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我国财政风险的现有分析与判断
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表明，源自国债和赤字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债余额和赤字分别占当年GDP的比重；二是政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状况。2002年3月，财政部在向人大做的2001年决算和2002年预算的报告中，明确公布了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两个指标。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25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3%。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与国际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财政风险并不是很大。从政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来看，现有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组织、经济学专家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表明，这部分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75～125%左右（世界银行：1998年，刘成：2000年）。将这部分债务进行国际比较，隐性及或有债务的指标也不是很高。以美国为例，大致与我国公布的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同一口径的联邦债务率，目前在50%左右，1993年底的联邦债务大约为3.2万亿美元，但是如果考虑隐性债务，联邦债务几乎是官方数字的3倍（哈维·S·罗森：《财政学》）。国内的研究成果反映，许多国家政府隐性及或有债务规模都很大（刘成，2000年），与此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风险并不是很大。
上述的判断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无论从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是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已经为人所认识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表明，尽管随着债务的扩大，财政风险在积累，但是短期来看风险不大。
二、没有认识和计算的政府财政赤字
首先，需要从基本概念说起。重温什么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理论中的定义是，财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量。当政府形成财政赤字时，它就必须向公众举债来支付其款项。为了借债，政府需要发行债券，即用以承诺将来偿还的一种借据。政府债务指政府借款总额或累计额。理解赤字和债务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债务是政府应付款的存量，而财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而形成的新债务流量（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6版）。我国自1993年起，规范了财政赤字的弥补办法，即全部由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而不准许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自此上述定义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
按照上述的定义，我们从下面的表格数据中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矛盾和问题。
表1我国1998年以来的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与增长率一览表
对于上表中的数据要做如下说明：表1中的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绝对量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汇总后的数字，即不是中央财政赤字，国债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债的数量。另外，1998年和1999年的赤字数口径与2000年、2001年有不可比之处，原因是前两年的赤字中不含国债的利息支出，自2000年起，每年的国债利息支出改为列入财政支出，作为财政赤字。如果按照1998和1999年的赤字口径计算，将形成表2的情况。
表2按可比口径计算的财政赤字及增长率
从上述两个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呈现反向变化，即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自1999年起明显趋于降低，2001年甚至是负增长；而国债的增长率却呈现提高的态势。下面图形反映的更为直观。
图1赤字增长率与国债增长率
对于这个矛盾如何解释？从理论逻辑推理来看，国债发行的总规模包括弥补当年赤字和当年需要还本付息的数额，如果国债总规模扣除还本付息的数额后，弥补当年赤字的国债数应该与财政赤字数额大体一致。我们看一下表3。
表3扣除还本付息后的国债数额与财政赤字的比较
注：为了计算和比较的方便，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不影响基本结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历年的扣除还本付息后的国债数额都明显大于当年的财政赤字数额。那么这些差额应如何解释呢？显然，国债只能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按照基本的理论概念，我们只能推断，在年度的国债发行总额中有一部分赤字没有反映在财政赤字总额中。那么哪些国债没有反映为赤字呢？我们分析的结果是，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务，反映在总债务规模中，但是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财政赤字却没有反映在赤字总规模中。详见表4中的数字对比。
表4地方政府债务与表3中差额的比较
从表4中看到，除了2000年的差额数小于中央代地方发债的数额外（对此目前笔者还没有很好的解释答案），其余3年的差额数均大于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数额。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实质上就是中央代地方政府打了赤字。这些赤字肯定没有记入中央财政赤字，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有没有作为赤字在地方预决算中进行计算和汇总。我国历年来的地方财政汇总都是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从来没有赤字。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数量根本没有作为地方政府的赤字计算；二是已作为地方财政赤字计算后，地方财政汇总是平衡或结余的。从前面分析和表4的情况推断，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根据对财政机关的官员调查，证实了笔者的推断。由于地方债务计算在债务总规模中，而地方债务弥补的赤字没有计算为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年度的政府债务总规模就大于了财政赤字规模。
如果上面的推断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互有联系的结论：一是目前我国公布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汇总后的财政赤字没有包括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公布的赤字数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可能被低估了；二是地方财政的平衡或结余是虚，而存在赤字是实。
三、财政的风险将出在缺乏有效管理的地方政府赤字和债务
为什么不将地方发债计算为地方财政赤字？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算法》的约束。我国《预算法》中规定，地方财政必须实行收支平衡，不能出现赤字。排除近年来基层财政的债务等情况不说，仅就中央代地方发债而论，由于这笔债务的偿还主体是地方政府，即债务人是地方政府，其实质应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因为《预算法》规定的原因，将地方政府债务不明确作为地方财政赤字，这势必会人为地缩小国家财政赤字的规模。其次，与目前政府预算会计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而不是权责发生制有关。由于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确认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财政收支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这样既不利于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的整体状况，更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我国预算会计制度的深化改革”，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课题组，2002年第5期《财政研究》）。
从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可能将长期存在赤字和借债情况，这就需要各个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对赤字及引发的债务实行严格和科学的管理，如同中央财政对中央债务的管理一样，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一套专门的管理和运作办法。据我们2001年对江苏、陕西、山东、浙江、辽宁等省的初步调研，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对其自身的政府债务管理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管理的办法。但是，由于预算法及现有预算会计管理制度跟不上新产生的政府借债融资的情况，多数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将债务的借与归还在预算收支表的线下进行反映，财政厅（局）内也缺乏专门人才进行债务筹划和管理。
另外，地方政府的债务归还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央债务多数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归还的。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目前中央转贷给地方政府的世界银行部分贷款已到期，许多地方各级政府是通过当地的税收、收费、以及出售政府资产来归还贷款。对于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国债，投资有效益的项目，其收益可以作为还债的资金来源，但是有相当多的投资项目只有社会效益，恐怕还债的资金主要还是来自当地的税收或收费，或者采取出售政府资产、借新还旧进行运作。总之，地方政府在债务的归还上，与中央政府相比，其可操作的空间相对有限。这就更加提醒我们要关注地方财政的债务风险，既便目前仅就中央代地方发债这部分债务总量大约在1700～2000亿左右（不包括县、乡基层财政的债务），规模不是很大，但其积累的速度和由于体制、法律约束而造成的管理空隙，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在中央财政风险不大的“高枕”上“无忧”，地方财政的潜伏风险一旦突发，带来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的风险。
四、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为了防范财政风险，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修改《预算法》。由于近年来预算管理办法和体制的实际变动较大，现有《预算法》中的一些条款规定脱离了实际预算管理活动的需要，使得这些法律成为建立规范的新的管理制度的桎梏。规定地方政府要作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准出现赤字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为了增强地方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建立规范、严格的债务管理制度，防范地方财政风险，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风险，应该对《预算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最起码，中央代地方的发债应体现为地方财政赤字，并且在中央与地方预算汇总时，这部分地方财政赤字也应计算在内。
一、财政债务风险的实证分析
针对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持续紧缩的经济态势，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拉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与此同时，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3%。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在所谓的安全警戒线以内，但我国财政基础相对脆弱（两个比重低），潜在财政债务风险很大，特别是我国财政债务风险有其特殊性，因此，不仅需要从数量关系上，更要从本质特征上把握财政债务风险问题。
1、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
财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动发生收不抵支现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为刺激总需求而主动采用的一种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膨胀引起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年的财政盈余；二是以货币融资形式向中央银行借款；三是以债务融资形式向社会发行国债。我国1986年以来政府财政全为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已明确规定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因此，财政赤字只能靠债务融资来弥补。从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额的关系来看，赤字是原发性的，债务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数量上具有正相关性，财政赤字高的年份，国债发行额也较高，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1）。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债务发生并不纯粹是被动发生的，债务额与赤字额具有相互推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把增发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回报率较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还本付息额也迅速增加，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如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12.03亿元，同年的还本信息额为1820.40亿元，还本付息额占发行额的75.47%，在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成本和偿债风险都相应增加。
2、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
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反映了负债规模与一国尝债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这一指标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际意义，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载能力较强，其国债负担率可以高些，如《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这一指标上限为60%，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较差，其债务负担率也应较低，一般国家应不超过45%。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一直低于17%，2001年也仅为16.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从动态分析，我国国债负担率近年来增长很快，由1990年的4.5%，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6.3%。
从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和财政承载债务的能力上看，则需要考察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两个指标。由于我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都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在分税制条件下，真正能衡量国债所蕴涵的财政风险的应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所以研究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也更有实际意义。
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债还本付息额）的比重，它反映了中央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债务收入，财政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收入，高依存度对财政的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为25%-30%，而我国的财政依存度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开始超出国际警戒线，1999年高达62.49%（见表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3-10倍。显然，中央财政支出有60%的资金来源于国债收入，财政风险较大。
表1财政收支与国债有关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反映中央财政偿还债务能力的指标是偿债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中央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大，偿还能力越弱，国债的承受能力越差。从国际经验来看，偿债率的安全线为8%-10%，警戒线为22%，1990年我国中央政府的偿债率为11.43%，1998年迅速攀升为45.9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见表1）。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潜力不大，加之国债发行期限多为中期，还本付息相对集中，国债的偿还困难还是较大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相对较强，而财政本身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国债的承载能力有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既压缩了国债继续增加发行的合理空间，也说明潜藏着财政债务风险。
3、国债筹资成本硬约束与投资收益隐性化
国债筹资是有代价的，到期偿还本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要支付国债利息。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借贷形式，其发行主体是政府，在所有的本币市场参与者中信誉最高，信用风险最小，流通性能好，变现能力强。正因为国债具有这些特征，西方国家一般都以国债收益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投资是国家政权担保的此种金融产品最安全，风险几乎为零。因此，国债利率通常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我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由于缺乏科学的债券定价方法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债券发行定价反而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国债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1-3个百分点（见表2）。
表21990-1996年银行储蓄利率与国债利率表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袁东：《中国证券市场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250页。
近年来虽然二者利差在减少，但国债利率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1999年发行的2、3、5年期国债利率分别是2.55%、2.89%、3.1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分别是2.43%、2.70%、2.88%。使利率高低与风险大小相悖，同时也增加了国债的利息支出，1997、1998年的利息支出分别高达563.3亿元和763.6亿元。甚至有个别种类国债的真实利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如1998年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30年期的特种国债利率偏高，从而增加了国债的筹资成本。
国债是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集借、用、还三者于一体的政策融资工具，其主要特点就是国债资金使用的有偿性。国债资金的偿还就要考虑它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从社会效益来看，通过国债投资，可以增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改变社会消费与投资结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但这些溢出效应是隐性的，很难用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衡量的，因此、在短期内不能作为国债的偿还基础。从经济效益上看，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用于生产建设上的比例很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水平较低，想用这些投资项目的盈利来偿还国债是不现实的，国债投资的自偿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隐性债务显性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促使以前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目前我国尚存在各种形式的债务，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但在性质上类似于国债的国家债务，在实际运作中将由中央财政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支付责任，最终构成中央财政的实际债务组成部分。
(1)社会保障资金债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也不承担任何费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形成，这就产生了弥补历史欠帐，支持国企改革，对原有职工的偿债问题，这部分债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实际工资率、利息率和人口因素等参数的变化。按照世界银行1997年测算结果，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即21468～32202亿元，而他们最近的一项测算则认为在1998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占到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即使最保守的估算，按下限计算这部分债务也达2万亿以上。
(2)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国家隐性债务。在我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85%以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居高不下，1995年末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高达29.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至少在27000亿元以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核销呆坏帐1829亿；截止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企业中，逃废债企业达32140户，悬空银行贷款本息达1851亿元；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根据朱民1999年提供的数据也在3000亿元左右。而以上也仅是冰山一角。
(3)粮食企业在采购和流通中累积的亏损债务，目前高达2000多亿元，这最终也将成为政府负担的债务。
(4)截止2001年底，全国拖欠当年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工资65亿元，占应发工资总额的1.8%。
我国国有经济是由财政、银行、国有企业三部分组成，政府财政实质上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在动员银行和企业最大潜力仍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上述隐性债务必将最终由财政负担，其本质与国债是相同的。所以说，虽然名义国债负担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在名义国债规模基础上，再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债务、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等隐性债务计算在内，我国财政债务至少在5万亿元以上，占我国GDP的50%以上，即国债总体负担率超过50%，财政债务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5、外债风险虽小，但成本较高
财政债务包括国内债务和国外债务两部分，近年来总的趋势是内债规模大幅增长，而外债负担相对减少，外债风险相对较小。一是外债余额增幅较小，由1995年的1056.9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0余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绝对减少，如1999年。二是从外债风险指标上看，2000年我国外债的偿债率为9.2%，债务率为52.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偿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2000年我国外债负债率为13.5%，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三是从外债偿还期限结构上看，2000年长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余额的91.0%，而短期外债余额仅占9.0%。四是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到2000年已达1655.74亿美元，为外债偿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我国的外债规模、债务风险指标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外汇储备比较起来，其负担较为合理，均在国力可承受范围内。
但是，另一方面，从外债借款成本来看，贷款利率较高的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2000年国际商业贷款余额占整个外债余额的65%，而利率较低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仅占16.9%和18.1%，这必然导致我国外债的借款成本提高。从外债币种结构上看，币种单一，主要是美元和日元，外债币种缺乏多样化，增加了外债的汇率风险，因此，对外债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仍需加强外债风险管理。
二、财政债务风险的防范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双重的，在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同时，必须看到积极财政政策也导致国债规模有所扩大，进而放大财政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针对财政债务风险的本质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与化解财政债务风险。
1、适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行政色彩较浓，人为因素较大，往往侧重于需求管理，是一种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措施。我国1998年制定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初，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应对东南严金融危机的特殊手段。而数年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这一短期政策长期化了。但社会经济及财政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却积累了大量财政债务风险。因此，有必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完善税费改革。
2、控制国债规模，调整国债结构
发行国债既要考虑社会公民的应债能力、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和财政的偿还能力，更要注重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运作成本，兼顾国债发行的可持续性，科学界定国债的合理规模。(1)加快“费改税”进程，规范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把它们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收入中，使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合理调整分配结构，遏制行政经费膨胀，杜绝资金浪费，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零基预算、单一帐户制度，以此强化支出约束，压缩财政赤字，这是控制国债规模的最关键因素。(2)广泛采用竞争性招标发行方式，降低发行成本；动态调整国债利率，形成科学规范的基准利率机制，适度调低国债利率，降低筹资成本，控制国债利息负担；调整国债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品种，均衡分布国债还本付息额度。(3)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应，走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对于投向非盈利性公共物品的国债资金，在选择项目时要兼顾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重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尽可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债投资应逐步由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有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制造业领域转移，加大用于竞争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成后，采取公司运作方式，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债资金的自我偿还能力。(4)为了使国债资金的筹措、使用和偿还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应建立国债偿债基金制度，坚持基金有效运作，预算上单独列支，闲置部分可以投资，确保基金增值，使国债偿还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表3国家外债余额及风险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3、多元分散债务风险
当国债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时，一般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地方有关部门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些国债的偿还应按受益大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摊；目前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解决地方政府使用债款，一般由中央统一发行国债，再从中转货一部分给地方政府使用，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发债，所以按谁受益谁偿还原则，这部分债务理应地方政府负担；对于银行不良贷款和坏帐损失，最终不应由财政全部“兜底”，而要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破产后财政负担偿还储户资产的比例，按照利益与风险对等原则，规定财政、银行、储户各承担一定比例风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严格界定责任，真正属于政府的，由地方政府列入预算；对于商业性债务、有关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首先由债务人偿还；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种隐性债务，应由财政、企业及个人按比例分摊，财政和企业分摊部分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国有股减持、出售转让国有资产等方式弥补。
4、强化外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外债具有特殊的传导机制，一国外汇市场可能成为国际投机商追逐的目标，东南亚金融风险的教训应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必须建立外债统一管理机构，结合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统筹政府外债的借入、使用和偿还；在合理控制外债规模条件下，降低借款成本，尽量多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于国外商业贷款，一定要注重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使外债本息偿还有一个可靠的保证。同时，还要注意汇率风险，合理安排外债币种结构，提高汇率走势的预测能力，把外债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参考文献】
[1]徐利群，朱柏铭.论公债适度规模的评判[J].经济评论，2002,(2).
[2]张文魁.私募资本市场：作用、风险与对诈骗的防范[J].经济研究，2001,(5).
[3]宋永明.改革以来我国国债资金的支出方向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1,(30).
[4]刘迎秋.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
针对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持续紧缩的经济态势，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拉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与此同时，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3%。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在所谓的安全警戒线以内，但我国财政基础相对脆弱（两个比重低），潜在财政债务风险很大，特别是我国财政债务风险有其特殊性，因此，不仅需要从数量关系上，更要从本质特征上把握财政债务风险问题。
1、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
财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动发生收不抵支现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为刺激总需求而主动采用的一种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膨胀引起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年的财政盈余；二是以货币融资形式向中央银行借款；三是以债务融资形式向社会发行国债。我国1986年以来政府财政全为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已明确规定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因此，财政赤字只能靠债务融资来弥补。从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额的关系来看，赤字是原发性的，债务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数量上具有正相关性，财政赤字高的年份，国债发行额也较高，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1）。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债务发生并不纯粹是被动发生的，债务额与赤字额具有相互推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把增发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回报率较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还本付息额也迅速增加，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如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12.03亿元，同年的还本信息额为1820.40亿元，还本付息额占发行额的75.47%，在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成本和偿债风险都相应增加。
2、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
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反映了负债规模与一国尝债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这一指标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际意义，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载能力较强，其国债负担率可以高些，如《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这一指标上限为60%，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较差，其债务负担率也应较低，一般国家应不超过45%。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一直低于17%，2001年也仅为16.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从动态分析，我国国债负担率近年来增长很快，由1990年的4.5%，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6.3%。
从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和财政承载债务的能力上看，则需要考察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两个指标。由于我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都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在分税制条件下，真正能衡量国债所蕴涵的财政风险的应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所以研究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也更有实际意义。
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债还本付息额）的比重，它反映了中央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债务收入，财政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收入，高依存度对财政的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为25%-30%，而我国的财政依存度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开始超出国际警戒线，1999年高达62.49%（见表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3-10倍。显然，中央财政支出有60%的资金来源于国债收入，财政风险较大。
表1财政收支与国债有关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反映中央财政偿还债务能力的指标是偿债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中央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大，偿还能力越弱，国债的承受能力越差。从国际经验来看，偿债率的安全线为8%-10%，警戒线为22%，1990年我国中央政府的偿债率为11.43%，1998年迅速攀升为45.9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见表1）。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潜力不大，加之国债发行期限多为中期，还本付息相对集中，国债的偿还困难还是较大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相对较强，而财政本身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国债的承载能力有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既压缩了国债继续增加发行的合理空间，也说明潜藏着财政债务风险。
3、国债筹资成本硬约束与投资收益隐性化
国债筹资是有代价的，到期偿还本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要支付国债利息。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借贷形式，其发行主体是政府，在所有的本币市场参与者中信誉最高，信用风险最小，流通性能好，变现能力强。正因为国债具有这些特征，西方国家一般都以国债收益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投资是国家政权担保的此种金融产品最安全，风险几乎为零。因此，国债利率通常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我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由于缺乏科学的债券定价方法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债券发行定价反而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国债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1-3个百分点（见表2）。
表21990-1996年银行储蓄利率与国债利率表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袁东：《中国证券市场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250页。
近年来虽然二者利差在减少，但国债利率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1999年发行的2、3、5年期国债利率分别是2.55%、2.89%、3.1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分别是2.43%、2.70%、2.88%。使利率高低与风险大小相悖，同时也增加了国债的利息支出，1997、1998年的利息支出分别高达563.3亿元和763.6亿元。甚至有个别种类国债的真实利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如1998年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30年期的特种国债利率偏高，从而增加了国债的筹资成本。
国债是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集借、用、还三者于一体的政策融资工具，其主要特点就是国债资金使用的有偿性。国债资金的偿还就要考虑它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从社会效益来看，通过国债投资，可以增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改变社会消费与投资结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但这些溢出效应是隐性的，很难用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衡量的，因此、在短期内不能作为国债的偿还基础。从经济效益上看，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用于生产建设上的比例很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水平较低，想用这些投资项目的盈利来偿还国债是不现实的，国债投资的自偿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隐性债务显性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促使以前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目前我国尚存在各种形式的债务，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但在性质上类似于国债的国家债务，在实际运作中将由中央财政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支付责任，最终构成中央财政的实际债务组成部分。
(1)社会保障资金债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也不承担任何费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形成，这就产生了弥补历史欠帐，支持国企改革，对原有职工的偿债问题，这部分债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实际工资率、利息率和人口因素等参数的变化。按照世界银行1997年测算结果，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即21468～32202亿元，而他们最近的一项测算则认为在1998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占到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即使最保守的估算，按下限计算这部分债务也达2万亿以上。
(2)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国家隐性债务。在我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85%以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居高不下，1995年末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高达29.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至少在27000亿元以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核销呆坏帐1829亿；截止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企业中，逃废债企业达32140户，悬空银行贷款本息达1851亿元；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根据朱民1999年提供的数据也在3000亿元左右。而以上也仅是冰山一角。
(3)粮食企业在采购和流通中累积的亏损债务，目前高达2000多亿元，这最终也将成为政府负担的债务。
(4)截止2001年底，全国拖欠当年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工资65亿元，占应发工资总额的1.8%。
我国国有经济是由财政、银行、国有企业三部分组成，政府财政实质上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在动员银行和企业最大潜力仍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上述隐性债务必将最终由财政负担，其本质与国债是相同的。所以说，虽然名义国债负担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在名义国债规模基础上，再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债务、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等隐性债务计算在内，我国财政债务至少在5万亿元以上，占我国GDP的50%以上，即国债总体负担率超过50%，财政债务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5、外债风险虽小，但成本较高
财政债务包括国内债务和国外债务两部分，近年来总的趋势是内债规模大幅增长，而外债负担相对减少，外债风险相对较小。一是外债余额增幅较小，由1995年的1056.9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0余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绝对减少，如1999年。二是从外债风险指标上看，2000年我国外债的偿债率为9.2%，债务率为52.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偿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2000年我国外债负债率为13.5%，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三是从外债偿还期限结构上看，2000年长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余额的91.0%，而短期外债余额仅占9.0%。四是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到2000年已达1655.74亿美元，为外债偿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我国的外债规模、债务风险指标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外汇储备比较起来，其负担较为合理，均在国力可承受范围内。
但是，另一方面，从外债借款成本来看，贷款利率较高的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2000年国际商业贷款余额占整个外债余额的65%，而利率较低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仅占16.9%和18.1%，这必然导致我国外债的借款成本提高。从外债币种结构上看，币种单一，主要是美元和日元，外债币种缺乏多样化，增加了外债的汇率风险，因此，对外债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仍需加强外债风险管理。
二、财政债务风险的防范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双重的，在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同时，必须看到积极财政政策也导致国债规模有所扩大，进而放大财政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针对财政债务风险的本质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与化解财政债务风险。
1、适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行政色彩较浓，人为因素较大，往往侧重于需求管理，是一种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措施。我国1998年制定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初，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应对东南严金融危机的特殊手段。而数年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这一短期政策长期化了。但社会经济及财政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却积累了大量财政债务风险。因此，有必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完善税费改革。
2、控制国债规模，调整国债结构
发行国债既要考虑社会公民的应债能力、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和财政的偿还能力，更要注重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运作成本，兼顾国债发行的可持续性，科学界定国债的合理规模。(1)加快“费改税”进程，规范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把它们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收入中，使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合理调整分配结构，遏制行政经费膨胀，杜绝资金浪费，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零基预算、单一帐户制度，以此强化支出约束，压缩财政赤字，这是控制国债规模的最关键因素。(2)广泛采用竞争性招标发行方式，降低发行成本；动态调整国债利率，形成科学规范的基准利率机制，适度调低国债利率，降低筹资成本，控制国债利息负担；调整国债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品种，均衡分布国债还本付息额度。(3)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应，走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对于投向非盈利性公共物品的国债资金，在选择项目时要兼顾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重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尽可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债投资应逐步由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有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制造业领域转移，加大用于竞争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成后，采取公司运作方式，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债资金的自我偿还能力。(4)为了使国债资金的筹措、使用和偿还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应建立国债偿债基金制度，坚持基金有效运作，预算上单独列支，闲置部分可以投资，确保基金增值，使国债偿还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表3国家外债余额及风险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3、多元分散债务风险
当国债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时，一般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地方有关部门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些国债的偿还应按受益大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摊；目前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解决地方政府使用债款，一般由中央统一发行国债，再从中转货一部分给地方政府使用，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发债，所以按谁受益谁偿还原则，这部分债务理应地方政府负担；对于银行不良贷款和坏帐损失，最终不应由财政全部“兜底”，而要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破产后财政负担偿还储户资产的比例，按照利益与风险对等原则，规定财政、银行、储户各承担一定比例风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严格界定责任，真正属于政府的，由地方政府列入预算；对于商业性债务、有关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首先由债务人偿还；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种隐性债务，应由财政、企业及个人按比例分摊，财政和企业分摊部分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国有股减持、出售转让国有资产等方式弥补。
4、强化外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外债具有特殊的传导机制，一国外汇市场可能成为国际投机商追逐的目标，东南亚金融风险的教训应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必须建立外债统一管理机构，结合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统筹政府外债的借入、使用和偿还；在合理控制外债规模条件下，降低借款成本，尽量多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于国外商业贷款，一定要注重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使外债本息偿还有一个可靠的保证。同时，还要注意汇率风险，合理安排外债币种结构，提高汇率走势的预测能力，把外债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参考文献】
[1]徐利群，朱柏铭.论公债适度规模的评判[J].经济评论，2002,(2).
[2]张文魁.私募资本市场：作用、风险与对诈骗的防范[J].经济研究，2001,(5).
[3]宋永明.改革以来我国国债资金的支出方向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1,(30).
[4]刘迎秋.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
债券融资中除了利息费用之外，还会包括其他一些内部费用和外部费用，内部费用包括为发债在公司内部发生的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差旅费、招待费、宣传费等等，外部费用主要是券商的承销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以及律师费、债券登记方面的服务费用等等。虽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财务费用反映“企业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为发行债券所发生的内部费用也应记入财务费用，但鉴于很少有企业对发债费用进行精确的内部归集，一般直接记入管理费用，而且这种处理从企业所得税角度来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大部分税务实践不会追究。从外部费用来看，最大的是券商的承销费，对承销费的处理，是债券发行细节中应特别关注的地方。一是承销费的收取通常是按照债券发行面额的一定比例，如中期票据一般为0.3%。发债公司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承销费的处理也应该与利息处理相一致，即如果债券融资的用途包含了工业项目，则无论是在会计上还是税务上，都需要考虑资本化的问题。二是承销费通常包括两种支付方式，即为一次支付或分年支付，此时需要严格按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即如果是一次支付的，应按照规定进行分年度摊销，而不是一次性记入费用。三是债券成功发行很可能是在年度中间，承销费的收取方式是券商直接从募集到的资金总额中扣除承销费然后将剩余资金打入企业账号，如果该承销费是分年支付的，此时企业需要考虑，该承销费用其实是自发行成功后一整年的费用，不可以在当年全部税前扣除。举例，如果2013年7月31日债券资金到账，当年支付的承销费为1200万，则2013年税前扣除的承销费只能是500万，即100万*当年剩余的5个月，其余的700万应在下一年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二、税务入账凭证的问题
发债的主体募集到的资金被其下属子公司使用是一种常见现象，此时下属子公司的相关费用的入账凭证如果只是母公司开出的收据，则有可能被主管税务机关质疑。此时，有两种解决渠道，其一要求收到利息或承销费用的金融机构，对母子公司分别开具发票。其二，可以考虑按照苏地税规[2011]13号中“企业无法取得合法凭证，但有确凿证据证明业务支出真实且取得收入方相关收入已入账的，可予以税前扣除。”和“企业向非金融机构或个人借款而支付的利息，以借款合同（或协议）、付款单据和相关票据为税前扣除凭证。”所确认的原则并得到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情况下税前扣除。但其实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对这一事项进行规范，可以参考水电费分割单的办法进行处理。
三、债券发行中的营业税问题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举债；防范与化解
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表现及特征
(一)地方债务规模风险。
这是指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到期债务无法支付的风险。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机构分散，合法与不合法的债务并存，总量还难以把握，从某些地区的典型案例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较大，有的甚至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例如，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估计2002年重庆市直接显性债务规模超过200亿，其中内债规模达到150亿。其中，重庆市县(市、区)累计拖欠工资达到19亿元左右，平均每个县(市、区)拖欠工资近4750万元：重庆市乡镇内债总额将近44亿，约占全市内债总额30％。截止2000年底，四川省财政各种直接债务累计已达400亿元左右，或有债务369亿左右，其中，清欠农村合作基金会213亿元，应退还供销社股金26亿元，粮食企业亏损挂帐110亿元，养老保险金缺口20亿元。若再考虑到一些无法统计的因素，如欠发工资、违规担保、民间集资所形成的债务，其债务总规模还要更大。北京市同期地方政府或有显性负债为100多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在福建、山东、吉林等省的部分地区，其乡镇财政或有负债的规模超过其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已经很大。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风险
指地方政府债务中，不同种类的债务对地方财政构成的威胁。具体而言表现为直接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外债等风险。
1．直接显性债务风险。第一，国债转贷资金形成的直接显性债务。国债转贷资金是指1998年以来，国家为了扩大内需，利用增发国债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还款期限为10年。它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第二，由于缺乏直接融资手段，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对外借款形成直接显性债务。其构成主要是各国政府的贷款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这些贷款都是政府承诺的项目贷款，但投资的这类项目主要体现为社会效益，难以依靠项目自身形成偿债能力，一旦项目单位发生还款困难，地方政府就得动用财力垫付。因此外债规模的日益膨胀和偿还能力的渐趋薄弱带来很大的风险。第三，地方以“多元化融资”的名义举借的债务，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因缺乏监督而形成投资风险。
2．或有债务风险和隐性债务风险。我国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社保资金缺口、农村合作基金会金融风险的转嫁、粮食采购和流通中积累的亏损、地方政府担保问题，等等。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规模日益扩大，而在一般的财政预算和债务统计中却没有这部分内容，甚至许多地方政府在做决策时都不考虑这部分债务。实际上，随着某些条件的出现或者某些或有事件的发生，这些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将不断显性化、直接化，其可能造成的风险损火不容忽视。
3．外债风险。政府外债八是对外债务所概括的“外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具有外债的一般特征。由于缺乏有关政府外债的统计数据，所以利用外债这个统计数据宋代替政府外债数据进行分析。地方政府外债风险主要涉及到外债的规模、期限、效益、币种、汇率以及利率风险。以重庆市为例，1994年到1999年期间，以美元为单位的外债在每年外债中的比例均在94％以上。
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
(一)举债规模过大
随着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成为拥有自我发展目标的行政和经济实体，由原来的彻底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逐渐转变为财政上“自负盈亏”的公共主体。地方政府的“公共主体性”客观上要求它在经济发展、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维扩、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筹措、社会治安的维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中央赋子地方政府的“财权”并没有随“事权”的增人而同步增大，加上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以及法律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不得已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门觉或不自觉地、公开或隐蔽地、直接或间接地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地方官员为了保持政绩上的领先地位，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筹措资金以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为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经济发展，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借入内外债务，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债务，债务压力因此逐渐加大。此外，庞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更加大地方债务压力。这些因素促使政府融资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的地方债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会日渐显现。
(二)部分地方政府的随意举债及过度举债
对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通常只关心借钱，而很少有人过问是否能还债，即使是有这样那样的评审部门，其对债务的约束也只是一种软约束。地方官员很多时候完全是为借钱而借钱，而根本不顾偿还和资金的收益问题。官员在向上级财政部门借款的时候，并不是将借到的钱完全用于其中请时所列出的用途。不少官员将借到钱中的很少一部分用于正常用途，而将其中的大部分挪作他用，有的还通过转移资金的方式将其转为预算外资金，躲避上级财政的监督，其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些钱具有更大的支配权，以满足其对权利和金钱的支配欲。
(三)财政入不敷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不断拓宽，对财政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口的增加、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使财政支出早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一方面，财政供养人员、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增长迅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上级政府下放了许多支出责任，原来中国有企业承担的许多社会职能也转由地方政府承担。同时，对提供义务教育、木区域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基本事权还有所下移，使地方政府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人，从而产生了市以下各级政府的则权、事权关系的不对称问题。市、区财力的纵向上移和事权的相对下移使体制矛盾逐步集中于区级地方政府。叫以说，在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对财政资金的需求量呈跳跃性增长的特征，而财政资金的增长是不可能超常规的，因而使财政支出的有限增长与现实需要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尖锐。也就是说，地方财政的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足，难以履行支出责任的需要，这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差
对地方财政部门的贷款项目的调查中发现，财政部门审批的债务融资项目通常分为三类，一类、二类属于完全公益性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不产生什么经济效益。因此，依靠项目本身来还款是比较困难的，它的收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这种项目很多是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如果到时候无法偿还，政府出于国际形象必须承担偿债义务。
三、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举措(—)建立健全政府担保、借款、投资机制
1．为了加强对政府举债的管理，实行严格规范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为了杜绝行政领导随意拍板决定项目取舍的非科学做法，地方政府在使用、管理贷款资金时，要建立严格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以规范的形式明确项目负责人应承担的管理和偿债的责任。同时，为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应实行整个投资项目的决策者一贯负责制，对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确定，到设计、施工、生产准备、投入生产的全过程负责到底，全面监督。对放弃职责，放松管理，致使项目失败，偿债发生困难的责任人，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甚至利用主管项目之机违纪违法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2．建立健全政府债务担保机制，减轻潜在的债务风险。目前在地方政府的债务中，由政府担保的债务具有一定的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府担保债务风险的防范，制定规范的担保。一般来说，对于市场竞争性项目，要采取借款单位与贷款机构借贷直对方式，财政不予担保。为了部分减轻担保债务的风险，对于确需财政担保的项目，政府可根据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建立健全分级担保、反担保和实物担保等担保制度。国外的实践证明，对于那些借款限制、借款途径不太可靠、控制风险的能力有限、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差的政府来说，政府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比提供担保更为合适。
3．要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依法理财，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化解财政风险的要求。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法规，适时制定包括政府融资投资决策条例、偿还条例和决策失误责任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对政府融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第一，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核算逐步由收付实现制过渡到权责发生制。在按照权责发生原则对政府债务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后，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担的全部债务事项，只要偿债责任应该由政府预算会计主体承担的，都应纳入预算会计核算和监督范围。在权责发生制下，预算会计应反映当期发生的债务行为对以后年度的财务责任和影响。这样可对预算会计主体所担负的债务风险进行合理的确认和计量，以防范和化解现实的和未来的偿债风险。第二，要贯彻谨慎性原则。对地方财政来讲，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政府会计核算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以充分估计各种财政风险和损失。
(二)建立科学高效的举债偿还机制
1．成立政府外债监管中心，并逐步实行由外债监管中心统一实施外资、内资及贷款偿还资金的统一管理。实行监管中心向预算口提出外债项目所需管理费、配套资金、偿还资金的支出计划，按照项目实施情况和贷款资金的到位情况掌握各种资金的支出管理，这样做有利于全面了解项目所有资金的到位和支出情况。强化项目财务资金的监督，避免资金的失控和浪费，也有利于项目的执行和贷款的偿还。
2．建立第二预算系统。建设资金入预算，资金实施综合平衡，举债不能超负荷。搞建设，要举债，但所举的债，必须在适度范围内，同时不能给后任留下包袱。为此由计委每年在公共预算期间，做出下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财政部门根据负担能力进行审查，将有关意见与计划一起报有关权力机构审查，获得批准后，作为“第二预算”与公共预算一起作为财政活动予以执行。所有政府性建设项目的举债，授权计委管理，其他部门不得各自为政，多头举债，以扭转多头举债、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面；举债要有规模计划，严格跟预算安排走，最大程度地控制举债数额；举债要先预算偿还成本，要严格规定偿还时间；贷款使用，必须经区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等。
3．制定严格的还款准备金制度。要强化各项目单位作为还债主体的责任，在政府外债监管部门的监管下将回收的贷款资金、项目本身收益、固定资产折旧、存款利息及项目单位的其他收入等实行专户储存，专项用于贷款的偿还。政府在安排每年的财政预算时，应充分考虑偿债的因素，在财政每年安排的技术改造、基本建设以及有关部门的专项资金中集中一部分，或从预算中单独安排，建立还贷准备金。还贷准备金主要用于偿还本级的纯社会效益型外债。还贷周转金主要用于下级债务人一时还款困难时的临时垫付周转。
4．明确债权，整顿债务。当前，或有负债的存量消化和增量控制是政府应注意的问题。对合理的或有负债，要在清理债权债务、明确偿债主体、划清偿债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顿，并通过债务重组、债务转换、债务转移或政府直接支付等方式盘活和消化因转贷、垫付、担保而形成的债权和资产，尽可能降低或有负债的风险。对于新增债务，应实行严格的债务责任制，按市场化原则明确债务偿还主体，理清偿债责任，规范债务清偿行为，坚决杜绝偿债主体的转移行为。同时应本着“谁借谁还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借用还相统‘、责权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新机制，依法确立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偿债责任及连带责任。
5．建立以资产运作为模式的偿还机制。资产运作是实现建设资金良性运行的基础性机制。所谓资产运作，在这里是指将建设资金的筹集、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这些资金形成的资产及收益基础上，并以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
(三)加强财政收支管理
1．夯实收入基础。夯实收入基础，必须建设收入来源，支持收入来源的发展。只有强大的、广泛的收入来源，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只有收入来源不断扩展，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够夯实。第一，要以建立稳固、平衡的财政为目标，发展经济，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工业要上规模，农业要保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大胆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通过引导和政府支持，实现区域经济新的飞跃，以建立广泛的收入来源。第—二，加强并完善现有的地方税收管理，争取市政府在税费留成上的支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税体系已基本形成，而地方税体系建设却相对滞后，地方事权与税权不适应，使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紧张，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财政的职能作用。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税费的管理，防止税费流失；另一方面，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建立明晰的税收管理权限体系，获取上级政府在税费上的支持。第三，统一财权，强化财政调控权威。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职能，必须集中本辖区所有可用的资源，对现行的已经存在各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即统一财权，并强化财政调控的权威。统一财权，提高财政的支付能力，必须理顺混乱的税费关系，纠正税费不分，以费挤税的局面。
2．规范财政支出。第一，重新界定财政的供给范围，减少日益增长的行政事业性经费开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对社会的大包大揽，势必造成预算扩张，形成财政赤字和沉重债务。因此，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对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建立政府投资引导机制。对事业单位实行分类处置，即对公益性事业(如基础教育、图书馆、高新技术研究等)实行财政“兜底”，保障资金供应；对半公益性半经营性事业，如基础教育以外的其他各类
一、债务风险的影响
由于高校债务的单一性，当高校发生债务风险时，常常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安全，导致银行坏账增多，对银行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金融风险的传递效应势必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的稳定性。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也不能不警惕高校债务风险的破坏性。对于我国的高校债务来说，由于贷款基本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当债务风险存在并且发生时，会对地方相关产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高校为了维持其基本的运行，所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稳定，当高校发生财务风险时，会影响到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导致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的下降，最终影响到高校的发展水平。同时部分高校为了减少债务负担，增加学校的收入，往往通过扩招和增加学费来应对财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会违背高校公益性的要求，也不利于高校人才的培养。
二、高校债务风险控制的策略研究
1.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目前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因此对于高校来说应当努力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改变单一的负债方式，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债务风险。我国高校应当努力借鉴美国高校的发展模式，美国高校在融资渠道上多元化而且方式也非常灵活，在高等教育投资中位居世界高位。美国高校政府财政投入比例比较低，其中的捐赠收入是其筹集经费的重要渠道，同时美国一些私人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的基金来合理地实现学校资金的增值，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在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捐赠制度，在税法中规定向高校捐赠可以得到相应的减税，提高了人们捐赠的热情。通过研究世界其它国家的高校资金投入可以看到其经费来源除了有政府财政资金之外，主要依靠学杂费收入、对外服务收入以及捐赠收入等，这些资金来源在高校资金的比重中比较高，而我国高校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不利于分散债务风险。因此为了控制高校的财务风险，应当努力从多方面来筹集教育资金，例如通过向社会提出有偿服务、接受社会组织或者私人的捐赠、招收留学生等措施来拓宽高校资金的来源，减少对政府资金的依赖。高校也应当发挥自己在科研方面的优势，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从而增加高校的收入。高校还可以和企业进行合作，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来获得收入，这样不仅会增加高校的收入，同时还能够促进高校的发展。
2.加强财务管理。要加强高校的财务管理，可以通过设立总会计师的方法来完善对高校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的管理水平。财务部门应当加强会计制度建设，实现预算的精细化，做好财务审计工作。高校负债融资是教育发展中所采取的必要手段，通过合理利用能够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提高高校的综合实力。高校财务部门应当加强内部资金的核查工作，建立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资金用途的追踪。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效果的分析，建立资金绩效评价制度，积累资金使用的经验，从而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高校财务部门要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加强对高校债务规模、债务偿还情况以及债务期限等进行清查，熟悉学校的债务情况。高校还应当准备相应的债务准备金，降低高校负债融资的风险，防止资金链断裂。为了应对举债财务风险，财务部门应当加强对融资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在内部建立严格的风险评价机制，及时分散融资风险。财务部门应当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风险的识别和分析，降低高校的融资风险，同时提高融资效益。财务部门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应当设立相应的举债警戒线，当达到警戒线时应当制定具体的还款方案，并且停止举债。财务部门应当对贷款规模进行控制，防止出现债务到期不能够还款的财务风险。高校举债是为了其发展的需要，财务部门要加强对负债融资项目的论证和审核，防止出现盲目举债的现象。只有做好项目的评审，才能有效保证项目的建设质量，也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防止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财务部门要按照勤俭办学的方针，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节约公用经费支出，防止出现资金的铺张浪费现象。
3.从多个方面加强对债务风险的防范。高校财务风险管理需要多方面的参与，仅仅依靠高校自身难以满足债务风险的管理要求。政府作为高校的管理机构，要严格控制高校的发展规模，严格审查高校的发展规划，使高校的规模和债务规模相适应，加强政府对高校举债的控制。在市场条件下可以适当放宽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利，提高高校的还款能力，降低债务风险的压力。为了控制好高校的财务风险，政府应当按照高校债务的大小做好分类管理，例如加强对高校负债融资的摸底工作，详细了解高校的债务情况。按照高校债务的大小和风险系数的高低对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财务风险比较大的高校要进行严格管理，加强对高校支出的控制，严格要求专款专用。高校运行中的资金规模比较大，种类比较多，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可以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降低高校财务风险，这样能够提高高校经费分配的科学性。
三、结束语
关键词：资本结构；债务期限结构；融资决策
中图分类号：F032文献标识码： A
一、文献综述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理论的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由Modigliani和Miller的发表的开创性论文《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中，论文得出结论：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与其他所有的融资决策一样，债务期限决策与公司价值无关。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权衡理论、成本假说、税收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信号传递和流动性风险假说）等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进行简述，以为后文中债务期限结构模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一）权衡理论
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权衡理论认为：最优债务期限由短期债务展期成本和长期债务的高利率成本之间权衡所决定。
（二）成本理论
学者把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
（三）税收假说
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源于债务的税盾效应。各种期限的债务所产生的税盾效应的差异使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做出最优的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从理论上解释这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行为。
（四）信息不对称假说
在公司财务中，不对称信息是指公司内部人，典型的是公司管理者，比市场参与者对公司投资机会、投资项目质量和信用质量拥有更多信息这一观念。债务期限结构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包括两种假说：一是债务期限结构的信号传递假说；二是债务期限结构的流动性风险假说。
（五）流动性风险假说
债务期限结构的流动性风险假说的主要论点是，考虑到再融资的流动性风险，公司会根据其信用等级选择债务期限，信用等级高的公司偏好短期债务，而那些信用等级有些低的公司偏好长期债务，信用等级更低的公司只能发行短期债务。
二、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从广义上来讲，“债务融资结构”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债务类型、期限结构
和优先结构。从狭义上来讲，债务融资结构仅指债务融资总额中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之间的权衡关系。
（一）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1.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决策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以税前成本衡量，银行贷款的
主要成本是贷款利率，此外还包括贷款合同中限制性条款所错失的机会成本和企业与银行的谈判成本。
（1）对于公司债券而言，债券的收益率表达式为：
（1）
其中，为企业实际筹资的金额；为t期的利息支付；为第t期的本金支付；为到期收益率。
如果企业有应税收入，那么债务的税后成本为：
（2）
其中，为债务的税后成本；为企业所得税。
（2）对于银行贷款利率而言，国内目前贷款基础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由占的
贷款余额较大、占比较高的大型银行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利率市场的提速，央行将构建目前以Shibor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即当央行通过货币市场操作引导Shibor利率变化时，银行也能够将这种变化及时传导至贷款基础利率，从而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利率。
2.融资期限
对于企业债务融资期限而言，公司债券的融资期限较银行贷款期限长。这是
因为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中期、短期银行存款构成，出于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及资产流动性等方面的考虑，银行贷款也主要以中期、短期贷款为主，难以满足企业对长期资金需求。企业为了获得长期资金不得不以发行公司债券或者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滚动使用银行贷款。为了比较两者之间的成本差异，下面对两者分别进行分析。
3.其他因素
（1）融资额度
商业银行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对单个企业的贷款额度有限，也许不能满足
对资金的需求量。
（2）融资手续
公司发行债券手续比较复杂，需要经过的程序较多，资金到位的时间也长。
（3）企业对信息披露的态度
企业发行公司债券需要社会公众披露公司有关信息，若企业对公开信息披
露持规避态度，则企业倾向于使用银行贷款，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银行贷款。
（4）再融资谈判的可能性
当企业遭遇财务危机时，企业更乐意通过与银行进行重新融资谈判去解决
财务困难，而不是进行破产清算。
综上所述，企业对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时，选择银行贷款还是公司债券的因素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主要因素有：融资成本、融资期限、融资额度等因素。
三、企业债务期限优化模型设计
债务期限结构的内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债务成本结构，另一方面是债务风险结构。又因为短期债务具有成本低、风险高的特点，而长期债务具有成本高、风险低的特点。
（一）模型假设条件
1．企业的债务融资已知，且在进行融资时仅考虑债务利息成本和债务偿还所带来的风险。
2．在金融市场上，企业融资时可以以任意的期限和金额组合融入任意组合的债务组合
3．债务期限以月为计量单位，且最长的债务期限为60个月
4．利率计算以复利计算
5．债务成本仅与债务期限和债务利率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
6．债务风险仅与债务期限和债务规模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
（二）模型优化设计
设D为企业融资的债务规模、为期限为的债务额，为债务利率，为债务额为的成本函数，F融资债务成本函数，债务融资风险函数为G。
首先，债务成本，债务期限以月为单位，且利息按复利计算，则的利息可以下式表达：
1
那么整个债务期限结构的成本函数为：
（4）
在来研究风险，对于债务期限来说，期限越长，风险越小，然而风险与期限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反比列关系。得出结论：风险的差分不相等，即：每一个月风险降低的程度不相等。所以，对于确定债务规模x，S是关于i的加速递减函数，假设为S（i）。对于加速递减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5）
对于i期限的债务风险要小于i-1期限的债务风险，所以出现小于零的结果。
定义： （6）
根据上式，可以设S(i)的微分方程为
（7）
求解微分方程：（8）
其中，为常数，为了保证S(i)>0，令>60
债务风险又随债务规模扩张而增加，利用各债务额占总债务权重分析得到：
（9）
则整个债务期限结构的风险为：
（10）
显然，在一定的债务规模下时，不能同时满足以下两式：
(11)
(12)
但是，企业在一定风险下，可以得到成本最低的债务期限结构，或者在一定的成本下，得到最低风险的债务期限结构。数学表达式如下：
(13) (14)
(15)
或
(16)
(17)
(18)
四、模型求解债务期限结构优化
通过前文的讨论，本文运用数学分析工具matlab，在r=0.002，a=1000000，a=4.5以及b=0.5、b=1、b=1.5、b=2、b=2.5、b=3、b=3.5、b=4的情况下，对本文建立的模型进行求解。并依次将解绘图如下：
分析发现，b=4的债务期限结构图在企业可承受风险固定的情况下，最小成本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分布是具有规律性的。如在可承受风险为O．5时，最小成本的债务期限结构为：债务期限都为40个月以上，债务额随着期限的增长而增加；在可承受风险为2时为：债务期限为1―9个月的债务，债务额随债务期限增长而增加，债务期限10-37个月的，债务额随债务期限增长而减小。
(二)、模型验证，成本风险拟合
八种不同的风险，对应了八个最小的成本，见表7。为了验证模型建立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对接下来对这八个风险与成本做一下统计分析。
表7 债务期限结构风险与成本表
用matlab对这风险、成本进行指数函数拟合。得到拟合函数：
（23）
计算拟合函数的估计值，并绘图比较拟合值与原始。见图17：风险―成本拟合比较图，可以看出拟合度还是相当高的。
图17:风险―成本拟合比较图
五、结论
本文通过最优债务期限结构模型的构建与求解，分别给企业设计了在企业可承受的风险下的最低成本的债务期限结构模型和在企业可承受的成本下最低风险债务期限结构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债务期限结构中成本与风险成指数替代关系，进而证明了模型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 and Miller, M.,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58, 261-297.
[2]Stiglitz, J. E., On the irrelevance of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J]. The American Review 64, 1974, 851-866.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实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政府债务；风险；案例设计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59
据国家审计属统计，目前我国地方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风险一词本身就具有未来的不确定性，总体可控并不代表局部是否会出现问题，因此选定重庆市进行债务风险分析。对于重庆是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方案进行设计，要注意以下五个要素：研究的问题、研究假设、分析单位、连接数据与假设的逻辑、解释研究结果的标准。对重庆市政府债务风险探析主要围绕以上五个问题进行案例设计，并融合张梦生、谢芳、王金红等人对于案例设计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设计，以验证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是否可控，它的可控从哪些方面得出，收集了哪些资料进行论证，解释它是否适用于我国各省市政府债务的分析等问题。
1 准备阶段
在该阶段主要的界定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能的预设构想。
提出问题：明确研究问题需要以“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来表示。因此对于重庆市政府债务作者提出了以下问题：（1）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2）地方政府是否或如何采取行动来降低债务的风险？（3）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态度和行为，对于债务风险有什么影响？（4）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最终该如何管理？
预设构想：对于预设的构想方面，通过对重庆市的研究作者假设我国局部地区地方债务事实上已经达到了风险警戒线，如不进行规范管理很有可能在未来5～10年之内导致中国式次贷危机。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比较审计署关于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债务偿还规模与我们的预测值发现：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规模为3.56万亿，略高于我们预测的3.2万亿，根据测算2014-2016年，地方政府借新还旧规模在2万亿左右，风险较高。
2 选择案例
在该阶段进行案例选择主要是为了保持理论的弹性，以限制额外的变化，加强外部的效度，主要是要关注那些对理论上有用的案例。
选择案例：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
选择原因：单案例研究的第三个用法是研究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案例，其研究目的是了解某一典型性案例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并从这一案例中的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于同类事件、事物的理解。选择重庆市是由于其在西部区域负债占比较高、债务层级集中于区县一级、负债主体集中于融资平台、政府部门和机构、信托为主的债务类型、最终体现在偿债压力方面是重庆市不仅偿债压力较大而且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其风险相对较高，需要重点关注。
分析单位：属于嵌入性多分析单位，尽管该案例研究仅仅涉及一个组织：重庆市政府，但是分析单位就包括了：政府的债务情况和债务的风险情况。
3 选择工具和研究方法
该阶段主要是确定需要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包含定性数据和定两数据，并通过三角验证法加强理论的基础，证据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行相互验证，以提高研究结果结论更准确，更有说服力。
资料三角：全国审计署2013年32号公报、中国统计年鉴、银监会发文、文献分析、重庆市政府人员访谈。
研究者三角：重庆市政府单位评估、重庆专家意见评估、重庆市场实践评估。
理论三角：对于地方债务风险的不同维度的集合，主要包括：三十个省市债务的横向比较、从地区的债务规模、占比、层级、举债主体、债务类型、偿债压力等六个维度展开。
方法三角：文献分析法、调查、实地访问等。
形成一个证据三角形，对案例研究的事件、事实可以相互印证，使本案例的总体质量更高，解决建构效度问题。
4 进入现场和分析数据
该阶段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数据的来源较多，在收集和分析过程中会出现数据和理论的重叠，随时进行改进数据收集的方法，并充分利用出现的问题和独特的案例特征进行分析，特别是重庆市这一单典型案例的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和研究者分析，另一方面，从案例的内部的分析是让研究者初步熟悉数据和理论基础，从跨案例分析，让研究者通过多种透镜看待证据。
对于重庆市政府债务，我们可从其现实的风险评估和潜在风险进行分析。从现实风险方面，通过审计署32号公报的数据来看，分别对负债率、债务率、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进行风险评估，对比分别为20%-25%、100%-150%、15%-20%警戒线是否在警戒线内，同时通过文献分析、统计年鉴以及银监会发文等资料，我国地方政府总体负债率超过了美国、巴西并与印度持平，债务率每年持续上升2010年已经到达147%，而偿债率在2011年已经到达22.37%，而重庆市更是三项都排于地方政府前三名，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统计数据是否将政策性银行、铁道部、除税收返还以及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入等公共部门债务收入和支出纳入其中，还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以了解重庆市地方具体情况。而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分析，重庆市乃至全国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存在于，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持续的调控、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公投增长、审计署本身统计过程中对于各类隐形债务的遗漏统计。
5 提出假设
该阶段要对于每一个概念的重复制表，界定概念、效度和可测量度；案例之间的可复制性逻辑以验证扩展和生化理论，同时找出关系背后的原因，以建立内部效度。
大量文献研究、数据统计等都认为重庆市地方债务如果保持我国GDP10%的增长速度，以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保证增长速度高于实际利率，那么其债务是可持续的。并且从消化现有债务存量的角度看，现有债务可以继续滚动，而且未来重庆市政府财政收支可以不必保持盈余，而可以保持一定的赤字，那么其高风险是可以逐步化解的。然而将重庆市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支持的社会保障支出的个人账户空帐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负担来计算实际的负担数，以及审计遗漏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空帐考虑在内，其负债率为60%以上，债务率为190%，地方债务风险以超警戒线，盖因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程度，而有所缓解，但是这不是第一个重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重庆。综合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非常之高。
6 文献比较
该阶段主要是相似的或相冲突的文献间对比，提高普遍性，提高理论水平和清晰概念的界定。
在对比的文献中，学者们绝大多数认为政府债务有存在较大风险如：黄旭良（2011），我国地方债务不仅数额巨大、发债主体广，当大规模的偿债困难时，会引发中国式次贷危机.刘荣、黄洪（2012），从组织机制和道德角度研究认为地方债务余额虽然可控，但新增债务比率已超过了预警线。缪小林、伏润民（2012）通过对西部某省的经验数据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忽视自身偿债能力大举借债，形成了地方债务风险的隐患。刘昊、刘志彪（2013）从现实风险、潜在风险、引致风险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认为我国地方债务风险严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迫在眉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指出我国债务风险现状基本可控，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只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大举借债的行为，依赖与中央政府以及土地财政等，使得其债务风险逐年累加，而容易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并从管理模式、法律、风险预警机制与规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来控制地方债务风险。
7 得出结论
该阶段属于案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对于理论的边际改进越来越小之时，其拥有较高的理论饱和度，可以终止研究过程，得出相应的结论。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重庆市政府的债务风险在全国各地不仅仅是风险较高，更是具有了我国各地方政府的特征，通过分析重庆地方债务，能够发现在其他各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趋势，当地方债务在超其本身承担范围之时，最终将会引发通货膨胀，挤占私人投资，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做好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管理机制、预警机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梦中，马克.霍哲.案例研究方法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2，（01）.
[3]谢芳.案例研究方法[J].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4]王金红.案例研究方法及相关学术规范[J].同济大学学报，2007，（3）.
[5]李蔚，王素青.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对策研究[J].科研管理，2006，（5）.
[6]黄燕芬，邬拉.地方债务风险现状、成因及对社会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2011，（23）.
[7]刘昊，刘志彪.地方债务风险有多高？――基于现实、潜在和引致风险的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6）.
[8]罗志红，朱青.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J].经济研究参考，2012，（52）.
[9]刘荣，黄洪.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评估与释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