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面临的任务
(1)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为重点，丰富科普宣传内容，把宣传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提高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积极推行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扩大计划生育服务领域，把技术服务从单纯的落实节育措施拓展到避孕节育全程服务、优生优育服务、生殖保健服务。(3)建立科学的管理和服务规范，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标准。(4)改进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建立宣传教育科学管理和综合服务相统一的经常性工作机制。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从青春期到退出生育年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要做好优质服务，我们有很大的市场，如何去做，怎样做好？从青春期青少年教育开始，青年人选择对象不仅要求对方学历长相，还应当首先选择无近亲结婚，无遗传病家族史的人做配偶；婚后必须认识怎样才能生个健康的宝宝？首先做五项病原检测，如果正常，在准备怀孕之前3个月就开始口服福施福或叶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步进入更年期，如何帮助育龄妇女顺利渡过更年期，我们有好多这方面的光盘、书籍，可以经常组织育龄妇女学习。（5）提高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
2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现状
根据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要积极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展孕情管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避孕药具发放及跟踪随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育龄群众对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笔者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经常下基层为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优生优育知识咨询、发放避孕药具及各种宣传资料等，而真正愿意来接受服务的妇女并不多，约占应接受人数的60%～70%。群众对我们所服务的内容了解不深；到站检率很低；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些情况表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现状并不乐观。
3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
3.1老百姓不了解，不满意，不信任具体哪些是免费项目不了解（四术免费），对免费服务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是免费的服务就不会有好的质量。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查体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发现计划外妊娠的妇女，而不是诊治疾病，即便是健康检查，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不可能发现什么病，更不可能治疗什么病；对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也持相似的态度，认为可能是些无关痛痒的资料，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另外，担心避孕药具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没有致癌作用、会不会发胖、对夫妻性生活质量有没有影响等。都持有怀疑态度。的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场所少，网点不够，服务网络不健全；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过去我们的技术服务主要是放环、查环查孕、结扎和药具管理，也就是说现有的计划生育技术力量设备及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3.2发放渠道不畅通，不便利，宣传服务不到位主要是指避孕药具，当然这些基层搞的比较好。但是有的部门避孕药具的发放渠道仍不畅通，有些单位没有做到送药具上门，单位职工在非上班时间又没办法领到避孕药具。不知道去哪里领取避孕药具，特别是下岗职工说自己经常去保健品商店去购买避孕药具，我们县药管站每年到市里提取足量的避孕药具，如果我们服务人员不提供服务，宣传不到位，育龄妇女不知道去哪里领取（免费的药具），这些药具有效期三年，如果不及时发放就会过期失效，造成浪费。这一项就靠我们去宣传服务。集中查体时，在农村育龄妇女因交通不便，或因农忙走不开，或把接受服务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么到站检查率必然很低。3.3担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愿意接受我们为她们提供的上门服务过去我们乡镇技术人员非医学专业毕业的人员较多，学历偏低。根据现状我们不断组织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函授等方式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使她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各乡镇服务站充实了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数人，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大。(1)日常计划生育工作中，管理性工作的比重大于服务性工作，在群众的心目中计划生育工作者与育龄群众的关系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较大，对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兴趣不大；(2)每年2次的查体对她们，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意义不大，因为她们接受的卫生保健水平较高、项目较全。
3.4担心现有服务设备的精良程度不高，服务不完善过去乡镇的服务设备比较简陋，使用时间较长，更新换代不及时；我们县站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带到基层服务的设备不可能是大型的和功能优良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不高，影响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吸引力。服务场所不固定，影响了服务质量。对非婚育龄人员服务范围没有重视。大多数人主观认为，非婚人群不是我们服务范围，没有主动提供避孕药具的义务，甚至被歧视；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规定了对未婚女青年的服务。既然杜绝不了非婚青年这种，你就给他提供市场服务。在公共场所安装自动取套机，这样可以达到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也是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内容。
4思考与对策
4.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职业意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是“三为主”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宣传教育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人们婚育观念转变快慢，直接关系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易与难。因此，宣传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非常重要，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借助有较强影响力的宣传工具经常开办一些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计划生育政策专栏、生殖健康专栏，走村入户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变“要她服务为她要服务”。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旧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地方推行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没有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倡导，群众自愿，是群众依据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通过避孕节育合理的、有计划的安排自己的生育。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加以启发和引导，用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文化和婚育观念，取代传统落后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2.7亿多家庭的国家里推行计划生育，必须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作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在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只有宣传教育走在前面，才能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社会变迁；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适应；布朗族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1-0009-07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 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 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 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文化适应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 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 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 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31）。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 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P.3-37）。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 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线假说；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 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5]（P.45-52）。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 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 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在他看来： 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 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 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②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 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4 种文化认同策略： ①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 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离： 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 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边缘化： 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 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 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用于分析各种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现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贝瑞逐渐意识到该二维模型忽视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此后，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 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同化时， 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 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 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 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 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 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如图1所示：图1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使用的文化适应策略①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不断凸显的过程。国外相关理论为国内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们毕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衍生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我们在借鉴其合理性的同时，应当立足本土实际辩证地看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过程，在特定意义上就是文化的特殊进化过程。文化的特殊进化是指文化在控驭能量的总能力不作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导向作用，为更好地利用生境条件而进行的发展，目的在于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境。”[8]（P.96）民族生境不仅包括了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才构成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份，并通过技术成份再影响到它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10]（P.38）
布朗族的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自然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找适应生存契机的过程。为了生存，他们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为了发展，他们吸收兼容了傣族汉族彝族的文化精华。他们从采摘狩猎走到了农耕，从大山走向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断适应中寻求发展。
布朗族的文化适应，是在与自然的调适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社会变迁与调适， 布朗族本土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 获得一些新的特质。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调适—变迁的过程中，布朗族社区逐步改变着本土文化并向前发展。
（一）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布朗族居住地多为山区。双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县城东南小黑江沿岸山区地带，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自古就是多种生物繁衍生长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苍山与碧霞山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半坝地区的木老元、摆榔一带。木老元乡地形大致为三山两凹，地势西高东低，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2895.5m，最低海拔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292.15mm，森林覆盖率53%。生活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本土文化。从生计方式看，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解放前很长一段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双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谋生手段，同时，一些布朗族区依然是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山地农业文化。解放后，随着与汉族互动的增加而逐渐进入锄耕和犁耕阶段。此外，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自古盛产茶叶，茶在当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从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饰材质厚重，形制基本为了适应山间劳作的需要，男女多为宽裤装，且还备有绑腿，以防山间荆棘刮划及虫蛇叮咬，妇女的围腰较大，不仅是美观饰品，更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用品用来装兜东西及照顾小孩。双江由于地处温热带之间，气候相对炎热，所以这里的服饰以筒裙为主。布朗族的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相对炎热，所以他们的菜肴以酸性为多。味道酸辣、凉拌腌渍为主的烹饪方式较好地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域特色。传统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种自然生境的直观反映，双江布朗族传统住房为“鸡罩笼”，这种民居结构布局简单，以木、竹、茅草为建筑材料；建筑艺术也相当简洁，多以捆、绑、扎为主。多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长5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顶多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墙壁。门多以竹片编制而成，这种房屋较好的适应了当地气候特征，既防热又透气，冬暖夏凉。施甸布朗人传统居住的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木结构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称之为“一步楼”。这种民居较好适应了当地山区地势，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驮，富裕人家靠马驮。现在，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渐好转，许多人拥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但却绝少见到轻便实惠的自行车。在宗教习俗上，布朗族也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信仰体系，万物有灵及竜神崇拜，均较好体现了布朗族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依赖及敬畏。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首先对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民族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断参与，布朗族由原来的刀耕火种及狩猎采集逐渐变成与主流民族同步的农耕生产方式，近几年更形成舍弃农耕、走向城市谋生的热潮，生计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衣食住行越来越呈现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服装已经由传统民族服装逐渐过渡成汉装甚至洋装，男性的变迁更为明显，如今走进布朗族社区，除了见到几位年老的女性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及男性几乎全部是汉装或西装夹克装扮，从服饰上已经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迹。食品也已经呈现多元化特色，乡村小卖部里可以轻易买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调设施及方式已经逐渐现代化，几乎见不到在传统的火塘及大铁锅上烹制食品，同时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些城市餐馆的成分，我们在木老元调查时，李祖芹家宽敞明亮的厨房正热火朝天的在做红烧鱼，以备明天邻居结婚宴请之用，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馆里的厨艺。住所的变迁更为明显，无论是施甸还是双江，走进布朗族村寨，几乎见不到传统的“鸡罩笼”或“一步楼”，汉家房已成为普遍的民居，更有几栋充满现代特色的钢筋混泥土“洋楼”矗立期间，显得分外醒目。马驮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几乎绝迹，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见到大多是满载的摩托车或农用机动车，木老元乡甚至已经开通了农村公交车。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平缓一点，也就是奥格布所说的“文化惯性”，它们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往往是为了调适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方法。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1]（P.140）随着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社区家庭结构、婚丧习俗、传统伦理道德等正在发生悄悄变化，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几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见；新生代女性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随着对外交往辐射半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冲击着传统婚俗的复杂规矩及礼仪，原来禁忌及礼仪繁多的婚丧习俗逐渐简化；传统礼仪习俗也随着年轻人大批出外打工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淡化，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已经更喜欢“不拘小节”“直奔主题”的生活。在双江邦协，每年的祭竜仪式依然庄重地按期举行，人们对竜神依然顶礼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葱葱较好地调节着当地的生态。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国家话语逐渐涉入这一神秘领域，祭竜仪式较往昔少了几许封闭性，多了几分开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识在后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的倡导，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各种习俗传承人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传统节庆在当地政府的推导下开展得红红火火，传统文化事项在活动主旨的规范下重组及创新，虽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几分表演，然这不失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一种积极调适。正如吉登斯所说：“一种类型的人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这就像一个过滤器，在通过它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释。”[11]（P.244） 三、变迁与适应的现实差异：一个比较分析在社会的变迁中， 在不同的条件下， 文化适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现象变迁速度也会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同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与双江邦协的布朗族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差异，我们以几个显著文化事项为例来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项的文化变迁速度的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两地的布朗族语言面临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境，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总体而言，两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语都已出现汉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汉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然而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邦协布朗族，或者说邦协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语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龄较长的老年人之外，60岁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用汉语，没有出现用本族语的情况；而在邦协，虽然大多能讲汉语，但即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表达时也会出现磕磕碰碰我难以听懂的情况，村支书及俸老师均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讲汉话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舌头不那么好使”，无论在俸老师家村支书家还是入户走访的几家，只要他们家人之间一交流，几乎全换成本民族语。因而，这里能讲汉话的人，几乎都是学龄以上进过学堂的人，像俸老师还没有上学的侄孙那样的小孩，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无怪乎在小学访谈时，一些教师表示低年级的学生很多不能听懂授课。
另一显著文化事项是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也波及到地处边疆的布朗族山寨，两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弃传统农耕、走向城市谋生。两地比较之后发现，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况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劳力，村里几乎只留下老人与小孩，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而邦协村近年打工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还不是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对学校问卷调查也看出，邦协小学全校160名学生中大约只有3名留守儿童，而木老元小学的比例则大得多。
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邦协的布朗族对外交流尤其是与汉族交流相对晚且少，他们受傣文化的影响更大些。而施甸布朗族地处南方第二丝绸之路附近，很早就有对外交流历史，与汉族互动频繁，这应该是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同一地域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在文化的变迁中，物质文化变化得更频繁一些，而非物质文化则相对缓慢一些，有时如果文化的两部分变化不一致，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失调，这时就发生了文化滞后。[1]（P.205）奥格布所提及的这种情况在布朗族社区也时有发现。
在邦协村，布朗族的传统服饰与语言均已经或快或慢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祭竜、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节日依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奥格布的提法“物质文化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布朗族社区也存在文化滞后现象，这在纺织工艺、寺院教育等文化事项变迁中能够找到印证，一直以来，纺织在布朗族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家人的衣着全靠妇女手工织布缝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尤其年轻人对衣着的数量及样式要求与日俱增，传统织机的及手工缝制的效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一要求，于是传统服装日益淡出人们视野，纺织技艺也慢慢后继乏人。现代学校教育引入布朗族社区之前，寺院教育一直是邦协布朗族社区比较重要的教育形式，是布朗族男性提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唯一途径，寺院教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好的选拨、筛选、教化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的介入，寺院教育这一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邦协寺院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想像从前一样在寺院接受长时期的教育已经不太现实，然邦协布朗族男性并没有彻底放弃寺院教育，因为传统观念中如果一个男性没有当和尚的经历意味着今后将低人一等，在这种失调状态下，他们想出种种方式来巧妙地协调这二者的冲突，比如通过缩短在寺庙学习的时间来完成人生这一重要历程，文化惯性的张力在这里得到较好诠释。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10]（P.44）四、传承与发展：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调适与前进的过程之中，各国各民族都无一避免面临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挑战。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变得日益困难。理论上讲，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适应的现实境况中，更多的是处于非主流方去适应主流文化，因而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在这种情境下，少数民族选择何种策略、社会主体采用何种态度就显得无比关键，贝瑞所提出的“整合”策略及其所对应的“多元文化”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在文化变迁中，“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社会运动相对于物质文化变迁的滞后引起社会失调。[1]（P.144）”“特定的文化变迁不仅需要个人与之调适，而且更需要文化的其他各部分与之调适[1]（P.65）”。生活在这种文化转型中的人们，必将经历剧烈的文化冲突及失调，免不了会陷入迷惑、彷徨之中甚至迷失自我。当布朗族面临新的文化环境时，如果完全抵制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指的“分离”模式，则必然与社会脱节，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消极地全盘接受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提的“同化”模式，则完全有可能丧失原有文化，失去立身之本。如果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好“文化震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又不能认同外来文化，处于认同虚无状态，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即处于文化“边缘化”之中，必将渐渐失去自我，严重影响着本民族的长远发展，这是最为不利的文化适应结局。因此，创造出新的文化来适应主流文化，成为布朗族既保持原有文化又能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中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是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它意味着对原有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解释，意味着对行为价值规范的再取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对这一文化“整合”过程做过精要描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人们从周围地区可能的特质中选择出可能利用的东西， 放弃不可用的东西， 人们还把其他特质加以重新铸造， 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要。”[12]（P.36-37）因而，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 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文化模式的过程。文化持有者就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文化因子，在保存自身精华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以期求得长远发展。只有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够树立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够自立，有了自立，才能够谈发展；只有适应主流文化，才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才不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外界脱节，才可能跟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有鉴于此，我们在面对布朗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时，必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延续的实质是其在文化的变迁中与其生境进行不断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即：在文化调适中寻求发展，这应当是布朗族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
注释：
①图片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7]中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1][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F. W. Rudm in，“Field Notes from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Use of ‘Acculturatio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7， 2003.
[3]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F. W. Rudm in，“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 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Review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 2003.
[5]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6]J. W. Berry，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J. Berman （ ed. ） ，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C 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L in 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7]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 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J].世界民族，2010，（4）.
[8]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9]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0][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 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113.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关键词：心理距离；CLT理论；虚拟社区；口碑效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4.26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17-05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dimensions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C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OWOM useful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setting up different scene by experiment method data analysis by SPSS21.0 softwar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near， the low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the high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distance； CLT theory； virtual community； OWOM usefulness
虚拟社区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具有共同兴趣或需求的若干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共享与借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步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重要的应用形式。虚拟社区的出现与发展实现了成员跨地域的互动交流，M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社会化媒体背景下，虚拟社区在线口碑营销已成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利器。
国外学者根据口碑效价将口碑划分为正面口碑和负面口碑。有研究表明负面口碑比正面口碑更易被广泛传播且为顾客所关注[2]。凯度的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64.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12.1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动态性以及随机性，使得消费者肆意发表个人评价甚至滋生脱离实际的信息；这些负面口碑会被大肆传播并被无限扩大，从而危害企业品牌形象[3]。因此，如何为在线口碑营造一个健康的虚拟社区扩散环境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大课题。关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研究，深入分析心理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影响，对于减少虚拟社区内脱离实际的口碑信息的肆意扩散，以及帮助企业利用虚拟社区平台达到口碑营销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对于虚拟社区口碑的研究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传播学理论等层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研究，学者们多利用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口碑属性、口碑传播及再传播等不同方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探究[8]。近些年，心理学理论逐步被运用到营销行为中，尤其是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 文献综述
1.1 口碑效价
依据Mudambi等人的定义，口碑效价是指口碑传播者的有利于接受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在线口碑评论[4]。张敏等建立消费者冲动性消费模型，通过实验法分析网络口碑的属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5]。王德胜等基于虚拟社区角度验证了抱怨反应对于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6]。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口碑营销的价值，尤其是负面口碑造成的影响，使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口碑有效性的研究[4，7]。学者们多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传播者、口碑特征、接收者等不同角度对影响口碑有效性的因素进行探究[8]。
1.2 心理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
心理距离以此刻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在时间、空间、社会以及假设性（概率）等维度上衡量了事物的认知距离[9]。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余金艳等构建时间距离地图，虚拟商圈特征并验证了时间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10]；张梦等基于酒店评论研究了不同时间和社会距离背景下不同类别评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11]；车诚等分析总结了时间和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的框架效应，为营销实践提供了参考[12]。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研究重点为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3 CLT理论
Trope和Liberman所阐述时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逐步被扩展到心理距离的其他方面，并得到了验证[13]。解释水平被划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人们往往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对未来事件进行抽象性表征，用低解释水平对近期事件进行具体性表征[14]。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评价、消费者决策等研究中，为商家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柴俊武等将解释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解释水平对消费者的延伸评估的作用[15]；苏凇等基于CLT理论针对逆营销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x[16]；陈柏霖针对如何实现口碑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问题，结合CLT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对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1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此地”为参照，对空间距离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Fujita等发现空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时间距离相似，当空间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利用低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当空间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利用高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18]。消费者行为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距离中，为了此次研究情景的需要，本文将空间距离分为本市和外省市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空间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水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近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接收者更倾向于高解释水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
H1a：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1b：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2.1.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社会距离即自己与事件或者客体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个体感知。美国学者Park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人主观意愿下，与某群体之间远近程度的个人主观感受[18]。为方便此次研究情景，本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倾向于高解释水平（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2：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的影响显著。
H2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2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2.1.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往往受多个因素共同的作用，根据以上假设可知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远近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具有交互作用。但是，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研究中的主效应哪个显著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越抽象的客体越难建立情感关系，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远[19]。因此，本文认为：当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情感关系造成的影响将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即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无显著差异；反之，当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与不相似他人都很抽象，但是接收者更易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情感。因此，这种情境下，空间距离产生的作用将更大，即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的，当传播者位于本地时，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
H3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3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为便于本文假设的描述，将本文假设总结如下。详见表1。
2.2 实验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从上述学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实验，为保证实验效果，对于被试者有如下要求：被试者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被试者半年内有过4次以上、或者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网购经历的学生参加实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未参加过相似实验。
2.3 实验设计
本文共3个实验情景，分别为：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解释水平：高/低）、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为便于实验开展及数据分析，各因素测试项见表2。
本实验采用问卷法，问卷主要围绕“近社会（空间）距离/远社会（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感知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近时对低解释水平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为例：假设你准备买某一款短袖T恤，在某虚拟社区内看到了如下详细、具体的评论时，当口碑者是相似他人时，这些评论是否会对你的购买决策起到多大作用？
本实验共设置调查问卷16套，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网购经历，采取一般性选择；第二部分为对应的实验情景设置和测量项设定，采用Liker5点评分量表。每套问卷中，针对特定的实验场景的描述M行加粗，以便被试者对于实验场景的认知，被试者只可参与一次实验，实验地点设置在安静且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室里展开，以排除噪音及焦虑感等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实验开始时，由实验工作人员告知被试者实验要求及相关事宜，即实被试者被要求独立作答，避免互相交流造成的偏差，从而确保问卷的质量。为保障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及有效性，每套问卷随机发放给70名以上的合格被试者，共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67份。为便于分析，从每套问卷中随机抽取35份有效问卷，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560份。被试者中男生268人，女生292人，男女比例0.918：1，比例情况合理。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
（1）年级分布情况：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128人，大三学生146人，大四学生107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11人，被试者涉及各年级层次且比例基本适合。如图1所示。
（2）专业分布情况：文史类39人，法学类67人，经管类90人，理科类168人，工科类185人，其他11人，专业分布情况合适。如图2所示。
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3.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结果可见：Cronbach’s Alpha = 0.917>0.7（具有较高的信度）、M本市=3.13
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空间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5、图3。
由表5可知，空间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可知，解释水平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造成的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 （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1a 、H1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0.9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M相似他人=3.16
社会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8、图4。
由表8可知，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作用（Sig=0.000）大于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以得知假设H2a 、H2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社会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 0.833>0.7（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对两者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M相似他人×本市=3.09，M相似他人×外省市=3.06，M不相似他人×本市=2.80，M不相似他人×外省市=2.23（即被试者对于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显著）。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口碑信息的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及解释水平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距离F（1，278）=14.652， P
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三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具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12、图5。
由表12可知，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两要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Sig=0.002）；同时可知，社会距离对口碑效价的作用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3 、H4成立，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即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具体、局部及表面），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抽象、总体及本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较空间距离的效应而言，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更加显著，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近时，无论空间距离远近，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远时，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因此，本研究的建议分为对虚拟社区成员、消费者以及商家三部分。
（1）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虚拟社区具有动态开放性的特点，社区成员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及态度等；同时，虚拟社区信息来源广泛，良莠不齐，也极易造成虚假甚至捏造的口碑信息泛滥。因此，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应该合理适当地发表口碑信息，杜绝杜撰、传播虚假口碑信息，保证虚拟社区信息共享环境的真实性、可靠性。
（2）对于消费者而言。虚拟社区中，消费者可以极其方便地获得和借鉴自己想要的信息或知识。但是，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极易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制定。同时，本研究发现口碑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及空间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于口碑效价的感知，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决策。因此，对于口碑信息质量的感知和辨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者在虚拟社区的情境中，应该加强对口碑真实性的辨识能力，确保自己购买决策的正确制定。
（3）对商家而言。在信息化时代迅猛发展的今天，首先，商家应该提高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尤其是负面口碑的关注度；其次，商家应该采取及时服务补救措施，及时消除消M者的抱怨，从而遏制虚拟社区中负面口碑的大肆传播。最后，商家应该努力做好产品品牌及服务工作，从而增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进而，通过消费者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达到口碑营销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赵捧未，马琳，秦春秀. 虚拟社区研究综述[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23407）：119-123.
[2]唐雪梅，赖胜强，朱敏. 网络口碑信息特征对受众再传播意愿影响研究[J]. 情报杂志，2012，4：133-137，121.
[3]BORDIA.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roduct Recommendation on Consumers’ Online Choices [J].Journal of Retailing， 2004，80（2）：159-169.
[4]Mudambi， Susan， Schuff， et al. What Makes a Helpful Online Review？ A Study of Customer Reviews on [J]. MIS Quarterly，2010，34（1）：185-200.
[5]张敏，张哲. 网络环境下口碑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J]. 软科学，2015，10：110-114.
[6]王德胜，王建金. 负面网络口碑对消费者品牌转换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虚拟社区涉入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2013，11：112-122.
[7]龚诗阳，刘霞，刘洋，等. 网络口碑决定产品命运吗？――对线上图书评论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2012，4：118-128.
[8]汪旭晖，张其林，戴贺臻. 网络口碑有用性的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9-126.
[9]Trope Y， Lieberman N.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0，117（2）：440-463.
[10]余金艳，刘卫东，王亮. 基于时间距离的C2C电子商务虚拟商圈分析――以位于北京的淘宝网化妆品零售为例[J]. 地理学报，2013，10：1380-1388.
[11]张梦，杨颖，叶作亮. 酒店网络评论内容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基于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情景的实验研究[J]. 旅游学刊，2012，11：97-104.
[12]车诚，马万祺，曹松峰. 时间距离、社会距离与网购决策框架效应研究[J]. 商业研究，2015，9：130-136.
[13]Lieberman N， Trope. The Role of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Considerations in Near and Distant Future Decisions： A Test of Temporal Construal Theor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5-18.
[14]Dhar R， Kim E Y. Seeing the Forest or the Trees： Implications of Construal Level Theory for Consumer Choice [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7， 17（2）：96-100.
[15]柴俊武，赵广志，何伟. 解释水平对品牌联想和品牌延伸评估的影响[J]. 心理学报，2011，2：175-187.
[16]苏凇，黄劲松. 关于逆营销的效果研究：基于CLT理论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13，11：118-129.
[17]陈柏霖. 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的视角[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99-105，163.
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子女大体有两类:一是流动人口留守子女,即为留守在家里,远离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二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本课题研究对象所指正是后者。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球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需求也不断得到强化。在人口流动中,“流动困惑”随之而来:“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1]。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到来,由此引起的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问题表现愈加突出。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曾做过探索,大致可从以下两方面做一梳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最早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从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开始的,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移民在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综观诸多理论流派,以“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较具代表性。
(一)融合论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该学派代表人物Park和Burgess认为,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该理论把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划分为四种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合。可是,这种不分种族、民族差异,也不分移民社会经济背景的做法一味地认为,随着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语言的适应、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认同,移民终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融合是一个长期、世代、累积的过程,“既包括个体自觉的行为,也包括自发的日常生活的决定;融合过程是不同层面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3]。所以这种理论后来遭到广泛质疑。
(二)多元文化论
多元文化论源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起初,其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为对抗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以欧裔白人为中心的“同化论”。后来,这一主张就逐渐应用到了国际移民领域,此时的多元文化论就开始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4]。
(三)区隔融合论
其实,区隔融合论是对上述传统融合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不同民族、种族以及流入地所处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进而认为,“移民的人文资本(比如,教育、技能、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遇的对待与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5]。因此,出于成人所处角色、进城目的、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子女在流入地的文化融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的路径和机制都与亲代存在很大差别;其社会融入问题难以完全从父母的融合经验中找到答案。
以上三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宏观历史背景解释了各自时代移民的融合现状、过程和结果。尽管我国现实情境与国外存在差异,我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在社会经济背景和流入城市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在流入地,他们均属弱势群体。因此,对解决以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抓手。而对于其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流动人口“本体”关注较多,对其子女关注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流动人口生存现状关注较多,对其社会融入的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综观当前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上,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身份融入的研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首先表现在身份的融入,即流动人口的称呼、地位和作用逐渐被社会确定并认可下来。近些年,学界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特别是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亦产生不少学术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郑杭生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陆学艺研究员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陈文科先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等。在此推动下,2004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层的新成员”[6]。这表明我们正式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种鼓舞。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尽管如此,这仅仅是其社会融入的一个起步阶段。
(二)融入认知理论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农民工一类的弱势群体为代表。近年来,学界针对其社会融入的研究理论,为数的确不多。在诸如“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以及“融合递进说”等假说推动下,产生了较为典型的两种融入认知论:“两段论”和“两化论”:
1.“两段论”
该理论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可分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两个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努力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农民工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内在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在这一时期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融入’是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7]。在这一阶段,外部环境就成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而自身条件就处于次要位置了。“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8]。
2.“两化论”
该理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9]。目前来看,“农民非农化”阶段,即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已无障碍,而“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即从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进展举步维艰。本课题所研究的也正是这一阶段的问题。该理论因此主张应从具体的制度创建上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阶段的障碍。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10]。
结合以上理论,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体现为身份融入、心理融入和文化融入三个层面。身份融入是起点,心理融入是升华,文化融入是核心。而教育在其中起到了贯通上下的作用。因此,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教育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基本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
课题:本文是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21s1ktzixxjc-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2]Park,R.E.and E.W.Burgess.1921.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2nd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Alba,Richard,Victor Nee.2003.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区参与 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背景及视角
“新四化”作为未来战略部署，又会促进人口流动，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在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为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一直处于“边缘化”。而促进他们社区参与却能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市民化”和创造社区和谐局面的重要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理论中指出“场域”为一种冲突的社会空间和网络关系，里部存在着资本与权力，其中的行动者利用它们交换与竞争，并形成各种支配关系以从中获利。美国学者帕特南在其理论中强调，“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只有在实际参与中才能构建社会性组织、网络与信任等资本，且在其中获取资源与维护公共利益。
二、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分析
笔者在兰州市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通过问卷和访谈收取了116份有效问卷，样本以回族和东乡族、男性、青壮年、已婚与文化程度较低为主要特征。
（一）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1.参与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居民来说，则是一个“外来群体”。因此，要让他们进行社区参与，则需要流入地社区创造“参与空间”。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考量流入地社区，流入地社区实际为一个小场域，其最重要的资本为“权力”。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也是个小场域，而“权利”是这个场域中最重要资本。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即如何构建参与空间则是流入地社区行使“权力”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的本质出发点。
为了了解社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权利的具体因素及问题，则对社区负责流动人口的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根据访谈内容总结了如下因素及问题：一是社区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以及工作人员的管控观念与思维；二是社区参与相关组织系统缺位；三是组织与服务人才缺乏；四是社会组织赋能缺失；五是财力保障不足。上述这些因素与问题是不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区事务与活动的。此外，“义务”也是“特殊资本”，是流入地社区需要提供空间的，而在本文不予重点论述。
2.资格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区进行社区参与，也需要一定的资格接纳。通过调查发现主要有两大方面资格要求：一是制度接纳；二是文化接纳。
在制度接纳上，主要是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户籍限制，则制约了在社区各方面的参与。为了打破二元体制，社区里已经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可虽然已经实行，但在其中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证申请就很困难。
在文化接纳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传统民族文化的适应问题。笔者了解社区居住很多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居民，并且有清真寺等宗教文化活动设施，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且在调查中94%的人口表示能够“适应流入地的语言和习俗文化”。二是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的接纳问题。为此，笔者访谈了一位社区负责文化宣传的工作人员，她说：
“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现代城市社区的文明规范、市民精神与先进网络文化很难，原因主要是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观念和思想认识不到位，形成的习惯难改啊；再就是社区宣传教育不够；和缺乏必需的条件以及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
（二）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在发展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并从下列变量进行研究。
1.社区认同。“社区认同”主要是指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并觉得能够对社区事务有控制和参与感以及影响力，是一种很强的感情联系状态。[1]
在分析中则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并进行相关分析。通过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得出结果：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286，显著性水平sig为0.004，则分析是有意义的。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是正相关，但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他们的社区认同度较高的占86.2%，并且参与意愿较高的占94.8%，可见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社区并愿意参与的。
2.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通过投资而建构起来的并能从中获取有价值信息或实质性利益的社会关系。[2]同样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用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并得出结果：两者相关系数为0.178，sig为0.033，分析有意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参与意愿也是正相关，但也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较大的占了68.1%，可知多半人社会网络是较大的。
3.参与能力和参与认知
在参与能力方面，主要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社区的实际情况从“政治能力”、“思维能力”、“互动能力”、“关注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量表测量。通过统计，政治能力较强的占了调查总人数的53.4%，思维能力占了93.1%，互动能力占了60.3%，而关注能力只占了43.1%。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能力和政治能力较弱；其次为互动能力，而这些是妨碍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
从中得知三点：一是他们缺乏“参与时间”，这是个重要因素及问题，尤其对全天工作的人；二是文化水平的限制；三是“参与动力”，即参与价值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促使他们社区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流入地社区“权力”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两种场域中最重要资本的优化结合问题。在接纳因素上，社区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和现代社区建设能力的不足是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不足的主要因素。在资格接纳上，化解居住证实施的具体问题和促进适应现代城市社区文化为重要方面。在发展因素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参与意愿具有影响作用。但在参与能力上，他们缺乏专门的社区参与能力，并在认知上表示缺乏价值导向和合理的时间供给。
为此建议：第一、增加制度文化供给，加强社区参与的引导。第二、搭建参与平台，并合理赋予价值与参与时间。第三、健全相关组织系统，多方保障财力、人才和社会组织等能力要素。第四、创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平台。第五、建立自治组织，培育社会资本，探索与流入地居民的共同参与。
注释：研究由“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ycx13051。
参考文献：
[1]朱颖.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9.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legal act is one of population method basic categories, the population method independence is the premise which and the foundation the population legal act can exist. The population legal act and the population behavior both have the relation, and has the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population legal act may legislate for our country population to provide the rationale, provides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tandard people's population behavior.
关键词:人口法人口行为 人口法律行为
key words: Population law population behavior Population legal act
要论述人口法律行为,就不得不提及人口法。因为没有独立的人口法的存在,人口法律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探讨无法附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人口法的独立性与否是人口法律行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人口法如果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的话,它就必须具有一般部门法都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即“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1】。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关系是法律规范调整的根本对象。如果人口法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话,那影响人类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人口行为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其调整的根本对象。所以在论述人口法律行为之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此多费笔墨讨论一下人口法的独立性问题。
一、人口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吗?
(一)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
所谓人口法的独立性是指人口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什么是法律体系?目前法学界的提法和界说很多,但是较为普遍的提法是,认为法律体系即就是一国现行法律部门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法律部门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法律部门”也称为“部门法”,“它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3】其基本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划分标准:除上述两个主要的标准外,还有独立价值辨别法、法规数量辨别法、方便归纳辨别法等标准。
(二)人口法独立性遭忽视的原因
在我国2001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委员长的工作报告中“20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立的目标设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而没有我们所期盼的“人口法”。但是做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我国当前的人口现状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变人口包袱为人口财富的计划必须依法制定和实施《人口法》。“人口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环境承载、资源耗费、基因繁衍、劳动力提供、社会安定等诸多方面,在没有《人口法》的国度里搞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想象的。”【4】于是学者们本着对社会、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开始呼吁积极制定统摄规范和调整我国人口生育、婚姻、管理、流动、死亡等影响人口生产关系的基本法《人口法》。“人口问题是我国本世纪和下世纪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人口问题的解决和基本国策的落实,同样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因此加强对人口法的研究,重视人口立法和执法,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5】
那么人口法到底是否具有独立性呢?它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做为我国最高立法机构不可能无视关系国富民强、子孙后代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那为什么有无其独立标示的地位呢。其实,没有独立的文字标示,就否认了“人口法”的存在!依笔者现在的观点来看,我国立法机关之所以没有单独设计“人口法”这一基本的法律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客观实际的需要。因为要在一个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各异的人口大国制定一部效力统一的调整人口关系的基本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二,主观方面,学者们的所谓对“人口法”属性的论证,影响和主导了立法者们的立法意图。在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人口法属于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并属的“社会法”之中。中国著名的经济法学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信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6】 既然有了“社会法”这个法律部门,做为其子部门的“人口法”无需谈及。第三,我国各级部门和广大的公民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还不很深刻,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理解不够,对无序的人口行为造成的灾难简单地归结为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
(三)人口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如果我们按照学术界对法律部门的判断标准的通说来,人口法应是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应该列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列,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口法与社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笔者后文在单独论述此问题。由于篇幅的缘故,这里笔者重点谈论一下人口法的独立性问题。
第一,从人口法是否有独立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人口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概括地说应该是人口生产关系,它是人类在进行自身种的繁衍中,即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杨新科、张全仁等人认为“人口法实际上是指协调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人口优生优育以及人口管理等等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是人口生产过程和人口管理等;【7】西南财经大学李国和君认为“人口法是调整人口关系,组织管理人口、规范人口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指导、干预、管理人口运行的重要工具。”【8】他将人口法的调整对象定位于“人口运行过程”。中国著名人口学家、人口法学研究集大成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明立教授将人口法的调整范围缩小为“直接影响人口过程的社会关系和人口行为”,将非直接的影响关系排除在外。【9】笔者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与人口生产再生产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人口关系和人口行为”。它主要包括三大块:人口过程(如:生育、死亡等)、人口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抚养收养关系等)和人口行为。
人口生产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是人在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它同样也要受到社会方式的制约。总之,人口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特定的调整对象,是其他的法律领域所无法包容和取代的,这就是人口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成立的重要客观依据。【10】
第二,从人口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即从人口法存在的价值来看),人口法是“人口为了其自身的发展,在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对法这一特殊社会规范的需求”的结果。当世界人口进入高速增长的今天,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生态型要求人们努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对人口生育、人口健康成长、人口流动管理、人口的合理分布、人口发展规模、人口死亡等关系人口质量和国民素质的、与经济无关的人口因素必须加以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是人口法的社会职责所在,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尤其是伴随着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态问题、人口分布问题和人口素质问题等人口问题出现时,促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对人口法的需求。
(四)人口法不是社会法,它与社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上述来看,人口法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的、满足人口生产与再生产需求的、协调与之相关的人口过程、人口关系和人口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独立性,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与维系和保障社会利益的社会法有关系,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它不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按照法律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所体现的利益,法律被划分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公法主要代表和反映国家利益,私法主要体现个人利益,而社会法主要反映社会利益。如果从人口法所体现和代表的利益来看,笔者认为是三者的有机兼顾,既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功能,也有维护公民个人利益的表现,还有深系社会利益的功用。人口法的确具有与普通法律不同之处!它的出现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面临人口生育法制新领域的挑战”。【11】很多理论问题是无法用传统的法学理论来理解和诠释的。
二、人口法律行为是人口法的基本范畴
(一)人口法律行为的理解
1、法律行为
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它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意思)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事实行为)、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法律行为具有下列特点:(一)法律行为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即:法律行为能够产生社会效果,造成社会影响,具有交互性。其行为在主要方面都是社会指向的,纯粹自我指向的行为,一般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
(二)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性。即:法律行为由法律规定、受法律调整、能够发生法律效力或产生法律效果。(三)法律行为是能够为人们的意志所控制的行为,具有意志性。在法律上,纯粹无意识(无意志)的行为(如完全的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行为),不能看作是法律行为。【12】
2、人口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的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意义,人口法律行为应该是指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实施的、能够发生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的行为。在这个涵义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也就是说在人口法未产生之前的人口行为不属于人口法律行为的范畴。
这其实也是比较符合人类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人口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最先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还未进入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的时候,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再生产已经不再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过去那种人口行为的私人性、家庭性和自然性正在被淡化,而其社会性和科学性却在被日益强化。关注人口行为‘的口号堂而皇之地提到了每个公民面前。【13】再后来随着人类由感性走向理性、由盲目走向自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宏观发展与微观的调控也逐渐地被纳入人口法律的规制范围,从而实现了由人口行为向人口法律行为的过度与跨越。
3、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
(1)人口行为
要彻底弄清“人口法律行为”的内涵,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口行为”。我们不妨从二者的比较中找寻它们的差异,从而深入领悟人口法律行为的本质。
对于“人口行为”的涵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关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活动范围,即是人口行为”【14】这应该是最广义的人口行为概念了。有的认为“人口行为就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意识等社会刺激和个人生理、心理等刺激引起的人们在婚育、死亡、迁移、流动等方面的行为。人口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人口行为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人口生育行为、死亡行为和流动迁移行为”【15】这是一种狭义的人口行为概念。对“人口行为”有着深入研究的我国著名人口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明立教授根据人口变动所涉及的领域将人口行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指出狭义的人口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的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行为,也就是直接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行为,包括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哺乳行为、个人生活消费行为等等。广义的人口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的会对整个人口过程造成某种变化或后果的行为,除包括引起人口自然变动的人口再生产行为之外,还包括引起人口的地域变动和社会变动的各种行为活动。例如人口的迁移流动行为、人口融合行为、人口的经济活动行为等等。【16】这个概念是非常符合人口这个社会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客观实际的,是较为科学的定义。
(2)“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的比较
A、二者的相同点
人口法律行为和人口行为都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种,都具有本质的社会属性。
B、二者的区别
现在我们可以将“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做一下比较:
从有无“法律性”来看,人口法律行为强调该行为必须是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引起和发生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的行为。 凡是纳入社会规范包括法律、行政和道德规范的人口行为,都是或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后果的行为。如果不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那就不属于法律行为,尽管它属于人口行为。因此较之于人口行为,法律人口行为具有鲜明的“法律性”,它的发生能够引起人们之间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而人口行为就没有法律性的特别。因为“在没有确立规范的人口制度、人口政策和人口法制的社会里, 自由的、任意的,尤其是作用于人口再生产过程(人口自然变动过程―――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的行为仍属于人口行为。未纳入规范范围的自主性人口行为,不受社会规范的限制和约束。”【17】
从有无“价值判断”来看,部分人口行为并无明显的价值好坏的判断,例如男女之间的自主的、女人的哺乳行为、维持人口生命活动的个人生活消费行为等,呈现中性的色彩。但是人口法律行为就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判断。“在确立了人口制度和人口法律制度的社会里,人口行为不仅受到特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且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限制和约束,从而使人们的人口行为因不同性质而区分为不同的人口行为类型一一合法性人口行为、违法性人口行为、禁止性人口行为、义务性人口行为、授权性人口行为、自主性人口行为、有计划的人口行为、盲目性人口行为,等等。”【18】
从二者的社会属性来看,人口行为具有二重属性。人口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生物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属性。“作为一种生命生产活动,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行为都是社会行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行为都必须纳入社会规范进行限制和约束” 。【19】但是人口法律行为做为人的活动,必须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行为受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是社会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趋向性。”【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口行为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人口法律行为只有一重属性(社会属性)。
C、二者的联系
人口法律行为是人口行为的下位概念,它是“受到人口法律规范、能够引起人口法律意义和效果的人口行为”,是不可缺失的一种人口行为。因此一旦人口行为纳入了人口法律规范的范围,就转为人口法律行为。
(二)人口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人口法律行为做为一种重要法律行为,它除具有一般的法律行为必须具有的“法律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特征以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基本特征。
1、人口法律行为只存在于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被深深地打上“人口”的烙印。
2、人口法律行为主要通过个人行为来实现,“尽管实施人口行为的主体可以是多个,但是最终都须通过个人得以实现・・・・・・・因此,个人和家庭施行何种人口行为对整个人口变动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1】
(三)人口法律行为的种类
借助法理学中不同学者关于法律行为划分的标准,可以对人口法律行为主要进行下列分类。
1、根据人口行为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合法、非法的人口法律行为;
2、从人口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可分为授权性、义务性和自主性人口法律行为;
3、根据人口行为主体的数量不同,分为单方、双方和多方人口法律行为;
4、根据人口行为方式的不同,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人口法律行为;
5、根据人口行为有无目的性,可以分为目的性和盲目性人口法律行为;
6、根据人口行为有无意思的参与,可以分为意志和事实人口法律行为;等等。
三、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的意义
(一)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对人口法律的立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随着市场经济活动不断深入日益复杂化,而法律固有的滞后性顽疾有时无法跟上现实,因此如果要进行人口立法就必须需要相应的理论依据作支持。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必然带动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这也必然推动人口立法步伐的加快,可见,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对人口立法推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可以促使广大公民认真看待人口行为,从而规范自己的人口行为
通过对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懂得“过去那种人口行为的私人性、家庭性和自然性正在被淡化,而其公开性、社会性和科学性却在被日益强化”,一旦他们的人口行为被纳入了人口法的规范之中,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从而自觉关注和规范人口行为。
(三)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可以促使广大公民认识到其具有的社会性和法律性,从而维护自己、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在人口法律行为理论支撑下的“人口法律规范的制定,为公民行使正常的符合社会人口运行秩序的各种人口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侵害公民合法人口行为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公民可以依据人口法律规范赋予的权利享受各种权益。”人口法律行为的是社会性,将使我们知晓“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也许是十分随意的人口行为,它却牵动着国家的、中央领导人的神经!联系着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从而“为了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维护正常的人口秩序和公共安全,注意规范自己人口行为,克服人口生产的盲目性,增强人口再生产的科学性和自觉性,做一个清醒的人口行为的实施者。”【22】
注释:
【1】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P112-113
【2】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27
【3】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28
【4】汤啸天:我国亟待制定人口法 《探索与争鸣》1998.6 第18页
【5】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6】程信和:关于社会法问题兼论开展人口法研究《南方人口》1996年第3期
【7】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8】李国和:我国人口法的特征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2期 第26页
【9】参见陈明立教授于2006-1-4 12:09:00发表在其博客上的《人口法学研究与法学理论创新》一文
【10】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11】参见陈明立教授于2006-1-4 12:09:00发表在其博客上的《人口法学研究与法学理论创新》一文
【12】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50-152
【13】陈明立:公民,请规范您的人口行为
【14】徐建华:浅谈人口行为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西北人口》 1989年02期
【15】来自老龄网
【16】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7】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8】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9】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8
【20】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第186-187页
【21】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8
【22】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9
参考文献:
[1] 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2]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
[3] 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 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5] 汤啸天:我国亟待制定人口法 《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6期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转变，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关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研究呈现出爆炸性激增的趋势。但从总的层面来看，由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概念提出不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为了深化和推进人口均衡问题的探讨，对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就成了一项极其必要的工作。
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的“人口均衡”的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此后“人口均衡”的研究始终在缓慢的进展。2009年，随着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针的制订，建设人口均衡社会的理念吸引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12年，根据现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材料，可以将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早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胡伟略在1994年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提到，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但是适度人口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困难。因此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明确建立和发展均衡人口的理论。他使用了经济学中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均衡分析，从微观和宏观动态的考察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认为是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最后他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
李涌平在1996年发表了《决策的困惑与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出发，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观点。在这篇的研究中，李涌平敏锐的洞察出国内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贷款还债的风险的现实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口均衡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二）中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中期阶段大致为2010年至2011年。这个研究的阶段和早期研究的阶段相对比，体现出相关研究发表的多和快的特点，这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并制定“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
首先是2010年人口研究编辑部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一文。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对于人口均衡发展概念从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观点。
接着，陆杰华和黄匡时在2010年末发表了《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在他们的这篇研究中，他们从《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出发》这篇研究出发，认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概念框架大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知；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机制和政策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中人口治理模式的转变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认为大体而言，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等；二是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包括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同时，他们论述了人口均衡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认为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并且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相关和密切关联的。最后他们提出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几个挑战和几点设想。
同样在2010年，侯亚飞发表了《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一文，他在这篇研究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在制度上及时创新，将传统的二元化人口管理转变为一元化人口管理，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在这篇研究中，似乎能够看到作者对人口均衡发展的认识不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均衡，还包含了结构意义上的均衡。
在2011年，穆光宗发表了《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一文。在这篇研究中，他明确的提出和论证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要实现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年龄、健康、发展和人权等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可以看到，穆光宗将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三）近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近期研究阶段是2011年至今这段时期，不同于之前阶段，这个阶段大量的研究呈现出更具体的特点。
2011年，茆长宝和陈勇发表了《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他们通过对西部人口数据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属过渡阶段。在研究的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该研究相类似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居多，有章文彪2011年发表的《浙江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芳莉2012年发表的《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单良，申玉侠和徐峰云2012年发表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朱海龙和刘晓凤2012年发表的《从人口结构谈湖南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基于的地点不同，所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三、对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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