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社会
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这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社会及其精英的不倦与不息追求。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礼记·礼运》中这样描述先民们对和谐社会的想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描述了一个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社会团结的达成为特征、物质财富的公有为手段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对和谐社会的探索与追求一直是推动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思考的基本动力。
但是，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到了经济市场化、社会阶级分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才显得格外迫切。前现代社会是一个实行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阶级未分离的、政治封闭的共同体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个体的利益表达受到束缚，阶级之间存在连带关系，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非常有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血缘、族缘、地缘、伦理所规范，所以对于和谐社会的追求、对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消弭显得不是那样急切。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个体化、自主化、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阶级分离化和个体原子化的时代，是一个政治表达与参与普遍化与深度化的时代。由于这样的社会状况，由于人类视野的开阔，又由于人道精神的普及，所以，和谐社会成为现代社会中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本主题。
在我国当代，由于向现代社会的迈进——现代化的进程急剧加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旧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旧的社会关系破裂，而新的社会格局与关系又未完全建立并得到人们的有效认同的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减轻社会矛盾的任务就显得比其它时代、其它国家更为迫切。所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是针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提出来的，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维结晶，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理论的发展。
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作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话，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属于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在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会必然以马恩的经典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为指导与目标，但也有自己所独有的性质与特征。正如同志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所以，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在一个特定时段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的话，在其基本特性上，它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具有着本质的联系。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区别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建设和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同作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明显的差别。
（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性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一种平等相待与合理开发兼顾的关系，人在自然关系的束缚中平等对待自然与合理利用自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正确地、全部地掌握自然规律，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所谓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
（二）在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性是自由与平等兼顾、效率与公平并重，还不能完全实现人与人普遍平等地分享物质财富，还只能承认某种形式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公共利益取代私人利益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认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完全实现实质上的人人平等。
（三）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分化，只不过这是一种动态、开放的阶级分化；还存在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只不过这种分离已经在缩小；还存在着脑体、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已经大幅度缩小。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着阶级差别以及所导致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市民社会与国家合而为一，三大差别彻底消灭。
（四）在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做到民主化建设与制度化建设并重，必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通过国家保障人民的权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国家的统治职能在特定阶段甚至还有强化的趋势。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亲自讨论与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回归社会，从而实现国家与民主的完全消亡。
（五）在文化生活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存在着主导性的核心价值观，但必须以承认和融入其它非主流价值观为前提，还存在着国家对思想道德领域的引导，文化产品还必须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利益的高度一致化导致了价值观的高度一致化，思想道德领域实现社会的自我调节，文化产品消除商品性质。这时的思想文化状态，可以用一句体现了一种文化早熟意识的福山的话来概括，即：意识形态的终结。
（六）在社会个体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做到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全面化发展，还不能完全消除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人的片面发展，但已经做到了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专业发展，在完善人的科学专业素养基础上的精神与人格的健全发展。但在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是一种个体自由发展与社会自由发展相结合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个体状态。
（七）在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的目标是和谐世界，体现了公正与利益相结合的国家间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既要致力于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实现，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国家与政府的消亡而实现了民族国家的融合，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可以实现唯一的一套适用于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理想主义的以道德而不是实力为基础的利益调整规范。
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性的比较，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低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和共产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基本的区别。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性相比，虽然具有一些难以忽视的差别，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理论，根据中共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两者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状态，自然存在一些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一）对人类真正解放的倡导。对于人类解放的有意识追求起源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顶点。但这种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人类解放运动的目标与成果并没有做到真正的人类解放。近代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所谓“饥饿的自由”，有产者的自由。这种自由只不过体现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法律平等方面，是一种片面的虚假的自由。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提倡的自由是对真正的人类解放的倡导，它的共同目标是要求人类完全从束缚自己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关系中完全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真正的、全面的主人。
（二）对人的实质平等的诉求。平等是近代以来最强势的政治话语之一，成为衡量所有社会现象的存在是否合理性的标准之一。但是，近代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平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形式合理性”。这种形式合理性导致的是对实质合理性的颠覆和道德伦理上的不可欲性。形式平等只是有利于有产者的平等，而实质平等却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可以使社会最弱者分享社会财富的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就是实质平等，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要兼顾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在形式平等中最终实现实质平等。
（三）对和谐与团结的追求。社会和谐与团结是有史以来人类的伟大理想。但是，前现代社会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谐，但却是以压制人的自由、保持社会的封闭为代价的和谐。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时刻也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但这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与阶级均势基础上的不稳定的社会和谐，时时有被打破的危险。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标都是缩小乃至消灭阶级差别，消除旧的三大差别，实现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和谐。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两者都体现出了对社会和谐与社会团结的真正追求。
（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在前现代社会，虽然可以实现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发展，但这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与匮乏的物质财富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如小农经济生产中的农民，手工业生产中的匠人。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高速积累为典当，出卖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成为机器、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被马克思明确地确定为理想社会的目标与特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它目前只能实现在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但它的最终目标、它发展专业化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体达到知识、能力、情感、个性与道德的完善。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性。
（五）对世界大同的渴望。近代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它的出现，重新分割了欧洲的政治疆土，随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它以国家利益的至上性为借口，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造成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对立。国家利益成为裸的屠杀与欺骗的借口。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国家消失、世界团结的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不以世界大同为其基本特性，但其在国际关系上所体现出的特性是公正与利益的结合，即一方面既要追求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实现国际公正和世界共同利益，实行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而不是裸地追求国家利益，体现了对世界大同精神的追求。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两者不属于同一发展阶段，但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性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为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性提供了基本导向。
通过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通过对两者基本特性上的差异性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低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对两者基本特性中的一致性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两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必经阶段和必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宏伟的人类事业！
参考文献
[1]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R].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它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即是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它“是什么”、“怎么建”的问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怎样地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附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
，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农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能量的吸收、转化与排泄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90%的植物能量（种植又比后来的工业多了一节）；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生产过程少了一节，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应该说是一种更低级与更简单的生产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然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时代，即牧业时代与种植业时代。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所以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标准。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把单一本质决定的一种生产力发展时代强分为前、后两个时代，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是否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二.科技时代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它会不会代替工业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主导生产力，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认为物质决定着意识，意识也能动于物质，实践检验真理，真理也指导实践。同样，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又在认识自然的指导下改造自然，这两者也应该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说明，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把其认识自然的能力排斥在生产力概念之外的观点，就如过去排斥脑力劳动者于劳动者概念之外的观点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如此看来，生产的老概念如今也需要改一改了。一件产品，人脑中有它的设想，但现实中它还不存在，于是人们通过人脑的参与，人手的劳动，在现实中把它照着人脑的设想造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与人脑的共同存在，这属于生产，物质的生产；一条规律，现实中它早已存在，但人脑还不能认识它，于是人们通过人手的参与，人脑的劳动，在人脑里把它从现实中找出来，归纳出来，从而达到人脑与现实的共同存在，这也属于生产，精神的生产。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规律”，人冒捏出来也不可能用以指导生产，人脑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也不可能生造出来为人所用。因此说，生产的概念就应该扩展为：在大自然与人脑这两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将一个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理或设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开发也属于这种过程。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代谢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纳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我们现在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
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主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须现产现消，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工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技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它还是一种比工业更高级的生产力。
但有的人还怀疑，在生产力里边面，科学技术有时更象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发展类型。以笔者的看法，从精神活动的角度上讲，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的脑力，而不是发展脑力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在物质上能量上，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使用的工具与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工业与提供能量的农业一样。
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构成要素，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开发，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地渗透到了其它各个生产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它们的生产面貌，于工业有知识密集型工业，于种植业有科学种植，于牧业则有科学养殖，等等。而其实，改变后进生产领域的生产面貌，使其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正是一种产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主导产业，所固有的属性。如现代工业的发展，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也导致了牧业生产的机械化、饲料化；更早的种植业的发展也使牧业当初的放牧打草变成了家畜喂料；我们又能说工业与种植业也是生产力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吗？
同时，先进产业的兴起，又往往是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如牧业的兴起始于猎犬的驯化； 种植业的兴起源于畜料的培植； 烧陶以盛放粮食（牧人们现烤现吃，装奶用皮袋），冶铁是为了农耕；当今科学技术的兴起，也正是工业企业为激烈竞争，更新设备，换代产品逼出来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了。
比工业更高级的科技生产力的兴起，必然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兴起上，很多人可能会有些失落，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不太明白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缘故。历史上，日本在开始推行明治政策的时侯，机器大生产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变革以后仅仅三、四十年（一代人），日本就摆脱了殖民危机，打败满清，击退帝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这主要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强大能动作用。要知道，对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自发形成，人无可奈何，但能否即时地转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则是衡量一个政权先进性的根本。如今中国东部的工业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转而开发西部，东部的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只能靠“战略性结构调整”了，因此，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研究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正是现实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
三.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活动进而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去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生命进而追求无限的幸福，这两者是辩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当讨论生产力的时候，劳动是其根本，现在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追求幸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在险恶复杂的大自然中，单个的人是难于生存的，因此人们要想生存或者进而生存的更好，他们就必须以某种关系为纽带， 结成由小到大的社会，分工协作，共同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人所能追求与得到的幸福，也就只能是社会幸福了。
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之间，多劳也不觉得亏，少劳也不以为耻，他们为了生存，分配都是均等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组成逐步庞大，由血亲的家庭，扩展到血缘的氏族，再到姻亲的部落，以至于地域的部落联盟，随着生存之外剩余产品的出现，血缘的疏远，成员之间若要再不分彼此，平均分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阶级社会开始了。
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不同生产作用的同类人，或者说能实现不同社会价值的同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为了确立、维护或者转变某种社会幸福的分配原则与方式，而结成的社会集团。
一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的区分标准，是由一定时代的主导生产力决定的。在部落融合的牧业时代，因为人们所能左右的，并不是能产出多少（牲畜的繁殖水平是由“天”定的），而是能否保有自己的生产成果，或者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又由于原始社会血缘纽带的保留，因此，英勇善战，能征服他族的部族就整体地成为服务于生产的部族——掌握社会幸福的贵族，相反被征服而接受贵族保护的部族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贱族；在种植时代，由于耕地对种植的决定性，拥有耕地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地主阶级，没有耕地的人就成了受佣于人的农民；进入工业时代，由于资金投入对工业生产的决定性，拥有财富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资产阶级，没有财富的人就成了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此类推，到了科技时代，由于人，人的知识、 智能对科技生产的决定性，社会人的阶级区别当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知识、智能为标准了——否则怎么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呢？
随着生产力的逐级跃进，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越来越高级了。在奴隶社会，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的生产中起到一种什么的作用，从而能够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幸福，完全源于“天的安排”，祖宗的传承，因此，社会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基本没有；到了封建主义，贫穷人家勤俭发家已经成为可能，不肖地主的破落也时有发生，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已经存在，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也开始产生动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财富的活性，穷人的短期暴富与资本家的一夜破产，已经不再是稀奇事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则进一步下降。
可以想见，当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即资产，无形的资产，决定生产的第一资产，不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少爷，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当然会空前地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自然会极大地下降，这种阶级关系，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最高的。
动物群体是低于人类社会的群体，动物群中的孤崽，虽失去了母兽，其生存仍能得到群体的照顾，仍能学会求生的本领，因此，人类既结成了社会，当然也应当给每一个未成年人，特别是孤穷儿以相当的温饱、教育与医疗保健，给他们一个同起点，而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在一个讲智能的社会，将会是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还是“庸儿”，那就只能靠自己，不能再要求社会夺富济贫了——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公正合理，健康向上的社会。
在生产力里面，劳动者要素是对其它要素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人所共知，物力上的经济恢复容易，人力上的经济发展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劳动者在阶级社会里，为追求有差别的社会幸福而积极地发展自身促进的。
毛泽东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但阶级差别则更是集团的榜样，用不着谁去鼓吹，它就无时无刻不作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有知识，有本事，那我们就赶快学本事吧，更得让自家的孩子学”；“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爸爸有本事，而爸爸是不能换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当然，本事的含义，一是通过劳动，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从而得到社会与他人的回报，这是于社会有益的；二是不劳动不服务，平空得到社会与他人的东西，这是于社会无益的，它又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与他人所允许与情愿的，如传承与施舍，二是为他人与社会所不容的，即偷抢拐骗贪贿之类。
在阶级的社会格局中，阶级之间不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也有相互对立的情绪。在由一种生产力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时代，这种矛盾有时可以激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其结局却必然是失败或者建立代表旧统治阶级的新政权；在两级生产力交接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年代，这种矛盾又往往被新统治阶级所利用，建立代表新统治阶级的革命政权。
总体来说，随着社会阶级格局的逐级跃进，社会人的自立逐步大于他立，自怨逐步大于他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缓和了。到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在社会人面前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所谓代表知识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贫贱人家子孙后代的应有利益，阶级矛盾也就变成了“狠铁不成钢”的人民内部矛盾。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必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对知识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因此它的生产，仍延用的是工业“投资为本”的原则，这就给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不利。
首先，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组织，采用的仍是“钱雇佣人”的做法。是钱要人做什么人就做什么”而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汽车厂的人只能研究汽车，想研究飞机找飞机厂去（但或许对飞机的思考倒可以给研究汽车以启发），飞机厂的技术只准用于飞机，汽车厂或许能用也不知道有这项技术，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给用。这就使人的创造力大打了折扣，也使生产的协作与知识的推广打了大扣。
同时，“钱雇佣人” 的做法，还不可避免地把钱的集约经营原则带到科技生产中来。 而事实上，知识是不可能在固定流程的支配之下，集约生产的。知识的单位生产者，只能是单个的创新者，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并不能相互得到新启发， 而只能相互受到旧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比如哥得巴赫猜想，一个数一个数地验算，有耐心的人都能做到，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要发明电灯，要找到耐烧而廉价的灯丝，一样材料一样材料地去试验是重复者的笨办法，理性地证明什么样的材料最耐烧才是创新者的事。得到信息的事可以由实验室真实地去做，或者将来由电脑虚拟地去做，但分析信息却必需由创新者以其独特的角度，用其独到的方法，去独立地思考。因此说，知识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位地生产，才能形成产出的高效率。
其次，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成果——知识，现在也大多成了钱的专利，而其生产的主体——研究者，却被抛到了一边。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不知有幸福的是动物，幸福无可再求的只有“神”，求幸福不单要有名，而且要有利，“无私奉献”是反人性的，因而也是骗人的与行而不远的，人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对幸福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的动力——当然社会上也随时会有人为追名逐利而作恶，但那是你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善，惩恶扬善不到位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幸福本身有毛病。
但是现在，本应该属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却被钱直接地占成了专利，赚去了高利，而其生产者却只给穿一件白领，花几个工资；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发现，也被钱无偿地随意使用，而其生产者却只能得到一个“科学家”的虚名，实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满足。这种做法，实为一种严重损害知识生产者创新利益与创新积极性的做法。
同时，把本该属于人的知识产权交给钱，还会遏制知识的正常传播。可以想见，知识如果是属于人的，那么在一个适当的回报原则的主持之下，将是知识传播运用的越广泛，对知识的所有人就越有利，就象作家出版他们的书一样；而现在把知识的产权交给了钱，让钱去赚利，则是这知识越保密，钱可能赚到的利就越多。
遏制知识的传播，就是遏制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就是对已有知识的逐级创新，相对论不可能产生于牛顿力学之前，跨越式的“新创”并不附合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最新科技知识却被钱占成了“机密”，严加保管，不得外泄，其结果是，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旧人要创新比较容易，而不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新人，依托他们所能掌握的老旧知识，顶多也只能“创旧”，要创新就心然是偶然性的“跨越”，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知识生产的。
同时，知识创新又是已有知识与一定的新视角、新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而知识生产要想纳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那就必需纳入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并且这“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要想成为“创新新人”，他们又必需即时地了解与掌握现有的最新科技知识。因此说，知识生产要大发展，决离不开知识共享，断不能要知识保密。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技生产中，钱虽则是次要的，但它毕竟也是必要的，请问，如果没有钱的支持，你研究如何开展？
这就好象农业时代的地主提问：如果没有我的地皮，你工厂怎么开？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并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其原因就在，当时同一块地皮用以投资开工厂已经比种庄稼可得到的产值多得多了。因此，要彻底解决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地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研究设施的使用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台电脑，它可以向无数台电脑，无数个人传递信息，它可以做无数次运算，验证无数条定律。前文也已经说过，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这就是说，代表了钱的研究设施，实验室，它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为研究人员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由于它们并不能分析信息，所以它们的价位也只能是重复性的，服务性的。并且任一套研究设施，任一个实验室，都可以为无数个人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可以为无数个人验证研究成果。
明白了这一层，问题也就自然容易解决了。
马克思以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将是按劳分配，不分阶级的社会。但是我以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他们的“所需”也是无可量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变化，以前都以衣食为主，现在则重在精神享受了。而走出实验室，换个新环境，吸入新空气，找到新感觉，这也正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切入点。
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在历史上，任一级先进产业的兴起，都是它的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而当一级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以后，它的升级换代，又必须由另一级更先进产业的兴起去带动。
在世界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权，都会宣称自己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呢？国家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力的利益，人民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只有先进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了，更多的人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力才能得到健康与快速的发展，后进生产力也才能跟着升级换代。要知道，富国一般人家的一只狗也比穷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与更饱，现如今中国的乞丐要钱也是元呀角呀的，不象当年社员们挣工分几分几厘的抠。当然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必是不懂阶级观点的人。
因此说，看一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主要应看社会上在总体是哪一种人更吃得开，更行得通，看当嫁（婚）的女人（男人）更愿意与哪一种男人（女人）结成社会的细胞，即家庭。比如，劳随所愿，分配平均，那叫原始社会；贵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贵族，贱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贱族，各接各的班，那叫奴隶社会；姑娘们宁可给权贵富翁做小老婆，也不愿嫁给一个少钱无势人家的有志青年，那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知识，能创新知识的人占据社会上层经济地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社会——但必须清楚，这里的“所能”，主要指得是智能，如果单指体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按劳分配就变成平均分配了，一平均分配， 各尽所能就又变成了劳随所愿——这种社会，到了科技生产力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的时候，将形成于必然，而在科技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已经开始抬头的时候，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手段，首先是经济手段去确立它。
任一件产品，它的内涵都有三项，即原料、动力与知识。
在古代，一把锄头的价值只等于该锄头一倍半重量的铁，即是说锄头的价值主要在铁，内含的动力与知识的价值总共也只占三分之一，若再从中去掉三分之二的动力，所剩的知识也就很少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产品的知识内涵逐步增大，物质则相对下降，但在工业时代，一台机床报费了以后，卖铁也还能拿回几个钱，然而到了科技时代，一张光盘内所含的知识价值，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其原料与动力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这时的产品，就只能叫做知识的载体了。
同时，在低级生产时代，劳动者赋予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动力， 而知识则占少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对产品的知识赋予逐步增大，动力则相对减少，当机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机器人大量投入使用以后，人的劳动价值，就不再是提供动力，而是创新知识了。
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把适用于科技时代，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体制，首先引入到工业时代，通过促进知识生产的大发展，达到使物质产业的发展走上持续、快速的健康轨道的社会。
要这么说，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难道就是阻滞知识创新的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选择法。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法，世界决不会如今天的这样丰富多采，生机勃勃；但同时，又由于这种选择法它是自然的，经常不免于迟缓与滞后，因此，在漫长的生命发展史中，又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生态失衡，优劣同灭的残剧。
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引入到工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历次危机过后，各企业被迫更新设备，换代产品，从而带来了经济复苏的结果中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呢？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这个选择者，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直接代表商品优劣的技术质量，而是由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做的广告宣传，并且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做他们的广告的时候，为了把持其对技术的独知权，又只能吹嘘他的产品“好在哪里”，而并不公开它是“凭什么好的”“怎么好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对商品选择的盲目性——人人都伸出一个大拇指，哪一个是君子，哪一个是骗子，很难分得清——并且经济越发展，品类越复杂，商品越高级，市场的选择能力也就越显得软弱。
这就如有的法官判案，只公布他的审判结果，而并不公开他是“凭什么判的”，“怎么判的”，于是就造出了许多冤假错案， 结果老百姓也弄不清在法律面前到底该何去何从。
市场竞争体制既然能造成市场消费取向的盲目性， 那么老而大的企业就满可以凭着它的老面子， 老名声，斗起来又招大力沉，继续为它的过时商品争夺商场，抵制别人的新颖产品；而新而小的企业虽有过人的技术，但因是初涉江湖，又势单力薄，自然连起步都非常的困难——所谓风险投资的“风险” 主要就在这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发展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胜任，优胜劣汰，立竿见影，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往往力不从心，结果是只能对生产力发展的粗放扩张听之任之，造成经济危机。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他在近代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成效显然；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危机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危机就不太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也从“近代”升到了“现代”，更加残重的经济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必需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
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代谢虽缓，但在本质上它还是要优胜劣汰，是进步的；因此，市场竞争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其经济虽“跌宕起伏”，但在一个长时间以后再算总帐，发展还并不慢。所以说，我们如果为了讨厌资本主义而随意地夸大其危机的缺点，甚至掩盖了它代谢的本质，那就等于是把一个在本质上是进步的东西说成了“腐朽”，如若再从这“腐朽”找对立面，那自然只能得到另一种“进步”。
自然的既然无效，那我们就只能求助于人为的。历史上封建贵族的专产专卖也是人为的，但他们只讲一己私利，而我们则全凭技术质量；当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也是人为的，但他那是量的平衡，而我们则重在质的代谢；并且这时里的代谢又要比资本主义粗放的市场竞争体制来得更为积级，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构建的这种更进步的经济体制称做技术竞赛体制。
技术竞赛得以成立的前提，首先要技术公开。因为既叫竞赛，那参赛信息就必须得让裁判、选手与观众都能看得清，这样的竞赛结果才具有权威性，以后要亮黄牌红牌才具有说服力；否则若全凭裁判给一个一个地捏弄，那就很容易造出权力黑幕，不成其为竞赛了。
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企业的技术都是密码锁着的，广告裹着的，现在突然要他们把宝贝都亮出来，留不得一手，确也有些难于割舍，但在技术竞赛体制之下，技术要参加竞赛就不能保密，要保密就不能参加竞赛，而不参加竞赛的，其产品又决不允许进入市场。
历史上贵族的专产专卖权是他们的祖先出生入死服务于社会得来的，现代企业的机密技术也是他们先前投资开发得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取消贵族的专产专卖权，与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企业的技术独知权，在性质上是一样的。科技时代的知识共享，就等于物质生产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当然，技术公开并不是要取消生产专利，被公开了的技术，社会应确保其只限于被用作新技术开发的参照，选择与代谢的依据。或者说，技术交给社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提，专利得到保护又是技术交给社会的回报，如果技术不能为社会所知，那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放其产品进入市场并给予专利保护呢？——如果说专利保护是以纳税为前提的，那侵权产品岂不是纳了税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竞赛还有一条法则，那就是不管你以前如何地了不起，单论你现在怎么样，并且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乃是在与他人同起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技术开发的同起点，就在知识共享。
技术竞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需要淘汰者，并逐次缩小其市场空间，加速淘汰。
当然，技术竞赛又不可避免地会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优秀者，这也有代做广告（这又是企业将其技术交给社会所应得的回报），鼓动垄断，遏制多样化的弊端，但这个弊端可以用缩短专利保护时间做弥补；同时，技术公开了以后，新技术开发的格局将趋于分散，技术换代的频率也将很大地加快，垄断的形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技术竞赛的意义，首先是可以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化解为社会主义经常性的劣势生产的经济淘汰，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性。
技术竞赛更为积极的意义还有，它可以把资本主义资金决定的商品生产模式，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技术决定去；从而使社会生产的发展，由“因收益递减而不得不报费旧设备，放弃再生产”，转变到“为递增收益而积积地开发与使用新技术， 立足于高生产”；使社会消费的取向，由“能用就用，磨损报费”，转变为“新颖就用，过时作费”（这也与消费结构中精神比重的上升与产品的知识内涵增大有关系）；最终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把科技时代知识决定的生产原则，引入到工业时代，也可以把人们长期以来投之于财富的主要精力，切实转移到科技与知识上去——这就如工业时代资金决定的生产原则，曾使人们投之于土地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工业与财富上去一样——从而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样，资本主义充满铜臭，赌胆子、斗骗术的社会风气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说起政治，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专制与民主，专制就是少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民主就是多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吗？难道“无人”与“非人”也能做出什么决定吗？
于是政治的范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局限到了“一人独裁”、“少数人专制”、“多数人代表会议”、“全民公决”这些人决定里面去了，民主也以其参与范围之广而成为一种最高级的国家组织与领导形式。
自有国家以来，难道政治都是人决定的吗？并非如此。即如牧业时代的贵族国家，它起先是由能征善战的英雄建立起来的，但后来国家已经大定，制服那些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英雄不英雄也就无所谓了，于是嫡亲的王长子就成了当然的王位继续人。一个人“投胎”于谁家，是男是女，是长是幼，自己能决定吗？他人能决定吗？——这纯属“天意”。还有，他们遇着大事小事，自己不敢做主，于是就抓阄、占梦、打卦、问天问祖宗，其结果又是人能左右的吗？——这也是“天意”。因为人与畜的区别是天定的，人的生老病死是天掌握的，牲畜繁殖生长的快与慢，也是人都插不上手，全凭天的安排，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天呢？只有一
班奴隶，他们或许不相信“这一个天”，但也必定相信“那一个天”，然已不关大局。 这种政治，全凭迷信，并不是一种人决定，我们可以称它为巫师政治。
后来，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参与和左右生产的能力加强了，自信心随之上升，“天意”的鬼话也相应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名利的驱动下，恃强凌弱的封建政治走上了历史舞台，于此就有了“贤弟”占了“愚兄”位子的，将军大臣篡了皇帝权的，“反贼”夺了朝庭江山的，等等，这种政治，全凭强弱，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强盗政治。
当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以后，产业的门类增多了，人们的利益也随之分化，大地主有大地主的心思，银行家有银行家的想法，其它如钢铁大王、机器大王、商业大王……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要求，于是封建政治已无力平衡各方势力，民主政治应运而生。这种政治与工业经济的竞争机制一脉相承，工业是企业将产品放入市场以后，纷纷派出说客，到处招摇，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谁能骗得倒最多的消费者，谁就是最大的赢家。竞选则是各党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马上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演说游行，封官许愿，诋毁他人，看谁能拉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是拿到了总统。这叫做骗子政治。
骗子比强盗窃更说理，更文明，强盗又比巫师光明磊落，这，就是进步。
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在历史上落后生产者往往占着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多数人的要求往往并不等于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多数人的决定，也往往并不完全附合国家的利益。否则，为什么民主的法国在二战之初，短期内就败给了法西斯德国呢？珍珠港受辱，美国议会与罗斯福总统，谁的责任更大？
同时，相对进步了的，也并不等于就是最高级的。即如民主政治，它就相当于艺术体育的裁判制度，若干个裁判给出分来以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余的加起来平均，就是该选手的最后得分。但这是客观的吗？真实的吗？——决对有主观与虚假的成份。那么为什么不用尺子量，秒表卡呢？——因为他们是在比艺术，比美，没法子量，也没法子卡，这叫做不得已而为之。当然，那些可以量化的，如赛跑跳高之类，那就不能再打平均分了，否则就成了儿戏，哗天下之大稽了。
那么，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于一个政治家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的人生价值，其确认与实现，是否也是只论美感与口才，不能量化竞赛的呢？
谁都知道，它是基本可以量化，完全可以竞赛的，比如，要振兴教育，就可以比一比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有百分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在技术竞赛的大局下，比一比所属经济的增长率，正负均可比；其它如植树造林有绿化率，计划生育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社会治安有破案率，大气污染有空气指数，修路有里程，打井有眼数，挥霍有旧帐，失业有人头……怎能么说不能量化，不能竞赛呢？
确有暂时不能量化的，还可以请教于数学家，最后剩下几项，实在不能量化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纲举目张，大事一定下来，小事也就自然跟上去了，即所谓，竞赛兴则欺骗衰，科学兴则迷信衰，文化兴则陋俗衰，体育兴则赌搏衰，等等。总之一句话，只要那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东西一竞赛，那些于官于吏有利的，就自然界兴旺不起来了。
这就是机制，先论机制后论人，因为是机制造成了风气，而不是风气促成了机制。机制不变，不敢于贪的没钱去贿，不舍得贿的没资格贪；多贪多贿的提，少贪少贿的免，只贪不贿的抓；走了张屠户，又上李剔骨；绵绵不绝，蔓延不止……那就是在等死，因为再硬的一个壮汉也吃不消他体内的病折腾。
科技时代，知识时代的人，其社会价值，人生价值，都是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他人，全凭自己实现与确立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发现，工程师有工程师的创新，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创意，为什么单单政治家就不能有自己的政绩呢？——信的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事实，才是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科技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只能是事实决定，政绩决定的竞赛体制。否则若始终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打圈子，那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名词了。
这种机制也是由社会主义物质经济的技术竞赛得来的，因此，政务公开也成为竞赛公平的必要前提，它对公有产业的振兴由其有效力，因为企业的成败，不是公与私的问题，大与小的问题，而是责、权、利的问题。
这样，相邻几个县的县长，竞赛出一个所属市的市长，然后市长再竞赛省长，需要分几级就往上推几级，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分感情，均可以实行，将来体制完善了，国际政治一体化也成为可能，到那时核武器也就可以化为核能源了。
七。结尾
国家大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一定，其它的社会体制，社会风尚，也就自然形成了。
比如法律体制。
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个流氓头目骑摩托车，撞了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加油的汽车的后尾，死了，后来经其哥儿们屡屡讹诈，要了许多钱；另一件是有人把三轮车开上人行道，翻了，砸死两个初中女学生，肇事人一贫如洗，跑了，死者两家各自收尸而已。请问，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其个人能力与社会贡献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社会，那么它的法律体制又将如何呢？据美国人说，一个钱学森顶得上五个美国师，五个美国师是多少人？就算七万五千人吧，那岂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只等于钱学森的七万五千分之一，一缕头发？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比如富人杀了穷人，只要穷人家不起诉或者后来又撤了诉，富人就没事，但他们为什么要大事化了呢？ 还不是金钱的本事（孤儿寡母还得钱养活）？反过来若是穷人杀了富人，没有金钱开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万元，就是穷人的一条命，但在富人看来，只是一缕头发。
这是另一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从文化上讲，现在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实即为工业文化，它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发端，应人类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成长与确立而逐步形成体系的。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极有利于对工业经济的开拓，相反，死抱着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不放的东方人，他们迷信权威，扼杀“异端”，企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结果则顶多也只能仰人鼻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学习，学习，再学习”，在知识换代频率还比较慢的今天， 若是有人肯教的话， 学得好的人还不至于落后太多，但领头羊却是一定没得做了。
科技时代，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将形成一种比工业文化更为先进的科技文化，它高于工业文化，但又依托工业文化而产生，然而，连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都放不开的人们， 他们是断无可能越级 “新创”出科技文化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就谈到这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两个结论：
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它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即是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它“是什么”、“怎么建”的问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怎样地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附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
，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农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能量的吸收、转化与排泄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90%的植物能量（种植又比后来的工业多了一节）；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生产过程少了一节，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应该说是一种更低级与更简单的生产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然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时代，即牧业时代与种植业时代。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所以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标准。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把单一本质决定的一种生产力发展时代强分为前、后两个时代，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是否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二.科技时代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它会不会代替工业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主导生产力，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认为物质决定着意识，意识也能动于物质，实践检验真理，真理也指导实践。同样，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又在认识自然的指导下改造自然，这两者也应该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说明，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把其认识自然的能力排斥在生产力概念之外的观点，就如过去排斥脑力劳动者于劳动者概念之外的观点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如此看来，生产的老概念如今也需要改一改了。一件产品，人脑中有它的设想，但现实中它还不存在，于是人们通过人脑的参与，人手的劳动，在现实中把它照着人脑的设想造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与人脑的共同存在，这属于生产，物质的生产；一条规律，现实中它早已存在，但人脑还不能认识它，于是人们通过人手的参与，人脑的劳动，在人脑里把它从现实中找出来，归纳出来，从而达到人脑与现实的共同存在，这也属于生产，精神的生产。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规律”，人冒捏出来也不可能用以指导生产，人脑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也不可能生造出来为人所用。因此说，生产的概念就应该扩展为：在大自然与人脑这两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将一个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理或设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开发也属于这种过程。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代谢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纳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我们现在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
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主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须现产现消，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工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技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它还是一种比工业更高级的生产力。
但有的人还怀疑，在生产力里边面，科学技术有时更象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发展类型。以笔者的看法，从精神活动的角度上讲，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的脑力，而不是发展脑力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在物质上能量上，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使用的工具与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工业与提供能量的农业一样。
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构成要素，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开发，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地渗透到了其它各个生产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它们的生产面貌，于工业有知识密集型工业，于种植业有科学种植，于牧业则有科学养殖，等等。而其实，改变后进生产领域的生产面貌，使其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正是一种产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主导产业，所固有的属性。如现代工业的发展，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也导致了牧业生产的机械化、饲料化；更早的种植业的发展也使牧业当初的放牧打草变成了家畜喂料；我们又能说工业与种植业也是生产力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吗？
同时，先进产业的兴起，又往往是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如牧业的兴起始于猎犬的驯化； 种植业的兴起源于畜料的培植； 烧陶以盛放粮食（牧人们现烤现吃，装奶用皮袋），冶铁是为了农耕；当今科学技术的兴起，也正是工业企业为激烈竞争，更新设备，换代产品逼出来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了。
比工业更高级的科技生产力的兴起，必然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兴起上，很多人可能会有些失落，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不太明白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缘故。历史上，日本在开始推行明治政策的时侯，机器大生产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变革以后仅仅三、四十年（一代人），日本就摆脱了殖民危机，打败满清，击退帝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这主要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强大能动作用。要知道，对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自发形成，人无可奈何，但能否即时地转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则是衡量一个政权先进性的根本。如今中国东部的工业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转而开发西部，东部的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只能靠“战略性结构调整”了，因此，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研究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正是现实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
三.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活动进而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去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生命进而追求无限的幸福，这两者是辩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当讨论生产力的时候，劳动是其根本，现在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追求幸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在险恶复杂的大自然中，单个的人是难于生存的，因此人们要想生存或者进而生存的更好，他们就必须以某种关系为纽带， 结成由小到大的社会，分工协作，共同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人所能追求与得到的幸福，也就只能是社会幸福了。
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之间，多劳也不觉得亏，少劳也不以为耻，他们为了生存，分配都是均等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组成逐步庞大，由血亲的家庭，扩展到血缘的氏族，再到姻亲的部落，以至于地域的部落联盟，随着生存之外剩余产品的出现，血缘的疏远，成员之间若要再不分彼此，平均分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阶级社会开始了。
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不同生产作用的同类人，或者说能实现不同社会价值的同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为了确立、维护或者转变某种社会幸福的分配原则与方式，而结成的社会集团。
一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的区分标准，是由一定时代的主导生产力决定的。在部落融合的牧业时代，因为人们所能左右的，并不是能产出多少（牲畜的繁殖水平是由“天”定的），而是能否保有自己的生产成果，或者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又由于原始社会血缘纽带的保留，因此，英勇善战，能征服他族的部族就整体地成为服务于生产的部族――掌握社会幸福的贵族，相反被征服而接受贵族保护的部族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贱族；在种植时代，由于耕地对种植的决定性，拥有耕地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地主阶级，没有耕地的人就成了受佣于人的农民；进入工业时代，由于资金投入对工业生产的决定性，拥有财富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资产阶级，没有财富的人就成了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此类推，到了科技时代，由于人，人的知识、 智能对科技生产的决定性，社会人的阶级区别当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知识、智能为标准了――否则怎么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呢？
随着生产力的逐级跃进，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越来越高级了。在奴隶社会，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的生产中起到一种什么的作用，从而能够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幸福，完全源于“天的安排”，祖宗的传承，因此，社会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基本没有；到了封建主义，贫穷人家勤俭发家已经成为可能，不肖地主的破落也时有发生，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已经存在，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也开始产生动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财富的活性，穷人的短期暴富与资本家的一夜破产，已经不再是稀奇事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则进一步下降。
可以想见，当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即资产，无形的资产，决定生产的第一资产，不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少爷，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当然会空前地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自然会极大地下降，这种阶级关系，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最高的。
动物群体是低于人类社会的群体，动物群中的孤崽，虽失去了母兽，其生存仍能得到群体的照顾，仍能学会求生的本领，因此，人类既结成了社会，当然也应当给每一个未成年人，特别是孤穷儿以相当的温饱、教育与医疗保健，给他们一个同起点，而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在一个讲智能的社会，将会是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还是“庸儿”，那就只能靠自己，不能再要求社会夺富济贫了――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公正合理，健康向上的社会。
在生产力里面，劳动者要素是对其它要素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人所共知，物力上的经济恢复容易，人力上的经济发展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劳动者在阶级社会里，为追求有差别的社会幸福而积极地发展自身促进的。
毛泽东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但阶级差别则更是集团的榜样，用不着谁去鼓吹，它就无时无刻不作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有知识，有本事，那我们就赶快学本事吧，更得让自家的孩子学”；“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爸爸有本事，而爸爸是不能换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当然，本事的含义，一是通过劳动，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从而得到社会与他人的回报，这是于社会有益的；二是不劳动不服务，平空得到社会与他人的东西，这是于社会无益的，它又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与他人所允许与情愿的，如传承与施舍，二是为他人与社会所不容的，即偷抢拐骗贪贿之类。
在阶级的社会格局中，阶级之间不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也有相互对立的情绪。在由一种生产力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时代，这种矛盾有时可以激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其结局却必然是失败或者建立代表旧统治阶级的新政权；在两级生产力交接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年代，这种矛盾又往往被新统治阶级所利用，建立代表新统治阶级的革命政权。
总体来说，随着社会阶级格局的逐级跃进，社会人的自立逐步大于他立，自怨逐步大于他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缓和了。到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在社会人面前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所谓代表知识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贫贱人家子孙后代的应有利益，阶级矛盾也就变成了“狠铁不成钢”的人民内部矛盾。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必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对知识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简称“5.31”讲话）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贯彻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述，正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文明，通常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具体说，政治文明是指每一种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或水平。因为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是具有全局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
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来看，在古代奴隶制、封建制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明，是根据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把奴隶不看作人和把农民看作依附于土地的半自由人的政治理念所设置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人治方法的运用；在近代，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明，是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所设置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治方法的运用，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根据人民是社会主人的政治理念所设置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方法的运用，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点和正确方向
当代民主政治，主要包括政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区别也主要体现这三项制度上。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奠定了党在新
的历史时期的执政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必
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利益。由于当代民主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即执政党与其他政党、政治
团体相互关系的政党制度。这就是说，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必须通过一定的政党制度
来实现，在我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这种政党制度，调动全国
各民族人民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发展。我们决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邓小平语）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
人民当家作主，是指社会主义民主性质和实现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性质，人民是民主的享有者，是政权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
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行使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立的政治制度。民主是指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集中是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组成的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从政权组织原则上看，这样的政治制度
优越于“三权分立”的西方议会制和总统制。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决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和总统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是我们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政权的作用时指出：国家是缓和矛盾冲突的，目的是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国家缓和矛盾冲突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人治的主要特点是，把人民群众只作为管理的对象，不管它是为了统治人民群众，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都属于人治。法治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管理机关及管理者的活动，要根据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这表明，法治与民主是不可分的。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法制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法治同西方国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法治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权利；西方国家的法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因此，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之本、执
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党通过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党通过领导人民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依
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维护人民的权利。这三项制度相互结合，都统
一于党的领导。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更广泛、更深刻、更具体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强调了法制、制度对于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核心就在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根据邓小平理论，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用制度设计安排好，并用规范固定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界定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容，而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增加的“民主政治程序化”，则是指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方法、手段规范化，这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需要。如果只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作规定，而对如何实现民主内容缺乏程序化保障，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很难实现，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比如，中央最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主要内容是围绕如何实现选拔任用好党政领导干部这个目的，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该条例所规定的内容，如“民主推荐”、“考察”、“酝酿”、“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等，都是为了保障如何选拔出优秀党政领导干部的程序规定。没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或者不能严格履行程序，都是不可能选拔任用好优秀党政领导干部的，也不可能解决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容的程序用规范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制度，成为法律，以防止“长官意志”和其它因素对实现民主政治的干扰，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推动我国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称之为物质文明；对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称之为精神文明，并且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两种文明协调发展。但人们对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则没有明确其文明属性，只把这些成果看作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表现。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长足发展，我们在实际上也在不断进行着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大”以后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方略不断得到实践。但这些都未被明确提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江泽民同志“5·31”讲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加速政治发展的含义，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种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首先，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基本结构构成的，其文明结构也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应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体现的内容不同。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化与发展过程，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导。所以，只有这三种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影响整个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国家性质不同，它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也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是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样性就会失去主导。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代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关键，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维护文化自身的安全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激荡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取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另一方面要防止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的影响和渗透，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而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以上关系，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挑战的需要所决定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传媒的迅猛兴起，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和跨国界的特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采取切实措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和实践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需要并将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和谐文化蕴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第二，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实现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归结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蕴涵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理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第三，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分工的和谐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蕴涵人与人和谐相处、优势互补、共同进步的理念，主张在劳动平等、社会生活平等的基础上，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因而有助于化解矛盾，最大程度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共识，从而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第四，从人自身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在自由个性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内在精神上的和谐发展。
从上述内容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一种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现象、和谐本质以及和谐规律的总体思考和认识，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维系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纽带。再次，它主张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保证。和而不同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要承认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差异，通过借鉴、吸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现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习俗。“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尤其需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使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门类、文化形态共同发展。最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指针，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全体公民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所，在“文化创造”上各尽其能，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过程成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就是坚持和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关键和根本。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建设和谐文化，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才能保证和谐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在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客观要求。强调树立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解决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个人没有理想，便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会有高昂的斗志；社会没有理想，便只能是一盘散沙，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面对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客观现实，我们尤其需要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够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文字显示:大中小作者:刘云山来源:人民日报社转《党建》时间:2008-5-5浏览次数:202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我们党适应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和深刻内涵，积极探索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能。现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社会发展运动规律，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社会前进的方向，失去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通过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途径。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后经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成为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掀起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更加重视、更加自觉。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能否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更有力的精神支撑。建设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不断完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制度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可以说，能否构建起科学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是否完善、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们党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不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无论形势怎样变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牢固树立这一共同理想。进入新世纪，我们党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和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着眼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提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强调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总书记在2006年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要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在全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把我们党倡导的基本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系统、凝练地整合在一起，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明确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新认识，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我们党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样化形势下团结带领人民开拓前进树立了精神旗帜。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优势，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把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推销、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效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巩固的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时有出现。在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主流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时，一些错误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些人思想困惑、信仰淡漠，一些领域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弘扬积极健康的道德风尚，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遵循，有利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有利于团结凝聚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二、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应解决好认识、认知、认同的问题。要引导人们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基本内容、现实目标、鲜明特征和实践要求，增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坚定性。
1．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各具功能、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在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应当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揭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成为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崇高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中国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和必须展现的精神风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这四个方面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是一个结构完备、逻辑缜密的科学体系。
2．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目标。核心价值体系既是精神理念，也蕴涵着现实的目标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目标就是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富强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近代以来，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提供了现实途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革命时期就高高举起民主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始终认为，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应该也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民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文明进步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总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全社会唱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时代主旋律。
3．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明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汲取人类思想精华、适应时展要求创造性提出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科学的，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在地蕴涵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求，包含着和谐的精神、和谐的理念，真正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民族的，它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时代的，它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时代潮流、富有时代气息，反映着人类发展进步的要求。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开放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充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充满改革创新精神，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讲共同理想，强调的是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引导全体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我们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的是发扬传统与立足当代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用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来丰富和充实。
4.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要求。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握其实践要求，着眼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着眼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着眼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引领和整合功能，更好地为实践服务、为现实服务。“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把亿万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就是因为有一套科学的思想理论和先进的价值理念。在党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定要致力于引导人们增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和信心，更好地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完成党的执政使命而不懈奋斗。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定要致力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人们把个人的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振兴、国家发展之中，努力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意志统一起来，把全民族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社会和谐稳定既需要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也需要浸润心灵的精神感召。在社会矛盾交织、各类问题多发多变的情况下，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定要致力于形成共同的精神纽带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用和谐的理念、和谐的思维处理思想认识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定要致力于提升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每个公民的精神境界，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三、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两大任务：一是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二是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要紧紧围绕这两大任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着力解决好普及性、操作性、机制性问题，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1．加强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教育引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大众化，努力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加强宣传教育，要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党员干部的言行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学校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要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之中，体现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界知名人士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对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营造舆论氛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媒体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借助传媒网络推销其意识形态，而他们的媒体在这方面也有着高度自觉。要充分认识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各类媒体认清肩负的责任，努力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舆论强势。新闻媒体坚持正确导向，衡量标准是什么？就是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媒体都应当非常明确、非常自觉。不仅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且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合唱；不仅新闻报道、专题节目要积极弘扬核心价值体系，而且所有娱乐类、体育类节目以至各类广告也都要符合和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
3．坚持以文化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精神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对于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要着眼于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用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用高质量高品位的文艺作品，生动形象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要尊重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规律，在“融入”和“渗透”上投入更大的精力，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相得益彰，防止简单地喊口号、贴标签。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方式日趋多样，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网络文化等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要把握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加强对新的文化品种、文化形式的研究和引导，使之既大众通俗、多姿多彩，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要加强对创作思想的引导，对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给予鼓励，对亵渎经典、低俗媚俗、肆意恶搞的现象予以抵制，努力形成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良好文化生态。
4．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价值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理念，增强人们的认同感。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融入到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充分发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总之，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搭建弘扬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台，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5．强化机制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制度、机制来保障。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持续性，都必须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司法行政行为等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核心价值体系规定着政策、法规的性质和方向，具体政策、法规又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出现具体政策与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现象。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用法律的权威来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各种社会管理不仅具有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也应当承担起倡导主流价值观念的责任。各级各类管理部门要把倡导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份内工作，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受到制约。
四、准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出发，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妥善解决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正确处理先进性与广泛性、主导性与包容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以人为本、重在建设，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必须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诉求，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要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适应群众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多用典型示范、交流疏导、说服教育、民主讨论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思想疑虑和困惑。要关注民生、倾听民意，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让人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过程中理解和认同党的主张、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核心价值理念，是在精神领域里搞建设。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想、落后观念、腐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美德和谐精神道德人格道德自律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为指导方针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打牢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基础，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本文拟就弘扬传统美德对加强道德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思索和探讨。
一
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它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工夫”。这种道德建设的工夫和方法，值得注意、学习和借鉴的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全面建设。这种全面建设，一方面表现为，在传统文化看来，道德建设必须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全体的扩展和扩充，另一方面更表现为，在个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从心到意到身的完整要求和从言行视听的严格要求。所以儒家对道德修养，反复强调要正心诚意，反身而诚，时时刻刻拷问自由思想和灵魂。“诚者天之道也”。也就是说，在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个人必须在思想上深刻的认识和体会道德的要求，不能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上都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另外，就是这种道德修养必须时时刻刻全面保持，所以在《论语》里，孔子对学生解释“仁”的所指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要在言行视听全方面地符合道德规范。同时，还要求在时时刻刻的行动中实践道德行为，即所谓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思想中。
第二，道德建设必须是自觉自愿的。在古代，人们把道德自觉看作一种传统美德。个人必须自觉自愿的去实践道德，而不是因为社会要求被迫适应道德规范。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矣!”孟子更是走向一个极端，把道德品格看作人内在所有的：“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人必须去实践道德，否则就是违背人的天性。孟子的这种认识虽然不够客观，但是其中包含的道德自觉的因素，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道德建设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强调道德自律。《论语》里曾子说：“吾日三省其身”，也就是说，加强道德修养，必须每天很严格地进行道德反省，进行严格的道德自律，用经常反省的方式来进行道德自律，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当然，这还仅仅是道德自律的一个方面。在道德自律上，儒家还特别强调慎独。这里的慎独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在自己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谨慎戒惧，不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对此刘少奇同志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慎独作了更通俗的解释，他说，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而不做坏事，这就叫“慎独”。另外，在中国古代，慎独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就是能够对认定的道德观念有所坚持。《五行》说：“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通俗来讲，即对认为正确的道德观念能够一心一意坚持，而不是三心二意。
第四，道德修养必须从小事做起。例如儒家经典《大学》里，就把“格物致知”当作道德修养的起点。这里的格物致知的物，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当然，对道德修养而言，日常小事也是大事，所以格物致知，就是指的在日常小事之中，体会到道德修养的真正含义。《论语》作为奠定中国古代道德规范的典籍，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孔子生活中怎样通过日常小事来表现自己道德修养的例子，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而对此，在中国古代，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的警句格言，更是比比皆是。
二
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又有着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呢?
首先，传统美德在内容和精神实质上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就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道德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道德规范在很多时候，能发挥法律制度等硬性规定所起不到的作用。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剂，是对社会规范的有益补充，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正是认识到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的重要意义，我们党一直十分强调社会道德建设。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006年3月4日，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更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的具体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党对道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的作用有着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和规定。
其次，在道德建设的方法上，提倡全面、自觉、自律，提倡防微杜渐。
道德建设在本质上讲，还是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无论是私人品德、职业道德、还是公共道德，归根到底，最终落实下来还是需要个人的自律和努力。因此，就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而言，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使个人能够自觉遵守社会道德，是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传统美德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使用。提倡传统美德精神，有助于加强道德自觉、道德自律的品格形成。
再次，舆论引导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关键词：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科学发展观 “美丽中国”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 什么是生态文明
从广义上看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更直接的指向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即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从盲目追求经济目标到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观确立了，即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互惠互利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文明观就需要人类坚持三个基本准则，第一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不能逾越自然规律，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下，才能得到长久的幸福；第二是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开发创造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强调以实用节约为原则，在不影响人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注重实用性，减少对自然不合理的需求。
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基本生存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充分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先在性，人类社会和人类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从自然界中逐渐派生出来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我们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要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地而不是盲目地改造自然，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减少乃至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实际出发，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为目标，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最高宗旨。从劳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场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看出了人类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统一的客观要求，改造自然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目前与长远生活需求而对自然界进行适时的控制行为，认识自然则是该控制行为中的获取外界信心、完成从目标信息到控制信息的信息加工变换、反馈等活动。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改造自然必须在深刻、正确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而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改造自然的实践，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为了更好的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界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要在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认识自然界以及认识人自己，建立人同自然相统一的辩证世界图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本质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类摆脱面临的各种环境危机，拯救自然、拯救生态、拯救地球，最终拯救人类自己。
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加强生态教育，使全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其次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再次要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同时，为了保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能够实现，就需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制，以制度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环境系统，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武器，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树立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赋予的重任，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是一份更加完备的新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参考文献：
[1]王维平，庄三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价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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