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的最优退休年龄问题一直是广大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而寻找合适的测度方法则成为了关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最优退休年龄的测度方法作了回顾与总结,对不足之处进行评述。对寻找合适的方法测度最优退休年龄，制定退休标准，适应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最优退休年龄；测度方法
随着人类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这一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是政府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延迟退休年龄，但是延迟的标准却一直迟迟未定。退休年龄的标准应制定为多少才是最优的，已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深入分析国内外有关最优退休年龄的测度方法研究，并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评析，对寻找合适的方法测度最优退休年龄，由国家确定延迟标准，制定适应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外研究综述
当前，退休年龄的相关研究大多数来自国外。因为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弹性退休的制度，而我国却对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做了硬性的规定。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保障和个体异质性两方面对最优退休年龄进行探讨和研究。
1.社会保障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与我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对最优退休年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国外学者大多从社会保障这一视角来研究最优退休年龄。Gary S. Fields（1984）通过研究收入结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福利等影响退休行为的方式，使用一个跨时期劳动力供给模型，产生动态的预测，并且用新调查数据对模型做出了实证分析。Michael Tucker（2009）从社会保障和个人储蓄两方面出发，研究在正常市场和消极市场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得出最优退休年龄应该在62岁。研究发现：当以生活水平作为决策标准时，一个人从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越多，延迟退休就越有利。Jonathan Barry Forman（2008）从人口统计学和健康问题等多个角度研究退休年龄，概括出养老金法案影响养老金计划和退休时间选择的结论，并分别从雇主、政府和个人的角度来看最优退休年龄，然后对退休年龄与人口统计学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为公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Juan A.Lacomba（2009）在关于大多数社会保障系统改革的热议下,分析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政治经济因素，使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在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改变再分配的参数对最优法定退休年龄的影响。
2.个体异质性
个体的异质性是指个体具有不同的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储蓄、年龄、婚姻状况等指标对最优退休年龄的影响。KennB.Tacchino（2013）列出了25 种影响最优退休年龄因素的清单，分析每个因素必须权衡的潜在问题，并且给出了决策模型，这些模型包括退休的财政可行性、公民继续工作的能力、决定退休的心理因素和公民的个人情况等。Seyoung Park（2014）研究个人在负财富约束下的最优消费、最优投资组合和最优退休时机的选择问题。作者收集了最优消费、投资和退休行为的分析结果，然后讨论了负财富约束对于最优退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能取得更好的贷款信用时，他很可能在拥有最多财富时选择退休，以享受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于更多的风险资产。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最优退休年龄的相关研究，定性分析的较多，定量分析的较少。最早对最优退休年龄进行定量研究的是雷勇蒲和勇健（2004），他们基于给付确定制，并以取得最大养老金福利为目标，建立了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其研究结果为员工选择最优退休时机提供了参考依据。该方法的缺点是：要先算出在任意年龄退休时，员工可得养老金的预期现值，因为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发放制度对最佳退休年龄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实际退休年龄与退休时养老金福利预期现值之间不一定存在确定的数量依赖关系。邓大松和王增文（2008）建立了我国人口死亡概率与最优退休年龄动态变化模型。该方法的缺点是建模时假定个人死亡概率为常数，这与事实不太相符，可能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张文学和任彦霏（2012）以取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其缺点是：只考虑了社会效用，未考虑个人效用，这会成为人们抵制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到2013年，我国在预测最优退休年龄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方法也有一定的缺点。李含伟和汪泓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构建了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了仿真研究。该方法不仅考虑了个人所获得的物质享受，还考虑了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价值。它的缺点是：在建立模型时，假定职工只有完全工作状态和完全退休状态两种生活状态，没有考虑内退状态，即同时领取部分养老金和部分工资的现象。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有关退休年龄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成果只考虑到了最优退休年龄的某些因素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综合考虑到社会保障、死亡率、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产生的影响，具有片面性，并且缺乏实证分析，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关于如何改进测度方法，提高模型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以使劳动者在最优年龄时退休，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仍需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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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上海;老年抚养系数;养老保险基金
一、上海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根源于人口寿命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1999年10月,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中国迈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上海,早在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行列的城市,这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总体来讲,上海人口老龄化经历30年的历程,主要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老龄程度高、速度快、突显高龄化和未富先老。
(一)老龄化程度高
截至2008年,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突破300万,达到300.57万,占户籍人口的21.6%。仅仅一年,就比2007年的老年人口数增加14.24万;据预测2020年,该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高峰的时间要到2025-2030年间。老年人口的急速攀升,直接大幅增加了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
衡量老龄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老年抚养系数,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中老年人口数与年轻人口的比重。随着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老年抚养系数也呈增长趋势。据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上海在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抚养系数不断增长,从1953年的5.81%,到2000年的20.59%,到2001年更加突破性地直接增长到26.44%。截至2008年老年抚养系数达到31.9%,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1个年轻人就要抚养0.32个老年人。此外,上海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也呈快速增长,其高龄抚养率也迅速提高。
上海规定养老金个人缴费基数根据本市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确定,按2008年劳动力平均月工资3292元为基准,即上限为9876元,下限为1975元。企业按22%的缴费比例收取纳入社会统筹部分,所谓社会统筹部分,就是补偿养老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半积累制转轨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用于支付当年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按下限1975元,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社会统筹部分每个人每月是394.9元(1795*22%=394.9)。
根据2007年颁布的企业退休养老金计发新办法(沪府发[2007]27号),从1993年1月1日开始缴纳养老金,到2009年12月31日退休,累计缴费满17年,每满1年发给1%,共17%,2008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是3292元,每月基础养老金就是559.6元。按一个年轻人抚养0.32个老年人的抚养比,平均每个年轻人每月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只留下215.8元,比企业为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金少了179.1元,少了近一半。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也讲会入不敷出,达到逐步抽空的状态。
(二)老龄化速度快
上海近几年的老龄化速度发展越来越快,2005-2008年,以平均每年新增10万老人的速度发展,老年人口迅速膨胀,2006、2007和2008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比上年增长0.5%、0.7%和0.8%,而且这种态势将继续将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上海老年人口净增加168万左右,占总人口比例从22.71%骤增到34.5%,老年抚养系数也几近翻番达到62.06%。预计到2030年前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528万,约占户籍人口的39%左右,也即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老人,届时老年抚养系数将达到74.46%。
上海市已经站在了人口急速老年化的边缘,所谓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黄金时间”已经过去,社会与年轻一代将面临沉重负担。随着老龄化的急速升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也迅速增加,极高的老年抚养系数要求进一步提高本已经很高的缴费率,这将给下一代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也使年青人的参保率降低,两方面的力量带来的结果无疑是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加大。
(三)突显老高龄
高龄化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的发展,上海人口老龄化还表现在不断向高龄化方向发展。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53.44万,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78%,占总人口的3.8%,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28岁,高龄化程度显而易见。此外,上海百岁老人也不再稀罕,从2006年全市只有170人到2008年的836人,大约翻5番。在2006年9月上海率先全国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办法,办法规定年满70周岁,在上海居住、生活满30年且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460元养老金。在2009年1月9日上海人保局新办法,对年满70周岁、月基本养老金不到2000元的高龄老人实施“特加”办法,这些措施都对高龄老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的美好思想。但是随着高龄化的逐步加深,庞大的高龄老年人口数字也会让这一特殊的养老保障支出有个滚雪球似的积累,成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增大的又一大重要因素。
(四)未富先老
从世界范围来讲,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10000美元左右,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DP超10000美元的占36%。就以全世界老龄化最早且最快的日本在197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就达到2299美元(708000日元,当时汇率308∶1),而上海在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人均GDP仅为1561美元(2568元人民币,当时汇率1.555∶1)。相较之下,同样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日本全国的人均GDP是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市人均GDP的1.5倍,充分体现了上海的“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特征,全国范围的严重程度更加显见了。
自1979年以来,上海市的人均GDP从1651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454美元,增长了533.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由1979年的10.1%,增长到2008年的21.6%,增长了113.9%。从增长率上说,上海人均GDP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都优于日本的数据,但是上海人均GDP与日本相比差距太大,而老龄化的速度却是逐步赶超,与日本相差无几。总体上讲,上海属于老龄化速度明显超越经济发展程度,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
“未富先老”和老龄化加剧使仅靠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缴纳的资金,不能支撑庞大的养老金支出,于是财政垫支成为养老金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以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为例,2005-2007年,基金征缴收入年均增长13.91%,而养老金支出年均增长18.14%,三年间财政共计投入补贴资金88.81亿元,其中就有2007年的49.81亿元。到2008年,上海社保基金缺口变本加厉,有170亿元-180亿元是财政为社保基金托底,占上海市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预计今后几年市级财政还要为社保基金付出愈加沉重的负担,将引起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
因此,解决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问题迫在眉睫,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研究及其良好解决,也为今后该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改善提供经验与借鉴。
二、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偿途径
人口老龄化是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直接推手,良好地应对老龄化就是补偿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上海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探讨其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偿途径分别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老年抚养系数
2009年11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事宜。目前我国实行的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而像丹麦、挪威、意大利、瑞典、加拿大等国家的退休年龄都比中国高3岁-10岁。现在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男65岁,女65或60岁。这样做使上海老年抚养系数大幅降低,提高退休年龄后2008年老年抚养系数由30.8%下降到20.2%,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年份也有相同的统计结果,而且少儿抚养系数也有小幅的下降。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将使一部分老人由原来养老金的“消费者”变成养老金的“供给者”,“一抵一支”将大大缓解未来养老基金收支缺口的压力,甚至会有盈余。
(二)调整生育政策,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均衡
上海人口结构还表现为少年儿童数量渐趋减少的特征,这必然会使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基金缺口负担越来越重。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来实现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让我们思考:能否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在部分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如上海)试点尝试,通过制订生育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二胎”,且有经济保障优生优育。在中国进入生育低谷时期,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逐步放宽生育政策,提高未来年轻人口比例,改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三)养老保险基金适当投资于老龄产业
随着老年人特殊需求的迅速增长,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老年教育等老龄产业(亦称“银色产业”、“银发产业”)扑面而来。老年产业还属于一个探索阶段的朝阳产业,但由于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老年人消费意识的慢慢转变,显现出无限的商机。上海可以发挥其经济发展和老年人消费观念的优先转变的作用,考虑将部分盈余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老龄产业,在政府实施相关优惠政策下,以期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入与老龄化速度发展相一致,且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截至2008年底上海养老总床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缺口达7万张,以平均每张床位6万元的建设成本,就有4.2亿元的市场空间。再加上康复设施、培训基地等,还可拉动约2.1亿元的投资收入。此外还有养老保健业、老年旅游业等,都可以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使老龄产业真正属于老年人,又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也能惠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三、结论
通过对上海老龄化特征及其对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发现老龄化主要是以老年抚养系数增大的形式增大基金缺口,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存在的。另外经济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导致缺乏扩大保险基金收入的物质条件。但是上海是中国范围内条件最成熟,也是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亟待解决的城市,而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本文提出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偿的三条途径中,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现实性的,相关部门也在制定落实的政策;另外两条途径是探索性的,调整生育政策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要处理好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协调关系,进而改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养老基金参与老龄产业是一条多赢的途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基金和产业间的平衡等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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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州市；老龄产业；老龄市场
二十一世纪，世界人口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三大人口问题之一。广州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程度高、长寿化显著的城市之一，据预测，2015年末，广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40万人，比 2010年增加24万人，增长21%；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16%，比2010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广州市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尽管广州市发展很快，但其人口老龄化特征依然没有避免全国的共性，即“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利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研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
迄今为止，老龄产业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的定义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老龄产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横跨第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或集合” 。老龄产业又被称为“银色产业”，“银发产业”和“银龄产业”。
目前，由于我国厂商多注重青少年和儿童人口的市场需求，而巨大的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则受到压抑，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多是老年人营养品、保健用品，其他类型的适宜老年人群的服务产品比较缺乏。广州市的老龄产业发展同全国的的整体情况差不多，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仍然没有形成全面发展的局面，产业发展相对集中在营养品和保健用品的开发上，但广州从90年代以来老龄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总体上已经领先于全国的发展水平。广州大多数的老年服务企业都是市一级的老年人服务企业，面向的是全市的老年人群体，这些企业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服务规模更大，服务水平更高。但是，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仍然滞后于广州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国内发展比较好的南京、大连、上海等城市缺乏自己的特色，存在一定的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特别是在满足多样性的老年人服务方面。
二、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产业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界，都一致认为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但直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尚未出台，各省、市更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广州市也不例外。由于缺乏行业指引，相关部门在老龄产业的市场准入，产品生产标准以及监管等方面缺位，广州市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一些老年日用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而真正适销对路的老龄产品供给不足，老龄服务市场、老龄旅游市场以及老年人住宅市场亟待开发。
（二）民间资金进入不足，老龄产业发展滞后。
尽管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老龄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市场上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严重供给不足，老龄产业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庞大老龄人口的发展。由于政策不明朗，政府对老龄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又加上已有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到实处，很多企业家对是否进入老龄产业还处于观望状态，民间资金进入不足。以养老机构为例，目前广州市10区2县级市有养老机构166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仅有61家，占了不到四成。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民办养老机构遭遇发展瓶颈，想提价却困难重重，如果广州市政府不加大补贴力度，这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三）产业发展专业化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质人才。
在老年用品上，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少，很多老年用品都是模仿国外，老龄用品市场没有吸引到高科技人才。而在老年服务业上，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目前，广州市专为老年人服务的护工一般都是“50、60”成员，而80后、90后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涉足这一行业。在文化层次上，护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是小学毕业。由于社会上对护工存在偏见、工资水平低，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少进入老年服务市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龄产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撑。
三、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广州市有专门针对老龄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但缺少对老龄产业发展的指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促进老龄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广州市政府应在全国出台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后，尽快出台针对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以使广州市老龄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提供并落实政策优惠，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龄产业。
要使社会资金真正进入老龄产业，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第三，落实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优惠，使优惠政策既能看得见，更能用得着，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第四，加大对老龄产业的扶植力度，从融资、税收、用地等多方面着手，鼓励社会资金进入。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 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 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 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 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 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 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34万人，2010—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0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0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 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0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 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 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 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 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 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 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 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34万人，2010—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0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0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 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0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 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3.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广东省老龄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老龄化时间的到来前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吸引全国劳动力优秀资源，并且优化配置各个行业和区域，防止人口集中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广东的劳动力供给形势决定今后不能走劳动力密集行发展之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资金、技术密集行的先进制造和现代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行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
世界上老龄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4%，我国的增长速度已达3%。例如：瑞典老龄人口的比重40年的时间年均增长0.08%；而我国老龄人口的同比重增长只需9年时间。根据相关专家预算，至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增长47%，而我国同期只增长16%；但是同期世界上老年人口增长达225%，而我国老年人口将会增长240%。因此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具有必要性。
（一）对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意义深远
社会中的劳动力人口主要包含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和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劳动力人口总体中处于中心和主体地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总数多，比重大，说明社会上的总体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够创造的社会价值大，供养能力强，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反之则会抑制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大，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中具有潜在价值的老龄人力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
（二）有利于减轻社会负担并保持社会稳定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社会对于老龄人口的抚养系数将会越来越高，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人口老龄化已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逼近我们。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21世纪伊始需要负担约15位老年人，半个世纪后则需要负担约48位老年人，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数量不仅会增加年轻人的抚养负担，而且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团结和睦，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人口老龄化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人们开始担心他们在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甚至开始为退休以后有更好的经济生活而存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行为必定会减少国内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消费的愿望也会不足，长此以往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的退休养老基金，这将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四）对实现人才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离退休群体中，高级技术人员占一大部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也占到一定比例，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群体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增速也将会越来越快。这一群体中的老龄人力资源，尤其是身体素质较好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具有巨大的可利用开发能量。虽然他们达到了离退休年龄，但是其身体条件和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仍可以使他们继续发光发热。这些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比年轻人力资源具有更多的优势，投资少而回报大，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1、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存在差异
我国老龄人口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不同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按老龄人口的地区差异，可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第二类为内陆地区，第三类是西北、西南及偏远地区，差异十分明显。中国各个省市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时间为2005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出现城乡倒置的现象。
2、老龄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欠缺
关于针对老龄人口职业技能的培训，我国目前部分的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想要学习一些先进技术和专业技能，掌握一门专业本领，很难找到相关渠道去学习，并且老龄劳动力想要到专业机构学习劳动技能比较麻烦，而且费用较高，村镇机构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来帮助这些老龄劳动力获得专业技能的培训。一些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大多数都是45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而外包的培训机构收取的费用一般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因此政府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缺少相应的支持。
3、老龄人才市场机制不完善，对其开发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是我国开发人力资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才体系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开发体系初步建立，人力资源市场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仍没有达到最佳的发展状况。并且就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情况来看更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多老龄人在退休后根本找不到再就业岗位，缺乏市场导向。
我国的机构设置中虽然有许多管理老年人的机构和部门，但是各个机构和部门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管理严格和有序，并且这些机构工作的重点在于对老龄人力资源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和服务，并不涉及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如再就业。
4、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力资源丰富
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国人口总数依然很多，这将直接造成人们倾向于提前退休安享晚年，因为用人单位不愁人才不足，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供他们挑选，他们也越来越缺少“惜才”的意识，所以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
（二）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不均衡
首先，我国老龄人力资源行业开发不均衡。老龄人口在离退休以前，由于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优势不同、所交往的人际关系也不同，造成其退休以后再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同。我国目前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情况是，开发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文化人”、机关领导干部群体和具有高水平的信息科技工作人员，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领域却较少涉及。
其次，老龄人力资源地区开发不平衡。我国老年人的就业率偏低，且城市低于农村。根据我国在1982年、1990年和1995年这三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就业率分别约为23%、31%和29%，进入21世纪以后，老年人口总的就业率达33%，而其中，城市老年人口就业率仅占13%；但是到了2006年，城市老年人口的就业比仅达0.27%。
2、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再培训的教育机构甚少
需要老龄人力资源输出的不仅是其体力因素，还需要其输出脑力因素，这时就需要对老龄人力资源进行再培训教育。由于老龄人力资源输出的智力方面的创造和流动较快，这一人群的流动性更大，因此这一工程浩大，显然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
3、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缺乏政策和机制的保障
现阶段我国面对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政策和机制，20世纪国家有关人事部门和法律部门针对离退休的老龄人力资源曾采取过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有关法律部门也没有关于老龄人力资源在权利方面的明文规定。进入21世纪，国家下发的有关文件将用人单位与老龄人力资源之间的劳动关系仅仅作为相关民事关系，这样一来对双方都增加了风险。
4、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
以世界上的几个老龄化国家为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法国为62岁；英国到2020年将女性退休年龄增加至65岁；德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65岁等等，由此发展下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将在60岁以上。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特殊情况准许提前退休；机关工作人员和某些持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中，女性年龄为55岁，男性年龄不变。虽然我国正在逐步延迟退休年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无特殊情况的提前退休现象规模庞大。
（三）我国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是偏向城市的，这也是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城镇居民可以享受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很不健全，尤其在医疗、保险、生活保障等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很有可能在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方面无法做好，这将又近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阻碍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
2、专业技术水平较低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第一产业上，很多农村劳动力缺乏专业的农耕知识和技能，对于一些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很少，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依然是使用传统的农耕技术，所以，国内农村老龄人力资源在生产农副产品的效率上表现不佳，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其次是在第二、三产业上，很多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从事的大多都是一些低水平的蓝领工作，生产效率同样低下。因此，致力于提升老龄人力资源的技术水平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关键因素之一。
3、对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受传统思想的影射，我国仍然存在许多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存在错误认识的现象。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年龄人口长期供过于求，加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大军的就业难问题，使得我国的就业工作比较难做。国家和政府为了我国的就业问题也是煞费苦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促进老龄人口的再就业，更多人的感觉就是老龄人力资源会与年轻人抢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难度，还有的人认为，老龄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老龄人力资源的认识缺乏客观的评价。
4、法定退休年龄较低，造成优秀资源的流失浪费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较低，而在这个退休年龄的群体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并且拥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经验积累。而由于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这样不仅会给整个社会增添负担，而且还会造成优秀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路径
（一）促进老龄人力资源思想观念的转变
努力转变老龄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重要一步。对整个社会来讲，是通过社会上对老年人无用论的消极论调的批评和改善，极力改变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就业歧视，营造老年人就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和风气；对老龄人力资源自身来讲，改变老年人对其自身的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扭转老年人传统的靠社会和子女养活的观念，努力促使老年人适应现代的社会发展环境，提高其自身的工作积极性和自信心。
（二）建立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需要将政策保障作为其基础和前提。如国家能够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提出根据老年人各自情况的弹性退休制，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直至不愿意工作为止，国家也可以适度提高老龄人的工资福利，促进老龄人再就业。其次，国家和政府应为老龄人力资源的再就业提供统一管理，提高服务老年人的质量，以服务老年人为宗旨的这一措施必将受到我国老龄人力资源的一致好评；再次政府应该利用财政优势大力发展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事业和产业，以满足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的需求。
（三）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培训制度
首先加强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促使闲散的老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培养一些懂技术的有专业技能的新型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必须要以就业为基本导向，依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大力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教育。
其次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提高老龄人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应当积极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技能水平培训制度。针对老龄人自身特点，开发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职业技能，例如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老龄人开发符合各自特点的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跟上时展的步伐，这对老龄人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丰富培训开发的内容，使培训内容更大限度有利于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例如在培训的内容上增加适合老龄人力资源的培训项目。“适者生存”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就我国现状来看老龄人力资源如果想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与时俱进，主动学习培训中的各种知识，提高自身的见识。
（四）加强社会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适当延迟退休
鼓励更多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如科研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扶持更多优秀并有保障的社会组织机构能为老龄人力资源提供更多的机会，充分挖掘老龄人力资源的潜能，避免这种资源的浪费。另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继续完善法律等有关体系，加大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保护的制度力度。老年人在延迟退休或再就业中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其权利容易受到不法侵害，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加强这方面的法律保障。在事关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方面，必须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安排等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推行制度化建设，尽量避免以往习惯用临时性政策解决有关问题的做法。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 低龄老人 高龄老人 社区志愿服务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倡议，将积极老龄化界定为“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其中，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2005年，我国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等9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特长和优势，动员和鼓励低龄、健康的老年人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将积累一生的精神财富奉献给社区。社区志愿服务内容繁多，结合老年人自身特点开展的活动可谓寥寥数几，本文通过“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可行性的论证，意在探索符合老年人自身特点又切实可行的“积极老龄化”形式。
一、低龄和高龄的涵义
1982年维也纳老年问题世界大会，将60岁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起点年龄，在此基础上按照生命阶段将老年人划分为低龄老年人（60-70岁）、中龄老年人（70-80岁）和高龄老年人（80岁以上）。按此标准，目前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超1900万，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可能会超过1亿。笔者认为，在实际志愿服务过程中，低龄和高龄的定义应更加灵活和实际，不能仅囿于生理年龄而更多的是以老人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参与意愿为参考因素。Www.133229.coM故低龄可指年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并有意参与社区活动的老人。高龄可指年龄在80岁左右，缺乏照顾，身体欠佳的老人。因此笔者将“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描述为在社区中年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并有意参与社区服务的低龄老人，自愿地有偿或无偿为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志愿活动。
二、“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的可行性
“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助老形式，其可行性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论证，第一，现实的强烈需求，基于高龄照顾的需求和“积极老龄化”的要求，指出“低龄助高龄”不仅符合现实需求而且是“积极老龄化”的有效途径。第二，“低龄助高龄”的可行性，基于对低龄老人自身的优势分析以及服务内容的介绍，说明低龄老人有能力胜任职责，能确保社区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
（一）“低龄助高龄”——“需在可行”
第一，满足高龄老人的照顾需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养老问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已达1.78亿，特别是高龄老人数目的不断增加，导致“未富先老”下的养老形势十分严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导致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机构养老又因缺少人情味，官僚作风严重而日显弊端。结合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优势产生的新型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而根据《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我国2010年末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高龄老人中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比例更高。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无论在资源供应、设施建设还是制度保障上都存在着供不应求、顾此失彼的难题。因此，必须寻找和挖掘新的方式和资源，弥补及完善在日常照顾、医护照看以及应急服务等方面的缺口和不足。优势视角理论强调，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对于社区居家养老而言，缓解养老压力、提高服务质量即可通过挖掘和利用社区内的资源和优势。其中，低龄老人是其重要的资源优势。
第二，符合“积极老龄化”的要求。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积极老龄化”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涵义，对于高龄老人而言，满足了其照顾的需求即是提高了生活质量。对于低龄老人而言，参与有利于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丰富自己的闲暇时间即是“积极老龄化”。无论如何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发展，都是通过有所为来实现，而其中重要途径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参与的重要表现。“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实行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一方面能使得老年人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老龄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广泛的社会支持。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社会的广泛支持。缺乏社会支持的政策制度是站不住脚的。“低龄助高龄”作为一项制度也离不开社会的广泛支持。除宏观政策的支持和鼓励赋予“低龄助高龄”一定的合理性之外，微观上，低龄和高龄家庭的广泛支持使得“低龄助高龄”更加具有现实性。
随着空巢家庭的增多导致家庭中照顾人手的缺少以及重物质轻精神的养老态度，单依靠家庭或亲属成员的照顾很难保证居家养老的质量。时下最普遍的弥补方法便是雇佣的钟点工和保姆，这一方面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存在信任和安全问题。所以，安全的、可心的和低成本的服务是高龄老人和老人家庭的共同渴求的。而“低龄助高龄”因地缘性和稳定性，即参加志愿服务的低龄老人和享受服务的高龄老人大多是生活在同一社区或附近社区以及服务对象和服务时间以及服务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又能稳定服务的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符合子女和老人的期待。另外，对于低龄老人家庭而言，由于低龄老人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即填充自己的闲暇生活又愉悦身心，继而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使得低龄老人的子女，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再次，“低龄助高龄”本身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无形中督促子女尊老敬老，有利于孝文化的弘扬。总之，“低龄助高龄”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有利平台，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二）低龄老人——“势在可行”
通过“需在必行”的阐述，得知无论是出于“积极老龄化”的要求、市场的照顾需求还是老人自身的活动需求，都可谓为“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现实依据。政策上的鼓励和实际的需求都可转化为低龄老人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照顾高龄老人的外部优势。而作为供方的低龄老人是否有能力提供和满足这项需求值得探讨，下面将从低龄老人群体自身在参加“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所具有的可能性和优势进行论证。
第一，身体素质良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以及休闲娱乐设施的普及，人的身体素质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以宝鸡市渭滨区为例，老年人的（60岁以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非常健康和比较健康的人数占到36%，认为健康在一般水平之上的占83%。多数老年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能够适应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低龄老人有为社区志愿服务做贡献的身体条件。
第二，思想素质优势。当代的老年人大多数经历了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重重考验，不仅见证了国家的风云变幻和兴旺发展，也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磨砺了坚强的意志。受时代的影响和号召，大多数老同志具有奉献的精神和习惯。在现实生活中，乐意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且自愿无偿地奉献力量，希望继续在社会上发光发热。
第三，知识经验丰富。科学研究表明老人的智力和体力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衰老并非全面的，认知、记忆力和推理能力最先衰退。但智慧可以在官能衰退的一定程度内继续发展，低龄老人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而且可以理性驾驭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继续为家庭和社会服务。
第四，闲暇时间充足。老年闲暇是特指个体自六十岁到临终前的全部活动时间。（潘穆，1986年）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使花费在家庭生活中的时间较少，加之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较早，老年人的闲暇空余时间较充足。而由于市场就业压力的增大，很难满足一部分健康、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愿望。这部分老人闲暇时间利用较单一和不充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力资本的浪费。
第五，同辈群体的优势。同辈群体又称同伴群体或同龄群体，是非正式的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主要是指在相同年龄层次上，地位大体相似的人组成的关系亲密的群体，其成员一般是在有某些共同经历、共同情感、共同爱好、共同观点或共同心理的基础上而结合起来的。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同属老年人群体，在应对衰老的过程中，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经历使其在情感上更易接近。在理解高龄老人需求和提高适合的服务方面，感同身受更能提高服务质量。
由此可见，作为服务提供方的低龄老人，在照顾需求存在和迫切的前提之下，有可能、有能力、有优势向需方的高龄老人提供服务。
（三）“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内容——“适在可行”
有了“需”的存在和“势”的保障，开展“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已然具备了开展活动的可能性，但如何开展好活动，就要考虑其服务内容的适宜性和明确性，老年人群可以在社区志愿服务的许多方面大有作为，如通过培训或组织有特长的老人开展社区矫正、科普宣传、法律援助、防灾救灾、社会监督和道德教育等活动。“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容既要体现出服务内容的切实性和针对性又要保证服务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为此，“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可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生活照料方面，相关研究表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因体弱多病需要经常性特别照顾的比例等于65岁至79岁老人的5被左右，照料需求相当旺盛。“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具体的项目可包括送餐上门、上门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晒被、个人清洁、上门助浴、外出助浴、陪诊服务、陪同购物和代办等。比如苏州市金阊区“金阿姨”志愿团队提供的一日一敲门服务以及苏州吴门桥街道的“爱心厨房”等。
第二，精神慰藉方面，随着空巢家庭和空巢老人的增多，又加之大多数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自我修养不高，对精神慰藉和情感交流十分渴求。“低龄助高龄”社区志愿服务可开展上门聊天、讲书读报以及组织“谈古论今”“追忆往昔”等集体演讲活动。
第三，休闲助乐方面，一方面由于高龄老人的身体素质较差，另一方面高龄老人自身的知识水平较低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熟悉掌握较少。在休闲娱乐方面想做而不能做的太少，低龄老人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高龄老人实现“实心计划”比如，书法绘画、养花鱼鸟、插花茶艺、垂钓棋艺、踏青散步等等。
关键词：老龄化 养老保险 扶持政策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它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也越来越深刻、广泛，我国虽在1999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所呈现的速度、数量都是非常惊人的。截至2011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据资料预计2030年将翻一番，我们明天如何养老？到哪里去养老？虽然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但有相当数量的人对此并未引起重视。丹东市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更是如此，无论是面临的压力、还是困难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养老，不仅是亟待破解的一个家庭难题，更是社会的一个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家庭、社会特别是政府都责无旁贷。
一、丹东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问题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此标准，我市早在1997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与国内一些中小城市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步伐都是名列前茅的。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市人口老龄化更是呈现出了4个突出的特点：发展速度迅猛。“六普”时，在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39.92万人，占16.5%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6.22万人，占10.73%。与200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7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68个百分点；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大。目前，丹东市总人口242.6万人，其中老年人40.1万人，占总人口的16.5%；比全国的12.5%高4.5个百分点；比全省的14.93%高1.57个百分点；在全省排大连（17.5%）之后，位居第二；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人数多，比例失衡）。2010年全市40.1万老年人口中，城镇中有16.84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1.99%。农村23.26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8.01%。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城市；收入低，未富先老。丹东199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6、7百美元，近几年来，丹东的财政收入在全省排行都是倒数后三位。
多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社会养老意识不足。由于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养老问题紧迫感，政府对养老危机宣传不够，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渐近的、缓慢的、间接的，不是目前急于完成的任务，因此把老龄工作摆在“非急难险重任务、非目标管理工作、非领导政绩工程”的位子。普遍存在老龄工作说起来重要，实际工作中很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日程的现象；加上多数人缺少养老保障的必要准备，尤其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观念和对父母的责任感降低。因此各方面普遍缺乏未雨绸缪的准备。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保障范围相对较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在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特别是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普遍较低，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存在诸多弊端，透视了我们的养老保险政策还不够科学和完善。问题的重点还在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还没普及，医疗保险更是起步晚，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很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鳏寡孤独老年人的供养水平还不高，目前只是局限于温饱型。在我市，一个未富先老的特征表现的十分明显，养老服务陷入了高需求、低收入的怪圈。
三是经济基础薄弱，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差。从全市情况看，由于我市整体经济形势、经济总量都不好，不仅各级政府对老龄事业的投入有限，而且缺乏统筹兼顾和系统规划，投资的随意性很大，为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甚至很差，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不仅无经费、缺人员；而且空间小、功能弱。可以说缺少资金的支撑，是社区开展为老服务的瓶颈。
再从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求这方面也可以透视出这个问题。截止2010年底，丹东市全市城乡有各类养老院所58家（其中，国办5家、民办53家），总床位数4511张，60岁以上老年人每千人仅有床位1.1个多点。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每1000名老年人平均有养老床位70张。近10年来，民办养老机构成为我市机构养老的生力军，但多数机构规模小、档次低，缺少发展后劲。
四是涉老服务形式单一，为老服务缺乏规范标准。目前我们现有的涉老服务范围较窄，服务形式又比较单一，只是局限于增加几所民办养老院、托老所、日间照料室，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增设几间老年活动室和文体娱乐器材等。在具体的服务上，还只限于日常生活护理和照料，离老年人的全方位、高层次的物质和文化的综合需求更是相差甚远。在为老服务行业中，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水平千差万别，更重要的是缺乏一套统一规范的涉老行业服务标准。
面对丹东市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做？
二、积极推进我市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宏观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有力的行动举措、有效的促进政策、健全的体制机制、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老龄事业健康发展
从政府来说，把老龄工作真正列入议事日程。采取分工负责和齐抓共管方式，对老龄工作有管理、有服务、有措施、有检查。尤其是着力解决老龄工作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我们每个人来说，要提高认识，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落实《老年法》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相关政策，营建全社会要积极接纳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就我市来说，在城市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普遍较低，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存在诸多弊端；在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还没普及，农民无能力缴纳养老金的问题还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提高收入水平，实现老年人与其他人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微观方面
1、应继续加大养老保险改革力度，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尽快建立涵盖各类城镇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尤其要优先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加快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尤其要重点解决好困难农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政策。其次要落实好医疗保险政策，积极探索将各级福利机构的医疗站（所）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单位，解决“异地就医通”的问题等等。尤其在农村提高新农合报销的比例，探索和建立农民大病救助体系，增强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如我们辽宁省首创政府托管常年患病病人托管中心，对于辽宁省建立的“农村常年病托管工程”，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认为这是辽宁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做出的一个有益尝试和创新。
2、完善养老的扶持政策，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市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统筹兼顾，系统安排，鼓励和扶持社会民办公共养老设施，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福利性公共养老设施，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尤其要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以养老产业促进丹东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
3、发挥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异地养老。丹东在这方面自己的优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特有的温泉资源，房价也可以，非常适合养老。因此开发异地养老，大力发展异地养老，便可成为丹东的优势，从而实现相关的老年产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最终努力实现我市养老服务“9073”的发展目标：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支持下，通过传统的家庭照顾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由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和托老服务；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目标。同时要加强养老服务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事业的创新性发展。
总之，变老的事实，我们无法扭转；但养老的现况，我们可以改变。破解社会养老困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关乎每个人的幸福和未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来为老龄化问题的破解做出的自己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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