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水平相比较，中国民族金融业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短，范围较窄，而且外资金融机构是无形的，国际资金的调动、金融资产的转移、日常金融服务的提供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进行。从外资银行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短期资金的融通和国际结算等服务，获得的管理经验并不多。中国
上世纪80年代初，外资银行进入台湾，虽然受每年只能开一家分行的限制，但是它们一边建设分支行，一边开展并购扩展市场份额，取得长足发展。以花旗银行为例，到90年代末，成为台湾最赚钱的银行，在2003年以前，是台湾发卡量最大的银行。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设立北京代表处。1982年，我国开始引进外资金融营业性机构的试点，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被批准在深圳设立分行。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允许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4个城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并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2004年深圳成功引进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第一大股东的中资银行。2005年12月1日，银监会宣布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地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至2006年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在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主要经营指标的增速快于中资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发达地区的银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中国外汇市场上最积极、最活跃的参与者。
在经历了WTO规则对银行业五年的保护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于2006年12月1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只有外资法人银行，才可以不受限制，在中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但如果是外资银行分行，则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对普通居民还设有其吸收的人民币定期存款不少于100万元的门槛。2007年3月20日，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花旗银行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在中国从事全面外汇和人民币业务，29日他们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法人银行营业执照，已于4月2日开业。9月2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华一银行、恒生银行、厦门国际银行9家在华外资银行法人机构成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成员。这表明外资银行从此可以享受和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目前已有16家外资银行获得银监会批准，将其国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并开展相关业务。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劣分析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竞争优势
1.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是参与我国市场竞争的根本保证。
2.外资银行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完善的服务方式。外资银行对各种服务做得较好，十分人性化，而中资银行的服务就相对滞后，软件和硬件都有待提高。
3.外资银行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中资银行是告诉你能做什么，其他都不能做；而外资银行则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其他的可以自由发挥。
4.外资银行在高端个人客户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的几年间，除了外籍客户群之外，积累了一部分高端客户群，通过开设支行和各种理财中心进军个人高端客户市场，为富裕客户提供量身定制式的投资理财服务。为了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2006年12月11日之后，高端客户很可能向外资银行分流，他们愿意支付相对高昂的费用来换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5.外资银行产品品种多。国外几乎每个贷款人都能选择到有针对性的个贷产品，而且外资银行在为客户定制贷款品种时，将按揭贷款与理财等服务结合起来，而国内银行这些业务却很少。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遇到的问题
1.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在国外，银行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对不同客户区别对待，特别是可以对优质客户提供更大的优惠空间；而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各家银行的利率水平相差无几。如果与中资银行采取相同的利率政策，势必让外资银行失去一大竞争武器，抹杀了外资银行的部分优势。
2.网点布局滞后。零售业务网点是其形成规模的重点，目前外资银行仅在国内大型发达城市设有分行或办事处，网点布局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中资银行的状态。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正加速其在中国的业务网点布局，表现出了强烈的抢占市场意识。而中资银行机构网点、自助设备众多，高效便捷。
3.中资银行原有业务关系深厚。中资银行本土经营历史悠久，地缘优势明显，客户群体广泛，民众基础雄厚。房贷业务特别是按揭业务需要很丰富的业缘关系，在与开发商、二手房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上，初来乍到的外资银行无疑有着天然的劣势，虽然有一些高端项目已经请外资银行介入，但从覆盖面上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资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中资银行有政府信誉作后盾，可信度高，且长期为国内提供服务，具有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外资银行多是股份制银行，没有国家财政作为坚强后盾。已经习惯于把中资银行与政府挂钩的中国百姓，总觉得还是中资银行可靠。风险性也是中国百姓选择金融产品的重要原因。
5.服务费用高。外资银行原有的客户大多是外籍客户和中国部分高端客户。伴随着高品质服务产品的就是高额的服务费用，相对于中资银行的低费用，外资银行让不少中国消费者望而却步。
6.国内法规的制约。根据《条例》的要求，法人外资银行初次获得人民币业务许可仍需要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外资银行真正全面大规模进入人民币业务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
⒎中资银行综合能力的提高。股改上市后，中资银行积极探索，加强向外资银行学习综合经营的经验，资本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内部治理机制健全完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竞争实力壮大。
三、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带来的挑战
《条例》正式实施后，法人外资银行可以与中资银行一样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分行也可在许可范围内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将凭借其综合竞争优势，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一）金融人才的挑战。外资银行首先引进的是金融人才。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都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型银行，他们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一方面会把国外优秀金融人才引入到中国；另一方面会采取掠取中资银行人才的措施，以高薪、出国培训及优越的环境来吸引中资银行高素质人才加盟，使原本就稀缺的中资银行优秀金融人才流失，削弱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外资银行要想真正进入我国市场，其自身必须本土化，除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外，绝大多数员工都应该来自国内，中资银行中的人民币业务人才将成为其“猎取”的重要目标。主要的对象：有业务经验、客户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银行业务骨干；银行外派的归国人员；受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
（二）市场份额的挑战。外资银行不但在外汇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也将在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极大地挤占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幅降低向中资银行的贷款以解决人民币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使中资银行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受到极大冲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电子商贸市场、沿海市场是外资银行力争占领的市场。他们无需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和广布的网络系统，就可以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客户的挑战。外资银行利用其综合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的客户资源争夺战，从而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外资银行争取的客户主要有：1.公司客户：重要行业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有规模的民营企业；2.机构客户：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基金等；3.个人客户：我国10％的人占有约66％的储蓄额，所以外资银行开拓业务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发达地区的重点客户。2007年3月28日，中国银行设在京、沪的私人银行专属网点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中资银行首次涉足私人银行业务，是银行业全面开放后，中行竞争高端客户战略的一部分。与外资银行一样，100万美元是客户走进私人银行专区的金融资产“门槛”。
（四）竞争手段的挑战。在与中资银行处于同一起跑线后，外资银行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丰富实用的理财产品、发达的科技网络、高超的风险掌控水平、成熟的服务管理规范等多项具有优势的竞争手段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
（五）经营方式的挑战。中资银行是分业经营，外资银行是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将凭借其多年的业务经验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混业经营，对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六）中间业务的挑战。国际发达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历史时间长、成熟经验多，中间业务收入占到营业收入的40％以上。外资银行凭借其操作规范、管理先进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不仅与中资银行抢夺零售业务，而且会向批发业务以及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进军。中资银行虽然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就加大了发展中间业务力度，但与外资银行相比，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差距都很大。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水平相比较，中国民族金融业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短，范围较窄，而且外资金融机构是无形的，国际资金的调动、金融资产的转移、日常金融服务的提供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进行。从外资银行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短期资金的融通和国际结算等服务，获得的管理经验并不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外资银行进入台湾，虽然受每年只能开一家分行的限制，但是它们一边建设分支行，一边开展并购扩展市场份额，取得长足发展。以花旗银行为例，到90年代末，成为台湾最赚钱的银行，在2003年以前，是台湾发卡量最大的银行。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设立北京代表处。1982年，我国开始引进外资金融营业性机构的试点，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被批准在深圳设立分行。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允许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4个城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并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2004年深圳成功引进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第一大股东的中资银行。2005年12月1日，银监会宣布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地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至2006年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在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主要经营指标的增速快于中资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发达地区的银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中国外汇市场上最积极、最活跃的参与者。
在经历了WTO规则对银行业五年的保护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于2006年12月1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只有外资法人银行，才可以不受限制，在中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但如果是外资银行分行，则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对普通居民还设有其吸收的人民币定期存款不少于100万元的门槛。2007年3月20日，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花旗银行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在中国从事全面外汇和人民币业务，29日他们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法人银行营业执照，已于4月2日开业。9月2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华一银行、恒生银行、厦门国际银行9家在华外资银行法人机构成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成员。这表明外资银行从此可以享受和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目前已有16家外资银行获得银监会批准，将其国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并开展相关业务。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劣分析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竞争优势
1.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是参与我国市场竞争的根本保证。
2.外资银行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完善的服务方式。外资银行对各种服务做得较好，十分人性化，而中资银行的服务就相对滞后，软件和硬件都有待提高。
3.外资银行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中资银行是告诉你能做什么，其他都不能做；而外资银行则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其他的可以自由发挥。
4.外资银行在高端个人客户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的几年间，除了外籍客户群之外，积累了一部分高端客户群，通过开设支行和各种理财中心进军个人高端客户市场，为富裕客户提供量身定制式的投资理财服务。为了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2006年12月11日之后，高端客户很可能向外资银行分流，他们愿意支付相对高昂的费用来换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5.外资银行产品品种多。国外几乎每个贷款人都能选择到有针对性的个贷产品，而且外资银行在为客户定制贷款品种时，将按揭贷款与理财等服务结合起来，而国内银行这些业务却很少。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遇到的问题
1.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在国外，银行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对不同客户区别对待，特别是可以对优质客户提供更大的优惠空间；而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各家银行的利率水平相差无几。如果与中资银行采取相同的利率政策，势必让外资银行失去一大竞争武器，抹杀了外资银行的部分优势。
2.网点布局滞后。零售业务网点是其形成规模的重点，目前外资银行仅在国内大型发达城市设有分行或办事处，网点布局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中资银行的状态。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正加速其在中国的业务网点布局，表现出了强烈的抢占市场意识。而中资银行机构网点、自助设备众多，高效便捷。
3.中资银行原有业务关系深厚。中资银行本土经营历史悠久，地缘优势明显，客户群体广泛，民众基础雄厚。房贷业务特别是按揭业务需要很丰富的业缘关系，在与开发商、二手房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上，初来乍到的外资银行无疑有着天然的劣势，虽然有一些高端项目已经请外资银行介入，但从覆盖面上也是远远不够的。
4.中资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中资银行有政府信誉作后盾，可信度高，且长期为国内提供服务，具有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外资银行多是股份制银行，没有国家财政作为坚强后盾。已经习惯于把中资银行与政府挂钩的中国百姓，总觉得还是中资银行可靠。风险性也是中国百姓选择金融产品的重要原因。
5.服务费用高。外资银行原有的客户大多是外籍客户和中国部分高端客户。伴随着高品质服务产品的就是高额的服务费用，相对于中资银行的低费用，外资银行让不少中国消费者望而却步。
6.国内法规的制约。根据《条例》的要求，法人外资银行初次获得人民币业务许可仍需要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外资银行真正全面大规模进入人民币业务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
⒎中资银行综合能力的提高。股改上市后，中资银行积极探索，加强向外资银行学习综合经营的经验，资本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内部治理机制健全完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竞争实力壮大。
三、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带来的挑战
《条例》正式实施后，法人外资银行可以与中资银行一样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分行也可在许可范围内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将凭借其综合竞争优势，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一）金融人才的挑战。外资银行首先引进的是金融人才。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都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型银行，他们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一方面会把国外优秀金融人才引入到中国；另一方面会采取掠取中资银行人才的措施，以高薪、出国培训及优越的环境来吸引中资银行高素质人才加盟，使原本就稀缺的中资银行优秀金融人才流失，削弱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外资银行要想真正进入我国市场，其自身必须本土化，除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外，绝大多数员工都应该来自国内，中资银行中的人民币业务人才将成为其“猎取”的重要目标。主要的对象：有业务经验、客户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银行业务骨干；银行外派的归国人员；受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
（二）市场份额的挑战。外资银行不但在外汇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也将在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极大地挤占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幅降低向中资银行的贷款以解决人民币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使中资银行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受到极大冲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电子商贸市场、沿海市场是外资银行力争占领的市场。他们无需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和广布的网络系统，就可以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客户的挑战。外资银行利用其综合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的客户资源争夺战，从而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外资银行争取的客户主要有：1.公司客户：重要行业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有规模的民营企业；2.机构客户：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基金等；3.个人客户：我国10％的人占有约66％的储蓄额，所以外资银行开拓业务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发达地区的重点客户。2007年3月28日，中国银行设在京、沪的私人银行专属网点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中资银行首次涉足私人银行业务，是银行业全面开放后，中行竞争高端客户战略的一部分。与外资银行一样，100万美元是客户走进私人银行专区的金融资产“门槛”。
（四）竞争手段的挑战。在与中资银行处于同一起跑线后，外资银行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丰富实用的理财产品、发达的科技网络、高超的风险掌控水平、成熟的服务管理规范等多项具有优势的竞争手段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
（五）经营方式的挑战。中资银行是分业经营，外资银行是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将凭借其多年的业务经验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混业经营，对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六）中间业务的挑战。国际发达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历史时间长、成熟经验多，中间业务收入占到营业收入的40％以上。外资银行凭借其操作规范、管理先进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不仅与中资银行抢夺零售业务，而且会向批发业务以及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进军。中资银行虽然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就加大了发展中间业务力度，但与外资银行相比，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差距都很大。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转)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lSOry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外部审计师对外资银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有助于利害相关者对外资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风险程度等方面作出正确判断，增强其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外资银行不稳妥的业务活动和不健全的内控机制无疑会起到警示、遏制和督促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一）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发挥“鲶鱼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鲶鱼效应”，即通过加剧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国内银行整体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1]低成本、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作为其他产业的一种基本投入，也将会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从而最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1．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银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服务品种的增加。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并产生危机意识以后，纷纷推出和大力发展新的服务品种，增强服务意识。表1列举了国内银行参照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方面服务品种的创新。
2．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降低了我国国内银行因垄断而得以维持的高利润和高运营成本。这里引用郭妍和张立光（2000）的分析，[2]以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市场的贷款份额和资产份额来代表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程度，如表2所示，通过对1998－2002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贷款份额与国内银行费用率和利润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与中资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之间呈现了负相关的关系，即在华外资银行贷款份额每增加1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063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360个单位；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每增加1个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211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139个单位。国内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的下降证明外资银行发展削弱了国内银行的垄断势力，迫使其努力缩减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根本上看，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投入和技术与制度的进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所需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改善我国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体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直接作用。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吸收我国国内储蓄，将众多的小额存款积聚在一起形成可以利用的大规模资金。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促使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1996－2005年间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吸取的存款总额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截止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取的本外币存款已经达到近1696亿元人民币（约212亿美元）；在华外资银行对国内发放的贷款除2004年与2005年有大幅度上涨以外，其余每年的贷款数额差别不大（200亿美元左右），到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发放的贷款余额为3524．6亿元人民币（约441亿美元）（见图1）。
2．间接作用。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的间接作用表现在外资银行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上。首先，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运作以及对母国客户提供有关来华投资咨询等服务，增强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间接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起到促进作用；[3]其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便利外资企业的资金与结算等要求，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为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进一步的支持；[4]再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外资银行广泛的国际纽带和庞大的分支机构拓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技术创新
1．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直接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凭借自身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通过“技术外溢”，使得我国国内银行整体技术水平有所创新和提高。主要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示范效应”即国内银行通过向外资银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竞争效应”，即国内银行因受到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而加快自身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即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合资、参股等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时使得国内银行的技术有所创新。
2．在华外资银行发展间接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在向我国企业发放贷款和提供服务时，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关注贷款收回状况等渠道实现“技术外溢”，间接地促进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
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为我国引入大量的短期外汇资金上。大量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如果是以长期资金形式投入我国经济建设中，则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引入所需资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如果大量外汇是以短期资金形式进入我国并进行投机行为，则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大量短期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容易导致对人民币需求上升，在外汇市场上造成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的短期外汇可能造成我国局部市场的物价上涨。如北京市和上海市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爆涨，短期外汇的投机行为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此外，在华外资银行还有可能在我国经济状况发生波动时大举撤离我国市场，成为资本外逃的渠道，加剧我国经济的不稳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不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我国货币当局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截止2005年12月，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1695．5亿元人民币，这代表我国现有的M2中遗漏了1695．5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这种遗漏的金额将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带来银行支付手段的革新，使得信用卡等电子货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以及货币与货币替代品之间的转换便利，导致了我国原有货币界限被打乱，很难准确地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6]
三、结论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鲶鱼效应”的发挥以及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等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某种不稳定的因素，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总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均有，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严格控制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则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
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将有一个更大、更全面的发展，要想继续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我国目前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式的管理阶段，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并且在具体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上也有待完善。因此，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外资银行法》来进行，通过法律形式来约束在华外资银行的违法违规经营与操作，完善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在内的监管体系，加快对先进监管手段和方法的学习，加强同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共同防范银行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
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除了对外资银行的行为有所规定以外，还需要进行自身的补充，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由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修复。一方面需要更新我国原有的货币界限，完善M2的具体数值，将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数加入其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准确统计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苗启虎，王方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业的影响[J]．海南金融，2004，（12）．
[2]郭妍，张立光．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5，（2）．
[3]M．K．Leung，RickyY．K．Areforeignbankssurewinnerinpost－WTOChina﹖BusinessHorizons2006，（49）．
[4]安春梅．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监管措施[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10）．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到2006年6月底，美洲银行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首家战略投资者；7月初，淡马锡成为建行的第二个国际战略投资者。与此同时，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高盛、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到追逐中资银行的行列……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其强项业务的移植将为中资银行添加鲜活的血液。在此基础上中资银行冲击上市之举还被欺予了更多的期望。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5年12月5日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7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其中，在国有银行领域，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中国建设银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36.75亿美元；在股份制银行领域。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展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等。总投资额为29亿美元；在城市商业银行领域，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业银行，总投资额为5.6亿美元。
总的看来，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1)地域和运营门槛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已经相当广泛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竞争；(2)人民币业务开放迈出重大步伐；(3)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比重不断加大；(4)外资银行业务逐渐拓展，在许多领域体现出相当的竞争力。
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带给中国银行业的机遇
（一）有利于促进银行体制改革，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金融业全面开放有助于国内银行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完善，对金融安全起到正面作用。第一，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打破垄断，增强竞争，促使中资银行服务成本的降低和服务水平的提升，第二，外资银行的进入，通过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还可以引人新的技术和理念，如信用风险管理技术，提高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商业银行深化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提升总体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改善银行业的营运质量，提高运作效率。根据相关研究证明，随着外资银行进人程度的加深，虽然国内银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同时呆账准备率提高，从而促进我国本土银行服务效率的提高。
（二）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和建立分支机构
根据的对等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将会受到较少市场准入的限制。这为国内一些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较高的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他们走出国门，积极拓展海外银行业务，扩大地域范围和业务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从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加市场占有率。同时，中国的银行业也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即要按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来运作。这必然促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和提高监管力度及有效性。
（三）增强国内银行的资本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点是要彻底摆脱传统体制下留下的种种包袱，尤其是不良资产。其中不良贷款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最大的“绊脚石”。外资的进入不仅能够丰富不良资产处置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带来新的理念，毕竟外资投行在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方式方法、手段等方面比我国有着更为成熟的经验。外资银行的进入或参股国内银行，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为国内银行增强资本基础，又能大幅度降低处置成本和信贷风险，提高国内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
（四）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
中国银行业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要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运作和管理。这方面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来说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使中央银行加强全方位和规范化的金融监管，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一）对中资银行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形成冲击
外资银行健全的管理和内控制度、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先进的信息系统和发达的信息通讯设备有助于增强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的能力。同时，许多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先进方法也是依据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而中资银行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
（二）对中资银行的业务形成冲击
外资银行的核心优势就是良好的服务、丰富的产品，用服务争夺客户，用产品吸引客户。对于金融产品的消费者而言，无论是公司客户还是个人客户，谁的金融产品好，谁的金融服务周到、体贴，消费者就向谁聚集。在产品方面，目前外资银行公司业务的重心主要放在融资、国际结算、存贷款、担保、汇款等方面。近几年外资银行已经向中国市场投放了100多个品种的产品和服务，相当于国内商业银行投放品种的3倍以上，显示出外资银行在产品研发和创新方面的优势。而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善于提供信用卡、私人贷款、按揭、存款及财富管理等服务，零售业务创造的利润比重往往超过50％。今后外资银行将会进一步充分利用其技术、经验、品牌和人才，创新和推广更多的产品，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
（三）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金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货币政策是一国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通过银行部门的传导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目前，在华外资银行的组织形式中，外资银行的分行占绝大部分比例。由于分行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外国银行必须对其中国分行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对中国储户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相对于子行与合资行来说较为充分。但同时也意味着外资银行分行的经营管理受东道国的约束较少，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力要弱一些，某些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会被部分地抵消。
（四）银行业资本流动性危机
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管制的放松和大量外资的流入，银行流动性激增，授信能力膨胀。面对这种局面，从资产方来看，银行管理者扩大资产规模、追求高额风险利润，将贷款投向高风险产业或部门，如房地产、证券等，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迅速上升。而这些部门价格的上升反过来又会刺激贷款向这些部门集中，形成泡沫，造成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一旦泡沫破裂，留给银行的则是大量的坏、呆帐。从负债方来看，国际资本迅速流出时，造成对银行提现的压力，使银行陷入流动性困境，又在国内存款人中间产生“羊群效应”，引发大规模的挤提，使银行的流动性状况雪上加霜，导致银行破产。
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加重银行危机的另一个原因。金融衍生工具是国际短期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来是套期保值、发现价格的工具，但随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衍生工具被过度虚拟化，加上其杠杆作用，往往被国际投机者利用，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了泡沫经济的膨胀。英国老牌投资银行巴林银行由于投机金融衍生品交易亏损10多亿美元而倒闭、日本住友商社高达28亿美元的亏损等风险事故，不能说不是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加大的结果。
[2]对我国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然会繁荣我国市场经济、带来先进管理经验；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外资银行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也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外资银行在资金调度、风险分散、业务信息和综合服务方面受其母国经营理念、监管体制的影响较大，很多外资银行在其母国及其它国家的分行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因此，如果不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研究，极有可能使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产生巨大冲击。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不十分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也正处于探索阶段。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改善和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尤其是在全球混业经营的趋势下，更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涉及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主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
据此，我国对外资银行的金融监管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准入监管
（1）注册资本金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独资银行或者独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第七条规定“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
（2）组织形式与地域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外资金融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和营业的下列金融机构：（一）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以下简称外资银行）；（二）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以下简称外国银行分行）；（三）外国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以下简称合资银行）；（四）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外资财务公司）；（五）外国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合资财务公司）。”
2、业务经营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可以部分或者全部经营下列种类的业务：（一）外汇存款；（二）外汇放款；（三）外汇票据贴现；（四）经批准的外汇投资；（五）外汇汇款；（六）外汇担保；（七）进出口结算；（八）自营和代客户买卖外汇；（九）外币及外汇票据兑换；（十）外币信用卡付款；（十一）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二）资信调查和咨询；（十三）经批准的本币业务和其他外币业务。”
在资本金管理方面，200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条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外国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的存款等。”“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对1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的25％，但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除外。”“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40％。”“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资本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对前两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外资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外汇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外汇总资产的70％。对前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3]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在监管法律法规方面，虽然我国于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并同时废止了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和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并且自1995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2004年我国又对《商业银行法》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外资银行管理法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如此，仔细研究这些条文，我们会发现这些法律条文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1、各法律条文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并未做出特别的法律规定，使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缺乏必要的基本法依据。纵观整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于2003年12月28日最新出台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法律中都没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作出特别的规定。而事实上，由于外资银行性质的特殊性，我国目前尚不可能对外资银行实行完全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当做得更细更深入。
其次，在2004年2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商业银行法》上述规定没有相关的条文衔接，二者的相互关系不够明确。
2、监管的职能划分冲突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按照币种的标准来确定职能部门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司主管国内银行的人民币业务，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的业务。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行使职能的情况看，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与银行司的协调监管问题。随着我国外汇管制的逐渐放松，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外资金融机构本币业务也要进行监管，这一监管如何与银行司本币业务监管相协调，对所有银行的本币业务进行全面综合监管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目前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总行和分行两级监管，而总行和分行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权限无明确法律规定，造成二者职责不明，在行使监管权限时弹性过大，不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也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监管冲突。
3、监管内容和手段落后
在监管内容和手段上，我国目前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谨慎性监管规定不足。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对外资银行定期稽查与评价制度尚未有效建立，监管措施体系不完备，事前预防、事中管理措施需要改进，事后救济的存款保险制度及紧急援助制度亟待建立。在监管手段上仍以行政监管为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监管方法有一个定量评级的要求，如美国监管机构依据银行的资本适应力、资产状况、管理水平、盈利能力以及流动性确立了CAMEL[4]标准；为了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管，美国还制定了包括风险管理，营业控制、符合法规要求和资产质量四个方面的ROCA[5]标准，体现了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新趋势。对于这些国际上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的监管办法，我国目前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可能存在的大量违规操作行为。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过分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加之目前我国监管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不够，使外资银行的监管出现了重审批、轻监督管理的现象。某些外资银行出现了通过多存少贷的方式，把在国内的外资资金调往国外套汇套利，利用各种手段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以及利用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等问题。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和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加大了金融风险。
二、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定与许可制度
市场准入监管是各国对外资银行实施金融监管的第一步，对外资银行采取何种监管政策是各国对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及对其进行监管的态度和政策的出发点。由于各外资银行的组织结构与布局、发展数量与质量、资本经营的能力与水平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把好市场准入关可以使东道国将那些资本经营能力较低、可能危害本国金融业稳定的外资银行拒之门外，而将符合东道国引进目的、运行稳健的外资银行引入国内，真正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作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金融业尚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既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加速了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给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外资银行引进不当或监管乏力，将不可避免的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作为监管的第一道关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市场准入监管的目的就在于：其一，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将那些素质较差，有可能出现问题并损害存款人利益、金融业秩序稳定的外资银行拒之门外；其二，高瞻远瞩，合理规划。使外资银行的布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维持适当的数量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避免出现过度集中，垄断经营或者极度分散、无序竞争的不利局面。[5]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定之分析
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原则可以总结为“限制与优惠”相结合。一方面，我国禁止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7]，外资银行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的40%；外资银行从我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另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可以不同于国内银行的资金筹集办法，可以自行从国外市场筹集低利率资金在国内市场运作，并且在税收方面，也对外资银行十分优惠。这种原则在我国金融开放初期，曾经起到一些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这一使得外资银行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也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合理之处。在财政税收上，外资银行所得税率均为33%，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与合资银行适用15%的所得税税率。营业税率均为8%，但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可享受的所得税率为15%。[8]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才开始规定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都适用33%的所得税税率，但是在营业税的征收问题上，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之规定，“对经济特区（包括中国浦东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下同）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凡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入，继续执行之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免税期满后，按8%的税率征收。”外资银行仍然享有8%的优惠税率。同时，该《通知》的第4条也规定，“1996年12月31日之前在外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保险企业在1998年12月31日之前，营业税按5%征收。”这种畸中畸轻的税收政策，使得中资银行在竞争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外币经营业务部分我国对国内银行在利率、费率、外汇、汇款、开户和现金管理上，都有诸多限制条件，但外资银行却受到极少限制。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93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就指出，不赞成使用减免税收这类优惠措施，这对于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当前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直接投资市场已经形成，以“减税让利”作为竞争手段已失去效力。事实证明，作为投资刺激措施对于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外资服务型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成熟的投资所看中的条件并不是税收方面的优惠，而是整体的投资环境。健全、法制化的投资环境对外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例如，美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税收与本国企业完全一样，但却以其健全、透明、法制化的投资环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人民币业务经营上，外资银行又受到了许多限制。如较长时间内只在极少数地区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并且在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对客户的限制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又十分严格，这被国外视为歧视政策，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
（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许可制度
1、外资银行设立数量与国别的监管
由于外资银行分行、子行、办事处对东道国的金融秩序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对不同类型的外资银行数量的设置上予以一定的限制。截止至2003年8月，在华的184家外资银行中，以分行形式设立的就有161家，占87.5%，显然我国在引入外资银行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10]如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国完全禁止外国银行到本国开设分支机构；即使是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问题上，也对分支机构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而在韩国，其规定同一外资银行分行在该国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我国的香港地区也规定在香港设立的外资银行不能开设分行；我国的台湾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将外资银行设立区域限于高雄和台北，且只限设一家。从1990年底起，外资银行才可在台北、高雄、台中三地设立三家分行。因此我国也应参照其它各国的经验，对来自不同国家银行数量以及设立形式做出严格限制。同时，对于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的数量也应进行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外资银行的分布来看，并没有国别和数量分布限制。这就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的国别分布趋于集中。二是一家银行在我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多。如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在我国设立的分行各有8家之多。外资银行如果过于集中的来自某一国家或地区，一旦这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个外资银行业甚至是金融业的稳定。因此对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数量加以限制，可以降低被金融风暴牵连的可能性。截止2003年9月，在上海设立的57家营业性外资银行中，有8家为同城支行。[10]并且从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来看，外资银行的过于集中于某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利于我国吸收各国的先进管理经验，进而达到提高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目的。另外，我国在外资银行的设立上，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分别在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作了规定，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条的条件，我国就将允许设立外资独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以及合资银行。这种在外资银行的设立上，不分经营范围，也不参照注册资金的多少一律发给相同的营业执照的做法，也将使许多银行资产优良度不同，国际信誉度不同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受同一标准的约束，这既不利于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管理，同时也使各实力不同的银行处于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状态。
2、外资银行设立地域的监管
在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处于保护本国金融业平稳发展的考虑，对外资银行在本国设立的地域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例如，东道国规定外资银行只能在首都和一些大城市开设，或指定一定的地域范围供外资银行进入。如泰国规定，外资银行只能在曼谷设立分行；印度只允许外资银行在5个城市设立分行；印度尼西亚则只允许在7个城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因此，我国在外资银行引进的地域控制上，也应注意外资银行的引进要与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相适应。因此，要本着实事求是，按需引进的原则，对外资银行的引进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过度引进，超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从而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秩序，给国内金融机构造成极为不利的发展环境。
在外资银行的设立布局上要做好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有关经济对外开放的梯度理论中，将我国划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外资银行的引进，在总体上应体现经济对外开放的“梯度理论”的内容，对外资银行的设立布局，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中心城市推进，而截止2001年3月，在华的181家外资银行中，上海56家，深圳25家，北京18家，广州16家，分别占到外资银行总数的31%，14%，10%和9%。东北地区相对较少，亟待发展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更是寥寥无几。在东南沿海中，作为大特区的海南省也仅有3家外资银行，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战略的需要，分布也不尽合理。目前，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虽然提到要鼓励外资进入西部地区，但是对于银行业这一特殊的行业却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规定和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措施。[11]因此，随着我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深入，我国的金融开放政策也应向中西部倾斜，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布局上作出相应地调整，使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业也能得到发展。目前，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虽然已经意识到金融对于西部建设的重要性，但是至今仍然缺乏相应的有效政策来扶持西部的外资银行的引入工作。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建立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以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设立在西部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做法使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的分布能够更加合理，进而达到发展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业的目的。
三、完善对外资银行的市场业务监管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市场业务监管之分析
业务经营监管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方面。而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业务经营的业绩好坏，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否;对于我国来说，对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的监管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资银行事务负责人说，在中国内地有24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20%，有7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90%。[12]因此，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做出严格限制，是杜绝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方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外资独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经营以下部分或全部业务：（1）外汇存款，包括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境内、境外同业存款，中国境外非同业存款，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存款，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存款，外商投资企业存款，外资金融机构对非外商投资企业放款的转存款，经批准的其它外汇存款；（2）外汇放款；（3）外汇票据贴现；（4）经批准的外汇投资；（5）外汇汇款，主要指境外汇入汇款和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人、华侨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汇出汇款；（6）外汇担保；（7）进出口结算，指外资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办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结算和经批准的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结算以及放款项下的进口结算。
以上这些条文虽然对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进行了一个界定，但是很明显并没有对各类外资银行的具体经营范围进行划分，也没有对资信度不同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分类。前面笔者已经阐述了各外资银行由于其经营水平不同，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于东道国金融业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外资银行经营效益的不同限定不同的经营范围，建立激励机制的经营模式，对于经营业绩好的外资银行可以允许其扩大经营范围，而对于经营业绩不良的外资银行则要缩小其原有的经营范围。这样做既可以促进各银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促使各银行不断优化自身的经营情况，又可以减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负担，保障我国金融业的安全。
（二）对外资银行实行分级牌照制度
在实行分级牌照制度方面，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见下表）的经验无疑是最值得借鉴的。新加坡在《银行业法令》、《金融管理局法令》、和《公司法令》中将外资银行分为全面性执照银行和限制性执照银行。其中，领有全面性执照的外资银行，既可以为本地居民客户，也可以为外地居民客户提供全面性的银行服务；领有限制性执照的外资银行则只能开展有限的银行服务，不得接受储蓄存款，不得接受非银行客户少于25万新元的定期存款或其它计息存款；领有岸外执照的外资银行在存款上有严格限制，对新加坡非银行客户的放款总额不得超过5000万新元。我国香港地区也把银行分为持牌银行、有限持牌银行和持牌储蓄银行三种。它规定，持牌银行且只有持牌银行可以全面经营业务，包括吸收各种存款的机构；有限制持牌银行通常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与资本市场活动为主，这类机构只可以吸收金额在50万港元以上的大额存款，但存款的期限不限；接受存款公司和有限制持牌银行均不得开立储蓄账户，也不能在香港经营支票付款与托收业务。这种做法杜绝了那些安全性较低、经营风险较大的银行涉足各种银行业务，避免了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整个金融业的动荡。目前，我国对于外资银行并没有实行分级牌照经营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对外资银行的经营年限、风险等不同，发给不同的经营牌照。
例如，对于在我国境内经营年限较长，经营业绩一贯良好的外资银行，可以发给全面性经营执照。持有全面经营执照的外资银行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与国内的商业银行完全一致。对于那些进入我国经营年限较短，或经营业绩一般的外资银行，则可以发给限制性经营执照。持有这类执照的外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将受到限制。例如，不能经营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小额定期存款业务。而对于一些经营风险较大的外资银行，只能发给离岸经营执照，这类银行只能从事国际结算，外汇存兑及离岸市场业务。
在发给不同经营执照的同时，还应当对牌照的申请做出具体规定。在外资银行刚进入我国时，只能领取离岸经营执照。在达到规定的经营年限后，才可以根据其信用评级状况，对符合条件的银行发给限制性经营执照。外资银行只有在持限制性经营执照的前提下，才可以申请全面性经营执照。对于那些经营状况退步，影响经营安全的银行，应当采取降低营业执照级别的方式，对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予以重新界定。实行有升降制度的分级牌照制的好处在于无论处于何种等级的银行，都不会对经营业绩和经营风险有丝毫的懈怠，都会在管理和经营上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外资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促进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进而为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服务，将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分离，还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侵入我国金融业，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香港银行三级分类情况
类别持牌银行有限持牌银行接受存款公司
注册资本1.5亿港元1亿港元2,500万港元
存款最低期限
及数量无限制任何期限，但不得少50万亿港元不少于3个月及10万港元
利率受银行公会限制无限制无限制
实行分级银行制的好处是既可增强外资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又可促进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国内金融业的活力。当限制级别的银行为争取升格为全面经营执照银行的时候，会自主地在管理和经营上严格要求，并积极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以争取升格为全面经营执照的银行；而本身已是全面经营执照的银行为了保持其牌照也会毫不松懈。同时，将离岸业务与国内业务分离，还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入侵和保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实行等级牌照制度后，机构审批的压力会大为减弱，可多批一些离岸牌照和限制牌照的银行，以控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
（三）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级体系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国际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利率风险等。评级制度作为衡量外资银行经营业绩的尺度，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综观世界金融业监管的发展趋势，银行管理已从早期的“三性原则”（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发展到现行商业银行的CAMEL体系、ROCA标准和最新推出的“BOPEC标准”[13]，提出了对银行控股公司实力和稳健性的总体、综合评价标准，规定其总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不能低于3%。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针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同时，在2004年3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新颁布了《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开始向风险监管迈进。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针。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14]，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也需要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针，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虽然目前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也设定了8%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但这主要是针对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时的审查，缺乏平时经常性地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以监控。此外，对资本充足率的量化指针固然重要，但还需考察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以对银行经营状况、资本素质做出总体衡量评价。我国在实践中至今未引进和运用定量衡量的标准，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行为，这也间接地提高了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系数。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对外资银行的评级制度。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不仅对在华的外资银行，同时也对外资银行的母行，外资银行母国对其海外机构的支持度，监管度等做出评级。我国也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要上台阶，必须大量、有效的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促进了竞争，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金融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业务活动，极有可能影响我国金融政策的贯彻与实施。目前许多外资银行在其母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都实行了混业经营，而我国却仍然限定禁止混业经营。在世界各国都开始修改金融法律法规，推行混业经营的时候，我国的分业经营规定显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首先，对于外资银行而言，一方面我国坚持分业经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影响了我们对外资银行的引进；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混业经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之前，并不会因为相关法律的束缚而放弃，相反会通过其他方式在金融集团内部实现业务经营范围的全面共享。其次对于我国的中资机构而言，由于法律禁止混业经营这就会使得中资银行因为受相关法律的束缚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再次，在外资银行增多和业务扩大后，如果管理不善，外资金融机构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将外汇资金和利润转移到境外，这将不利于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措施的实施。
既要通过引进外资银行来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又要避免外资银行的引进给我国金融业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对国内银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我国正在努力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系列内容来实现与国际监管方式相一致的目的，但是从我国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以及风险性监管等方面来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本文无论是对市场准入监管、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还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互补制度建立的探索，都是为解决外资银行监管中的两难问题做出的尝试性探索。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将是我国今后金融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关于外资银行，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资银行（bankofforeigncapital）是相对于一国的国内银行而言的，即站在东道国的立场对在该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资本组建或参与的银行机构的统称。主要包括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子公司以及合资银行等形式。狭义的外资银行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具有的法人资格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参见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本文所称的外资银行是指广义的外资银行，不仅包括外资银行分行，也包括外资银行的子行以及中外合资银行等各种形式。
[2]黄蓉：《金融业：最需改革的行业》，载《东方早报》2004年1月29日第3版。
[3]第二十四条：外国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的存款等。第二十五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第二十六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对1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的25％，但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除外。第二十七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40％。第二十八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资本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对前两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第二十九条：外资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第三十条：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外汇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外汇总资产的70％。对前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
[4]美国监管机构根据银行的资本适应力、资产状况、管理水平、盈利要求及流动性，确立了CAMEL（风险管理C:capitalRequirement;A:Assetquality;M:Management;E:earnings:Liquid）标准。
[5]联储按照著名的ROCA体系对在美经营的外资银行予以评定。R指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O指业务控制（OperationalControls）,C指法规遵守（Compliance）,A指资产质量（AssertQuality）。
[6]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96页。
[7]仅上海与深圳两地外资银行可以从事一定限度内的人民币业务。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第七条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9]《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达到184家》，载《新闻晨报》2003年8月27日第二版。
[10]卫容之：《上海市银监局紧张筹建中——申城外资银行发展呈现六大战略趋势》，载《国际金融报》，2003年9月3日第2版。
[11]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将外商投资于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的试点扩大到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对在西部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后，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正，代表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00·中国西部论坛”举行新闻会上公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要点。
[12]《有7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90%——银监会警告外资银行》，载《新闻晨报》2003年8月27日第2版。
【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商业银行效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后，外资银行在我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7年中旬，外资银行资产总规模达到10000多亿美元，约占整个银行业资产总额的2.3%，而且其业务品种和业务范围扩大得很快，能提供业务品种100多个。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业费用率、税前利润率等方面来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我银行效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Claessens（2001）选取1988—1995年期间80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银行面板数据，采用了外资银行数量占东道国银行总数的比例和外资银行资产占东道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两个指标，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
Hermes（2004）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证实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高会使银行的日常开支与利息收入增加，从而使银行的效率降低；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高会使银行的日常开支与利息收入减少，从而使银行的效率提高。
张荔、张蓉（2006）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通过对17个新兴市场国家1995—2002年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有正的溢出效应，但是这依赖于一个有效竞争的环境。
叶欣（2006）运用中国银行业1995—2004年横截面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市场竞争结构、中资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利息边际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本国银行市场竞争程度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交互项与中资银行的税前利润这一效率变量显著负相关。
马慧敏（2007）利用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使我国银行的利差、税前利润率上升，并增强了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但总体来说效果并不明显。
三、实证分析
1、商业银行效率指标的建立
本文的分析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经营成本，主要通过营业费用这一指标体现。商业银行的营业费用是商业银行销售产品的成本和管理费用的直接体现，营业费用的水平表明了银行成本管理能力的高低。二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收入，用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代表银行经营业务种类的变化。因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收入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故将存贷款业务的利息收入列入考察的指标。非利息收入是银行的非贷款收入的指标体现，也是对银行开展表外业务能力的一种衡量。三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主要通过税前利润这一指标体现。税前利润通过营业收入与营业支出的差额，加上营业外收入与支出的和计算得出，是银行盈利能力的具体表现。
考虑到各家银行的资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以上指标均采用比例的形式。同时，外资银行进入方面则选取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例为指标。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效果有一定影响，在考察中也加入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因素。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用名义GDP变量即名义GDP的增长率来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06年，主要选取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排名靠前的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含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涉及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和《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年各卷和上述银行2006年年报。
3、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营业费用率，税前利润率，利息收入率和非利息收入率。自变量：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例，外资银行设立的营业性分行数占我国银行机构数的比例，名义GDP增长率。
4、模型的建立
为消除序列的自相关，各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形式，具体建立模型如下：ΔIit=α+βΔFt+λΔXt+εit
其中，Iit是被解释变量（反映外资银行进入后对国内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程度），由国内银行各主要经营指标即利息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营业费用率、税前利润率等构成；α为截距项；F反映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分别使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S）和外资营业性分行数量份额（FN）作为自变量；X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名义GDP增长率即GDPGR表示）；εit为随机误差项。
5、回归分析
根据收集的数据，运用Eviews软件的PanelData计量模块，计量研究外资银行在1996—2006年对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本文分别以外资银行的营业性分支机构数所占比例和外资银行的资产所占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利用固定效应（FixedEffects）下的GLS（CrossSectionweights）法估计分析。而关于银行税前利润率，我国国内银行在这点上与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与Hermes等人的研究结果是相同，而与Claessens的研究结果不同。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目前外资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所开展的业务领域有大差别，由此导致的利润来源也不尽相同。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优势在表外业务，如出口信贷、金融租赁和个人理财等方面，而我国的银行利润大部分仍然来源于存贷差的收入。以2005年为例，外资银行的表外业务与净利息收入之比为52.4%，国内银行该指标的平均值为14.9%；外资银行的表外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为19.7%，国内商业银行的平均值为3.4%。另外，近年来外资银行虽已持续加快进入的步伐，但受国内条件的限制，其资产份额始终维持在2%左右，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有限。从短期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利润率未形成明显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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