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产品与财政支出的分类
1、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描述，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实际运用中，学界并没有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常常将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公共产品。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典论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财政支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是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则为私人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完全的产品则为混合产品。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纯公共产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则是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俱乐部产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拥挤性产品，即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拥挤的桥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仅有开放性的桥梁和道路才能成为拥挤性产品，封闭式的桥梁和道路属于俱乐部产品，而且开放式的桥梁和道路在不拥挤的时候则属于纯公共产品。三是外部性产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这种外溢性的收益事实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财政支出的分类。传统的财政支出分类办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为国家行政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经济建设投资支出；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有偿性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三是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四是按照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五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最终使用结果分为积累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六是按照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可以分为三十类左右，具体用途根据财政预算科目的调整类别略有不同。比较特别的是郭庆旺、赵志耘将财政支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这些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财政支出的内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将公共产品理论反映到财政支出的分类中来。因此，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按照财政支出的对象，将财政支出分为纯公共产品支出、混合产品支出和私人产品支出。纯公共产品支出是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国防支出；混合产品支出是对混合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基础产业支出、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私人产品支出是对私人产品领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有经济投资。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纯公共产品支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竞争性的私人产品支出已经大大降低，占绝对份额的是混合产品支出。
3、公共产品分类法的理论意义。按这种分类方法确认我国财政支出的对象，并明确我国应以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减少对私人产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投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凡具有较强排他性的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而非排他性的产品则应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产品的提供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提供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纯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收费的不可能，而非竞争性则决定了收费的非效率性，因此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混合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场和政府都可能产生效率性问题，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在三类混合产品中，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场提供将能够产生最优效率；拥挤性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外部性产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将是最为有效的选择，而混合提供的份额则由混合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来决定。
二、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国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其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支出则属于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首先，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国防提供的服务，且不会因为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改变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的数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征。其次，社会公众只要居住于一国之国境内，则难以排斥其享受国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国防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所具备的纯公共产品属性，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因而属于财政支出优先保证的项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始终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内容。
三、混合产品类财政支出
（一）科教文卫类混合产品支出
1、科教文卫事业的混合产品属性。科教文卫事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属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产品。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他们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所论文需要的教学资源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他，或排他的难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事业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为某个消费者所专有。不同科教文卫事业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框定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理论依据。
2、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①科学研究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从产品属性上看，基础性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各国政府大都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完成基础性科学研究。与基础性科学研究相反，应用性研究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政府对应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场化的策略，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属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同时，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财政支出首先应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花大力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其次，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保障对基础性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于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研究，则应根据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第三，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当在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的前提下，倡导市场竞争性的办学模式，鼓励多渠道、多维度的资金筹集模式。③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在卫生事业内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业的外部性最强，属于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而医疗事业的内部性则较强，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顾医疗卫生事业。而不同层次的文化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的重点则要根据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来进行安排。
（二）农业类财政支出
农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但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而且影响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农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产业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比较差。2007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社会CPI的大幅度上涨，集中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鉴于农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和农业经济活动的混合产品属性，农业支出的重点应当是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条件，而不应将支出重点放在农产品本身上。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加速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很好地体现了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农业支出范围。
（三）基础产业支出
基础产业是指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证的特定经济部门的总称，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从属性上看，基础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属于混合产品领域。在非拥挤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它可以同时供多个经济主体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给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比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比较困难。基础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比较完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却比较明显。
鉴于基础产业的混合产品属性，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但基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则没有必要。其中，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比较强，需要政府较多的直接投资，而基础工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比较强，政府在解决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推进其市场化。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财政投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主要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回收期长、投资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此可见，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应当是纯公共产品、拥挤性产品和外部性产品领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尽管政府在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领域亦会安排一定的财政支出，但这些都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蒋洪：《财政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l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p，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隋。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n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p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口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t。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l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1。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n，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神进行分析(其中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O．171．827~10|x2—8O(1)t(11．4)(-8．1)(一3．5)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一x+O．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O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t43。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O．122x,一0．657一37．58(2)t(17．39)(一10．83)(-2．56)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噩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f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n，其线性形式为：wf=+In(y／p)+：)，1np．，，其中V,6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n“。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t”和Leser(1941)t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a+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1ny-O．009~5．272(3)t(11．8)(一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6<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u；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关键词：支出结构；消费；社会保障；教育；就业
引言
收入是影响支出结构和消费的根本原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和储蓄都是关于收入的函数，即c=c（y），s=（y），且y=c+s。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会影响现期消费。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甚至是从各个生命周期内）计划他们的消费支出。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永久收入决定了他的消费。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y=c+s，在收入既定时，储蓄和消费作为消费者的两个大的支出选择，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同时消费结构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在消费结构中，不同性质的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同时不同性质的消费支出对收入变动具有不同的弹性，这就导致了在收入变动时，不同性质的消费变动并非是成比例变动的，即使在收入变动不大的时候，消费者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以获得更大的效用，而不同性质的支出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了解不用性质的支出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助于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居民的效用，更充分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从宏观层面上看也有助于促进内需。
一、支出结构分类以及数据选取
本文在统计农村居民的支出时，将支出分为储蓄和消费两个大类，同时，又将消费分为不同的结构。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当期消费还是储蓄都是为消费，储蓄是未来的消费，因此，本文将储蓄和消费统一在支出结构中进行考虑。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马斯洛认为，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才能够关注并去努力满足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但在实际中，农村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支出常常是同时要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在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对马斯洛需求层次原理进行了一些变化。
作为经济学假定的理性经济人，人在支出可支配收入时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效用，即满足一定的需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将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出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生理需求支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服务。
2、安全需求支出：医疗保健、储蓄。农村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预防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3、社交需求支出：交通通信、人情支出。所谓人情支出，是利川市的一种风俗，俗称“整酒风”，利川市“整酒风”由来已久，花样翻新。整酒之人即主人家，被请之人即客人，整酒就是主人家借某个理由（如婚丧嫁娶）置办酒席，邀请客人到家里，客人至主人家表示关心，同时送上“人情”，即份子钱。
4、尊重需求支出：教育文化。之所以把教育文化看做是尊重需求支出而不是自我实现需求支出是由于在教育文化支出的份额中，主要是用于一家的小孩读书学习之用，而农村居民中的成年人的教育文化支出很少，农村居民送小孩读书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光宗耀祖、提高在当地的地位。
5、自我实现支出：娱乐。在选择数据的时候，由于相关的官方统计数据不完善，因此，笔者通过 3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形成了《利川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数据库》。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2011这两年的支出结构变化不大，而2012年与前两年相比，收入结构呈现明显变化，这是由于2012年初利川市下发《狠刹违规整酒风的紧急通知》，规定除婚丧嫁娶以外，其他一切整酒均视为违规整酒，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人情支出的社交需求大大降低，而同期，增幅最大的是包含医疗保健和储蓄的安全需求。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可以得出，农民的安全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农村居民在支出结构的变化中，将社交需求转移出来的资金投入了安全需求之中。因此，要实现促进内需，鼓励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势必要满足好农村居民的安全需求。
二、变化原因分析
（一）社会保障不完善
无论是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还是欧文・费雪的跨期消费策略，都认为人们在作出消费决策时，往往面临着消费和储蓄的抉择，而储蓄一般被看做是未来的消费，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会大大影响现期消费，而社会保障是否健全是影响农村居民未来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让农村居民不得不更多地储蓄来预防未来收益的下降，而不敢去消费。
（二）就业问题
从利川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柱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外出务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加大，这在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总收入，进而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农村居民工作的不稳定性。由利川市农民工就业方向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利川市农民工的主要就业方向是利川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利川市整治整酒风运动的开展，加上利川市禁止修建小商品房和私人建房，使得利川市的农民工大量失业，同时，加上近年来的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沿海一带的出口型企业深受影响，这使得利川市的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很大冲击，农民工大量返乡，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持悲观态度，因此，更加看重安全需求的支出。
（三）教育文化程度
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对工作的适应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对未来的收入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消费观念。利川市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这使得利川市的务工农民缺乏竞争力，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容易工作不稳定，增加了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
建立完善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基本保障制度以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较大成功，其筹集资金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二）全方位促进就业
1、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培训，完善就业市场
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增加他们的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要面向市场，培养企业需要的员工，减少培训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根本，合理设置培训专业，科学确定培训内容，提高培训的“含金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强化对培训过程监管以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管理，严格测评考核。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岗培训、定向培训，实现培训与就业岗位要求的紧密挂钩。同时完善就业市场，以便于就业信息的传播，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减少交易成本。
2、土地流转和技术推广
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尤其是青壮年务工人员的增加使得土地大量荒废，另一方面，一些留在家里的劳动力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而出现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有利于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增加双方的收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息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的推广有利于增加农业单产，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经营面积，增加农业的总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技术人才对农村居民进行技术指导，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
3、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旅游业来创造就业
旅游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可容纳大量劳动力。我国旅游就业岗位门槛相对较低， 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要求较低，从业人员可实行快速培训上岗，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能在旅游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这对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同时利川市旅游资源丰富，气候宜人，近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不断的改善，这些都具备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条件。
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但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较大，而对劳动者的文化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创造更多地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法规建设，减免乡镇企业税费负担，畅通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要全方位多层次得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义务教育离不开投资和师资。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资金投入，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力度，减轻学生的负担，提高农村地区学校老师的工资水和福利水平，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实现老师的合理流动，改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的局面。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传授学生技能。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这一块一直被忽视，而且人们观念中的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比低、收费高、收益低，而且对职业教育的承认度较低。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职业学校的投入，减轻学生的负担。另一方面，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引导和监督，使得职业教育行业更为正规，同时，创新办学理念和教育方法，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信息社会，职业教育学校要建立起与企业的办学合作，培养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促进农村居民的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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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学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家庭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造成了农村家庭教育费用与支付能力相脱节。本文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农村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与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农村家庭收入存在着地区差异等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支出负担率 家庭收入 家庭消费支出 恩格尔系数
近几年，随着学校经费制度的逐步改革，教育市场作为卖方市场，收费的多少完全由学校单方决定，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相脱节。本文拟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地区比较
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支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教育财政政策就是开始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成本分担，收取一定的学费。从消费结构来看，教育消费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家庭为其子女求学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根据家庭教育支出所涵盖的范围可以分为基本教育支出、扩展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总教育支出四类。本文所用资料是按家庭计算的总教育支出的人均值。
表1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同人均纯收入一样，均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部差距。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总的来说符合从东到西减少的趋势，但中部的湖北省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小于辽宁省，而其人均教育消费支出高于辽宁省，这一差异便是来源于地区偏好的不同。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的比较
按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全部支出可以分别计算出两个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或
式中，或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是第i个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 是第i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第i个家庭的全部支出，n为抽样家庭数。
计算教育支出负担率所采用的教育支出指标是总教育支出，总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了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的现实，省市间的差异的大小说明了各地教育支出负担率的不均衡程度。（见表2）
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及恩格尔系数的比较
表3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基本上存在着从东到西增加的趋势，例外的省份是广东省和甘肃省，说明家庭消费支出的结构还取决于一定的地区偏好。此外，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按人均收入分组比较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
从收入分布看，按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的不同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教育支出负担率与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正向变化趋势；按家庭消费总支出计算的教育支出负担率除了最低收入阶层明显较低外，其他各收入阶层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农村最低收入阶层因为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以牺牲子女的学习机会为代价换来了较低的教育支出负担率。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较大，东部省市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部差距，其变化规律与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经济发达水平越高的省份，其教育支出也越高。此外，教育消费还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偏好差异。
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尽管其家庭教育支出额较高，但其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总支出更高，故其教育支出负担率较低。从收入分配看，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正向变化关系，收入最低的阶层家庭食物支出和教育支出负担率之和过高，负担过重，以至于为了保证其他消费支出而压缩本已很低的教育支出。
政策建议
应充分重视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改革现今简单划一的教育收费标准。国家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在教育经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办学条件，使各个地区的教育得到均衡发展，所有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进一步发展教育贷款、勤工助学和困难补助等形式的教育资助政策并完善其告知制度，通过招生简章和录取通知书等途径告知学生及家长有关资助政策，学校、各级教育部门和金融机构相配合，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现代消费观念和金融知识教育，使其敢于也善于利用国家有关资助政策支持自己或子女的学业，使贫困家庭学生不至于因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学的机会或中途辍学。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实行真正的学分制，使学生学习年限有一定的可伸缩性，利于学生更好的安排生产和学习，减少其上学的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关键词:农村;初中;小学;财政投资;资金支出结构;义务教育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122-06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总量长期不足,是制约我国农户教育水平提高、农村人群素质改善的因素之一;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结构优化则与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呈现正相关关系。许多研究者(比如安彦林,2005;胡东兰和汪欣,2005;王德文,2003;张玲等,2002;等等)都曾考察过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结构问题。研究的大部分结果表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管理级次过低;对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合理;教育投资的城乡地区差距大。江文涛(2006)利用1998―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现状,研究的重点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政策性因素特征。与本文出发点类似的是,申亚民(2003)曾考察过中国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结构并撰写了文章,该文依据经济学边际技术替代率思想,通过西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以及利用等效率曲线寻找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的合理范围。目前,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特征、现状的研究鲜有文章触及。本文主要关注于农村地区间的基础教育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试图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描述现阶段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的动态特征,以便为优化投资方向提供实证证据。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分析
1.国家财政性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与增速
从总量上看,根据下页表1中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快速增长,增建甚至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93年,我国农村初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额118.64亿元,农村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231.97亿元;到2003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376.42亿元和766.41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17倍和2.30倍;到200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468.28亿元和925.33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95倍和2.99倍。2004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总额达到1 393.61亿元,2003年达到1 142.83亿元,2003年比1993年增长了2.26倍。1993―2002年同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03倍。这说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是超前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符合教育经济理论的要求。从增长速度上看,现阶段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表1中,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名义环比增长速度只在2001和2004两个年份高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名义环比增速。根据下页表2,从环比增长率角度比较,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环比增长率仅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三个年份超出我国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其余年份均低于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如果从年均增长率方面考虑, 1997―2004年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3.43%,1997―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5.44%,均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6.61%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17.83%;如果从增长倍数上来比较,2003年与1993年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了4.31倍,同期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了2.26倍。上述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但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占的比例逐年升高,近两年,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速度正在加快。1993年,政府对农村初中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6.91%,2002年上升到72.26%,2003年上升到73.48%。1993年,政府对农村小学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小学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8.64%,2002年上升到76.77%,2003年上升到77.79%。从比例上看,我国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比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但其占教育经费、财政支出比例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2.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分类别数量与增速分析
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角度分析,由表2、表3数据,农村初中、小学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中,7个观察期期间以事业性经费支出为主体;事业性经费上升幅度较设备购置、基建建设等投资快,农村初中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237.70亿元,2004年上升到549.31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31.09%,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4.98%;农村初中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154.32亿元,2004年上升到403.25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61.31%,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7.36%;农村初中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83.38亿元,2004年上升到146.06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75.17%,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79%;基建支出经费1998年为30.45亿元,2004年下降到22.10亿元,2004年较1998年降低了27.42%,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20%;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2.22亿元,2004年上升到19.22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7.28%,平均每年增长7.84%。农村小学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479.36亿元,2004年上升到1033.1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15.54%,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3.65%;农村小学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341.31亿元,2004年上升到825.30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41.80%,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5.85%;农村小学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138.05亿元,2004年上升到207.8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0.59%,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7.06%;基建支出1998年为45.50亿元,2004年下降到31.10亿元,2004年较1998年降低了31.65%,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14%;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7.61亿元,2004年上升到22.68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28.79%,平均每年增长4.38%。反映义务教育财政紧张程度的公用经费指标农村初中从1998年的83.38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46.0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79%;农村小学从1998年的138.05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207.8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06%。从上述数据基本反映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总量水平目前处于保证人员基本工资稳定状态。
从趋势上看,在图1和图2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总量变化上升和下降包含的类别以及趋势基本一样。7个观察期间,事业性经费、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均呈上升趋势,但公用部分经费上升势头教为平缓,曲线没有代表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的曲线陡峭。在图3和图4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名义环比增速,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经费趋势大体一致,但公用部分经费和基建支出经费区别较大,尤其是基建支出,农村初中经历了先增后减再增的三个阶段;农村小学经历先增后减两个阶段。
(二)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占比情况分析
从农村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88.65%上升至2004年的96.13%,上幅7.48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57.55%上升至2004年的70.57%,上幅13.02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31.10%下降至2004年的25.56%,降幅5.54%;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11.36%下降至2004年的3.87%,降幅7.49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31.10%和11.36%下降至2002年的24.45%和2003年的3.0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25.56%和3.87%(如图3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表4)中, 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91.33%上升至2004年的97.08%,上幅5.75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65.03%上升至2004年的77.54%,上幅12.51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26.30%下降至2004年的19.53%,降幅6.77%;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8.67%下降至2004年的2.92%,降幅5.84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26.30%和8.67%下降至2002年的18.08%和2003年的2.4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19.53%和2.92%(如图4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分别为:-11.02%和-10.55%)。
(三)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描述统计分析
农村初中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中,标准差(由于其易受基数影响,仅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绝对差异)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30,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同组数据间)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8;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9,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农村小学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标准差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18,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3.17;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8,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
在上述四类分组数据之间,农村初中、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的变异系数(由于其不受基数影响,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相对差异)由高到低排序完全相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大, 数值分别为0.5124和0.4921, 说明其在各年份中四类教育经费支出构成比重中数据分散程度最大;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小, 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其余两项由高到低依次为: 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932和0.1473,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791和0.0700。
二、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总量增长较快,但1998―2004年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名义环比增长速度仍低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和财政支出的名义环比增速。第二, 1998―2004年间,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变化趋势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第三,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存在差异。组内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分别为5.30和5.18。组内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农村小学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5124和0.4921;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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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的建设，它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七、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一、学习目标
自治区、地区对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给予高度重视，围绕十六届五中全会，结合农村工作实际和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新内容和新要求。乡(场)镇党委要吃透文件精神，领会实质，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通过学习动员，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党员参与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农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增强农村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为“分析评议和整改提高”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具体安排
学习动员阶段自2005年12月5日开始至2006年元月5日结束。
（一）开好动员大会，做好思想发动。
乡(场)镇党委要按照《**市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层层开好动员大会，指导村(队)党支部制定出切合实际，便于操作的实施方案。乡(场)镇党委书记、村(队)党支部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好组织动员工作，村队党组织召开动员大会时，上级乡(场)镇党委负责同志(或联系点领导)要到会讲话，提出要求。通过动员发动，让广大党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参加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场)镇、村(队)两级动员会在2005年12月10日前开完。乡(场)镇党委将动员大会召开情况及时上报市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认真做好骨干培训工作。
乡场(镇)党委要积极做好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下派村(队)指导员、参学村(队)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的培训工作。让他们尽快了解掌握开展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内容、方法、步骤及各环节的要点，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制度，强调组织纪律以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扎实开展。
(三)学习内容
各村队党组织要把中央编印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自治区编印的《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应知应会》作为必读篇目，把《》作为学习培训的重点，把自治区下发的五辑《先锋颂》电教片作为必看内容。可把自学和集中学习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冬季农闲等时间及农民工返乡的时机抓好集中学习教育，要把先进性教育活动集中学习与农村党员冬季培训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出详细的集中学习计划，坚持时间服从质量。
选学内容：（1）《宗教事务管理条例》；（2）《条例》；（3）《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自治区村级组织管理规范》；（4）中央、自治区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5）与农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各类科普知识和种养植实用技术。
（四）讨论交流
在学习的同时，要紧贴农村、农业和本村(队)的实际，组织好三个专题的讨论交流活动。通过讨论交流，进一步找准制约本村队经济发展的“瓶颈”，理清发展的思路，为发展打好基础。
专题一着眼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和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主要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围绕这个专题，紧密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讨论如何进一步解决影响农村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与在农村党员中广泛开展的“走家串户、宣传群众、扶贫帮困、助民致富”主题实践活动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三培养两带动”制度，切实把此项活动落到实处，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专题二着眼于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的解决，积极推动和谐农村建设
围绕这个专题，从实际出发，讨论如何提高村民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程度；广泛开展“四化五比五转变五提高”活动，讨论如何强化村民爱集体爱家乡的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环境卫生整治，由爱委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牵头，号召和组织广大党员、团员带领群众开展一次“爱我家园，爱我家乡”主题实践活动，大力整治居民家庭内外卫生环境，并进行验收评比。特别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由党员干部带头对村庄道路两旁的乱堆乱放进行一次集中整理，改善村容村貌。
专题三着眼于管理民主和农村党支部与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解决，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素质。
围绕这个专题，讨论在村(队)党支部领导下，如何认真落实村级“四个民主”制度和“一事一议”制度；如何加强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三、学习方法
各村(队)党组织以采取集中学习，专题讨论，乡（场）镇领导干部作形势报告、上党课、邀请老干部讲革命传统、党员演讲和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组织好全体党员的培训。按照上级要求，市委将组织宣讲团，深入村队进行巡回宣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党员，进一步激发党员学先进、做表率,保持本色的自觉性。市、乡下派的指导员要全程参与集中学习讨论，发挥指导作用。领导干部要到联系点围绕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浅出，增强党员干部的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上一次党课或作一场形势报告。各村队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采取讨论交流学、集中辅导讲学、结对帮助学、电教直观学、典型示范学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开展好学习活动。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的作用，组织好有关教育节目的收看。在专题辅导时主要采用指导组讲解辅导学习的方式搞好党员的集中学习，讲解辅导要紧密结合农村实际，使广大农民党员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强化学习效果。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党员和文化程度较低而不能独立学习的党员要强化直观性教育，可采取“一帮一”专人领学、上门送学、结对帮学等方式进行教育。同时，开展“向组织说句心里话”活动，通过党员和组织谈心交心，进一步摸员的思想状况，为党性分析、民主评议和解决突出问题奠定基础
四、进行先进性具体要求大讨论
开展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大讨论，是学习动员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对学习培训的深化，必须扎实认真的组织开展。
（一）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范围：
村队党支部、支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其它党员
（二）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方法步骤
1、党支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提出
（1）各党支部要在认真学习《》、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六个坚持”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村队工作实际，提出符合村队支部实际和带领农牧民增收，具有本村队特色的党组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初步要求，形成党支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初稿。
（2）各村队党支部在提出初稿的基础上，通过召开由“两委”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及群众代表、“三老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对初稿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修改完善，形成党支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二稿并报乡（场）党委审定同意，作为党支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定稿。
2、村(队)党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提出
按照党员自己提、党员共同议、群众代表评、支部班子定四个步骤进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讨论，概括提炼出符合农村党员各自实际的保持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
第一步：每名党员联系实际自己提
各党支部党员在集中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对照《》要求的八项权利，八项义务，结合自己的平时表现及所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学习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六个坚持”，进一步明确每个党员认领岗位的具体职责，提出反映本人特点，符合个人实际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初步要求，形成党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初稿并报所在党支部。
第二步：互相交流大家议。
在党员自己提的基础上，各党支部必须召开由全体党员及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紧密联系每位党员自己提出的具体要求开展深入讨论。具体程序是先由党员本人在座谈会上宣读保持先进性具体要求初稿，参会人员根据其党员现实表现，结合党员权利义务形成二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最后由党支部提出修改意见，交党员本人进行修改。
第三步：集思广益组织定
党支部和下派工作组要根据《》规定的党员基本要求，结合党员的具体实际，对党员提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严格把关，督促每个党员形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的定稿，要求在今后认真对照落实。
审核审定
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党员的村委会主任（队长）的具体要求由上级党委和市下派指导组组长共同审定；支部委员及一般党员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由下派工作组和党支部委员会审定。
五、几点要求
1、学习动员阶段是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参加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农村党员分散性、流动性比较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差异较大。还有少数党支部工作方式方法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个别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个别地方党群关系比较紧张等等。这都给集中学习造成一定难度，各党组织特别是第一责任人，要认真履行职责，把先进性教育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完成，思想上高度重视，组织上充分保证，措施上扎实有力，要克服重重困难，合理安排工作与学习，做到确保学习时间、确保学习质量、确保学习覆盖率。
村队党员干部要对先进性教育办公室编印的《应知应会知识》熟记于心，立问立答，一般党员要熟悉。每个专题的学习讨论结束后，党组织要组织一次考试，成绩报各乡（场）镇党委先进性教育办公室。
xx区教委全力实施“三万计划”，立足“支教”助推城乡教育统筹发展，三年累计派出支教教师200余人，上挂农村薄弱学校教师300余人，树立支教典型教师28人，评选支教典型示范校18个，对口支教农村薄弱学校34所，累计培训农村薄弱学校教师5000多人次，推广先进教学教法13项，支教教师上示范课600余堂，撰写教育论文200余篇，对支教学校提出教育教学合理化建议1300余条。具体工作唱好了“三字经”，做到了民情民意在一线掌握、党的政策在一线落实、干部作风在一线转变、科学发展在一线体现，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选派教师“严”。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确定计划实施方案，把“支教活动”与“统筹城乡”、创先争优等活动结合起来，严格支教教师选派，从城区学校选派人员思想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支教，每年城区学校选派的50教师均为名骨干教师。在选派教师支教的基础上，还创新举措，选派100名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到优质学校上挂锻炼，支教和上挂教师为期一年，均与职称评定、年度考核挂钩。通过教师上下流动，促进了城乡师资配备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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