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1）。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干戈不息，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史载：“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2）。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更是一片凄凉景象。有的以至“多是无人之地”（3）。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这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为了复洒农村经济，勇敢地面对现实，担负起历史重任。在农村以休养生息、开垦土地、增加户口为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完善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土地与赋役管理的同时，坚决运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力，围绕着调整人口布局和增加耕地面积两个中心环节，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进行空前规模的人口大移徙以及土地大开发，使中国农村一改元末以来的残破面目。关于这次人口大移徙的政策与背景、种类与人数、地区与路线、成效与影响等，已有人专门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4）。重复描述，自然是多余的。
概括起来说，这次调军移民垦荒运动，最早始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继于至正二十七年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时“徙民最多”，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至“正统后屯政稍驰”，大规模开垦生、荒地的运动基本上停止，为时凡90多年。于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耻，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5）。全国耕地面积由此大增。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自然也最多。其中，军屯曾达到89万余顷（6）。至洪武十六年统计，有数字可考的垦田数为1805216顷（7）。移动的地区主要为山西、山东、河南、塞北以及江南等地。有数据可考者为200万人左右（8），是当时国内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
这次大移民，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于巩固边防，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经济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广大贫苦农民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无业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生活因此有所保障。从而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死亡，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第二，通过大量移民开发内地“土旷人稀”的落后地区，尤其是以军政建设为主导、以移民实边和军士屯田为动力、以互市为纽带的对西南与东北等边陲地区的大力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北方与南方、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各地的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布局。这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战争、明初大规模营建和农民大量逃亡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震世界。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对外，郑和七次下西洋、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由于明王朝采行人口大移徙，使全国农村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当时另一种形式的人口大流动上。
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是几千年来封建国家最感头痛的问题。明王朝也同样对此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在明代初年，最高统治者一方面主张“爱惜民力”，一方面却又大肆消耗民力。明太祖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南北征战。明成祖为了夺得帝位，发动“靖难”战争，兵火所及，村里为墟；费时十九年，用工上千万，耗资不计其数，迁都北京（9）；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正统朝三征麓川，连兵十二载，用军数十万，“转饷半天下”，西南为之骚动。为此，大肆催征赋税，增发劳役，兵连祸结，国匮民穷。于是，在号称“太平盛世”的背后，已经潜伏着不可克服的严重危机。从洪武年开始，各地穷民不顾危险，冲破王朝编户为里，严禁随意外出、迁徙的法令，蜂拥而起，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另一股人口大流动潮。对此，以往有关明初农民问题的论著，多数重视不够。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建文四年八月丁丑；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元年十一月丁未、五年八月壬辰、八年七月戊子、十六年二月癸巳、二十年十月戊子；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五年十一月甲寅、十年六月丁未；正统二年三月戊午、二年四月戊寅、五年正月辛亥、五年正月甲子、五年十二月甲午、十年五月庚子、十二年三月戊子、十二年四月戊申、十二年五月壬子、十二年六月丁卯条等二十二次的记载，山西、山东、北直隶、河南、湖广、陕西等处，包括复业和“累岁屡招不还”的逃亡之民，计为898673户，如按每户五口估算，总数为4493365人。逃亡的原因，“赋税浩繁”、“徭彼繁重”者占16次，“累岁旱涝”者3次，“避兵流移”者1次，未具体说明原因者2次。
首先，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他们都不是朝廷组织的“移徙”之民。而完全是无定向“辗转流移”之民。
其次，在这些逃亡的人们中，有些是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他走，但绝大多数都是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等原因而逃亡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都是如此。洪熙元年十二月明宣宗说：浙江海守“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10）。至宣德年，明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11）。他还说：“天下人民，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以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12）。正统时，明英宗说：“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外境”（13），“迁徙不常”（14）。由于农民大量逃亡所引起的荒芜田地、究竟有多少，因史无明文，不敢妄猜。然以逃亡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而又有不少人“累岁招抚不还”，则不难想象其后果之严重。从当日皇帝的诏令与臣僚的疏中，一再提到的“田地荒芜、庐舍荡然”；“流徙死亡，道路相挤”；“逃徙数多，复业数少”；“逋负税粮，遗累乡里”之类的言词、亦能略知大概。为全国首富之区的江南苏州、松江二府，永乐四年九月得到朝廷救济的复业流民凡12万户，按户五口计，为60万人。没有得到救济和尚未复业者，又不知有多少。后来周忱说：“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67里，8986户。至宣德七年只剩下10里，738户（15）。四十一年间户口逃绝十分之九。苏、松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据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田土8577623余顷（16），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田土一直只有400余成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田土减少400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明初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视角分析，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封建国家实施大移民的出发点，意在“田野辟，户口增”（17），以复兴为战争破坏的农村经济为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对此，无需解释。移民的去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数百万的移民大军中，除了一些具有手工业专长的技匠移入京师等处城市，专门供役于各种劳务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丝毫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田土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主要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屯垦的军人、农民、商人、富民、囚犯，都是“专以务农重粟为本”，资金投入和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移徙京师地区的，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移民运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而逃民的大量存在虽然引起不少田地荒芜，生产破坏，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些地方以至重新成为人烟继绝之地。但它决不能抵消朝廷移民运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其时它只是四散流徙，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屯聚；人数固多，但绝大多数已陆续还乡复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还不甚明显。
十五世纪中叶，朝廷发动的移民运动已经结束。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形势突变。明王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土地兼并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在农村广建“皇庄”，“加派”赋税，进一步扩大“折色”代租的范围。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而且由于形势的变化，流动的形式和性质也具有新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农民流入寺观，僧道人数骤增，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18）。但基本的还是大量转徙于农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封建王朝形成严重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之大大减弱，由迅速复兴而转入迟缓之中。
明中叶，以中部地区为主体的农民大流移，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刻反映。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土地兼并激烈和赋役日趋繁重。
土地方面。明初经过编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相对稳定，“无豪强兼并之风”。即使是在历来土地高度集中的江南苏、松一带，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尚少，“门阀甚高者，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20）。苏州府以至没有大户，“止有小户”（21）。至明英宗时，风气为之一变，诸王、外戚、太监纷纷占夺田土。尔后，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与“贫民较利”，广置“皇庄”，无偿掠夺农民的土地。明宪宗即位，“皇庄遍郡县”。孝宗期，皇庄进一步扩张。弘治二年，畿内皇庄5处，菜地12800余顷。勋戚、太监等庄田332处，共地33100余顷。管庄官校人等依仗权势，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诸名目，占地土，敛财物，抢牲畜，污妇女，害人命，民心伤痛入骨（22）。武宗即位一月，建皇庄7处，后增为300余处。于是，诸王、外戚、太监、官僚、地主、奸猾之徒，乘时射利，侵渔成风，广占田地。他们当中，占夺田地数十顷，数百顷，数千顷者，大有人在。占有万顷以上者，亦不乏其人。正德初年，在皇庄遍地的京畿地区爆发了有明150年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而在王府庄田为数最多的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省，百万破产农民以逃亡和起义的形式表示反抗。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大批农民产业殆尽，或被迫流徙各地，或冒死举旗起义，土地问题是一个重要根源。成化七年六月，巡按直隶御史梁昉上言：“民迫于饥寒，困于徭彼，往往隐下税粮，虚卖田地，产业已尽，征赋犹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偿之扰”（23）。
赋税方面。明初明太祖定全国官民田赋，以“田有定则”，而“赋有常额”，“不得随意增损”为原则。“土木之变”以后，农村逋负日趋严重，国家岁入深爱影响，而支出却与日俱增，于是开始随意“加派”。《明史》称，“加派”始于嘉靖后期（24）。然究其实，加派至迟在景泰年间早已出现。弘治时，户部待郎韩文说：“正统以前，国家用俭，故凡百姓输纳皆不常额之外。自景泰至今，供应日盛，科需日增，有司应上之求，不得已往往额外加派征纳。如，可南、山东等处之添纳边粮，浙江、云南等处之添买香烛，皆昔年所无者”（25）。当时兵部尚书马文升也极陈赋役困民之害，认为“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火灾，为修建宫殿，在南北直隶及全国各府州县加派田赋银100万两。自是催科旁午，海内骚然（26）。
农民在困扰于赋重役繁的同时，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加速农民大批逃亡流徙的催化剂。天顺初年至成化末年：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江西、湖广、四川、福建等处水旱频仍，军民饥馑。成化二十一年：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
总之，正如弘治末年有人所说的那样：“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27）。
而在全国一幅哀鸿遍野图中，惨象最烈的是河南、山西、陕西、湖广诸省。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自景泰二年（1451年）至弘治二年（1489年）的四十年间，在朝廷下达的救灾诏令中，一次减免田徂20万石以上至300万石者，计有四十六次（不包括没有具体数字的），内中与上述诸省直接有关的占三十三次，就是一个例证。
饥民是流民的后备军，民饥必逃。这一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者，绝大多数都是“穷乏至极”，“无可度日”的饥民，他们是构成当时流民运动的主体。其特点有二：
第一，地区集中，人数众多。主要发生于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处。仅上表列举的有具体数字者即有150余万，约占当时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的3％。实际当大大超过此数。时人王邦直说：“自一州一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其半”（28）。流民数多的严重后果是“田多荒芜”（29）。；“公私耗竭”（30）。而逃户所遗田土、粮草、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反不能自存，又往往流移他方。逃者惟虑追征逋负，“宁死道路”，也“不愿复业”（31）。由是形成农民饥饿逃亡复业再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反复不已，田地荒废，赋无所出，势在必然。
第二，集中流向荆襄山区，先屯聚而后起义。逃移之民大多流入荆襄，“皆因各处被灾，公私急逃而来也”（32）。封建朝廷为了镇压流民起义，动用了大批的人力与物力，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统治者一再恩威并用，招抚不成，即用高压，在那里附籍，安家落户者仍有50余万人。他们如同明初移居“宽乡”者一样，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他们由耕田转为种山，为后来在山区治地，发展多种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这一阶段“折色”的进一步推广，也是增加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尽管如今与东、中部的省份相比还处于欠发达的水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与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1.贵州省人口增长状况分析(1)人口总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人口总量由1978年的2686.4万人增长至2008年的3793万人，绝对增加人口达1106.6万人。而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44.05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55‰。但就其本身变化走势可知，贵州省人口总量的增速呈现递减的趋势，由1978年的最高增幅人数56.57万人到2008年的年增幅人数仅为25.37万人，而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有1978年的最高值21.24‰减少到了2008年的6.72‰。人口的增长表现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而这又得益于全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2)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贵州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2000年至2004年短短四年时间老年人口系数(65+)就增长了1.58个百分点，年均递增0.39个百分点，并且以后的时间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贵州人口性别比偏高虽比全国来得晚，但速度快于全国，呈逐年递增之势。由1978年的103.27%开始，至2008年的108.19%，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的最高值110.1%，该值严重偏离了平衡值。2.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努力，全省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不断改善，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1)经济总量的变化。贵州省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2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333.4亿元，增幅达71.5倍，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经济呈现大好发展的趋势。这无疑为全省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和健立覆盖全省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更要注意“质”的提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利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全省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实现经济的真正飞跃。(2)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行为，指对某一地区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并使其效率到达最优，目的主要是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获得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高效化。由表1可知，贵州省产业结构已经从“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实际上当前贵州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阶段，即向“三二一”型产业结构调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一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说明为研究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在《贵州统计年鉴2009》收集了1978-2008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与地区常住人口年末总人数(TP，万人)，并且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求得GDP真实值(SGDP)，在此基础上对SGDP、TP分别取自然对数得LnSGDP、LnTP，从而减小或者消除由于数据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本文计算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100。计算公式如下：（式略）其中代表了第i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2.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首先对要考察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原自然对数序列的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它们各自的一阶差方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一阶单整即I(1)序列。因此，理论上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已知各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LnSGDP=-46.21328+6.334071LnTP其中，R2=0.929，DW值为0.181，t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比较好。经检验，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在模型中加入MA(1)项，消除了序列相关，且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修正后的方程如下：LnSGDP=-45.50734+6.247682LnTP我们现在对它的残差进行分析，如果它是平稳的话，就可以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由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给定三种水平下，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此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中的四个图是基于VAR模型和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10年。从图5分析可知，考察LNSGDP和LNTP对其自身的冲击的响应情况和路径。LNSGD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呈现出很强的正向响应，在前3年具有递增趋势，在第3年实现最大之后又转入递减趋势，但由于其递减的速度非常慢，总体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走势，并且长期持续。而LNT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一开始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响应，但随着追踪期的不断增加有递减态势的正响应。考察LNSGDP对LNT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知LNSGDP对LNTP冲击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总的来讲，LNSGDP对LNTP的响应几乎没有大的波动，在前三年有一个负的响应，但非常微弱，即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增长的小幅减少，到了第6年以后，就出现了持续的平稳性，即LNSGDP与LNTP之间具有长期密切稳定的非正非负响应关系。进一步考察LNTP对LNSGD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以看出，LNTP对LNSGDP一直表现出较强的负响应，这种趋势延续的时间很长，说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负响应关系，但这种负响应关系随追踪期的延长有约微减弱。4.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为了描述冲击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此做基于VAR和渐进解析法模拟对LNTP和LNSGDP进行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在第1期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其影响不显著，从第2期开始该影响猛增至20.902296%，此后便开始了自身波动影响不断减少，而经济发展波动对其影响不断加强的过程，第9期、第10期分别稳定在35.6%和36.2%左右。再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从第1期完全受自身波动影响，丝毫不受人口增长影响，而且第3期自身影响的最低所占份额也是99.46383283%，而人口增长的影响比例为0.536167171％；第3-10期人口增长的影响份额趋于下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
200*年8月26日到9月4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使环境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老牌发达国家早年依靠对外掠夺和殖民性移民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它们来说，今天面临的只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其次便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何克服人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鉴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改善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增强全球管理意识，转变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对“全球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也许会严重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协调行动，理论上的反思和转型是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各国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pressure)说和“人炸”(population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
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ngand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BiogeochemicalFoundations,New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J.Mcmeely,1998,KeyConceptsandtechnolog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2[nd]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
Coase,R.H.,1960,Theproblemofsocialco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1-44;Arrow,K.,1969,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issuespertinenttothechoice
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EconomicCommittee,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
;Expenditures;thePPB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non-convexitiesinthetheoryofextemaliti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4,180-99;Shapley.L.andShubik,M.,1969,Onthecoreofaneconomicsystem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 所以， 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桂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关键词］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重庆市
一、引言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更需要且依赖于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古希腊时，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促进当今时代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当代，卢卡斯(1988)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人力资本，主要靠教育来实现。
国内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杨文波（1997）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教育正是此二者的基础。史世新，金周英（2005）认为，教育系统的主要产出是人力资本,教育系统是一个专业化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教育及其生产的人力资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制度和生产等功能,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间接贡献。熊春文（2007）从制度角度说明教育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灰色关联模型建立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的灰色系统理论。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分析重庆市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时采用了灰色系统理论中分析复杂系统因素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GRA）。
本文分析的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所以选取经济增长作为参考序列，设为y0，选取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作为比较序列xi，再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为以下几步：
1.确定分析数列并将变量无量纲化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各个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要对参考序列y0、比较序列xi的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本文中比较序列分别是平均受教育年限（x1=(未上过学人口 2+小学文化人口 6+初中文化人口 9+高中文化人口 12+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 16)/总人口）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3=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2.求差异信息序列
0i (k)=|y0(k) - xi(k)|，k=1,…,n;表示时间
并找出最小值min|y0(k) - xi(k)|和最大值max|y0(k) - xi(k)|。
3.经计算取分辨系数
=0.5（0
4.计算关联系数
5.排序
通过排序即可得出比较序列对参考序列的影响的大小并得出结论。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1.数据搜集与处理
把重庆市2002年―2009年GDP数据[7]作为参考序列y0（单位：亿元）；把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数据[8]作为比较序列，经处理的具体指标与数据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由结论可知，重庆市作为一个西部的新兴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联度比较高，达到0.6169。此外，，说明高等教育与重庆市GDP的关联度最高，达到0.6769，重庆市市GDP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
由此情况可知，重庆市政府应大力支持教育事业，重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此外，可以引导企业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Thodore W.Schul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1960
[2] 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ran
[3] 杨文波.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陕西教育，1997（5）
[4] 史世新，金周英.教育促进经济机制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11)
[5] 熊春文.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基于帕森斯理论视角的一个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7(7)
[6] 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消费 人口红利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卢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1954）。按照该假说，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由于没有收入，消费来自父母，因此，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因此，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有研究表明，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因此，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2006）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1950－197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持续了约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1950－1989年）和萧条期（1990－2000年）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64年）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Baby Boom），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但在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Bloom 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的因素，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而到2005年，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蔡，200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并且，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的预测，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蔡：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2008-3-24.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 （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 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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