让女主人公感到骄傲的事，可诗中用厌恶的语气说出，可见这首诗的怨已经超出了闺怨范围，是对征战的完全否定。《辽阳行》说丈夫从军的地方在那里呢，自己宁可随丈夫到处征战，同生共死，也不愿独守空闺。在这首诗中，战争的责任完全在统治者身上，是战争破坏了闺妇的幸福，反映出了晚唐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百姓的厌战之心十分强烈。诗通过闺中思妇真切而深沉的哀怨，揭露了边将从军的丑恶动机和无辜百姓的厌战情绪。
双亲的悲痛。《子从军》以戍边军士双亲的口吻，将乡中丁与从军儿作对比，写出人民对连年征战的厌恶和对合家团聚、安居乐业的渴望，而《寒食》一诗是从侧面描写从军的年轻人战死沙场导致的悲剧画面，诗写的是寒食节年轻女子扫墓，白衣老人出猎，而联想到青壮年多死于战场，只剩下老弱妇孺的悲凉情况。战争带来的苦难在战场上是直接的流血与死亡，在家乡，在亲人心中则是那种岁月消逝也减轻不了的痛苦和想念。
戍卒的怨愤。《边游录戍卒言》、《戍卒伤春》、《戍客南归》三首诗都是从戍卒角度写战争的苦难，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戍卒生活三部曲。
关键词：茶陵诗派；兴起；艺术风格；历史地位
明代的诗坛虽不及盛唐的繁荣，但呈现出流派纷呈、竞相更迭的局面。其中的茶陵诗派作为连接明初台阁体与明中叶复古派的纽带，在明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明诗经过茶陵诗派的发展，由富丽雍容、肤廓冗长的台阁体风格转入“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复古风尚。
一、茶陵诗派的源起
明成化、弘治以后，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官场日益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专以粉饰太平为己任、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台阁体”文风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诗坛急需新的诗歌创作理论来指导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一）台阁体诗歌的衰落
明朝诗歌流派众多，各诗派竞相更迭、频繁纷争。在永乐至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杨基、宋濂等人的创作态势而言，诗歌的发展落入了一个低潮期，此时占据诗坛的是“台阁体”诗，因多出自当时主导文坛的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创作而得名。
台阁体诗歌的主题是“颂圣德，歌太平”，[1]内容比较贫乏，多无创新，主要为应酬、题赠所作，风尚上追求文辞雍容典雅，逸适安闲。以杨荣的《随驾幸南海子》为例：
天开形势庄都城，凤翥龙蟠拱帝京。
万古山河钟王气，九霄日月焕文明。
祥光掩映浮金殿，瑞霭萦回绕翠旌。
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
诗人在诗中极力描绘出一派盛世祥瑞的气象，歌颂君王的功德洪恩，格调雅丽雍容，体现出台阁体的典型特征。“台阁体”这种粉饰太平的诗歌，让人感受不到社会现实的丰富性与诗人的真情实感，缺少诗歌应具有的生命力，因而容易将诗歌创作引上歧路，很难促进诗歌的蓬勃发展。
社会现实的变迁使得“台阁体”文风走向式微，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遂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雍容的诗风。他们主性情，注重个人情感的真实抒发；主张创新，反对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在创作中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等写作技巧，试图以崭新的风格代替“台阁体”萎弱冗沓、肤浅工巧的文风，其代表人物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
（二）茶陵诗派的形成
一个文学流派大都是有领袖及一定数量的成员的。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就是李东阳。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众多门生在李东阳家“谈文讲艺”，这就默认了李东阳的领袖地位。
共同的风格趋同意识使众多文人聚集在李东阳身边，以《麓堂诗话》提出的理论主张为指导，形成茶陵诗派。据廖可斌《茶陵诗派与复古派》一文，茶陵诗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陈音等人；另一批是由李东阳的门生，以及他在翰林院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石、罗、顾清、鲁铎、何梦春、陆深、钱福等人，其成员主要靠共同的诗歌风格追求、信奉共同的理论主张而聚集起来。
茶陵诗派形成之后，从理论到实践都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李东阳的《麓堂诗话》、何梦春的《馀冬诗话》等著作，为茶陵诗派诗歌创作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李东阳的《麓堂诗话》为指导，茶陵诗派诗派成员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如罗著有《圭峰文集》18卷，邵宝著有《容春堂前集》20卷。
二、茶陵诗派的艺术风格
台阁体诗文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格调雅丽雍容，这与其“歌盛世，颂太平”的主题内容有较大关系。茶陵诗派诗歌作品中还有一些遗留有台阁体的气息，显示出雍容平易的风格，如李东阳的《庆成宴，次焦少宰韵・其一》：“旌旗簇拥千人队，衮绣分明五色光”。这类风格的诗歌在茶陵诗派的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与台阁体不同的是他们的诗歌风格不只限于此，而是注入了更多新的因素。茶陵诗派对个人情感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关心，使诗歌呈现出清新淡雅和苍凉沉郁两种风格倾向，又由于受李东阳格调说的影响，格律谨严。
（一）清新淡雅
茶陵诗派不再局限于台阁体诗雍容平雅的风格，他们对当时的险恶的仕途感到力不从心，试图寻找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出路，将目光投向下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受“野俗说”的影响，创作开始倾向于山林诗宁静淡雅的风格。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描写农家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自然，意境淡雅，趣味横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
春尽田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衣。
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青时雉始飞。
――（《茶陵竹枝歌・其七》）
诗人用“小池”“凉雨”“初蚕”“青麦”“野雉”等田园景象勾勒出一幅清新明丽、恬淡静雅的晚春图，让人读后顿感神清气爽，心灵得到净化。
（二）苍凉沉郁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人民生活的关注，是茶陵诗派诗人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是忧国忧民的作品，因其深深的忧虑、无奈的感慨，形成了苍凉沉郁的风格。
李东阳的《白杨行》描写的是荒年百姓的痛苦生活。“路经白杨河，河水浅且浑。居人蔽川下，出没无完。”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聚集在又浅又浑的河边，他们“俯首若有得，昂然共腾欢”，只是因为在河边挖掘到了可以吃的东西而高兴。这是多么心酸的一幕，饥饿竟把人折磨到了这种地步！“吾人未沟壑，生意谅斯存”更显得沉重，“微心不盈寸，引此万虑端。”是作者深深的忧虑。整首诗语调低沉，感情沉重，风格苍凉沉郁。
（三）格律谨严
《麓堂诗话》是茶陵诗派的诗歌纲领，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格调说势必对茶陵诗人的创作起着指导作用。在茶陵诗派的作品中注重讲究声律的和谐、节奏的抑扬顿挫，显示出格律整饬的音乐美。李东阳的乐府诗具有代表性。例如：《三字狱》（卷二）：
朋党谪，天下惜，惜不惜，贬李迪。
三字狱，天下服，服不服，杀武穆。
奸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
崖州一死差快意，遗恨施郎马前刺。
本诗借助音律节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前两句以六个三字短语作为开起，形式上体现了诗歌的对称美，同时以紧迫急切的声响、抑扬顿挫的语调来传达情感上的义愤填膺，这样既符合声律的要求，又加强了主观情感的抒发。
三、茶陵诗派的历史地位
从《麓堂诗话》和创作实际来看，茶陵诗派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台阁体进行了反拨，给当时衰微的诗歌注入了新的因素，使诗歌创作朝着正常的轨迹发展。同时在《麓堂诗话》中提出的“宗唐”等主张，对前七子复古思想有铺垫和推动的作用。
（一）茶陵诗派和台阁体的关系
茶陵诗派尚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对台阁体派有推崇和因袭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台阁体的习气。其代表人物李东阳很佩服三杨的功业，同时也对他们的文章表示认可：“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杨士奇谥文贞）实主文柄。乡群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茶陵诗派的成员大多是朝廷重臣，和台阁体成员所处地位相似，这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中有不少应酬答和的诗句，风格雍容，是对台阁体的继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茶陵诗派对台阁体诗风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对扭转当时诗坛的作风有很大贡献。台阁体局限于以歌功颂德，内容空虚贫乏，流于庸俗。茶陵诗派却打破这种格局，使诗歌内容更加广泛，倾向于表现个人真实情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思，从而显示出清新淡雅，苍凉沉郁的风格，这是与台阁体诗的显著不同。特别是《麓堂诗话》中“格调说”、“宗唐”“诗文异体论”等理论主张的提出，对台阁体诗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同时推动了前七子复古思想的形成。
（二）茶陵诗派和复古派的关系
这里说的“复古派”主要指前七子。茶陵诗派的理论主张对前七子的复古思想有重要影响。前七子的代表李梦阳曾经说“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这里的“李”即指李东阳，他承认自己受李东阳的影响。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汉魏盛唐”的主张显然是继承了《麓堂诗话》中“宗唐”的思想，他们的许多理论主张也是直接对李东阳思想的认可，正是茶陵诗派的理论主张冲破了台阁体对诗歌的束缚，把诗人的眼光引回到古代，才使得前七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更完整系统的复古理论。
不可否认，前七子在诗歌理论和实际创作上的成就超出了茶陵诗派，他们的诗歌更加贴近生活，有对与阉宦作斗争的描写，同时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更为透彻，从而弥补了茶陵诗派的弱点，真正突破了台阁体诗歌的束缚，文学风气为之而变。然而这正体现了前七子对茶陵诗派的继承和超越。两者都在复古的主张下求新、求真的主旨是一致的，前七子在诗歌创作上确实受到李东阳及茶陵诗派的启发。李东阳“绍先启后，标引导也”（《明诗别裁集》卷三），对前七子的复古理论有开启之功。
除了对前七子复古思想的影响外，李东阳强调音律声调和真情实感的理论主张，还对“公安派”和性灵派产生了一定影响。[2]茶陵诗派在明朝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不容忽视，它的诗歌理论――《麓堂诗话》更是对明代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结语
随着诗歌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变迁，“台阁体”文风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诗人在批判和继承台阁体文风的基础上，对诗歌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创作了诗歌理论纲领《麓堂诗话》和《馀冬诗话》等，在其理论的指导下，茶陵诗派诗歌创作注重向艺术本体回归，不再像台阁体那样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更多地表现诗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思，其艺术风格也逐渐呈现出清新淡雅和苍凉沉郁两种特色，同时受格律说的影响大多韵律谨严。
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气使茶陵诗派不可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显示出迥然全新的面貌。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茶陵诗派在历史环境下对诗歌的发展与创新做出的努力，正是茶陵诗派众多诗人的探索、求变、求新，才使得诗歌沿着正常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897
参考文献：
[1]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唐诗论；中古阿拉伯诗论；形式技巧；意境；科学性
【作者简介】张雨，成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文学博士，陕西成阳712000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99-04
一、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诗学起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阿拉伯被誉为“人人都是诗人”的民族，在历史行进到七至九世纪时，勃发于二者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抒情诗歌和诗歌理论都达到其发展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著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著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著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著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著作写作的有著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高潮。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受其语言风格。伊斯兰教经典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追求批评的客观性。这种在抒情诗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的对诗歌语言理性的分析是其批评理论的主潮，反映出中古阿拉伯诗论的理性色彩。
阿拉伯民族自古以来极重修辞艺术。这与其民族语言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阿拉伯语属闪一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具有可派生的特点。阿拉伯语中的一个词根变化可派生出许多名词和动词，名词、动词的数和格的变化又极多，这使得阿拉伯语言词汇极为丰富。阿拉伯语丰富的同义词。而且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词式，这都极有利于和谐音韵的形成。阿拉伯语中还有各种比喻，如隐喻、转喻和类似的表达方法，这也使得阿拉伯语易于押韵。听起来和谐铿锵、悦耳动听。在句式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以复句为主，句子结构完整，成分齐全，并采用复杂的修饰成分。在篇章结构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力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阿拉伯语特殊的结构，特别适合于细致优美、逻辑严密的诗歌和警语体的表达。伊斯兰教正是选择了这种语言作为其宗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语言。《古兰经》奠定了阿拉伯语的标准，其杰出的修辞艺术成为阿拉伯人日常和文学语言的典范。伊玛目阿里是圣门弟子中最有权威的教法阐释人，他将《古兰经》汇集成册。为了指导民众正确理解《古兰经》，又责成杜艾里编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语法书《阿拉伯语法基础》，并发掘出《古兰经》中的修辞规律，写成了解释《古兰经》的言论总集，后被整理并命名为《辞章之道》。这部书挖掘出阿拉伯语中深藏的修辞内涵及其规律，成为阿拉伯语法，修辞的典范，开了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先河。19世纪黎巴嫩著名文学家、诗人谢海纳绥夫·雅兹基（1800-1871）：就曾经说“《古兰经》与《辞章之道》是阿拉伯文学取之不尽的宝库。我学习写作全凭学习《古兰经》和《辞章之道》。”
中古阿拉伯诗选家选诗、评诗的客观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伊本·萨拉姆（767-846）《名诗人的品级》不顾流俗的“诗人不可比论”，在分析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以作品的数量、题材的丰富，质量的优劣为标准评析了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表现了对学术客观性的追求。伊本-穆阿泰兹的《诗人的品级》按即贝蒂阿派，阿拉伯派、哲理学派三个艺术流派划分当代诗人。全书洋溢着强烈的感性色彩。在艺术上追求“唯美的客观性”，其诗评中处处流露出对“诗歌之美”的惊异与钦佩之情。伊本·古泰白（828-889）是一个将希腊、波斯、印度和阿拉伯传统文化融为一炉的博学之人。他的《诗与诗人们》从批评论、诗歌论、诗人论、创作论等诸方面为阿拉伯文学批评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首先他排除了历史、民族、地位、年龄等等因素，超越当时的古今之争，就诗论诗，公正地评判诗人及其作品。在品评具体诗歌时，他从词语和意义角度划分了四个等级，将诗人分为天赋诗人和非天赋诗人两种。他客观地分析了野心、欲念、饮酒作乐、愤怒及忠贞等诗人创作的可能的动机。这种种客观的分析所体现的其公正的态度，是中古阿拉伯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最典型的代表。
三、意境理论：超越形式技巧的“象外”之求
中古阿拉伯与唐诗论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客观总结反映了抒情诗歌创作在技巧方面的一致要求，然而唐代诗格对诗法的讨论只是唐诗论中的最基础的层面，唐诗论中超越技巧层面对诗歌意境美的探究，同阿拉伯诗论整体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特征迥然相异。
中国诗歌从《诗经》发展到唐代已有千年的历史，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已走过了一个高峰，唐诗论是一个新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诗论虽然发展出对诗歌语言形式、声律的细致分析，但在《诗经》的“风雅”传统和佛、道美学的影响下，形式技巧分析始终不是文学批评的主流。从钟嵘《诗品》到在唐代诗论，伴随着格律诗的日趋精巧的发展，语言“修辞”技巧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对诗歌意境美的特质和营造手法的研究成为唐诗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继六朝对诗歌语言形式美肯定的诗论高潮之后，中国诗歌理论的又一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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