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调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在经历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的必然调整的话，那么，日本迟迟不能走不出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日本政府用尽增加公共开支、推进经济重组等各种办法却依然难以见效，就不能不让我们充分关注日本在从日本奇迹到日本病这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中的演变与发展轨迹。无论是对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还是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反思这个过程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因为其对于亚洲的巨额投资而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的经济走势，同时东亚各国在学习日本模式基础上形成的东亚模式也正在受到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挑战，其典型代表就是东亚货币危机。如何看待和把握日本模式的发展演变趋势，并及时采取调整措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2001年新年伊始，日本经济再次从2000年一度有所复苏的上升趋势中走低，经济增长乏力，日元兑美元和欧元分别下跌到近16个月和10个月的低位，反映投资者看淡日本今年的经济前景；反映日本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失业率也不断攀升，根据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预测，到2001年3月31日财政年度末，日本的失业率将冲破5%的心理关口。
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引人注目的经济奇迹的日本，现在则被更多的人们视为沉疴不起的重病人。日本的这个10年，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亚洲乃至全球各国，都是值得总结和反思的10年，日本学者将这段时间称为"第二次战败"，从经济影响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夸张，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在此不打算全面分析和讨论日本从经济奇迹到百病缠身的复杂过程。即使仅仅从金融角度的考察，也难免是挂一漏万的。必须强调，任何经济模式的成功运行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实现，不可能离开有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一方面，日本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既是日本经济奇迹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但是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化也受到日本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于是，日本的金融体系在新的条件下又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或者说能否走出日本病阴影的关键因素之一。以金融体系为线索考察日本经济的演变轨迹，能够给予我们许多许多启迪。
基于日本的经济奇迹所形成的日本模式中，以主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政府严格管制下的产业金融体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强调通过政府引导乃至直接管制来满足政府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部门的金融需求的产业金融体制在经济赶超时期有助于动员储蓄、有助于资本形成，但是这种体制也呈现出显著的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失当、较为封闭以及关系型融资的制度性特征，其中主要可以归结为关系型融资。所谓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就是指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持续增加对于少数固定借款人的融资。与关系型融资相对的是保持距离型的融资（arm''''slengthfinancing）。当关系型融资在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中成为主导地位的融资形式时，这种关系型融资就被制度化了。日本的关系型融资的典型代表就是主银行制度。
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成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这种产业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体制开始出现变革，政府的管制开始放松，与此相对应，日本的金融体制开始逐步进入向满足储蓄者的资产选择需求、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强调商业盈利、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为目标的商业金融体制转化的金融自由化阶段。但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长期形成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依然对日本的经济金融运行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在传统的模式下通过产业金融体制投入到制造业的大量金融资产因为制造业的衰微而成为新的金融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大约束之一，依附于产业金融体制之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改革的阻碍也制约了新的金融市场机制的建立。于是，一方面传统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弊端在日益显现，一方面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变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推进不力，这使得日本的现行金融体制不仅难以有效地支持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本身还成为日本经济走出停滞阴影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严格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建立的产业金融体制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日本经济从经济奇迹转向日本病的的重要金融背景
分析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形成，首先要全面把握日本在经济奇迹中形成的日本模式，因为日本的金融体制与这种发展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从微观上看，日本模式强调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流动性相当低的日本式雇佣制度、以法人相互持股和经营人员利益优先为特点的企业治理结构，银行体系则是在主银行相机性监控为特点的框架下介入企业的经营；企业之间则是以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和系列化为市场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稳定合作的企业关系；发展方向上强调以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出口优先；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强调市场失败，从而注重以行业团体等中介组织为纽带的紧密的政、官、财三角关系，注重政府影响下的间接金融、财政投融资和行政指导等为主要支持手段的产业政策。这是日本的产业金融体系形成的总体背景。
具体来说，日本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在理论基础上，强调"市场失败论"并加强政府干预，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远远大于欧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2）在技术创新方面，强调"后发优势"和模仿引进，自主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在工业化方面处于后进的日本，注重积极向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在短时间形成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改良和完善部分地超过欧美。
（3）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强调生产者优先。所谓生产者优先，就是把生产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消费者的利益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从金融体系看，为了保证生产者优先，日本建立了对于利率管制、抑制资本市场发展为代表的金融约束体系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以保证对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以支持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主银行制度强调了融资关系的长期化，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则是以生产性基础设施为重点。这些制度设计在不同程度上将部分消费者的福利转移到生产部门。
（4）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强调大企业优先。为了保证大企业优先，首先是主银行制度以大企业为融资的重点对象，保证大企业优先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同时建立了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的系列化产业协作体制，同时大企业的职工工资也高于中小企业。
（5）在产业导向上，强调制造业优先。生产者优先的特征和出口导向的战略体现在战略部门，必然表现为制造业优先。这不仅是因为制造业是物质生产部门和贸易品生产部门，也是因为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快，投资效率容易提高，产业扩散度较广。日本的制造业优先战略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的，而所谓产业政策，重点是通过金融、财政、外汇和外贸等政策的配合来支持建立重化工业的大批量生产体制，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同时对一些劣势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行保护，限制这些领域的竞争，其中也就包括限制金融领域的竞争。
（6）在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上，强调以外需为主，强调以出口主导和"贸易立国"，以保证"追赶现代化"所需的外汇，日本的出口主导与东亚不同，东亚出口主要是为了偿还因国内资金不足而引进的外债。日本有力量解决国内资金需要问题，但是不能解决购进昂贵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外汇问题，因而日本拼命出口价格低廉的轻工业品换取外汇。这就是"贸易立国"的实质。"贸易立国"的实质只不过是"引进技术立国"而已。
从系统角度看，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下去，是因为构成该种体制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制度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complementarily），也就是说，一种制度安排的功能会强化另外一些相关制度的功能，从而在制度之间产生一种功能放大的协同效果。从总体角度看，日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如上述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互相支持和依赖的。仅仅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发展看，同样也是如此。
为了配合和支持上述特点的日本模式的顺利运行，日本相应地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严格的设计，其重点是选择了政府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的产业金融体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下，金融机构通过政府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隐含担保而形成了强大的储蓄动员能力，而且政府对于利率的管制和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减少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并提高了银行吸收储蓄的能力。同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具有较强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在管制利率维持低水平、法人持股结构导致的低分红率等制度设计下，日本产业金融体制下的企业融资成本必然相对较低。从体制运行的角度看，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含的风险分担功能，并且使得银行在日本特殊的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了主要的外部监控者的角色。
应当强调，这种主银行制度依赖于日本模式的大体制环境、以及管制性的产业金融的金融体制环境，例如，支持这种产业金融制度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对于利率的管制保证了资金来源的低成本，对于金融市场的准入的严格管制保证了一定的垄断的特许权租金，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的外部监控者角色使得其享有特殊关系可能的各种租金，等等。
同时，这种管制性的金融体制也对日本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金融支持，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资本市场看，为了保证日本模式运行所需要的企业出资者的相对稳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力，日本建立了法人相互持股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满足了日本模式运行对于股东方面的要求，对于股东的分红也被抑制在一个低水平上。，在法人相互持股的结构中，主银行又居于主导的核心地位。
第二，为了从金融体系上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日本对于金融体系实施了相当严格的控制。日本强调要实行统制金融，以保证追赶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通产省推行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外汇、外资政策。要在十几年内高速度地赶上欧美先进工业国，其所需资金额的庞大可想而知。因此，如何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而且是低成本的资金，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课题，其核心是保证"人为的低利率"。在市场机制下，资金需求的旺盛必然导致高利率。为此，日本政府通过《临时金利调整法》规定利率最高限制，实行了"人为的低利率"。为了在低金利条件下扩大储户，实行"小额储蓄免税制度"，争取城乡劳动者的零散资金。为了把筹措到的社会闲散资金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业资金，日本政府又实行"超额放款"制度，即鼓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把存款转为贷款，因此，战后日本一直流行"银行不倒"的看法。
第三，日本积极运用各种投融资政策，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其所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部门。
第四，为了保证将有限的外汇主要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日本实行了外汇统制，即根据《外贸外汇管理法》实行的外汇集中制：个人和法人获得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外汇银行，个人和法人需要外汇要经政府批准。这就保证了有限的外汇用于政策目标，而购买技术和设备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外汇集中制直到1972年才被废止。
因此，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本身就成为日本模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其他制度设计互相依赖，共同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
日本建立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内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只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还并不高。但是，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以及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从理论上说，这种缺陷与日本模式的理论基础密切相连，即夸大市场失败的负面影响，高估政府干预的能力，盲目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
（一）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从理论上说，日本建立的这种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利率管制必然要求政府加强对直接金融活动的控制，这必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于利率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企业对于信贷的过度需求，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容易诱发企业以贷款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过分依赖银行导致的高负债率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但是，在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制造业的收益率逐步下降时，银行对于企业的信贷要么成为不良资产，要么是企业容易将这些信贷资金转移到投机性的市场，从而推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下，金融风险过渡集中在银行部门，高负债的企业部门十分容易向银行部门转移各种经营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高新技术的发展，银行难以有效地满足所有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且有效地管理对于这些新的领域的贷款的风险。这必然会抑制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第三，产业金融的封闭体制抑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在产业金融体制下，为了保证对于重点产业部门的资金支持和对于外向型部门的支持，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的管制，以割断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正常联系。缺乏国际竞争的国内金融业必然难以提高效率。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得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面临挑战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管制性的金融体系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这种金融上的障碍与其他体制性的因素一起，使得日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上举步维艰
从全球范围内，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对于依赖技术引进的日本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客观地说，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需要有具有良好风险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金融资源（如风险资金）的支持。这种新兴产业强调的是个人的创造能力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强调的是由富于进取精神的独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来开拓新的领域，因为大企业在信息产业领域的试错成本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这样，惯于集体行动、把人力资本开发锁定在特定方向的日本模式必然在发展信息产业上是低效率的。在日本的现行体制下，优秀的人才都被锁定在大企业，金融资源也主要向大企业倾斜，新技术创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员市场均十分落后。这些因素必然会制约信息产业的发展。
现在，人们往往把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包括1987年过急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泡沫膨胀，1990年过急的金融紧缩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以及泡沫破灭后对不良债权问题的久拖不决。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80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金融缓和之际，大量游资不是流向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产，而是流向有成长前途的信息技术产业，那么，90年代日本经济将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景。但这种假定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这是因为日本既缺乏如同美国风险企业那样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十分活跃的资金需求者，又缺乏如同美国风险资本那样具有高度风险判断能力的资金提供者。设想以当时日本企业主要依靠间接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教育不适应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民间企业间人才极少自由流动、大学及国立研究机构的成果难以产业化、繁杂的政府管制束缚新企业诞生、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家靠创新获取丰厚利润、社会上缺乏冒险和改革精神等等状况，怎么可能出现大量资金流向信息产业的局面呢？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约80万家IT风险企业诞生，正是依靠了高度流动性和巨大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网络、良好的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准备、崇尚冒险和改革的文化氛围和从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日本所缺乏的。从金融方面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的信息技术发展思路看，日本强调的是政府的过渡干预和金融资源的人为倾斜。本来，日本在发展"轻薄短小"产品方面，在发展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产品方面是独领的。在80年代，它在个人电脑领域与美国是不相上下的，而在电脑关键部件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是领先的。但是日本政府片面地作为判断，把重点放在发展大型计算机上。它虽然于1997年制造成功，但市场有限。日本完全没有料到个人电脑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产业会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结果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市场的自发力量。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酝酿、成长，美国基本上完成了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成功地推进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而日本却仍然没有摆脱"混乱"，在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步履蹒跚，落后于美国。日本政府苦苦搜寻数年，最后宣布已经找不到"一两台大马力"的主导产业，而只是"多台中小马力"的新产业群。一个依靠政府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正是90年代美国持续繁荣和日本持续衰退的技术发展思路方面的原因。
2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金融业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导致其效率低下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日元升值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调整适应能力。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况也表明，再象工业化时代那样依靠制造业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提高主导产业向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换。但是，日本模式中存在的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的模式很难适应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特别是日本服务业中存在大量妨碍竞争的各种正式或者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导致日本国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事实上，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后的80年代，日本曾经试图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的惯性、以及日本制造业的外移，这一调整的设想并没有顺利实现，于是，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储蓄和过度出口带来的大量金融资产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从而涌入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推动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与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日本模式"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与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对于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和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对金融实行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总会帮助渡过难关，例如必要时会组织其他金融机构出面兼并面临危机的机构，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额无抵押贷款直接帮助摆脱危机。因此，战后数十年间，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银行不倒"曾经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由此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优胜劣汰的氛围，依赖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对贷款项目审理不严，听凭大藏省指导或依靠贷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负责金融监管机构形同虚设。这些弊端在追赶阶段，在拥有后发优势阶段，在资金不足阶段，是危害轻微的。但是进入新阶段，就有可能构成巨大危害。
进入80年代，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发展迅猛，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卷入这一浪潮，逐步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赶任务的日本，正应借日元升值的时机，挟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大刀阔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旧模式，促进金融机构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却进展极其缓慢，甚至是按兵不动。例如日本的外汇制度，直到1972年才废除外汇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实行外汇完全自由化。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厅"等都拖到了1998年。
3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日本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抵制力量
由于管制会导致租金，日本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日本试图对管制性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必然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阻碍。具体来说，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也相应形成了不同领域的既得利益阶层。建筑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quot;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变得目光短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4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对于日本模式的相对封闭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产业的跨国转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来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随着大量制造业的外移，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益空洞化。大企业外移之后，使得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原有系列关系受到影响和破坏，进而必然影响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于是，失去大企业稳定订货的国内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明显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一方面继续增大对大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收缩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历史地看，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撤出日本国内市场后，日本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得到新的投资和订单；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在稳定与扩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不足，引起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停滞。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数小型日本制造业的盈利和资本回报都明显降低。除了投资和订单减少外，日本小企业目前感到他们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已没有优势。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日本经济波动的萎缩趋势，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自1991年以来，日本小企业破产日益增多，与美国、英国等国小企业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东亚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日本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拥有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得日本在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原来日本与东亚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形态日益向水平形态转移。这也对日本的产业金融体制提出了调整的要求。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对于擅长制造业、而金融部门因为管制和保护相对发育滞后的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日本的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以向制造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工业化为根本目的的产业金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缺乏市场约束的金融体制必然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工业化基本成熟、制造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下降时，这种金融体制在满足投资者的金融投资需求、为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存在许多弊端，往往容易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
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历来比较严格，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区分非常明显，交易品种单一，与目前世界范围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将有关业务转移到海外以摆脱管制。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金融交易的成本明显上升，资本外流现象突出，已经出现了金融空心化的趋势。据调查，如果日本金融制度不进行彻底改革，在欧洲的许多日本企业将脱离日本金融业而选择服务更好的欧洲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事实表明，日本僵化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从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来看，其在日本的新的发展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了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企业在与银行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上升的地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不愿意向银行提供过多的内部信息，银行不能继续享受这种信息的优势。（2）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松了对于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制，使得主银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赖以生存的制度租金，促使银行盲目开拓除制造业之外的高收益、但是风险也相对高的领域，如不动产和股票等，同时，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产业金融时代形成的关系型融资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沿袭了战时的统制经济、在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通过对于主导经济部门、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型产业等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强化机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奇迹的形成，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本完成了赶超任务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政府主导、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在丧失效率，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疲劳现象，这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病难以好转的重要原因。
三"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日本金融业改革的艰难推进
如前所述，尽管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是，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数额巨大，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这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结果，也是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僵化落后，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业的辉煌，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开始对于日本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具体来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已有的日本模式的调整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抵制。日本模式中强调的"政"（政党）、"官"（职业官僚集团）、"财"（作为大企业代表的财团）铁三角是现存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又掌握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日本现有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进行改革，必然会遭到体制内的强大的反对和阻力。
其次，在工业化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了制造业部门，这些资产的专用性相当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全社会可能会付出相当高昂的沉淀成本，具体表现为企业倒闭显著增加、失业率上升，在金融体系上则表现为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
事实上，尽管经过多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1）不良债务问题严重，1996年底大藏省重新调整了这一数字，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可以说这一数字基本反映了日本金融业不良债务的规模，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数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国议会调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海外报纸报导这一数字高达100万亿日元，甚至有的竞认为已突破了150万亿日元。这些巨额的不良债务成为严重困扰日本金融界的难题。（2）大批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战后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金融业却显得不堪一击，纷纷破产。特别是1995年8月兵库银行宣布破产，开日本战后50年银行破产之先河，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类似于80年代美国的银行破产风潮席卷日本，各个银行长期存在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整个金融业处于恐慌与危机之中。即使没有破产的银行也都今不如昔，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银行排序时，前10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能力给出了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A到E)，显然这足以说明日本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相当低下，几乎完全要仰仗外部的支持，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1981年，对实施近50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国际化等，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许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其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效果也不十分理想，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化。到1993年4月日本又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加强金融自由化进程，但总的起色并不大。正是吸取了以上改革的经验教训，日本在1996年11月提出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三项原则，即自由化、公正化和国际化，1997年初又进一步明确把金融改革纳入整个经济、社会总体改革方案之中，并把金融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先导。从目前看来，日本这次"金融大爆炸"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不良债务问题。（2）对日本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进行修改。修改的目的是要增强日本中央银行在制订金融政策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独立性与金融机制的透明性，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的要求，提升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3）修改垄断法，允许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一家控股公司可以同时拥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等，打破金融业务的严格分界，由分业经营变为兼业经营，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相互渗透。（4）修改外汇法，彻底取消了外汇交易限制，实现了日元的的完全自由兑换，资本流动完全自由，企业间也可以直接进行外汇交易而不必通过外汇银行，此举目的在于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实现日元的国际化。（5）建立直属内阁的金融检查监督厅。以改变原来大藏省既负责政策制订又负责监督执行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同时也解决原来对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的混乱局面。同时为了加强企业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建立金融预警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进国际上通行的会计制度，等等。
日本的这次金融改革在国际上被称为"金融大爆炸"，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使日本的金融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增强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能力，以适应目前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创新普遍化、金融服务全方位综合化的国际金融发展大趋势。
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其次，日本必须要充分估计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充分暴露银行经营弊端和不足的过程，因此，改革推进的初期阶段必然表现为较为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断恶化的银行经营状况等。应当说，这是前一阶段积累的问题的暴露，是建立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的前提，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从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显增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计，这种暂时的危机状态还要延续一段时间。目前日本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尽量缩短这一负效应的延续时间，使金融业尽快走上有序发展的健康轨道。
四成也金融，败也金融：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
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为了治疗日本病，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inflation），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认为，他所开出的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率目标的"药方"，尽管不是最好的，但在找不到最佳"药方"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他所提出?quot;次好"的"药方"，因为这总比坐以待毙，或者用了被他认为的"错药"要好。但是，日本金融当局的主流派并不赞成实行设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李杰的。事实上，克鲁格曼教授更多地是从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角度，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但他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金融领域则是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货紧缩仅仅是表面现象。对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仅仅依靠传统的反危机措施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之下，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促使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顺利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推进日本金融体制的转向方面，首先必须解决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解决了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并不必然表明日本经济就能够走出阴影顺利复苏。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过渡干预、市场机制的扭曲等。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在其传统的日本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根据国际外市场的客观要求，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形成统一的改革目标，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不过，这种变革的难度相当大，而且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和有效的改革，或者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于是，在这个阶段，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必然会陷入混乱。目前来看，第二种方式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途径，这种基于企业的多样化的自发探索尽管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但是最后作出的制度选择应当是较好的，特别是在目标模式不清晰和准确的条件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表现在金融业方面，就是一种渐进的变革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最后要提及一点的是，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了日本特殊论的主张，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经过日本10年代的经济停滞，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市场规律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市场规律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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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中日经济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发展的一个初步进化框架，即以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新特点所产生的三个矛盾为主线，与日本同水平时期的物流发展演进的趋势做一个对比参考，并就我国当前物流发展的趋势提出新的见解。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单品管理效益悖反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消费者选择性的不断增强，使以前那种数量多、产品单一的市场供给状况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而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以使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就涉及生产与流通两大模块的升级，尤其是流通业的升级是适应当前消费者需求多元化，满足市场多品种、少批量需求格局的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具体矛盾来加以分析：一是生产的扩张、多品种的生产如何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相匹配。这个矛盾主要反映在市场的供给方往往因为对市场需求了解不够而导致生产缺乏针对性，要么就是库存积压过高，要么就是断货。二是流通如何在成本的节约与多品种、少批量带来的物流效率下降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成本节约不仅仅是物流活动所要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必然选择。而当前这种多品种、少批量的市场状况又使物流效率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大大降低。三是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的买方与卖方中不仅发挥由卖方向买方的物理流动的载体作用，而且发挥着由买方向卖方的信息反馈和需求拉动作用呢。如果说现在的物流还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道，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其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双向道，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来支撑生产与销售体系，使产销协调的更加完善。
本文就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下的物流发展过程与走在我们国家经济前面的日本的物流发展状况做一个比较，探讨在物流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一、生产的扩张、品种的多样化如何与市场多元化需求相适应。
纵观经济走在我国前面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在70年代开始，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一方面是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滞销严重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工厂的盲目生产导致库存剧增，成本提高。生产与需求面临着严重的不协调。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不难看出，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预测，而建立这个有效市场预测，就必须精确了解当时的实际销售状况，而做到这一点的两个部门：销售部门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产品（非常畅销的产品和滞销严重的产品）了解较多，对其他更大范围的产品不甚了解；生产部门对市场的预测也仅仅是本部门基于其产品出货的预测，对由批发商订货后，批发商所保管的库存量不甚了解，因而导致市场预测的二重性，必然大大降低了生产与需求的协调性。
当时日本几乎所有企业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严峻的形势逼迫生产商做出一个调整，当时的日本生产商以著名的化妆品生产企业资生堂为代表，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物流部。这个物流部的一个独特机能是进行产销协调。所谓产销协调就是协调销售与生产计划。同时配套建立商品物流中心，其商品物流中心的功能是统管东京区域内的各个分散的销售公司的物流业务，物流中心运营的主要特征：①实现了销售公司仓库的集约化，并实行广域配送；②通过集中大量的商品处理，实现出库、分拣等物流总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并达到人力资源削减的目标；③确立效率化的库存管理和物流信息系统。
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正在不断的发展中，与处于经济水平类似的7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许多类似之处。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多品种、小批量经济的到来，而且在流通渠道的建设上也遭遇到许多相同的问题，如何消除滞销产品、扩大适销产品品种等，这些都是企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总体上经济水平与70年代的日本相似，但区别同样存在，在许多大的企业背后，是广大的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毋庸质疑可以学习日本资生堂的经验，建立物流部和商品物流中心，实行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对于更大范围内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和规模的约束，不能单独进行自营物流，但可以通过一定区域内各个企业共同协商成立一个联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效仿日本所建立的物流部。同时成立区域商品物流中心，对各个产品进行单品管理的同时，对各种物流业务进行集约化管理。
二、流通在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成本节约如何与多品种、小批量带来的成本上升的矛盾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合点。
我国经济每年以9%的速度递增，消费市场日益成熟，这必然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品的成本不断要求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多样化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这就要求整个供应链必须围绕适应消费市场的变化来经营。我们国家的许多企业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却不能将其付诸实现，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因为找不到成本与多样化服务这个“效益悖反”下的平衡点。
日本经济的物流发展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却将这个问题解决的非常有艺术性、创造性。70年代的日本为了解决由于多品种、小批量所带来的物流成本提高的问题，以伊藤洋华堂为代表的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了改革，作为一家大型零售超市，它过去实行的是有生产商将产品直接送到其超市的仓库。由于多品种、小批量带来了物流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了超市商品价格的提高，不利于与其他零售商的竞争。伊藤进行了三次业务流程的改革，第一次是实行了旨在减少滞销品的“单品管理”。所谓“单品管理”就是指不仅对商品别进行管理，而且对同一品牌下的不同型号也进行管理。第二次是引入了POS系统，这样就可以对销售情况即时了解，使生产部门可以根据所汇总的销售数据对产品的市场作出一个精确的预测。第三次改革，也是最具有革新力的就是把实行共同配送。共同配送的实行，首先是要从以前所有生产商将产品直接送到伊藤超市或送到批发商，再由批发商送到超市的流程改为由伊藤选择指定一两家批发商，所有生产商不再直接送到超市仓库，而是由这指定的窗口批发商集中这些生产企业小批量的产品一起配送到超市，从而降低了物流成本。共同配送的实施，其效果还不止如此，首先物流作业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不仅指物流管理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也包括物流对店铺经营的支持，这种支持除了配送的迅速化、及时化之外，也包括配送方式的变革对零售经营的影响。例如，服装的发货原来是以货箱为单位进行，零售店铺接到商品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拣、陈列，而实施共同配送后，这些工作全部在物流中心或窗口批发企业完成。
共同配送现在已经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频繁提到的一个词，但是真正要做到共同配送并不容易。共同配送需要有一个领导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是生产企业、专业物流公司，也可以是批发商、零售商。选择谁作为其中的领导企业，主要是看谁控制着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终端。作为领导企业，在共同配送过程中，要引导其他参与企业在共同配送过程中积极配合，与其他企业建立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的物流管理。我们国家地域广阔，生产厂商分布更是星罗棋布，如何在这样的供给格局中提高物流效率，建立本区域的共同配送体制是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
三、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发挥双向道的作用。
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的买方与卖方中不仅发挥由卖方向买方的物理流动的载体作用，而且发挥着由买方向卖方的信息反馈和需求拉动作用呢。如果说现在的物流还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道，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其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双向道，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来支撑生产与销售体系，使产销协调的更加完善。这其实是一个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这与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这种经营环境的变化反映在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趋同，同时企业的绩效越来越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之间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广告、终端促销等手段来争夺顾客的竞争日益激烈和明显；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竞争手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使得竞争的效果越来越弱，为此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总利润率。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现确定商品的导入、管理和促销才能在现代化企业竞争中，提高竞争的绩效，这种确定性就要精确地把握消费者可能随时变换的需求，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将商品配送到特定的顾客手中，进而实行针对性促销，即投入与产出必须非常明确和匹配。
日本在高度信息化的发展中获益匪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7-11便利店的信息化发展。首先7-11开发了“终端7”系统，该系统的作业方式是店铺经营者利用终端7所带的扫描装置将含有订货品种、订货数量、生产企业等信息的条形码进行扫描，将信息输入终端，并通过公共回线（电话线）把数据传输到7-11总部的主机上，7-11总部对各店铺传来的订货信息进行汇总和整理，做成商品订货单，寄给合作生产商或生产商到7-11总部将订单取回。进而在7-11的第二次、第三次信息系统革新中，又先后开发了POS系统和双向POS机。POS所得来的数据能立即在公司的主机上反映出来，而且主机与店铺控制器和POS机能双向通信，这样大大提高了7-11对店铺的指导能力、强化了商品开发的能力。从具体运作看，各店铺根据7-11所规定的顾客分类标准，及时收集各层次顾客的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企业总部，企业总部借助掌握的当时、当地的商品销售情报，进行分析，及时调整商品开发和商品库存。
我国物流基于信息化建设的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这反映在许多企业对信息系统的建设还不完善，对于已经采用了ERP等信息系统的企业，其企业业务流程的设计相应还没有跟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ERP系统的开发和建设。由于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员工素质相辅相成的一个基础环节，在信息体系完善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对经营管理和员工素质有相应的要求。
四、启示
物流不能只能看作是一个成本的花费，也应该看到它带来的收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连通供给与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三个很重要的作用：①保证有货；②保证送到；③保证质量。随着经济竞争的加剧，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更是购买一种效用，如何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按照波特的“价值论”的两种渠道：成本优势和差异优势，这体现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就是要缩短供应链过程中浪费的环节，把集约化管理和规模效益作为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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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上半年，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访问中国时，曾就东亚区域合作向中国和亚洲表达了希望积极推进的意愿，说明日本政府政策有所调整。接着日本紧锣密鼓地与东盟国家加快谈判自由贸易协议步伐。同期韩国也有类似动向。由此，就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话题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而对日本是否在试图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尤其敏感。众所周知，在东亚有一定实力主导区域合作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屈指可数，东盟、日本、中国、也许还有印度。但有实力不一定必然成为主导国家。主导国家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巧取豪夺的，而应是顺区域民心、得区域民意、为区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得到公认的国家。从这点出发，探讨日本是否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家，以及谁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谈一些可能还不够成熟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主导权问题的产生 东亚区域合作可谓一波三折。2001年，中国政府率先提出与东盟国家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展研究、磋商，我国政府此举意在推动区域合作，并无争夺领导权的含义。但是未曾想此举刺激了日本执政党右翼势力和主张对华强硬派，认为中国是在“领导东亚区域合作”，对日本在东亚区域影响力构成“挑战”。随即日本政府也出台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EPA模式，公布了推进计划，其中含有明显的排除中国、单独推进的意图。由此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演变出东盟分别同中国、日本、韩国开展区域合作的“一对三格局”。 东盟、中国、日本在区域合作中的“对局” 是领导还是主导。在汉语里“领导”与“主导”一字之差，其含义差别颇大。因为领导在组织机构中是“具备法人资格”的权威，成员必须服从。而主导无非是在组织内发挥主要作用，没有必要得到法律赋予的权力。日本媒体在报道东亚合作有关情况时使用最多的词汇是“领导(LERDERSHIP)”，讲述“日本应该领导东亚如何如何”。而东亚合作需要主导但不需要领导。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率先启动东亚地区论坛，将中、美、俄、日等等纳入对话国，此后“10+3”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渐显。在东盟主导下区域合作走出了第一步，东盟也立下第一功。 2001年中国提出欲同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中方原本希望日本、韩国也能参与，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却意外地促成了东盟加中日韩的合作格局，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行”，也算是为东亚区域合作迈出第二步立下一功。 2005年日本强行推荐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与东亚峰会，摆出领导东亚合作的姿态，却碰到了东盟国家“软钉子”，最终只好妥协。双方同意东盟决定峰会举办时间、地点、审定与会者资格等内容，等于将主导权归还给东盟。于是东盟提出接纳峰会新成员的三个条件，即必须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必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要与东盟有“实质性”的关系。东盟也同意日本建议：选择与东盟战略利益和发展机遇最密切的国家入会，而不受地域的限制。至此东亚共同体“10+6”格局雏形初显。可以说日本此次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所作所为暴露出的目的一是试图发挥“领导”作用，二是为了抑制中国影响力。而东盟在此回合最终夺回主导权，在客观上对东亚区域合作迈出第三步作出了贡献。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各种场合不断提出欲按照自己研究的EPA模式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甚至提出具体时间表。而东盟的反应再次给日本一个“软钉子”，表示希望6个国家先分别与东盟各国签订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性质的合作协议，然后再建立东亚整体的自由贸易区。2006年8月23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在吉隆坡结束时，日本表态同意东盟意见，并正式提出：东盟与中日韩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10+6”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显然在这个回合，日本试图主导东亚合作的意图再次遇到挫折，而东盟主导得到各国一致同意——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再次为东亚区域合作立下大功一件。 通过以上几个回合的“较量”来看，相信今后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等各项有利条件，还将继续演义争夺区域合作“领导权”的“大片”。但笔者认为，不如制定一套明确的规则，引导有意争夺主导权国家可以按照规则展开良性竞争，避免出现恶斗，避免出现主导权过强以至于超出可承受限度，这才是良策。 与主导权竞争者“约法三章” 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影响力大，客 观上更有条件主导区域合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如果大国主导区域合作强行推动某项活动可能会将区域合作引向歧途。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控制大国过分主导是决定区域合作成败的关键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主导权含义做出明确的探讨，以便参与方形成一致意见，规范主导行为。 (一)关于主导权的界定。 首先主导权(国家)产生应确立机会均等原则。主导东亚合作的国家不应该固定为一个国家或集团组织，凡是参与东亚合作的成员均有资格或机会在某种场合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主导权当中倡导成分应占有很大比重，也即主导往往是倡导，率先提出有关区域合作的设想，并最终得到全体成员一致响应，完成一次主导过程。 其三，当主导方提出某项倡议、出现分歧时，应通过平等协商征求各方意见，在相互妥协过程中最终达成一致。 其四，实行“一票否决制”防止主导权无限扩张，建立保护小国弱国正常利益的机制。众所周知，欧盟组织对提议表决实行“一票否决制”效果良好。东亚地区合作可以考虑积极借鉴。即凡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国家均有权根据本国利益决定对某项提议表示赞同或否决或弃权。一旦出现一票否决情况，该项提议应该终止。一票否决制有利于打消小国忧虑，提高地区合作的凝聚力。特别是一票否决权对防止大国过分影响小国、左右弱国，梦想成为强权国家、搞殖民统治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其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能发挥有限作用。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同样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原则，政府发挥的作用应该限于制定规则和进行裁判。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在统一规则指导下，自由竞争。当企业发展过大、出现垄断时，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和当地国家政府还要引用反垄断法，予以制裁。 (二)主导国应该以维护本区域利益为己任。 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在对外交涉时，应该站在东亚立场，代表东亚利益，维护东亚权益，可以在取得区域成员一致同意和授权范围内对外进行谈判。众所周知，日本外交一贯方针是发挥在东亚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沟通作用等等。这类作为分明是将自己置身区域合作之外，扮演第三方调和角色，显然这样的政策立场不足以担当区域主导重任。组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后，日本如果希望发挥主导作用，成员将首先判断：日本是否调整了立场，是否已经具备资格代表东亚利益。例如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场合，东亚需要在取消农产品补贴和纠正歪曲使用反倾销措施等方面取得进展，这就是对日本的考验。如果日本主动调整了保护农产品的政策，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达成一致，必然会受到东亚区域的欢迎。以上还仅仅涉及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将来东亚区域合作还可能扩大到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日本还将面临重大调整的考验，如日美安保条约的政策。 (三)主导国应该为区域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成为典范。 所谓典范，即主导国在利益面前应主导谦让；在尽义务、担负责任时主导贡献；在制定规则和坚守原则方面做表率。 首先，主导国应该是主动开放市场的典范。众所周知，在区域合作进行市场准入谈判、与对方进行减让、要价时，区域大国的行为最受关注。具体讲，日本如果希望发挥主导作用，就不应将在WTO谈判中善于精确计算、反复讨价还价的作风带到东亚区域合作场合。应该主动将日本市场各种壁垒包括贸易壁垒、技术壁垒、交易壁垒、行业壁垒等等凡是妨碍产品、资本、人才准入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全部撤去。对于不能立即撤去的规则应该提出市场化改革时间表。日本市场是一个关税总体水平非常低、表面上非常开放的国家，而实质上存在有许多抑制外来竞争、妨碍外来竞争的障碍，并且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日本在涉及区域合作重大利害关系面前作出表率，率先开放市场，则各国会纷纷效仿，区域合作就容易取得成功。反之如果日本不放，则各国都会模仿，区域合作就无从谈起。 当前东亚国家最希望日本主动开放的内容是：带头彻底放弃农业保护政策；率先撤掉抑制竞争的各种行会、商会实施的措施；废弃各种妨碍交易对手可以自由竞争的潜规则。如丰田汽车的零部件采购体系是一系列基本封闭、固定不变的交易伙伴。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之后，就应该打破这种固定不变的交易关系，让所有东亚区域内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有平等参与交易的机会。 此外，日本还应主动放弃各种限制拥有技术资格的人才自由流动，让区域内人才可以在日本自由、公平地流动和选择就业，改革“封闭的入国管 理政策”，将来还应率先做到普通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这才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其次，在负责任、尽义务方面日本应发挥主要作用。东亚金融危机时，日本政府拿出40亿美元帮助危机国家，这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得到成员国的欢迎。但是比起日本为追随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支出了90亿美元来讲，日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发挥的作用似乎还有缺憾，距离人们的期待尚有差距。应该说，当初东亚国家也期待美国发挥像墨西哥爆发危机那样的主导作用，但是美国行为辜负了人们的期待，因此美国也理所当然地自动放弃了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一次绝好机会。如果说人们希望日本成为区域合作主导国，首先是希望日本主导对亚洲发展做出贡献。在当前，人们最希望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市场吸收器”作用，多进口成员国产品、为减少贸易顺差作出实实在在努力；积极对外投资带动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支持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特别是对敏感技术和产品对东亚成员国应更加开放，以及实行无差别待遇等方面，只要日本做出了主要贡献就是在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做制定和坚守规则的典范。在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将不可避免会发生纠纷，如何公正、平等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区域合作的成败。日本如果希望发挥主导作用应该做出表率和坚守公道。所谓“公道”就是通过协商，主持建立区域内统一的竞争规则，带头坚守规则，共同确保区域内所有企业在公平的规则下开展经营。 第四，做市场化改革的典范。东亚区域内各国市场化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不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化发展。日本自身同样存在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的问题，日本如能带头推进市场化改革，让人们见到效果，以及积极帮助其他成员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些都是人们对日本的希望。 最后，在组织各国专家研究制定测量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指标体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了确保东亚区域合作成功，处理区域合作中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开放度低的问题应该制定量化指标和行动计划。如果日本政府出资组织各国专家研究和制定方案，组织专家对各国情况作出测量，然后交由各国政府参考，在动员大家自行制定行动计划的同时，自己率先落实行动计划，必能为区域合作持续发展铺平道路，这也都是大家对主导国的希望。
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 ，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从2011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11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 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 就现实而言，推动ODA的实施方向由资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转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或许成为缓解当前两国紧张政治局势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考虑都极具重大意义。从近期看，中国承诺在2008年夏天为世界举办一场“绿色奥运”。于是，借助高技术治理北京等地区的“沙尘暴”等环境问题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从长远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务必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和环境保护等两大问题。步入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还需要大先进的技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日本，在发展战略层面，历来强调“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只有将ODA等政策资源运用于环境、疾病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何况中日一衣带水，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在环境问题上休戚相关，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在器物层面，日本拥有先进的智能管理技术、能源开发能力，而作为一个岛国，自身的市场和能源供给却极为有限。以技术为商品进行海外贸易成为冷战后日 本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关键。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垄断性已经难以为继，其在跨国转移过程中实现商品化，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技术市场正步入买方市场。在国际市场可供选择和谈判的机会逐渐增多。中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的过程中，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对中国的技术需求置若罔闻，中国尚可转而求助美国、欧盟。可见，日本害怕对华技术合作而给自身带来“飞去来器效应”，进而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必将事与愿违。综上所述，在 “倒计时”的阶段乃至“后日元贷款”时期，中日两国在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对处于中日关系困局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体力量向本国民众客观、积极地评价日本对华ODA的实绩，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以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计划为契机，拓展对日本NGO和NPO的沟通渠道，通过中日间多层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双方在能源开发的技术合作领域；并寻求中日双方在东北等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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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载于《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14}周永生.《安倍经济外交探析》.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11月第6期。
{15}同上。
{16}苏杭.《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新动向》.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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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载于《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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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晓光.《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载于《亚非纵横》2005年第1期.
[10]朱海燕.《试论日本的经济外交与大国追求》.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03年第1期.
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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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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