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5年下半年，我国股市触底反弹，开始了新一波牛市行情。虽然该波行情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但其中也经历了几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中，2007年2月27日股市大跌，上证综指下跌8.8％，大跌的根本原因是机构结构过分单一，大量赎回使公募基金承受巨大的压力。而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优势互补，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文章首先对如何界定私募基金、非法私募基金以及其合法化进行探讨，然后对其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私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融衍生工具
一、私募基金的界定
所谓私募基金，又称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但笔者要强调的是“非公开发行”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诸如做广告等宣传行为，而是更注重于向特定的公众发行。本文探讨的私募基金就是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私募基金司法解释尚处于论证阶段，自然无法从法律条文中找到答案，有关部门也并未就此做出说明，到底什么是规范私募基金或不规范私募基金呢？估计私募基金业内人士也较难把握。
据上海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某位法官说：“实践中我们认定私募，最主要的特征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发行。认定不规范的私募，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承诺保底收益；二是资金是否打入管理人账户。”
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我国的契约型私募基金在运作中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甚至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实践中，非法的私募基金常见于三种类型：非法集资、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蛊惑交易”操纵股市行为。
一般而言，私募基金的对象则是少数的特定投资者，且对这些投资者一般门槛较高，参与的资金量要有一定规模，其目的是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和风险，但如果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向投资人许诺高比例的保底收益，则可视为非法集资。
根据我国法律，非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否则即构成违法行为。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与私募基金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在于是否给付利息，私募基金的收益来源于风险收益，不应涉及任何形式的固定利息，否则既有违法之嫌。
另外，私募基金很可能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有关“蛊惑交易”的规定。“蛊惑交易”可以理解为，操纵市场的行为人故意编造、传播、散布虚假重大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使市场出现预期中的变动而自己获利。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蛊惑交易”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通过论坛、QQ、MSN、博客等网络传播手段，一个虚假消息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网状扩散，贻害无穷。
二、私募基金应该合法化
通过对海外私募资金的考察不难发现，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升级，“私募基金”难以阻止，将成为一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金融服务领域。
2007年2月27日股市大跌，上证综指下跌8.8％，大跌的根本原因是机构结构过分单一，大量赎回使公募基金承受巨大的压力。私募基金一般有一年的封闭期，并且一年之后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段赎回，而不能天天赎回，如果私募基金发展壮大起来，与公募基金互补，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此外，股指期货推出后，如果只有公募基金和券商，没有私募基金，那么将加大市场的金融风险，大力发展私募基金是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
另外，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相比，具有如下一些优势：
（一）基金规模越大，管理难度也越大
目前国内的正规私募基金一般有至少一年的封闭期；在封闭期后，每月只有固定的日期（一般为每月的15日和月末）作为开放日，投资者只能在每月开放日认购和赎回。这样就有效地隔离了风险承受能力差，投资不理性的中小投资者，因此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稳定，投资策略也得以坚持，投资风格可以更加激进，收益也就相对较高。
（二）灵活性、针对性和专业化特征
私募基金的出现，丰富了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也活跃了市场交易气氛，更好地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喜好，吸引更多的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打破了公募基金一基独大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促进私募和公募之间良性竞争和优势互补，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提高证券市场资本形成和利用的效率。
（三）独特的研究思路
根据《基金法》的规定，单只基金持有一只股票的比例，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公司持有一只股票的比例，不能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10％，这一“双十”规定，决定了公募基金必须同时持有10只以上的股票，这使公募基金的研究必须涵盖多个行业，限制了基金公司研究团队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深度。与之相比，私募的投资不受任何限制，持有的股票数量可以较少，也就可以集中力量，更加认真、细致、透彻地研究关注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价值的理解也能更加透彻。
（四）需履行的手续较少，运行成本更低，更易于进行金融创新
私募基金的发展壮大会加剧整个基金业的竞争，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提高基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结构，推动我国成熟、理性的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加速形成以及价值投资理念的建立，为我国履行加入WTO后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做好准备。
（五）私募基金的产权基础，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和产权结构改革的重要主题
作为民间主体自发推动形成的产物，私募基金的发展将改变资本市场的机构主体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局面，推动我国金融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三、私募基金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纵观全球各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大部分都没有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律，但仍有一系列法律足以对所有的私募基金构成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从目前我国立法来看，没有专门约束私募基金的法规，私募基金主要受《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刑法》等综合调整。由于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在金融证券领域奉行的基本上是“法有明文规定方可为”。因此，为了避免法律上的风险，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应尽快在立法当中确认私募基金的合法地位并出台有针对性的细化的配套监管措施，以便私募基金能够健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私募基金制度规范化应以《投资基金法》为主要参考依据，综合考虑各方要求，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私募基金采取全面而有效的监管办法，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私募基金的制度建设和完善：
（一）投资者资格和人数限制
1、投资者资格。对合格的投资者的判断有以下几种方法：根据其投资的最低限额为判断标准；根据其收入多少来判断；只要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均可投资；对财产拥有独立自主的处分权的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
2、投资者人数限制。应该考虑我国的国情再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于投资者的人数应该限制在100人以内，但应该允许特殊情况下超过100人。
（二）管理人条件
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应具备要求的准备金、经营业绩、人才和营业硬件设施等市场准入条件，并且，管理人的资格应该是竞争性的，而不能是垄断性的，设立私募基金时应向证券监管部门备案。
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投入的资金在筹集的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的份额，以避免利益主体的缺位。当私募基金发生亏损的时候，管理人的出资应该先行用于支付。
（三）托管人职能规定
作为基金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募基金具备基金的共同特点，即现金资产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基金管理人具有资产的管理权，基金托管人为基金投资者行使部分监督权。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表明，公募基金托管人在监督基金管理人运作方面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基金托管人地位的独立性较差。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人数相对较少，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基金托管人的监督权应进一步强化，如规定私募基金托管人不得自行担任，必须将资产交给指定机构托管；强化托管人的权力和责任，对基金管理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基金契约做出的投资指令，托管人应当拒绝执行，或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并向管理当局报告。
（四）信息披露规定和风险揭示
私募基金必须与投资者签署完备的书面协议，尽量详细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投资品种及组合、相关风险提示及业绩报告周期。严格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是控制私募基金风险的重要手段。私募基金虽然没有义务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但向基金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披露信息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设立私募基金时，应向投资者充分揭示其存在的风险，基金设立之后，应该定期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及资产状况，并定期将这些信息向监管部门披露，以便投资者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其运作情况及风险状况，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
（五）允许私募基金进行适当地公开宣传
在美国，证券法规定私募基金在吸引客户时不得利用任何传播媒体做广告，其参加者多为中产阶级，他们主要依据在上流社会获得的所谓“投资可靠消息”或者直接认识某个基金的管理者进行投资。但笔者认为我国不应借鉴这种做法。首先，严格限制私募基金在公开媒体上做广告宣传的效果是不佳的。其次，通过私募基金内部约束机制以及像外部完善的基金评级体系以及基金行业自律组织足以避免私募基金过度的市场炒作对投资者造成误导，以及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最后，通过适当的公开宣传使私募基金名正言顺的成为“公开，合法”的基金，消除股民对它的神秘感以及纠正人们对它偏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发起人与投资者相互了解，为以后的合作创造条件，从而迅速壮大我国私募基金的规模。
（六）收益分配规定
国际上，基金管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将首先被用来支付，以保证管理者与基金利益绑在一起，另外一些私墓基金只给管理者一部分固定管理费以维持开支，其收入从年终基金分红中按比例提取，这种基金的利益分配方式相对地能够使资本持有人与管理者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应该禁止签订保底条款。因为保底条款容易引发了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而且也有悖于基金设立的原则，不利于市场的规范。此外，我国新《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有限合伙，即基金管理者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承担出资额范围内的有限责任，为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法律组织形式的选择。
（七）尽快完善基金评级体系，建立基金行业自律组织
国外诸多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合理完善的基金评级体系是基金业规范发展的重要配套措施。在私募基金存在的情况下，需要一个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对基金经理人的准确评价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经理人的参考，另外要注意完善当前国内不科学的基金评级方法。
（八）完善我国其他金融衍生工具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做空机制、对冲风险的避险工具的缺乏，私募基金在投资渠道上的受限，市场中金融产品单一，因此我国现有的私募基金实际上发挥的仍只是公募基金的部分功能。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产品，扩大私募基金的投资渠道。私募基金本身也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以及国内其他的市场来对冲风险，以规避国内股市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私募基金生存报告[J].大众理财,2007(5).
2、王凌燕.中国私募基金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3).
在现实中，物流金融的风险主要与质押物有关，由于物流企业在发展前期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往往忽视了业务的后续管理，比如缺乏对质押物的有效监管，融资企业以次充好，掉包货物的现象频频发生，企业工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与融资企业内外勾结出具虚假仓单、虚假入库单，加上企业的过程监督不力，信息化水平不高，很难监管到质押物的出入库异常情况。在对企业授信的时候，也没有科学合理的质押物价值评估体系，质押物面临价格波动剧烈和物理化学性质不稳定的风险。往往当融资企业无力偿还贷款，物流企业需要变现质押物时又发现没有良好的变现渠道。针对质押物本身的风险大致有几下几个方面：
2.1质押物的合法性
质押物的合法性是指融资企业质押在物流企业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归出质人所有。要判断该质押物是否是重复质押，是否属于违禁物品及禁止交易物品，是否足额缴纳了关税、增值税等税费。
2.2质押物的价格稳定性
物流企业在选择质押物时要考虑质押物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在商品持有期间，一旦市场价格下跌，商品的实际售价很可能远远低于预期售价，这样物流企业面临的风险将会增大。质押物价格波动剧烈也会导致物流企业对融资企业的授信额度不准确，如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物流企业锁定价格风险和及时预测判断价格走势，物流企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2.3质押物的变现能力
质押物能否销售出去直接影响着融资企业的还款能力，流动资金充足的企业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质押物的变现能力很好，就算融资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物流企业也可以将质押物变卖来降低自身的风险。
2.4质押物是否投保
物流企业一般会要求融资企业为质押货物购买保险，并将银行作为受益人，这种操作降低了不可抗因素带来的风险。
2.5质押物的损耗
质押物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的改变会影响到物质的价值，还有的风险源自物流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导致货物丢失、毁损。
二期货市场功能
在质押物融资中的应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可以帮助货物持有者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锁定货物成本。如果融资企业判断持有货物面临市场价格下降的可能比较大时，在实际操作中融资企业存入质押物的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与现货品种相当，数量相当，但方向相反的期货商品。以一个市场的盈利弥补另一个市场的亏损，以达到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
3.1融资企业购买
期货合约提高融资额度银行在分配贷款额度时要计算质押率，质押率为贷款本金与质押货物价值的比率，质押率一般根据期货和现货的价差及价格波动幅度、趋势等因素合理确定。价差大、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价格趋跌时，质押率相对应低一些，反之，则质押率可以高一些。物流企业要求融资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与质押物数量相等，交割日期和贷款到期日相近的期货合约，并用合同约定当质押物市场价格下降时融资企业应将在期货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转给物流企业。物流企业在协助银行评估贷款风险时，通过这种操作方式提高融资企业的质押率，融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物流企业也降低了因为对质押物的占管所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
3.2利用期货交易交割环节
实现质押物变现当融资企业贷款到期不能偿付本金和利息的时候，物流公司可以通过期货交易交割环节以交割结算价卖掉商品，以弥补融资企业违约造成的损失。物流公司代期货公司收缴交割手续费。虽然操作方式对质押物的品种和质量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但是却拓宽了质押物变现的途经，增加了融资企业的信用等级。
三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虽然利用期货市场可以降低融资风险，但是这种操作方式还有很多缺陷需要完善。比如当后期质押物市场价格走势与前期预测的下跌相反，那么在期货市场上的卖出操作反而会带来亏损，而对价格的走势判断完全依赖于分析人员的经验和分析。动产质押融资的质押物由于行业的不同一定是种类繁多，但是期货市场上的期货合约涉及的交易品种却是有限的。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提出两个改善方案。
4.1利用期货期权减少
预期价格走势反向发展的损失期货期权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相关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在看跌期权中，该期权买方有权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和规定的时间向期权卖方卖出一定数量的相关期货合约，但是不是附有必须卖出的义务。如果质押物市场价格上涨，物流企业可以卖掉该期权或者让它自动到期，损失的仅仅是权利金。如果质押物市场价格下跌，物流企业可以执行该期权，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卖出期货合约，这样一来可以对冲现货市场上的亏损。
4.2借鉴“交叉套期保值交易”的做法
选择期货合约由于不是所有商品都能成为期货交易品种，当融资企业的质押物在期货市场上没有对应的期货合约，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与该质押物种类不同但在价格走势具有相关性而且走势大致相同的相关的期货合约来操作。一般而言，选择作为替代物的期货商品最好是质押物的替代商品。
四总结
金融期货市场价格是指金融工具期货合约的理论价格，金融工具期货又分为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股指期货三类，以下简单对它们的价格构成进行介绍。
1.外汇期货的价格构成
由于外汇期货的标的为外汇，它是非物资商品，故无商品生产成本与期货商品流通费用两项；外汇的理论期货价格由货币成本、期货交易费用和预期利润三部分组成；其中，货币成本是指某种外币的数量，货币成本的产生是由少数外汇期货合约实际交割产生的。
2.利率期货的价格构成
利率期货交易分国库券期货交易、定期存单期货交易、抵押证券期货交易等；在美国，国库券期货合约的理论价格主要由国库券的发行价格、期货交易费用和预期利润三项，其中，在发行价格上短期国库券和长期国库券有所区别，短期国库券的发行价格是以贴现方式或按面值打折扣方式形成的，计算公式为：短期国库券发行价格=国库券面值-国库券面值×年利率×国库券实际期限/3603.股指期货的价格构成股指期货的价格主要由现金设定价格、期货交易费用和预期利润三项构成；其中，现金设定价格等于股指的指数乘以一个由股指确定的固定金额，它不仅体现了股指的综合价值，还是股指期货的交易价格，更是股指期货理论价格的构成要素。
二、期货定价在进行期货定价的介绍之前
需先了解一些数学符号的定义T:期货合约到期的时间（年）；t：现在的时间（年）；s：期货合约标的资产在时间t时的价格；ST:期货合约标的资产在时间T时的价格（在t时刻这个值是未知的）；k:期货合约中的交割价格；f：时刻t时，期货合约多头的价值；F：时刻t时期货合约的价格；r:从时刻t到T时刻，计算投资利息时使用的无风险利率。
1.商品期货定价
可把商品期货的标的商品分为投资类商品（如黄金、白银）、消费类商品，对投资类商品可以给出准确的期货价格，消费类的商品只给出期货价格上限。黄金、白银是投资类商品中的代表性商品，人们持有黄金、白银的目的一般是投资和保值；不考虑黄金、白银的存储成本时，它们与无收益证券类似，期货合约价格可按下式计算F=exp（r(T-t)）考虑存储成本时，可将存储成本看作负收益，记u是期货合约有效期间所有存储成本的现值，则期货合约的价格为F=(S+U)EXP(R(T-t))例如，一张一年期的黄金期货合约，已知黄金的存储成本为每年每盎司2美元，在年底支付，现价为450美元，无风险利率始终为每年7%，该期货合约的价格计算如下r=0.07,s=450,T-t=1.所有存储成本现值u=2exp(-0.07)=1.865.期货价格F=（450+1.865）exp（0.07）=484.6
2.金融期货定价
关键词：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
金融稳定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处于平滑运行的一种状态。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能够避免实体经济或者金融系统遭受外部冲击，金融媒介功能能够有效发挥，金融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金融资产价格平稳运行并能反映其价值。从1980年爆发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到2015年以来的中国股灾，诸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汇率不稳定的国家，汇率波动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国内外研究汇率波动、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文献比较丰富，但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系统研究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并不多。在注册制等制度创新不断推出以及金融政策预期不稳定的特别时期，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金融创新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和金融政策的纠错机制，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学术界关于汇率波动、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课题拟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献综述，然后构建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稳定问题的分析框架。
一、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汇率制度选择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方向，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汇率制度安排必须服从国家的长期战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民币仍将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才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外资冲击东道国汇率，进而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主要有如下三条。
第一，通过贸易收支途径。贸易收支与汇率波动存在较强相关性，因而贸易收支变化影响金融稳定（Arize等，2000）。胡援成（2005）利用亚洲五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净出口、储备变动和汇率变动等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累积的经常账户逆差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因果关系。Whelan（2013）认为经常账户赤字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因素。
第二，通过直接投资途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论证了短期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Krugman（1979，第一代）研究发现，一国经济基本面恶化能够引发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不仅如此，Obstfeld（1996，第二代）发现，即使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乏值的预期也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第三代）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羊群”效应、警示效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展开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第三，通过金融市场途径。Dombusch等（1980）提出“流量导向模型”，认为外部冲击引起的汇率波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不仅本币贬值会导致股价上升，而且汇率变动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引发本国通货膨胀，从而引起股价波动。Wilson等（1990）分析了美国1907年之前发生的5次股市崩盘和金融危机，发现汇率波动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谢经荣和朱勇（2002）通过对12个国家发生的16次金融危机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在这16次金融危机之中，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占据12次。
总之，外部冲击通过贸易收支、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影响汇率，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汇率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路径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汇率波动与金融稳定的互动机制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课题。
二、货币政策影响汇率波动的理论研究
Keynes （1923）提出利率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波动源于国内外利率差异。Argy（1981）提出国际收支学说，认为汇率波动源于国内外国民收入、国内外价格水平、国内外利率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Chadha和Prasda（1997）对日本实际汇率波动的原因进行了VAR分析，发现不论是名义需求冲击还是实际需求冲击都是导致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Ball（2010）对汇率波动的成因进行了分类，给出了最优货币政策方案：如果因为资本流动变化导致货币升值，最优货币政策就是降低利率；如果因为国内消费攀升引起货币升值，最优货币政策就是提高利率；如果汇率波动冲击来自较高的净出口，而出口增加的原因又是制成品，那么最优货币政策就是货币从紧。赵文胜和张屹山（2012）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是影响汇率波动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货币供给、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有效地调控汇率，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三、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
金融动荡和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学术界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Lee（2011）认为中央银行通过稳定通胀和产出，减少源于预期变化产生的冲击，能够促进金融稳定。Albulescu（2013）构建了一个模型，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中加入金融稳定目标，认为欧洲央行需要对金融不稳定做出反应。Baxa等（2013）在模型中加入金融压力指数，研究5个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否需要对金融不稳定做出反应以及怎样做出反应，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来应对较高的金融压力。王少林和林建浩等（2015）构建了一个FAVAR-BL模型，发现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同期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股票市场变动对货币政策则是同期影响强度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
总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存在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在金融稳定与配套货币金融政策体系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研究。比如，从美国复制的熔断机制为什么不适应中国的T+1市场？注册制的推出会不会导致更长时期的金融不稳定？
四、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稳定问题的理论框架
依据金融理论以及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构建金融稳定问题的研究框架如下。
1. 金融稳定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研究。内容具体包括：研究金融稳定的内涵和外延；构建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各种影响研究；金融不稳定导致的货币政策偏离，货币政策偏离对经济主体预期的影响；综合研究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机制。
2. 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研究。内容具体包括：深入研究汇率波动通过贸易收支、直接投资、金融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和机制；借鉴Chang和Velasco （2001）构建的金融危机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汇率因素，论证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从理论上剖析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渠道。
3. 汇率波动来源与货币政策反应研究。内容具体包括：建立汇率波动来源与最优货币政策反应的理论模型；研究中央银行基于不同的汇率波动来源而做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体系；借鉴国外经验，深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汇率波动来源，探索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体系。
4. 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金融政策体系研究。内容具体包括：根据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针对当前资本市场存在的若干制度缺陷，以及正在或者准备实施的制度创新，综合研究货币金融政策体系的预期影响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借鉴国际经验，重点研究注册制实施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的策略体系。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金融稳定与货币金融政策的互动机制研究，因为这是构建央行货币政策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选择货币工具的关键依据。本课题研究的难点是最优货币政策体系和策略体系构建的相关理论研究，因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际环境是复杂多变的，货币金融政策选择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类似熔断机制在中国不适应以及政策不配套的情况还会出现。
参考文献：
[1]邹文理，王曦.预期与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11）.
[2]王少林，林建浩，等.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互动关系的测算.国际金融研究，2015（12）.
[3]易宪容，王国刚.美国次贷危机的流动性传导机制的金融分析[J].金融研究，2010（05）.
[4]胡援成.经常项目逆差会导致货币危机吗？[J].当代财经，2005（03）.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期货品种创新；科学发展观；煤炭期货
中图分类号：F7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0097―05
一、引言
当前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海啸愈演愈烈，目前已经造成全球房地产的持续下跌、诸多全球大型投资银行倒闭、各国股市暴跌、欧美金融机构亏损和全球经济增速急速放缓等严重后果，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政府被迫启动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全球商品期货市场也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而展开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金融过度、过度创新、金融滥用等词一时成为人们当前讨论的焦点，金融衍生品被认定为“坏孩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第三代货币理论中关于金融中介机构道德风险转化为证券金融资产的过度积累，会导致经济泡沫破裂产生金融危机的论述最终得到了验证。
受到金融危机蝴蝶效应影响，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价格也发生了大幅度波动，强减措施数次启动，投资破产者屡屡见诸报端，国内学术界为此从各个角度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影响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诸如中国金融业要从华尔街海啸中吸取教训、限制包括期货在内的杠杆化金融工具的品种创新发展、施行对商品期货等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严厉监管等一些声调不绝于耳。
那么，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实体经济受困的宏观背景下，期货行业发展到底还需不需要品种领域的金融创新?如果是肯定的答案，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尺度，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与做好风险防范乃至服务实体经济等诸多方面寻求利益结合点以求得平衡?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亟待回答的问题。
二、期货品种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要义的重要环节
(一)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情况回顾
我国的期货市场是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完善离不开期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20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指导性文件颁布和实施，在中国证监会的正确领导下，监管层全面总结了我国期货市场十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先进做法，在健全市场法制、加强市场监管、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稳步推进市场创新与发展方面等积极探索、深化改革，进行了大量适应我国期货市场新兴加转轨时代特点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使得我国期货市场呈现出规范发展的良好局面，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市场套期保值和发现价格功能日益发挥，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2007年，我国期货市场呈现跳跃性发展态势，成交额首次超过GDP，达到40多万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08年12月19日，国内三家期货交易所总共拥有19个期货交易品种，成交量达到了131181.72万手，成交额达到了698435.67亿元，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其经济功能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
(二)期货市场发展尚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
国内期货市场在成绩斐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发展模式、风险控制体系、营运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转折性的变化，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性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到期货品种研究工作，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是现有交易品种发展不均衡，煤炭、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品种尚未推出，难以适应相关企业对风险管理的寻求，制约了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的功能发挥；二是现有交易品种还存在一些体制性、机制，对市场高效运行还存在影响。
特别是在2008年十一长假结束后，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国内所有商品期货品种全线跌停，国内投资者竞相平仓离场，各交易所纷纷采取强制减仓措施，我国的期货市场稳定运行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国外期货市场的暴涨暴跌，也使得传导到国内的期货市场风险急剧扩大，面对新一轮迅速变化的市场形势，不由得引发了期货市场品种研究者的警醒和深思，在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增强期货市场的稳步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在繁荣现有品种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如何在标准合约设计阶段即开始动态完善各项风险保障措施，以便更切实的保护好投资者利益，完善期货市场经济功能，为实体产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从而促进期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面对新情况下的诸多新问题，我们认为，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精神，将科学发展观思想切实运用到期货市场开发的实践工作中，这无疑是统领我们深入思考和正确认识金融工具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方法。
(三)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期货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对期货品种研究领域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中国衍生品市场体系建设，应该首先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方面相结合，将重心放在发展上面，深刻认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期货市场的迫切需求，大力丰富商品期货品种。冲国经济近年来取得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产业界对期货认识由可有可无逐步过渡到渴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避险工具选择，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在未来都是潜力巨大的。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继续把研究，开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性商品等期货品种作为当前工作重点，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能源系列商品市场，为我国的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服务，满足促进能源产业发展对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推动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建设，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最终体现为期货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提高，而期货交易品种的拓展，企业套期保值范围和深度的增加，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财务困境，减少债务成本，促进企业的持续稳健经营，增加企业价值，这在当前国外经济动荡影响国内企业经营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的特殊时期，具有更显著的意义。因此，期货的品种发展即期货品种的创新也就成为期货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发展要义的重要一环。
三、期货品种创新与金融过度的辨析
(一)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面对2008年中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度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创新必要性和管理的讨论，首要的问题就是――现阶段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麻烦的金融创新，在未来社会还是发展的动力和值得鼓励的举措吗?
实际上，金融创新和金融危机都是金融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阻止金融业地发展只会隐藏金融体系的瑕疵，不能完全屏蔽引致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只要发展，就必然会遇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金融业不能过度创新，但同时也不应该因为金融危机而放弃创新。创新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们对此早已经取得共识，创新对金融业发展作用也是如此。在国际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中国金融机构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持续性创新才能生存并谋求发展，做大做强。今天中国因为缺乏金融创新，所以没有金融危机之虞，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业欠发展是正确的，是对中国经济更有利的事，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依然亟待解决。如果中国或任何国家从此限制金融创新、过度强化金融管制，那无疑是犯了因噎废食的错误。只有进一步鼓励自发的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的合理调整，中国的金融市场才能深化，进一步发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对广义的金融市场是这样，对狭义的期货市场品种创新更是如此。
事实上，经济学界已经有有识之士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经济学家樊纲等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金融创新应该鼓励“交易先于制度”的原则，银行等机构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手段转移和分散了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如果没有金融衍生产品，银行所聚集的风险将会更大，从而肯定了金融创新的积极意义。中央银行《2008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也明确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机构通过改革和创新，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转变业务增长方式，更好满足社会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在近期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文件亦明确提出一方面要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金融业加快改革步伐，通过创新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竞争力。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过度的评判标准
加快金融创新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认真辨别金融创新与金融过度之间的差别，将两者区别对待。第三代货币理论认为金融过度即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风险转化为证券、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过度积累，此举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转化时，会产生金融危机，最终损害实体经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金融创新需要一整套高效的外部监管体制相匹配，才能抑制金融创新向金融过度的演化。通常，监管体制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而此时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创新的冲动，一方面是监管制度的缺位，那么该如何判断某项创新的性质呢?或者说，判断一项创新是金融创新还是金融过度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理论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过度的判定有深刻的借鉴价值。他认为，无论是从事国际贸易还是增加“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企业亦或削减他国的竞争力，都对提升一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影响甚微，而要增加一国百姓的福祉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提高该国的国内生产效率。此外，在他的理论中还重点强调了金融外部性(供给和需求外溢)的重要作用。克鲁格曼的理论也可以较好解释当前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原因，即好的金融创新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一些只能减少自身损害的举措而无利于国内生产效率的创新就可以定义为金融过度了。
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从反经济周期的角度厘清了对拯救金融危机的认识。他认为信贷和货币发出的错误经济信号是有代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是实体经济失调的一个表现，应对经济危机不应该将注意力仅仅放在如何降息、如何控制实际利率上升、如何修补资金窟窿、如何防止银行流动性短缺等问题上，而是更应该注意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构建社会保障，只有生产结构的扭曲要尽早得到解决，金融危机才能得以解脱。实际上，分析哈耶克的基本观点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即促进实体经济正常发展的虚拟经济是不存在泡沫破裂问题的，而虚拟经济泡沫破裂肯定是实体经济失调的显现，解决之道依赖于生产结构的调整，而不仅仅是所谓的“信心”，从而从侧面佐证了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必要性。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方面看，科学发展观和克鲁格曼理论两者殊途同归，都把提高国民福祉作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归宿，而发展路径一个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则是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因此，对于判断金融创新的性质就可以依据上述理论归结为是否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实体产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实际生产效率的提高的问题了，此论断也可以成为判断金融创新和金融过度的依据了。
从完善中国衍生品市场体系的选择角度看，商品期货新品种开发无疑也是一种金融创新。新品种的开发可以拓展期货品种的覆盖面，扩大金融外部性的范围，特别是增加涉及国计民生的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类期货品种，对于调整目前扭曲的价格机制，优化国家能源结构的资源配置，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能源生产企业与消费企业提供选择性期权，从而促进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企业价值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大品种的、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煤炭、石油等能源类期货品种的健全和完善，通过上述方法和手段，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势必会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提升我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从这个标准上判断，期货新品种的开发应该是一项应该鼓励的金融创新。
四、期货品种创新的发展策略
依照中央提出的“有好又快”的发展思想，期货 品种研究工作应结合期货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保持市场稳健发展基础上，以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为宗旨，以市场发挥为主体，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以此作为制订规划、确定发展的出发点。国内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等期货交易组织机构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品种发展规划。具体而言，主要的发展策略可以为：
(一)优化市场结构，增强金融属性，做深做精现有品种
通过修改合约和交易规则制度，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现货企业入市进行套期保值、实行个性化品种管理等手段来增强现有品种的活力和功能，不短延伸和扩大其利用价值，做深做精现有品种。
(二)加大品种创新研究力度，形成系列化和层次化的品种结构体系
目前，交易所的结构体系尚不完善，基础性的农业品种居多，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品种没有上市交易，也没有期权、指数等衍生产品。存在的这些不足，使得商品期货交易品种在服务国民经济的深度和广度、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服务国民经济的能力与水平，就必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研究开发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品种，使交易品种不断系列化和层次化。结合政策环境和发展实际，品种研究工作需要根据具体品种的市场化程度，继续深入拓展农产品期货品种序列，大力培育能源产品序列，加强研究化工品种序列，积极开发期权、指数、排放权等衍生产品。
五、结论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在当前爆发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状况下，中美两国的金融体制背景、金融机构发展状况、金融产品结构、金融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结构、金融监管方法都有本质的不同，就两国比较而言，中国是金融创新不足，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中国金融监管过度，美国金融监管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美国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启示”，“别人生病、中国吃药”――结果会造成保守思想抬头，反而延缓了中国金融创新的步伐。
对包括期货市场衍生品体系建设在内的金融创新等行为，应当在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基础上重新建立对其的再认识，正确辨别金融创新与金融过度的本质区别，为期货等金融市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金融业不能“自娱自乐”式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与杠杆放大的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放慢速度。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期货领域一切工作的纲领
期货衍生品体系的建设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状况下，减小和预防金融危机的途径可以是加强金融监管，发展根本手段应该是鼓励金融创新的发展。具体到期货市场，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放在指导工作的首位，而大力拓展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促进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稳定发展，健全衍生品市场交易体系，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是金融创新的表现，也是科学发展观观点的在期货市场建设实际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应该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过度的辩证关系
金融创新如果过分脱离实体经济，势必向金融过度演化，而依据科学发展观区别二者的根本标准即是创新是否以人为本，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的为提高本部门、本行业的经济利益而去发展创新。与科学发展观异曲同工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理论同样也把能否有助于促进企业金融外部性、提高国内生产效率、提升国民福祉程度等内容作为分析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本文认为，金融创新与金融过度的界定应该是以是否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的实际效率作为最终的判断尺度。
一、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产生与发展，现代经济运行的虚拟化程度逐渐提高，现代经济周期越来越表现出金融经济周期特征，微小的冲击通过金融市场的加速和放大，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在众多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中，以伯南克（Bernanke，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最具解释力。该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着摩擦成本，最初的反向冲击会因为金融市场状态的改变产生加速效应，因此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是非对称的：即在金融加速机制作用下，冲击的波动效应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状态，体现为相对于“扩张”金融市场状态，“紧缩”金融市场状态下冲击的波动效应更加剧烈。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价格发现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但其越拉越长的金融衍生链条反而加剧了信息不透明的程度，当金融现货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时，恐慌性抛售金融期货产品会导致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股指期货市场是股票现货市场深化的产物，也是股票现货市场发展的助推器，但股指期货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以相对有效的股票现货市场和风险防范体系为基础的。当股票现货市场出现猛烈的单边下行行情时，股指期货交易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分散系统性风险，而其杠杆交易的特性反而会形成衍生风险并导致其积聚和扩散，诱发金融加速器效应。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股指期货作为风险对冲工具，在危机爆发的初期显示出其资本市场稳定器的重要功能，但随着次贷风险加速暴露和违约率的上升，直接冲击到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时，市场恐慌快速蔓延，并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投资者为了转移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开始大量抛售S&P5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指数期货合约价格的下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股票抛售狂潮，导致美国股市单周急挫，全球股票市值一周蒸发超过6万多亿美元，创造了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单周最大跌幅，并引发了持续性下跌。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美国S&P500股票指数由1176点下跌到666点，跌幅近50%，因此，本文以上述时间段内S&P500现货指数和期货指数的日收盘数据为样本，对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计量检验。样本数据来源于文华财经网站。
二、股指期货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计量检验
本文拟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检验S&P500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衍生风险的相互引导关系；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形成并持续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投资者的不稳定预期和非理性决策，会导致投资者对利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利好信息的反应不足，这一信息反应模式可以通过非对称信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来检验。
（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不同的交割月份，它们的价格有机的、动态的、连续的反映着当前变化中的及变化后的供求关系，实际上检验了众多交易者对未来供求状况的预测，因此能反映价格的动态走势，表现出价格形成上的连贯性和指示调节作用上的超前性。由于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无论冲击来自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率先进行反应的是期货指数。这一市场反应模式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检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扰动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模型中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的VAR模型如下：
式中，F代表S&P500指数期货的日收益率，S代表S&P500指数的日收益率。k代表VAR模型滞后期，依据AIC准则确定为4阶。当μ1t=1，μ2t=0时，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Ft和St产生的影响；反之，当μ1t=0，μ2t=1时，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Ft和St产生的影响。图1和图2表明，股灾期间无论是冲击来自股指期货市场还是来自股票现货市场，都是Ft率先对冲击做出明显反应，而St对市场冲击的反应微弱，也就是面对市场冲击，投资者率先在股指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导致Ft显著变动。
（二）预测方差分解
VAR模型的预测方差分解描述的是对模型中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μt的相对重要性。市场冲击会对Ft和St的预测方差产生影响，而Ft的预测方差可以分解为源自μ1t（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和源自μ2t（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St的预测方差同样可以分解为源自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和S&P500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通过预测方差分解可知，次贷危机期间，Ft的波动主要源于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而St的波动既源于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也源于股票现货市场的冲击。这说明机期间，投资者不仅通过抛售期货合约避险，而且对市场信心的丧失引发了股票的直接抛售行为，两种卖压在股指期货市场和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传递，导致了股价与期价的双双狂泻。这说明次贷危机期间股指期货市场发现更多的是恐慌性信息，恐慌性抛售改变了股指期货价格和股票现货价格的波动形态。无论冲击来自期货市场还是现货市场，股指期货价格的变化总比现货价格的变化表现出更大的波动。这种区别反映了两个市场的特征，即期货价格能比现货价格更快地对冲击作出反应，也意味着现货市场的冲击最先带来的是期货价格的变化而不是现货价格。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不同市场状态下，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引导关系存在着差异。Ahbyaknar(2001)运用GARCH模型对1996年至1999年英国FT-SE100现货指数与期货指数的日收盘数据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是造成市场交易者比较偏好期货交易的原因。在利好消息期间，领先—滞后关系不存在；在中性消息期间，期货领先现货；在利空消息期间，领先—滞后关系不稳定。高波动率时期，期货领先现货；低波动时期，没有明确的形态。股票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出现高交易量与低交易量时，期货大幅领先现货。对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引导关系另一种思路是VAR模型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1的数据表明，次贷危机期间St-i不是Ft的格兰杰原因与Ft-i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都被拒绝，这说明S与F因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而存在双向引导关系，因此衍生风险会在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形成反馈循环。随着金融市场摩擦成本的增大，指数套利无法剔除非理对理的长期并且是实质性的影响，恐慌性抛售致使风险无法快速、平稳地得到释放，导致衍生风险积聚。
（四）非对称冲击效应检验
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许多时间序列的现期方差与前期的“波动”有关系，Engle（1982）将描述这类关系的模型称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δ2t=α0+α1μ2t-1+α2μ2t-1+……+αpμ2t-p。为解决ARCH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Bollerslev（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δ2t=α0+α1μ2t-1+βδ2t-1，随后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但对于许多金融资产而言，负的冲击似乎比正的冲击更容易引起它的波动，而由Nelson（1991）提出的非对称信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可以反应这一特征事实。EGARCH的条件方差模型可以表示为：
由于γ1和γ2的非负约束，如果模型中的γ3<0，则负向冲击（μt-1<0）对lnσ2t的影响参数为γ2-γ3，而正向冲击（μt-1>0）对lnσ2t的影响参数为γ2+γ3，由于γ2-γ3>γ2+γ3，所以负向冲击对lnσ2t产生了更大影响。
本文首先对次贷危机期间S&P500指数期货的收益率进行了ARCH效应检验，发现S&P500指数期货市场ARCH效应显著，即存在波动积聚效应。进一步对次贷危机期间S&P500指数期货的收益率进行非对称冲击分析，得EGARCH估计方程为：
令Zt-1=μt-1/σt-1，则f(Zt-1)=γ2Zt-1+γ3Zt-1为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非对称冲击效应曲线。如表2所示，当μt-1>0，即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为正向时，非对称冲击效应系数为0.21；当μt-1<0，即S&P500股指期货市场的冲击为负向时，非对称冲击效应系数为-0.57。由此可见，次贷危机期间投资者对股指期货市场上的负向冲击反应强烈，对股指期货市场上的正向冲击反应较弱。也就是说，由于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导致股指期货市场上产生了非对称的金融加速机制，由此引发了市场的剧烈波动。
三、结论与建议
（一）股指期货衍生于股票现货市场，其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指数套利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是以相对稳定和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为条件的。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次贷危机发生后，股指期货率先对市场冲击做出反应，使用组合资产保险交易策略的机构通过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大量抛售合约，以实现对所持股票的保值。但随着危机的深化，市场的悲观预期引发了股市的抛售狂潮，股价的下跌又会引发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新一轮抛售，这个过程循环下去，导致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形成恐慌性双向引导关系，形成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引发股指期货价格和股票现货价格双双下泻。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股指期货市场摩擦成本逐渐增大，由此引发了非对称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二）马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的预期收益是风险的线性函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风险，投资所要求的收益补偿始终不变，因此理性的投资决策会遵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即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投资者对损失更敏感。投资者投资时判断效用的依据并不像有效市场理论中所论述的是最终的财富水平，而是总会以自己身处的位置和衡量标准来判断行为的收益与损失，也就是选取一个决策参考点，在参考点上，人们更重视预期与结果的差距而不是价值本身。也正由于决策参考点的存在，使得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股市的泡沫吹到了顶点，人们的盈利预期降低，价格回落时，就会出现下行的正反馈过程，形成“愈跌愈抛,愈抛愈跌”的态势，导致股市泡沫破灭。股市泡沫的破灭最先在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出来，股指期货市场上的反常价格在下行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传递到股票现货市场，形成风险联动。超级秘书网
（三）2010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标志着中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正式诞生。为防范股指期货市场可能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中金所规定了12%的保证金等严格的交易制度，但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已有的10%的涨跌幅限制，中金所暂时取消了“熔断制度”。而各国的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实践表明，股指期货市场的熔断制度在股灾期间可对衍生风险起到一定的预警和减震的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当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运行相对平稳后，可考虑降低涨跌幅限制标准（如20%的涨跌幅限制）来提高市场的活跃性，而市场的预警机制通过恢复熔断制度来实现。但目前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的熔断制度缺乏针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弹性设计。因此，考虑到投资者易出现对收益的反应不足和对风险的反应过度的非理性决策，本文建议未来的熔断制度应考虑市场非对称波动的特点，在单边上升行情时，实行“熔而不断”；在单边下行行情时实行“熔而且断”，以平抑股指期货市场非对称波动引发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四）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开发将有助于我国股票市场的深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但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浓烈的投机气氛以及制度性缺陷会制约股指期货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作为金融衍生工具，股指期货的杠杆交易决定了其助涨助跌的性质，因此当投机资本对一国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攻击时，会选择操纵股指期货引发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而限制交易、提高利率以及政府注资等反危机措施，往往会降低市场的流动性并加重投资者对股市下跌的预期，这种对衍生风险的过度反应会加剧股市与期市的风险联动，通过加速机制引发股市和期市的暴跌。我国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持续冲突已经形成了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双重压力，同时这种压力也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狙击人民币的动力，而我国股指期货的开发和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客观上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立体攻击创造了条件。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由政府、同业协会和交易所共同参与、有机结合的“三级监管制度”，完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体系和疏导机制，避免金融衍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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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关键词 金融工程；实验教学；模拟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36-0136-02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外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有关股票、债券及其衍生产品的研究不断地趋于成熟，与此相关的金融工程学的研究也不断有新成果涌现。1997年，罗伯特·C.默顿减弱了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有关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与迈伦·斯科尔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当时布莱克还健在的话也能得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股票市场不断完善，股指期货成功推出。随着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立，金融交易总量得以大幅增长。国内金融工程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我国设立金融工程专业的高校在逐年增多。同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都设立了金融工程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金融人才。高校中金融工程学的教学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投资实践能力的培养。
李佳颐和宋彤在《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中指出，作为金融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金融人才数量需求巨大，人才质量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金融产业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事关民生福祉。因此，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一直备受关注。所谓顶层设计，指的是在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从学校及学科建设层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所以，高校在培养金融人才时，除了讲授金融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和较强的动手能力，从而适应当前金融工作实际。同时，要从市场适切度（即适应程度）和知识能力两个方面培养。
1 培养学生投资观念
学生在大学学习的金融工程学是研究利用远期合约、期货、互换、期权等产品进行资产选择、资产定价、套期保值等理论。高校中的学生在接触这些理论时并没有太多的实际资产投资经验，教师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借助模拟投资系统给学生介绍股票投资、期货投资等基本投资操作，同时关注国债、企业债券、世界股票指数、外汇、黄金走势，了解互换合约的交易方式，借助国内及国外网站了解期权合约的交易规则。互联网上许多网站都提供财经信息，新浪、网易、搜狐、凤凰、和讯等各大网站都有财经频道，时时报道财经信息、股市动态、各股行情、外汇产品、基金盈亏、全球股指、黄金走势以及投资方法和投资计算器。利用网络，学生在课后可以很好地跟踪股票价格变动，了解投资动态，分析经济变化趋势，丰富业余生活。
鼓励学生关注全球金融交易所的交易信息，了解各国主要的交易所的网站，如我国内地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X，.cn）、大连商品交易所（DEC，.cn）、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cn）、郑州商品交易所（ZCE，.cn），香港的香港期货交易所（HKFE，.hk）；可关注国外的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https：//）、伦敦证券交易所（LSE，）、新加坡交易所（SGX，）、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英文；/cn-s，中文简体）、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SX，）、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伦敦证券交易所（LSE，）、东京证券交易所（TSE，tse.or.jp）、韩国证券交易所（KRX，krx.co.kr/index.jsp）等交易所的交易；关注几大银行网站，了解利率、汇率、黄金、基金等走势；关注保险的投资方向等活动。
2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利用Excel软件、计量经济学中的Eviews软件、SPSS等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分析，学生可以具有现代金融数据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对金融数据变化的敏感性，研究各种经济变量间长、短期的关系，寻找套期保值或套利的机会。综合各种数据，分析国内、国外经济运行情况，把握投资方向，利用模拟炒股软件、模拟股指期货交易软件、各种理财计算器，计算模拟投资的盈亏。时时检查资产配置，讨论投资方向，根据理论计算敞口风险，确定做多还是做空。
学生的学习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学生根据世界各地工作时间，实时跟踪金融数据的变化，实时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前景、金融投资方向、风险状况，了解各国股市、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关注时事，了解汇率变化，分析并预测股市、期市、银行等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同时也要关注非金融市场中的相关信息，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了解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建立调研小组，研究当地或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投资情况，走访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机构，了解市场所需人才的知识结构，了解金融人才所必需的知识结构，了解这些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知识，使学生在大学期间成为具备高素质、高知识储备的综合型人才。
3 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学生通过课上的理论学习，已经掌握无套利原理、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积木分析法等理论。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定价、投资分析，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是关键。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金融数据分析，结合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验。将学生分组，利用模拟软件进行模拟投资，根据市场上基差的变化，寻找投资机会和套期保值机会；根据相关系数和β值确定套期保值合约的份数；研究利率的变化，利用利率合远期约、利率期货合约进行投资实验。建立投资的风险测评系统，计算投资风险系数，评估投资风险。组织学生参加模拟投资大赛，与投资公司合作，定期组织培训，使学生了解新的投资产品构建方法，了解最新的投资动态。学校可以建立金融实验室，通过模拟银行业务实务、模拟金融期货交易实务、模拟证券投资实务、模拟财务会计实务、模拟保险实务等实验，实时跟踪金融信息，实时监控金融风险，实时了解国际经济发展状况、投资趋势。与金融机构合作，分析金融风险，为当地经济服务。
同时，改革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将传统考试模式转换成传统考试模式与实验考试、实践考核相结合的方法，更好地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金融工程学的教学不只是讲授金融投资知识，还要培养对金融数据变化的敏感性、对经济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投资的动手能力。因此，许多大学都设立了金融工程实验室，这是为我国培养金融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学生可以边学习理论边进行投资模拟，理论指导投资，投资又可补充理论。所以，金融工程学的教学必须采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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