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2000年，在国家连续三年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保持了稳中有旺的运行态势。全年消费品零售额实现34153亿元，比上年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是近三年的最高增长幅度。按可比价格，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4%，高于GDP的增幅3.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1999年，说明国家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对刺激消费产生了明显效果。但是从城乡消费结构来看，农村消费明显不如城市消费活跃：2000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21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0.6%，增幅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而农村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实现13042亿元，比上年增长8.3%，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但比城市的增幅小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差距比1999年提高1.5个百分点。
农村消费之所以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连续三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在以农村改革为主的1978～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高达20.11%；在城市及改革的1985-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12.9%，其中1985-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年均增长16.02%；而在1997-1999年的三年间，农村人均总收入平均只增长2.17%，其中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增长6.9%，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则下降0.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又进一步下降了0.3%，2000年估计农村居民总收入只能增长1%左右，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连续四年保持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发生的。
一、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变化
1.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
农村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占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的80%左右。1990-1999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平均增长1.7%，其中1990-1996年平均增长18.3%，而1997-1999年平均每年下降0.3%，比1990-1999年平均增长速度低12个百分点，比1990-1996年平均增长速度低18.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在1997-1999年下降的幅度非常明显，其中1998年下降2.55%(见表1)，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首次下降，1999下降幅度继续扩大，达到3.3%。预计2000年仍为下降，由于2000年粮棉产量因灾减少及价格的持续低迷，将使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3%左右。
表11978～1999年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总收入 劳动报酬收入 劳动报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集体组织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收入 企业劳动收入占劳动收入比重 乡企劳动收入 乡企劳动收入占企业劳动收入比重 家庭经营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1985 547.31
27.71
1988 785.30 54.34 6.92
33.39
687.7 87.57 1990 990.38 138.8 14.01 27.02 54.06 38.95 42.01 77.71 815.79 82.37 1995 2337.9 353.7 15.13 68.73 256.6 72.56 111.5 43.43 1877.4 80.30 1996 2806.7 450.8 16.06 90.34 311.5 69.10 130.7 41.96 2233.7 79.58 1997 2999.2 536.6 17.89 105.5 361.0 67.29 145.2 40.22 2346.7 78.24 1998 2995.5 573.6 19.1 125.6 351.4 63.1 136.4 38.8 2286.8 76.34 1999 2987.4 630.3 21.1 138.9 383.5 60.8 144.1 37.6 2211.6 74.02 97-99增长率 2.1 11.8
15.4 7.2
3.3
-0.3
90-99
增长率 13.05 18.3
20.0 24.3
14.7
11.7
从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构成来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80年代末占总收入的87%以上，在90年代前期占80%以上，但在1997-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1997年占78.24%，1998年占76.34%，1999年下降到74.02%。尽管如此，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连年下降是1997-1999年农村居民收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2.劳动报酬收入增幅下降
农村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第二大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90年代前期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15%左右，近两年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达到1/5左右。因此，农村劳动报酬收入增长的快慢，对农村居民总收入增长速度有很大的。1990-1999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8.3%，高于同期农村居民总收入增幅5.2个百分点，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从变化来看，1990-1996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7%，而1997-1999年平均年增长11.8%，比1990-1996年的平均增幅慢了10个百分点，增幅下降的幅度非常明显。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增幅的明显下降，是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减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构成来看，农村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增幅的急剧下降，是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关键因素。1990-1999年，农村居民的企业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4.3%，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但是在近两年农村居民的企业劳动报酬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997年仅增长15.9%，1998年则下降了1.3%，1999年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较低，为9.1%。1997-1999年平均每年仅增长7.2%，比1990-1999年的平均增幅慢了17.1个百分点。
乡村企业的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村居民企业劳动报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下降是农村居民企业劳动报酬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1999年，农村居民的乡企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其中1990-1999年平均每年增长20.8%，而1997年增长幅度下降为11.1%，1998年增长则变为-4.72%，成为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降幅最大的部分。1999年虽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只有5.6%。农村居民的乡企劳动报酬收入占其企业劳动报酬总收入的比重由90年代初期(1990-1992年)的78%左右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50%左右(1993-1997)，1998年则下降到38.8%，1999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7.6%。预计2000年农村居民的乡企劳动报酬收入占其企业劳动报酬总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3、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
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1999年，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16.3%，其中1990-1999年年均增长20.0%，即使在农民总收入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下降的1997-1999年，增幅也高达15.4%，略低于1985-199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但高于农村居民总收入增长幅度13.3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收入的各种构成中是最高的。1997-1999年，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从而维持了1997-1999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的相对较快增长。农村居民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是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增幅相对较高的原因。
4、1997年以来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显著下降
农村居民总收入包括生产和非生产性经营支出以及上缴的各种税费，并不能反映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可以更好地代表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情况。
表21978-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纯收入 纯收入增长速度 劳动报酬纯收入 劳动报酬纯收入增长速度 劳动报酬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 家庭经营纯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速度 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 1978 133.57
1990 675.51 12.30 138.8
20.55 518.55 4.92 76.76 1995 1577.74 29.22 353.7 34.50 22.42 1125.8 27.66 71.35 1996 1926.07 22.08 450.84 27.46 23.41 1362.4 21.02 70.74 1997 2090.13 8.52 514.55 14.13 24.62 1472.7 8.09 70.46 1998 2161.98 3.44 573.58 11.47 26.53 1466.0 -0.46 67.81 1999 2210.3 2.2 630.3 9.9 28.5 1448.4 -1.2 67.3 90-98
增长率 15.65
19.41
13.87
85-98
增长率 13.91
17.34
13.10
从表2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有与其总收入相一致的变化特点:1990-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1%，其中1990-1996年年均增长19.1%，但1997-1999年年均仅增长4.7%，其中1998年增长3.44%，1999年增长2.2%，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慢的一年。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来看，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1990-1999年年均增长12.1%，其中1990-1996年年均增长17.5%，而1997-1999年年均只增长2.1%，其中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下降，下降幅度为0.46%;1999年进一步下降了1.2%。与此同时，1990-1999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纯收入年均增长18.3%，比同期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高4.2个百分点，其中1990-1996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纯收入年均增长21.7%;1997-1999年，农村居民劳动者纯收入增长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11.8%的较快增长，比同期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快9.7个百分点。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比重变化来看，1990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其纯收入总额的76.76%，到1999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5.5%，9年间下降了11.2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居民的劳动纯收入占其纯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20.55%上升到1998年的30.0%，9年上升了近9.5个百分点。
上述变化说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幅度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的结果。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之所以快速增加，一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二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三靠乡镇等非农产业的，四靠劳动力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而农村居民赖以增加收入的四个因素均发生了变化：农产品基本上已呈供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格局，价格上涨的空间已经很小，仅靠增加产量不问市场需求已不可能增加收入；由于国民的调整正在进行之中，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农村居民进城打工的困难加大；农村城镇化严重滞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制约。
1、占农民收入绝大部分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导致农民收入的徘徊不前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农产品的价格自1997年以来连续三年持续下降：表3是1997-1999年与农民收入有关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由表3可以看出，1997-199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22.9%，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经济作物、禽蛋产品、干鲜果品、水产品等价格的下降幅度均在20%以上，这使得农村居民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在零售市场上向非农居民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降：1997-1999年，我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下降了4.8%，但其中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在15%左右，其中粮食价格下降14%、禽蛋价格下降14.5%、鲜果价格下降12.4%、水产品价格下降10.8％。因此，在1997-1999年农业丰收、农产品增产的情况下，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反而下降，从而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下降。
表3:与农民收入价格相关的各种物价指数单位：上年=100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零售物价指数 总
指数 粮食 经济作物 禽蛋
产品 干鲜果 水产品 总
指数 粮食 禽蛋产品 水产品 鲜果 1997 95.5 90.2 98.0 101.8 88.6 91.7 100.8 92.1 101.3 101.2 92.1 1998 92.0 96.7 91.2 86.9 94.5 93.9 97.4 96.9 92.6 94.2 95.7 1999 87.8 87.1 83.7 88.5 88.1 92.5 97.0 96.4 91.1 93.6 99.4 97-99年下降% 22.9 24.0 25.2 21.7 26.2 20.3 4.8 14.0 14.5 10.8 12.4
2、乡镇增长速度回落，效益下滑且吸纳就业能力下降，居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劳动收入增幅下降
自1996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在生产能力过剩方面所存在的较多，亏损增加，导致其速度连年回落，从1996年的21%下降到1999年的14%。与此同时，由于乡镇企业机械化作业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1998年在当地转移的劳动力中，只有10.8%在乡镇企业就业，比1995年下降了19.2个百分点。仅1997年和1998年两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就比1996年减少900多万人，1999和2000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由于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靠乡镇企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在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而国有企业技术设备先进、工人素质高、信息渠道畅通、购销系统基础健全、产品质量信誉好、综合竞争力强的比较优势占到了上风，加上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污染大、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环境下，近两年很多乡镇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大量的农村工人的失业，使得农村居民从乡企劳动报酬收入下降。
3、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
我国经济自从1993-1999年连续7年增速下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城市下岗职工逐年增加，1999年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6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三年都在3．1％以上。在大量国有职工下岗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在城镇企业做工的农民工更是难以保住其工作岗位，自1992年起连续5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之后，1997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又变为净增加174.5万人。再加上一些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采取限制的措施，农民在农村以外寻求就业的政策环境更加恶化，另外小城镇建设进展不快，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因此农民的企业劳动报酬收入增幅急剧下降;同时，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连年低迷、企业的投资热情不高，新建、在建工程规模有限，农民从事建筑工程的劳动报酬收入增幅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4、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了农村居民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从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构成的变化可以看出，1997-1999年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是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保持相对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两年国家执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农田水利设施和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增加了农村居民以工代赈的规模，使得农村居民的集体组织劳动报酬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年，在农村居民其他各项收入增幅均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只有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出现19.1%的增长;1999年在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3.3%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增速达到10.6%的较高增长。这正是近两年国家增加专项经济建设国债并配以银行贷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农村居民实行以工代赈、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
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对经济运行的不利
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影响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
由于收入是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慢明显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1990-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7.9%，而1997-1999年则因为收入的停滞不前而导致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只增长0.1%，其中1997年增长2.9%，1998年下降1.7%，1999年下降0.8%，见表4。
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严重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90-1996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20.7%，而1997-1999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仅增长2.8%，增长速度比1990-1996年降低1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减慢，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的幅度在减小，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在减慢。
3、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影响了农村最终消费增长，导致最终消费需求乏力，影响了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
1990-1996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总额平均每年以21.4%的速度快速增长，而1997-1999年，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停滞不前而使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到3.3%（见表4），低于同期GDP7.9%的增长速度近6个百分点，因此严重地拖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后腿。1997-1999年，因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的减慢（与GDP的增长速度相比）影响GDP平均每年少增长约2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趋势可以看到，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并不是城镇居民造成的，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年来基本持平，大幅下降的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份额。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如果把城乡人民消费作为100，农村居民已从1990年的56%降到1998年的46％，城市居民则从44%提高到54%。这表明，这两年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表4：1978-1999年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情况（单位：%）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元) 农村居民消费总额(亿元)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增长率 1978 116.06 138.00 1092.40 6.15 6.96 1980 162.21 178.00 1427.30 11.95 13.30 1985 317.42 347.00 2921.50 22.61 22.46 1990 584.63 571.00 5129.10 3.25 4.25 1995 1310.36 1434.00 13247.10 28.26 28.51 1996 1572.08 1768.00 16398.00 23.29 23.79 1997 1617.15 1876.00 17436.80 6.11 6.33 1998 1590.33 1895.00 17667.30 1.01 1.32 1999 1577.42 1918.00 18093.70 1.21 2.41 90-96增长率 17.9 20.7 21.4 97-99增长率 0.1 2.8 3.3
4、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197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村收入与城镇收入的比为1:2.57。之后的几年，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迅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198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97.6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39.1元，农村收入与城镇收入之比为1:1.86，达到了城乡差距的最小值。随后的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一直维持在1:2.1-1:2.2之间。199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升为675.51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上升为1510.2元，两者之比为1:2.24。进入199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2.47，1998年扩大到1:2.51，1999年1:2.65，2000年预计这一比值将扩大到1:2.77左右。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大于80年代中末期，也比改革初期的差距扩大。如果2001年实施为公务员及国家事业单位职工长工资的政策，则城乡收入差距将创最新纪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严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影响农产品长期稳定的供给，也会影响农村的稳定，加剧矛盾，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
表5：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单位：元）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农村 1978 133.57 343.4 2.57 1980 191.33 477.6 2.50 1990 675.51 1510.2 2.24 1997 2090.13 5160.3 2.47 1998 2161.98 5425.1 2.51 1999 2210.3 5854 2.65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1、稳定家庭经营收入
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的下降主要是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下降的结果，由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占其总收入的75%以上、纯收入的68%以上，因此稳定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是稳定农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目前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象前几年那样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已经行不通，而应通过大力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开展多种家庭经营方式等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同时可通过休耕、退耕等方式缓解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加净收入。此外，对农业应切实实行扶持政策，目前的关键是执行农产品保护价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最终达到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根据2000年农业减产的实际情况，2001年应考虑适当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
2、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很多地方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0%以上，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的5%以内的标准。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县和乡镇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冗员越来越多；第二是巧立名目、盲目上项目，浪费农民钱财；第三是利用公款吃、喝、玩、乐。而乡镇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巧立名目、欺上瞒下、多收多征；二是肆意虚假提高农民纯收入水平以达到多征税费的目的，有的地方虚假上报的农民纯收入比实际值高出一倍以上。针对上述情况，首先应着手进行精简乡镇机构的工作，减少农民负担的行政管理费用；其次，应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目前应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尽快普及，使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以便于农民及的监督。第三，建立独立于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代表大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村干部巧立名目、多征多收、增加农民负担、挥霍浪费公款的行为，并对违法乱纪的村干部提出罢免。
3、逐步消除城乡壁垒，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逐步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各项改革，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取消各地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政策。同时应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目前可以考虑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进行撤乡并镇，选择具有较好的、通讯、市场和能源等条件的乡镇优先，否则就无法发挥聚集效应，相对集中地发展二、三产业，以扩大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此外应增加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主体应多元化，促进小城镇的快速形成和发展。最后应改革和完善小城镇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对新到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应收取城镇增容费，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原来的城镇居民一视同仁。
4、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促进乡镇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是20多年来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1978年至1999年的21年间，乡镇企业提供给每个农民的工资收入由10.7元增加到683.4元，年均增长23%，比农民收入增长的平均速度（14.1%）快8个百分点。农民平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8.4%上升到1999年的34%。同时，乡镇企业还间接增加农民收入，21年来，乡镇企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达1000多亿元，支援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收入。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民的增收及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应通过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调整乡镇企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提高乡镇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等途径改造和发展乡镇企业，并从融资、人才交流、信息交流、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乡镇企业以必要的支持，使乡镇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获得较好收入创造条件。
5、适当调整农村财政政策
首先，增加对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财政补贴，包括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运用新技术补贴、农业保险和灾害补贴等；其次，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要象国家调控城镇居民收入那样增加农民收入，在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应注意适当减少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例如可以给农民直接补贴、国家承担农村电力供应的费用、建设农村道路等。
起居有常要求作息规律
起居养生要求人们起居作息、日常生活要有规律。《黄帝内经》指出“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能“度百岁乃去”。反过来，若“以妄为常”，则“半百而衰”。在日常生活中，若起居无节，生活作息毫无规律，把妄作妄为当作正常的生活规律，就会引起早衰，以致损伤寿命。有些人生活作息很不规律，夜卧早起没有定时，贪图一时舒适，四体不勤，放纵淫欲，其结果必然加速老化和衰老，变生疾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起居有常，养其神也；不妄作劳，养其精也。”意思是说，起居有常，摒弃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就能保养精神，使人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在白昼阳气隆盛的时候从事日常活动，而到夜晚，阳气衰微的时候，就要安卧休息。这样，生活作息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相适应，也就有益于健康。一年之中也一样，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订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并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顺四时而适寒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建立科学而有规律的作息制度，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是起居养生的基本要求。
起居有常要求劳逸结合
劳与逸是起居生活具有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劳即劳动。逸即安逸，两者都是人体的生理需要。人们在生活中，必须有劳有逸，既不能过劳，也不能过逸。起居养生要求劳逸有常有节，主张中和适度，劳逸结合。经常合理地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有利于活动筋骨，通畅气血，强健体魄，增强体质。但劳累过度，可内伤脏腑，成为致病原因。同样，适当休息，也是生命活动的需求，适度安逸，能消除疲劳，调节心身，恢复体力和精力。若过于安逸，同样可以致病。贪逸无度，气机郁滞，人体功能活动就会衰退。故起居养生要求劳逸结合。劳与逸的形式多样，而且劳与逸又具有相对性，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如娱乐是逸，过度则转为劳，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生活起居。劳逸结合，相互协调，劳与逸可穿插交替进行，如劳动强度轻重要适宜，脑力劳动要与体力活动相结合等。
起居有常要求动静相宜
提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关键词】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农民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276.24元和114.06元增加到2005年的9107.1元和3481.6元，分别增加了31倍和29倍。然而还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比城镇居民收入低162.18元，而2005年，这个差距增加到了5625.5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了河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因此，揭示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自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所提升（如表1所示），但是在收入的绝对值，增长速度等方面却存在很大的不同。本文采用收入绝对值和收入增长速度两个指标说明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同
自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都有大幅增加，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以5年为一时间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1978－1982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足200元；1983-1987年，收入差距增加到了400元；1988-1992年，差距继续扩大，突破了1000元；1993-1997年，差距比前一个阶段增长了一倍，达到了2672.66元；1998-2002年，差距扩大到近4000元；2003-2005年，差距已突破5000元。在1978-2005年的27年时间里，差距最大的是2005年为5625.5元，本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481.6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994、1995年水平，落后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1978-2005年，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增长速度中，可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相同。总体而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年增长速度。
2、河北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河北省城乡差距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家政策的因素，也有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既有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河北省城乡居民自身状况的因素。本人认为，体制政策、城乡居民自身素质是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本文将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和收入来源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属传统产业，效率低、周期长、产品价值低，对农民而言，农业收入只能维持生计，而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科技含量高、见效快、设备先进、资本密集，比传统产业更有优势。而且，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同，相较于工业易于与科技相结合，农业对科技的投资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足，2004年在国家2357.89亿元的农业投入中，对于农业科技三项的投入仅占总投入的0.56%，使得农业缺乏比较优势，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可以说传统农业的劣势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及存在。
（2）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国家长期以来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城市偏向政策导致财政投资对城市倾斜，二十年来，河北省财政支农的资金绝对值有大幅度的增长，由1984年的3.3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58.59亿元，但是财政支农资金占河北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呈波动下降的趋势。由1984年的9.37% 降到2003年的4.73%，2004年河北省农业支出为242201万元，相对于2004年河北省乡村总人口5389.87万人而言，人均占有支农资金仅为44.9元。而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导致农村无力提供足够的自身所需的公共产品开支，从而加剧了城乡社会福利收益、工农技术进步之间的差距。
（3）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狭小。收入来源渠道的广泛与否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与否，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而城镇的此项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3.99%，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远远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为35%，比城镇居民低近32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最低的是转移性、财产性收入，仅占农民总收入的5%，比城镇居民的29.32%低24.3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狭小，主要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为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近36%，而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比农村居民则广泛的多，除了工薪性收入占有大比重外，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可以说狭小的农民收入来源渠道严重限制了农民增收。
3、缩小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1）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应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实行城乡一体化，加大对农村财政支持力度，减轻农民负担，并建立监督监测机制，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保障农村自身的各方面权益。
（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农民就业渠道。非农产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2004年，河北省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1171.55万人，剩余劳动力转移度达70.09％。就河北省整体而言，应拓展农业外部增收渠道，以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崛起，实现二三产业的协调，特别是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活跃农村非农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农民就业渠道。
（3）提升农民自身素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幅上有所提升，有些年限甚至高于城镇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1978――2004年存在的四次较为明显的大幅度收入增长都得益于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升，这仅仅是一种短期的制度收益，而这种制度对农民的收入影响程度在不断的衰弱。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内在因素是农民自身素质低，使得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受限制。
目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水平。2004年，在河北省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分析中，河北省农村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人数占1.47%，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占23.75%，占比例最大的是初中文化程度，占到58.7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16.03个百分点。而国家各地区同等教育程度的平均比例分别为9.68％、33.42％、38.64％、18.86％，所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阻碍了农民对科技文化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对工作的自由选择。
而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低是影响其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教育则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面对目前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的问题，政府应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除了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外，还要结合市场需求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促进农民稳定就业和增加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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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尼系数 绝对差别与相对差别 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我国居民收入的差别究竟如何?是否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存在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怎样?本文将从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界定与衡量出发，建立收入差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并运用这个关系模型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别问题进行研究。
一、收入差别的衡量
设同期平均个人可支配收入为，收入分配的标准差设为，则均值表明了某一时期的某一人口总体的个人支配收入的一般水平，而其标准差则表明了同期同一人口总体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绝对离散程度即标志变异程度的绝对量。这就是说其标准差可以从总体上表明同一人口总体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别。
但是，一般经济学和统计学论著往往用基尼系数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个人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差异。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表明一个总体的标志变异程度的指标一般是标准差(绝对值)和标准差系数(相对量),这就是说用标准差(绝对量)和标准差系数(相对量)表示人口总体中收入标志的变异程度即收入差距是比较科学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用人口总体关于可支配收的标准差表示收入分配的绝对差别,而用相应的标准差系数表示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别。那么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分配的相对差别是否科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研究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与基尼系数间有何关系。
用表示把居民个人按可支配收的大小排列时，从最小收入开始累计相加直到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为x时的居民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用表求标准差，用表求标准差系数，设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根据方差的定义和微分学中的中值定理，经过数学推导，得
从（6）式中可以看出，第一，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变时，居民收分配的绝对差异与基尼系数有相同的变化方向；第二，在基尼系数不变时，居民收分配的绝对差异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成正比。可见，当基尼系数不变，或者其下降速度慢于可支配收入的上升时，居民收分配的绝对差异会上升；而当基尼系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同时上升时，居民收分配的绝对差异将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这就得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基本结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的提高趋势具有不可逆性，这就决定了在基尼系数上升、不变或者其下降速度慢于人均可支配收的上升时个人可支配收分配的绝对差异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对个人可支配收分配的差异能否控制、如何控制的问题，只能对个人可支配收分配的标准差系数或者基尼系数的研究的基础下，对是否能找出相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二、收入差别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1.模型的建立
把居民的收入按是否由劳动取得分为劳动收入组和非劳动收入组，设劳动收入组中的居民数为，人均劳动收为， 居民劳动收为w，劳动收的标准差与标准差系数分别为和；非劳动收入组中的居民为，人均非劳动收入为,非劳动收的标准差与标准系数分别为和；设总人均收为， 居民总体的总收入为y，居民收的标准差与标准差系数分别为和。那么，根据统计学中有总方差等于组间方差与组内方差的算术平均数之和的定理及方差的定义。得：
模型（11）说明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时，基尼系数的平方从而基尼系数就有下降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解释变量的平方而减少，从而使其上升趋势小于其下降趋势。这就得出了本文的第三个基本结论：总的来看，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上升时基尼系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而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下降时基尼系数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2.经验检验
利用由于符合模型（11）的有关变量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得，所以在对对模型（11）进行检验时，笔者用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劳动收入占总收入中的比例x。用表二所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需要根据实际数据的可得性进行提炼。关于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可以用农业以外的劳动收入与总的非农业收入的比值代替。根据统计年鉴的资料可得如下表所示的非农业劳动收入与非家业总收入及二者比值的数据.
根据模型（11）和我国统计年鉴1989年-2002年的职工收入和总产出数据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如下模型的具体形式：
在0.2的显著性水平面下，一次项、二次项的系数可以通过t检验；也可通过F检验，这就是说模型（11）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三、结论与建议
竞争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报酬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值，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差异具有不可控性。如果要强行进行控制，就会因人为地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而使劳动报酬越过其边际报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资源配置无效。根据模型(11)，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上升时基尼系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而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下降时基尼系数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是较充裕的资源，而资本是稀缺资源，所以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使较小，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较大，其结果就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别较大。在发达国家，由于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较为稀缺的资源，而资本是相对富裕的资源，所以，按市场经济原则，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大，而资本收益所占份额较少，其结果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别小。可见，随着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收入分配的差异有自我降低的趋势。
在转轨经济时期，可行的标准是：确定一个合适的X即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在初始比例一定的条件下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就依赖于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当劳动收入的增长率较快的时候，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上升，而当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的时候，基尼系数就会下降。可见，一个合理的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可导致一个合适的收入分配差别或者基尼系数。而合理的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对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别问题如何看待，是基本适度还是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或是在正常合法收入的范围内基本适度而非正常不合法收入造成了不适度?这个问题并
不是实证经济分析所能解决的，它涉及到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一个人认为适度的收入分配差别，可能另一个人认为不适度，所以这个问题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
总之，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异，在转轨经济时期，是可以从宏观上加以控制的，而控制变量就是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政策操作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特别是农村劳动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的增长率而实施对基尼系数的控制。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一个相当好的控制变量，这不仅是因为从宏观上对它加以控制可以使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异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而且在于它对经济增长也能发挥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即在通货紧缩时期，提高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可以在一定程度拉动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在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中，主体分配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确定的产权关系，不符合等价交换、按要素分配原则。问题的要害是人们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是人们的收入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差距过大，而不是总量占GDP的高低问题。即使财政收入占比有所偏大，也不是主要原因，其要害是预算结构不合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严重不足。
有人主张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工资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其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不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简单地横比，要有历史感，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时空定位，实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他们凭借人力资本，基本上获得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V+M)，既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也没有被别人占有劳动。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天然载体，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剥削率不断降低，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壮大，不是政府政策人为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企图通过分配格局的改变创造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是拔苗助长，陷入了分配决定论。居民的收入倍增，中产阶级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是改革或规划问题。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两回事情。
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商品，货币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和权力资本的收入还大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工业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众多流动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恰恰是现代化水平正在提高、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标志。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工资绝对额逐步提高的同时，相对额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会成为资方压低工资的借口。我国目前的实际工资大大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经济剥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不能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人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所谓就业问题，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农民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阻碍，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提高过快，必然提高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在工业过于分散、服务业发展半径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大规模地用机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企业，在经历了“连环跳”和罢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地方政府也在争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有的人就宣称，中国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了，似乎从此进入了高工资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只要民工潮还存在一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就没有结束，工资整体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时代就不可能结束。工资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而是由市场发育水平决定的。从发展看运行，既没有所谓低工资时代，也不可能有所谓高工资时代。在整体上，人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比较工资的高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可能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低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比重早就超过了30％以上，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的所谓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发达国家的剥削率与剩余价值率已经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劳动生产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也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我国低。我国贵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观反映。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人为地提高最低工资和居民收入总量，降低积累率，必然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进程。
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在中国，足以说明分配的问题不在收入的总量而在收入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消费不足是不合理的收入结构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由不合理的分配机制造成的。所以，收入倍增计划大有哗众取宠之嫌，老老实实改革收入分配关系，才是当务之急。在理顺了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也一定会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将逐渐超过所谓利税，居民的收入倍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计划出来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上，提出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的方针，表明政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较以往收入分配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__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20__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之年。在这一关键时期提出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合理与否的标准，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否合理，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事实表明，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变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资本所有者所得过高，已严重阻碍了社会分配格局的优化。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着以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当前，我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三低”：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cni）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低。据统计，我国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1998年为68.6%，为61.8%，为45.3%，为44.6%。以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2.3万亿元左右，占当年城市居民6.78万亿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9%。这表明，在城镇还有4.48万亿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
二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一般可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较高。例如，美国gdp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也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与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到，我国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涨工资。
三是我国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公平。虽然按劳分配为主体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历史上工资水平偏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研究数据显示，资本收入在我国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大幅上升，从1998年到，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至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另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天津等个城市的纺织企业调查，90%的企业职工工资年分文未涨。
四是低收入者比例过大，贫富差距突破合理界限。近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下降到11%。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贫富分化的急剧加速，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明显。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指出，10%的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我国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据测算，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此外，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利益群体严重分化，劳资矛盾激化了利益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一）劳动者收入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89.8%的人超时劳动，平均劳动时间每周达58-60小时，甚至更多。一些企业尽管效益不错，但拖欠工人工资现象仍十分严重。（二）劳动者缺乏话语权，诉求渠道不畅。针对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劳动者往往投诉无门，只能以上访、堵路这种高成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利益诉求。（三）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劳资矛盾长期积累，无法及时有序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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