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09级本科生选题结果进行统计,关于调查研究的选题占82.5%,与往年基本一样。特定的选题内容决定了后面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中尽管有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余方法并未真正使用,流于形式。出现以上情况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的学生研究方法能力掌握极少,平时学习中教师没有教给学生一些常见研究方法,仅有极个别学生参与到任课教师课题研究项目,经历一些研究学习,掌握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而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方法仅仅从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中零星掌握一点,且缺乏实践训练,因此自身论文设计中只能选择文献资料法及问卷调查法,而文献资料法是学术论文研究最基本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因而学生论文主要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论文也是对调查数据做一个简单归类,进行定性描述,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能力的不足反过来也限制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内容很少涉及,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应用偏少。客观方面,地方院校体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本身科研能力有限,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上缺乏有效指导,另外学校毕业论文规范中对综述性文章比例有一定限制,因此学生更多选择调查性研究论文,但本科生具备的理论水平有限,难以在拟定选题中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单一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2“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局限性
直到1991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第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才在限制选修的课程模块中,设置了“体育方法学”课程,并明确规定在第8学期安排“科学研究与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4]。2003年教育部出台新课程方案中“体育科研方法”规定为一般必修课程,但不硬性规定学分、学时,明确其为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程,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培养体育科研的能力[5]。“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掌握,撰写毕业论文至关重要,但目前唐山师范学院相应课程教学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点,对课程的重视度不够,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大纲虽然将“体育科研方法”列为必修课,但考核性质安排为一般考察课,平时和期末考核比较松散,学生简单完成一个考核作业即完成任务,大纲修订时学分、学时的调整比较频繁,效果不理想。第二点,课程安排和“体育统计学”重合较多“,体育科研方法”课程和“体育统计学”课程学时都安排为32学时,两门课程在研究方法的章节教学中重合较多,较多内容重复教学,而且两门课程都是以课堂理论面授为主,内容枯燥,课后实践较少。第三,教师执教能力有待完善,同其他院校类似“,体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由本专业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该课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不但要掌握一定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对本学科科研特点及学术前沿要有深入理解,但近几年教学工作以青年教师为主,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学习,只是根据自身优势科研方向对“体育科研方法”进行一定角度的阐述,而且以理论性灌输为主,与体育科研实践结合较少。结果就是授课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需要不相符合,如教师讲授很多调查性研究方法,一旦学生选择应用实验法相关题目,论文如何撰写就将极大困扰学生,不得不求教指导教师。
3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引入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3.1选题内容可行性分析
体育学属于交叉性学科,各专业均涉及大量文科及理科课程。根据黄汉升[3]对2004-2009届全国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认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是学士论文中总体质量较高的文章,选题能够反映该学科热点问题,实验设计较严谨,仪器比较先进,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较强,优秀论文多集中在运动生理、生化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虽然培养方向不一样,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依然保留大量自然科学类必修课程,可以从理科方向选题去探索体育实践问题,分析动作技术特点,可以从运动生物力学方向选题,涉及人体机能评定,研究评价方法可以从运动生理等角度选题。但体育教育专业选题一大问题就是大量重复,选题困难,无新意和亮点,实验方法应用太少,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近几年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存在同样问题,学生选题追求简单、易写,以学校体育调查类选题为主,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极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理论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去深度挖掘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的内容,不敢有质疑,不了解通过何种渠道去获取文献资料,因此对此类选题不敢涉及,实践访谈中有学生对大学生减肥方法感兴趣,但考虑到要进行实验设计,使用体成分仪进行测试获取数据,还要进一步统计分析,感觉困难,选择放弃。此类情况不少见,实际上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要求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并不复杂,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尤其是理论课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思考,扎实掌握理论基础。其次,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不足,学生实验课学习不够扎实,不能利用现有条件去设计实验思路,还有一个常见原因,那就是学生有良好的实验基础,但不了解此类选题而遗漏,个别地方院校教学和毕业工作思路较为保守,墨守成规,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以稳为主,很多指导教师并未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方向去选题,一届照搬一届,选题内容上无新意,没有突破。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针对以上情况,2010年开始引导学生选择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并进行精心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进行合理实验设计,个别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学习,取得不错效果,证明利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设计完成运动人体科学类毕业论文是可行的。例如,有学生对运动性疲劳评价感兴趣,设计体育课后各类恢复手段对疲劳消除影响的实验,测定不同方式恢复方式后人体心率、血压和血乳酸的水平,实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取得良好效果,观察到了积极性恢复手段的应用起到加速心率和血压恢复的过程,学生通过论文的完成也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另有学生选择应用性研究,比较不同力量训练方式对跆拳道大学生运动员下肢肌肉爆发力的影响差异,取得预期效果,论文均入选本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以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采用实验性、测量性等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条件,可扩大选题范围,提高毕业论文的研究价值和质量。
3.2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毕业论文引入实验性工作,一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表》及大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明确了高校实验室应具备的条件,目前我国体育类院校、师范类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建有实验室,唐山师范学院自2007年迎评以来,实验室经过扩建,添置先进设备和仪器,条件满足现有教学和师生的科研要求。实验室条件满足需要,但部分师生对实验重视不够,实验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仪器利用率不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实验室的利用,这也是学生毕业论文利用实验室较少的原因。理论课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人员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首先思想上予以重视,不能把理论课实验边缘化,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主动利用实验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工作中,使其熟悉实验,喜欢实验,有能力完成运动人体科学选题论文。学院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师生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提高科研水平。以前学生毕业论文大部分是问卷调查类型,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利用率不够,实质上与院系整体科研业务水平不高相关。不但实验教学人员科研业务水平要提高,其他理论教学人员也需要熟悉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室加深了解,熟悉相关仪器的原理和用途,形成普遍能够指导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选题的能力,建议定期培训师生了解实验室具备的条件和功能定位,也可通过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学术讲座给师生提供相关信息,要鼓励师生积极学习实验理论。
【关键词】直觉体悟；语文教学；模式；价值体现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直觉体悟与传统的认知教育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的认知教育建立在归纳、推理、演绎、综合为表征的逻辑思维基础之上，只注重知识的获得以及同理性认识直接相关的能力（科学智慧）的培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逻辑性的特征；而直觉体悟教育的基础则是以感性、表象、直觉为特征的非逻辑思维，注重主体意义的获得和非理性能力的培养，具有个别性、主观性、非逻辑性特征。因此，直觉体悟是基于非逻辑思维方式，经由体验、感悟实现客体文化的生命意义化，提升个体精神境界的一种思想、方式或活动。它是一种教育思想，倡导体验、感悟，追求精神世界的一体化；它也是一种上升到精神境界的教育方式。
一、直觉体悟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以直觉思维、整体认知为特征的教育方式，直觉体悟教育是依据具体的认识对象、师生状况、情景态势选择或唤醒、对话、反思、情境设计、生活体验等形式。体悟教学的基本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及其哲学、心理学、知识论等背景性的时论成果，通过理性演绎和体悟思辨阐释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体悟教学的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相对于基本理论而言，体悟教学的实践要丰富得多，尤其在语文学科，涉及理论研究、阅读教学、诗歌教学、习作教学和教学设计等方面。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并存，教学模式多种多样。
语文学科体悟理论的研究是语文课标要求的反映。体验和感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关键词。《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有以下有关体悟的表述：“语文学习具有重情感体验和感悟的特点”“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评价要综合考察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向”“鼓励学生多诵读，在诵读实践中……加深体验与领悟”“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根据文学作品形象性、情感性强的特点，可着重考察学生对形象的感受和情感的体验，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应加以鼓励”“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也就是引导学生用“心”去体验、感悟；指导学生在读书中体验、感悟；指导学生通过联想去体验、感悟；指导学生通过想象去体验、感悟；设置情境，唤起学生的体验、感悟等。其他学科如数学、历史、地理等也涉及，但相对要少得多。
二、直觉体悟教育的特征
（一）学生的自主性是直觉体悟教育的前提
体悟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育活动目标是否指向具有个体意义的内在新质的产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创新的过程。从教育结果看，不仅是理解、领会了存在于学生个体之外的文本知识及其内含的情感、价值观，而且强调通过体悟形成实实在在的“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只有在个体发挥了自主能动性的情形下才能实现。
（二）与个人的经验相相结合
直觉体悟既是一种精神经验，一种获得精神经验的方法，也是一种主体改造自身精神世界的活动。它是在特定情境下，动态选择、提炼并融合已有的知识经验、处事经验与精神经验，在理性、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主体新的精神经验的过程。虽然直觉体悟可以通过精神经验的重组改造实现，但在教育过程中，若是离开了个人的经验，直觉体悟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实践活动是直觉体悟实现的重要途径
实践活动是个体直接经验的源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广阔的体验世界，是主体运用已有经验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实现了经验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过渡。
三、现有的体悟教学模式类型
根据现有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体悟教学的模式。
（一）“活动体悟”模式
活动体悟是根据课文的重点、难点和特点来组织即兴表演，让学生进入课文角色，以课文为剧本，即兴表演和体会的阅读理解方法。活动体悟教学一般分五个步骤：教师提出活动体悟的“剧本”和“演员”的组合；学生自由酝酿；学生自由预演；汇报表演；赏析或评述。
（二）“合作――体悟”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基于大学教学的特点，把过程与方法应用到物理学科课程论的课堂上，利用课堂以外的时间来完成作业，然后又回到课堂上进行交流，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这个改革项目作为渤海大学的重点教学改革项目之一，拟在全校的各个学科教学论的课堂上推广。基本框架由四个部分构成：选择伙伴，确定主题；收集资料，形成结论；课堂交流，分析论证；体悟过程，形成习惯。
（三）“体悟――创新”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力图在“往”与“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以往的基础知识与未来的创新应用彼此沟通，强调应用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深刻体悟教材，经教师点拨，逐步形成创新性个性欣赏和创造性写作，由“小课堂”拓展到大语文，具有教材开放性、课堂系统性、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四）“自探――共研――体悟――发展”教学模式
自探是学生感知教学内容的前奏阶段，让学生在感知教材内容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尝试性地去解决问题；共研是模式的核心部分，指的是教师组织、带领学生共同探究知识形成的过程，从而获得知识的方法；体悟是模式的必要环节，主要是指教师通过一些策略使学生能够把自己已有的经验与当前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对知识有深刻的感受，对方法技能有切实的体会，在自己已有的知识背景下，按自己的方式对知识进行编码、加工，进而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发展是模式的内在要求。通过上述教学环节，教师带领学生将头脑中原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材料与新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学科能力。
四、直觉体悟在现代语文教育中存在的意义
与教育关系体一样，文化与生命是体悟教育内含的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事物。而对文化和生命的解读也恰恰是现代语文的目标和要求。
（一）生成意义、创造文化
预设与生成是教育活动中一对永恒的范畴。在宏观层面，教育肩负着履行人类种族文化延续的使命，是一种预设，需要预先明确规定教育的最终结果――教育目的（或目标），需要筛选进入学校教育视野的文化――教育内容，并以课程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更需要进一步通过教学设计确保文化个体化的有效性。教育是一种理性的预设，不仅体现了教育活动的组织性、计划性、系统性和普遍性，同时也意味着辩证地看待教育的个性化问题。
生成意义是文化个体生命化的关键，是体悟教育文化功能的第一个层次。文化连接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但只有涉及主体，文化才成为现实的意义世界，即扮演着分界的角色。在一定的历史、民族和地域的背景下，文化系统中必然存在着共性的因素，有些甚至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科学认知教育的功能是使个体了解、掌握这一套群体意义系统。
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是文化的进步，文化又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因此，人类进步的实质是精神世界永无止境的演进。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以个体生命为载体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演进通过个体文化生命的不断完善表现出来，这样，文化与精神世界之间就不能仅仅是等量的内化与外化的平衡关系，更需要一种超越的机制，即生成与创新。而实现个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要基于体悟教育过程。
（二）诠释内心，丰富生活
体悟教育是引发主体悟性潜能展现的活动，也是释放内心，丰富生活的艺术。首先，理性潜能赋予了生命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并为生命的发展提供了逻辑、有序的轨道；直觉体悟指向主体的内部世界，赋予心灵自由的空间，使生命得以摆脱逻辑秩序的束缚。其次，直觉体悟的激发、发生来源于主体意识的水到渠成，外部的任何强制的规范都会限制体悟的发生。体悟与思维定式、逻辑思辨无缘，往往与闲适状态下的“不经意间”达成默契。再次，直觉体悟能够自由的驾驭主体。如果我们把体悟教育看成是一种理念，那么，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教育实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重视主体的反思及其不同的见解，倡导亲身实践及其感性的经验。简而言之，体悟教育释放、张扬主体的灵性，赋予文化生命成长的自由空间和选择权，使主体精神回归本真的状态而呈现真实的个体。
参考文献
[1]边玉芳.教育心理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针对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09级本科生选题结果进行统计，关于调查研究的选题占82.5%，与往年基本一样。特定的选题内容决定了后面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中尽管有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余方法并未真正使用，流于形式。出现以上情况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的学生研究方法能力掌握极少，平时学习中教师没有教给学生一些常见研究方法，仅有极个别学生参与到任课教师课题研究项目，经历一些研究学习，掌握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而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方法仅仅从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中零星掌握一点，且缺乏实践训练，因此自身论文设计中只能选择文献资料法及问卷调查法，而文献资料法是学术论文研究最基本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因而学生论文主要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论文也是对调查数据做一个简单归类，进行定性描述，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能力的不足反过来也限制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内容很少涉及，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应用偏少。客观方面，地方院校体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本身科研能力有限，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上缺乏有效指导，另外学校毕业论文规范中对综述性文章比例有一定限制，因此学生更多选择调查性研究论文，但本科生具备的理论水平有限，难以在拟定选题中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单一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2“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局限性
直到1991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第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才在限制选修的课程模块中，设置了“体育方法学”课程，并明确规定在第8学期安排“科学研究与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4]。2003年教育部出台新课程方案中“体育科研方法”规定为一般必修课程，但不硬性规定学分、学时，明确其为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程，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培养体育科研的能力[5]。“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掌握，撰写毕业论文至关重要，但目前唐山师范学院相应课程教学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点，对课程的重视度不够，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大纲虽然将“体育科研方法”列为必修课，但考核性质安排为一般考察课，平时和期末考核比较松散，学生简单完成一个考核作业即完成任务，大纲修订时学分、学时的调整比较频繁，效果不理想。第二点，课程安排和“体育统计学”重合较多“，体育科研方法”课程和“体育统计学”课程学时都安排为32学时，两门课程在研究方法的章节教学中重合较多，较多内容重复教学，而且两门课程都是以课堂理论面授为主，内容枯燥，课后实践较少。第三，教师执教能力有待完善，同其他院校类似“，体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由本专业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该课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不但要掌握一定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对本学科科研特点及学术前沿要有深入理解，但近几年教学工作以青年教师为主，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学习，只是根据自身优势科研方向对“体育科研方法”进行一定角度的阐述，而且以理论性灌输为主，与体育科研实践结合较少。结果就是授课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需要不相符合，如教师讲授很多调查性研究方法，一旦学生选择应用实验法相关题目，论文如何撰写就将极大困扰学生，不得不求教指导教师。
3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引入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3.1选题内容可行性分析
体育学属于交叉性学科，各专业均涉及大量文科及理科课程。根据黄汉升[3]对2004-2009届全国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认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是学士论文中总体质量较高的文章，选题能够反映该学科热点问题，实验设计较严谨，仪器比较先进，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较强，优秀论文多集中在运动生理、生化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虽然培养方向不一样，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依然保留大量自然科学类必修课程，可以从理科方向选题去探索体育实践问题，分析动作技术特点，可以从运动生物力学方向选题，涉及人体机能评定，研究评价方法可以从运动生理等角度选题。但体育教育专业选题一大问题就是大量重复，选题困难，无新意和亮点，实验方法应用太少，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近几年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存在同样问题，学生选题追求简单、易写，以学校体育调查类选题为主，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极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理论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去深度挖掘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的内容，不敢有质疑，不了解通过何种渠道去获取文献资料，因此对此类选题不敢涉及，实践访谈中有学生对大学生减肥方法感兴趣，但考虑到要进行实验设计，使用体成分仪进行测试获取数据，还要进一步统计分析，感觉困难，选择放弃。此类情况不少见，实际上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要求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并不复杂，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尤其是理论课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思考，扎实掌握理论基础。其次，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不足，学生实验课学习不够扎实，不能利用现有条件去设计实验思路，还有一个常见原因，那就是学生有良好的实验基础，但不了解此类选题而遗漏，个别地方院校教学和毕业工作思路较为保守，墨守成规，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以稳为主，很多指导教师并未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方向去选题，一届照搬一届，选题内容上无新意，没有突破。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针对以上情况，2010年开始引导学生选择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并进行精心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进行合理实验设计，个别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学习，取得不错效果，证明利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设计完成运动人体科学类毕业论文是可行的。例如，有学生对运动性疲劳评价感兴趣，设计体育课后各类恢复手段对疲劳消除影响的实验，测定不同方式恢复方式后人体心率、血压和血乳酸的水平，实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取得良好效果，观察到了积极性恢复手段的应用起到加速心率和血压恢复的过程，学生通过论文的完成也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另有学生选择应用性研究，比较不同力量训练方式对跆拳道大学生运动员下肢肌肉爆发力的影响差异，取得预期效果，论文均入选本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以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采用实验性、测量性等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条件，可扩大选题范围，提高毕业论文的研究价值和质量。
3.2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毕业论文引入实验性工作，一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表》及大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明确了高校实验室应具备的条件，目前我国体育类院校、师范类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建有实验室，唐山师范学院自2007年迎评以来，实验室经过扩建，添置先进设备和仪器，条件满足现有教学和师生的科研要求。实验室条件满足需要，但部分师生对实验重视不够，实验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仪器利用率不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实验室的利用，这也是学生毕业论文利用实验室较少的原因。理论课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人员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首先思想上予以重视，不能把理论课实验边缘化，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主动利用实验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工作中，使其熟悉实验，喜欢实验，有能力完成运动人体科学选题论文。学院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师生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提高科研水平。以前学生毕业论文大部分是问卷调查类型，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利用率不够，实质上与院系整体科研业务水平不高相关。不但实验教学人员科研业务水平要提高，其他理论教学人员也需要熟悉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室加深了解，熟悉相关仪器的原理和用途，形成普遍能够指导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选题的能力，建议定期培训师生了解实验室具备的条件和功能定位，也可通过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学术讲座给师生提供相关信息，要鼓励师生积极学习实验理论。
3.3加大“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作用
80年代后期我校设计和组织教改实验以来，虽然教改实验活动过程得到学生积极参与和支持，但教改实验之重要意义和发展前途却少有共识。主要原因是我们尚不掌握国内外教改动态和资料，没有参照对象可以进行比较和考量。这几年我留心国内外教改信息，终于找到了同类研究的参照对象，对我校向导教学法实验，可以通过比较进行定位分析。
其一是《职教论坛》1999年第4期第61页载文《德国行为导向教学方法的启示》，介绍“在德国，教育行政部门普遍提出的以学生活动和培养关键能力为中心的行为导向现代教学方法”，并指出其社会经济原因有三：一是目前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转缓；二是原东德地区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需求的人才从单一的工种逐步向综合化的工种转变。该文还介绍了行为导向教学方法的4个特点，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则说明“行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是通过学生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生在学习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教师仅是学习活动的参与者、指导者”。
对比德国“行为导向教学方法”，不仅教学法名称相似，而且教改指导思想基本相同，所以具有同类可比性。其不同之处在于，行为导向教学方法，目前还限于职业技术教育和实践活动课教学；从其形成条件分析，这一方法当产生于90年代后期，还处于发展阶段。而“向导教学法”则产生于80年代后期，首先从多学科课堂教学改革开始，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4大教学环节和5项教育基本原则，普适于各级各类理论和实践教学，并且不限于教学设备和条件的要求。
也就是说，西方职业教育领域推广的现代教学方法，目前尚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比我校“向导教学法”实验起步迟后大约10年；我校98年10月制订的《向导教育实验方案》，那已经是学校整体教改实验了。为此，2000年1月26日我正式向江苏省教委提出《教学成果奖申请书》，恳请省教委及时采取措施，指导和支持开展“向导教育”学校综合教改实验，促成取得世界一流的教科研新成果。面对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态势，试想，我们岂能置多年“向导教学法”改革实践努力于不顾，却推崇外国尚在起步阶段的“行为导向”现代教学方法？这不仅是舍近求远，而且近于妄自菲薄，极其不利于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教育。
其二是《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1期第27页载文《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教学论百年的回顾与反思》，其中1976-2000年广泛开展教改实验部分，关于90年代以后主体性教育实验，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河南安阳人民大道小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湖北荆门象山小学，分别组织了主体性教育实验。由此得知，我国主体性教育实验中，“向导教学法”实验早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而且实验层次是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实验内容涉及多种社会学科，进而向学校综合教育改革实验发展。所以，我于2月15日给该文作者写信，说明“向导教学法”实验情况，考虑到教学论百年历史的严肃性和完整性，提请他补充其文章的疏漏。
该文作者是北师大教育系博士研究生张天宝助理研究员，2月19日和20日他3次打来电话，谈了他论文的写作情况。我们虽是两代教育工作者，仍相约协作开展主体性教育实验，共同认为这是素质教育发展的方向。在中外教育史研究中，关于教育实验的选例，理当注重其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时间、规模和深度几个方面评价，“向导教学法”实验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认为，教育科研具有3个特点：第一是实践性，不能闭门造车，空谈一阵束之高阁是不行的；第二是协作性，教科研需要各方面配合扩大实验，并组织研讨和交流；第三是要有奉献精神，患得患失搞不成教科研，安贫乐道才能坚持不懈。
由于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教育界影响广泛，20世纪30年代苏共中央提出的“教师主导”论至今仍然大行其道，教学实践中学生主体地位无从确立，所以92年撰写的实验报告搁置6年没有媒体报导。当然，这与向导教学法定性分析实验，不符合科学主义定量分析潮流也有关系。97年中央领导在全国范围提倡素质教育，实验报告摘要中央教科所专家组两次编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论文选》第1、3卷，1998年7月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继2000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第10期摘要介绍后，2001年《现代技能开发》第1期发表《向导教学法初探》。与此同时，包含主体教育思想的拙作《新世纪教育构想》在《石油教育》2000年第12期发表，该文英译稿已为北美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采用和教育界学者研究。
向导教育实验证明了向导教育思想的可行性，可见我们实验的不仅是一种发展学生素质的方法，更是一种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积极提供向导服务的思想。这是一种主体教育思想，从哲学认识论来看，则是肯定人在认识和实践中主体地位的思想，是人从自然的和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争取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唯物史观。在教学实践中，具体的方法和形式是多样可变的，但任何方法都只能由学生和教师去操作，因而师生两个主体的互动关系是各种方法的总方法，由此分化出不同的教育指导思想，诸如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教师主导论等等。
21世纪是知识创新的时代，欧洲《创新绿皮书》指出，创新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应用新事物”。同志强调：“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而创新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决定了创新能力形成的3个特性，即主体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这3个特性则必然要求创新教育过程，即学生主体活动过程。教师要积极营造一个高度自由的思维时间和实践空间，适时引导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学习和探索，充分发挥其有个性特色的主体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一、本体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消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 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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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对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反思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现状；结果发现我省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个维度中，平均得分最高的是理论反思能力维度，其次是毅力维度，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维度；通过对反思现状的讨论分析，发现问题，为提高高中体育教师反思能力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高中；体育教师；反思能力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109-03
体育教师不仅是体育课程的实施者、执行者,更是其开发者、建设者，其教学水平和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终身锻炼意识，关系到学生身体的未来发展.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能力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教师自己的教学经验，通过教师自己的反思而形成.[1]体育教学反思是体育教师思考过去的教学过程，从中总结教学经验教训，它是体育教师教学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是提高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美国学者波斯纳曾经说过“成长=经验+反思”，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在对教师的发展研究中也将反思作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素质.[2]本文以施小菊的《中学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量表》问卷为基础，对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进行调查，旨在了解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现状，为提高高中体育教师反思能力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文献收集和检索工作，查阅了有关教师反思能力大量文献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论依据.
1.2 问卷调查法
使用施小菊《中学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量表》问卷第二部分，其共20个题目，分为三个维度:理论反思能力(8题)、经验反思技能(5题)、毅力(7题).[3]理论反思能力是指体育教师以特定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根据进行相对理性的反思的能力；经验反思技能是指体育教师借助体育教学与教育经验对自身主体性和体育教学行为与观念进行相对直觉的反思的能力；反思的毅力是反思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持续”的追求与不断的督促自己去实现体育教学的合理性及战胜教学困难、忍受痛苦等的“韧劲”上.
在河南省随机向212名高中体育教师发放问卷，回收208份，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94.34%.
1.3 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进行整理输入Excel表格、和spss17.0，获得相关数据结果.
1.4 逻辑分析法
对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2 结果与分析
2.1 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随机抽取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212名作为调查对象，并发放问卷,回收问卷208份,有效问卷200份,对问卷进行数理统计,得出表1、表2：
由表1、2可知：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以男性为主，占总人数的78%；学历以本科学历为主，占总人数的80%；教龄基本在10年以内，占总人数的70%.
2.2 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现状和差异比较
2.2.1 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整体教学反思能力以及不同维度的现状
对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表中三个不同维度和总量表的得分进行统计，得出表3：
《中学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以3为参照值.因此，由表3可知：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整体得分平均值为3.636，程度为中等偏上范围，总体教学反思能力并不很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教学反思能力的三个维度中，理论反思能力最高,为4.075；其次为毅力3.589；经验反思能力最低为3.000.所以，我省高中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对教学行为、教学观念等的反思能力相对较低，缺乏主动性教学反思.
2.2.2 被试特征变量对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以被调查者的性别、学历、教龄、学校类型（是否为示范型学校）4个方面的特征为变量，这4个变量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来探讨以上4个变量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2.2.2.1 性别因素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毅力、理论反思能力、经验反思能力和三维度的总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表4：
由表4可知：我省高中体育女性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高于男性教师，且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高于男性教师，特别是在经验反思能力上要明显高于男性体育教师平均得分；高中男性体育教师的经验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最低，为2.944，中等偏下.在三个不同维度方面，理论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毅力，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经显著性分析，三个维度的P值和总得分的P值都高于0.05，说明我省高中不同性别体育教师之间的教学反思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2.2 学历因素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以学历为自变量，以毅力、理论反思能力、经验反思能力和三维度的总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得出表5：
由表5可知：我省中专学历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高于其它三组，为3.875.在毅力维度方面，中专学历的平均得分最高，为4.286；其次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在理论反思能力维度方面，研究生学历的平均得分最高，为4.250.在经验反思能力维度方面，中专和本科学历的平均得分较高，而研究生学历的平均得分最低，为2.533.不同学历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在三个不同维度方面，理论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毅力，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经显著性分析，三个维度的P值和总得分的P值都高于0.05，说明我省高中不同学历体育教师之间的教学反思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2.3 教龄因素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为发现不同教龄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之间的差异，以教龄为自变量，以毅力、理论反思能力、经验反思能力和三维度的总得分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了单因素分析法及进行多重比较结果(LSD法)，得出表6：
由表6可知：我省不同教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基本相同.在毅力维度方面，随着教龄的递增，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递增.在理论反思能力维度方面，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出现中间（6-15岁阶段）高，两端（1-5、16-20岁阶段）低的现象.在经验反思能力维度方面，教龄在6-10年的平均得分最高；而教龄在1-5名的平均得分最低，为2.645.不同教龄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在三个不同维度方面，仍然是理论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毅力，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经多重比较，得出三个维度的P值和总得分的P值都高于0.05，说明我省高中不同教龄的体育教师之间的教学反思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2.4 学校类型（示范、非师范）因素对我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
为发现不同学校类型的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之间的差异，以学校类型为自变量，以毅力、理论反思能力、经验反思能力和三维度的总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表7：
由表7可知：我省示范型学校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略高于非示范型学校体育教师，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也都略高于非师范教师，但基本相同.不同类型学校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在三个不同维度方面，依然是理论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毅力，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经显著性分析，三个维度的P值和总得分的P值都高于0.05，说明我省高中不同类型学校体育教师之间的教学反思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 结论
3.1 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中男性比例较高，教师学历中以本科学历教师为主体，教龄基本在10年以内.
3.2 河南省高中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整体程度为中等偏上范围，其总体教学反思能力并不很高.在教学反思能力的三个维度中，理论反思能力最高，其次为毅力，经验反思能力最低位，因此，我省高中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对教学行为、教学观念等的反思能力相对较低，缺乏主动性教学反思.
3.3 高中体育女性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不仅高于男性教师，而且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也均高于男性教师；高中男性体育教师的经验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最低.
3.4 不同学历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中，中专学历的平均总得分高于其它三组.在毅力维度方面，中专学历的平均得分最高，其次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在理论反思能力维度方面，研究生学历的平均得分最高；在经验反思能力维度方面，中专和本科学历的平均得分较高，而研究生学历的平均得分最低.
3.5 我省不同教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基本相同.在毅力维度方面，随着教龄的递增，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递增；在理论反思能力维度方面，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出现中间（6-10、11-15岁阶段）高，两端（1-5、16-20岁阶段）低的现象.在经验反思能力维度方面，教龄在6-10年的平均得分最高，而教龄在1-5名的平均得分最低.
3.6 我省示范型学校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平均总得分略高于非示范型学校体育教师，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也都略高于非师范教师，但基本相同.
3.7 不同性别、学历、教龄、学校类型的高中体育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在三个不同维度方面中，均理论反思能力的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毅力，最低的是经验反思能力.经显著性分析，三个维度的P值和总得分的P值都高于0.05，说明我省不同性别、学历、教龄、学校类型的高中体育教师之间的教学反思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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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新理念已经得到广大教师的赞同；但对于如何实施新课程，很多教师是有困惑的。在引导函授班学员讨论新课程标准时，很多学员提出自己的问题：一节课只有四十分钟，教学进度很紧张，哪有时间进行发现式学习？班上有五十多位同学，讨论要分成十个组，课堂没有办法维持起码的秩序，怎么判断学生“合作”了没有？课程改革主张给学生选择的自由，学生选择“不学习”怎么办？……问题很多，但核心是一点：新课程倡导的学习理念是好的，但在课堂教学中很难实施。
胡卫平等在山西进行的调查也反映了新课程实践困难的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60.87%的校领导表示此次课程改革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教师中有46.27%的认为理念很好，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9.02%的认为一些教学要求远远超出学生实际，过于理想化[1]。
“好”的学习理念却难以实行，是由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欠缺，还是学习理念本身不够好？笔者认为症结在后者：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深刻，尚无能力真正落实新课程要求。
一、传统教育的“三位一体”与进步教育的“三大主张”
教学方式变革是从传统教学方式走向现代教学方式的必要过程，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清楚认识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现代教学方式又是怎样的。
（一）传统教学的“三个中心”是三位一体的
20世纪前期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教育是以教科书（教材、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这种观点也是当前我国研究者对传统教学的基本看法。但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三者是相互孤立的，还是紧密相联的呢？研究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三个中心”没有内在联系，那么，改革中可以对其进行分阶段处理，比如首先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然后再考虑如何扭转教科书中心的不良局面；而如果“三个中心”是内在相联的，教学方式变革就必须研究何者最具根本性和如何全面推进改革的问题。
因而，“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必然地转化为“‘三个中心’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这一更加深入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杜威在其教育论著中有较清晰的阐释。
在文明社会中，学校教育对于传递“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有着突出的价值，但也有着一种明显的危险——“正规教学的材料仅仅是学校中的教材，和生活经验的教材脱节。”如果这种危险成为事实，教育、教学就会被理解为“传授有关遥远的事物的知识”，理解为“通过文字传递学问”[2]p13-14。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传统的制度化教育在与社会生活截然分离的轨道上持续前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把“过去已经拟订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传授给新的一代；对过去的知识的记忆被当作教育的目的；学习的涵义成为获得书本里面和成年人头脑里面已有的东西[3]p248-249。“以教科书为中心”就是指学校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而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和经验的发展。
“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目的认可“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既然教学的任务就是把书本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把学生召集到狭小、简单、纪律严整的教室里，把学生应该知道的知识讲出来、念出来，把重点写在黑板上，同时，认真检查学生是否安静听讲，是否用心背诵。这就是“以课堂为中心”，即把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作为教学的基本形式，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以及知识在学生生活中的应用。
在以教材掌握为基本目标、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的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生是被动的。首先，教师熟练地掌握了教材，在教学中扮演着给予或施舍知识的角色；学生知识浅薄，他的本分就是被动接受。其二，由于教学以现成的科学教材为起点，脱离学生生活经验，学生对学习缺乏相应的兴趣，因而，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运用引诱、强迫等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成为课堂活动的控制者。其三，由于课堂讲授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活动自由，教师必须随时扮演警察、法官的角色：他监督学生的学习，运用惩罚、恐吓、表扬、奖赏的方式诱使、迫使学生服从[3]p24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是三位一体的，其中，教科书中心是传统教学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以书本知识的死板记忆为教学目标内在规定了在封闭的课堂上进行知识传授这一教学形式以及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控制者角色。由此而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要变革传统教学，必须首先转变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教学方式的整体性变革。
（二）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是内在统一的
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学校培养了会活动的书橱，而没有培养学生实际参与社会进步事业的能力，是对“人的生命的浪费”[4]p57。并且，杜威等人在教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现代教学方式的“三个中心”。
新的“三个中心”同样也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的内在结构关系可以从杜威著作中比较清楚地看出。
杜威提出：“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3]p255。这一点，对于理解“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至关重要。“以经验为中心”是就现代教学的目的而言的，即教育是“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服务于生活的。杜威主张，教育没有外在的目的，而有一个当前的目的，即“直接转变经验的性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使生活过得有助于丰富生活自身可以感觉到的意义”[2]p86，简单来说，教育就是学会生活的过程。
“以活动为中心”指明了现代教学的形式，即教育“在经验中”。传统的“静听”不能使学生学会生活，现代教育必须把学校改造成为学生可以充分自由活动的场所，在学校里设置实验室、工场、园地等，使制作、创造、交流的主动作业成为学校生活的联结的中心，让学生在其中探索、学习、成长。只有坚持在经验基础上学习，才能改变学校与生活的隔离，消除“所学非所需”的问题，使儿童能够“带着整个的身体和整个的心智来到学校，又带着更圆满发展的心智和甚至更健康的身体离开学校” [4]p31-66。
主动作业“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确立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型的师生关系，即“以学生为中心”。首先，主动的作业能抓住儿童强烈的自发兴趣和注意力 [4]p31。在真实的作业情境中，学生会主动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进行积极探究。其二，主动作业本身规定了团体纪律。学生共同从事生产、制作的社会事业，“所有的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贡献，并且对社会事业都具有责任感”，全体人员都参加的活动成为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三，主动作业使教学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师生关系走向平等。教师和学生共同在经验中学习、生长，同时，教师对团体生活负有指导责任，但这种指导不是对学生自由的侵犯，而是对学生健康发展的帮助和保护[3]p277-279。
笔者建议这样来理解经验中心、活动中心、学生中心的内在逻辑关系：关注学生生长和经验改组的教学目的，要求“在活动中学习”的教学方式；而“在活动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必要前提。
二、当代中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文化学分析
（一）我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危害
在当代我国的现代教学建构中，有两条核心的主张：一是素质教育，即主张以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教育目的；二是主体教育，即主张在教学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自觉地学习。而“在活动（经验）中学习”尽管偶尔会被提及，但并没有进入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对比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我们少了一条，而且是进步教育对现代教学形式的基本规定这一条。
这种现象在新课程中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秉承了素质教育与主体教育的基本主张，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倡导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也提出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但没有只字片语的解释。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学校的普遍现象是教师试图在课堂上，在教科书的研读中，引发学生的主动探究。但探究真的能够发生在与现实隔离的课堂上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课堂”搬到教室之外，搬到森林、农场、企业？
对比杜威的教育主张，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其具体表现如下：（1）绝大多数的变革主张集中在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有主体性教育、个性化教学、建构主义教学观、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等思想；（2）研究者在理论上认同素质教育的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体生活能力的发展，但众多论著仍把书本知识的掌握看作教学评价的基本尺度，没有深入分析“掌握了知识”是不是真的“发展了素质”，教育服务于生活的意识并不清晰；（3）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认真思考实际经验在教学中的地位，只是试图在课堂上实现学生的主动探究、自主发展[1]。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从新“三个中心”的角度来看，“以学生为中心”呼声最高，“以经验为中心”（发展学生的素质）有些认识上的模糊，“以活动为中心”（在经验中学习）则基本被遗忘。考虑到“在经验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先决条件，这种“跛足”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方式变革走入了歧途：在与学生的活动、经验相隔离的课堂上，学生有可能在教师诱导下提出教师期望的问题，但不可能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主动探究从何说起？在课堂教学成为“教学”的同义语的时代，教学难以走出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老路，而学生的主体性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二）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文化学分析
为什么杜威主张的“三个中心”在我国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呢？文化学中的误读理论可以为我们做出解释。
何谓文化误读？众所周知，每种文化模式都是对特定的环境适应的结果，在整体上以及在各个组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模式的特点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诸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6]p156。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便是文化误读[7]p110。
当进步教育“三个中心”的教学思想传入中国时，它便遭遇了基于中国教育传统的误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原因。
儒家教育向来有“成人”传统，主张培养圣人、君子，反对“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教育目的。这种“成人”传统，能够很自然地与“关注人的发展”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从而转化为“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
同理，儒家教育反对科举教育对儿童天性的磨灭，反对对学生的刻板规训，而是主张“乐学”。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总是等学生发现问题才来解答、教诲；朱熹“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的读书法，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与建议。这种“乐学”主张，为接受学生中心思想、提出主体性教育理念奠定了文化基础。
但儒家的“成人”，主要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成人，而不考虑个体的实际操作技能，儒家的教学方式，重视书本教学，轻视实际生活；强调“从书本求智慧”，忽视“在经验中学习”。时至今日，“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于是，在中西文化碰撞时，“在经验中学习”、“做中学”便遭到了质疑与拒绝：我国研究者在没有深入考查、扎实实验的情况下，就得出“忽视学习的系统性”、“理论的极端性导致进步教育在美国的失败”等结论[8]。于是，研究者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课堂之外的学习方式，追求通过课堂教学来发展学生素质、在课堂上落实学生的主体性。
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由此产生：杜威主张通过实验室、工场里的主动作业改变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状态，培养学生成长为社会生活的合格成员。而我们则主张通过教室里的问答、讨论落实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我们能够成功吗？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三、呼唤中国的经验学习
客观说来，新课程全面展现了主动学习、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但关于如何实现理想，《纲要》讲得不多、不细、不够：《纲要》提出教师要组织探究学习，但“在哪里，通过何种方式组织探究”的具体方案付之阙如——而这恰恰是一线教师所关心的。
笔者认为，要全面实现新课程提出的理想，必须全面反思经验在学习中的价值。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在经验中学习”是一条根本性的教育原则。杜威主张，学校生活应以学生的主动作业（活动和经验）为中心，让学生在现实的经验情境中探究，在操作、探究中建构真正有用的知识、技能和品格。在经验中学习并不是否定书本和课堂的价值，而是主张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图书馆，让课堂变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交流经验、相互借鉴的场所[4]p52-67。在实验学校中，杜威精心挑选了木工、铁工、缝纫等长期的作业作为学校生活的轴心，让学生在经验中逐步理解历史、地理、数学、语言等各种学科的社会价值；其他响应杜威思想的学校也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当时显示了进步教育的魅力。
相对传统教学，在经验中学习的道理是相当简单的，但教师必须具备较高超的教育智慧才能胜任新教学的组织，否则，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放任自流。这是杜威所担心的，但却成为进步教育运动中的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进步教育遭到质疑，杜威思想暂时沉寂，但杜威思想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的不朽。1970年代以来，“在经验中学习”再次成为美欧教育界的亮点，并且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首先，“在经验中学习”被正式命名为“经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而组织经验学习的教育则称为“经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其二，成立了“国际经验教育联合会”（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联合会出版专业杂志《经验教育杂志》（《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召集经验教育年会（至今年会已成功举办32届）；其三，以联合会和杂志为中心聚集了大量的经验学习实践者和研究者：在实践方面，人们在各级各类教育形式中，进行探索，形成了经验学习的多种操作模式，如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等；在理论方面，依据笔者2005年4月19日的搜索，ERIC中正标题含“经验学习”或“经验教育”的文章，共有686篇之多。尽管在实践中，经验学习往往是作为某门课的教学方式出现的，但实践的成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教师的加入；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依据杜威的思想来理解经验学习，将经验学习/教育作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模型），以经验教育来主导教育改革 [9]。
20世纪上半期，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主张曾经得到陶行知等人的热烈响应，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现代性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论著由此产生；而20世纪后半期杜威思想再次唱响美欧大地的时候，我国的研究者却没有对“经验学习”采取应有的开放态度。然而，面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扎实地引入和开展经验学习，为中国教育的新生开创一条新路。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又是怎样的呢？笔者拟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当前美欧的研究中，“经验学习”与“经验教育”并没有“法定”的表达，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1）经验学习、经验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教育思想；（2）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强调学习、教育是在直接经验基础上发生的学习或教育过程。
基于学习是“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个体在能力或倾向方面的变化以及个体获得这种变化的过程”[10]p1815，经验学习可以理解为在直接经验基础上个体发生变化的过程及这种变化的结果。当代处于主导地位的经验学习模型（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尔伯提出）将经验学习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循环上升：（1）具体经验阶段，即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做事，从事某一活动并看到这一操作在具体情境中导致的结果，获得即时的具体经验；（2）观察和反思阶段，学习者依据以往经验和知识、理念对具体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提问，认识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3）抽象概念化阶段，学习者使用逻辑法则进行概括，揭示特殊事件背后的普遍原则，形成在特殊情境下如何应用原则的假设；（4）积极实验阶段，学习者在新的情境中主动实验，对情境中发生的过程进行干预，检验第三阶段的结论是否正确。这一过程又作为具体经验，成为进一步反思的起点[11]p39。
经验教育就是组织和促进学生的经验学习的教育形式。在经验教育中，教师创设良好情境，将要求学习者反思、批判并进行综合处理的经验组织起来，要求学习者在经验过程中积极地提问、调查、实验，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工作。在经验教育中，学习者全身心地进入到不确定的经验环境中，在其中体验成功、失败、危机与挑战。在经验教育中，教育者的基本角色是选择合适的经验，设置问题情境，指导反思，提供必要信息[9]。
当然，在学校中开展经验教育，组织学生的经验学习，要求具备一系列条件。从客观条件来看，班额缩小、丰富教学资源是必要的，学校尤其要有实验室、工场等经验的场所，当然这种场所可以是社区中的服务学习基地[2]。从主观来看，经验教育的组织要求教师对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等教育目标有清晰把握，对如何建立经验与学生心理的联结有深入研究，对组织经验过程和师生互动有饱满的热情。
杜威提醒我们，在经验中学习，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解放，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于此，为中国的经验学习鼓与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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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1] Knud Illeri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Roskild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刘长海.服务学习的理念与流程.福建教育，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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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革新性学术知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性研究；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012-05
一、班克斯及其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简介
詹姆斯·班克斯（James A. Banks）教授被美国教育界及社会学界视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于1992年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他是美国国家教育研究院成员，并曾任美国教育研究会（AERA）和美国社会学研究会（NCSS）主席。
班克斯的研究几乎触及了多元文化教育领域的每一个主题。在美国教育资源的数据库ERIC（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中，班克斯的研究成果比其他同行的著名学者多两倍以上，如Geneva Gay，Carl Grant，Sonia Nieto，Christian Sleeter等学者。班克斯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编写了20余本著作。他的著作包括：《从全球视角看多样性与公民教育》、《族群研究的教学方法》、《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础原理、课程与教学》、《多元文化教育简介》、《多元文化社会的公民教育》等。班克斯教授还编辑了《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手册》和《劳特利奇多元文化教育国际指南》等具有影响力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书目。2012年6月出版的由班克斯教授编辑的4卷《教育中的多样性大百科全书》是目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最为广泛的大部头。这些重要的标志性研究不仅说明多元文化教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展示了其在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
班克斯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并影响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体系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教育理论被广泛引用，许多教师在遇到以下议题时都会使用班克斯的理论来设计教程，比如社会正义、族群认同的形成阶段、多元及同化的意识形态、有机及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改革、知识建构及知识类型、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多民族国家公民教育及标准制定等问题。班克斯的研究明确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历史发展过程、目标及维度，这些内容清晰地界定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学科属性及发展地位。他如今仍然是影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方向的持续性的力量。
之所以称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为“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transformativ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由于这个理论体系在近40年的发展中挑战了以往在社会与学校等机构的传统制度化的主流学术知识范式与概念，创造并发展了革新性学术知识（transformative knowledge）。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是以革新性学术知识为基础的。革新性学术知识主要指挑战美国主流学术并反映了社会多样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不赞同主流学术知识的宗旨，即知识能够保持中立和客观，不受人类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知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知识本质的观点。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和社会关系在社会中的体现，并认为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此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实践性、课程的文化构建性、研究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特征都进一步说明了该理论体系的革新性特征。
二、直指实践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实践性研究（praxis-oriented research）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而不以客观“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为目的。如果说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释教育世界，那么教育实践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教育世界，为现实中所出现的教育问题指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及方法。石中英教授在《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中引用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教育实践的逻辑”的概念。他提出，把“各种教育实践共同分享和遵守的一般形式、结构或内在法则称为‘教育实践的逻辑’，它是教育实践工作者身处其中但又未必完全清晰和无法逃脱的文化系统，是各种具体教育实践样式得以存在、得以展开并在交流中走向未来的内在法则” [1 ]。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存在于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及目标之中。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理念”、一种“教育改革运动”或一种“历程” [2 ]，其基本诉求是要拓展所有学生的视野，消除不同的偏见与歧视，以接近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或公平。将多元文化教育等同于“教育改革运动”，以及对“过程性”的强调都是以实践性为导向的。除了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与目标的实践性特征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始终围绕着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及应用，并以平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为其核心价值主张，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道德性及关怀性。他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上重视课程与教材的设计与应用、受教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强调“平等教学法”（equity pedagogy）的教学与学校环境设计，重视教育工作者的文化知识与对学生的族群敏感度，以及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以协助学生认识与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文化，理解并包容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的文化。最终使学生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提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并在不同文化层次中发挥作用，以在生活实践中改变社会环境中的不公正现象。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教学策略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性。班克斯更为重要的理论建构工作是多元文化教育的5个维度理论①、课程改革理论及教学策略等理论。教育者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设计和评价他们的教学实践。班克斯设计了一系列表格（checklist）来帮助教师设计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策略，并帮助教育管理者评价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情况。比如他设计的衡量学校多元文化教育程度的表格，其中有一系列详细的标准，如政策申明、教职员工态度、学校人员组成、课程、家长参与、教学策略、教材等。在一项长达4年的跨学科研究中，班克斯和他的团队就学校教育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提出了12个基本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设计了包含62个检验问题的表格来供教育实践者设计与检验他们学校的教师教育、学生学习状况，学校的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的管理、组织和评估状况 [3 ]。
此外，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还体现在教学的实验与设计中。一些学者和组织根据班克斯的理论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实验，其中班克斯比较认可Vavrus、Ozcan 等人的研究。还有教育研究者使用了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进行了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改革，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Andrew Jackson在2001年夏季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设计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夏季教师教育研究课程——“研究者话语中的种族、民族、宗教及性别等多样性问题”，其中对学校的150多位师生做了问卷调查，并撰写了博士论文来验证班克斯课程理论对大学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帮助。Immaculata大学的博士生Miles A.Edwards对美国宾州东南部的3位社会科教师使用班克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进行的课程设计进行了研究。此研究表明班克斯的课程设计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容易使用 [4 ]。Eryca使用班克斯的“课程检验清单”来验证6个学区的社会科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没有足够体现“文化涵化与语言和女性的作用”；而且有些学校的课程属于添加模式，个别进入了社会行动模式 [5 ]。学者Christie A. Linskens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发展理论来设计Marquette 大学一年级法学院的课程，其中使用了班克斯归类的知识，即在课程设计上通过发展事实、概念、概括性知识（generalization）作为课程设计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6 ]。上述研究表明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学实践中。
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有色人种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学校及相关社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最终使得社会更加人性化。要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终极性的社会改良目标，不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某种教育可以做到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和学校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应该同步进行，教育改革始终需要能够切实指导实践的理论。此外，教育家与教育研究者在学校环境外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在教育领域开展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控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理论家的理论也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验证，例如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就经过了20年的实践性验证。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经受验证。
三、更新课程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教育是文化实践中的一环，各文化族群都有其教育活动。多元文化教育的重心不仅在教育，更要关注到文化。文化研究通常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解构支配性权势集团的文化概念，揭穿、批判这些概念与意识形态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文化研究具有重新发现与评价边缘群体文化的研究机制。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从文化的知识学基础来建构新的课程文化。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从革新性学术知识（transformative academic knowledge）的角度来强调族群文化研究及使用。革新性学术知识包括挑战美国主流学术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 [7 ]。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主流群体的知识体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并在学校教育中有意或无意地排除了有关少数群体的文化。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变得更公平和更人性化。在学校教育中，知识经验作为被提炼的文化而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载体。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知识的多样性。学校教育选取什么教育内容，是在一定知识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就此问题，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学校教育文化选择若不能充分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就会缺乏考虑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这将使得学生在获得一种文化价值的同时又放弃了其原生的文化价值，因而可能会成为其自身文化群体的“边缘人”，他们将为此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挖掘了少数族群的教育本质、意义与功能，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评价和改变学校教育的入学机会、课程、教学、评估及学校环境因素。学校教育的受众均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包含了主流及少数群体的文化。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基本教育，可以提供给所有受教育者，而不是仅适用于少数或弱势受教育者。将教育视为文化实践之环节时，多元文化教育的革新性意义在于唤起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并增强对异文化间的权力结构关系的理解，从而使其进入自我转化的“增能”（empowering）过程。
四、注重规范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倾向于研究的规范性（normative）。“规范”就是评判事物的行为标准或尺度，规范性即能够衡量事物的准则性。班克斯在很多作品中多次提到“应该”（should）这个词。规范性研究探讨着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教育公平，涉及了道德及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根据德国学者布列钦卡（Brezinka，W.）的见解，教育学对教育实践的规范与指导主要体现在理想规范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 [8 ]。班克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各个因素都有所规范，具体涉及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教育者、教育活动、教育内容的规范等。班克斯在不同时期对多元文化教育以上不同因素有所偏重。他主要通过一些制度性、技术性的规则与建议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要求，进行指导，告诉人们“怎么办”。班克斯以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教育组织（学校等）、教育行为主体（学校中的教师、学生、领导者）提供符合伦理的、有效的、可转为应用于具体情景中的教育操作技能与方法，比如他所设计的多元文化学校的标准量表，非常详细地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多元文化学校的改革与评估标准。在《文化多样性与教育》一书的第十五章中，班克斯还详细列举了长达23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指导原则 [9 ]。
在以上各领域中他最偏重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即他所倡导的以革新性知识为基础的课程改革问题。对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学来说，都需要对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Spencer，H.）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以及现代教育学者阿普尔（Apple，M.W.）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Whose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等价值性问题作出回答，对当下的教育知识选择作出规范性要求。班克斯的教育学理论发挥了规范和指导教育实践的功能，在他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为多元文化教育实践者提供理论支持。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革新性课程理论包含了较强的道德观。学生在掌握跨学科知识的概念与问题时，应该同时进行价值观与道德的探寻，以产生清晰的价值观来引导具有反思性的个人及公民行动。这个过程需要在具有民主气息的课堂中展开，学生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价值选择，了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思考不同价值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并能够在保持人类尊严、平等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来做出具有道德性的选择。班克斯分析了一个9步价值探寻模式来帮助学生澄清价值并做出反思性的道德抉择 [10 ]。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规范性层面是提出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使他们成为能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才，并具备参与民主行为的知识、态度、技能和决心，成为拉近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动力。班克斯就此具体提出了10步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方法 [11 ]。
总体来看，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规范性是统筹于班克斯一向倡导的推进人类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的。班克斯始终倡导这一原则来规范多元文化教育之目的、知识的选择及课程标准。
五、强调经验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理论（empirical theory）②。经验性理论强调理论的建构须有经验事实的根据，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验证事物及现象的本质，并据此做出评判，以求得准确的解释及结论。班克斯公民教育理论是从经验性角度来建构的。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相辅相成，共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班克斯在《种族、文化与教育》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这种教育经历及其体验使我们理解到教师及教育研究者（尤其是他所提到的革新性学者）的个人化实践知识。这使得阅读其著作的人能够理解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独特之处，甚至在教育实践及研究之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唤醒。
西方经验主义范式的假设是：经验产生的知识是中立并且客观的，其原理有广泛适用性。这种的经验范式较少探讨研究者与学者的价值、参照系及规范性的立场 [12 ]。班克斯的经验研究认为经验是受到研究者的文化、利益、价值观的影响，他通过自身的经验并从不同的文化群体及社会阶层群体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经验，以此来揭示族群、社会阶层、性别等在知识建构中的影响，从而站在了更高的认识论领地。
班克斯教育理论的转变过程也一直没有离开经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由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来研究黑人教育学及多民族教育学，90年代初转变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批判理论导向的多元文化教育学。他的知识建构理论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挑战了实证主义关于人类价值、知识及行为的设想。然而他的这种倾向到90年代末有所减退，又回转至经验主义。此时他在研究知识的社会学中，对Karl Mannheim之理论进行引用。又使用了标准的现代社会研究经验主义的框架来表述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概念和目标。他的理论发展一直围绕着一种经验的政治和道德的维度，这也是他离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原因。
六、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要学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其次要学会尊重、理解和欣赏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研究“我文化”和“他文化”在人文世界中的角色和贡献 [13 ]，从而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群体文化在不同文化层级中的地位。班克斯对自己及一些革新性知识分子的经验性研究就是要看透自己的局限性，看到权力阶层对边缘群体的约束，从而创建革新性知识的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以帮助受压制及处境不利群体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状况，使得自身生存的社会更为人性化。由于班克斯的论述是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的，他的研究经历与结论不能照搬到我国的教育研究中，然而，反思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内容、方向及研究方法等都具有借鉴意义：
1. 应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属性
班克斯的革新性课程论述围绕革新多元文化课程的取向，提出学校要建构具有文化多样性课程。班克斯的研究目标是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群体构建具有文化自由及赋权的观点、理论和实践，使其致力于促进国家和世界的公正和人道性，并具有能够行动的技能。
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从课程内容到体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我国学者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文化共生教育”等理论。班克斯的研究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是与少数群体的发展需求相关的。我们在此思路上应该进一步思索学校教育文化选择如何进一步充分反映文化多样性，以适应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文化多样性除了族群特征以外，还需要涉及性别、语言、阶层、宗教等不同方面。
2. 注重教育实践的不同层面
教育研究者可以根据教育在实践中的不同层面来进行研究。根据班克斯的个体认同研究，我们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可以聚焦于：1）如何在教育实践中使学生维持其原生族群、保持文化认同；2）如何使学生自由地在自身族群外发挥作用，形成在社会中积极参与公民生活的知识与技能；3）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使其能够尊重价值差异和适应不同文化，成为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的世界公民。
我国于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体系。根据班克斯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取向，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更多聚焦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让本土性知识、地域性知识进入学校课程，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使学校的课程更加贴近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生活。
3. 注重挖掘教育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班克斯在多元文化教育规范性研究中探讨了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教育公平，涉及道德及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国内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也不断凸显。教育研究者在这种情境中如何进行价值观与道德的探寻，以促进教育用清晰的价值观来引导具有反思性的个人行动，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这一任务可以从课堂教学入手，比如如何建构具有民主气息的课堂，使学生能够了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思考不同价值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并能以人类尊严、平等及社会正义的价值观来做出具有道德性的选择。此外，如何在课堂中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以及如何使用并改进班克斯提出的10项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内容。
教育的规范性还体现在教育的法律、政策与规定中。如何与社会的不同组织与机构合力建立公开且平等的制度与机制，来消解因民族、阶层、性别、宗教等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深层次冲突，以使不同文化群体更完全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并在政治、经济及教育生活上获得公平的对待，这也是需要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注 释：
① 班克斯所建构的多元文化教育之内容由5个维度（dimension）构成，即：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减少偏见、平等教学法以及赋权的学校文化。
② 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取向主要在于需要透过实地的个体或群体经验来证实或检验。有人将此翻译为实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为了与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相对照。
参考文献：
[1]石中英.论教育实践的逻辑[J].教育研究，2006，（1）：3-9.
[2]James A. Banks.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M].Boston：Allyn and Bacon，Fourth Edition，2008.
[3]James A. Banks. Cookson，Peter.，Gay，Geneva.，Hawley，Willis.D.，Irvine，Jacqueline.J.，Nieto，Sonia.，Schofield，Janet W.，Stephan，Walter.G. Diversity within Unity：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M].Seattle：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1.
[4]Miles A.Eewards. The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Banks’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Model[D].Pennsylvania：Immaculata University，2004.
[5]Eryca Neville. A Case Study of Fifth Grade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for Inclusion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D].Missouri：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2006.
[6]Christie A. Linskens. Law School：A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J].Multicultural Education，2009，（1）：15-21.
[7]James A. Banks. Race，Culture，and Education：The Selected Works of James A. Bank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8][德]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胡劲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美]詹姆斯·班克斯.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M].荀 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James A. Bank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ducation：Foundations，Curriculum and Teaching[M].Boston：Allyn and Bacon，2001.
[11]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the Social Studies：Decision-Making and Citizen Action[M].New York：Long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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