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地方主管部门重视不够，发展瓶颈难以逾越，发展后劲不足合肥休闲农业应该说开始于2002年“长丰草莓采摘一日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多数区县乡镇还没有形成休闲农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认识不足，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不明确，单纯看重经济功能，跟风乱建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将农业资源优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文化优势、旅游文化市场紧密结合。土地多以租赁方式取得短期使用权，经营户不敢投入过多，限制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后劲。贷款难是限制休闲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70%以上的经营户将资金视为经营的第一大困难。
1．2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业体系不完整休闲农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调查发现，该市休闲观光农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村劳动力和当地村民，家族式经营为主，组织松散，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服务行业培训，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均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整个行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方式单一，主要是餐饮、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投资多是单户，规模小，产业链短，和休闲农业相关的特色娱乐项目太少，没有集群效应可言;经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如合肥大圩镇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1hm2=15亩)，大多数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管理，农民通过承包几百亩的果园，进行葡萄种植，并种植蔬菜、挖鱼塘、养鸡，自己经营餐饮，接待的游客大多以自驾游为主，提供的休闲娱乐项目多为釆摘、垂钓等传统休闲项目。没有将葡萄的产业链进行延伸。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2．4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对停车场、厕所、垃圾处理、标识标牌、水电通讯和安全等设施的建设进行扩建和完善，在市区重要路口设置醒目路标、指示牌，开通“农家乐”旅游公交专线，方便市民出行，切实提高休闲农业景区的可进入性，解决经营户的实际问题。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同时包括生态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文化的可持续以及经济的可持续。随着休闲农业进入发展成熟期，初期数量上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切实改进垃圾、污水处理，加强对太阳能、沼气等无公害能源的利用，对于自驾车游客核心景区可考虑统一换乘，以减少对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思想和生活条件的影响，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普遍来说较低，极大地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进程。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落后的小农意识思想。我国农村几千年来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生产、生活，居住分散、交通闭塞，长期以来受到经济的制约和思想的禁锢，形成了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许多农民则养成了安贫乐道、思想保守的小农意识。由于小农意识作怪，农民常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得过且过，害怕竞争，看重眼前利益，缺少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部分农民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性，缺乏创新精神，不敢承担市场风险，习惯于沿袭以往的劳作和生存方式，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和发挥农业规模效应存在不信任感和恐惧感。
（二）愚昧的封建习俗。在农村很多地方，由于科普工作的滞后，普遍存在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初探百色市那坡县职业教育中心苏剑华封建迷信的思想，遇事请道公巫婆驱魔问卜，出门要看个吉日，逢年过节上香拜佛，甚至是修庙堂、建寺院、塑神像，各种封建迷信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但破坏了原本淳朴的民风，还阻碍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三）单调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活动范围小等诸多原因，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较单调，缺乏较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虽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丰富的电视节目，有农家书屋，甚至有网络等资源，但是很多农民都不愿接触、不愿学习新的知识，单方面攀比物质条件。例如，有的农民在生活富裕之后，红白事上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重视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高，业余时间大多用于参与酗酒、等有害活动。
（四）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商品交换的法则渐渐侵蚀到农民的精神领域，影响着农民的是非观、荣辱观、得失观、义利观。部分原本淳朴的农民也变得功利起来，价值取向功利化，进而引起传统的孝文化缺失，甚至是道德沦丧。例如，不尊敬老人、不赡养老人、夫妻关系紧张、父子反目的现象在农村一定程度存在着。买卖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行为也有所显现，对本地原有特产的信誉造成极大的危害，有的地方甚至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
（五）严重的短视行为。部分农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目光短浅，为了眼前利益，放弃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参加技术培训只是为了得到少数的误工补助，有的甚至是到时间发放误工补助才急忙赶到培训现场。他们的理由是：学习技术耽误生产，搞生产多少能挣点钱。这种短视行为在农村基层干部当中也有所体现。短视行为限制了农民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限制了农民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
（六）淡薄的法制意识。近年来，农村由于经济利益或矛盾纠纷产生的教训较多，存在群众缠访、冲击政府部门等现象，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遇事稍不满意就产生极端化思想，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清楚用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当自身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粗暴方式，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友好乡邻也变成仇敌。例如，因争水争地引起的民事纠纷、斗殴、危害乡里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二、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主要因素
（一）改革开放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由原来的集体劳动者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者，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也因此逐渐淡化，在生产经营中，他们更强调自我意识。而当时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道德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道德力量，多种有害思潮有所显现。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较缺乏辨别能力，导致其思想道德素质呈现矛盾、复杂、多元甚至畸变的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农民群众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由于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部分农民产生了利己主义甚至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集体主义观念有所淡化，不关心集体，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这部分农民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就会采取实用主义观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有的甚至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坑蒙拐骗，制假售劣，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
（三）重科技培训轻思想文化教育。多年来，部分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上面，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平时注重开展科技讲座、致富交流和政策宣传，忽视思想教育，即使在各种培训、会议上谈到思想道德问题也只是流于形式，客观上削弱了教育效果。
（四）精神文化活动吸引力有待提高。近年来，针对农村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由于针对性不强、设计不合理、缺乏延续性等原因，难以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加之各种检查、评比重内容轻形式，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又能进行深刻教育的并不多，有些甚至劳民伤财，既不能解决实质性、根本性的问题，还加重了群众负担，对农民群众没有吸引力，无法调动群众积极参与，甚至遭到群众抵制。
（五）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教育受到忽视。部分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在教育内容上，忽视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教育对象上，放松了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教育。同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脱离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现象，未能很好地正视和解决农民思想中存在的疑问。
（六）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机制不健全。面对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不完善，管理人员不到位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农村基层组织思想建设工作机制上，普遍存在靠上级领导重视、靠上级督促来落实的状况，随意性较大。系统化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还没有走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仍有待加强。在农民群众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关键时期，如果引导不好，不良的思想道德就会在边远农村滋长。
三、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措施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农民树立现代思想道德观念。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教育和武装广大农民，就是要在广大农村中切实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党对农村的政策教育。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通过政策法律、文化科技、艰苦奋斗与移风易俗、无神论、“八荣八耻”等内容教育，增强广大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对祖国、对家乡的自豪感，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使他们养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形成无私、奉献、勤俭的良好风气。持之以恒地向农民传播先进观念，培养他们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尊重知识的现代精神，使他们树立现代思想道德观念。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古人云：“仓廪实，知礼节”。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局限，农民也不例外，许多道德问题，往往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经济利益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引发的。因此，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打牢物质基础。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中教育引导群众，让群众既受教育又得实惠，只有抓住两者的结合点，才能形成互动共长的和谐局面。
（三）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做好农村道德形象的示范引导。开展道德实践活动，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户”、“五好家庭”、“三好评选”（如好公婆、好儿女、好媳妇）、“信用村”、“信用户”等形式创建道德实践活动，树立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楷模，让他们在农村文明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动、辐射作用。同时，要大力宣传这些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向这些先进典型学习活动，通过一件件典型事迹感染人、教育人、带动人。让广大农民群众从先进典型感人事迹中受到鼓舞，让先进典型人物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四）办好农村职业学校，建立技德一体的农民培训基地。农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统筹县乡级各种培训，建立以县级职业学校为龙头，以乡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以村化技术学校为基础的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不但把农村职业学校办成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而且把农村职业学校办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注重农村职业学校的文化内涵建设，加强农村职业学校的思想道德精神塑造功能，让农民技术技能得到提高的同时道德素养也得到提升。
（五）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在广大农村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律咨询、送法下乡、以案说法等活动，深入宣传与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广大农民遵纪守法、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同时，在社会管理中，既保护和支持广大农民通过正当、合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又提倡和鼓励为他人和社会作奉献的高尚道德，更要对那些无视法律，扰乱、破坏社会秩序等违法行为从严打击，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
1观光农业旅游正在兴起
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近年来，伴随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人们发现，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随着收人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应运而生。
观光农业是把观光旅游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旅游活动，它的形式和类型很多。根据德、法、美、日、荷兰等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实践，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5种：(l)观光农园：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人内摘果、拔莱、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这是国外观光农业最普遍的一种形式；(2)农业公园：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3)教育农园：这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台湾的自然生态教室等；(4)森林公园；(5)民俗观光村。
2我国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现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观光旅游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7年已动工和计划投资在一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项目在7个以上。1998年国家旅游局以“华夏城乡游”作为主题旅游年，使“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目前我国观光农业旅游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近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在广东，果园观光旅游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广东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旅游者400多万人，旅游收入10多亿。
在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的一些大城市的近郊，还出现了引进国际先进现代农业设施的农业观光园，展示电脑自动控制温度、湿度、施肥、无土栽培和新特农产品种，成了农业科普旅游基地。如上海旅游新区的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北京的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苏州的大地园、无锡的大浮观光农业园和珠海农业科技基地。
(二)前景
1、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为观光农业旅游提供了充足的客源。
观光农业既然属于旅游业，其发展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首先我们考察整个旅游行业1994年以来的数据资料：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4365.444638.655112.755758.796347.847279.558344.39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73.2387.33102.00120.74126.02140.99162.24
国内旅游总人次(亿人次)5.246.296.406.446.957.197.44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1023.511375.701638.382112.702391.182831.923175.54
旅游业保持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若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增长速度不同。从1994年到2000年，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22%，年均增长14.2%；国内旅游收入增长了210%，年均增长20.8%。国内旅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入境旅游，但到2000年为止，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之比仅为1∶2.5，国内旅游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鉴于观光农业的特性，对其需求主要来自国内游客，因此客源有充分保证。
从1994年以来的有关数据也表明，城镇居民旅游人次和旅游支出都是逐年递增，尤其近年随着假日经济的兴起又有大幅增长。由于观光农业的客源主要为国内城市居民，因此可以预测，对观光农业的需求也将保持一个旺盛的态势。
2、农业观光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向之一。
今年我国将分别启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工程，争取在“十五”期间形成三区联动、滚动发展的旅游产品新格局。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主要是利用富集的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支持，市场推荐的方式，建设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精品项目和示范项目。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重在开发适应现代旅游需求的高水平生态旅游产品，培育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后续产品。
结合指标设置原则，最终设置两系统的输入指标有农业从业人员、城镇从业人员、农业投资总额、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输出指标有农业产业化率、乡镇企业利润率、城镇化率、人均GDP。数据来源2013年四川统计年鉴和各市州统计局。以2012年四川省的21个地级市州区域为决策单元，运用线性规划软件LINDO，将各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效度定量化，以便对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作出客观的评价。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先计算出C2R模型中各个系统之间的相对有效性，以确定其协调程度以及发展效度；对DEA非有效的区域，再计算其C2GS2模型的相对有效性，重新界定其协调效度，即以C2GS2模型计算出的协调效度作为该区域的最终协调效度。通过计算四川省新型城镇与农业产业化的平均协调发展综合效度低于0.5。其中比较高的是成都（0.6）和乐山（0.8），其余市州均在0.6以下。成都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也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造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各个区县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如金堂的脐橙，已形成了较大规模，并向品牌发展战略上靠拢，努力实现一村一品、一县一品。乐山市在发展农业产业化方面也有很好的经验，比如五通桥牛华芽菜协会采取“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农户不仅可以出售新鲜的青菜，还可以对青菜进行加工后出售给企业，获得一定的加工费。总的来说，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对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协调发展效度较低，说明农业的生产经营还处于传统阶段，急需改革，与不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比较还处于落后阶段，两者的协调性差。
二、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中心城市发展，推进城市群建设。
成都平原城市群优势很明显，全国第四大航空港、西部交通枢纽和西部金融中心，进一步加强巩固成都在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财富论坛也给成都带来了极大地机遇，全球500强企业一半以上进驻成都，打造国际经济金融、IT中心。同时积极建设绵阳科技中心和德阳制造业中心，形成成德绵经济带。川南城市群具有产业和区位优势，宜宾、泸州的白酒、化工业发达，优先发展白酒产业，推进白酒金三角发展。并且川南四个城市都靠近长江或支流，泸州、宜宾是省内重要的码头港口。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也很发达。川东北城市群的资源优势主要是天然气，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天然气发展产业来壮大经济实力。攀西城市群的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很丰富，以凉山和攀枝花为支撑点，凉山优先发展旅游业，追求“绿色GDP”，变劣势为优势，攀枝花重点发展铁矿产业。
2.以龙头企业为重点，并行发展各种行业协会，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
首先，必须有龙头企业带动。政府要提供资金、政策支持，为龙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对龙头企业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龙头企业自身要改善管理水平，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发挥好辐射带头作用。另外，积极组建各类农产品行业协会，加速农民组织化。农产品协会负责与政府沟通，为农民或龙头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协调市场价格和行业管理，分工合作，反对不正当竞争，一致对外，反倾销、反歧视。同时因其带有公益性，省及地方政府应给予农产品行业协会资金和政策支持。
3.建立区域农业信息平台。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就是要围绕农业规模化经营组建新型经营模式。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能生产出大量现代化的农业机具，这些机具能成倍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工业化社会能生产出大量农药、化肥、良种，并能极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因此，工业化社会中的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规模化经营的生产方式。土地规模利用会造成大量原有涉农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尚无力吸纳那些因失地而被迫向非农转移的农业弱势群体时，强行完成土地流转和规模扩大，只能使失地农民的境况更糟糕，这也不利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未来发展，因此需要根据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采取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新农业经营模式，统筹安排失地农民在农村就地城镇化以适应我国城镇化进程并维持社会稳定。
1.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关于农业经营主体研究，罗必良认为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生产组织的重要形式［2］；朱学新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3］；李炳坤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在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和应对激励的竞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在不断完善与广大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基础上，农业龙头企业将作为产业化经营的先导力量［4］；孙中华认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必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有重要作用［5］；巴特尔认为公司化、园区化、合作化是农业经营形式的三大新趋势［6］；陈晓华认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7］。学者们对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主体和体制还没有实质性研究，而涉及利用电子商务促进农业企业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研究尚未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农业经营主体，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整个体系实现四化建设目标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现有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条件下，农业经营主体很大部分还是以小农为主体，然而小农细碎化的土地规模难以支撑起现代农业的经营手段与方式，当农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本上升时，很难通过内部规模经济来降低经营的平均成本，这必然导致农业投入的降低或弃耕［8］。因此，发展和培育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而企业主导的农业合作组织经营模式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有效出路［9］。江苏常熟“田娘经验”与山东乐陵“希森”模式由两个企业主导，以合作社发展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显示，由龙头企业牵头，整合合作社与农户的方式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可以统筹解决土地流转、农民增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等现代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1.2河北省构建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新体系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它通过社会化、专业化、一体化生产，不仅有利于扩大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群体的优势［10］。按照河北省农业产业化“十二五”发展规划，河北已初步构建起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力的现代农业产业新体系，河北农业正逐渐向现代化、规模化和信息化等方向发展。农业产业化中主要包括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专业市场和农户等主体。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对电子商务认识及应用差距很大，目前农户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不够，导致其对电子商务的应用较少，中介组织对电子商务的应用较分散，且应用电子商务情况的数据难以收集，因此在此暂不涉及农户和中介组织对电子商务的应用情况。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市场适应性，资金规模相对其他主体要大，投资吸引力较强，带动农民从业的能力强，龙头企业所能带来的效益比其他主体所能带来效益之和还要多，其社会效益突出，是农业产业化中最典型的经营主体之一。2013年河北省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366家，部级农业龙头企业46家，有中国驰名商标18个，中国名牌产品16个。目前建有38个农产品加工园区，入园企业达1405家，形成了以乳品、粮食和肉类加工等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达818．3万户，参与度达53．2％，户均来自产业化经营的纯收入达7743元。具体情况如表2。通过表2可以得知，龙头企业的规模要明显高于中介组织及专业市场，体现了作为产业化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河北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优势产业区域聚集，全省各主要优势产业均有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形成了种子产业以大地种业为代表，乳品产业以君乐宝公司为代表，肉类产业以福成五丰公司为代表，果品产业以承德露露公司为代表，小麦玉米产业以今麦郎公司为代表，棉花加工产业以常山纺织公司为代表，食用油产业以兴龙粮食生化公司为代表，葡萄酿酒产业以长城葡萄酒公司为代表，中药材产业以药都制药集团为代表的不同产业龙头企业群。龙头企业集群不仅提升了产业影响力，而且有力推动了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对河北省农业电子商务现状研究可通过分析农业龙头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来开展。
2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门户网站建设及电子商务应用分析
农业企业门户网站是一个集信息、互动和产品交易的平台。很多农业企业通过建立企业门户网站模式来宣传企业形象、推广企业产品及扩大销售渠道。本文以河北省2012年公布的454家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作为调查样本，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称为搜索关键字，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进行详细的网络调查记录，如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有门户网站，记录其门户网站网址。根据调查结果，454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187家建有门户网站。再根据产业来分，河北的果品、葡萄酿酒、奶业、花卉园艺、棉粮加工、食用油、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建立门户网站的不在少数。葡萄酿酒7家中有5家建有门户网站，占比71．4％，果品一直以来是河北的优势产业，59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有41家拥有门户网站，占比69．5％，19家食用油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中有11家建立了门户网站，占比57．9％，分类统计数据见表。农业龙头企业应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解决目前多数企业存在的农业电子商务人才缺乏、投入资金有限等问题。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报告，截至2013年底淘宝注册地在农村（含县）的网店达到203．9万个，比上年增长24．9％，交易额超过500亿元。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在河北省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阿里巴巴网、中国供应商网和中国农业网这类B2B电子商务平台上开设企业店铺，有一些企业还在上面做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企业在淘宝网、京东商城等网站开设网上商店，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中有8家（其中7家是在淘宝网开设网上商店，1家在阿里巴巴网开设企业店铺）的门户网站能够把淘宝网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整合进网站，通过导航条可以直接外链到企业在其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的店铺从而实现在线销售。
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政策建议
3.1鼓励农业企业自建门户网站及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涉农企业等相关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自建门户网站，并加强网站商务功能的利用和开发。农业企业通过门户网站整合企业资源，整合供应商加入企业门户网站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服务分销商及最终客户，见图2。调查发现河北众多农业企业门户网站内容长期不更新，缺乏与用户间的互动，未能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对市场快速反应的特点。农业企业还应该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拓展业务，通过淘宝网、阿里巴巴网、金农网等综合性高流量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在线销售。
3.2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联合经营把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组织起来，发挥省内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利用多种组织形式与农户建立联结关系，联接的对象也可以包括农业大户或者农业合作社，从而集中小规模分散经营形成虚拟经济实体，实现规模化。联合的平台即为龙头企业的电子商务门户网站，使龙头企业门户网站由信息型改变为综合电子商务平台，众多农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这种虚拟联合经营模式可以减轻农户对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农户直接参与了企业的分工与协作，可以大幅提高生成效率。通过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等途径，逐步推进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3.3建设农业电子商务核心示范园区实现规模经营按照河北“十二五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农业特色产业，指定优惠政策，在河北特色农产品聚集地区建设一批现代化农业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提升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竞争力。通过园区电子商务平台整合农企资源，完善平台交易体系，从而实现农业产业集约化、特色农产品开发、农业生产新技术应用和优势农产品品牌化设计。应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争取重点引进一批龙头型、基地型农业大项目。园区内构建“科技＋商业”的特色农业产业链，把园区电子商务平台打造成农技成果转化平台。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平台产业化推广优势，打造河北省富有优势的生物种业、林果和蔬菜等优势品牌产业链。
在高等学校以及科研单位进行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高校以及农业单位主要的优势在于拥有人才以及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在新型农业运用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新时代的人才在学习新型技术时，对知识的接受能力通常会比较强。我国平均每个省份都会设立1～2个农业高校，因此这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普及是有着很大帮助的。高校也可以参与到对新型农业的推广工作中去，可以组织高校的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直接的将所学到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到农村中去。农业类高校作为对新型农业技术进行直接研究的教育基地，通常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存在着理论同实际脱轨的现象，教学的内容已经明显跟不上生产的步伐。因此让学生下到农村去，将其学到的新型农业的科技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不但有利于对新型农业科技的推广，也有利于高校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应用。
2我国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遵从的原则
2.1对农民以及市场的需求重视的原则
在对新型农业科技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应该与农民以及市场的需求相适应。只有与市场相适应，农民才会更愿意接受新型的农业科技。在市场中对农民进行引导，将农业进行产业化的转型。当代的农民都是有自主经营权的。对新型农业技术进行推广的过程，已经不能够用传统强制行政命令的方式了，而是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的考虑农民的需要，推出农民所需要的技术，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这样才能真正的将新型农业技术在农村进行推广。
2.2将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广力量
在政府保留一支精良的推广队伍，是保证新型农业技术可以有效推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的经济进行转型期间，在民间对农业技术进行推广的体系数不胜数，需要政府及时的站出来对市场进行规范，保证农民的利益。当前很多的农民不愿意投资一些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农作物，不能够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农业发展路线。对于这种现象只能通过政府出面进行调控，才可以保证新型农业技术可以有效的推广。
2.3加强服务的观念原则
对服务的原则进行强化是市场的需求，也就是农民的综合需求，而对于农民需求的直接体现就是对农业技术推广的需求。因此在对新科技进行推广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具有实际作用的生产力，让科技具有使用性，真正的服务于农民。让新型农业技术成为具有经济实效性，生产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实用技术，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前提；三个假设；伪命题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1]周应恒，耿献辉.“现代农业”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399-403.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外 融资问题 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c）-0125-03
2015年11月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文件提出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壮大现代化农业主体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然而，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融资匮乏一直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笔者通过描述中外学者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理论的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法，结合典型国家和地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功的经验总结，为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1 中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理论研究动态
1.1 国外研究犹
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的国外学者主要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定义成3个组织：产业化生产为主的农场经营模式、现代化农户与合作社的联营形式。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理论和融资渠道的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1）美国农业主体的融资动态。1992年，以北美的面食食品加工厂为开端并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北美新一代合作社[1]。根据美国地区性农业经营的特征，农业经济主要的融资渠道是以权益融资为主，以负债筹资为辅。农业企业成立之初，美国政府会给予各种政策、资金的支持。并且，政府机关督促大多数银行给予农业企业利率扶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融资的利息成本。
（2）日本农协的融资动态。众所周知，日本农协的快速发展和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日本农协在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两个方面对农业企业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加速了农业资金的回笼；另一方面也缓解了融资不足的问题。并且，农协在向社会成员吸收闲散资金的同时，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向协会成员提供“政策金融”，大力推动日本农业经济的发展。
鉴于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特别是美日两国在农业经营融资方面的成果经验，对改善中国新型农业组织成立之初资金不足的局面，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外的研究理论已经不足以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融资所面临的困难不同，所以必须提出针对中国国情特征的农业发展融资战略。
1.2 国内研究动态
中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侧重点往往在于理论研究，缺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研究，特别是关于融资领域的拓展。
李晓渝博士后（2006）在《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融资问题研究》中，结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通过调查研究，试图从国家政府、农民本身、金融体系这3个方面提出辅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缓解融资困境的方法[2-3]。
而对于新型农业组织的资金匮乏问题，国内学者将它归纳为四大因素。包括农业组织融资问题的研究，农业企业融资模式研究，金融支持与产业化领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融资模式及产生问题的研究。
（1）关于各地农业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杨厚智、何萍（2007）通过实地调研法，对南充市的农业政策进行研究，发现在农业组织融资过程中，政府存在严重的政策缺失[4]。广东省农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成员黄修杰、杨景锋（2009）通过对全省中小型农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找出其融资困难的原因，试图提出改善这一局面的方法[5]。
（2）关于农业企业融资模式的研究。陈娟芬（2005）从宏微观两大视角，论述BOT在农业经营中的利用。结合各地区农业融资的规模和特点，做出改善融资困境的可行性方案[6]。
（3）关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业产业化的研究。姚增福（2008）从金融体系方面找出了农业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概述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国家银行为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性金融，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充分有效地运转，三者之间难以兼容，迫使中国农业经济一直没有改变融资难的局面。归纳为以中央银行为导向，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手段的农业产业化金融资源不能有效运转，各类金融之间缺乏兼容机制，不能发挥支农助农的积极作用[7]。余章炎（2001）也从侧面论证了金融扶持对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8]。
（4）关于融资结构及问题研究。何苗（2007）在2005年通过对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进行研究，找到了影响上市农业公司各种可能因素，得出农业企业的外源融资偏好[9]。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还处于萌芽状态，学者对中国农业的不同研究，对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也为该文进一步研究国内外农业主体融资渠道方面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理论依据。
2 典型国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经验借鉴
该文对美国、日本的农业组织融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适合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缓解融资难的方法。
2.1 美国农业经济组织融资的实践与经验
2.1.1 美国农业经济组织的融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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