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训，主要是指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但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劝谕、诫勉。传统家训的教化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究其根本，却始终是围绕齐家治家、教诫子弟、处世指导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关键词】南方 北方 南北差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生活资料的空间配置和组合十分优越，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之国都出现在这一代。地理环境？，是指能够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系统。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产生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单纯的从地理上划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一般都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以南被称之为南方，以北则称之为北方。然而文化上的南方和北方的划分一般则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称之为南方文化，以北称之为北方文化。罗家伦先生曾在《历史的先见》中写到：“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所以说，中庸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南方和北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南北文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表现在性格差异、饮食差异、艺术差异、方言差异以及建筑差异等方面。
首先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造成北方人的生活条件较差，人们的心思大多会被用于和自然斗争，和生存斗争。因此北方人的思想比较单一，直率，质朴，甚至可以说是纯真的傻，在思维上善于走直线，不喜欢拐弯抹角。因为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显得非常渺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于是北方人习惯于过这种简单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他们身材高大，粗犷彪悍，性格暴躁好斗，思想上则比较保守，进步虽迟却得寸守寸，败之不易。相比较北方南方则生活条件良好，人们的心思在满足生活所需的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剩余，他们就可以对自身和大自然进行冥思，于是文学，艺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在南方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逐渐养成了曲线思维的习惯，做事比较含蓄委婉，在考虑自己的情况同时还会考虑别人怎么想，因此处事灵活，头脑发达。相对北方人的好斗直爽，南方人则习惯于安逸委婉，勤于休养，身体柔脆退化，性格温婉喜和，比较开放，但感官敏锐，害怕死亡。
其次北方人与南方人性格上的迥异造就出南北方饮食文化差异。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喜吃米；北方人喜欢大块吃肉，南方人则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的烂烂的，炒的嫩嫩的；北人喜欢大碗喝酒，甚至在冰冷的冬天也喝冰啤酒，南方人则喜欢把酒烫的温温的，甚至是煮出来的“黄酒”；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不能如厕，北人就无所谓，即使只吃肉也不影响；北方人爱吃饺子，尤其是过年或者团圆的时候最不能缺的就是饺子，在北方人看来饺子意味着团圆。南方人喜欢吃混沌，北方的饺子用醋蘸蘸就吃了，一口一个，而馄炖则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这也就体现了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考究；在调味料方面：南方人喜欢吃葱，北方人喜欢吃蒜，南人喜欢吃泡菜，而北方人爱吃咸菜；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南方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方人吃辣椒则是为了驱寒，南方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方人则多是干辣、酸辣；北方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不包括其他，南方人喜欢把吃叫做“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方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茶，细细品味每一种茶的味道。北方人大多只喝花茶就够了，他们觉得花茶既香且浓，却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北方人不懂品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如龙井、碧螺春，因为这些茶大多味道太淡，所以要细细品慢慢嚼才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这正如南北方人的性格，北方人直爽而南方人则感情细腻。
此外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艺术的差异上：比如北方唱戏热闹喧天，甚至有些剧种干脆就是“吼”出来的，如秦腔。而南方唱戏则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的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方剧讲究的是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绎历史剧。南方剧则是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方剧艺术的代表就是京剧，其特点是男人妆扮女人。南方剧艺术的代表则是越剧，其特点是女人妆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够唱出一股子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咿咿呀呀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具有男子气概，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唱出来的。北方人唱歌是燕赵悲歌，悲壮、苍凉、激越、凝重、悠远，南方人唱歌则是轻快、婉转、玲珑、亲切、凄凉。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来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方调或北方调。
另外，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语言方面则表现在方言上，比如骂人，南方人喜欢骂人是瘪三，冲子，十三点，二百五，一般事从经济收入题，原因是南方人多少受到徽商文化的影响，因为穷人受教育程度不如富人高，而且骂得很委婉，充分表达了对你的蔑视，很符合南方人的思维习惯；北方人骂人骂得很干脆直接，比如下三滥，彪等，一般是从道德品质入题，这主要是受了北方晋商文化的影响，就事论事，从不指桑骂槐。在称谓上，北方男人称朋友父母为咱爸咱妈，偏重于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南方男人则称朋友的父母为张叔李姨，偏重于双方父母的关系。北方女人称公公为爸爸，是顺着丈夫叫，南方女人称公公为爷爷，是顺着儿子叫。
最后南北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南北方在建筑上风格明显，各成系统，一提起南方的建筑，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那小桥流水的美丽画卷，江南的一些旧式的保留着原始气味的小镇，比如乌镇，它们大多是一条小河流过，两岸都是青灰色的小房子，一顺的马头墙，青灰瓦，安安静静的。由于南方纬度低气温高，多阴雨潮湿，所以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是高而尖，且建筑的窗户较大，这样是为了利于通风散热，及时排水。北方维度较高，气温低阴雨少，所以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数是平的，建筑的窗户较小，这样利于太阳直射取暖，且可以收集雨水，增加资源的利用，缓解干旱。在园林的设计上南北方也各自不同。南方园林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且层次分明典型代表就是苏州园林；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大多平缓严谨，粗壮质朴，内外空间界限严格分明，典型代表就是皇家园林。中国著名的园林学家陈从周总结中国园林特点：南方为相间，多敞口，北方为窝多封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的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南北文化的特点来实现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的文化更加辉煌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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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文化；传承
（1）目前，中西方文化正处于大规模地交汇、碰撞与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中具有许多宝贵的、为中国所十分稀缺和需要的成果，诸如科学技术、市场理性、法制精神、个性发展、创新智慧等等，我们需要很好地消化吸纳。同时，西方文化有一些糟粕需要防范和清除，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而目前的中国人深受西方不良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想。
在中国，到咖啡馆喝咖啡被认为是一种时尚，在西方国家喝咖啡只是家常便饭；“哈韩”现象普遍存在，以致被认为是时尚潮流。这种影响还表现在艺术追求方面，年轻人爱寻求刺激，把一切都看作是游戏。他们喜欢美国大片，导致中国名导演也是迎合西方人的胃口来拍电影，追求宏大场面，而不追求实际内涵。酒吧摇滚乐近年特别流行，歌手边喝酒边唱歌，那些到酒吧喝酒的人，也是不分年龄，一律疯狂。
由此，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和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
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最快。[1]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没有正义感，失去了同情心，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最有害的是，一夜暴富引领着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四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如果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我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大可不必将其与主流社会的取向完全对立。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人们的基本道德底线教育可以由宗教来承担。
（2）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需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西方文化，我们过多地借鉴吸收了其形式方面，模仿味道相当浓厚，但却缺少真正的时代精神体验；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在一种符号和包装意味上认同传统，而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却仍有待发扬光大。
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鉴于目前我国法定节假日体系的实际情况，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给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要传统节日增加法定假日。[2]
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种传统的节日文化代代相传，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传统节日，也历来被人们所看重。因为传统节日是聚集民族情感的一个载体。民族感情弥足珍贵，将其弘扬、彰显，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归属感，是十分有益的。“过传统节日”，过“年味浓”的春节，则是抒发这种情感的一个机会和手段。节日里，人们沐浴在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中，品尝传统美食，回味民族历史，讲述文化传统，使人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愈加和睦。
以春节文化来说，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中春节前的腊月，就有着很多的“说头”：腊八要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贴窗花、除夕晚上的年夜饭等等。这些“说头”中，有传说、有故事，蕴含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知识。如习俗文化、礼仪文化、节庆文化、孝文化、餐饮文化、书法、剪纸文化等。这些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很高的品位。目前，春节放假日期一般从初一到初七，也有人提出应从大年三十开始放假，因为大年三十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全家团圆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中国传统节日与其本质和内涵渐行渐远，春节成了“送礼节”、清明成了“烧纸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了。近年来，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洋节日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所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倾向严重，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社会功能也越发单一了。
不少国人对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及其文化持否定态度，至于民间庆祝传统节日的“八仙过海”、“踩高跷”、“跑旱船”等传统习俗，也一律被归纳到“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范畴；但是，他们却异常热衷于庆祝洋节日，目的是为了感受洋节日的“浪漫、激情和豪放”的气氛。总而言之，在某些人眼中，但凡来自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及其文化就意味着“迷信、落后和愚昧”。而来自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统统被列为“浪漫、激情和豪放”的化身，属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代表。这种状况有待国人深思。
中国传统端午节，总被国人当“粽子节”在度过，结果被韩国人抢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借鉴意义。
（3）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衰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发出了提倡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呼吁声。但是，没有消除某些国人因崇洋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持着扼杀、自毁、自灭的态度，又将如何发挥并提高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必须先“出口”然后才可以转为“内销”？
当下中国文化氛围和品味并不比西方强，某些方面甚至更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这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而且源远流长，同时渗透在很多方面。很多人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传统看法。现在基督教已有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多数人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已逐渐淡化。
东方文化讲究精神文明，中国精神文明更是源远流长，而现代西方人则偏重追求物质文明。可是，目前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还赶不上西方及日本和新加坡。西方精神文明早已存在堕落趋势，很多海外有识之士呼吁用东方文明来补救西方文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重新构建。当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加以重视的时候，外国人却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纷纷要求开办孔子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说孔子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也包含了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
武汉电视塔（曾是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塔）上面曾经出现的洋烟广告让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中国人看着很不是滋味。这类广告若出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必定会引起民众公愤。可以说全世界对香烟广告一般都有限制，何况在民族精神象征之处。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来检查，洋烟广告才撤了下来。
由此可见，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我们不能采取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4）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文化记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立于世界的重心。任何传统艺术形式都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独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现代世界有着积极意义。[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如果我们摒弃偏见，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内向的深入挖掘，就会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它对提高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作用，将不亚于经济和科技。
1）警惕文化糟粕，营造一个清洁的文化氛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炒作“名人”隐私、网络、“恶搞文化”等如今已经成为“流行文化”；除此之外，当下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火爆，其实也是在恶搞历史。这些必需引起我们的警惕。这股“恶俗风”是一些精神“毒药”。虽然一个民族需要幽默和笑声，但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化内涵，现在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什么都可以毫无禁忌地随意歪曲、取笑，很多的“娱乐”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传统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观丢失了，久而久之，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被毒害。
2）使全体国人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加快文化立法。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必然体现为民族文化。要避免传统文化水土流失的现象，首先应当唤起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使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树立文化自豪感，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政府、社会、学校、新闻媒体、出版部门、文艺社团都要想方设法。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它们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二是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江苏、浙江等地于2006年已相继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现代传媒的决定作用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国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又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调查发现，之前人们自觉读《论语》《庄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少，经过于丹的阐释，人们的兴趣提高了。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由此引人思考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前总有人空喊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效果不显著。有人甚至由此评价如今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不如一代”。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且不论于丹等诸位学者的讲演引起了学者褒贬不同的评价，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永远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4）正确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日本、新加坡发展了，但它们把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也保存了很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已溶合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现代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北京本是历史名城，但现在已被钢筋水泥淹没了；而巴黎、柏林的老建筑则保存得很好；法国古老的拉丁区至今风貌依旧。而中国摧枯拉朽地拆毁了老建筑，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提倡精神文明重建，发扬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期，都要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成分，再加上今天新的创造，三点结合起来，以我为主，以今为主，就可以做得更好。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偏见，使我们不能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5）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上曾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恨不得把传统文化彻底消灭；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传统文化神奇化。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具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已有举世瞩目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应该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一样，无需顾虑重重，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把古代、近代、外国、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凡对我们有用的都拿来，统统为我所用，加以吐纳、吸收，以重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 唐旺盛.幸福指数为什么不能取代狂热的GDP崇拜？[N].中国经济时报，2006-7-15.
[2] 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1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将会日益发展
西学东渐的文化改良，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传统武术文化也同样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强烈冲击。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冲突，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武术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奥林匹克运动虽然是近代国际体育运动的最高代表，但并非真正容纳了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它在推动世界各国开展民族的体育运动时，也充当了向全球传播和普及西方体育文化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受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理论、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原理、社会习俗等影响，因而它具有封闭性，而且在长期的封建中央集权限制下，比较重视整体的东西、宏观的东西、共性的东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2〕。西方文化是在希腊城邦制中发展起来的，它看重平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中国文化侧重于内心修为、自然、继承传统、安逸。西方文化复兴的是个性、自我超越、创新、奋斗、反传统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武术呈现出:(一)民族传统武术中的部分民族传统项目已经开始消亡或逐渐走向消亡；（二）“西学东渐”使我国各民族文化被外来民族文化所同化，一些传统武术项目已经逐渐消失；(三)因西方竞争体育的传入，篮球、足球等项目已抢走民族传统体育的观众和参与者，使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者减少；(四)民族传统武术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已成为人们休闲之中的生活点缀。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他们的选择有了更快的节奏，人们的目光瞄准了NBA的飞人和足球世界杯的绿茵，他们的兴趣逐渐离开了武术。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环境中将某种技能有机会表现和发挥。处于不同区域的民族体育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成长的，在封闭的环境中，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主体，血缘维系的人际关系重点是敬祖，存在着强烈“辈份主义”色彩，人们行事严格讲究辈份，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权利是严格按照辈份的高低排列的。
武术作为传统文化，涵盖内容纵横交错，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拳种人物等方面千差万别，研究内容非常宽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稳定的农民生活适合于血缘家族的世代延续，因而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倾向甚为明显。师徒之间的关系血缘化倾向导致各门派在技艺上的千差万别，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传统，并在各门派之间相互保密，成为“祖传秘方”的封闭状态〔3〕。传统武术的区域性也非常明显，改革开放迅猛发展，与世界的交通与信息传递日益发达，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由师徒授受制改为学校教育制，武术交流更加普遍、武术门派是一个封闭文化环境的产物，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那么这个环境一旦开放，当更有利于传统武术的继承。
2 努力构建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体系
中国人很重视自己的武术文化。民族武术文化的自尊，是对民族武术文化的认可，对民族武术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依恋和从容的把握。要树立武术文化自尊和自信，必须依靠一定的武术文化张力。武术文化张力主要是由精神文化作用于人而产生的观念形态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靠弘扬武术文化、传承先进武术文化激发出来的。传统武术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大量的科学知识外，还有许多富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内涵，是民间知识的重要来源〔4〕。近年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关注。要使传统武术在民间更好地发展，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民间传承和发展武术文化，如何在民间创造一个习武氛围。武术文化的传播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笔者认为，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氛围的个人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某种人格结构，并会由于得到社会的鼓励而不断得到强化。营造一个好的习练传统武术的社会氛围，这需要并非少数的老武术家和更多寂寞的、传统武术传承者忍耐住现在生活的清贫，只有这样，才能守住明天传统武术文化复苏的希望。同时更需要我们对传统武术文化有清醒认识。对于民间武术文化，我们不应也不能只把它囿于练武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拓展它的范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关爱武术文化传承，因为武术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人都拥有认识武术文化、享受武术文化、创造武术文化的权利。尽管他们对武术文化传统的诠释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层次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但他们在武术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积极性上却是一致的。
传统武术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大有希望，我们要珍视和立足于这一十分有利时机与基础。一个古老的文明或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国家首先应该树立武术文化自尊，在高层，要形成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战略思考、系统政策。当今时代的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日趋深入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下，他们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重要的一条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条件下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5〕。因此，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武术传统文化。如今是信息时代、知识时代，武术要想引起国民的文化自尊，政府决策、媒体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全面系统地宣传武术文化教育思想，加强人们对武术文化思想的深刻认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应该加大对武术的宣传力度并出资扶持传统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巳经呼吁过多年,问题现在依然严峻，并未得到明显改变。对武术历史的轻薄态度很容易导致丧失民族自尊和自信，丧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剑道为什么在日本发展得这么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国家高度重视，日本为了向我们国家灌输剑道，可以做到路费住宿费等由传教者出，只要给日本人提供场所和学生就可以把剑道技术免费送人。这种“金钱加技术”的特有传播方式，使剑道得到了快速发展〔6〕。
3吸收外来文化与民族武术文化的自强
传统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驿站，用来承载民族的认同感，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生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少人在追求“武术创新”时，却忘记了武术继承传统的重要性，例如将西洋体操嫁接到武术中来，结果造成了“奢华的滑稽”。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术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受民族传统文化中其他文化的影响与渗透，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共进，已是明显的武术文化现象，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武术的过程中，只求与外来文化的接轨，而忽略武术的文化内涵，我们拿什么复兴传统武术呢？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用全球化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并寻找扬弃的方法和途径。武术文化自强也是民族文化的自强，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强。当前，唤起全民族的武术文化意识，使武术文化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这必将大大推动武术的发展。
提高武术文化层次，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武术文化的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精华，发掘其价值；需要把中华武术文化同火热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千秋大计；需要将中华武术文化建设变成大家关心的事情，众志成城，齐心协力，通过共同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中华武术的复兴。我们的武术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的技击文化顶礼膜拜。“武术文化自强”也是指一种武术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最高层次要求深刻反省旧武术文化的痼疾，适时展望新武术文化的前景，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传统武术文化昭示于世人的是东方特有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尺度，其中饱含着传统文化精华。当然，传统武术文化中也有消极的、糟粕的东西，特别是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武术文化中传承的封闭、落后与保守性、故步自封等历史局限。培养国民的武术文化自强精神，就是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武术文化里的好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中间去，把我们武术文化中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2006年6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批准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但从另一方面讲，被列入部级非物质保护遗产名录，也预示着这些宝贵的武术文化拳技的濒危性。国务院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它提醒世人，武术保护工作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反观现在，从武术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武术拳种需要重点保护，需要进入部级受保护的非物质遗产文化名录。对于一些阻碍我们对武术发展正确认识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我们要大胆探索，精心考证，还武术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进，取得了新的有价值的成果，这主要是得益于许多默默奉献和对我国武术发展前途担忧的武术学者的长期艰辛研究考证和探求，这为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结语
在不少地方传统武术特别是一些稀有拳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这些拳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亟须尽快扭转和改变传统武术的这种生存局面。我们特别应该注重民族武术文化自身能量的发挥，努力提高我们的武术文化自尊与自强，使绵延数千年的武术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我们要警惕传统武术的舞蹈化和戏剧化倾向，更要精心守护我们最后宝贵的武术家园。因此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任凭传统武术的自生自灭，留下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郾找原因不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目的，保护才是真正的目的。拯救我们濒危的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梳理清保护文化遗产的正确思路，保证我们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每一个炎黄子孙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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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简约主义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朴素简约之美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在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近乎清心寡欲、朴素自然的风格，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和规范，不但融入了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深刻地影响了无数设计师、消费者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简约主义理念，其本质意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即寻找事物的本质，就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而言则是寻找和研究对象、材料、形式及空间的真正价值和本质。强调自由，让空间和形式摆脱那些阻碍人们真正欣赏它们的干扰来表现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主张“少即是多”，珍视简朴这种道德和美学的法则，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平和与卓越。
然而简洁明晰、纯净精致、实用而朴素无华的简约主义设计理念与中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提倡的反对过多的雕饰和纹饰的简洁、纯朴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看似简单随意的形式，却包容了饱满而丰富的内涵。北欧人臻于化境的沉默含蓄，与古老东方拈花不语的玄理禅境不谋而合，从简约主义艺术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遥远却曾经熟悉的自己，它的简约凝练，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一股清新纯朴的气息。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审美情趣。有着“尚清”“尚和”的审美追求，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这与简约主义设计风格所蕴含的沉静、质朴的意境不谋而合。
一、儒家“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的简约之美
中国的艺术和工艺设计以朴素为美的审美倾向，首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论语·八佾》中记载相关的“绘事后素”，意为绘画先以素粉地为质，后施五彩，再以素色粉底以修正和定稿。据《考工记》记载：“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可知“素”（即着以素色，古代所谓“素色”就是纯净单一的颜色，“白则正白，黑则正黑”）是“功”（即完成作品）前的最后一道工序。着素之后，全部工艺也至此完成。既然任何精美绚丽的图案都要经过“素”的修整才能完成，可见“素”的重要和关键。原诗中还提到“素以为绚”就是以“素”为“绚”，它包含着用“素”代替“绚”，“素”胜于“绚”的思想。即在美学层次上重朴素而不重浮艳、重本质而不重形式、重功能而不重装饰。对现代的设计艺术和设计理念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另外，《论语·雍也》中还记有孔子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也是孔子关于美学原则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文”是指纹饰、装饰，“质”指本质、实用。他扬弃了“质胜文”和“文胜质”两种片面的倾向，认为“质胜文”会导致设计入“野”，粗陋丑恶，缺少文采和审美意境；而“文胜质”则会将设计带入“史”，华而不实、矫饰做作和繁冗奢靡。好的设计应当不偏不倚，“文”与“质”要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在中国审美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的设计美学传统中强调实用，以用为本，这是以质朴为尊，以无装饰为贵，以质朴为雅，以华丽为俗的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同时又注重本质，注重人性，尊重情感的精髓，同简约设计理念非常接近和相似。
二、道家“寂寞无为”“疏简素淡”的简约之美
道家哲学是中国人文艺术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中国的视觉艺术与设计艺术的基本形态特征大致为：布局上求“疏简”、色彩上求“素淡”、技法上求“生拙”、表现上求“含蓄”、趣味上求“天然”等等，几乎都能从道家哲学中找到渊源。中国艺术的几个重要范畴：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也都是简约之美的具体表现。
中国艺术以“天真、自然”为美，主要是受到道家“贵真”的思想的影响。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认为未经雕饰的朴素的语言才具有真美，才真实可信。因此，“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成为中国艺术的最理想的目标了。这也是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追求和目标。
同时道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天”即是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应顺天而行，从而“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亲密无间互通互融的。在中国的设计观中，好的设计应像自然一样生息自由、灵动变化而又朴素无华。设计和设计实践都应该“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道家认为自然的一切是最和谐、最完善、最美的，人们只能去顺应它、“效法”它（“道法自然”）。“大巧若拙”就是“大巧因自然以成器，故拙也”。
道家贵真也贵淡。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平淡是美中之美，是大美。以绘画为例，水墨画以墨为彩，是通过墨色浓、淡、深、浅、干、湿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光与色的韵律和画者的思想情感。以平淡、朴素、幽远而含蓄的方式表现一种高雅脱俗的情调。作画要求笔简意赅，要以最简练的笔墨塑造生动的形象，表现丰富的内容。形象简括，“空白”就多。在水墨画中，绝大部分不用色彩，只有纯一的墨色，极少用到其他颜色，若用到其他颜色也仅仅是一个点缀。庄子说：“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这里的“纯素”决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中有至味。我国古代江南民居的外观造型和色彩也非常简洁——白墙黑瓦。黑白分明，给人以宁静淡泊的惬意。简约高大的白色外墙上面，少有装饰，就是开窗也很小很小，灵巧而美观，与那些黑色屋脊门楼上方挑出的飞檐形成对比，显得沉稳而凝重、简洁而明朗。
“疏简”也是道家所倡导的一种审美意境。无论为诗、为画、为文，尚简的风尚我国古已有之，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这与简约主义的先驱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法贵天真”“虚静恬然，寂寞无为”，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崇高和效法。力主人们在自然、恬淡无为之中回归于自然的境界。道家思想跟简约主义重视环境、尊重自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重材质自然之美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三、墨家、法家“去饰至用”“尚质尚用”的简约之美
墨子思想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主张厉行简约、反对浪费、坚持“非乐”。墨家思想对美和艺术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墨家“尚质”“尚用”，要求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在文质关系方面，墨家也是以质为先，重质轻文，反对以文害质的。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对当时繁缛华贵的艺术追求极为反感；对王公贵族崇尚绚丽、崇尚华采辞章、崇尚黄钟大吕的乐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些音乐艺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下》），却造成了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谓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墨子曰：“乐非也”。墨家主张一切艺术与设计要“尚质”“尚用”，要充分体现事物的本质美，要一切从实用出发，从功能出发，反对为装饰而装饰，对多余而无用的装饰深恶痛绝。这与阿道夫·卢斯的“装饰就是罪恶”的简约主义设计思想如出一辙。
四、文人艺术“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简约之美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古代艺术的各个门类，特别是在书法、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艺术和工艺设计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是集文学家、科学家、设计家于一身，像徐霞客、沈括、李渔等人，除在文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以外，在设计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建树。由于文人特有的文化功能、人格特征、思想传统和艺术实践使得他们的艺术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以朴素为美，追求“平淡自然”的意境，“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以及简洁实用的设计观念。
最高的美，真正的美应“敛其芳姿，止其铺丽，而葆其朴素平淡之纯真”。即简洁实用是其最高境界。王弼《周易注》云：“处饰之终,饰终反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扬弃文人艺术中雕饰浮华的一面，渐渐达到了返璞归真，以质为美。李白所崇尚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仅是他个人对特定的诗美的追求，更是整个唐代文人所普通追求的美学境界。宋代文人对朴素美思想的深化，正是对文人艺术中“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也成为传统审美文化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观念和无形的灵魂与精神。
总而言之，简约主义的设计理念，同中国传统的艺术设计观念，有许许多多相通的地方，这也是简约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流行，并成为当今设计界的主流思想和风格的重要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孙媛媛.文人艺术朴素美的哲学渊源[J].南京：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2.
[2]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3]郑榕玲.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含蓄美[J].装饰.2003.11.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的核心为了确立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岩佐茂抛开过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分法”，把“人”与“自然”二者择一的主体观，转换为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类关系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并以此重新定位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正是认识到人类对“利益”的无尽争夺而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批判认识的结果。
（二）岩佐茂生态思想的制度设想岩佐茂在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时，也把组织生产的社会制度问题放在重要环节上。岩佐茂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但是，他所要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不仅关注环境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2]。他没有看到我国当前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他的理论目的是想以生态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博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而纯粹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一）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道法自然”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老子看来。“道”是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老子的“道法自然”正式将自然作为一种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来。“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在世的状态与过程，体现了一切存在者的当下生存状态和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儒家“仁民爱物”的生态智慧儒家对自然的关切是一种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扩展。把人类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儒家的人际道德是基本道德。自然道德是次要的，二者的关系是以人的血缘亲疏联系的逐步向外扩张。儒家对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的爱，在伦理学上是从仁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的扩展。在自然观上，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三才”——天、地、人的协调一致。儒家孔子对“天”是抱着一种阙疑的态度的，他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自然主义地对待“天”的运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将“天”确立为“天命”；而荀子则明确为“天道”。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自然观体系。荀子进一步肯定了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在荀子看来，宇宙是由天、地、人三要素构成的，它们应分施不同的职能。正是这三种职能的匹配，才构成了宇宙整体的运行。荀子赋予中国古代“三才”学说以新的意义。用“三才”的思想表达出了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三）佛学“尊重生命”的博爱意识佛教不是生态学，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保思想，具有独特的生态观。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之中．而且以潜伏的状态存在于无生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清净佛土，真爱自然就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天然使命。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强调“依正不二”，即生命主体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从佛教思想来看，虽然佛教的信仰并不能解决人类对生物的保护问题，但佛教的道德信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却无疑是有价值的。
三、二者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岩佐茂生态思想都是从整体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体的观点来看待二者的关系，反对单纯强调其一而忽略其二的重要性。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的角度，强调“君子有好生之德”。岩佐茂则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途径上，要注重人的自省与内敛，通过个人修养来实现和谐。在最终实现的和谐状态上，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要实现的是回归原始的和谐，是一种没有充分发挥人的特有品质的低层次的和谐，岩佐茂要实现的则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高层次的和谐。岩佐茂对生态伦理核心内容的新定位，启发人们思考构建生态文明的有益方略。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鼓舞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我国虽然经济一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源的迅速枯竭却会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如何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说，岩佐茂环境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开发与保护环境并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加上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其目标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开发自然资源时，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更应优先考虑生态效应，要知道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还应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提高人类认识、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既不能单纯的强调开发，也不能单纯的强调发展，而应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协调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
（二）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美丽中国
十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方面能够缓解我国资源、能源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
（三）正确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含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思想。他倡导的生态消费观，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分析当代社会出现的非理性的消费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大众消费很不理性的现象，过度消费、盲目攀比等一系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出现。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
小结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
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美国品德教育联合会主席麦克唐纳先生也曾说过：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但没有品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是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可以说在对人的整体评价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为关键的。个人品质不过关，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残缺品、废品甚至是危险品。
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他们崇尚奋斗，渴望成才。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以及一定程度上大学教育对德育的忽视，使一些大学生在观念、道德上产生了错位和倾斜，如缺乏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理想追求淡化，缺乏远大目标，自我意识膨胀，行为失范，贪图安逸，追求生活享受等。这些错位和倾斜既使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难以实现，也使一些大学生难以承担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
如何进一步做好大学德育工作？如何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为国家培养品质过硬的人才？这是高校教育始终面临和探讨的问题。对大学生德育教育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重要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德育资源，历经几千年的积淀、筛选和发展，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与当前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一致。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深藏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倡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子强调“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现代成功者必备的条件，对今天的大学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史上，一直强调民族至上、国家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倡导“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精华，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从孟子的“以天下为己任”，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深入挖掘这一资源，可以促使学生以前人为榜样，懂得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从而自觉地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和而不同，执用两中”的处事原则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它的基本含义是和谐，主张“和为贵”、“天下一家”、“以和为贵”、“持中守和”等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美好境界。孔子强调的“允执其中”告诉人们，“持中”就能“和”。“中和”观念已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挖掘这些文化资源，既可以帮助学生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又可以帮助学生在多元世界中学会包容和体谅。
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的宽厚之道
主张宽厚，推崇“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周易》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讲“报怨以德”、“心底无私天地宽”，孟子提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都包含了理解、宽容、善待他人的精神。这种宽厚之道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性格情感，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挖掘这一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见利思义，坚守气节”的思想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鄙视只顾一己利益的行为，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获取个人利益时，主张要考虑是否符合“取之有道”的原则，先义后利，义以为上，必要时“舍生取义”，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孔子主张“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重视气节和人格的体现。千百年来，这种坚守气节、“士可杀不可辱”的浩然正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铸造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挖掘这一资源，对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观，培养自尊自立的现代人格提供了有力保证。
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以诚相待，言而有信”的优良品德
以诚相待，言而有信是中国人的道德信条和优良传统。以诚相待，言而有信，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是一个人人格必备之义，也是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睦，业无诚信不兴旺，国无诚信不稳定，世无诚信不安定。古人说“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这些思想和原则，从传统到现代，从理论到实践，依然是个人处理与家人、他人、社会等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讲诚信、重承诺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呼声。在大学生中大力提倡和弘扬传统诚信思想，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慎独内省，见贤思齐”的修养方法
修身养性，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儒家特别重视心理感化对道德修养的作用，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就是“慎独”和“内省”。“慎独”是指一人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操守。“内省”是指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通过自觉的“省察”使自己日臻完善。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应该通过慎独内省、见贤思齐的修养方法，把道德由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心的自觉，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实践，从而较好地解决知与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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