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深化“平安”建设为载体，以破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为重点，结合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抓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
以改造好社区服刑人员，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主线，立足于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上帮教、生产生活上帮扶、行为上规范。要办好公益劳动基地，在劳动中改造罪犯，切实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劳动技能和谋生本领，有效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把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
三、方法步骤
主题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年10月份）。开好“三个会”搞好思想发动工作：一是主题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意见；二是召开专题会，开展调查研究，找准试点工作的突破口；三是召开动员部署会，全面部署“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各项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11月至年3月）。各司法所至少指定1个公益劳动基地作为主题实践活动单位。公益劳动基地既要突出“公益”性质，又要符合社区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要求。司法所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益劳动。公益劳动要考虑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体状况、作息安排、个人特长等因素，尽量做到劳动时间、劳动形式、劳动强度因人而异，要尽量避免劳动形式单一、劳动强度过于繁重、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缺乏保障等现象。
（三）总结完善阶段（年月至5月）。各司法所要认真总结社区矫正公益劳动的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建立社区矫正公益劳动长效机制，确保工作常态化。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表彰一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
四、组织领导
为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决定由区领导挂钩联系项目，成立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队，组成人员如下：
挂钩联系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日常工作。
工作队由司法局基层科同志任队长，各司法所全体干警为成员。
五、原则要求
（一）以人为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宽严相济”和“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贯彻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要突出“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注重改造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人格，从源头上预防重新违法犯罪。
7月25日上午10时,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与举办的“2009中国社区发展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民政部副部长孙绍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会长田润之、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等相关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
论坛启动仪式上,最核心、最激动人心的环节莫过于宣布中国首家由百万名志愿者参加的、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志愿者服务队暨“社区志愿者服务富迪总队”正式成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亲自为“社区志愿者服务富迪总队”授旗,并希望富迪把这项行动扎实的开展起来,进一步发扬光大。
7月25日下午18时,在北京世纪金源饭店,富迪举行了“富迪社区志愿服务中国行,首届和谐之声・全国社区文化展演启动仪式”。社区志愿者服务富迪总队总队长陈怀德为富迪全国31个志愿分队授旗,标志着富迪志愿者全国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富迪社区志愿服务副总队长王君平带领各分队宣誓:“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区,为建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和谐社区、美好家园而贡献力量!”
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与陈怀德一起按下手印,开启了“建国60年,粉丝带飘起来,中国心・富迪情”全国性大型主题活动的序幕。据悉,从今年7月25日开始到2012年7月25日,富迪将在全国发行10万套有关社区志愿者的书籍和光盘,组织100万富迪社区志愿者,为社区捐赠现金1000万人民币,捐献健康用品价值约1亿元人民币。
7月26日,社区志愿者服务富迪总队在鸟巢体育馆举行了“迈进奥运,奔向富迪”的集体宣誓签名仪式。据了解,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今年国庆之日,富迪志愿者服务队还将举行“中国心・富迪情”在60个城市组织60万志愿者同唱一首歌活动,唱响“爱我中华、关爱社区”的主旋律。
“粉丝带飘起来”富迪志愿服务中国行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社区”这个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20多年过去了,“社区服务”经历了由服务项目单一到项目门类日趋完善,由先期的部门倡导到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由解决社区内民政对象的公共发展到全社会、全社区所有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专业服务,经历了日趋完善的发展需求。
2009年是建国六十华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第一年,是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的第一年。在这伟大的新时代里,勇于自强,乐于助人,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代表着当代志愿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弘扬志愿者文化亦被提上日程。
发展社区志愿服务事业是世界文明的共同行动,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需要。但“社区服务”又是个大课题,是一个复杂而浩瀚的系统工程,企业如何介入值得研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结合国情,我们看到社区委员会创造性地推出了“社区创业就业暖心工程”,这不能不说是个创新;“社区服务企业志愿者联盟”不能不说是项非常务实的行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看到这一行动感慨地表示:“我们希望这项行动要扎实的开展起来,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基于此,根据国家有关“社区服务”的整体规划,富迪公司从自身情况出发推出了“建国60年,粉丝带飘起来,中国心・富迪情”富迪社区志愿服务中国行活动。这是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和富迪联合举办的社区志愿者献爱心、送文化、发倡议和捐物资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
作为富迪社区志愿者总队总队长,陈怀德表示:“本次活动旨在推动中国社区志愿事业的蓬勃发展,开展志愿服务、弘扬志愿精神,并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社区志愿服务,传播‘志愿中国,爱在社区’的倡议,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富迪将为提升社区群体素养和促进社会和谐做出表率!”
据悉,富迪社区志愿者服务总队还将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粉丝带飘起来”富迪志愿者中国行全国巡演活动;倡议2009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年和设立7・25富迪志愿者日宣传活动;开展“大爱无边,慈善天下”富迪社区关爱女性健康科普宣传及捐献活动;《富迪社区志愿者行动宣言》手册和《富迪志愿者之歌》光盘赠送活动;开展富迪社区志愿者沙龙联谊、爱心奉献活动,以及富迪社区志愿和谐大使评选活动等。
从慈善到公益的践行者
慈善指富有同情心。中国现有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都没有“慈善家”的词条。前些年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释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
“公益”为后起词,后方才出现,其意是“公共利益”,“公益”是它的缩写。前,没有或者很少有“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现代的公益,是人人参与的公益,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通过各种公益活动、公益基金、公益网站等途径,通过直接参与、捐赠、公益广告、公益歌曲等方式参与到公益中来。
再通俗一点理解,即把“慈善”与“公益”的区别类比为“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关系甚为恰当。我们的企业和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明确过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的区别,慈善公益一把抓的行为比比皆是。
事实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并能勇于承担的企业,履行社会的责任于她的言行举止时刻都在展露。在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之前,从1995年开始,陈怀德和他的企业一直在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中践行着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1995年,陈怀德赞助举重世锦赛100万;同年为母校广雅中学捐赠106万,为广州教育基金捐赠100万;1996和2000年独力赞助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出场服装,以及独资赞助第7、8、9届全运会广州运动员出场服装。坦率地说,这个时期陈怀德和他的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规划性是不强的,是在责任和良心的原动力推动下参与相关行业的慈善事业。
之后富迪公司的慈善事业大概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教育方面:2005年开始关注儿童和教育事业,先后在青海领养和资助上百名孩子,并在当地于2006和2007年出资捐建了2所“怀德救助学校”;2007年开始专项资助高校贫困生;2008年9月捐资100万元,用于支持母校深圳大学的发展。
在妇女慈善事业方面:2007年3月开始关注妇联推出的妇女健康慈善项目,3月17日,首批40辆“母亲健康快车”在厦门举行了发车仪式;2008年3月8日,参与妇联关爱女性健康活动,现场免费派发了总价值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月月爱”负离子卫生巾产品。
陈怀德和他的企业把行善从个人升华到关注公共利益,真正接触公益活动,还是从参与扶贫开发协会的公益晚会开始。
2007年10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邀您一起――10・17国际消除贫困日主题公益晚会”上,陈怀德以竞拍形式捐款550万元,该笔善款作为“中国扶贫宣传基金”用于倡导型公益项目。2008年10・17国际消除贫困日主题公益晚会上,陈怀德以竞拍的形式捐出100万元善款,用于支持“新长城阳光操场”公益项目。
2008年5月,因为对社会扶贫事业的突出贡献,陈怀德被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正式聘任为协会副会长。从此,他有机会与协会名誉会长钱正英、经叔平、李蒙、顾秀莲、张梅颖以及协会会长胡富国等领导一起,为推动中国的扶贫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从而开始了重新认识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的篇章,正式开始梳理他的企业的慈善与公益的思路。于2009年7月25日开始的为期3年的富迪社区志愿服务中国行活动,便是最大的改变和尝试,也必定是一次成功的开始。
以多赢的公益策略履行社会责任
当蒋正华副委员长为富迪社区志愿服务总队授旗的那一刻,陈怀德很激动,而富迪经销商心情用激动形容还不够,用兴奋一词或许更为贴切。因为这面旗帜,意味着富迪伙伴们拥有了一把可以顺利走进中国千万社区的金钥匙。
众所周知,直销被不明详情的大众拒之门外,直销从业者四处遭遇冷眼排挤,直销从业人员不仅要完成既定的销售任务,还肩负着普及直销知识、重塑直销正面形象的重任。
富迪志愿服务活动全国行的开展,让富迪的从业者们能以志愿者的身份融入到这个庞大的社区环境中,解开了以往受排挤的纠结,在履行志愿服务的同时广结朋友,传播富迪健康理念,为自身的富迪事业奠基铺路,打开另一片可能的天地。这样看来,富迪能联合民政部社工协会社区委员会推出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社区服务工作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得到提升,企业口碑和品牌得到推广,志愿者个人口碑和人脉得到发展,于大家都是益处多多,是一个多赢的举动。
【导语】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表现评价与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的关系有多大，备受家长关注。“综评结果不计入中考总分”说明中显示，根据《深圳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深圳市到2021年初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表现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
综评结果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综评等级高者优先录取。二是自主招生学校应当将综合素质表现评价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如艺术特色高中学校在自主招生时就会特别关注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表现评价中的艺术素养方面的成长记录。三是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时对综评结果有要求，即思想品德方面五个学期的总得分不得少于60分(由于2018年入学的初一学生只有4个学期的综评分，省一级学校录取时，思想品德得分不得少于48分)。
针对“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的相关要求该如何理解？说明中显示，“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累积时长的获取途径以学校组织为主，学生自主进行为辅。累计时长并不是只有参加义工组织的活动方能累积，学校组织开展的校内外公益活动或社区服务、学生自主进行的公益活动或社区服务、参加“志愿深圳”公众号上登记的志愿者服务、中小学生公益活动等途径均可以累积时长。
活动形式上，学校以班级、团队等集体形式组织开展的校内外公益活动或社区服务，如慰问社区福利院、社区公益宣传、社区公益环保活动、校园大型活动的服务性工作、校园值周和大扫除活动等，凡是能够提供真实佐证材料的“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均可被录入综评系统。
关键词 农村居民社区 基层建设 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决议，加快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快速的缩短了农村社区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在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文化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差距，也逐步实现了传统的城市化不再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唯一路径，居村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市民化，成为居村市民，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成功的将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进行对接的重要途径。
1理论基础
社区作为人类生产和活动的基本场所，其概念的提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娜ㄍ且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力量形成的，同时他还强调，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美国社会学教授盖尔平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的不同点集中在社区不仅承担着生活和管理功能，还承担者生产的职能。因此，农村社区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也发挥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文化以及社会管理功能。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兼具生产任务、协调社会关系、文化建设等多重任务。
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平等地参与社区决策、发展以及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过程，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基础，同时也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居民长期的社区参与，既是社区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力量，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农村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参与的积极性也影响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果。新公共服务学说中明确了公民的参与与社区治理的紧密关系，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才能达到社区治理的最优效果。孙璐在《利益、认同、制度安排》中对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进行了总结，她认为这种动力来自于两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和追求情感满足价值认同”。[]由张春龙、张卫在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社区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衡量社区文化建设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在以农业及基础性经济活动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由于地缘、亲缘、血缘、业缘的优势，其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及合作意愿不仅影响居民的经济收入，也对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角色认同、社区归属（依赖）、心理认同感、集体认同以及共同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2.1调查的基本概况
2.1.1 S社区基本概况
珠海市S社区总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0亩，由原有的7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现有户籍人口418户共1649人。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以水产养殖、农产品耕种为主。2013年，S社区通过竞标成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单位，得到市、区、镇三级创建资金约5770万元，其新农村建设分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道路硬底化建设、“一河两岸”建设、文化、旅游、沿河绿道建、桑基鱼塘建设项目等几个板块。
2.1.2被调查者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结构式访谈法，分为三个阶段递进式进行。问卷调查法采用10%的随机抽样，为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代表性，尽量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有所不同，通过居委会以书面形式发放调查问卷165份，回收问卷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12%，符合分析要求。
表1显示的是被调查者的基本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为30-59岁之间，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65.8%，，被调查者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为17.1%，15-29岁的被调查者为22人，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14.5%，儿童及青少年在被调查中所占的比例最小；被调查者的学历结构以初中毕业为多数，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43.4%，小学和高中毕业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3.7%和11.8%，大专及本科毕业的被调查者为30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9.8%，仅有2人在被调查中显示为硕士毕业；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以从事农业、渔业生产的农民为主，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7.9%，旅游服务人员的比例占第二位，为10.5%，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为9.2%，干部及其他职业者分别占2.6%和6.6%；从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来看，57.9%的被调查者年收入处于20000-40000元之间，21.1%的受访者表示其年收入在10000-20000元之间，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受访者8人，年收入在40000-50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13.2%；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为本地户籍，7.9%的被调查者为外地户籍。
2.2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2.2.1经济活动
在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S社区克服土地制约等不利因素，将原来下辖7个村的种植、养殖业整合，实现资源整合、统一管理、分片养殖。大力_展农业扶持政策，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S社区淡水绿色生态水产养殖基地的建设，优化种养业结构，尝试了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桑基鱼塘”循环种养系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9000元至2017年达13000多元。调查中，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的参与意愿最强烈（见表2），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该项目满意度较高，并且乐于继续参与其中；约50%的被调查者对水产养殖整合项目持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对于大型水产、蔬菜交易项目，超过60%的被调查者表示乐于积极参与，23%的被调查者对此表示参与意愿一般；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各项培训有47%的被调查者认为乐于参与。
调查中，7个村的被访问者普遍对种植和养殖业的项目参与积极性较高。一方面，该农村社区的居民以养殖业与种植业为主要职业，该项目的实施与居民的职业、生活紧密相关；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收益，参与意愿随之增强。
90%的被访问者，其职业为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的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表示十分愿意参加和愿意参加；收入高的被调查者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低的被调查者。71%的被访问者，其收入在40000-50000元以及5万元以上，在调查中表示十分愿意参加经济、管理类的培训，38%的从事旅游从业人员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积极性较高。
此外，通过结构式访问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科技人员到岗指导、农家课堂、文化致富工程、种养大户、就业创业技能等培训的参与意愿较为强烈。
2.2.2社区事务
农村居民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次数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见表3），且每个村的居民参与积极性分布不均；近50%的调查者表示每年参与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所举办的活动仅为2-4次，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关于此类活动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较为活跃的农村居民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3%，其每年参与村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的活动次数为9-12次；21%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次数5-8次；46%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2-4次；13%的被调查者每年参加此类活动少于2次。其主要原因表现在：很想参加，但没有时间；换一种形式或有人带头便会参加；以为是别的村举办的活动；不知道如何参加；没兴趣。调查中，男性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参与意愿高于女性，收入高者的参与意愿高于收入低者。反应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关注度并不高，参与意愿不强烈，对社区社会事务与个人利益关系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较浅薄的层面。
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呈现乐观状态（见表4），6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表示十分愿意参加；而表示愿意参加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被调查者为27%；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参与积极性持一般态度；仅有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或十分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通过调查了解到，89%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了上一届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工作，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活动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比较清楚，对这一民主活动的认识也比较深刻，参与程度较高。
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能够将个人利益与居委会换届选举联系起来，但对于农村社区内的事务管理和参与能力略显不足，大多数的农村居民从参与社区事务决策、社区管理、监督干部等多个方面还未形成主人的意识，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以被动为主。
2.2.3公共服务
S社区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于2015年底完成了污水处理系统、村间道路硬底化、“一河两岸”等项目建设；2016年完成了旅游大道、旅游标识系统、公共厕所、停车场等大型工程。2015年被纳入“塘糖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25年）。2015-2016年完成了社工义工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等居民公益性机构，扩建村内文化活动广场，增添健身设备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在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扩大了农保、社保、医保政策的宣传工作，至2016年底，该社区参保率达100%。乡镇政府为社区居民提供外出务工就业机会，为在校学生办理双百工程补贴，建立专门办事窗口，为居民提供个人参城保财政补贴等服务。
表5显示本次调查中，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建设是否影响其社区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公共服务的开展以及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并未引起该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其中仅有11%的被访问者表示公共服务建设对其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很大；6%的被访问者认为有影响；59%的被访问者持一般的态度；近24%的被访问者表示没有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居民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但各项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未激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基层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较为单一，社区能够参与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较少，使这部分职能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较弱；此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并未得到善用，起到的作用也甚微。
2.2.4社会服务
S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将社区社会服务站、志愿服务站和文化活动中心三站合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适应农村居民服务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建立了“社工+志愿者”联动发展的机制，对社区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针对S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社会交往能力，社会服务站先后开展了针对于老年人、青少年专业的社会服务；针对S社区多数从事水产养殖业的职业特点，逐步打造“渔文化”，在社区内发展“渔文化”，打造特色的旅游业。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的被访问者能够主动到社区社会服务站参与各项活动，参与的活动一般为节日庆祝活动、手工制作、亲子类游戏等。37%的被访问者表示从未参与过社会服务站开展的各类活动，主要原因为没有时间、不知道参加活动的意义、有听说，但没想过去参加。S社区居民对志愿服务队和志愿服务的开展参与积极性明显较低，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志愿服务，占总受访者比例的72%；被访问者中仅有4人参加过志愿服务队，每年平均参与志愿服务次数不超过2次。部分居民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能力较弱，对志愿服务的要求和意义也不清楚。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见表6），社区居民对健身活动、学生课业辅导的需求最大，参与意愿也最为强烈。其中老年被调查者对健身活动的参与意愿较高，尽管7个生产队都设有完善的党员活动设施，但使用率并高，社区内长者的娱乐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部分长者表示，如果有太极拳、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他们乐于参加。因S社区的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部分被访者对子女课业辅导和教育问题提出服务提出要求并表达参与意愿，分别占总受访者人数的37%和23%；多数家长表示由于农务较忙、知识水平有限，对子女课业和学业的指导力度不足，并希望能够针对以上要求开展相应的活动。2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儿童兴趣培养活动；部分居民表示希望能够多参加疾病预防讲座，尤其是针对渔类养殖业所引起疾病的预防、治疗知识的讲座参与积极性较高，其比例占总受访者的24%。
3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围绕经济活动、社区事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四个维度对S社区进行调研，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经济活动能够刺激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
农村居民比较倾向于参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对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环境的各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最高，尤其是自然村整合为社区后，经过资源分配、养殖业扶持等项目为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这些活动与居民的个人生活联系十分紧密，此类活动更受居民关注，因此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明显较高。
乡镇政府应针对居民的职业特点，紧密联系居民日常生活，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令居民在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应以职业特点为主，结合文化、公共服务、社会服务，逐步延伸其他类型的服务，充实服务内涵，充分调动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令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各方利益。
3.2公共服务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除经济收入以外的因素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弱。农村社区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对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大。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和自身经济利益密切的相关活动，农村居民并未真正认识到社区内自然环境的改善、公共设施的完善与自身利益、社区内生活的关系。这证明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的生活依旧停留在居住场所的层面，未形成主人翁意识，社区公民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农村居民并未在心理层面对社区产生自豪感、归属感和依赖感。
乡镇政府应针对以上问题，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社区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集体生活意识，引导农村居民心理层面的成长；突破农村原本的地缘、业缘和血缘的障碍，培养农村居民在心理层面对社区的认知，使农村社区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吸引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各项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3.3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欠缺
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真正形成，居民的社会交往依旧停留在原有的自然村的基础上，村与村之间的地域障碍被打破，但各个村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不够紧密，每个自然村依旧带着各自的特点和交往方式，而并未形成真正的农村社区融合，导致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形成，因此在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各类活动时，农村居民表现与己无关。
针对以上问题，乡镇政府应着手以自然村之间的共同特点入手，合理整合和配置资源，积极促进自然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停留在经济活动层面，在文化、居民的社会交往、居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加强紧密合作，促进农村社区各自然村之间的融合；实现社区事务统一布局，加强公共服务管理，建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成长系统，逐步改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打造农村社区文化，促进农村社区居民的成长，也令农村居民感受和体验到以社区为单位所带来的优势，突破自然村之间的界限，激发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3.4社会组织参与缺乏
因农村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缺乏，导致各种组织活动并未真正推动农村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变迁的参与者。虽然在经济利益方面村与村之间实现整合统一，但农村居民并未形成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联系，这其中缺少各类社会组织的推动。居委会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数量不足，导致社区多元化建设没有真正得到推动，居委会依旧是完成社区事务的主体，影响了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社区事务参与积极性较低。
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应更加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和角色转换的同时，提倡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不仅给予农村居民获得话语权，更为农村居民利益表达提供渠道，激发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居委会职能应得到弱化，由居民自治组织挑起社区管理的大梁；由农村居民自发成立组织，开展各项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其中，能够表达农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推动农村居民在社区自治方面获得进步，积极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强化农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还能提升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提高其社区自治意识。
3.5社会服务内容有待充实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旨在弥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未及的同时，重在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居民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强农村社区居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及生命质量，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便要求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的内容应以原有的自然村居民职业、生活特点为核心，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的服务内容，解决农村社区居民生活中困难的同时，加强社区教育，开展丰富的、专业的、有效的社会服务，才能获得农村居民的信赖与认同，能够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
3.6 文化娱乐活动匮乏
农村社区居民虽然已经进入社区生活阶段，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依旧是农村居民喜欢的活动，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不力，活动设施未能得到善用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
乡镇政府应加大组织和实施农村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的力度，丰富农村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合理配置社^娱乐设施，科学指导，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精神层面的需求，培养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团体，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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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公益服务；创新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0-0035-02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逐渐从以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全部社会事务的“大政府一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离的格局转化。这一转化延伸至社会公益事业领域中就表现为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实现宏观调控和社区自治。从2003年开始，我国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很多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现象，政府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来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升社区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达到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实质上是政府转变亲力亲为的管理方式，实现管理科学化、效率化的重要标志。
一、社区公益服务的内涵
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 “公益”在新华字典中被解释为“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词源中意为“公共之利益”。基于对公益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公益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服务指为社会大众或社会中某些人口群体的利益而实施的服务或计划，既包括政府部门发起的农业、环保、水力、教育、扶贫、交通领域的公益服务计划，如国家教育部门的“211工程”、科技部门的“863计划”，社会保障部门实施的“人才建设工程”、“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计划”等，也包括民间组织发起实施的扶贫、妇女儿童发展、教育等服务。
本文所指的社区公益服务是狭义的公益服务，是一种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为更好地达成公益目的而在社区发动居民积极参与的各种公益服务或活动。社区公益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照顾、社区环境保护、知识传播、社区治安、志愿服务等等。
二、我国城市社区公益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公益服务领域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公益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公众活动日益多样化的产物，我国社区公益服务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也相对缓慢，对于规范公益组织及公益计划方面的配套法律建设十分匮乏，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虽然都有对公益组织的财产处理的相关规定，遗憾在于这些规定流于笼统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在社区公益服务方面观念滞后和法律规范缺位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有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束缚社区公益服务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城市社区公益服务缺乏系统的组织和管理，申报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目前在城市社区公益服务方面，各地区普遍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即使设置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地区也往往是采取由各相关岗位人员兼任组成联合办公机构的方式，没有实现专人专岗。这一方面使得岗位职责不明确，降低公益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将原有的行政管理的思路和工作方式带入社区公益服务的过程中，不利于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及项目管理机制的创新。近几年，虽然政府也力图以社区公益项目申报的方式为社区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公益服务提供发展空间和平台，但繁琐的程序往往让居委会成员疲于应付，让社区自助组织的负责人望而却步。
（三）城市社区公益服务的参与度不高，缺乏公众监督
从当前调研情况看，居民对社区组织的公益服务相关活动参与度普遍不高，经常遇到组织的一场社区公益讲座准备了一个月，结果只有十几个居民来听，不仅打击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对社区公益资金的浪费。不仅如此，据有些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大概只占到居民总数的5%左右，而且集中与老年人群体。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居民公益理念有待提升和服务或活动本身的形式过于单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在一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中，居民与组织者之间有“委托-”关系的性质，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就使得公众难以监管公益组织的行为。公益组织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暗箱操作，在资金使用、项目操作中为组织或个人牟利。公众不会去参加自己不了解的活动，不会去选择自己不信任的服务。
（四）城市社区公益事业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资金保障
近几年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公益事业的发展，陆续在这个领域投放了很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来源往往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来自政府部门和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慈善机构，而且这种公益资金往往更多应用于宏观层面，而对于社区层面的公益事业投资是相对较少的。即使有些关注社区公益事业发展的项目也往往采用由政府或全国性的慈善机构间接投放资金于社区公益事业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不仅容易被机构挪作他用而造成社区公益基金的流失，而且也可能因对社区需求的不了解而使公益资金很难发挥最大的作用。另外，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探索直接安排专项资金，由社区基层组织直接运用于社区公益服务的提供和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但是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这部分资金普遍水平比较低，远远不及西欧和美国政府对的社区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
（五）城市公益服务缺乏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近几年，我国也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种专业的助人手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工作社工化的情况相比，我国社区层面社会工作应用的领域和范围还是相对比较窄的，社区公益服务和活动都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大大降低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对于缺乏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经验的人来说，让他在策划的整个过程中完成进行社区需求评估、服务目标筛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选择等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导致当前的社区公益策划普遍存在的格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活动形式过于单一、服务目标不明确等等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关于完善我国社区公益服务的建议
（一）要出台政策或法律，加强对社区公益服务的项目化管理
项目管理的特征主要为：对象的特殊性、管理的系统性、组织的临时性与高度柔性、管理系统的目标性、管理方法的开放性。目前我国对于公益慈善活动的项目化管理运作处于尝试阶段，很多政策、制度都没有相应配套，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相关管理还不成熟。本文建议：一是政府要出台政策或法律对公益慈善等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进行明确定义；二是政府要出台政策或法律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公益服务中的作用，保证专业人员的岗位及薪酬；三是政府在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架构、制度体系时应该尽量向公益慈善活动的项目化管理模式倾斜，对于社区公益服务的资金来源及使用、项目的申请、审批及评估参照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项目管理的需要制定相关政策。
（二）设置独立的公益服务项目管理机构，明确部门职责及审批程序
笔者认为，为了更有效的促进社区公益服务质量的提升，实现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应该在民政系统设立一个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社区公益项目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审批与评估。在设立方式上，它应该在省市一级设立，各区县设分支机构，不需要每个社区均设立管理机构，只需以派驻专业社工的方式进行即可，这样便于资源的整合以及项目经验的推广；在部门职责上，这个部门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资金的筹集及管理、项目的审批及评估和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工作；在人员构成上，除少数的财务及技术岗位外，应全部雇佣专业社会工作者，以保证社区公益服务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的运行。
（三）加强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科学化评估
对于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评估来说，在评估内容方面，笔者认为既应该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在调查、策划、申报、执行、结束各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过程评估，也应该从目标完成情况、服务对象的改变等方面进行结果评估；在评估形式方面，笔者认为，可由项目管理机构聘请该领域的专家、居民代表、资深社会工作者组成评估小组对各完成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第三方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与奖惩机制相关联；在评估方法上，笔者认为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电话访问、评估会、焦点小组等多种形式，力求客观程序项目的完成情况，总结宝贵经验，及时发现问题，促进社区公益服务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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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
几年来，区总工会充分认识到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为突破口，全力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从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入手，把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去年区委十届54次常委会上，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刘凯书记亲自进行部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加强对这项活动的组织领导，区委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区总工会主席、区政府副区长任副组长和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区工商联等6个区直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新抚区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领导小组。各相关部门、街道积极行动起来，普遍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创建活动形成了领导重视、认识统一、部门联动、上下共创的工作氛围和工作机制。
二、结合实际，突出创建活动的重点
去年下半年在全区印发了《新抚区关于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意见》和《新抚区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三年实施方案》，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为重点，推动企业依法完善经营管理，规范劳动用工，健全诚信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第一，坚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区总工会积极探索创建活动有效途径，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决定先由规模企业开始，再向中小企业过渡，逐步以点带面全面展开。第一年有55家规模企业参与了创建活动，规模企业参与率达到65%，今年有90%以上的规模企业参与了创建活动，通过“量”的不断扩大，推动“质”的不断提升；在步骤上，则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由各基层工会根据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制订创建活动具体方案，分步组织实施，力求做到推进一批、见效一批，逐步推动企业全面参与到创建活动中来。
第二，坚持注重实效，促进发展。开展创建活动的目的是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落实到具体企业，创建活动则必须与企业的实际相结合，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出发点，才能使创建活动取得实效。在创建内容上，突出把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三、治建并举，着力构建创建活动的长效机制
开展创建活动一年多来，区总工会一方面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入手，认真解决劳动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从建立长效机制着眼，切实维护职工的经济、政治和发展权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第一，健全协商调处机制，切实维护职工的经济权益。我们坚持把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前提，切实维护职工经济权益，有效巩固了劳动关系和谐的基础。一是建立健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规范企业用工，协调各方利益。二是完善三方协调机制。三是依法落实职工的劳动保障权益。重点落实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大保险。
第二，健全民主管理机制，突出维护职工的政治权益。我们坚持把维护职工民主政治权益，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保证，通过强化民主管理，较好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一是深化职代会制度。二是加强了厂务公开工作。区总工会把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纳入年初基层工会的目标考核中，做到年初有安排，年终有检查、考核；把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与争先创优活动结合起来，纳入企业目标管理，不断总结经验，巩固成果；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促进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第三，健全教育引导机制，注重维护职工的发展权益。我们坚持把促进职工的全面发展，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活力源泉，通过切实维护职工发展权益，有效激发了建设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内在动力。一是推动职工岗位成才。二是优化生产生活环境。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来看待，不断加大劳动保护监督力度，确保职工安全健康。三是丰富职工文体生活。
2016年9月9日，葫芦岛市龙港区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建品牌创建汇报会，来自全区11个乡镇（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运用PPT多媒体课件，生动形象地讲解了各自党建品牌创建特点，对已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详细汇报。党建品牌的创建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质升级，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们从如何实现“一村一品”“一社一品”“一企一品”党建品牌创建目标出发，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履行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把党建品牌创建工作与区域中心工作一起谋划、部署和推动，切实提高基层组织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
一是三项经常制，创建农村党建品牌。龙港区北港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辖区农村党组织建设，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全面落实党建项目管理责任制，街道党工委创新管理方式，采用三项经常制，即党建项目管理联系会议、项目管理例会、项目定期汇报，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党组织建设。独树沟村由原来的党支部升级为党总支，在党总支下设合作社党支部，党员既可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发展蔬菜大棚种植产业，又可以在农闲时参加村里的党建活动。如今，龙港区北港街道独树沟村振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发展社员150人、农户80户，蔬菜大棚从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现在的200个，每个年均收入在5万元以上，全村一年仅蔬菜大棚一项总收入就达1000余万元，目前，在合作社党支部的带领下，经营模式逐步走向专业化。
二是党员微公益，创建社区党建品牌。龙港区在社区党建项目创建中以不断创新载体、强化措施、完善机制为突破口，积极引领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为社区居民做好事、解难事。双龙街道党工委以“筑坚强堡垒、树先锋形象”为主题，不断激发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党建品牌创建理念，不断破解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难题，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逐渐形成了区域化党建、网格化管理、六星级服务的基层党建工作特色。近年来，通过创建党建工作微平台，逐步实现公益效率最优化、效能最大化。党员通过注册微公益微信公众账号，设计微公益标识，内置不同服务功能模块，并把辖区内10个社区微信公众号、33个QQ群、10个公益微博、10个网格化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整合到公益品牌党建项目中，结合设岗定责，将离退休党员、无职党员、在职党员、共建单位党员、“两代表一委员”等组织团结在一起，组成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吸收党员474名，在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文化传播、公共安全、爱心助学等微公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党员志愿服务，创建非公党建品牌。龙港区滨海街道党工委综合辖区党建资源，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引导党员群众，不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立了葫芦岛市爱心协会党支部。协会党支部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带动广大爱心人士，围绕文明社区建设、市民素质工程、城市管理、扶贫帮困、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大型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助推公益事业深入开展。非公党建品牌项目创建至今，爱心协会党支部发挥引领作用，累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380余万元，奉献义工15万余小时，开展大型志愿活动230余次。2016年，爱心协会党支部被授予“葫芦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者单位：葫芦岛市龙港区委组织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决议，加快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快速的缩短了农村社区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在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文化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差距，也逐步实现了传统的城市化不再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唯一路径，居村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市民化，成为居村市民，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成功的将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进行对接的重要途径。
1理论基础
社区作为人类生产和活动的基本场所，其概念的提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娜ㄍ?且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力量形成的，同时他还强调，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美国社会学教授盖尔平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的不同点集中在社区不仅承担着生活和管理功能，还承担者生产的职能。因此，农村社区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也发挥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文化以及社会管理功能。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兼具生产任务、协调社会关系、文化建设等多重任务。
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平等地参与社区决策、发展以及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过程，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基础，同时也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居民长期的社区参与，既是社区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力量，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农村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参与的积极性也影响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果。新公共服务学说中明确了公民的参与与社区治理的紧密关系，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才能达到社区治理的最优效果。孙璐在《利益、认同、制度安排》中对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进行了总结，她认为这种动力来自于两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和追求情感满足价值认同”。[]由张春龙、张卫在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社区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衡量社区文化建设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在以农业及基础性经济活动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由于地缘、亲缘、血缘、业缘的优势，其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及合作意愿不仅影响居民的经济收入，也对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角色认同、社区归属（依赖）、心理认同感、集体认同以及共同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2.1调查的基本概况
2.1.1 S社区基本概况
珠海市S社区总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0亩，由原有的7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现有户籍人口418户共1649人。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以水产养殖、农产品耕种为主。2013年，S社区通过竞标成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单位，得到市、区、镇三级创建资金约5770万元，其新农村建设分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道路硬底化建设、“一河两岸”建设、文化、旅游、沿河绿道建、桑基鱼塘建设项目等几个板块。
2.1.2被调查者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结构式访谈法，分为三个阶段递进式进行。问卷调查法采用10%的随机抽样，为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代表性，尽量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有所不同，通过居委会以书面形式发放调查问卷165份，回收问卷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12%，符合分析要求。
表1显示的是被调查者的基本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为30-59岁之间，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65.8%，，被调查者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为17.1%，15-29岁的被调查者为22人，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14.5%，儿童及青少年在被调查中所占的比例最小；被调查者的学历结构以初中毕业为多数，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43.4%，小学和高中毕业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3.7%和11.8%，大专及本科毕业的被调查者为30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9.8%，仅有2人在被调查中显示为硕士毕业；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以从事农业、渔业生产的农民为主，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7.9%，旅游服务人员的比例占第二位，为10.5%，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为9.2%，干部及其他职业者分别占2.6%和6.6%；从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来看，57.9%的被调查者年收入处于20000-40000元之间，21.1%的受访者表示其年收入在10000-20000元之间，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受访者8人，年收入在40000-50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13.2%；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为本地户籍，7.9%的被调查者为外地户籍。
2.2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2.2.1经济活动
在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S社区克服土地制约等不利因素，将原来下辖7个村的种植、养殖业整合，实现资源整合、统一管理、分片养殖。大力?_展农业扶持政策，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S社区淡水绿色生态水产养殖基地的建设，优化种养业结构，尝试了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桑基鱼塘”循环种养系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9000元至2017年达13000多元。调查中，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的参与意愿最强烈（见表2），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该项目满意度较高，并且乐于继续参与其中；约50%的被调查者对水产养殖整合项目持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对于大型水产、蔬菜交易项目，超过60%的被调查者表示乐于积极参与，23%的被调查者对此表示参与意愿一般；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各项培训有47%的被调查者认为乐于参与。
调查中，7个村的被访问者普遍对种植和养殖业的项目参与积极性较高。一方面，该农村社区的居民以养殖业与种植业为主要职业，该项目的实施与居民的职业、生活紧密相关；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收益，参与意愿随之增强。
90%的被访问者，其职业为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的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表示十分愿意参加和愿意参加；收入高的被调查者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低的被调查者。71%的被访问者，其收入在40000-50000元以及5万元以上，在调查中表示十分愿意参加经济、管理类的培训，38%的从事旅游从业人员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积极性较高。
此外，通过结构式访问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科技人员到岗指导、农家课堂、文化致富工程、种养大户、就业创业技能等培训的参与意愿较为强烈。
2.2.2社区事务
农村居民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次数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见表3），且每个村的居民参与积极性分布不均；近50%的调查者表示每年参与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所举办的活动仅为2-4次，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关于此类活动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较为活跃的农村居民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3%，其每年参与村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的活动次数为9-12次；21%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次数5-8次；46%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2-4次；13%的被调查者每年参加此类活动少于2次。其主要原因表现在：很想参加，但没有时间；换一种形式或有人带头便会参加；以为是别的村举办的活动；不知道如何参加；没兴趣。调查中，男性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参与意愿高于女性，收入高者的参与意愿高于收入低者。反应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关注度并不高，参与意愿不强烈，对社区社会事务与个人利益关系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较浅薄的层面。
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呈现乐观状态（见表4），6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表示十分愿意参加；而表示愿意参加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被调查者为27%；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参与积极性持一般态度；仅有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或十分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通过调查了解到，89%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了上一届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工作，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活动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比较清楚，对这一民主活动的认识也比较深刻，参与程度较高。
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能够将个人利益与居委会换届选举联系起来，但对于农村社区内的事务管理和参与能力略显不足，大多数的农村居民从参与社区事务决策、社区管理、监督干部等多个方面还未形成主人的意识，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以被动为主。
2.2.3公共服务
S社区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于2015年底完成了污水处理系统、村间道路硬底化、“一河两岸”等项目建设；2016年完成了旅游大道、旅游标识系统、公共厕所、停车场等大型工程。2015年被纳入“塘糖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25年）。2015-2016年完成了社工义工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等居民公益性机构，扩建村内文化活动广场，增添健身设备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在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扩大了农保、社保、医保政策的宣传工作，至2016年底，该社区参保率达100%。乡镇政府为社区居民提供外出务工就业机会，为在校学生办理双百工程补贴，建立专门办事窗口，为居民提供个人参城保财政补贴等服务。
表5显示本次调查中，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建设是否影响其社区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公共服务的开展以及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并未引起该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其中仅有11%的被访问者表示公共服务建设对其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很大；6%的被访问者认为有影响；59%的被访问者持一般的态度；近24%的被访问者表示没有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居民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但各项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未激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基层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较为单一，社区能够参与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较少，使这部分职能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较弱；此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并未得到善用，起到的作用也甚微。
2.2.4社会服务
S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将社区社会服务站、志愿服务站和文化活动中心三站合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适应农村居民服务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建立了“社工+志愿者”联动发展的机制，对社区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针对S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社会交往能力，社会服务站先后开展了针对于老年人、青少年专业的社会服务；针对S社区多数从事水产养殖业的职业特点，逐步打造“渔文化”，在社区内发展“渔文化”，打造特色的旅游业。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的被访问者能够主动到社区社会服务站参与各项活动，参与的活动一般为节日庆祝活动、手工制作、亲子类游戏等。37%的被访问者表示从未参与过社会服务站开展的各类活动，主要原因为没有时间、不知道参加活动的意义、有听说，但没想过去参加。S社区居民对志愿服务队和志愿服务的开展参与积极性明显较低，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志愿服务，占总受访者比例的72%；被访问者中仅有4人参加过志愿服务队，每年平均参与志愿服务次数不超过2次。部分居民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能力较弱，对志愿服务的要求和意义也不清楚。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见表6），社区居民对健身活动、学生课业辅导的需求最大，参与意愿也最为强烈。其中老年被调查者对健身活动的参与意愿较高，尽管7个生产队都设有完善的党员活动设施，但使用率并高，社区内长者的娱乐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部分长者表示，如果有太极拳、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他们乐于参加。因S社区的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部分被访者对子女课业辅导和教育问题提出服务提出要求并表达参与意愿，分别占总受访者人数的37%和23%；多数家长表示由于农务较忙、知识水平有限，对子女课业和学业的指导力度不足，并希望能够针对以上要求开展相应的活动。2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儿童兴趣培养活动；部分居民表示希望能够多参加疾病预防讲座，尤其是针对渔类养殖业所引起疾病的预防、治疗知识的讲座参与积极性较高，其比例占总受访者的24%。
3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围绕经济活动、社区事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四个维度对S社区进行调研，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经济活动能够刺激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
农村居民比较倾向于参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对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环境的各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最高，尤其是自然村整合为社区后，经过资源分配、养殖业扶持等项目为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这些活动与居民的个人生活联系十分紧密，此类活动更受居民关注，因此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明显较高。
乡镇政府应针对居民的职业特点，紧密联系居民日常生活，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令居民在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应以职业特点为主，结合文化、公共服务、社会服务，逐步延伸其他类型的服务，充实服务内涵，充分调动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令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各方利益。
3.2公共服务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除经济收入以外的因素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弱。农村社区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对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大。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和自身经济利益密切的相关活动，农村居民并未真正认识到社区内自然环境的改善、公共设施的完善与自身利益、社区内生活的关系。这证明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的生活依旧停留在居住场所的层面，未形成主人翁意识，社区公民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农村居民并未在心理层面对社区产生自豪感、归属感和依赖感。
乡镇政府应针对以上问题，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社区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集体生活意识，引导农村居民心理层面的成长；突破农村原本的地缘、业缘和血缘的障碍，培养农村居民在心理层面对社区的认知，使农村社区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吸引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各项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3.3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欠缺
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真正形成，居民的社会交往依旧停留在原有的自然村的基础上，村与村之间的地域障碍被打破，但各个村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不够紧密，每个自然村依旧带着各自的特点和交往方式，而并未形成真正的农村社区融合，导致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形成，因此在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各类活动时，农村居民表现与己无关。
针对以上问题，乡镇政府应着手以自然村之间的共同特点入手，合理整合和配置资源，积极促进自然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停留在经济活动层面，在文化、居民的社会交往、居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加强紧密合作，促进农村社区各自然村之间的融合；实现社区事务统一布局，加强公共服务管理，建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成长系统，逐步改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打造农村社区文化，促进农村社区居民的成长，也令农村居民感受和体验到以社区为单位所带来的优势，突破自然村之间的界限，激发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3.4社会组织参与缺乏
因农村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缺乏，导致各种组织活动并未真正推动农村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变迁的参与者。虽然在经济利益方面村与村之间实现整合统一，但农村居民并未形成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联系，这其中缺少各类社会组织的推动。居委会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数量不足，导致社区多元化建设没有真正得到推动，居委会依旧是完成社区事务的主体，影响了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社区事务参与积极性较低。
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应更加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和角色转换的同时，提倡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不仅给予农村居民获得话语权，更为农村居民利益表达提供渠道，激发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居委会职能应得到弱化，由居民自治组织挑起社区管理的大梁；由农村居民自发成立组织，开展各项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其中，能够表达农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推动农村居民在社区自治方面获得进步，积极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强化农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还能提升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提高其社区自治意识。
3.5社会服务内容有待充实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旨在弥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未及的同时，重在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居民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强农村社区居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及生命质量，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便要求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的内容应以原有的自然村居民职业、生活特点为核心，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的服务内容，解决农村社区居民生活中困难的同时，加强社区教育，开展丰富的、专业的、有效的社会服务，才能获得农村居民的信赖与认同，能够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
3.6 文化娱乐活动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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