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政治学；地区共同体；生态社会主义
Abstract:Theaimofenvironmentalpoliticsistofindthepoliticalcausesthatresultinecologicaldestructionandtoprovidepoliticalreasonsandsolutionsforenvironmentprotection.In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isalwaysconsideredasoneofthemosteffectiveapproaches.However,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hilosophy,holdsthatsuchanapproachcannotdealwiththe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inmodernsocietycompletely,becausethepoliticalviewof“community”isthekeytoenvironmentalproblems.Inthissense,thevalueofecosocialisminenvironmentalpoliticsisreflected.
Keywords: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ecosocialism
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是因为生态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切身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学术界围绕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一种“诊断性/救治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它需要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要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源和原因进行诊断；第二，提出可以用来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决问题的处方。
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切入，可以得到不同的诊断结论以及相应的救治方案。如果说生态伦理学主要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挖掘那些带来生态破坏的伦理观念，并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方案的话，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由此观之，生态政治学的讨论，实质上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因为人们在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了问题；生态政治学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加以改造甚至抛弃，以建立一种同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相匹配的政治结构及其理念。
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提倡“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建设“地区共同体”（localcommunity）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缓解生态压力、规避生态破坏的合适方案，因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而笔者却是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其予以梳理和评析。笔者也认为，虽然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问题。因为现代生态困境的基本事实亦其最大特征便在于，生态破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之所以难以解决，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一、不平等的支配性结构：政治视角的诊断
从社会政治层面对生态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方面，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socialecology）思想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显著的环境正义理论（environmentaljustice）是值得首先关注的思想典型。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出现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它们富有启发地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政治的诊断思路，即它们都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结构。由于其观点已得到诸多的专门研究，笔者本文不再重复，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基本思路。
“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1］，这是布克钦的一句名言。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2］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了生态破坏？布克钦的答案是，症结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即“阶层制”。这种政治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社会力量、交往身份等方面总是存在一种地位上的“势差”。因而，一部分人成为支配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支配者。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政治结构上因现代国家的权威建立而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布克钦因此认为，国家乃是阶层制最为严格而确定的存在方式；在国家中，“支配—被支配”关系最为强硬。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支配，因此在生态问题上，这将从两方面带来不利结果：一方面，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人们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总是采取命令、指使等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已成为人类行动的主流方式，那么它不仅会使人在面对同类时采取这种方式，而且在面对自然生态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正如布克钦所担心的那样，人对人的支配会“折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况且，更严重的是，在人对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已然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换言之，支配性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支配力量，将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最充分地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设想，那些在人类社会内部身处底层的被支配者，往往因为最贴近自然环境，所以不一定会穷凶极恶地支配自然。然而，这并不能替生态环境缓解太多压力。因为在阶层制的政治结构中，支配者几乎不必直接承担任何生态破坏的代价，便可享用大量的生态开发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更重要在于，它会使支配者可以不必顾及成本地提出更多的开发要求，通过加大对人类社会中的被支配者的支配而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可以说，只要“支配—被支配”的阶层制政治结构存在，那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不匹配——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权利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当这种不匹配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就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带来生态问题。由于现代国家进一步强化了阶层制，国家中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更强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因此，生态环境就会在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格局下承受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
布克钦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的原因，其重要的理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评生态伦理学的抽象性。在他看来，笼统地讨论“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某些偏差，这种诊断属于“把脉不准”。因为与自然发生互动并带来生态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是许许多多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无差别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而是诸多有差异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s）。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学将“人—生态”结构中的前者细化为“此人—彼人”结构，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分析任务。正是这种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思想预备。
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跟美国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3］和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运动［4］——密切相关。这类运动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分配不正义的政治问题，即那些看上去净化了生态环境的行为，只不过是净化了一部分人的环境，却同时牺牲甚至加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环境。更直白地讲，许多污染等问题与其是被解决，毋宁是被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之中。所以从一开始，环境正义理论就透过生态纠纷而注意到那些曾被统称为“道德主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等。在环境正义理论的语境中，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因财富拥有量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实力强、经济地位高的富裕阶层一方面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并在生态开发中获得比经济实力弱、经济地位低的贫困阶层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样借此而远离甚至转嫁生态开发所带来的坏处。这样，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和污染的不公正分配，就同时偏向了有利于富裕阶层的一边（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不平等已经突破了一国之内的阶层关系，而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5］
由此可见，富裕阶层实际上扮演了社会生态学分析框架中的“支配者”角色——他们拥有影响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匹配的政治结构，当然会刺激富裕阶层无需更多考虑环境——因为他们可以转嫁环境成本，使得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无关。这样，生态环境不仅目前已经遭受富裕阶层所施加的负面影响，而且，只要不正义的政治格局依然存在，那么生态环境就将继续遭受他们的负面影响。同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一样，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注意到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性，而且同样把带来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诊断为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的政治关系。
然而，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有人享受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却把承担废弃物的义务更多地留给他人——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可以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给他了一些可乘之机，刺激了他的投机占便宜心理（比如古希腊寓言中的隐身戒指）。而他要想成功地实现投机活动，真正地占到便宜，还需要具备“希望投机占便宜”的意愿，更关键地，需要具备“能够投机占便宜”的能力和资格。也就是说，那些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同时还必须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只有当他们拥有决策的能量和资格时，他们才能作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从而使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而“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恰好就满足了这一点。在该结构中，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但使人们在权利义务上不匹配，而且使他们在决策的资格、能量和影响力上也有天壤之别——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社会决策，主要由处于上层的支配者或强势阶层说了算；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或弱势阶层则没有什么发言权，或即便有发言权，也缺乏实际的决策力。更要命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却会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考虑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考虑支配者的集团利益和利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并不敏感。而那些对其敏感的人，即那些更直接地贴近自然、与自然打交道的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却因为身处被支配地位而难以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能施加积极影响的社会决策。由此可见，当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遭遇生态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错位”——有能力和资格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状况；而那些与生态环境发生直接的联系并更关心这一状况的人却又没有施加影响、做出决策的能力与资格。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其关键倒不在于支配者转嫁了责任而让被支配者替他们承担更多（这顶多是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危机），而是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把影响生态环境的政治决策资格和决策地位不平等地只交给了一部分（其实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人而没有交给所有人，尤其是没有交给那些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基层民众。
二、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包括布克钦在内许多生态政治学者都认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构现有的政治生活的阶层模式而建立自治、民主、平等的地区共同体。因为地区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特殊模式，所反对的正是“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而倡导一种利害与共、和衷共济的平等的权力架构和交往方式。在地区共同体中，不存在支配结构中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强势者，因而包括生态决策权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决定权，都被掌握在那些相互平等的基层民众手中。这种“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6］114。此类政治构思之所以被认为有利生态保护，主要出于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由于政治权力下放并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因此意味着一种更充分、更直接的民主政治。对生态问题这一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来说，让所有（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来参与民主的讨论和决策，显然在政治上十分必要并且正当。巴克斯特指出，生态保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类的自我繁荣，而人类的自我繁荣，亦即人们的自治、尊严、自我价值意识和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乃是需要民主的政治生活来予以实现和维护的。不仅如此，随着条件的变化，人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繁荣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仍要不断探讨。这更需要人类社会能够推行公开而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确保对重要理论争论的公平探讨能够得到允许和鼓励”
［7］123，而且“鼓励人们以民主所允许的方式对它进行审查”［7］124。因此，更为民主的地区共同体，有利于身处这种政治模式中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做出更切实际的准确判断。
第二，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曾指出：“如果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培养生态意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自己是造成环境后果的元凶，那就是在地方层次。在这一层次，所有的生态问题都走出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被作为切身的问题加以处理。”［8］丹尼尔•科尔曼（DanielColelman）也认为，当决策的制定者“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指生态环境——引者注）变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6］122。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由于成员之间平等、紧密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家园感的氛围，因而也就具有将公共事务“切身化”的特性。这样一来，身处地区共同体的决策者在进行生态决策时，当然就会比身处支配结构的决策者更加关心、顾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科尔曼才反复地说道：“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6］101-102“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6］102
第三，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公民的共同参与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认为能有效抑制那些造成生态破坏的因素，并创造有利生态保护的条件和方案。因为，一方面，“（生态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行为规则与规章的框架……而‘参与’正是造就可持续性构型本身的东西”［9］13。只有通过“参与”，亦即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思考中，人们才能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有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乐观地表示：“以社群为本的协作型经济必定与生态社会携手而来。社群为本的经济意味着于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特点相协调的合作型企业、工人自我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方式。为强化对环境的监护和社会的责任，一个注重生态、以社群为本的经济会强调自立。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6］115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们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10］34，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10］33
。这两方面都意味着，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思，必须围绕着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citizenship）展开。也就是说，它需要人们把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任何公共事务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并将维护和促进这些公共利益视作自身利益繁荣的一部分，从而纳为自身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而地区性的共同体，显然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承认每个成员的政治资格和政治地位而有助于发展、培育和倡导这种公民资格。因此，诚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所言，从政治上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离开了公民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9］13。
综上所述，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么这种“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将）建立直接的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11］。在这一空间中，其公民有能力“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6］138。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模式通过把生态决策的权力下放，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去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
三、集体不负责与亲疏之别：共同体的政治困境
在生态政治的构思中开出“地区共同体”这一药方，其实蕴涵着两点预设，即人们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为关心，并且他们有能力正确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正因如此，“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才积极要求，要把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资格交还给这些既有能力也更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去处理。然而，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范畴和政治生活模式，它所具有的内部、外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态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重视和辨析的。
首先，从内部问题来看，地区共同体虽然有可能实现某群体的内部平等，解决少数人因为处于政治不平等结构中的有利地位而在进行生态决策时不负责任的问题，但它并不能避免通过整个共同体而得出的决策依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换言之，当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将政治决策权平等赋予所有成员时，这或许可以解决“少数人的不负责”，却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不负责”。
对于这种并非源自支配者的压迫或欺骗，而是源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诉求甚至强烈要求而带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仅可以想见，而且已经目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生存的压力而非生态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也无论有没有这两者的区分——不得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的提升和生活福祉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这种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也完全正当。所以，即便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生活模式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共同体，即便这种政治模式能够从基层开始推行直接民主，但只要其成员缺乏相应的生态智慧、知识和意识，没有找到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得的办法，那么，他们通过共同的民主参与而得出的政治决策，就仍会是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把保护生态的议程排在后面。戴维•佩帕（DavidPepper）敏锐察觉到：“大多数生态乌托邦假定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工人合作社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们规模小、潜在地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更关心与环境的互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小规模并非是内在的，它们也不一定体现为民主、包容性或者关心环境。”［12］可见，在生态问题上，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仍然不能避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民主只承诺过程而不承诺结果。一旦遇到“采用赢利和增长这样狭隘的指标来衡量结果时，一个民主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出台富有环境智慧的政策，所以，光是注重民主也仍有缺陷”［6］96。
其次，从外部问题来看，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一种地方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必定处于某一地方，而且因为地区共同体会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一种地方性的“家园感”。这种典型的共同体感受能够从政治上加强成员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更自觉、更强烈地把自己的利益同共同体的利益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与外部的“他者”予以区分（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边界而不成其为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在这种“内外之别”的关系中，一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会优先考虑他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不但带来了“内外之别”，而且带来了“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尽管这种“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不一定会在各共同体之间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一个民主参与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共同体中，其成员确实更关心生态环境、重视生态利益，也有资格决定共同体的生态决策，维护生态健康，然而，这种“重视”和“维护”却是以共同体的边界为边界。当一项生态决策影响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时，他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积极谋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是，当这项生态决策不再影响到该共同体的环境而是转迁他处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复了自己的热情，仿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生态污染就跟自己无关一样。无论这项生态决策转迁他处是否是该共同体的成员们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不是自然界中污染和破坏的整体减少，而只是它们在不同地点上的转移。可见，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固然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帮助，但是，由于这种构思通过一种政治上的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而把生态环境区分为“我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环境”，因此，其帮助也只是光顾了前者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用于提供这种帮助的政治视野，以及这种帮助所能覆盖到的生态范围，相对于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来说，仍显得局促甚至狭窄。
另一方面，既然地区共同体对内是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但对外是以利益的区分甚至分割为基础，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共同体之间依然存在相竞争甚至相抗衡的关系。因为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就会有竞争；只要被分割开来的利益各方越认同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越明确而持久。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11］。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之所以开出这一药方，或许看中了“共同体”模式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认同关系的设计，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亲密关系给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可能带来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地区共同体”尚只是一个理论构思，并且因其“地区性”或“小规模”而不足以使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在现实中，以“共同体”之名，由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利益各方在生态开发中相互竞争、在生态保护中相互推诿的困境，就早已在全球生态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毕竟，目前更多、更重大的也更难以妥协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其实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间的层面上展开。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强烈认同。尽管民族国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在国际的或全球的层面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利益相对统一的共同体，然后以共同利益的不可让渡或退让来鼓动国内民众，使人们在生态环境的国际问题上凝结成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群体。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目中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往往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为边界；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在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考虑中，成为一种必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性框架和论辩底线。无论什么利益或问题，一旦发展到国家层面，在目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便成了一种不可让步的要素。［13］比如，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在拒绝签署“地球高峰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协定”时就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清楚明白而且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1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并常以“民族国家”的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又不对这种共同体认同及其政治理念加以批判，那么，在处理生态问题的全球实践中，我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生态系统是跨国界的，从不会因为政治区划和国家边界而中断；相应地，生态系统中的危机问题，也不会因为人类彼此间的国界划分，只停留在某国内部而不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接壤的周边国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只有人在活动，而不论这些人被区分成怎样的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政治结构，却偏偏是以社会性的关系、以地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进行的——人们总是把更多关切放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内，并且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由于存在“共同体”的政治模式所带来身份区分，所以，人作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就总会对“外界”、“他者”保持一种不确定、不熟悉的恐惧感和警惕性。既然“他们”不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人”，那么“我们”所主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使自己能在与“他们”的相互区分和竞争中生活得更加安全而富足。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态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占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政治共同体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安全考虑，为了比其他的共同体更占优势、更为强大而进行的。即便现在的生态破坏已经上升到全球层面，人类也仍然囿于各自的共同体认同，相互推诿，不能使用一种全球视野去达成共识。可见，除非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境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难以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现代生态问题在政治上的关键症结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方案的生态社会主义
巴克斯特指出：“人类政治结构的缺失……将会妨碍人类处理作为生活在生物圈中的一种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生命的威胁、生命的变化无常。……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和控制人类作用于生物圈的行为，人类迟早要耗尽生命的支持系统。”［7］104-105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机制来对那些‘相互联系性’给予应有关心，并且在追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确保人类的协调努力贯穿整个生态圈”［7］139。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文对共同体的局限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一种超出地方层面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治理，当然就十分必要。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存在，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地运用某种权威，从而对生态问题这一全球性问题加以统一处理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展开的理论的探讨和设计。比如，有人认为，一个既民主又负责的全球制度是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环境委员会（WorldEnvironmentalCouncil）和国际环境法庭（InternationalCourtoftheEnvironment）。前者为全球环境方面的政治争论和公共监督提供论坛，后者则用来裁决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争议。
［15］
关于全球政府或者其他全球主义版本的政治构思，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但它所遭到的批评也相当多。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是，全球政府或全球主义的统一治理形式何以可能？要知道，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政治结构的地方性分割是造成生态困局的关键症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承认，要破解这一症结、化解这一困局，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松实现的事情。人类社会的这种以“共同体”为基本方式和基本理念建立起来政治结构，在可预期的未来是不会完全瓦解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稍稍调整思路——不是去直接考虑如何解散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形式的）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是去考虑如何促使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采纳有利于生态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方式予以普遍地改造。
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才能得到凸现。因为作为当代左翼思潮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诊断思路及其处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地考虑政治结构的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的层面。
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症结，关键的不在于现代国家在管理权威和运作效率上加强了对被支配者的支配，也不在于处于不平等结构上层的强势阶层具有更强的决策权力，而在于，他们的支配活动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社会决策，都是在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必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利的生态影响：（1）它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方设法地充分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而利用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方式。（2）它会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16］资本不仅逐利，并且无休止地逐利。而这势必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然而，地球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张和继续，因而导致“资本和自然的冲突”。（3）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资本投向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力量，就通过资本的自我复制而被传播到全球。“资本和自然的冲突”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而导致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4）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主义（exclusivepossessiveindividualism）为前提（这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状况时，这种理念就会成为民族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预设。换言之，在全球层面，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将由一整个民族国家来扮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以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面貌出现，并为其争夺自然资源等利益的行动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
对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破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中遍及全球，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自然必须将其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所到达的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居于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一种已经渗透到全球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同经典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为所有受到资本奴役的人（在这里还包括自然）谋求解放的理论，因而必定是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要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在承认“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前提下运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它不奢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更新，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只能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上妥协。只有首先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带给个人和国家的那种由于逐利而引发的排他性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逐步地破解“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所具有的困境与局限，逐步实现全人类的相互认同，实现那个没有国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尚理想。
参考文献：
［1］MURRAYBOOKCHIN.Remakingsociety［M］.Montreal,Quebec:BlackRoseBooks,1989：39.
［2］MURRAYBOOKCHIN.Whatissocialecology［M］//MichaelEZimmerman.Environmental
philosophy.［S.l.］：Prentic-Hall，1993：354.
［3］ASZASZ.Ecopopulism:toxicwasteandthemovementforenvironmentaljustice［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151.
［4］TROYWHARTLEY.Environmentaljustice:anenvironmentalcivilrightsvalueacceptabletoallworldviews［J］.EnvironmentalEthics,1995,17(Fall)：277-278.
［5］BOBEDWARDS.Withlibertyandenvironmentaljusticeforall:theemergenceandchallengeofgrassrootsenvironmentalismintheUnitedStates［M］//BronTaylor.EcologicalResistanceMovements.Albany:SUNYPress,1995：36.
［6］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8］KIRKPATRICKSALE.Dwellersintheland:thebioregionalvision［M］.SanFrancisco:SierraClubBooks,1985：54.
［9］安德鲁•多布森.政治生态学与公民权理论［M］//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0］约翰•巴里.从环境公民权到可持续公民权［M］//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1］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生态危机与包容性民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109-119.
［12］戴维•佩帕.生态乌托邦主义:张力、悖论和矛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99-108.
［13］万俊人，李义天.政治哲学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8-16.
［14］戴维•佩帕.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西方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及其促发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伴随人类繁荣的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社会文明发展之路。科考利特认为：“我们正生活在西方世界千年的转变时期。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不同于柏拉图时期和笛卡尔时期。一种世界观，现代机械论世界观，正逐渐让位于另一种世界观，谁知道未来的史学家们会如何称呼它———有机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系统世界观……”[1]贝塔朗菲则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文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同时己告结束。新的文明，将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文明。”[2]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素就曾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3]可以说，人类已经处于新世纪新千年之“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生态文明时代。可生态危机应当如何化解，生态文明应当如何建设，人类开始踏上了实现人和自然与人与人双重和谐的探寻之路。在这种探寻中，人类发现合法性政治除了自身内蕴的正义价值之外，还可能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生态环境问题应当被政府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来解决———理想的生态环境需借助政府的力量营造，高度的生态文明需要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理应顺应时代文明发展趋势把生态文明纳入价值视野，谋求一种与传统政治要素结构相容的新的政治观，即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是一个简称。其中，生态是前提性视阈，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政治是与生态相关、具有生态学视野的政治；政治是核心性内容，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需要运用政治力量才能得到解决的生态。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态政治表述为：围绕生态环境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现象、政治思想、政治行动的总和，包括由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政党政治、政策制定、政治思想等。生态政治的目的也主要是要运用政治力量和途径解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以及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政治相近的环境政治、绿色政治这两个术语基本上与之具有相同内涵。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环境政治是就问题产生的领域而言的，凸显的是问题域；生态政治是就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的，凸显的实质与方法；绿色政治则是表达上述两个术语的大众化的并带有文学色彩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政治也可以称为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它通过揭示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揭露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奥秘。也正是这个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到了对政治与环境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纯粹的生态观，而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生态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纽带。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6]这种“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环，也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环境破环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环境与政治的关系，从作为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来看，首先，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和浪费性使用的制度。它只把自然当作是原材料、有用物和增加金钱财富的东西，完全无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财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7]其次，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片面地发展物质生产，单纯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制度。这势必导致掠夺自然与剥削人并存，滥用主体性和践踏主体性并存，自然破坏与人的异化并存。在资本主义异化生产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现在洞穴己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科学技术、劳动产品甚至人本身也“都作为异化的、物的东西而存在并与人自然相对立。”[9]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的意识形态上看，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和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10]霸权主义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为土地而战、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以及原料产地而战，而且要为“价值观而战”，力图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构建一种“世界新秩序”。上升到价值观高度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就表现为“生态殖民主义”，它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急剧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冲突。#p#分页标题#e#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一基本思想启示我们，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人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与人类解放的根本保证。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在和谐的生产关系、正义的政治制度下，将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目的地调节自然界的发展，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也将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发展。
二、生态政治的核心：政治过程生态化
环境危机及其解决客观上产生了生态政治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则在理论上为我们生态政治构建指明了方向。接下来就是生态政治如何具体构建的问题了，即政治过程生态化问题，这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在这里，应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构建生态政治：一方面，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生态政治观。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如果说，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主要是关注和解决一国局部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那么，建立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则是关注和解决事关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非正义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过去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生态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以万亿美元计，而西方发达国家占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依赖这些金钱打造出来的政治、军事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维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旧秩序。即使只是把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保护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全球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就可取得实质性进展。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生态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生态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生态政治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反过来，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政治生态化也将成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生态政治并不奢求在短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环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决策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生态化，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
三、生态政治秩序：遵循“环境正义”的“理治社会”
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看，既然生态政治把生态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这种政治模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即政治过程生态化要遵循自然生态法则。自然生态法则是现代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发展进化的规律。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显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机械联合的现代性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是生态政治所必然不认同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生态政治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的视野，直接目的是为环境危机的解决确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则与传统政治目的相同：形成平等、正义、和谐的社会秩序，只是这里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之间的良好秩序，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
结合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性和政治的正义秩序，我们可以说，生态政治秩序就是遵循环境正义原则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理治社会”。生态政治主张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当代人与子孙万代之间的代际正义。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发生关系，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的。很显然，当代人破坏了生态环境，那么他们就以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后代人发生了关系，后代人就要承受当代人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对无法与当代人进行理性的契约谈判的后代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表述的是某种动态的过程、道路或途径，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的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人类进步的道路”[11]。生态政治主张发展循环低碳经济，追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自然环境是支撑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有力支撑。人类的发展是整体的发展，是生态发展持续、经济发展持续、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循环低碳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通过节约资源和提高生态效率，以环境优化的方式利用当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通过经济系统对环境资源系统的生态补偿，最终实现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的和谐统一，使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与能力，形成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协调的良性格局。因此，生态政治的循环低碳经济主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经济模式，将有助于种际正义的实现。生态政治综合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生态价值与对人类社会秩序重要性历经不衰的正义价值，统筹协调种际正义与社会正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用制度来保证，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举措。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生态文明之路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作为在社会全局工作和各项具体工作中居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生态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威胁以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走生态文明之路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范畴，从而有助于增强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观，进而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以推动我国“生态梦”的早日实现。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观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国家当前建设中的一个关键词，中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首先要塑造生态文明观。我们应意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的中心，而非自然的主宰。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在受教育者中传播和宣传生态文明观，传播环境危机意识，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等等，通过宣传教育逐渐形成人们的生态文明观，从而自觉养成生态文明的行为，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自觉维护生态文明。只有在全体公民都树立了生态文明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凝聚维护生态文明的正能量。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生态文明建议培养“生态人”
“生态人”的培养，教育是最佳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教育对象形成符合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回顾我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态教育，导致了个体生态观念的淡薄。重视并大力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把生态价值纳入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崭新内涵。因此，培养具有生态价值观的“生态人”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重要目标。
（三）思想政治教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现实环境的回应，更加需要理论来支撑，需要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深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了人类无视自然界的规律盲目开发和掠夺所带来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途径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塑造。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例如，“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思想以及“美丽中国”的思想。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如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仁”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撑。
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新举措
生态文明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不仅有助于公民的全面发展，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适时地实现创新和转变，才能承担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加入生态观教育的内容。随着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培养公民正确的生态观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把公民生态观的培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范畴之中，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也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与生态观教育是相互包含和融合的关系。只有把培养科学的生态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要体现生态价值。从不同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同的价值，其中从功能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和经济价值，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价值。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重视其生态价值的实现。就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途径的过程和环节而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的内在条件；丰富和发展主体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顺应时展，增强自身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的关键。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在于树立生态价值的教育理念，强调和凸显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从而真正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要注重社会实践。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基本上以理论宣传和课堂教育为主。然而，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让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使其在实践中体验和感受生态文明。让公民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课题积极深入到乡村、社区、厂矿去进行生态文明的宣传、调研、体验和参与，让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生态文明观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加强化和内化他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在实践活动中要始终牢记生态文明的观念，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在保护生态过程中促进自身道德情操的健康发展。
生态文明理论的出现，注定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联，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生态文明主体的培养，主体的培养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生态文明建设更为有效。生态文明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通过对生态文明基本理念的总结，使之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为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环境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强化生态文明行为，帮助树立正确、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建设生态文明，努力构建美丽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2]张一兵.悲情的双曲线：关系主义中的生活废墟[J].人文杂志，2012（5）.
[3]庄世坚.生态文明：迈向人与自然的和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4]李承宗.生态人的价值观评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
[5]夏国美.“生态人”：自然的回归[J].检察风云，2004（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一）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工程，其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主要体现在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科学系统的建设，方法和内容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性借鉴。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一系列先进思想的成果，提出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这渗透着马克思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观点，传达了人与自然本质上相融统一的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生态论方法，生态的价值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意义进行的哲学上的追问，当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也是一种发展和丰富，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抽象和升华。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只片面注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只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道德观念应该反映的现实关系之一，他们指出“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不仅是对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它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传播了正确的生态理论，拓展了研究空间，开阔了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变革，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和主体境界的提高。
（二）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需要
环境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困扰着人们生存生活的全球性问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虽然只有短短400余年，但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却是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以征服自然为手段带来的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物质的高度丰富却付出了牺牲自然的惨重代价。生态危机在全球肆意蔓延，不断压缩人类仅有的生存空间，生产资料。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沙化，能源匮乏……一系列问题如幽灵般如影随形，跟随人们步入新世纪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深陷生态恶化的魔咒，水污染，酸雨，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等在我国已不再是局部性，区域性的问题，而成了整体性，全国性问题。近段时间，持续困扰我们的雾霾天气更是为生态平衡敲响了警钟，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新时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的多样化，必须从思想深处着手，改变固有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代表的错误价值倾向，从而指导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尊重自然规律，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运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力量之外，还须借助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加以引导和规范，重视其生态教育价值的创造，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就要从生态和价值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李翔宇（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的一步步凸显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提出主要源于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需要和缓解严重生态危机的需要。当前要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必须从道德，法律，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着眼，多层次，多方式地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合理的消费观。通过正确思想的树立引领全民的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维度进行剖析。生态就是人类及其活动与周边环境产生的作用和关系，当然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价值源于人们对于事物与人类及其活动的关系的主观判断。从字面意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从生态角度，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与意义。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将人视作为主体，生态视作为客体，也就是生态对于满足人们需要的意义，比如生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二是生态性质的价值或在生态方面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意义，比如，保障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多样性等。国内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论述各有侧重。最具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仅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而且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因此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就要明白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还包括“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概念的外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产生存在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不仅有自然环境形成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构成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所以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置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结构关系中来把握和考察，同时运用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有限与无限统一性等思维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价。本文侧重讨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生态价值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人类认识和创造其价值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它是指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活动传递出的价值观念被教育对象认可接受，内化为他们各自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的过程和现象。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态认知，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感，引导人们的生态行动，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情感，道德，法律多方面进行有效的尝试。
（一）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加强以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的生态文明观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生态教育
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样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思想）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属于哲学范畴，它是建立在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生态系统结构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考察和整体把握。后者比前者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一些。目前生态文明观的主张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和人类自身利益的实现，人类可以任意改造自然为我所用而不考虑自然的合理承载；二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对环境的任何干预，主张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地适应环境；三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在环境问题上的主张，将我们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关注自然，关爱自然，不再满足于自身利益的实现，重建一种生态世界观。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教育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建立在反对和批判自然崇拜和自然神秘化的正确自然观基础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可能无所作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己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与自身的和谐；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异化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彻底扭转过来。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自我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免于因为无视或否认自然规律而遭到的自然的惩罚。开展国民生态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在实践中不断挖掘新的教育资源，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完善和创新，在教育活动中，要力图扭转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的价值倾向，对于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将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努力培养具有环保意识和知识的“生态人”，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生态文化”，塑造国民的正确的生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坚持道德与法制并举，培育可持续发展观和健康合理的消费观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观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是面对新的生态危机挑战下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它使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能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急功近利，掠夺无度。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三个原则：第一、公平性原则，包括本代人的公平，代际公平，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第二、持续性原则，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推动价值观由单向功利型向多向互惠型转变；第三、共同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自然界的保护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要求我们应该有全球视野，采取全球性共同的联合行动，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生活，首先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物质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创造生产需要，成为生产的前提，而过度消费会导致打破生态平衡的过度生产，会造成资源浪费，能源枯竭，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合理适度的消费观，绿色消费观，注重精神追求的消费观，从而指导人们有效地节约资源，减少浪费，降低能耗，健康生活，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观念的树立要靠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才能够奏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任务是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化道德规范，形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判断，培养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道德的约束力，唤起人们心中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构建良心与良知的道德软生态保护网来规范改变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们保护环境实际行动的由口头语言变成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强化生态保护的道德责任感，积极宣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还要通过环境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法制教育课程的开设，法律咨询，法制宣传讲座等法制教育活动来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人懂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坚决从严从重打击各种破坏环境和威胁生态平衡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优化思想政治生态教育环境，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1.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其中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我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即生态危机。全世界气候灾害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大气成分发生不利于人的变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浓度降低、地球两极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出现，都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布兰特伦夫人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多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界无情报复使人类遭受惨痛损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人类才能生存，才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其次，优美的生态环境往往更能够使人心情愉悦，身体的各个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激发了人无穷的创造性，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环境必然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1.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其行为习惯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就必须先改变其错误思想。首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对象对生态问题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向人们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和唤醒了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证功能，使人们逐步认识环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同认识。当这种共同认识长期影响人的思想，就会固化为人的行为习惯。
2.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范围。发展中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导向功能，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观念变革。转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带来的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以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整体利益的观念。动员全社会成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者。
3.引领合理消费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费。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反过来能够刺激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即“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过度的消费，导致打破生态系统原有平衡，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物、矿产等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都是可耻的行为，它必然给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为人类自身争取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人们才会自觉珍惜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引领其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途径
1.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灌输。一方面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人们生态文明素质和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自觉自愿地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使讲究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习惯和时尚。其次，加强法制教育。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制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护法，而且还要有依法监督举报违法行为，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分子，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况。
2.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应创造一个既包含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又包含社会、政治、舆论等宏观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环境。第一，充分发挥已经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榜样作用。发挥榜样的感染力，使与榜样处在同一微观环境的其他人自觉的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区等。实现从自身做起，通过感染你身边的人已达到大家一起的目的，从而建立起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文明微观环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各类演出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环境，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励群众积极投生于保护生态的行动中，在全社会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3.依托多种载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
“所谓生态伦理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育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指导下，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的伦理观念出发，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生态伦理学的自然价值观和权利观，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自觉养成生态环保意识和相应的道德行为习惯。”它是通过教育手段，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培养人们自觉应用生态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善”待自然，能够主动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使人类和生态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伦理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往往只涉及大学生政治信仰、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诚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价值观形成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忽略了生态伦理教育。但是，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未来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面对的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展变化相适应，不断更新教育的内容，培养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人才，所以，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必然。
（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彻底扭转长期沿袭的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而这种对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扬弃，意味着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文明形态的建立。”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滥砍滥伐，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使贫困地区更加贫困。这种只顾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没有限制的开发、索取自然资源，结果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有学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保证生态平衡，生态可持续发展，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大学生肩负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任。他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道德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教育学生懂得尊重生命、保护自然，树立人与自然之间和睦友好的理性关系。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人们出于私利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严重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了人类生存发展上的不平等，也制约了人与自然的谐调发展。因此，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以及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共同发展的需要。
（二）大学生全面发展要求纳入生态文明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具体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以及内潜素质（沉淀在心理深层的文化潜在意识）与外显素质（外部表现出来的从事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等。”生态文明教育应属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范畴，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我国高校现阶段推行的是素质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在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还要将学生培养成具有生态文明观，生态伦理观的全面发展的人。但是目前，生态伦理教育不成体系，导致大学生生态伦理素质缺乏，教育的结果很不理想。通过生态伦理教育,使大学生学会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善恶，从而正确选择、调节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他们懂得尊重自然时，就能够尊重自然进化的内在规律，发自内心的关爱自然、热爱自然；当他们面对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诱惑时，能够依照生态伦理理念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律，形成简朴、健康的社会风气；当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能够摒弃“个性膨胀、竞争至上”的思维定势，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协作的新型人际关系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营造自由平等对话的环境，是开展高效生态化教学的重要举措，在这个生态环境里，师生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有共同的合作学习目标，要通过合作探究，平等对话，相互协助完成教学任务。要构建这种生态空间，作为教师就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点，教师要放下架子，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教师不能简单地履行知识传播的使命，更要引导学生学习方向，成为学生学习合作的伙伴，成为学生构建知识的引导者和领路人。教师要多倾听学生的声音，及时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进行交流，讨论，使学生能够积极的提出自己的认识，做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只有教师放下架子，积极与学生合作教学，一种平衡的生态之美在高中课堂中就能得到呈现，平等的生态对话空间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2.从学生实际出发精选教学内容，捕捉人文思想
构建高效的生态课堂，教师就要认真研究学生的实际兴趣，能够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整合课堂教学内容，精选知识，能够有效体现出知识的人文思想，要使知识能够被学生接受，乐于被学生接受和感悟，这样整合教学资源，才能有效构建生态课堂。比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一课内容时，作为教师就要能够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教学内容，要考虑，本课知识如何被学生认同，同时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欲望，使学生通过学习有所感悟和发现。在研究之后，教师可以确定教学方向，从学生喜欢的“钱”入手设计问题，比如，教师可以这样设置问题：问学生为什么喜欢钱？如何获得金钱？什么是正当的获得金钱的方式，什么时是不正当的？不正当获得金钱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等等，引导学生通过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问题，这样，学生容易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很强，同时，学生通过讨论思考，可以深刻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吃喝玩乐就会走进享乐主义的误区，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积极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从生活到书本，从书本到生活，学生能够感受到政治学习的价值，感受到政治知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学生有所感悟和认识，这样，才能构建高效的生态课堂。
3.探索灵活创新的教学设计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