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安徽财产保险;需求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产保险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宏观角度而言,财产保险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从微观角度而言,有助于企业及时恢复经营、稳定收入;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促进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有利于安定人们生活;提高企业和个人信用。自1980年恢复保险经营以来,安徽省财产保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从1990年的3.08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96%,高于同时期安徽省GDP增长速度;2007年安徽省财产保险密度为77.47元,财产保险深度为0.70%。但是,和东部沿海各省比较,安徽省财产保险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面对如此现状,我们不得不思考:安徽省财产保险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多大的相关性?如何加快发展安徽财产保险业?因而,对安徽省财产保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寻找和分析影响财产需求的重要因素,对于安徽省财产保险的后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变量选择
(一)收入(财富)水平。一方面保险产品常常被认为是奢侈品,这意味着在一定的收入约束条件下,保险需求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基本消费后的剩余得以增加,从而提高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现实购买力;另一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人们的财富积累,而风险规避程度一般被假定为财富的递减函数,这意味着随着财富的增加,对于同一保险计划,投保人愿意支出的最高保费和最优的保险金额是递减的,而最优的免赔额是递增的。更一般地说,随着财富的增加,投保人将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综上所述,收入在一定的水平下,财产保险的保费支出与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上,财产保险的保费支出可能将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减少。由于财险是以财产及其相关利益为标的,与社会总收入的关系较为密切。本文选择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该地区收入水平,并假设财产保险的保费支出随着该地区GDP的增加而增加。
(二)固定资产投资。财产保险承保的标的是物质财产及其有关利益、责任和信用。因此,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企业财产保险、建筑安装工程等险种提供了投保的物质基础。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使得全社会的物质财产也增加,亦使可能遭受风险损害的标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对财产保险的需求。考虑到如果直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变量,有可能会和地区生产总值产生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拟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同比增长速度替代之,并假设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与财产保险的需求呈正相关。
(三)财产保险产品的价格。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需求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保险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其需求量和价格也密切相关。其他条件不变,保险价格即费率越高,保险需求者的需求量越少。但是,在财产保险需求因素的研究中,因为缺失合适的价格数据,保险价格很少作为自变量出现。赵桂芹(2006)采用全部产险保费与赔付款额之比,来定义财产保险价格,并假定财产保险价格与需求呈反向关系,但是被证明,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如此定义的“保险价格”并非实际保险价格的一个好的变量。另外,考虑财产保险价格在区域范围内采用一价制,本文在模型中未采用产险价格作为解释变量。
(四)保险意识。需求是有意愿并有能力购买商品的数量。消费者是否有保险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保险意识和保险观念。但是,保险意识作为一种主观产物,很难用数量来衡量。一些文献用受教育程度作为保险意识的替代变量,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更能感知风险,表现得更为风险厌恶,从而更愿意通过保险转嫁风险。Hammond,Houstonand Melander(1967),Ferber and Lee(1980),Browne and Kim(1993),Gandolfi and Miners(1996)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参考赵桂芹(2006)选取教育经费支出为变量代替保险意识,并假设其与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五)经济补偿功能。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补偿。当前,即便保险产品衍生出许多其他功能,但是人们仍然认为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的最重要功能。经济补偿功能的实现有助于财产保险需求的扩大。本文拟用前期赔款额为变量来衡量经济补偿功能与当期财产保险需求的关系,并假定前期赔款额与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
系。
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和研究方法。本文所选取数据均来自相应各期的《安徽省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0～2007年,共18组样本,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和前期赔款额为解释变量,选取安徽省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为被解释量来衡量财产保险需求。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安徽省财产保险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所有数据处理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0。
具体模型如下:
lnPREt=?茁0+?茁1lnGDPt+?茁2lnINVt+?茁3lnEDUt+?茁4CLAt-1+ut
其中,PREt表示t年省内产险的保费收入,GDPt表示t年省内生产总值,INVt表示t年省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同比增速,EDUt表示t年教育经费支出,CLAt-1表示t年前一年的赔付额。
(二)实证结果。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财产保险需求回归模型的各个参数。详细的回归结果见表1、表2。(表1、表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拟合的效果很好,修正的拟合优度达到0.985168,F统计量为283.2877,给定1%显著水平,F0.01(4,13)=5.21,这说明模型总体有显著意义。?茁1、?茁2的t统计量分别为6.483331、3.713747,而给定显著水平0.01,t临界值为3.01,因此解释变量对保费收入的影响显著。?茁3、?茁4的t统计量分别为1.954617、1.790017,而给定显著水平0.1,t临界值为1.77,所以解释变量对保费收入的影响显著。综上所述,本文所选择的四个变量都能通过统计检验。D.W.统计量为1.098014,给定显著水平0.05,D.W.的上下限为0.82、1.87,显然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Obs*R-squared为17.72094,小于x0.052(14)=23.685,所以该模型中也不存在异方差。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安徽省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省内生产总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弹性为1.1112,即省内生产总值增长1%,财险保费收入增长1.11%。该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不仅还处于收入(财富)水平促进财险需求阶段,而且经济发展是安徽省财险需求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安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切实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安徽省财产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率与安徽省财险保费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其弹性为0.44,这与前文假设相符。实证研究说明,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于安徽省财产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财产保险承保的标的就越多,所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安徽省财产保险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财险保费收入与教育经费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弹性为0.34,这与我们假设相符。教育经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安徽人民总体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一般对风险的感知更为敏感,他们更愿意且更懂得通过投保来转嫁风险,进而他们的保险消费行为会更加理性和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保费规模,扩大了保险需求。此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一般收入水平较高,从这方面看,教育经费支出增加也会增加财产保险需求。
(四)前期赔付与当期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一致。实证结果表明:其弹性为0.44,即前期赔付增加1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即增加0.44个百分点。保险赔付是保险补偿功能的重要体现,其实现的程度会促进保险需求的增加。可以说,经济补偿功能的实现是安徽财产保险实现飞跃发展的重要保证。经济补偿是现代保险的三大重要功能之一,人们之所以购买保险就是为了转嫁风险,希望在出险后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如果投保人投保的财产保险能够很好地履行经济补偿功能,便能推动财产保险需求进一步增加,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要推动安徽省财产保险快速发展,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把安徽省经济发展好,因为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是财产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第二,牢牢抓住这一轮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好机遇,积极开展工程保险、责任保险等相关险种,既保障安徽省基础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推动自身发展。应该说,这是安徽省财产保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良机;第三,要认识到保险意识对财产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力宣传保险理念,开展保险知识教育,将潜在的保险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推动财产保险发展;第四,保险公司要诚实守信,改善和维护保险的声誉,杜绝“拒赔”、“惜赔”现象,提高理赔工作质量,履行财产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提高服务质量是推动安徽省财产保险发展的关键,在实践中重视以理赔工作为代表的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安徽省财产保险的发展。
(作者单位:1.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2.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绪瑾主编.保险学(第三版)[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赵桂芹.非寿险需求、经济发展与损失可能性:来自1997-2003年31个省(市)的实证分析[J].预测,2006.3.
关键词: 西方财产权思想 保护财产权 基本自然权利 私人合法财产的征收与征用
一、近代西方财产权的重要思想
西方私有财产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天赋人权学说，洛克最早对财产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即劳动创造价值，只要凝结了人类的劳动，自然物就被赋予了由劳动创造的非自然的价值，那么被劳动改造后的自然物就理所当然地归为该劳动者私有，便成为了该劳动者的财产。他说：“上帝是以什么限度给我们财产的呢？以供我们享用为度。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具有平等、自由、享有和平的天赋人权，同时财产依循自然法而被保护起来。
卢梭将财产作为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他在《政治经济学》里写道：“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他在《社会契约论》里说：“最初占有者的权利，虽然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真实些，但也唯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
财产权在西方国家被视为与生命权、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当中。
二、近代西方财产权思想对中国保护财产权的启发
在财产权思想的影响下，保护私有财产权深入人心。西方财产权思想对当代西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些理论加之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为中国保护私有财产权有所启发。
2.1 财产权是基本自然权利之一
洛克对财产源于劳动所得的思想，奠定了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基础，因为人类劳动是天生的、自由的，而由劳动所改造后的自然物也应当自然地成为财产。卢梭也同意劳动是确定财产所有权的标志，他说：“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够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因此，中国应当摒弃私有财产权就是非社会主义的观念，从基本自然权利的角度出发保护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自然权利之一。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以所有权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在流通中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唯一前提是任何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即契约自由关系，是构成契约权利的基础，所有权和契约权是商品经济的私人权利体系的核心。财产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权利最后都被归结为财产权，而平等自由的契约交换关系是财产权得以实现的核心因素。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宪法被视为社会契约的成文形式，人类自愿结合为人类社会，自愿将权利交予国家，由国家作为者代表行使国家，人民严格履行契约内容，服从者。但是洛克认为人类在交出所有权利的时候，保留了一项权利，那便是生存权。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财产是维持基本生存的保障，因此无论从基本自然权利还是社会契约角度，国家都应当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
2.2 国家对合法私有财产的征收与征用
霍布斯奠定了一个有关征收、征用合法私有财产的基本原则，即在共同的和平与安全面前，高于财产权。霍布斯说明基于和平与安全以及国家的存在，私有财产权不能排斥者，其原因有二：第一，国家分配财产所有权是为了和平与安全；第二，如果私有财产权排斥者，国家将趋于解体。
但是，霍布斯认为“公共财富除了紧急情况的需要以外，便不能加以其他的限制。”以及他认为“划拨一份资财给国家并没有用的”，他给者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和平与安全而分配和征用私有财产。“所作的任何分配如果违背了这一目的，便是和那些把自身的和平与安全付托给他、由他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良知处理的每一个臣民的意志都相违背，因之，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意志说来便都应认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国家有权征收、征用私有财产，但是必须是基于国家的和平安全与存亡关系上，在其他任何不足以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国家都不能挑衅私有财产所有权。
中国处于全球化进程浪潮，以“公共利益”优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房屋改造等国家、地方政府项目吞噬着私人财产，“公共利益”成为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挑战。在没有国家和平、安全威胁下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征用，国家就应当以市场原则进行等价交换，即补偿。国家为提高“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征用所给予的补偿应当严格按照市场交换原则进行，并完全尊重当事人的自愿意志平等协商。国家不得以国家强制力威慑财产所有者，而是应当以国家权威保障财产所有者的一切合法财产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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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全生产管理费具体含义
企业安全生产费主要是指政府规定的针对诸如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冶金、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行业等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用于建设企业安全生产防护体系、明确安全责任主体的财务保证和长期保障费用，从营业收入中进行提取，计入相关产品成本，属“专项储备”科目。
1.2新安全生产管理费提取使用的变更财企
〔2012〕16号文对安全生产管理费的提取和使用进行了新的规定，与财企〔2006〕478号文相比，新的安全生产管理费用提取使用规则有了更加科学的转变。第一，新《规定》下，改变了原有的财务管理理念，变为使用规则，提高了安全管理费用的管理层次。第二，对不同行业的提取比例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水电工程建设变为2.0%，机电工程为1.0%，道路交通企业为1.5%等。第三，细化了相关的管理费用内容，比如将原有的“配备”细化为“配备、维护、保养和检查”，提高了相关规定的等级，使《规定》的内容更加完善，防止企业钻《规定》的文字漏洞。第四，强化了财务管理方式，比如讲安全管理费用编制提取计划、纳入全年预算等，在提取、计税和使用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并且制定了维护企业相关权益的条款。
2影响企业安全生产费提取和使用的具体因素
2.1激励因素欠缺
在宏观层面，国家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制度是为了建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意识，并且通过费用的提取，强制企业提高自身安全生产能力的，提高财务保障的能力，是为了预防和减轻安全生产事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但是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一些企业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和规范的操作流程，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降低风险，而不是提取一部分费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且，当前费用的提取缺少对企业发展激励因素，企业提取费用后看不到回报，反而凭空增加了投入，自然缺少提取和使用的动力。
2.2财会计税与核算方式欠缺
就《规定》施行后的效果来看，许多新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与使用，其中就包括财务计税与核算方式的问题。虽然《规定》与《财务会计准则》等文件中对此做出明确要求:“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进入专项储备科目。”但是在实际的计税和审核中，很难划分安全生产投入的固定资产与其他投入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少企业在计提折旧、计算和编制利润表的过程中为了降低提取数额而混肴资金使用方向，编制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或者直接减少安全防护设备费用，代之以各种名义的补贴发放职工，以规避相关费用的提取。
2.3提取使用监管体系欠缺
对于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与使用的监督管理体系欠缺也是制约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府的角度，当前监管的现状是多部门联合监督管理。看似通过安监、财政、技术等部门的联合监督来提高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监督，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多部门确实已经共同参与，但是其行动却并未联合。这其中原因:一是安检人员不懂财税、财务人员不懂技术，监督期间“各司其职”，导致存在监督的真空区。二是企业内部混乱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也导致了企业自身难以对相关问题建立清晰的管理机制和数据收集渠道，包括财务内部核查不充分，转向储备数据与现实资产不匹配，导致账实不符等。另外，不少小型企业根本就没有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费用提取的财务管理系统，费用的提取数额随意，往来账目混乱，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导致监管部门只能任凭其自由生存，只要不出问题就不去主动管理。
3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费提取和使用的具体措施
3.1增加激励措施，调动企业提取与使用的积极性
对于当前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费用提取与使用，首先要争取到企业的配合。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积极配合和参与。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第一，就是加大对安全生产费用的宣传力度，让范围内行业的从业人员了解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含义，明确其具体意义，利用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为积极配合的企业做好宣传，相当于帮助企业扩大知名度。第二，进一步细分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安全生产缴费比例，并进行严格的缴费监督。第三，制定与之相配合的税务政策支持，对积极参与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的企业制定相应的抵扣政策，降低企业的成本消耗，减轻企业负担。第四，就是可以通过完善固定资产冲抵安全生产费用的税务规定，放宽资产界限，增加计提折旧，让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投入相关费用不必担心增加负担。
3.2完善财会核算方式
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方面，也要加强相应的财会核算方式，比如制定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费用财务核算规则，既要在财务法规的范围内制定核算方式，又要保证核算方式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此外，还应当对计入成本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计费改革，明确企业相关费用应当计入产品成本还是当期损益，让企业年度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产生方式更加清晰。
3.3健全监督法规，提升监督管理力度
对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还应当建立完善的管理法规和监督管理体系。首先，要通过及时调查，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与使用监督法律法规，让监督的行政管理行为有法可依。其次，还应当针对监督管理行为进行系统的规范和组织。针对当前监督力量分散、专业性不足的情况，通过建立专业的体系化队伍，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安全管理设施、固定资产、财务数据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化审查，加强对企业弄虚作假的判断能力。最后，还需要加强队检举渠道的建设，完善检举人的风险保护能力，加强对举报信息的核实力度，促进企业安全绳管理费用提取监督体系的建设。
4结论
总而言之，对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管理，是一项兼具长期性和专业性的社会管理任务。我们必须遵循社会历史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在不同时期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要求做出与时俱进的改进，通过建立舆论监督、企业努力、政府管理为一体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体系，提高我国企业的安全生产能力，保障广大职工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力，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者:苏立宪 单位:天津东方泰瑞科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胡颖.浅析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管理［J］．财会研究，2013(8):45－46.
财政的不安全自古有之，在古代和近代，财政危机通常是社会动荡、暴力革命、政府更迭的导火索。但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后的近200年间，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其中甚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的不安全迹象开始出现并呈蔓延之势。
先看早期工业化国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福利国家的政府出现被称为“福利病”的财政危机。里根政府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引发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内关注财政安全的呼声鹊起；90年代后进入长期萧条的日本力求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因此大量发行国债，也使财政安全堪忧。再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外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种危机交织到一起，互为作用，财政是这些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接受结构性重组，丧失部分财政。还有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转型的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财政困难尤甚。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这一现象已受到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典型的表现是，致力于协调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曾专门组织有关专家与各国财政部门合作研究一国的财政可否持续。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财政安全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呈显性化之势。
二
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激发了理论界对其根源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的关系上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根据经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内生财政平衡。公共财政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执行经济职能。有限的作用领域决定了政府的支出规模是有限度的，而以支定收的税收理论依据也排除了支大于收的可能。虽不能排除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但从整个经济周期考察，财政预算基本能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存在财政安全问题。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财政安全问题，也至多是某些国家的特例。而事实上是新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的安全问题，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内生财政不安全因素，因为经济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面临风险，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又不符史实。我们说过，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200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存在于各类国家的财政风险，而恰恰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熟之时，在政治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之日，财政安全问题反倒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这又该作何解释?
更多学者试图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经济史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发生财政安全问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必要条件。有人认为政府从资金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私人部门担保者的角色转换带来了财政风险，但不直接提供资金服务恰好不给政府带来直接的支付负担，何以祸及财政安全呢?有人认为是财政机会主义倾向造成政府过多的隐性的、或有的负债给财政安全造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机会主义行为呢?
可见，上述观点都能从某个角度说明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都没有抓住财政安全问题何以产生的全貌，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主张对上述观点用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对该问题有个全面的认识。
三
(一)市场经济中财政职能的扩展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根本原因。
1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把财政的职能定位在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这种定位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财政领域的反映，即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参与资源配置，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调节分配不公。这种财政职能观决定了政府收支是有限度的，并可基本保持平衡，代议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主要是预算法案)为政府收支平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史实亦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能保持预算的年度平衡。现在看，那个时期充分就业状态是预算平衡的宏观经济背景。
2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的职能观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对产出的决定作用(现在看应该加上非充分就业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产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财政的第三个职能－－稳定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虽先后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增长、70年代滞胀及80年代的复苏，经济理论界也曾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各领一时的局面，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作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始终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杠杆。
有了理论的导航，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财政的稳定职能在抵消经济波动的同时为自身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为拉动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必须大量发行国债，这就给政府带来偿付风险。同时，政府要偿还国债利息，这样就间接承担了市场利率风险。国债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一项安全隐患。其次，国债筹集来的资金多用为公共投资，投资项目建成后还要发生维护费用需要续投资，也要由政府承担。而且，公共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状况也要随市场价格波动，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公共投资的维护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二项安全隐患。最后，大危机后为平稳消费及社会安定，政府主导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市场利率风险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偿付风险等。这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三项安全隐患。
3促进发展。财政是否应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至今在理论界还颇受争议，但事实上以东亚、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实践着这项职能，所以我们在此先抛开理论争论确认这项职能。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促进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在此无需赘述，但这些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力图依赖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促进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典型表现。经济有效率地发展还是要靠民间和企业的作用，政府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催化剂、合作者和促进者”。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政府尽量避免采取预算内补贴或直接为公共产品融资等措施，而是以政府担保形式为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市场主导型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为财政自身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政府担保等并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内，但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金融危机)确实又会构成政府支出，而一旦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政府就可能陷入财政危机，P0lackova把这种支出叫做“显性或有负债”(见表1)。典型的显性或有负债包括：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支付危机转移给财政的负债以及政府担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遇到困难由财政承担等。显性或有负债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之内；其二，与传统预算内出现的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一定发生，其发生与否视特定事件是否发生，所以称之为“或有的”；其三，是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承担的义务。或有负债并不是新鲜事，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也有或有负债，如美国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担保，但由于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或有负债的披露机制且对其风险管理严格①，加之金融系统较完善，需要政府担保的事例并不多，且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为稳定，“或有”并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了或有负债的重要性。或有负债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另一个经济联系通道，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引起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系统不良债务，而一旦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累计到一定程度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就要拿出大量资金救助，或有负债就变成了真实负债，对或有负债没有任何准备的政府就此面临财政危机。
4推动转轨。推动转轨职能更是在经典财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字眼，但确实是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生并对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财政安全隐患还加上了来自政府担保引发的显性或有负债，那么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则面临包括以上两者在内的更多的隐患。由于转轨方式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而不同转轨方式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又不相同，这里因主题所限不能分别详述，在此仅以渐进式转轨的中国为例做简单个案分析。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场，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基础。同时，政府还要把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承接过来，以执行调节分配和社会稳定职能，这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就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失业救济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加之过早进入老龄社会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又给这些支出项目上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隐患。中国财政还要承担稳定经济职能，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例，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国债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后续公共工程投资维护义务。推动转轨－－或者说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多，如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各级政府部门为引资进行的担保、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见表2)。
(二)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上文中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不安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引发财政危机。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也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尤甚。“各种风险－－高汇率高利率带来的政策风险、国内资产价值泡沫、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过度借款－－可能引发投资者短期内迅速抛出各种证券、国债和货币”，这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骤然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危机后经济萧条造成税基锐减，政府要为金融系统重组埋单，政府还要支付其他形式的担保(如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等等。如果说金融危机给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是危及财政安全的中长期因素。一个冲击来自税收竞争。资本高度流动下，各国为吸引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另一个冲击来自跨国税费逃避。跨国公司利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管制，在国际间进行税收筹划，使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使各国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就能弄清楚经济全球化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财政不安全，而是财政职能扩展造成财政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这些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极易变成现实，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可被喻为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三)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机会主义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原因，虽然这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面对的指责。什么是财政机会主义?结合Easterly和P0lackova的论述，可以这样定义：当有诸如议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外部机构监控政府的预算内收支时，政府就会利用预算外收支短期内并不会给财政平衡造成影响的机会，产生从事预算外收支活动的偏好，而这种暂时隐匿的影响迟早会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担保等行为即是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表现。这些国家政府在最开始进行担保时应该是以利用市场机制为初衷的，但随着政府认识到这类行为不像直接发债那样影响预算平衡，便不自觉地产生了不计实际效率而继续这种行为的偏好，导致政府担保等行为过多。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它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就会变成真实的政府负担。从而危及财政安全。可见，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危及财政安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财政机会主义就失去了原动力，也就不会发生。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确实增大了财政风险，所以给它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推波助澜”。
四
至此，我们对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有了个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解开了前文提到的“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之间关系的悖论”。应该看到，经济波动及其带来的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这些风险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价格、利率等杠杆传导到财政收支而影响预算平衡。而财政承担的职能越多财政越不安全的史实告诉我们，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要“有所作为”。可见，悖论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中财政的不安全是内生的、绝对的、永恒的，安全则是外生的、相对的、暂时的。
财政职能扩展是经济现实使然，本也无可厚非，扩展过程中带来的财政危机在于人们对问题没有事先充分的认识和控制。因此，安全是外生的，需要政府和私人部门协作，在手段和制度上建立安全的保障。安全是相对的，应该允许风险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能因噎废食，为保安全而无所作为。安全是暂时的，经济风险时刻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根除，需要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对安全状况时时监控，随时化解，防患于未然。
论文关键词 入户盗窃 刑事法益 既遂 未遂
盗窃罪在我国犯罪的比重较大。据统计，2009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结案766746件，其中盗窃罪结案186995件，占全年一审刑事结案数的24.39%。豍就笔者所在法院，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共审结案件531件，其中盗窃罪120件，占22.6%。其中入户盗窃35件，占盗窃罪总数的29%；入户盗窃有盗窃前科的18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5%；户内有人的共12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0%；未盗得任何财物的有10件，占盗窃罪总数的8%。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2011年5月1日起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来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条文之后，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方式。实践中，入户盗窃零获利判决迥异的案例纷纷见诸于报纸，引发了大家的争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由于各地司法机关见解不一，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何为“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非法进入他人的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豎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对“户”的范围认定是相通的，故入户盗窃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户”的范围，但入户盗窃不以入户前即有盗窃为目的为前提，只要非法入户即可，如诈骗为目的进入户内后盗窃，就可认定为入户盗窃。判断入户是否具有“非法目的”，应结合入户的时间、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自己的辩解及户的安全防护措施等条件进行综合判断。当然以合法目的入户后产生盗窃故意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入户盗窃”侵犯的法益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指人的生活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也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故只有严重侵犯法益或侵犯重大法益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确定法益内容一般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一方面要考虑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另外一方面要以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为根据。豏盗窃罪作为一种典型的侵犯财产犯罪，财产安全便是重要的法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入户盗窃呈多发态势，不但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宁权，还易引发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给被害人的生活造成强烈的不安定感。为了更好地打击该类犯罪，单独将入户盗窃入罪，更好保护公民的住宅安宁感与公民财产安全。从刑法的任务及目的出发，法益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是属于同一概念。犯罪行为如果直接侵犯到两种以上具体社会关系，理论上称之为复杂客体。在复杂客体中，两种客体在具体犯罪中有主次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如抢劫罪，不仅侵犯公、私财产关系，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立法者就把抢劫罪列入侵犯财产罪中。入户盗窃也是如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分所保护法益的主次关系。当户内有人时，刑法应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与公民财产权益进行同等保护，只要严重侵害其中一种法益，就应该认定入户盗窃既遂。豐相反，若户内无人，此时入户盗窃严重威胁的是公民财产安全，应将此放在法益保护的首位，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保护相对较弱。
三、从侵犯法益视角看“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
我国刑法理论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说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一般认为，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豑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在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特定行为对象，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便属行为犯。第四种观点反对行为犯的概念，认为只有结果犯，没有行为犯。豒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了（指实施终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实行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但不管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都是必须严重侵害了所保护的法益，才构成犯罪。本人赞成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认为前述关于结果犯与行为犯区分的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行为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而结果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发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反观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要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区分。当户内有人时，住宅安宁权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只要入户了，就已经严重侵害了该法益，侵害的结果就已经发生了，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行为犯；反之，如果入户盗窃时，户内无人，公民财产权就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应考虑财产受侵害的程度，此时入户行为虽然完成，但侵害财产的结果还未发生，只有使被害人失去财产时，犯罪结果才产生，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结果犯。
四、“入户盗窃”犯罪既遂认定
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我国刑法并未直接做出规定。目前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构成要件齐备说”是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但上述学说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本人赞同应当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判定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犯罪客体是否受到侵害或存在现实危险，受到何种程度的侵害而不是构成要件的具备。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该司法解释明确从犯罪客体角度来界定抢劫罪的既遂标准。根据入户盗窃时户内是否有人，保护的法益不同，既遂标准也不同。当户内有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住宅安宁权与财产权，首先侵犯住宅安宁权，此时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入户行为完成，即为既遂；反之，当户内无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公民财产权，属于结果犯，只有造成被害人一定的财物损失时，才构成犯罪既遂。此时犯罪既遂仍应采用普通盗窃的“财物失控说”的既遂标准。根据法益侵害说，只有当行为人对法益的侵犯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才值得刑法保护，也就是说盗窃的财产应达到一定数额，就笔者所在地区，达到300元以上即可。如果被害人重要价值的物品无法估价，法官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是否达到刑法值得保护的程度。
五、“入户盗窃”犯罪未遂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未遂犯的处罚，在理论上存在主观的未遂论和客观的未遂论。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处罚，只有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才予以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限制地处罚未遂犯，比如数额犯中的盗窃罪，只有数额较大，才予以处罚，此时的未遂犯，则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从而说明了我国刑法实践采取客观的未遂论。但客观的未遂论理论上又分为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后者又细分为行为危险说、危险结果说与综合的危险说。行为危险说认为，作为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危险结果说认为，作为处罚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综合的危险说认为，行为的危险性与作为结果的危险是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本人也认为实质客观说中的危险结果说作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更合理。依照犯罪未遂理论，着手实行犯罪是成立犯罪未遂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着手实行犯罪，对于正确认识犯罪未遂具有重要意义。着手，也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别的标志。主观上，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意志已通过客观的实行行为表现出来，而与预备实行犯罪意志不同。客观上，行为人已开始直接实施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且已严重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果行为人没有出现意志以外的原因阻碍或自动放弃犯罪，这种行为将继续，直至犯罪的完成，即既遂，在结果犯的犯罪中，还会出现犯罪结果。换言之，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发生危险结果）时，即为着手。至于何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则应根据不同犯罪、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豖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标志，犯罪未得逞，是指行为人虽然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但没有既遂。入户盗窃是入户行为与盗窃行为复合，盗窃行为是在入户行为完成后才开始的。在认定入户盗窃何时为着手与未得逞之前，应该从入户盗窃的所要实施的行为来具体判断。
实践中入户盗窃的方式主要有：（1）采用撬门、踹门等破坏性方式入户的；（2）采取爬窗、翻墙入户的；（3）采取其它非法方式骗取被害人同意后入户的。据此，当户内有人时，则只要行为人开始撬门、溜门、爬窗、翻墙等入户行为时，就已经对住宅的安全产生威胁，进而对屋内的被害人安全感产生最紧迫危险，此时即是犯罪着手。在实行过程中，若因为行为人本身以外的原因未能进入户内，比如未能打开防盗门或无法爬进窗户等情况，造成行为人无法完全进入户内，则是犯罪未遂。相反，当户内无人时，则以行为人开始寻找财物时为犯罪着手，此时对被害人的财产安全造成最紧迫的危险，随时都会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此时，若行为人在实行过程中，由于户内无值钱东西可偷，或在找财物过程中被害人抓住等原因，未能偷到财物，即是犯罪未遂。此时即使未偷得财物，但入户行为也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全，应对该类未遂犯进行处罚。
[关键词]财政安全；财政职能；经济全球化；财政机会主义
一
财政的不安全自古有之，在古代和近代，财政危机通常是社会动荡、暴力革命、政府更迭的导火索。但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后的近200年间，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其中甚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的不安全迹象开始出现并呈蔓延之势。
先看早期工业化国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福利国家的政府出现被称为“福利病”的财政危机。里根政府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引发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内关注财政安全的呼声鹊起；90年代后进入长期萧条的日本力求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因此大量发行国债，也使财政安全堪忧。再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外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种危机交织到一起，互为作用，财政是这些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接受结构性重组，丧失部分财政。还有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转型的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财政困难尤甚。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这一现象已受到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典型的表现是，致力于协调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曾专门组织有关专家与各国财政部门合作研究一国的财政可否持续。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财政安全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呈显性化之势。
二
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激发了理论界对其根源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的关系上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根据经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内生财政平衡。公共财政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执行经济职能。有限的作用领域决定了政府的支出规模是有限度的，而以支定收的税收理论依据也排除了支大于收的可能。虽不能排除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但从整个经济周期考察，财政预算基本能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存在财政安全问题。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财政安全问题，也至多是某些国家的特例。而事实上是新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的安全问题，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内生财政不安全因素，因为经济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面临风险，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又不符史实。我们说过，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200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存在于各类国家的财政风险，而恰恰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熟之时，在政治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之日，财政安全问题反倒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这又该作何解释?
更多学者试图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经济史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发生财政安全问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必要条件。有人认为政府从资金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私人部门担保者的角色转换带来了财政风险，但不直接提供资金服务恰好不给政府带来直接的支付负担，何以祸及财政安全呢?有人认为是财政机会主义倾向造成政府过多的隐性的、或有的负债给财政安全造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机会主义行为呢?
可见，上述观点都能从某个角度说明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都没有抓住财政安全问题何以产生的全貌，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主张对上述观点用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对该问题有个全面的认识。
三
(一)市场经济中财政职能的扩展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根本原因。
1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把财政的职能定位在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这种定位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财政领域的反映，即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参与资源配置，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调节分配不公。这种财政职能观决定了政府收支是有限度的，并可基本保持平衡，代议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主要是预算法案)为政府收支平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史实亦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能保持预算的年度平衡。现在看，那个时期充分就业状态是预算平衡的宏观经济背景。
2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的职能观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对产出的决定作用(现在看应该加上非充分就业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产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财政的第三个职能－－稳定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虽先后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增长、70年代滞胀及80年代的复苏，经济理论界也曾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各领一时的局面，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作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始终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杠杆。
有了理论的导航，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财政的稳定职能在抵消经济波动的同时为自身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为拉动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必须大量发行国债，这就给政府带来偿付风险。同时，政府要偿还国债利息，这样就间接承担了市场利率风险。国债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一项安全隐患。其次，国债筹集来的资金多用为公共投资，投资项目建成后还要发生维护费用需要续投资，也要由政府承担。而且，公共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状况也要随市场价格波动，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公共投资的维护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二项安全隐患。最后，大危机后为平稳消费及社会安定，政府主导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市场利率风险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偿付风险等。这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三项安全隐患。3促进发展。财政是否应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至今在理论界还颇受争议，但事实上以东亚、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实践着这项职能，所以我们在此先抛开理论争论确认这项职能。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促进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在此无需赘述，但这些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力图依赖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促进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典型表现。经济有效率地发展还是要靠民间和企业的作用，政府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催化剂、合作者和促进者”。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政府尽量避免采取预算内补贴或直接为公共产品融资等措施，而是以政府担保形式为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市场主导型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为财政自身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政府担保等并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内，但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金融危机)确实又会构成政府支出，而一旦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政府就可能陷入财政危机，P0lackova把这种支出叫做“显性或有负债”(见表1)。典型的显性或有负债包括：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支付危机转移给财政的负债以及政府担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遇到困难由财政承担等。显性或有负债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之内；其二，与传统预算内出现的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一定发生，其发生与否视特定事件是否发生，所以称之为“或有的”；其三，是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承担的义务。或有负债并不是新鲜事，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也有或有负债，如美国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担保，但由于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或有负债的披露机制且对其风险管理严格①，加之金融系统较完善，需要政府担保的事例并不多，且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为稳定，“或有”并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了或有负债的重要性。或有负债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另一个经济联系通道，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引起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系统不良债务，而一旦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累计到一定程度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就要拿出大量资金救助，或有负债就变成了真实负债，对或有负债没有任何准备的政府就此面临财政危机。
4推动转轨。推动转轨职能更是在经典财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字眼，但确实是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生并对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财政安全隐患还加上了来自政府担保引发的显性或有负债，那么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则面临包括以上两者在内的更多的隐患。由于转轨方式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而不同转轨方式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又不相同，这里因主题所限不能分别详述，在此仅以渐进式转轨的中国为例做简单个案分析。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场，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基础。同时，政府还要把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承接过来，以执行调节分配和社会稳定职能，这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就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失业救济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加之过早进入老龄社会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又给这些支出项目上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隐患。中国财政还要承担稳定经济职能，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例，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国债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后续公共工程投资维护义务。推动转轨－－或者说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多，如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各级政府部门为引资进行的担保、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见表2)。
(二)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上文中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不安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引发财政危机。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也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尤甚。“各种风险－－高汇率高利率带来的政策风险、国内资产价值泡沫、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过度借款－－可能引发投资者短期内迅速抛出各种证券、国债和货币”，这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骤然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危机后经济萧条造成税基锐减，政府要为金融系统重组埋单，政府还要支付其他形式的担保(如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等等。如果说金融危机给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是危及财政安全的中长期因素。一个冲击来自税收竞争。资本高度流动下，各国为吸引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另一个冲击来自跨国税费逃避。跨国公司利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管制，在国际间进行税收筹划，使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使各国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就能弄清楚经济全球化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财政不安全，而是财政职能扩展造成财政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这些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极易变成现实，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可被喻为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三)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机会主义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原因，虽然这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面对的指责。什么是财政机会主义?结合Easterly和P0lackova的论述，可以这样定义：当有诸如议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外部机构监控政府的预算内收支时，政府就会利用预算外收支短期内并不会给财政平衡造成影响的机会，产生从事预算外收支活动的偏好，而这种暂时隐匿的影响迟早会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担保等行为即是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表现。这些国家政府在最开始进行担保时应该是以利用市场机制为初衷的，但随着政府认识到这类行为不像直接发债那样影响预算平衡，便不自觉地产生了不计实际效率而继续这种行为的偏好，导致政府担保等行为过多。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它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就会变成真实的政府负担。从而危及财政安全。可见，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危及财政安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财政机会主义就失去了原动力，也就不会发生。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确实增大了财政风险，所以给它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推波助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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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积极探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申报、采购、配置与预算挂购的监管机制,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在政府采购管理上,按程序、规定由政府来采购,凡预算安排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资金直接划入采购专户,一律通过政府采购实施,结余资金纳入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在监督内容上要全面,注重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实现全过程监督;加强对财政运行安全性、规范性的监督和财政运行绩效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监督体系上要完善,财政系统要各司其职,通力配合,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大监督”格局;在监督成果运用上,着力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研究解决发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整章建制,强化内控,将财政监督检查结果与预算安排、预算执行等管理工作挂钩,着力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加大力度投入“三农”。重点针对农村教育、饮水安全、沼气、道路建设、卫生健康、农民就业等问题进行整合财政支农资金,集中财力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带动引领作用,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严格按照区局制定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资金发放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和足额发放,并坚持张榜公示制度,实行“阳光操作”。涉农资金实行“一折通”发放,重点突出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农村五保供养等惠民补贴资金,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来推动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实现区乡同步发展。
加大力度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在支出上纠正平时疏于管理、疏于调度,年底突击花钱的做法,做到支出进度每月都超过均衡进度,确保财政支出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益有一个大的转变和提升。在民生改善上,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推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程、高度关注和重视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就业状况,努力促进社会建设进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确保各级政府确定的各项惠民实事落到实处,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的实效性和安全性。
先看早期工业化国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福利国家的政府出现被称为“福利病”的财政危机。里根政府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引发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内关注财政安全的呼声鹊起；90年代后进入长期萧条的日本力求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因此大量发行国债，也使财政安全堪忧。再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外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种危机交织到一起，互为作用，财政是这些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接受结构性重组，丧失部分财政。还有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转型的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财政困难尤甚。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这一现象已受到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典型的表现是，致力于协调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曾专门组织有关专家与各国财政部门合作研究一国的财政可否持续。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财政安全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呈显性化之势。
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激发了理论界对其根源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的关系上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根据经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内生财政平衡。公共财政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执行经济职能。有限的作用领域决定了政府的支出规模是有限度的，而以支定收的税收理论依据也排除了支大于收的可能。虽不能排除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但从整个经济周期考察，财政预算基本能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存在财政安全问题。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财政安全问题，也至多是某些国家的特例。而事实上是新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的安全问题，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内生财政不安全因素，因为经济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面临风险，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又不符史实。我们说过，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200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存在于各类国家的财政风险，而恰恰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熟之时，在政治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之日，财政安全问题反倒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这又该作何解释?
更多学者试图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经济史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发生财政安全问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必要条件。有人认为政府从资金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私人部门担保者的角色转换带来了财政风险，但不直接提供资金服务恰好不给政府带来直接的支付负担，何以祸及财政安全呢?有人认为是财政机会主义倾向造成政府过多的隐性的、或有的负债给财政安全造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机会主义行为呢?
可见，上述观点都能从某个角度说明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都没有抓住财政安全问题何以产生的全貌，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主张对上述观点用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对该问题有个全面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中财政职能的扩展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根本原因。
1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把财政的职能定位在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这种定位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财政领域的反映，即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参与资源配置，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调节分配不公。这种财政职能观决定了政府收支是有限度的，并可基本保持平衡，代议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主要是预算法案)为政府收支平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史实亦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能保持预算的年度平衡。现在看，那个时期充分就业状态是预算平衡的宏观经济背景。
2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的职能观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对产出的决定作用(现在看应该加上非充分就业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产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财政的第三个职能－－稳定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虽先后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增长、70年代滞胀及80年代的复苏，经济理论界也曾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各领一时的局面，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作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始终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杠杆。
有了理论的导航，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财政的稳定职能在抵消经济波动的同时为自身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为拉动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必须大量发行国债，这就给政府带来偿付风险。同时，政府要偿还国债利息，这样就间接承担了市场利率风险。国债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一项安全隐患。其次，国债筹集来的资金多用为公共投资，投资项目建成后还要发生维护费用需要续投资，也要由政府承担。而且，公共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状况也要随市场价格波动，面临市场风险。
因此，公共投资的维护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二项安全隐患。最后，大危机后为平稳消费及社会安定，政府主导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市场利率风险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偿付风险等。这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三项安全隐患。3促进发展。财政是否应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至今在理论界还颇受争议，但事实上以东亚、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实践着这项职能，所以我们在此先抛开理论争论确认这项职能。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促进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在此无需赘述，但这些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力图依赖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促进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典型表现。经济有效率地发展还是要靠民间和企业的作用，政府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催化剂、合作者和促进者”。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政府尽量避免采取预算内补贴或直接为公共产品融资等措施，而是以政府担保形式为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市场主导型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为财政自身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政府担保等并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内，但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金融危机)确实又会构成政府支出，而一旦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政府就可能陷入财政危机，P0lackova把这种支出叫做“显性或有负债”(见表1)。典型的显性或有负债包括：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支付危机转移给财政的负债以及政府担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遇到困难由财政承担等。显性或有负债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之内；其二，与传统预算内出现的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一定发生，其发生与否视特定事件是否发生，所以称之为“或有的”；其三，是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承担的义务。或有负债并不是新鲜事，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也有或有负债，如美国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担保，但由于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或有负债的披露机制且对其风险管理严格①，加之金融系统较完善，需要政府担保的事例并不多，且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为稳定，“或有”并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了或有负债的重要性。或有负债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另一个经济联系通道，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引起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系统不良债务，而一旦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累计到一定程度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就要拿出大量资金救助，或有负债就变成了真实负债，对或有负债没有任何准备的政府就此面临财政危机。
4推动转轨。推动转轨职能更是在经典财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字眼，但确实是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生并对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财政安全隐患还加上了来自政府担保引发的显性或有负债，那么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则面临包括以上两者在内的更多的隐患。由于转轨方式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而不同转轨方式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又不相同，这里因主题所限不能分别详述，在此仅以渐进式转轨的中国为例做简单个案分析。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场，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基础。同时，政府还要把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承接过来，以执行调节分配和社会稳定职能，这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就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失业救济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加之过早进入老龄社会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又给这些支出项目上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隐患。中国财政还要承担稳定经济职能，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例，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国债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后续公共工程投资维护义务。推动转轨－－或者说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多，如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各级政府部门为引资进行的担保、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见表2)。
(二)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上文中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不安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引发财政危机。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也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尤甚。“各种风险－－高汇率高利率带来的政策风险、国内资产价值泡沫、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过度借款－－可能引发投资者短期内迅速抛出各种证券、国债和货币”，这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骤然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危机后经济萧条造成税基锐减，政府要为金融系统重组埋单，政府还要支付其他形式的担保(如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等等。如果说金融危机给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是危及财政安全的中长期因素。一个冲击来自税收竞争。资本高度流动下，各国为吸引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另一个冲击来自跨国税费逃避。跨国公司利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管制，在国际间进行税收筹划，使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使各国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就能弄清楚经济全球化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财政不安全，而是财政职能扩展造成财政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这些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极易变成现实，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可被喻为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三)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机会主义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原因，虽然这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面对的指责。什么是财政机会主义?结合Easterly和P0lackova的论述，可以这样定义：当有诸如议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外部机构监控政府的预算内收支时，政府就会利用预算外收支短期内并不会给财政平衡造成影响的机会，产生从事预算外收支活动的偏好，而这种暂时隐匿的影响迟早会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担保等行为即是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表现。这些国家政府在最开始进行担保时应该是以利用市场机制为初衷的，但随着政府认识到这类行为不像直接发债那样影响预算平衡，便不自觉地产生了不计实际效率而继续这种行为的偏好，导致政府担保等行为过多。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它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就会变成真实的政府负担。
从而危及财政安全。可见，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危及财政安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财政机会主义就失去了原动力，也就不会发生。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确实增大了财政风险，所以给它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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