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稳步上升，债务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来源。有效的债务融资将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联系起来，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企业内部人和债权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企业内部人会利用内部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致使债务融资过程中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从而产生负债的成本，损害公司的价值，降低资金使用的效率(Jensen＆Meckling，1976;Smith＆Warner，1979;Myers，1977)。债权人作为外部投资者之一，对其利益的保护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我国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李秉详，2003;江伟、沈艺峰2004;童盼、陆正飞，2005)。对债权人的保护，需要法律的逐步完善与法律的有效执行。在我国目前法律保护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性的外部保护机制与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更为重要，获得债务人充分的信息是债权人保护的前提条件。独立审计通过不同的审计意见和质量表达了对于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的鉴证结果，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能改善信息质量，缓解信息的不对称，使债权人获得更加充分、可靠的信息，是保护债权人的重要机制。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支持了审计信息对债务融资具有决策有用性。但是，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审计意见或者审计质量对银行信贷资金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不仅割裂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忽视了审计信息对于债务期限结构的综合影响，而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是债务融资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李增泉等，2005)，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志，将产生不同的融资效应，因此，本文主要从审计信息的两个维度，即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的角度全面研究审计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审计意见、审计质量分别如何会对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二是不同的审计质量下，审计意见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 1、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 从文献来看，关于审计意见与负债融资的关系，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法，也有问卷调查法和多元回归法。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方法，Estes＆Reimer(1977)向200多位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无保留意见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做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该实验的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的“最高贷款额”的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但是，随后的实验研究却发现，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贷款规模有显著影响;Firth(1978)运用和Estes＆Reimer(1977)类似的方法，只是调查对象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无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在以后的试验研究中，Gul(1987)、Bamber＆Stratton(1997)、林志军(2003)、杨臻黛和李若山(2007)等人的结论支持审计意见在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中的有用性，即审计意见的“洁净”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信贷人员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评估产生影响。可见，从试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审计意见是有信息含量的。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结论较为一致。Antonio(2003)曾对西班牙的银行业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银行进行信贷限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担保等决策中，审计意见皆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胡奕明等(2007)的问卷调查发现，银行在审贷过程中除了要求借款人提供一般信息外，还要求提供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有的银行甚至还对审计师提出了资格要求，如要求审计师具有一定的规模、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经验等。非常负面的审计意见可能导致贷款申请失败。审计意见在某些银行是内部评级的一个指标，且占有相当高的权数。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关系的多元回归研究目前相对较少，Blackwell等(1998)针对经过审计和未经审计的差别，考察银行在对小型私人企业的循环贷款决策时的审计意见价值。研究发现，与未经审计的企业相比，经过审计的企业在贷款方面更具优势;胡奕明、周伟(2006)利用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审计意见与银行长期贷款余额之间存在合理相关关系;李源(2006)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衡量上市公司债务成本，发现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对债务成本具有显著影响，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可以使银行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王少飞、孙挣和张旭(2009)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对审计融资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为显著;朱凯、陈信元(2009)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却会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 2、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 近年来，关于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质量与融资成本方面。Balvers(1988)、Beatty(1989)等对公司IPO定价行为的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Pittman＆Fortin(2004)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有所减轻，由此会减弱“六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Mansi(2004)等人的研究表明，审计质量与债券融资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的反向关系，把样本分为具有投资价值的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两个子样本，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反向关系在不具有投资价值的子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显著;Kim(2006)等人对审计质量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审计质量对利差的影响很显著，当借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且这种作用在贷款由“四大”变更为“非四大”时更加显著。就国内研究而言，江伟、雷光勇(2008)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江金锁(2010)以2003～2008年我国2331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联立方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银行借款额与借款期限之间的内生性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银行借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借款期限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关系;胡奕明、唐松莲(2007)研究了审计质量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的贷款利率无论短期利率还是长期利率都与审计质量相关。#p#分页标题#e#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1)审计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国内是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问题。已有文献表明，债务结构的优化是债务融资的关键问题，但目前关于审计债务契约有用性的研究，没有研究审计对于债务结构，包括期限结构(长期债务、短期债务)的影响;(2)审计的作用在于为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提供一定的保证，而这种保证能否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最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反应是否随着审计报告质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是市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反应是否随着审计报告的类型而有所区别。总的看来，关于审计对债务融资的研究只是单纯研究审计意见和债务融资、审计质量和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对债务融资的综合效应。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审计意见、审计质量及高质量的审计意见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债务期限结构则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它通过企业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规范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与义务。债务期限越长，未来的不确定性越高，风险越大，债权人在提供贷款时就会更注重外部的保护和履约机制(Myers，1977)。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期限的负债所引发的股—债权人冲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有关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研究表明，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债权人较少愿意为企业提供长期债务融资，其原因在于:相对于长期债务融资而言，短期债务融资使得债权人能及时、经常地获得借款企业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债权人对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监督与控制(Diamond，1991)。当企业面临破产时，短期债务融资更有利于债权人收回资金(Rajan，2001)。因此，长期负债的提供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应该更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这也说明了长期负债对审计信息的反应更为敏感。由于债权人和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传递公正、公开、公平的财务及其他相关信息成为企业广泛筹资的首要条件和重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信心的唯一途径，而审计意见通过向市场参与者传达公司管理层对于未来现金流量评估的信息，审计意见可以有效减少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交易者之间融资契约的缔约成本。审计意见的信号传递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财务信息的鉴证和审核、投资风险的预警。 首先，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审计师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乃至制造财务信息过程的一种肯定。而非标意见却意味着企业会计报表乃至财务状况存在一定的瑕疵，代表对企业财务信息一种不完全肯定的看法;其次，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进行预测，对可能出现财务问题的公司投资进行预警，有效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隐含着公司偿债能力下降、公司经营者违背会计契约的概率上升、管理层或董事会掩盖公司资产的流失或虚增利润等问题。非标准审计意见对债权人是一个负面信号，如果债权人能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债权人可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提前收回贷款或货款，或者不再提供新贷款或商业信用，表现为企业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减少，而且长期借款应当比短期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更敏感(胡奕明、周伟，2006)。同样，标准审计意见会向债权人传递积极的信号，债权人会增加对企业的债务，尤其是长期债务。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次年债务期限将显著增长。 2、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 审计质量就是“审计产品”的质量，“审计产品”具有信任品特征，它是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即使使用者受用了该项服务，也难以直接判断其服务质量。Simunic(1980)认为，通过可观测的审计质量特征，诸如大量的专业培训投入、严格的内部复核制度、由享有盛誉的机构论证等，投资者理性地感受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审计质量;DeAngelo(1981)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因审计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租金的机会，因此，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更强的约束，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产品以维护其审计产品的品牌声誉。信号传递假说认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使高质量审计并不能创造价值，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这一行为能够作为一种可信的承诺，向债权人传递信号———其会计信息是可信的。因此，企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其报表的可信性，降低债权人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审计的信息含量，债权人更愿意扩大企业的借款额和增长企业借款的期限。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审计质量较高的上市公司，次年债务期限将显著增长。 3、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 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而不同的事务所由于其质量不同，其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审计意见的质量会影响到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有用性(王少飞等，2009)。DeFond，Wong＆Li(2000)以及夏立军(2005)都发现，大型事务审计质量更高，因此，他们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一些，独立性更强。在中国的审计事务所行业中，各事务所由于发展的背景、规模和特长不同，使得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也存在差别。具体而言，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其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比较弱，由此导致其审计意见对公司财务信息鉴证和风险预警能力的弱化。因此，当上市公司进行债务融资时，债权人可能会并不重视低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而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其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监督和控制能力都会有所增强，因此，债权人对高质量审计所产生的审计意见在公司债务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增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高质量审计会使标准无保留意见对次年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加强。#p#分页标题#e#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5～2008年我国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样本选取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以下公司:(1)金融类公司;(2)ST、PT公司;(3)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本文最后得到4189个样本观测值。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CER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检验都是采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的。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 2、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债务期限与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假设1～假设3)，我们设计了如下模型:Ldi，t=β0+β1Opioini，t－1+β2Aqi.t－1+β3Debti，t－1+β4ASi.t－1+β5Growthi，t－1+β6Profiti，t－1+β7Sizei，t－1+∑βiIndi+∑βiYeari+ε式中，Ld代表当年的债务期限结构，而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以及财务指标等解释变量的数据均采用上一年度的数据。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Ld为债务期限，借鉴Datta，Iskandar-Datta＆Ramman(2005)的方法，选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长期债务与总债务的比例来度量债务期限结构，其中，长期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其他长期负债、专项应付款和长期递延损益等。 (2)解释变量。0pinion为审计意见。按照我国新颁布实施的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分为四种: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其中，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带解释段的无保留意见。现有许多研究中都把审计意见分为两大类，标准无保留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其他均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我们也沿用这种分类。当公司上年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0。预期符号为正数。Aq为审计质量。审计质量就是“审计产品”的质量，“审计产品”具有信任品特征，它是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即使使用者受用了该项服务，也难以直接判断其服务质量。Simunic(1980)认为，通过可观测的审计质量特征，诸如大量的专业培训投入、严格的内部复核制度、由享有盛誉的机构论证等，投资者理性地感受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审计质量;DeAngelo(1981)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因审计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租金的机会，因此，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更强的约束，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产品以维护其审计产品的品牌声誉。本文也以事务所规模大小作为审计质量的变量，采用两种标准将事务所进行划分:一种是将事务所分为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Aq1为1，非国际“四大”时为Aq10;另一种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排名在前十位的即为“十大”，其他所为“非十大”。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排名在前十位的即为“十大”，此时认为审计质量较高，Aq2为1，其他所为“非十大”，此时Aq2为0。预期符号为正数。 (3)控制变量。有关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假说主要是关于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与收益等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成长性Grown、公司规模、资产构成、非债务税盾、获利能力五个变量的影响。Debt为资产负债率。Wiggins(1990)指出，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大而趋向于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融资，从而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预期符号为正。Growth为成长性。根据Stulz(1990)、Hart＆Moore(1989)、Diamond(1991)的流动性风险假说，具有长期投资机会的企业趋向于发行长期债务以防范流动性风险，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正相关。Size为企业规模。Jalilvand＆Harris(1984)、Marsh(1982)认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问题相对较小，其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也较多，破产的风险较小，因此，大企业较容易进入长期负债市场，其融资的成本较低。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的风险较大，小公司的管理者通常都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这使得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在小公司中显得更严重，预期符号为正。As为资产结构。Myers＆Majluf(1984)认为，企业以有形资产担保举借债务可以降低债权人因信息劣势而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因而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Whited(1992)认为抵押资产的数量对债务期限结构有重要的影响，拥有大量抵押资产的企业可以据此获得较多长期债务，而抵押资产少的企业则将获得较少的长期债务和更多的短期债务。预期符号为正。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描述性统计 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表3中。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2005～2008年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中仍以短期借款为主，长期借款在总负债中所占比重较低，平均为16.52%;(2)大多数审计意见是标准意见，因为其中位数亦为0;(3)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大多数为“非十大”或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其中位数为0，说明目前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小。2、单变量回归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解释变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的解释变量Opinion、Aq1和Aq2都是为哑变量，我们分别用T统计量和WilcoxonZ来检验变量Opinion、Aq1和Aq2分别取值0和1的情况下，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可以看出Opinion、Aq1和Aq2与债务期限结构的T统计量和WilcoxonZ统计量都显著，这表明债务期限结构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单变量检验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结果 (1)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如表5所示，在模型1中我们只放入财务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2、4则只放入解释变量，模型3、模型5放入了包括财务变量、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全部变量。从各模型的F值和调整后的R2来看，模型整体上都是有效的。将模型1的结果与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工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两项研究的样本不同，但与债务期限显著相关的变量基本一样，包括资产结构、资产收益率、规模。对比模型1和其他模型可知，审计意见、审计质量的方向并没有因为其他变量的加入而发生明显变化，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其他变量在模型中也基本没变，说明模型比较稳定。从模型2、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审计意见Opinion和债务期限都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10%、1%、5%，这说明审计意见和债务期限正相关，标准审计意见能使上市公司下一年的长期负债比例显著增加，假设1得到有效验证。但是，从模型2、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主要呈负相关关系，这和假设2正好相反，说明审计质量不但不能增长债务期限，反而缩短了债务期限，这可能是由于当企业管理层与审计师出现分歧时，高质量审计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更能够抵挡来自企业管理层的压力或者限制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行为，披露更全面、更翔实的企业财务信息。因此，企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尽管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降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却有可能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从而使债权人缩小企业借款额或缩短企业借款期限。另外，从模型3与模型5中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来看，虽然审计质量的系数都为负数，但模型3中Aq1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都小于模型5中Aq2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说明国际“四大”并没有“十大”更好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在我国国内“十大”的审计披露水平更高，质量反而更好。#p#分页标题#e# (2)关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的进一步分析。关于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两个因素哪一个对债务期限的影响作用更大，我们在表6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模型中6中只放入变量Opinion，在模型中7中只放入变量Aq1，而在模型8中只放入变量Aq2。结果发现，在模型6中，Opinion还是显著的，而在模型7和模型8中，不论是Aq1还是Aq2都不显著，但Aq2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高于Aq1。这说明，在债务结构中，对借款期限长短影响较大的因素的是审计意见。也就是当借款企业借款时，债权人更关注的是上年的审计意见，其次才是审计质量，特别是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企业上年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那么就更容易获得长期借款。 (3)关于审计质量影响审计意见效果的分析。为了验证审计质量在影响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方面是否能起到差异化的作用，即会不会因为审计质量的高低而是审计意见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也就是假设3，我们依据审计质量高低把样本分为两组。对应Aq1(国际“四大”和非“四大”)，审计质量高的样本有254个、低的有3935个;对应Aq2(国内“十大”和非“十大”)，审计质量高的样本有802个、低的有3387个。分别将这些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上述结果分别对应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在在以国际“四大”为标准对审计质量进行划分时，审计质量高的子样本模型9和审计质量低的子样本模型10中，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结构都正相关，虽然模型9中审计意见的相关系数大于模型10中的系数，但模型9中审计意见系数的显著性水平(T值1.16)小于模型10中的显著性水平(T值1.74)。这说明，以国际“四大”为标准划分审计质量时，高质量审计并没有显著增强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此时假设3并未得到有效验证。当以国内十大为标准划分审计质量时，质量高的子样本模型11中审计意见的正相关系数(0.0489)和显著性水平(T值1.73)均大于质量较低的子样本模型12中的系数(0.0161)和显著性水平(T值1.04)，说明此时高质量审计确实起到增量的作用，加大了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作用，这也和上述的结论正好一致，在我国可能国内“十大”反而比国际“四大”有更高的审计质量。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事务所本土化，更了解国内企业的实际状况和财务准则，更能够满足信息使用的需求，更大程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假设3只获得部分支持。 (4)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考察本文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测试:(1)考虑到我国企业负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因此，我们采用长期银行借款在总银行借款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如果上市公司借新款还旧款，循环使用银行借款，或者“短债长用”，那么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区别就不是很明显，为此，我们还选择了增量指标进行研究，即选择期末长期债务的变化量在总债务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不变;(2)由于公司规模与成长性衡量有多个指标，本文采用员工总数、市净率作为替代指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3)为了避免模型中债务期限和资产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成立年限作为工具变量(IV)，发现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但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些结果都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债务期限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债务期限越长，贷款人对外部机制特别是审计的依赖性越强。审计对于债务期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审计意见上，审计质量也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因此，全面研究审计与债务期限的关系必须结合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两个维度综合进行。本文以2005～2008年上司公司的样本，检验了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两个审计特征对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审计意见与债务期限一般表现为正向关系，而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有负向的影响。即如果上年的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时，是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乃至制造财务信息过程的一种肯定，这向债权人传递积极的信号，债权人会增加对企业的债务，尤其是长期债务，债务期限会明显增长;而审计质量越高，审计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更能够抵挡来自企业管理层的压力或者限制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行为，披露更全面、更翔实的企业财务信息，反而会使债权人更全面地估计风险，从而缩短债务期限;(2)在影响债务期限的审计特征中，审计意见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审计质量，也就是债权人更关注审计意见，其次才是审计质量，这说明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要大于审计质量;(3)虽然从个体的角度讲审计质量的信息含量低于审计意见，但审计质量和审计意见会发生交互作用，审计质量能对审计意见的效果产生增量作用，高质量的审计能增强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并且国内“十大”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其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要大于国际“四大”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债务期限的增长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十大”因为本土化的原因，反而比国际“四大”有更高的审计质量。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和审计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通过外部审计来优化债务结构，合理配置资源，还能够促进审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审计质量，以使审计信息这样的“硬信息”的有用性受到财务信息使用者充分的关注。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样本选取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时，模型考虑了上市公司前一年度的审计特征对下一年度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但债务期限的变化最好采用较长的时间序列，但由于数据库的限制，本文只收集到四年的数据，这样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2)本文在描述审计质量这个定性指标时，据某一标准对审计质量总样本进行一分为二的划分，这种划分可能有一定的偏颇性，如何选择更好的方法衡量审计质量也是本文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内部控制； 外部审计； 债务成本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69-05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审计治理与投资者保护：机制、效应及其评价”（13YJC79012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Myers（1977）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企业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利益不一致，且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管理当局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债务成本，降低企业价值。Spengupta（1998）和Yu（2003）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投资人会通过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补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
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是企业外部债权人做出决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独立审计能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机制。目前关于独立审计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多，如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戴勇和张杰（2010）等，但关于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鲜有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与债务成本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是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而针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信贷向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倾斜。那么，金融机构在设置债务契约条件时，是否考虑了中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所传递的信号呢？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我国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并且考察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债权人保护
杨雄胜（2011）将内部控制定义为“运用专门手段、工具及方法，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内部人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魏明海等，2007）。Doyle等（2007）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增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Bushman和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能够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即降低成本。Ogneva等（2007）的理论分析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使得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因而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增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也往往意味着公司总体管理控制较弱，因而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无论是信息风险的增加还是经营风险的增加，都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但Ogneva等（2007）的实证检验结果没有支持上述理论预测，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公司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6年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近几年，我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对股权投资者的保护上，直接研究对债权人保护的较少（李晓慧、杨子萱，2013）。
国内学者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债务契约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获得相对更多的长期贷款并且贷款的期限也更长，但这种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成立，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明显。李晓慧和杨子萱（2013）以2010―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发现当借款人拥有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时，债权人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选择的债务契约条件更为宽松，表现为偏好更多的债务资本、更长的债务期限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基于内部控制能够增强财务报告可靠性，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外界传递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以及经营高效的良好信号，债权人会根据此信号相应设置或修改债务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成本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
根据理论，审计是一项减少冲突、降低成本的机制。关于审计质量与大小股东之间冲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Fan和Wong（2005）研究认为，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冲突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显著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然而，大股东资金占用严重的公司并不一定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国内外有关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外部审计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发现，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用来监督债务契约。Blackwell等（1998）研究发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的企业，其银行贷款利率显著高于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人企业。Lin等（2003）研究发现，银行等债权人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降低。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利率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师规模和审计意见相关，审计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利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发现债权人能够根据审计意见所传递的信息设置债务契约条件，即审计意见具有预警作用，但本土“五大”和国际“四大”并不能给债权人更强的保护。高雷等（2010）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有助于公司获得银行短期贷款，并且提供的担保费用比例较低，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还有利于公司获得银行长期贷款。
总的来说，国内尚未出现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和债权人保护一起进行考察的文章，只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降低大股东资金占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是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保证财务报表可靠性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研究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当外部审计质量低时，债权人可能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内部控制的保护作用会有所降低，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相关性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删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为497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来源于各公司年报，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1。
INTRATE=α+β1IC+β2CURTRT+β3SIZE+
β4ROA+β5GROWAV+β6CASHCD+β7GROWTA
+β8TUNNEL+β9EXFU
有关变量定义及度量标准见表1。
其中，INTRAT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债务成本。根据委托理论，理性的债权人能够预期到公司经理人员可能采取的对其不利的行为，他们或者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将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可能导致的损失预先考虑在内，或者在与经理人员签订的债务契约中对企业的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债务利息率与债务人的风险和借款项目的风险有关，是对债权人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债务成本的指标。本文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来衡量样本公司债务成本。
IC为解释变量，代表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用样本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来衡量。如果自愿披露了鉴证报告，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自愿披露更多信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高品质的信号，而聘请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并披露鉴证报告，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信号。目前，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处于自愿披露阶段。根据笔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内控鉴证报告的统计，发现内控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基本上都是无保留意见。因为上市公司如果没有获得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就意味着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此时上市公司如果仍披露此鉴证报告，则会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机制不完善的信号，所以，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不会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可以合理推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较好。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选择其他可能影响债务成本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收益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主营业务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偿债能力（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和当年是否有其他外部融资。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借鉴杨德明等（2009）的做法，对模型进行分组检验。将全部样本公司按照审计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六大分为两组，是国内六大的为审计质量高的一组，否则为审计质量低的一组。如果对于两个样本组，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方面的作用存在差异，则说明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来看，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约46%的公司自愿披露了审计鉴证报告，约39%的公司聘请了国内六大进行财务报表审计。从反映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幅度较大，均值为51%，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差异较大，但普遍存在发展空间。从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可以看到，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高。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成本越低，从而假设1得到验证。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仅能识别国有公司的内控质量，却无法识别民营公司的内控质量，因此建议要重视对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此类企业的过程中，要避免资金过度流入高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笔者的结论与其不同。本文的样本公司是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债权人能够感知中小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传递的信号，更愿意以较低的利息率与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合作。
对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对于Big6=1的高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高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降低债务成本，但作用并不显著。对于Big6=0的低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低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降低债务成本。总的来看，不论外部审计质量高低，高质量内部控制都能降低债务成本，只是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债权人会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对内部控制保护作用的依赖有所降低，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论仍未发生改变。
1.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1，即两年的债务增量取自然对数来进行考察，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增量越大，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债务成本。
2.考虑到国内学者对高审计质量指标的选取有多种，如四大、六大、或十大，本文还采用了当年度的前作为高审计质量指标，假设2仍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债务成本，这意味着债权人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做出信贷决策时，能够感知到内部控制传递的信号，对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债务人会提供更多的债务资本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因此，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应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更要主动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和提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得更为宽松的债务契约条件，降低债务成本。
本文研究还发现，在高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不明显；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显著。这说明当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质量较低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将更明显。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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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雄胜.内部控制范畴定义探索[J].会计研究，2011（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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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ushman，R，M and smith，A.J. Transparency，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03（4）：65-80.
在论坛上，12位代表就不同研究方向和命题进行了研讨发言。西安市审计局禄茵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生成机理及其债务风险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项防范措施。一是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应尽快完善《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从法律层面将地方政府的债务纳入债务专项预算管理。同时，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化解债务纳入政绩综合考评体系。二是建立健全债务约束机制。一方面，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机制，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要建立政府偿债责任追究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明确政府债务风险指标控制体系标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内部预警机制和有效的债务信息披露制度及报告制度。三是进一步加大融资平台管理力度。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的认定程序、评价标准，使其职责清晰，治理结构完善，规模合理，运作规范，核心竞争力较强。四是深化地方各级人大监督的内容，积极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及其审计监督作用。
省厅张静结合联合国审计在组织管理、项目实施、质量控制、审计技术等方面的做法和特点，阐述了对我国政府审计工作的借鉴意义。一是借鉴先进审计理念，拓宽审计工作思路。借鉴联合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审计思路，突破国内传统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思维，树立“大审计”理念。二是注重整改落实，体现审计成果最大化。借鉴联合国审计强调提出建设性审计意见和建议并督促落实的思想，推进我国政府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三是加强审前准备、现场管理和审后整理工作。审计工作方案要具有指导作用，项目实施方案要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四是将效益审计与预算执行审计结合起来，开展结果导向的成果预算管理审计。五是借鉴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加大先进审计技术方法的使用。一方面，将风险评估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逐步开展计算机信息系统审计。
商洛市审计局段成钢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了政府性债务审计应发挥的作用，探讨了进一步强化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思路和对策。一是充分履行职责，揭示政府债务管理问题，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资金管理使用、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严厉查处重大违法犯罪问题。二是评估偿债能力，预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连续、动态的审计，及时识别、评估、预警债务风险。建立政府性债务监管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及时反馈信息，提出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积极服务宏观决策。三是注重绩效审计，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益。重点审查使用债务资金的项目，检查项目建设是否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项目举债是否合理，促进地方政府建立政府债务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保证债务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四是促进债务管理机制完善。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区分举债主体，落实偿还责任；促进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责任机制；促进健全债务防范机制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省厅席海昕认为审计现场管理是审计业务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审计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强化审计现场管理，一要严格现场取证程序。主要包括：明确审计取证的范围；规范审计取证的方法；恰当处理和评价审计证据。二要做好审计组人员的分工及现场调度，加强审计现场组织管理。根据总体审计目标，把审计事项进行合理分解组合，及时分配和均衡审计力量。三要强化审计现场沟通管理。一方面，加强审计组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审计现场要定期召开审计组现场业务例会和审计组与分管领导碰头业务会议，这有利于信息传递与沟通；另一方面，加强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沟通。审计人员在遵守职业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注意与被审计单位相关部分人员的沟通协调。四要加强审计现场信息管理。加强对审计信息认识、获取与开发审计信息能力和效果、储存与处理审计信息及反馈审计信息的管理。五要做好审计现场考核管理。主要包括：审计人员执法行为的考核；审计组阶段工作的考核；项目审计进度的考核；项目审计工作质量的考核等。
省厅闰波认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举债风险、监管风险和偿债风险等三个方面。有效防控债务风险，主要应做好以下两点：1、建立健全债务管理体系。一方面，尽快启动地方债券的试点工作，开辟规范、合法的举债渠道；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债务的预算管理制度和统计制度，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动态监控；同时，结合预算编制改革，多渠道筹资建立偿债基金。2、强化债务监督机制建设，积极发挥审计专业化监督作用，建立由地方人大牵头，各监督部门共同参与的审计监督整改联动机制，强化审计意见整改落实。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则必须从源头上缓解地方政府的举债压力。一是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核定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减少地方政府的举债压力。二是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将工作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大地方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淡化地方政府举债动机。
铜川市审计局王涛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审计质量管理中主要存在五个问题，即：审计项目立项不科学，不严谨；审计项目各层级质量复核把关不严；审计质量责任追究不力；审计任务与审计力量不对称；审计人员知识更新缓慢，结构单一。对此，他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管理的对策。1、以审计立项为切入点，筛选精品审计项目。在确定项目时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把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审计工作。对所选项目的重要程度、风险水平，审计预期效果，审计频率、覆盖面以及项目对审计资源的要求等因素进行评估，组织专家论证，确定备选审计项目及其优先顺序。2、以审计实施过程为主线，提高审计质量控制实效。一要在方案编制过程中求“实”；二要在审计查证过程中求“细”；三要在质量把关过程中求“严”。3、以质量考评为引导，健全审计质量激励机制，精心组织开展优秀审计项目评选活动，定期开展审计项目质量检查，对检查中发现审计质量控制方面的问题，进行通报。4、以审计项目稽核为抓手，促进审计项目质量过错追究。按照有关审计程序和审计项目管理规定对审计项目质量、审计执法行为，遵守廉政纪律等进行审计。
5、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夯实审计质量控制的基础。
省厅冯名星在揭示编制和执行审计实施方案中存在问题的同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措施。一是深入细致进行审计调查了解，全面掌握被审计单位的总体情况。二是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确定审计的重点和范围，
以及所需收集审计证据的数量。三是加强审计风险评估。首先，根据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水平，包括管理人员的诚信和能力，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变动情况，单位的业务性质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情况，影响单位所在部门或行业的环境因素等评估该单位的固有风险；其次，根据内部控制测评结果，如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是否缺少某些控制环节等来评估控制风险；最后，根据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综合水平，确定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四是对重要事项确定审计应对措施。主要是评估内部控制的依赖程度，确定如何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估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确定如何检查相关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安全性，确定主要审计步骤和方法、审计时间及其执行的审计人员等。五是把好审计实施方案执行关与复核关，严格规范实施方案的调整程序。
省厅师育超对未来开展计算机审计工作提出了构想。1、把计算机审计工作由数据库审计扩展到对整个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审计。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支撑其财务、业务软件运行的基础，在实施信息系统审计中，应先与有关业务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沟通，熟悉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交技术文档资料。根据前期的数据资料的分析对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进行评估，主要是通过调查系统管理方法，分析信息组织方式和信息处理流程，对系统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安全性进行初步评价，并测试应用系统软件的合规性、正确性、安全性及有效性。2、计算机审计工作由静态审计向动态审计发展。以即将开展的审计对象数据库的建立工作为基础，结合审计管辖范围内的被审计单位定期资料报备制度，即业务处室管辖范围内的被审计单位将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重大事项决策等相关资料定期向主管审计处室报送，将其资料导入数据库存储并建立被审计单位动态数据链，以实现对审计范围内各行业关键指标动态分析。3、开发专门的审计软件，接入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实时监控。
省厅朱理平认为加强审计现场管理，应从四个方面入手：1、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培训，提升审计职业技能是提高现场审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同时强化审计人员职业道德信念和敬业精神，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做到依法审计、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2、注重审前学习培训环节。审计组应加强审前学习培训工作，为审计现场的实施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树立审计人员的宏观大局意识，为项目审深审透做好知识储备。3、重视审前调查程序，充分发挥审计方案的作用。编制审计方案前应进行周密细致的审前调查，在收集有价值的审计线索时，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手段，归纳分析被审计单位资料信息，评估存在重要问题的可能性，初步确定审计重点和突破口。4、加强审计现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审计项目的现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召开审计现场总结会议，就审计组成员之间具体审计工作的进行协调管理，主要解决审计工作按程序有序开展，各司其责的问题；二是建立审计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就工作进度和审计阶段性成果进行协调管理，主要解决现场审计结果的展示汇报，上级领导意图的把握，目标任务能否按期完成的问题。
省厅宁晶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概念及其范围界定入手，主要从时间线、切割面和绩效空间这三个维度上揭示地方政府性债务应重点关注和控制的部分，最终形成举债偿债决策时的三维模型。1、时间线：事前预算――事中控制――事后评价。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主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生，运行和结束也清晰的遵循一条明显的时间线，地方政府性债务项目都应该严格按照上述流程来控制。2、切割面：项目――资金――参与主体。(1)项目。政府作为政府性债务的举债人和偿还人就必须严把项目关，确保本年预算内资金用到地方，用到实处，(2]资金。政府性债务面临到期还债，这就必须把握“借一一支――收――还”这一整个资金的流通链条，资金在任何一个结点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行和债务的偿还。(3)参与主体。加强参与主体的管理是把握政府性债务的关键，融资平台公司是否具有举债资格和举债的额度应该通过财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人民银行以及银监部门等相关部门的认可才得以成立和运作。3、绩效空间：收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绩效空间内的四组关系基本反映了该空间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它与时间线和切割面共同组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三维模型。在审计调查中，审计人员可以遵循时间线进行某笔债务或某个项目的流程分析，把握其事前、事中、事后的关键点，随后，审计人员可以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对项目、资金来源和流向、参与主体资格审查和举债额度等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最后，审计人员在提出审计调查报告前应综合分析绩效空间内的四组关系，评价其收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等相关要素，以使其调查报告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分析，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榆林市审计局吕波认为加快我国新时期国家审计文化建设迫在眉睫，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审计体制的改革创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可以将行政型审计体制向立法型审计体制转变，摆脱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成为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外部监督，在客观上保证审计组织的独立性。二是加强审计法律规范的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审计环境的不断变化，审计法律建设中的一些深层文化的传统弊病需要得到解决，为审计文化的培育扫清障碍。首先，立法要体现公平、公正、统一的原则，强化监督和立法审查机制；其次，修法和立法程序要公开，体现法律文明；再次，要树立执法公正、执法文明的意识，在公正执法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只有实践审计文明的法律建设，才能为审计文化的培育提供有效支持。三是社会正面评价的激励。要注意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价与政府的支持，从正面培养审计人员高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并使其良好的职业精神得到不断的强化，使不好的审计行为得到抑制。四是提高审计人员素质。一方面，为审计人员的审计活动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审计文化的培育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审计人员终身教育，给审计文化的培育以肥沃的知识土壤；同时，注重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培养，为审计文化的培育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
现如今，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场针对全国政府性债务的“审计风暴”正在上演。7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布了一则短消息：“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8月1日开始，这场被誉为史上最严、规模最大的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在中国全面展开。
强烈信号
历史上，审计署曾于2011年和今年6月公布过两次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的审计结果。在债务规模的统计上，第二次的数据比第一次增长了12.94%。
与前两轮相比，8月1日启动的全面审计将政府性债务审计范围规定在除省、市、县三级之外，还增加了中央和乡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政令向外界释放出新一届政府非常重视国家整体金融风险的强烈信号，以及对经济政策全盘摸底的决心。厘清政府性债务有助于中央政府把握宏观经济控制力度。此外，中国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经济增速下滑，中国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答案或许能从本轮的债务审计中得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认为中央此次摸底政府性债务问题旨在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该也需要涉及分税制改革，特别是在‘营改增’之后，改革的迫切性已经在加强。推动这项改革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而搞清政府性债务问题就是一个前提。”
审计行动
据了解，本轮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和2011年一样都属于国务院委托的专项审计，其性质不同于每年进行的例行审计。为保证审计质量，审计署18个特派办将审计18个重点省本级及省会城市，其他省本级及省会城市实行交叉审计，省级审计由本省审计机关统一组成审计组，采取上审下、交叉审的方式，对除省会城市本级以外的市、县、乡进行审计。
其实，在审计署对外公告此轮审计之前，7月26日晚间便传出了“国务院发特急明电，审计署将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训，下周进驻各省市。”的消息。暗示出此次审计任务的紧迫性。
吉林省财政厅债务金融处副处长岳喜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也证实称，全面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政令文件早就已经下发到了省财政厅办公室，收到文件之后省财政厅便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部署。7月31日早在审计署开展债务审计的信息披露之前，15名审计人员已经进点吉林省财政厅展开工作。8月1日省财政厅召开了动员启动大会，宣布审计工作全面展开。“根据审计工作的部署，吉林省审计署负责省级、长春市的债务审计，审计厅则负责其他的县市、乡镇一级的政府债务审计。省财政厅除了负责提供工作场所等硬件支持之外，还需配合审计人员提供相应材料等等。”
据悉，全国范围内参与此项审计的人员总数在10万人以上。对于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审计人员来讲，此次审计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按照国家审计署的工作安排，以8月1日进点审计来算，8月20日之前需要将本部门的债务情况上报与审计署，10月中旬之前须向国务院提交审计报告。这也就意味着留给一线审计人员摸清债务底细的时间最多只有40天。
据了解此次审计工作除了开展人工检查和校验外，审计系统上线了金审系统，重点对数据填报的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程序化和自动化检验。在40天时间内，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的原则，审计系统将重点核查以下几个方面的债务问题：第一分析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规模及偿债风险变化情况；第二分析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行业和地铁等市政建设项目的政府性债务规模以及偿债风险变化情况；第三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偿债风向变化情况等。
隐忧犹存
中国的政府性债务究竟有多少？事实上，除了中央政府每次发债都记录在案，债务账本比较清楚之外，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并无常规的检测数据，关于地方债务规模的数据只能依赖审计部门的数据。并且国内和国际上关于这一数据的口径尚不一致。
巴克莱集团在今年年初的一则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7%，最高为50.44万亿，即使最少也将达到32.24万亿，“蕴含着巨大的财政风险”。
对此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予以澄清称，根据国债、外债等数据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并不像国际投行所说的那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政府的负债。我们在地方政府负债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
目前外界对于政府性债务的财政风险担忧主要集中在地方债上面。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报告显示，中央政府的债务较低，去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14.4%。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卢丙文认为，地方债务多的原因和上级单位要求建设基础配套设施是分不开的。“上级单位提供的资金其实非常少，但是各个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又比较多，所以地方只能依靠借债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中央和地方的投资不对等也是造成大量地方债存在的原因。例如在保障房建设领域，中央和地方的投资配比是相当悬殊的，比如中央投入1000万，那么要求地方的投资配比就要达到6000-7000万。地方除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之外，还得将一部分资金用于专项配套，所以只能借钱搞建设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一些地方领导急于出政绩亦是造成地方债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地方依靠土地财政来还债的做法也屡遭诟病。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已经高达1.7万亿元，增幅达77.3%，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同比增幅高达90%。除去卖地收入，其实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并不乐观。另根据审计署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地区有55%的债务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已经具有和房地产泡沫同样的引人担忧的风险。早在4月份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有关各方就曾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现场，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更是“挑衅性”的表示：“下一个债务危机的爆发点可能就在中国！”
现代企业是由拥有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为了获得各自的要素报酬，通过一组明示的或默认的契约（如法律、合同或文化、习俗等）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Coase等），即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anexusofcontracts）。作为委托人的债权人与作为受托人的企业管理当局之间签订的债务契约，是企业这个契约联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要素所有者存在受其自身利益驱使的动机，要素所有者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契约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反映和控制，以保证企业整体契约机制的正常运行，降低契约的沟通成本（如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Watts&Zimmer－man，1986）。会计信息作为企业契约中各要素所有者的贡献及应得报酬的界定、反映和控制机制之一，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保证企业契约缔结活动的顺利进行。①
就债务契约来说，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私利，如发放清算性股利、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放弃能带来正净现值的项目等。如果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提供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就可以为银行等债权人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的负债融资，并降低负债融资成本；还可以从债权人的角度减少作为债务人的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从而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
会计信息是由企业生产和提供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管理当局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有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会计信息进行粉饰、操纵甚至财务造假的动机，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②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应该通过对会计信息的审计，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限制管理当局的自利行为，否则就可能被视为违约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Watts&Zimmerman，1986）。从这个意义上说，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契约。国内外的经验研究表明，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在债务契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Smith&Warner，1979；Lefiwich，1980；胡奕明、周伟，2006；李源，2006；李海燕、厉夫宁，2008）。从本质上说，审计服务是一种产品，同其他产品市场相类似，审计服务产品市场也存在竞争，而由于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众多，审计服务这种产品也存在质量差异。高质量的审计能更好地发挥独立鉴证的功能，因此，自法定独立审计在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中成为一种强制要求后，关于独立审计的需求就演变成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
那么，审计服务特别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否如预期的那样能够达到上述效用呢？也即通过独立的外部审计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从而提高债务契约的有用性呢？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以及融资成本问题（Gul，1987；Blackwell，1998；Mansi，2004；Kim，2006；李源，2006；胡奕明、唐松莲，2007；李海燕、厉夫宁，2008），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直接关系，而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要考察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独立审计、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环境分析。③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除金融股以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变量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区分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发现，就研究的总样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并无显著影响，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显著存在。
与以往的研究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不同，本文主要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区分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角度加深对独立审计本质与功能的理解，丰富有关独立审计经济后果的文献，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考察不同的产权制度环境下外部独立审计对增强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差别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审计功能发挥的约束条件，以便为其效用更大程度的发挥提供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为了缓解企业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避免债务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私利，债务契约中一般有很多基于会计信息的限制性条款。但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无法根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可以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从而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Smith&Warner，1979；Leftwich，1981；Watts&Zimmerman，1986）。基于此，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合约。
围绕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国内外的文献主要考察了是否聘请审计师以及审计师的特征（主要是审计师的规模、任期及审计意见类型）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独立审计成为法定要求之前，自愿聘请外部审计师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贷款的利率水平也较低；而在法定审计成为强制要求以后，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更好地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监督，从而减少信息风险和债务人的道德风险。此外，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可能会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当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后，其债务融资的难度会增大，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可能会提高。对此，经验研究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Blackwell、Noland和Winters（1988）研究发现，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显著低于未经审计的企业。Kim（2006）把样本公司划分为具有投资价值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两个子样本后发现，在财务杠杆高、不具有投资价值和分析师跟随较少的子样本中，审计师特征（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与贷款利率显著反相关。Mans（i2004）发现，审计师的质量和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u（l1987）以新加坡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调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是否给予公司贷款以及贷款利率都会产生显著影响。Bamber和Stratton（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对债权人的风险评估、信贷决策及贷款利率等都有显著影响。胡奕明和周伟（2006）发现，当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其长期贷款数额较少。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审计师的规模和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利率显著相关。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并未对债务契约的主要变量（如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等）产生显著的影响。Johnson（1983）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贷款主管对一些主要变量（是否给予贷款、贷款额和贷款利率等）的决策与“会计报告是否经过审计”或“盈利预测是否经过审核”无关。Lin等（2003）以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银行等债权人对其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下降，但并未影响其投资或贷款决策。李海燕和厉夫宁（2008）发现，审计师的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数量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若聘请国际“四大”反而会显著地增加债务融资成本。
以上这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除了与其采用不同的方法及不同的研究设计和样本数据有关外，还与其均是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关系有关。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而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也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一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鉴证功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而增强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也会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产生影响，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则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会显著降低。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1和假说2。假说1a：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1b：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假说2a：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2b：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
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师的规模、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主要变量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产权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对契约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并将契约结构视为不同制度环境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内生变量，即公司各种契约结构的形成是不同制度下的最优安排，是企业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Coase等）。作为反映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如历史成本计价、盈余管理的存在等），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债务契约的重要依据而提供有关债务人的有用信息，从而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时，审计师的特征对两者相关性的影响显然也会受到制约，甚至不存在。本文拟从公司产权性质的角度来考察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审计师的特征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从我国转轨经济的具体实践来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强。但是，政府在资源分配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银行，成为政府官员寻租的工具之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Cull&Xu，2005；Johnson&Mitton，200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如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此外，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会使国有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这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债务融资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林毅夫、李志赟，2004）。
因此，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相比，国有公司债务契约的签订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会降低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从而直接影响外部独立审计鉴证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3。假说3a：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假说3b：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债务融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的衡量。本文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反映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反映债务融资成本。
2.会计信息的衡量。为了衡量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及其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基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2个因子，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替代指标。这7个指标分别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净利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flev）和负债资本比率（le）。通过因子分析形成的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用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3.高质量审计师的衡量。审计市场与其他产品市场一样存在着质量问题，但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观测，市场需要寻找审计质量评价的替代品。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呢？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支持大规模的审计事务所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DeAngelo，1981；De－Fong&Jiambalvo，1991；Becker，DeFond&Ji－ambalovo，1998）。规模产生质量，质量产生声誉，声誉创立品牌。于是，“四大”④在西方就成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也倍受关注，从2002年起，“四大”开始占据国内审计市场份额的前四名。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证实，国内“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而经“四大”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操控性应计数（discretionaryaccruals）略低于本土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说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审计质量。本文将以国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析，并以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敏感性测试。
（二）研究样本
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最终控制人及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假说1和假说2的样本数分别为7392和7111。
（三）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高质量审计师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auditor*factorl+β4auditor*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为了验证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opinion*factorl+β4opinion*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其中，loan和cost是模型的应变量，分别代表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loan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cost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衡量；fac－tor1和factor2是衡量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2个因子，利用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Auditor表示审计师，分别用“四大”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如果公司前一年度的审计师为“四大”或“国内十大”则为1，否则为0；Opinion是审计意见的哑变量，当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时为1，否则为0。模型的其他变量都是控制变量，其中，size为公司的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grow为公司的成长性，用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来表示；icfo为公司的资金需求，用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用期初总资产平减）来表示。由于债务融资数量和成本主要受以前年度外部审计相关信息和会计信息的影响，本文所有的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审计意见、审计师种类、反映会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指标及其他控制变量）都用上一年度的数据来表示。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假说3，本文按照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产权性质和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依据上述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以验证不同产权性质下独立审计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不同影响。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会计信息的因子分析
债权人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择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le）、债务资本比率（flev）、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共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提取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分别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变量定义及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factor1）主要对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和债务资本比率有较大的载荷率，而公因子2（factor2）主要对反映盈利能力的两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有较大的载荷率。另外，除资产负债率外，因子分析的初始解都较高，说明因子提取的效果较好。
（二）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列出样本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回归分析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我们首先在不考虑审计师特征的情况下，考察了企业会计信息对债务融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从模型1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与企业的融资数量显著正相关，而与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会计信息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银行融资决策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的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融资，而且融资的成本越低。在此基础上，我们检验了本文的假说1，即高质量的审计师是否影响债务融资数量和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见模型2和模型5。从回归结果来看，反映企业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仍然显著影响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但反映高质量审计师的替代变量与反映会计信息变量的交乘项不显著，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师并未对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影响，假说1未得到证实。这也说明银行在信贷决策中还是更多地关注企业的基本面信息，而不同规模和质量的审计师在银行信贷决策中并未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本文的假说2，即审计意见是否会影响债务融资数量和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见模型3和模型6。从回归结果来看，反映企业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依然显著影响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而无论是债务融资数量还是债务融资成本，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反映会计信息变量的交乘项都显著负相关。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说明尽管银行在信贷决策中并未区分审计师的差别，但对于审计意见的类型还是给予了充分关注，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不仅会降低债务融资的数量（即债务融资的可能性），还会提高债务融资的成本，这也反映出独立审计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在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后，我们对本文的假说3进行了检验，即审计师特征（审计师质量与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包括融资数量和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公司产权安排的制约，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和表5。在表4的回归分析中，我们按照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国有产权样本和非国有产权样本，⑤然后分别考察审计师特征（包括审计师类别和审计意见类型）对债务融资数量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从表4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非国有产权样本中，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显著增强债务融资数量与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在国有产权样本中，结果则不显著。这部分地证实了本文的假说3a，说明相对于国有产权公司，非国有产权公司的债务契约签订更多是受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会计信息对债务契约的有用性更强，审计师的质量也就起到显著的作用，经高质量的审计师审计过的会计报表信息更容易获取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国有产权公司的债务契约签订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大大降低，独立审计的作用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关于不同产权性质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数量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见模型3和模型4。从回归模型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在非国有产权还是在国有产权下，审计意见都会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数量与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假说3b未得到证实，说明无论是国有产权还是非国有产权公司，只要其被审计师出具了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其银行债务融资的数量（即可能性）都会受到显著的影响。表5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审计师特征（包括审计师的类别和审计意见的类型）对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非国有产权样本中，高质量的审计师会显著增强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即经过高质量审计师审计的会计信息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性更强，而在国有产权样本中，结果并不显著，这部分地证实了本文的假说3a。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在非国有产权样本中，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会显著提高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而在国有产权样本中，结果并不显著，这与假说3b相符合，即相对于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成本与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产权公司的银行债务契约签订并非完全是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而弱化了会计信息的债务有用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审计的作用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已达17.89万亿元，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为全面加强地方债管理，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下文简称地方债)风险隐患，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财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部署各地清理存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时将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地方债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制定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的配套办法，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债实行限额管理，建立地方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缓解地方债风险的建议。然而，地方债的增速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据新华社2015年8月29日报道，截至2014年底，地方债总规模为2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5.4万亿元，相比2013年6月末的累计债务规模增长了41.3%。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尝试从审计角度就如何提高地方债管理水平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事后审计的角度探讨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由于事后审计往往存在即使发现问题，但已木已成舟的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而在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的跟踪审计，通过事中与事后的有机结合，能及时反馈审计发现的问题，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审计效果显著。那么，跟踪审计能否参与地方债管理?
基于此，我们尝试将跟踪审计引入到地方债管理工作中，深入研究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问题。将地方债管理与跟踪审计相结合进行探讨，不仅丰富了地方债管理和跟踪审计两方面的学术文献，而且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模式和风险评价体系，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和监管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法，进而有利于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国家审计是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既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理论研究，又为国家审计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审计监督和治理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利于促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二、跟踪审计的含义、特点、作用及实践探索
(一)跟踪审计的含义及特点
跟踪审计通常是指审计事项发生后，审计机关依法对财政资金或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的全过程、分阶段、有重点的持续性审计，其对象是政府投资资金使用者从事的经济活动。跟踪审计是跟随被审计事项的发展过程持续进行的一种审计方式，具有过程性突出、时效性强、效益性明显等特点。白日玲(2009)根据跟踪审计的介入时间点，将跟踪审计分为全程介入式、适时介入式和重点介入式等三种模式。谭劲松等(2013)在分析跟踪审计含义的基础上，借鉴人体免疫系统的思想，提出跟踪审计具有三道免疫防线特征。
(二)跟踪审计的作用及适用范围
跟踪审计能及时发现、反馈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表审计意见和建议，是一种动态监督活动。跟踪审计是跟随被审计事项同步进行的一种审计方式，其优势主要表现为及时发现问题、揭示风险，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审计机关能利用自身专业技术，对被审计单位管理上可能存在的漏洞早发现、早预防，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事后监督时滞性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全面促进和提高被审计单位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或促进政府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跟踪审计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推动政策措施落实是跟踪审计的又一实践创新。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工作方案》，要求全国审计机关自2014年8月起，持续开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政策措施情况的跟踪审计。总之，跟踪审计在及时发现与披露问题、揭示风险、推动政策措施落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常(2011)认为，跟踪审计的成本通常会高于传统的事后审计，成本的提高往往会抵消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那些金额高、性质特殊的项目才适合采用跟踪审计。审计署在《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曾提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投资项目、特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事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执行试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已经实施并完成了汶川灾后重建、玉树和舟曲灾后重建、京沪高速铁路建设、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等跟踪审计项目。学者们也对跟踪审计实践进行了归纳总结，王中信(2009)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全过程跟踪审计为例，对如何开展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跟踪审计进行了探讨。自2009年起，美国审计署对一系列重振制造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审计报告12篇。美国审计署还针对页岩油气开发进行跟踪审计，监督政策落实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先后出具了89篇报告。
(三)跟踪审计用于地方债管理的创新
审计署《关于2015年地方审计机关开展审计业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持续跟踪审计地方政府性债务，注意反映和揭示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的贯彻落实。地方债管理的目标是控制规模与防范风险，跟踪审计的目的是将监督关口前移以提高监督效果，两者的着力点或关注的对象实质上都是财政资金或财政性资源。在实践中，财政资金或财政性资源已经将地方债与跟踪审计连结起来，比如有关地方债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实质上就是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体现。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并未能较好地将跟踪审计与地方债管理结合起来，对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进行__跟踪审计，学术界并未提供较好的答案。
尽管对如何加强地方债管理已有了一些探讨，但从审计视角的研究较少。王世成和李袁婕(2013)认为应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法》，在法律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全方位立体监督体系，实现依法治债，从而使地方政府举债能够有法可依，有序运行。李燕和同生辉(2014)则提出只有事前控制和执行控制相结合、主动管理和风险监控相结合，才能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落到实处。Liu(2014)认为，导致中国地方债现状的主要原因是预算软约束和非市场化的要素分配，而缓解地方债风险的措施则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和改革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Brthaler等(2015)发现，对市政债券进行限额管理能有效降低地方债规模及波动性。马轶群(2015)通过模型推理发现，国家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可以对地方政府债务租值耗散进行治理，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是目前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手段。从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普遍认可对地方债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型的管理方式。我们认为跟踪审计体现的监督关口前移、时效性强、全程监督等特点，正好契合了这些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债务跟踪审计既是地方债管理方式的创新，又是跟踪审计范围的拓展。
三、实施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
跟踪审计从地方债资金举借环节就参与到地方债资金使用的监督之中，一方面能及时发现地方债资金举借、配置、使用、偿还等环节中的舞弊、违规、违纪行为，另一方面能就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各方揭示，督促相关部门改进地方债管理工作，及时堵塞内部控制和管理过程中的漏洞，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相关违法违规，从而进一步完善地方债资金监督管理体制。而原有的事后审计只是事后反馈存在的问题，发挥的监督作用相对有限。
(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管理水平的提升
从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看，近87%的地方债资金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工程，并且这些工程一般周期长、业务复杂。对地方债资金运行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事后审计只能是批评与处罚。跟踪审计由于能更早地发现、反馈地方债资金运行中的浪费现象，促使被审计单位加强后续资金的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项目后续过程中资金运行低效或无效行为，有利于节约地方债资金，提高其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如前所述，地方债资金主要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大多属于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资金来源。执行地方债跟踪审计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总结和反映好的做法和经验，促进政策落地生根及不断完善。通过开展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可以连续监控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并如实反映与客观评价有关政策执行情况，推动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审计的效率和效果的提高
跟踪审计的优势之一是提高了审计信息的及时性。跟踪审计将监督关口前移，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而且通过信息的及时反馈，有效地降低地方政府与资金使用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或降低道德风险进而提高地方债资金的使用效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被审计单位提高资金管理水平，从而缓解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的抵触情绪，营造良好的审计氛围，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另外，地方债资金从举借、配置、使用到最终偿还需要在很多部门之间流转，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各自开展审计工作，必然造成衔接困难、重复劳动、效率低下。而跟踪审计则能自始至终围绕地方债的某一笔资金，有效减少流程中的重复环节，优化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总之，传统的地方债审计主要审计地方债的规模、结构及期限，很少涉及资金举借、配置、使用及偿还等方面的内容。如果采用地方债跟踪审计，则可以将审计监督的关口前移，对地方债资金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与反馈，促进纠正，进而起到亡羊补牢甚或未雨绸缪的作用。因此，在地方债资金管理中实施跟踪审计，对促进地方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地方债管理水平的提升、地方债政策措施的落实及地方债审计效率和效果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实施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有利条件
(一)已有的跟踪审计实践经验可资借鉴
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首次提出各级审计部门应对国家拨款的基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2001年8月，《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提出，对关系国计民生或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大的国家建设项目，政府审计机关可以对其前期准备、建设实施、竣工投产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署2008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强调，对特大型投资项目、特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事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执行试行全过程跟踪审计。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审计机关持续开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政策落实措施情况的跟踪审计。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审计力度，密切关注财政、金融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区域性金融稳定等情况，持续组织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推动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刘家义审计长在2014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审计署会加大对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
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和基于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的客观需要，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的审计方式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成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监督手段。在实践中，国家审计机关已经成功实施了汶川大地震救灾款物和灾后重建项目、玉树地震救灾物资项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西气东输工程、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项目的跟踪审计，积累了较丰富的跟踪审计实践经验，为开展地方债跟踪审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关思路与经验。
(二)国家审计的相关理论予以指导
国家审计最基本的职能是经济监督，其初始目标是检查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评价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源的效率和效果、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等。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环境的变迁，国家审计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刘家义审计长(2012)提出，国家审计的实质是国家依法使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本质是国家治理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再局限于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经济后果的评价，而应更加强调事中控制和积极预防，进一步发挥预防、揭示、修补功能，即预防潜在威胁、及早发出预警信息，揭示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修补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真正担当起作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免疫系统的角色。
与事后审计方式相比，跟踪审计突出过程监督，有效克服了事后审计即使发现问题，但纠偏成本很高或木已成舟而于事无补的局限，具有时效性较强、过程性突出、预防性明显、效益性显著等特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本质(宋常等，2014)。其实，加大审计参与地方债资金管理力度的呼声一直不断。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曾要求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动态化、常态化的审计监督。李克强总理指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政策落实的督查员和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因此，有必要扩大审计对地方债资金的监督范围，将地方债资金的举借、配置、使用及偿还等环节纳入其中，即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三)跟踪审计对象与地方债资金投向的交叉融合
目前，地方债资金的投向与审计署实施的跟踪审计项目已有部分交集。财政部《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项目安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主要安排用于中央投资地方配套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及其他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据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大部分省市的地方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主要投向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和教科文卫及保障性住房。
强化审计监督要做到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可以说，无论是对重大项目还是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其根本落脚点还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效率与效果)。围绕财政资金使用，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监督是跟踪审计的应有之义。因此，财政资金是连接地方债与跟踪审计的纽带。地方债资金投入的项目大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其资金使用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有关政策的落实，对这些项目加强跟踪审计十分必要。其实，国家审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核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为了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存在的问题，改善经营管理，堵塞各种漏洞，进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绩效。审计的主要目标，应该体现为审计发现的问题都能够及时导向制度上的缺陷及其改进，减少屡审屡犯和屡犯屡审的现象。目前的地方债事后审计模式显然达不到这样的预期目标。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2014年)规定，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审计署关于2015年地方审计机关开展审计业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持续跟踪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注意反映和揭示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意见的贯彻落实。据此，更多的地方债资金项目将纳入审计全覆盖的范围，与跟踪审计的交集也会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对地方债资金实施跟踪审计是可行的，既有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践经验可资借鉴，又有国家审计的相关理论予以指导，更重要的是审计机关当前正在实施的部分跟踪审计项目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地方债资金。因此，无论是从提高地方债资金使用效益，还是从控制地方债风险来看，地方债管理工作都需要跟踪审计的积极参与。
五、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目标与重点
地方债资金运行涉及举借、配置、使用、偿还等多个环节。针对我国地方债资金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明确各个环节跟踪审计的目标与内容，并确定相应的审计重点。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流程、目标及指标体系。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流程设计应按照风险导向和成本效益原则，将跟踪审计的重点放在能有效降低地方债风险的关键环节，促进地方政府将有限的地方债资金投入到可以产生更多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活动中去，以提高地方债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
(一)地方债资金举借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依法适度
地方债举借环节是地方债资金运行的起点。新《预算法》规定，从2015年起地方债全部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政府债务只能通过__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然而，地方政府举债的规模、期限、利率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针对举债环节的审计应重点关注地方债举债主体、举债方式、举债规模、举债程序等内容。该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地方政府未遵循新《预算法》的规定，委托非政府机构代为举债，比如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地方政府仍存在债券以外的融资方式、举借规模超出预算规模、举债不按规定程序等。
针对当前地方债举借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依法适度是该环节审计的目标与重点。第一，明确举债主体，即地方债的举债主体是否符合新《预算法》的相关要求，是否仍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这类举债主体举债;第二，规范举债方式，即除发行债券外，融资方式是否有其他形式;第三，控制举债规模，即核算地方债规模是否超出了地方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偿债峰值是否超过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第四，严格举债程序，即核查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是否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根据地方债举借环节的审计重点，在进行审计评价时，宜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举债主体合法性、举债方式市场化、举借规模合理化以及举债流程规范化;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债务率(债务余额/政府可支配财力)、新增债务率(新增债务/债务余额)、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利息负担率(当年债务利息/政府可支配财力)和财政收入增长率等。
(二)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有理有据
地方债资金的配置主要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分配地方债资金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财政资金要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县、乡(镇)进行层层拨付，导致地方债资金的分配环节过多、时间过长等问题突出，甚至有些资金始终没有拨付。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李克强总理2015年先后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
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省、市、县之间的资金配置缺乏分配依据，比如未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及偿债能力而进行几乎平均的分配;未遵循项目确定、预算安排、人大审批等程序;分配不及时，存在资金滞留、挤占或挪用等现象。
鉴于此，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省、市、县之间如何合理分配地方债资金，是否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及偿债能力，是否及时分配、及时拨付，是否存在资金滞留、挤占或挪用等现象，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等。在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也宜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地方债资金配置是否存在分配标准，是否真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执行，资金分配是否进行了公示;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资金分配到位时间和资金及时到位率(及时拨付金额/应拨付金额)等。
(三)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效益导向
地方债资金不仅仅是其规模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其使用效率与效果问题。地方债资金的使用既涉及风险水平，又涉及社会效益，是地方债管理的关键环节。《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规定，地方债资金只能用于中央投资配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然而，地方政府如果将地方债资金完全投向公益事业，其社会效益明显而经济效益不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动力不足。
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金使用部门改变地方债资金既定用途和范围，将地方债资金投向非公益性项目，甚至存在贪污、挪用、截留、浪费等现象;地方债资金使用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资金的投向，比如地方债投资项目名称、项目工期、项目负责人等信息是否进行了公示，资金使用单位是否按申报时的用途合法合规使用资金;还应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及预期效果，如是否存在资金沉淀现象、已使用资金是否与项目进度相吻合等。在地方债资金的使用环节，可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资金使用的目标性(如是否专款专用)和项目目标的可行性(如有无可行性报告);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资金到位率、施工进度完成率、项目净现值以及项目回收期等。
(四)地方债偿还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足额及时
偿还环节是地方债资金运行的终点。在此环节，落实还款来源、优化还款方式是关键。该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偿债责任不清、偿债意识不强、偿债机制不健全，以及偿债计划缺失，地方政府无相对固定的偿债资金来源，还款资金来源渠道少。
地方债偿还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偿债资金的及时到位及规模，即偿债资金到位的及时性及稳定性，偿债资金是否有预算安排;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债务监控体系，是否有系统的偿债约束机制，是否实行了债务报告制度，债务相关信息是否透明。
地方债偿还环节的审计评价，也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包括是否设立了偿债制度、是否有完整的偿债计划、财政金融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定量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当年可支配财力、偿债资金规模等。
六、改进和加强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加强地方债跟踪审计理论研究
加强地方债跟踪审计理论研究，有利于审计人员把握其发展规律，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然而，我国目前的跟踪审计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跟踪审计理论也比较薄弱。有关地方债跟踪审计的含义特点、功能作用、内容目标、方式机制以及技术运用等问题亟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以便指导和促进地方债跟踪审计的实践。现阶段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紧密结合已有跟踪审计实践，加强调查研究，了解跟踪审计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借鉴其他项目跟踪审计有益做法，不断总结地方债跟踪审计实践经验，探索其发展规律。紧紧围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形成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理论成果。第二，充分借鉴已有审计理论成果，拓展跟踪审计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三，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审计机关立足审计实践，是审计理论的实践者和应用者，掌握着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但在审计实践经验的凝集和升华上可以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理论研究。
(二)进一步充实地方债跟踪审计人员队伍
审计人员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法律、会计、财务、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深刻理解地方债资金投放与使用的制度背景及政策意图，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职业判断和专业评价。因此，需要对现有的审计人员加强培训，增强其跟踪审计业务的能力，打造一支能有效开展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工作的人才队伍。在整合内部审计资源的同时，还应该拓宽思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随着跟踪审计范围的逐渐扩大，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可以在《审计署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允许的范围内，引进或聘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这既有利于降低审计风险，也有利于增强审计结果的权威性及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可度。
(三)尽快制定地方债跟踪审计相关规制
完善的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规制，是依法开展地方债审计工作的依据。我国跟踪审计实践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经验不是很多，目前还缺乏用来规范跟踪审计的有关规制。因此，需要在不断实践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与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有关的具体规制、指导性意见或业务指南，使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逐步走上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目前，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地方债跟踪审计范围，跟踪审计不是大包大揽，不能越位参与地方债资金项目的管理;第二，要考虑审计风险，准确把握跟踪审计的介入深度和关键控制点;第三，要建立质量控制体系，提高地方债跟踪审计的质量;第四，要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
(四)进一步创新地方债跟踪审计方式方法
随着经济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挖掘大数据的价值以期望其在本行业带来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审计将在信息获取渠道、抽样方法、审计范围、审计模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在思维及理念上，应借助互联网+，尽快创新审计技术及方式方法，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一方面，在审计技术方法上，地方债跟踪审计应致力于审计信息化建设，尽快适应科技创新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进行在线审计，加快构建地方债跟踪审计应用系统，实施信息化审计;另一方面，在审计方式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高度融合，各类型审计常常相互重合和支撑，财政资金流转于企业、税务、金融等领域，涵盖多方面、多方式、多专业的综合审计将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审计方式。因此，应尝试将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与财政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财政资金审计项目结合，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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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资源有限和理性有限将使审计师无法彻底消除审计风险，合伙人将承担审计失败的最终赔偿责任。如何更好地把无限连带责任落到实处，保证审计质量，保护合伙债权人的权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要求在制度安排上实施合伙债务优先清偿的原则，需要优化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安排，并把合伙事务所的收入分配安排与合伙债务的清偿安排联系起来。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合伙债务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事务所”)的合伙债务主要导源于审计失败而招致的赔偿责任。如果合伙事务所既存在事务所的合伙债务，又存在合伙人个人债务，且可用于偿债的资源非常有限，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合伙制度还不健全，审计师行为尚待规范的情况下，研究合伙债务清偿问题，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应否区分谁的错
虽然总的说来，事务所的合伙债务最终要由合伙人承担，但由什么样的合伙人来承担，无论在法律制度安排层面上，还是在合伙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层面上都需要审慎考虑。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安排层面看，有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只要是合伙人，无论审计失败是谁造成的，都要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是普通合伙(GP)和有限合伙(LP)坚持的合伙债务清偿观，立法者这样安排合伙债务清偿，是因为他们相信，把审计责任赋予全体合伙人，可以提高合伙人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可以为确保审计质量提供制度基础，同时，可以使审计失败的受害者将损失降到最低。正因为如此，所以，(1)注册会计师(CPA)在选择合伙人时特别小心；(2)GP和LP下的合伙人无论其私人财产多少，在事务所投入了多少资本，在事务所重要和重大决策上，都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显然，这种决策机制与合伙人无论对错都要承担合伙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安排相对应(matching)。也“具有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的性质而受到广泛批评，并被有限责任合伙(LLP)所改进(王善平，2001)。二是主张应区分合伙人是否有错，如LLP。在LLP下，只有当事的合伙人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发生审计失败，招致合伙债务，那么，首先用来赔偿的是合伙资产，不足部分才由当事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种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下，LLP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了避免自己不必要的损失，(1)一般会尽可能地要求将收益分配完，使自己在合伙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尽可能地少；(2)重要审计项目需要集体决定，并采用“一人一票，多数同意”的决策机制；(3)事务所一般按照在私人财产、创新能力和风险态度等方面均比较接近的原则选择审计项目“搭档”，也可能采用风险态度比较互补的原则由事务所配置负责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二、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合伙债权优先还是共同优先
如果事务所发生严重审计失败，导致巨额合伙债务，此时，如果合伙人还有数额不小的个人债务的话，特别是当出现如下三种情况之一时，研究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顺序安排更显现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假定A与B分别代表合伙资产与合伙债务，a与b分别代表合伙人个人资产与个人债务，(1)A―B
合伙债权优先安排原则，是指合伙债权人就合伙财产优先受偿，不足部分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就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共同受偿。大陆法系国家着眼于对合伙债权人的保护，一般都采用这一原则。显然这一原则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优先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强化合伙制度的信用和法律地位，体现合伙债务清偿的彻底的无限性和连带性(钟元茂，1990)。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的企业(王善平，2002a)，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其“公信力”，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来兑现自己对社会的审计承诺(王善平，2002b)，实际上，优先偿还合伙债权，是合伙人兑现自己的审计承诺的现实表现，同时，可以强化合伙人的审计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提高合伙事务所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声誉。不过，若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当A―B
一；(3)若实施双重优先原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合伙债权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人们可能在审计市场上将“创新”变成“冒险”，将事务所变成捞取钱财的，无限连带责任就可能变成合伙事务所这一风险很大的经济组织的一文不值的“遮羞布”。
三、切实保护合伙债权人权益：需要改进的若干重要制度安排
(一)把合伙人资格安排给德高、足资、多才的注册会计师
合伙人在事务所审计风险控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事务所合伙人高标准准入，是控制事务所合伙债务风险集聚的关键所在。
1．事务所的合伙人首先应该是自然人。在合伙事务所中，合伙人是事务所风险的最终控制者和承担者，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在于它出具过多少审计报告，而在于是否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而要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必须依赖其高超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以及亲临现场的职业判断行为等，对此，非专业人员与法人一样，都没有职业判断能力，只能依赖于必要的授权，在有授权的情况下，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人的忠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无论从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角度看，还是从合伙人自身利益保护的角度说，法人与非专业人员都没有必备的职业判断能力，容易遭受有职业判断能力的人的欺骗，进而难免不欺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此外，即使让资本势力雄厚的法人与非专业人员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不是一个最优的责任制度安排。
2．事务所合伙人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还是CPA。虽然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有一定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也能亲临现场，但在执业能力上，注册评估师的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资产现时价值的判断上，注册税务师的专业优势主要表现在税务稽查、申报与筹划上，审计与资产评估、税务稽查、税收申报、税务筹划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仅仅依靠考试获得注册评估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在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上不如CPA，并且，事务所是主要提供审计这种智力服务的经济组织，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可以分别成为评估事务所和税务事务所的合伙人，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优势。
3．事务所合伙人不应该只是普通的CPA，应当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众所周知，审计报告必须由合伙人签发，独立审计对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打击人的腐败、提高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质量、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等具有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再加上独立审计的团队生产、信息不对称等特点，进一步凸现出要求合伙人道德水准高的特别重要性。但道德品质高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审计活动中不会发生审计失败，意味着更难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和在发生审计失败时更能自觉地尽力承担赔偿责任。在制度设计上需要考虑合伙人对未来民事责任的承担能力：(1)要迫使事务所说“实话”，说到底，就是要迫使合伙人说“实话”，必须以合伙人一定的最好是全部的私人财产作抵押，同时，也是社会相信CPA审计报告的经济基础；(2)事务所的经营管理需要各种经营(决策)能力(包括各种职业判断和管理决策技术)作支撑，可惜的是人们的经营决策能力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私人财产是其经营能力的重要信号，在实际经营中，富人比穷人更有号召力；(3)让私人财产殷实的CPA作合伙人，是防止CPA滥用人们对独立审计信任的重要约束机制之一，这是因为，如果CPA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就让合伙人承担“说谎”引起的民事赔偿的无限连带责任，在自利动机的推动下，合伙人自己不敢“说谎”，同时也有了监督其他人员“说谎”的积极性。
人们设计合伙制的宗旨在于通过给合伙人以无限连带责任以约束合伙人并通过合伙人约束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在审计活动中，非合伙人对合伙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为控制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合伙人应该比非合伙人更有创新能力，有更高的经营决策能力，如出色的统领全局能力，杰出的风险辨别和防范能力，较强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以及不同一般的开拓新业务、占领新市场的能力等。显然，这些能力一方面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不断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总体上，教育是获取这些能力的基础，此外，天生聪颖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来源。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学历文凭、各种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是其拥有者能力的重要“信号”，但不能迷信这些五花八门的证书，应该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纠正“信号”传递的偏差，这就是说，对CPA经营决策能力的识别是一个时间累积过程，也是团队人员彼此认同的过程，所以在发达国家，要成为合伙人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国的现行规定中，要成为合伙人必须在事务所有“五年”以上的独立承担审计业务的执业经验。在合伙人的才能中，职业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虽然部分地来源于人的悟性，从而形成先天性个体差别，更多地来源于后天习得，特别是执业经验，执业经验有利于合伙人更快捷地找到审查被审计单位重要错弊的路径与证据，有利于合伙人形成恰当的职业谨慎。合伙人不仅仅自己要职业技术高，而且要有领导那些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经验丰富或者缺乏的人把工作做好的能力。
(二)优化LLP制度安排
LLP解除了合伙人对自己不知情的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或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体现了“谁有错谁负责”和“个人有错不能累及他人”的原则。从美国的实践看，LLP也是合伙人采取的一种自救机制，只不过由于多方努力与人们对独立审计的实际需求，LLP这种不是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的最好机制，社会却不得不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储蓄与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爆炸，成了LLP诞生的催化剂(刘燕，2003)。既消除了“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又秉承了“权责对等”的现代文明(王善平，2001)。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人们更愿意选择LLP而不是GP。但必须认识到，LLP虽然是按照“谁有错谁负责”的原则来确定合伙人是否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具有科学性。然而，若从彻底保护合伙事务所债权人利益的角度看，LLP又并不总是科学的。因为如果合伙事务所的合伙财产不多，当事的合伙人又安排得很少，当某一审计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很大时，合伙人就滥用LLP所坚持的谁有错谁赔偿的法则。为此要提高LLP对虚假审计行为的约束力，就必须优化LLP：(1)提高合伙人私人财产的底线；(2)通过提高合伙人初始投资的金额和规定利润分配前必须计提最低的利润准备金，来增加事务所合伙财产；(3)规定大型审计项目至少有半数的合伙人成为其审计意见的决定人，为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性负责。如此改进LIP的理论基础是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里的特殊企业(王善平，2002a)。合伙人的非人力资本虽然也为事务所经营活动作“垫支”，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信誉担保”和“失信赔偿”的信号机制，以及在发生审计失败时的赔偿机制(王善平，2006)。
(三)与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关联起来
为确保审计质量，保证合伙事务所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我们的改进建议主要
包括：
1．要在个人所得中预留风险准备金。其主要原因是，(1)合伙事务所对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采取按贡献论回报的基本原则。来自审计业务的个人所得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潜在审计风险；(2)审计人员的流动，增加了将谁有错谁赔偿原则贯彻到底的难度，同时也显示出从个人所得中预留部分收入作为风险准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2．在分配合伙利润前预留一定比例或数额的利润。在确定可供分配利润之前，提取一定数额的利润风险准备金和发展基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合伙财产的数额，为更便利地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奠定财产基础。虽然在合伙制中，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注册资本和合伙财产的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在法律未对合伙财产和合伙人个人财产的底线作出严格规定，合伙人信用是一种在目前并不可靠的无形资产的情况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为了提高事务所的债务偿还能力，降低清偿合伙债务的难度，有必要在制定事务所收入分配制度时考虑建立事务所的利润留存制度。美国联邦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伙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利润留存制度，但是有些州依然对LLP事务所分派利润进行了直接限制，如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则等，就有相关的限制性规定。又如，英国《破产清算法》规定了“资产取回”原则――当一个有限责任合伙清算时，如果合伙财产不够偿付合伙债务时，合伙人在合伙丧失清偿能力前一段时间(2年)内从合伙的提款，可以由合伙清算人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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