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F326.11；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71-08
[作者简介]张利国（1977—），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食品）安全、农村发展研究；陈 苏（1989—），男，江苏盐城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慧芳（1976—），女，江西财经大学助教，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7126301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研究”（13GL06）、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江西省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保证粮食稳定生产一直以来是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尤其自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11个涉农“一号文件”，给予粮食生产极大的扶持和投入，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十连增”。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非农化不断涌现，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年来关于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粮食生产布局演变趋势方面，屈宝香等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变化趋势是北方粮食生产全面超越南方，粮食生产日趋向中部地区集中；①刘玉等指出，我国粮食总产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产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粮食生产向主产县域集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明显，粮食总产量两极分化趋势加剧；②邓宗兵等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部集中，在南方稻谷优势区域继续稳固的同时，东北稻谷重要性逐渐凸显，小麦产区逐渐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东北、华北和华中集中。③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影响因素方面，杨春等研究表明，2007年中国县域粮食生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域格局特征，而县域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形成不仅与人均耕地面积、经济效益比、生产技术、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化和人均GDP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④顾莉丽等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是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⑤汪希成等认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因素包括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等；⑥谭智心等认为，农业科技、地理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和人地矛盾等因素是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⑦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大都使用较大范围的区域数据分析其生产格局，研究视角比较大；另一方面，分析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特征及其原因，不仅要从时间角度来研究，还应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的差异性。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传统农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粮食生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随着昌九一体化战略和南昌市、共青城市先导示范区的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将更加明显，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必将发生改变，这对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供需平衡和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⑧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先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主要因素，旨在为正确认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有效把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供需平衡状况，以及实现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特征
本文选择粮食生产集中度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具体分析。粮食生产集中度是指各县（市）粮食总产量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表1报告了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时空尺度的粮食生产集中度。
由表1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呈现以下特征：（1）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上升趋势，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呈下降趋势。滨湖控制开发带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50.8%，上升了3.6个百分点，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提高；高效集约发展区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52.8%下降到2010年的49.2%，下降了3.6个百分点，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县域粮食生产格局变化显著。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鄱阳县和余干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由2000年的7.6%、5.9%上升到2010年的11.0%和7.3%，分别上升了3.4和1.4个百分点；其次是都昌县和新建县，分别上升了1.2和1.1个百分点；彭泽县、进贤县和樟树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上升较为缓慢。在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的18个县（市）中，南昌县和丰城市下降幅度较大，由2000年的11.8%、12.1%下降到2010年的8.6%和11.0%，分别下降了3.2和1.1个百分点，但两县（市）2010年粮食生产仍然排在25个县（市）的第2位和第3位；剩下的16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以上表明，新世纪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总体来看，粮食生产表现为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逐渐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从县域角度来看，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幅度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前列，而鄱阳、余干两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格局的演变？本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三、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一个地区粮食生产变化除了受土地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上还受到粮食生产技术条件、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变化诱发的农民种粮行为变化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选择依据和变量设置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衡量
土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已有研究中，人均耕地面积变量被认为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①当某个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易产生规模效益，容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它是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衡量
粮食单产用粮食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农业科技综合水平，同时，复种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较好指标。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特别是农膜的使用，农业生产的耕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复种指数明显提高。
3.市场需求方面的影响用种粮经济效益比和肉类产量衡量
种粮经济效益比用粮食播种面积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不断改善，对蔬菜、水果、粮油等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从事这类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显著增大，直接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同时，肉类需求的不断增加必将拉动畜牧业发展，增加饲料粮需求，使得饲料粮生产比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大，从而影响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各地区饲料粮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用肉类产量表示。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的影响用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衡量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外在拉力。在一些非农经济发达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且随着当地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高，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这种地区经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将会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影响。人均GDP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口表示，非农就业机会变量用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劳动力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数比重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形成以下待检验的假设：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单产水平高、复种指数高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种粮经济效益比高、肉类产量低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人均GDP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以上的假设，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①：
2.数据说明
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中使用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肉类产量、地区生产总值、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总人口等数据均来自《江西统计年鉴》（2001—2011），具有一致的指标统计口径，数据较为可靠。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但模型采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估计模型时，可能会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OLS法失效，因此，在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Cross Section Weights，GLS）进行估计。回归过程中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对两种模型的选择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固定效应更可靠。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模型R2=0.9954，F值为1728.857，拟合优度良好。从变量显著性来看，除了肉类产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
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为0.3123，影响效应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人均耕地面积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3123%。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禀赋的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
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7225和0.3641，且这两个指标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提高0.7225%和0.3641%。这与谭智心、邓宗兵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①说明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
3.市场需求方面
种粮经济效益比的系数为0.2973，对粮食生产集中度的影响效应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种粮经济效益比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2973%。肉类产量的系数为-0.0355，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说明该变量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市场需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系数分别为-0.0894和-0.1158，这两个变量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下降0.0894%和0.1158%，这表明区域经济特征的差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生产集中度指数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由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后者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域。
第二，从县域角度来看，新建、都昌、鄱阳、余干四县的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较快，进贤、彭泽、樟树三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有一定程度上升，而其他18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前列。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参考文献〕
〔1〕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7.
〔2〕黄黎慧，黄群.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与对策〔j〕.粮食与食品工业，2005，（5）.
〔3〕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1988，（5）.
〔4〕朱泽.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7，（5）.
〔5〕丁声俊.国家粮食安全及安全体系建设〔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
〔6〕吴志华，胡学君.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述评〔j〕.江海学刊，2003，（3）.
〔7〕高帆.粮食安全的真问题是什么〔j〕.调研世界，2006，（3）.
〔8〕肖春阳.中外粮食、粮食安全概念比较〔j〕.黑龙江粮食，2009，（2）.
〔9〕刘笑然.论中国粮食安全〔j〕.中国粮食经济，2010，（3）.
〔10〕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j〕.粮食储藏，2003，（3）.
〔11〕〔12〕陈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83,140-143.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86.
〔14〕杨晓伟，刘小丽.邓小平“共同富裕观”三题〔j〕.天府新论，2011，（5）.
〔15〕吴硕.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j〕.商业时代，1983，（3）.
〔16〕丁声俊.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1984，（7）.
〔17〕吴硕.粮食流通体制的战略性大改革〔j〕.经济研究，1985，（3）.
〔18〕姚芳，孙来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天府新论，2010，（5）.
〔19〕陈锡文，等.中国粮食的预测和对策〔j〕.改革，1996，（3）.
〔20〕王德文，黄季?j.双轨制度对中国粮食市场稳定性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1，（3）.
〔21〕肖凤南.市场化条件下粮食流通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d〕.中南大学mpa硕士学位论文，2010.
〔22〕金和辉.计划、市场和中国农民的粮食供给行为〔j〕.经济研究，1990，（9）.
〔23〕高小蒙，向宁.中国农业价格政策分析〔m〕.浙江人民出版，1992.
〔24〕毛燕琼.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外部挑战及“破局”之策〔j〕.天府新论，2011，（2）.
〔25〕朱希刚.跨世纪的探索：中国粮食问题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35-36.
〔26〕黄季?j,罗斯高.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种子产业〔j〕.农业技术经济，1999，（2）.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土地改革；（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毛泽东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主权，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焜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焜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参考文献〕
〔1〕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7.
〔2〕黄黎慧，黄群.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与对策〔j〕.粮食与食品工业，2005，（5）.
〔3〕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1988，（5）.
〔4〕朱泽.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7，（5）.
〔5〕丁声俊.国家粮食安全及安全体系建设〔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
〔6〕吴志华，胡学君.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述评〔j〕.江海学刊，2003，（3）.
〔7〕高帆.粮食安全的真问题是什么〔j〕.调研世界，2006，（3）.
〔8〕肖春阳.中外粮食、粮食安全概念比较〔j〕.黑龙江粮食，2009，（2）.
〔9〕刘笑然.论中国粮食安全〔j〕.中国粮食经济，2010，（3）.
〔10〕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j〕.粮食储藏，2003，（3）.
〔11〕〔12〕陈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83,140-143.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86.
〔14〕杨晓伟，刘小丽.邓小平“共同富裕观”三题〔j〕.天府新论，2011，（5）.
〔15〕吴硕.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j〕.商业时代，1983，（3）.
〔16〕丁声俊.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1984，（7）.
〔17〕吴硕.粮食流通体制的战略性大改革〔j〕.经济研究，1985，（3）.
〔18〕姚芳，孙来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天府新论，2010，（5）.
〔19〕陈锡文，等.中国粮食的预测和对策〔j〕.改革，1996，（3）.
〔20〕王德文，黄季焜.双轨制度对中国粮食市场稳定性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1，（3）.
〔21〕肖凤南.市场化条件下粮食流通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d〕.中南大学mpa硕士学位论文，2010.
〔22〕金和辉.计划、市场和中国农民的粮食供给行为〔j〕.经济研究，1990，（9）.
〔23〕高小蒙，向宁.中国农业价格政策分析〔m〕.浙江人民出版，1992.
〔24〕毛燕琼.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外部挑战及“破局”之策〔j〕.天府新论，2011，（2）.
〔25〕朱希刚.跨世纪的探索：中国粮食问题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35-36.
〔26〕黄季焜,罗斯高.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种子产业〔j〕.农业技术经济，1999，（2）.
论文关键词：汇率，J曲线效应理论，粮食出口，出口退税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年一有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暗示要求人民币升值；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币机制；4月美国130多国会议员又联名上书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要求对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面对各种呼声，我们不禁要问，人民币汇率真的需要升值吗？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具有特殊性质的商品——粮食的出口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汇率影响国际贸易的J曲线效应（J-Curve Effect）理论在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中能得到证实吗？
现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一般规律或对工业制品贸易影响（唐海燕，1995；许和连、赖明勇，2002）的层面上，专门针对粮食贸易的相关研究也停留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郑琰，2000）的叙述或汇率并轨（蔡昉，1994；顾焕章等，1994）的影响上，对汇率变动影响粮食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J曲线效应理论加以检验。
二、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有多种，以下主要从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一般原理和阶段性方面加以分析。
（一）一般原理 在一般情况下，若人民币对外贬值汇率，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粮食的相对价格会下降，这样就能增强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使粮食的出口增加。反之，若人民币对外升值，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粮食的相对价格将上升，这势必减弱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能力，使粮食的出口减少。
（二）J曲线效应理论 如上所述，若人民币对外贬值，中国的粮食将受到刺激而扩大出口。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受到许多条件的约束，其中包括：（1）受贬值传导过程中时效性的制约；（2）受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3）受粮食的进出口需求弹性的影响；（4）受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金融政策的约束等。下面主要从时效性的角度，以人民币贬值为例进行分析。
在粮食贸易方面，首先，由于粮食出口合同通常是在粮食实际交付的前一年即已签订，他们是依据当时的汇率而确定的出口额。在人民币贬值后，这些合同不可能废除，因此在初期出口贸易额不会发生变动。其次，即使在旧合同执行完后，新的交易要完全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动仍需一定的时间，从粮食的生产方面看，其生产周期相对工业品更长（畜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般在一年半以上），农户增加投入、建立新的生产线需要时间；从销售方面看，国外消费者适应中国粮食以及在国外建立必要的粮食分销渠道同样需要时间。由于相对价格的下降和时滞性的存在，粮食出口贸易的变化是呈一条缓慢上升的J曲线（见图1），即出现J曲线效应论文提纲怎么写。据专家调查的结果反映，货币贬值改善出口的滞后时间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并不一致，发达国家的时滞为9个月左右，而发展中国家需要1年多的时间。
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过程表现在：在t0与至t1时间内，由于受粮食的生产周期和贬值前签订的粮食出口合同的支配，粮食出口不会急剧增加，只是缓慢地上升。进入t1至t2阶段，人民币贬值的作用得到发挥，粮食出口快速上升，新签订的粮食贸易合同开始生效，贸易收支也逐步从逆差转为顺差。当进入t2阶段后，在粮食的产出增长没有完全跟上出口需求时，就会出现对中国粮食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当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完全抵消人民币贬值的作用，这时曲线开始走平。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说 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粮食出口影响机理的分析汇率，本研究将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
根据一般原理，人民币汇率升值，粮食的出口将减少；人民币汇率贬值，粮食出口将增加。本研究将借用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数据，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验证上述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正确，那么人民币汇率未来的变动趋势将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相应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将表现出阶段性。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粮食的国际贸易合同一般在产品交付的前一年即已签订，这就意味着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滞后期要达到2年的时间。本研究将通过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设定人民币汇率的滞后变量（滞后2期），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上述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正确，就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影响的滞后效应是存在的，进而为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未来影响提供依据。
（二）模型构建
1.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一。根据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EXt）与人民币汇率变动（Rt）之间的函数关系，构建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μt（1）
2.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二。根据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为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粮食进出口合同的签订一般在交付的前1年，所以笔者将上述模型中的人民币汇率滞后2期（Rt-2），分析中国粮食出口额受人民币汇率变动滞后效应的影响程度，建立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2＋μt（2）
3.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修正。（1）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政策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于1985年开始对出口贸易实行退税优惠，这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了影响，为了与该政策相吻合，笔者将出口退税率（D）作为自变量考虑在模型之中；从需求的国家层面看，粮食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G）将中国粮食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引入模型之中，则（2）式可以变换为：
EXt＝a＋βRt-2＋χD＋δG＋μt （3）
（2）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随着发达国家对粮食技术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粮食出口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张亚斌等，2003）。国内粮食和食品的出口地位在不断下降，198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17.22％，2003年的比例降到了4.89％。这其中有结构变迁的因素，但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的负面影响很大（见表1(略)）。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个定性变量，因此在模型中有必要引入一个虚拟变量（T）来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则（3）式可变换为：
EXt＝α＋βRt-2＋χD＋δG＋εT＋μt（4）
（3）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有名义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之分汇率，名义有效汇率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扣除对外贸易因素的汇率，而实际有效汇率则是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出的汇率。为了比较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不同程度，本研究将模型中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换为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RR），并将其他变量（出口退税率D，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技术性贸易壁垒T）一并引入模型之中，构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模型：
EXt＝α＋βRR＋χD＋δG＋εT＋μt （5）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09年的人民币汇率（包括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和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均以1997年为100）与中国出口退税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额（百万美元）进行回归分析，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到中国从1985年才开始对出口实行退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虚拟变量数据的选取以对粮食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年限为界。由于中国出口粮食的主要消费国——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在1999年显著提高技术标准的，因而模型中虚拟变量值以1999年为界，其中1999年前为0，1999年后（含1999年）为1论文提纲怎么写。尽管影响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粮食的质量、营销措施、国内外政府的扶持政策等，但这些变量有的无法量化、有的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数据，所以模型未加考虑。
粮食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金俊峰的研究，并经笔者计算获得；各年份出口退税率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并经笔者计算获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李鹏伟的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来自张亚斌等的研究。
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3.1通过对中国1992—2009年粮食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如下两个结果：
表2 滞后2期的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iriable: Ext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 1992---2009
VariableCoefficient t –StatisticProb.
C– 2371.933 –2.62150 0.0211
Rt-2– 10.68927 –2.867564 0.0135
D516.68642.7635.6 0.0161
G1930.6802.895222 0.0125
T– 4314.120 –3.24403 0.0064
R–squared0.834709
Adjusted R–squared0.783851 F –statistic16.41234
Durbin–Watsonstat 1.852694 Prlob(F –statistic)0.000053
从表2(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估计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至少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而且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调整后的R2也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
从参数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2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粮食出口显著地反向相关，其比1997年每升值1个百分点就使中国粮食出口额下降1069万美元；出口退税与中国粮食出口严格呈正相关关系，出口退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促使中国粮食出口额增加51668万美元；中国粮食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粮食贸易严格正相关，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万亿美元，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就增加193068万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生与中国粮食出口成反向相关关系，贸易壁垒一发生就使中国粮食出口下降431412万美元。
表3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 Ext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 1992—2009
VariableCoefficient t –StatisticProb.
C8896.5882.617679 0.0213
R– 51.09368 – 3.3013280.0057
D 362.10092.476526 0.0278
G888.19473.301494 0.0057
T– 2660.565 –3.228375 0.0066
R –squared 0.908236
Adjusted R–squared 0.880001F –statistic 32.16682
Durbin–Watson stat1.725286 Prlob(F –statistic)0.000001
从表3(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估计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至少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而且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调整后的R2也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
从参数的系数可以看出：当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1997年每升值1个百分点，使中国粮食出口额下降5109万美元；出口退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促使中国粮食出口额增加36210万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万亿美元，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就增加88819万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一发生，就使中国粮食出口下降266057万美元。
将以上两个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汇率，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l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等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表明，假说一和假说二都成立，即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这也进一步验证了J曲线效应理论的正确性。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滞后2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如当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大，这表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而非官方名义汇率，才是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重要原因。而人民币官方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而实际有效汇率对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促进中国粮食出口贸易而言，官方的名义汇率应该朝着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方向走，政府应考虑实际的购买力、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因素综合确定人民币的官方名义汇率，而在影响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方面，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滞后效应需加以重点考虑。
从出口退税的情况看，中国自从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退税率对粮食出口的影响极为强烈，2004年调整部分粮食的出口退税率必将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调高退税率的粮食将受到刺激而扩大出口；相反，调低退税率的粮食将减少出口。就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言，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其影响颇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粮食进口国的最新技术标准、提高中国粮食的技术水平、以及制订新的技术标准和规则、争取与国际标准接轨显得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孔祥智.李圣军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2006(06)
[2]陈文汉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影响与对策分析2006(11)
[3]王捧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农业的利弊分析2006(11)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关键词：城市化；粮食安全；动态耦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38-05
1.引言
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城镇化与其他“三化”息息相关，并具有空间载体和组织衔接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当前开放市场条件下，城镇化加速发展势为必然。城市化加速发展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其中粮食安全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城市化发展诱导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一个硬约束条件，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粮食安全状况将极大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
究竟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冲突如何，这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讨论。郭剑雄等（2005）认为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粮食供需缺口扩大，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将随城市化推进变得异常严峻［1］；臧武芳（2001）从历史角度分析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认为受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城市化经历了上升、倒退和加快发展三个阶段［2］；黄季（2004）从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分析，认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暂时不存在较大冲突［3］；马其芳（2004）则利用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认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目前还没有粮食危机［4］。
上述研究对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均持不同态度，观点分歧主要在于缺乏对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系统性考虑，并且从历史演进角度，也仅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动态定量分析。因此，这些研究将无法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是否存在冲突，冲突程度多大，给出比较准确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构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并选取能够衡量两大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给出两者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今后城市化发展和粮食产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十分复杂，是把“双刃剑”［5］。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存在负面影响。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由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城市化将促使直接粮食消费降低，但畜牧产品、酒类等间接粮食需求增加更快，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将促使粮食需求增加。其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数目大量增加，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大量耕地，特别是城市周围的优质高产田被占用，导致耕地数量锐减。在粮食单产不可能大规模提高的情况下，耕地数量减少将引起粮食总产减少。其三，城市化过程促使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转换，产业结构不断转变和升级，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了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会驱使粮农改变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供给。其四，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城市文明等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和传播，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对农业的态度改变，对城市的依赖性加强。
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对粮食安全也有正面影响。其一，城市化若能真正走上正轨，其聚集效应必将更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两倍①，城市人口增加，将释放大量乡村建设用地。其二，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农村土地可以逐步向种田大户集中，从而为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更有利于粮食供给稳定。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第三产业势必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将会不断增强，这便可以为农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通过农业支持性补贴，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将构成我国粮食增产的基本保障条件。
2.2 粮食安全对城市化的影响
粮食安全是城市化发展的硬约束。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集聚的过程，而农业最根本的剩余就是粮食剩余。只有存在充分的粮食供应，才有足够的食品供应保障。只有在粮食生产率提高，粮食供给量增加时，才能释放出大量耕地和劳动力，才能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去。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曾经多次受到粮食安全的制约而不能顺利发展［2］。
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从正反两面影响到粮食安全，而城市化的任何一个层面也都受到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果说人口的集中、用地的扩展等构成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圈，那么粮食安全就形成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圈。
3.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
3.1 理论模型架构
在明确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的基础上，借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演化的思想，可以建立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从而测度两者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其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粮食安全与社会经济都是非线性系统，其动态演化方程为［6-7］
dx(t)dt=f（x1，x2，…xn）；i=1，2，…n；f为xi的非线性函数。（1）
李雅普若夫第一近似定理指出，非线性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取决于一次近似系统的特征根的性质，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略去高次项而保证运动的稳定性，用得到的近似线性系统：
dx(t)dt=∑ni=1αixii=1，2，…n
按上述方法建立城市化（CT）与粮食安全（FS）系统的一般函数：
f（CT）=∑ni=1aixii=1，2，…n（2）
f（FS）=∑ni=1bjyjj=1，2，…n（3）
其中，x，y为两系统的元素（均为时间的变量函数）；a，b为各元素的权重。
鉴于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由于这个系统只有f（CT）与f（FS）两个元素，为整个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则系统演化方程，即动态耦合模型的形式为：
A=df（CT）dt=α1f（CT）+a2f（FS）
B=df（FS）dt=β1f（CT）+β2f（FS）（4）
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城市化子系统与粮食安全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在系统（4）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子系统演化速度为：
VA=dAdt，VB=dBdt （5）
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所以有V=f（ VA，VB），且VA与VB的夹角α满足tgα=VAVB，所以有α=arctgα=VAVB。根据的取值，就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f（CT）与f（SE）的耦合关系。
3.2 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α称作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城市化过程与粮食安全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显然，包含f（CT）与f（FS）两个元素的整个系统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系统重组四个阶段。由表1可知：
4.实证分析
4.1 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在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时，按照简明科学性原则、系统整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可比、可录、可行性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后形成了反映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内容，由非农业人口比重，中心城镇人口规模等10个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7］；而反映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需求安全两方面内容的评价我国粮食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体系，由粮食播种面积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等4个指标组成［8］ (见表2) 。
4.2 数据的量化处理及耦合演变轨迹的综合评估
对于上述指标的样本值，可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FAO数据库，直接查得或通过间接计算可得。此外，为得到评价城市化水平和粮
食安全的单一指标，可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归纳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可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的原始数据②。其中，原始的城市化综合指标对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贡献率）有95.7%，原始的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对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有67.4%，且两综合指标均通过99%的Bertlett球型检验，可用作后文分析。
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择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公式为：Z＾it=Zit-min（Zi）max（Zi）-min（Zi），这样处理后，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由此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
由两系统的动态变化看出，我国城市化的演化轨迹大致为抛物线状，粮食安全的演化轨迹则具有周期波动形态，可按照傅立叶级数理论，展开成若干个三角函数形式。因此，分别将两系统按照抛物线方程和傅立叶级数函数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4.3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态势分析
为了更清楚的反映城市化进程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的演化态势，根据表4绘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演化曲线，如图1。总体上看，除开1993年，1980年到2004年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1993年为异常年份，其原因在于当年粮食市场开放，使得粮食安全系数波动剧烈。由图1分析，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80到1997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耦合度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波动，说明该阶段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相互制约关系并不明显，两者处于独立发展和低级协调共生时期。（2）在1998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而粮食安全水平略有下降，两者耦合度稳定在第一象限，说明二者已有相互胁迫关系，但是值较小，处于15°左右，可见二者矛盾并不突出。（3）在2003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略有减速，但是粮食安全水平下降较大，造成城市化和粮食安全耦合度超过20°，进入矛盾共生时期。
结合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变动轨迹，发现在1980年至1996年，我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标维持在0.5以下，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维持在0.8以上，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高粮食安全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矛盾较少的黄金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后，城市化综合指标一直维持在0.5以上，而粮食安全水平则持续下降，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低粮食安全保障使得经济发展处于矛盾共生阶段。
然而，进一步我们也应看到，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人口仍以每年1 200至1 300万的幅度增长。据有关方面预测，至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 5亿的最大值。随着人口增加，粮食需求量必然继续增加。人均粮食需求量还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日前仅为390公斤，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460公斤左右。其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是7. 59亿吨。在今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必须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以上，才能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度将进一步增加，若不对此进行协调，有可能进入矛盾极限发展阶段。
5.结论
综上可知，198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粮食安全水平曲折波动。其中，1980年到1997年，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不存在较大矛盾，相互影响不大，二者处于独立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来，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已存在相互胁迫关系，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协调耦合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已经进入粮食安全危机潜伏阶段。以保障粮食安全延缓城市化进程，将阻碍国民经济增长，也无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放弃粮食安全保障，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也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寻求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某种统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统一发展的路径无疑是相当狭窄的，但协调的可能性也存在。
5.1 应当把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
经验表明，人口密集型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遭受耕地资源的损失，耕地面积减少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必然代价，那么粮食产量的增长，只有通过土地节约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差距，作物单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不放弃城市化水平合理提高的前提下保障粮食安全，农业技术进步是比控制耕地面积减少更为现实的选择。
5.2 必须走出一条节约耕地资源的城市化道路
保障粮食安全的城市化战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①城市化推进中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损失，不能大于同期农业技术进步获得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②应当选择耕地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城市化路径。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随居民规模的下降呈显著下降态势。小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是特大城市的近1倍，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则超过特大城市的1倍，我国与粮食安全目标相协调的城市规模结构选择，只能是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为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7BZZ040)和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ysz08002）支持项目。
注 释：
①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
②原始的综合指标数据来源于各指标经因子得分系数折算后的数值，具体为，城市化各指标因子得分系数为x1(0.103)、x2(0.104)、x3(0.096)、x4(0.102)、x5(0.104)、x6(0.1)、x7(0.104)、x8(0.103)、x9(0.103)、x10(0.103)；粮食安全各指标则为y1(0.317)、y2(0.351)、y3(0.253)、y4(0.288).
参考文献：
［1］郭剑雄.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目标间的协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7）:279～282.
［2］臧武芳.论粮食安全与城市化［J］.社会科学,2001,（3）:11～17.
［3］黄季琨.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4～10.
［4］马其芳,黄贤金. 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J］.
［5］何格,欧名豪. 城市化与四川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9）:349～352.
［6］李崇明,丁烈. 小城镇生态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24）:134～139.
［7］乔标,方创林.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 生态学报,2005,（11）:30～39.
［8］高中贵，彭补拙. 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安全性度量研究［J］. 人文地理,2006,（1）:80～84.
［作者简介］李海鹏（1980-），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关键词：耕地保护主体；纳什均衡；蛛网理论；成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043-03
一、博弈论及其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译为对策论，博弈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及相应结局[1]。博弈论是在1937年由美国数学家约翰•冯•纽受（John von Neumann）提出，运用旨在解释各种博弈的分析方法来解释政治与对手行为。所有的博弈有三点是共同的：局中人、策略与支付（或译为效用）。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的目的是使利润最大化，博弈规则由法律框架决定，策略是每个参与者所有可能的行为，支付是参与者的利润或损失。
博弈论在耕地保护中有着重要应用，政府与农户都是博弈的局中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首先讨论直接决策者――农户之间的策略博弈，且讨论是农户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局中人对自己与其他的局中人的所有的与博弈有关的事前信息（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有充分的了解的有决策先后次序的博弈。
为了便于分析，农户可以简化为两个即为甲和乙，在初始阶段t0，耕地的机会成本大于耕地收益。对于甲和乙两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有两种战略：保护耕地或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由于有两个参与者，每人都有两种战略，所以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1）都选择保护耕地；（2）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3）甲选择保护耕地，乙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4）甲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乙选择保护耕地。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知道在这四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下自己的结局。可以将每个参与者四种可能的结局列成博弈的结局矩阵（PayoffMatrix）。参与者的处境是带有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特性的博弈，也即优势战略均衡 [2]。
参与者都知道，无论对方怎样做，自己最好的选择是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将保护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这样就实现两人的非零和博弈。但是，两人分别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策时的结果是耕地的大量侵占。
二、农户博弈行为的后果分析
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我们作如下假设：（1）从开始生产到生产出产品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生产规模无法改变；（2）本期的产量决定本期的价格；（3）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在分析时我们还假定土地是均质的，即单位面积耕地产出一定为u。在初始时期t0，甲和乙分别拥有面积为L1和L2的土地资源，耕地面积分别为C1和C2，此时粮食的价格为P0，供需均衡点的粮食童是A。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而言，效用最大化要求当单位面积边际收益（ML）大于单位面积耕地收益时，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随耕地逐渐转化，边际收益递减，当单位面积耕地的边际收益高于单位面积非耕地收益时，达到均衡状态。
（一）农户单次博弈
每个参与者都会认识到，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给量也随之减少，从而引起粮食价格上升，在时间为t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可用下式表达：
Ut（max）=ptctu+f（L）dL
其中，Pt和Ct是时间为t时粮食的价格和耕地面积；Ml =
f（L）；Lt是时间为t时的非耕地的面积；Lt+Ct=Tl，Tl是土地总面积。
参与者的优势战略是在时间为t时将耕地面积减少至Ml等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但每一个参与者只能预计出自己的供给发生变动时粮食价格的相应变化。甲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1减少到C3，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1，Al=A0-（C1-C3）u；同理，乙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2减少到C4，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2，A2=A0-（C2-C4）u，我们则看到由于双方都减少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实际上由A0减少到A3，粮食价格上升至Pt3，A3=A0-（C1+C2-C3-C4）u，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小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二）农户多次博弈及其后果
在前面的分析中，粮食供给的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同样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在下轮博弈中，甲考虑采取优势战略，增加耕地面积至C5，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4，粮食价格下降至Pt4，A4=A3+（C5- C3）u；同理乙的优势战略中耕地面积增加至C6，粮食供给由A3增中到A5，粮食价格下降至Pt5，A5=A3+（C6-C4）u，这样实际上双方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6，粮食价格下降到Pt4，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大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仍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当这种博弈行为多次进行时，我们会观察到周期性的波动，当粮食价格上升时，耕地增加，耕地增加使下期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价格下降导致耕地减少，耕地的减少使粮食价格上升，开始新一轮循环。当决策者的数量逐渐增多时，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更将趋向无序，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这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农户在没有政府参与时对于粮食生产的博弈。经过多次博弈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3~6]。
三、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
上述的农户之间在粮食生产的博弈只适用完全的自由市场，没有考虑政府这个局中人，而在现实的市场上政府这个局中人在粮食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对耕地保护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不明确，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特别大，政府的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特别大。下面我们来讨论中国的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而且我们讨论的这些博弈都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政府在农户多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粮价的不稳定导致社会不稳定，大量耕地非农化，造成耕地资源大量流失，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不适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量耕地非农化也造成了经济系统的非效率的生产。国家出于经济有效率生产和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针对农户将耕地在耕地与非耕地之间频繁转化的策略，制定耕地的中部分不能转化的策略，如果转化这部分耕地将受到法律制裁。这部分耕地足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也即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必须种植农作物。农户在国家强势的策略下，除去种植满足自己需要的粮食外，在粮食生产有利润时就大量生产，在粮食生产没有利润时，就进行休耕和撂荒。由于近几年农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升高，农产品收益日益降低，一度陷于亏损的泥潭，一部分的农户将基本农田撂荒，一部分的农户甚至直接非农化，他们的基本农田成为废弃土地，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缺乏也无法使农户交出撂荒的基本农田，这样仍造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在农户再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仅靠基本农田的保护策略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必须把大量的农村城市化的居民手中的耕地收回到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大量的撂荒耕地进行农户之间的流转，最重要的是解决农产品收益亏损的问题。国家在下轮博弈中打出三个方面的策略。第一，继续完善基本农田的用途管制机制。第二，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耕地，允许耕地进行农业用途的流转。第三，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农户在这轮博弈中发现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仍不足满足农户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的需要，一部分农户采取继续非农化策略，一部分农户采取流转自己耕地的策略，另一部分农户采取扩大种植规模，集约化生产的策略，但是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仍有巨大的亏损，粮食生产仍在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结构。2006―2010年粮食市场的产量就是明显的例证。
四、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的三种方案
分析政府与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多次博弈中，农户追求的耕地最大效用化与政府追求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目标相悖，如何才能把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呢？分析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农户不会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买单。研究政府的策略，政府也不愿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负主导作用，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应该是最主要的买单者。
政府作为稳定粮食生产的主要的买单者，应该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政府如何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我们认为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粮食生产不亏损，计算公式为：P-C+A=0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
第二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计算公式为：P-C+A=P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PA表示其他耕地单位面积的平均收益。
第三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计算公式为：=R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RA表示社会平均收益率，在统计上一般取当年的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如果按第一种方案进行补贴，仅能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时做到不赚不赔，农户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作用下，粮食生产积极性仍不会高，粮食生产仍呈现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特征，耕地撂荒仍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按第二种方案进行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可以获得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的利润，加上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农作物生产风险小，可以刺激农户发展粮食生产，仍有部分农户追求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率，转移出农村，这部分留下的耕地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新分配与流转而参与进粮食生产。这时粮食生产将随市场农产品的波动而波动，市场作用正常发挥，能保证经济系统的有效率化生产和社会的粮食安全。如果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大多数农户考虑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行业生产风险小，大量发展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其他行业人员同样出于风险考虑，会大量流入粮食生产中，导致其他行业产值降低，社会平均收益率降低，进而导致社会无效率生产。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成本极高，也不适用产业转移规律。
比较三种方案，第一方案到第三方案成本依次升高；在适用上第一方案与第二方案比较适用，第三方案不可能适用实际情况；在比较使用结果方面，第二方案最好，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五、耕地保护成本的案例分析
重庆市黔江区位于重庆市的东南边缘，地处武陵山腹地。根据黔江区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7]，我们可以计算出政府要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的成本。由于在现阶段，政府的补贴水平较低，我们采用第一方案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进行相关评价。由于农业补贴在2005年才开始出现，我们采取2005年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见表1），便可以发现耕地保护的成本并不低。
六、结论
在没有政府参与下的农户与农户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础上，农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导致耕地的大量侵占。这种博弈行为会随着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出现耕地数量的正相关变化，从而导致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在经过多次博弈后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是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为了避免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无序化，解决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政府承担起耕地保护的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的补贴有三种方案：粮食生产的收入必须保证与粮食生产成本一致；在粮食生产中耕地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在这三种方案中，其中第二方案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涛.博弈论教程――理论、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3-6.
[2]徐梦洁.耕地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探讨[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1999，(2)：101-104.
[3]刘星彦.蛛网理论与中国的粮食安全[J].粮食流通技术，2002，(5)：6-8.
[4]邵正芝.蛛网理论与弹性理论[J].青岛大学学报，2005，(6)：11-12.
[5]王思亮.蛛网理论分析释疑[J].苏州大学学报，2006，(5)：77-78.
[6]孟大生.弹性理论和蛛网理论两种数学模型的比较与选择[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8)：19-24.
[关键词] 粮食产量 粮食零售价格指数 农业收入
一、导论及问题提出
研究粮食产量问题及影响因素，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和粮食单产、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灌溉面积、受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个指标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李芝兰“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载《经济师》，2007年9期。谢杰“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 载《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9期。也有学者认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种粮与其它可行经济活动的比较收益。孙海清和王波(1999年)提出,在现实的经济体制、政策和资源条件下,农户收入已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同时，学者们也发现即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外部冲击变量不仅包括粮食收入，还包括粮食本身价格、粮食生产投入品价格以及其它相关农产品的价格(种粮的机会成本)。其中,粮食本身价格又分粮食收购价格和粮食市场价格两种。这两种价格经过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如孙娅范、余海鹏(1999)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比较大。有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如方福平、王磊、廖西元(2005)采用滤波法分析得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粮食市场价格变化、种水稻的效益比较等因素对稻农的生产经营行为和单产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二、相关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中经专网。样本区间：1983～2005的年度数据。变量选择:Q=粮食产量(万吨)P=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Y=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元)
三、计量模型
1.建立模型及平稳性检验
(1)建立模型以及检验模型设定误差
①将粮食产量Q作为被解释变量，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及其五年内的滞后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及其一年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后，得：
(5422.223)(30.75698)(32.88820) (33.35154) (33.81285)(28.05541) (7.615387) (8.167393)
t=(5.199648)(-0.447621)(0.033697)(0.047498) (-0.112766)(4.455952) (2.081504) (-1.036706)
=0.919068 ＝0.867566F=17.84530DW=1.757462
初始模型建立明显大于样本容量的承受能力，但这里是要通过检验大致地剔除变量，保留对q最有影响的变量，结果明显是要保留p(-4)和y。新模型为：
②检验模型的是否有设定误差，使用拉姆齐一般性检验。
采用为无约束模型，检验结果为
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F0.95(2,19)=3.52，不拒绝H0:＝0，j=1,2，则表明不存在遗漏变量。
(2)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分别对被解释吧变量Q，解释变量P 和解释变量Y用ADF法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均为在一阶差分且滞后0阶的情况下平稳。
(3)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
对et 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知存在协整关系。非平稳的经济变量间有协整关系，说明相互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虽然在短期内会出现失衡，而可以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中得以维持实现。
2.建立长期模型，对于长期模型进行各种检验
(1)模型回归：
在Eviews中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1982.170) (17.76606) (0.882976)
t =（13.85441） （6.607951） （8.911169）
=0.897742 ＝0.884960 F=70.23338 DW=1.795753
(2)模型的检验和修正：
分别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模型皆通过。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期模型为:
3.建立短期动态模型
(1)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回归后得：
(301.9145) (19.28072) (3.436398) (0.234064)
t = （-1.076067） (4.968146) (4.353207) (-3.429830)
＝0.823547 ＝0.785736 F=21.78040 DW=1.849260
et从特殊到一般检验发现et(-1)相对较好t值在5%下显著。
(2)对短期动态模型进行各种检验
分别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模型皆通过。由以上分析可知，短期误差修正模型为：
四、经济分析
由以上计量模型可知，长期粮食产量Q、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之间的计量模型为：
在短期，经过修正之后可得粮食产量Q、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之间的计量模型为：
通过短期和长期的计量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年的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会对四年后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看出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的滞后效应非常强。从长期看，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四年后的粮食产量就会平均增加117.3973万吨。在短期，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四年后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量就会平均增加95.78942万吨。
第二：当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会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影响。从长期看，当年的农民经营农业收入每增加一元，当年的粮食产量就会平均增加7.868349万吨。在短期，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当年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量就会平均增加14.95935万吨。
第三：在短期模型中，误差项ET（-1）的系数为-0.802799，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的修正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五、政策建议
由以上对计量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存在严重的滞后效应、而农民收入则可以比较及时的影响当期的粮食产量。因此农民对于价格信息的反应较之于对收入信息的反应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价格作为指导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具有至关重要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我国农民对价格信息的滞后反映会造成资源配置的盲目性，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加强价格信息的传导机制，以及让农民更直观的意识到价格的重要性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从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有很强的管制和干涉，例如实行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但是在长期，价格因素还是会显著影响到农民的生产行为。因此我国制定农业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应该考虑到价格的时间滞后性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才能实现合理的农业产量，最终维护农民的利益和粮食市场的均衡。
参考文献:
[1]朱 文:“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因素分析”.《经济观察》，第7期.
[2]李芝兰，2007：“对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经济师》，第9期,2007
[3]谢 杰:“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第9期,2007
[4]马红波 褚庆全:“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7
[5]吴俊达 瞿 翔:“中国粮食增长的贡献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当代论坛》，第10期,200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