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
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
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
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关键词：“新闻人”；知识教育；精神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3-0044-02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1]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C]//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3.
[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C]//民国新闻教育
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7.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2012-10-13.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研究刊物是党和人民的工具和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因此，新闻研究刊物增强自身影响力，研究和推动主流舆论传播力，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促进媒体又好又快发展，是其职责所在、使命所为。当前，在信息传播手段多样、信息内容丰富的新传播格局下，新闻研究刊物如何推动主流舆论传播，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自己近年来的办刊实践，简要论述新闻研究刊物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方面的粗浅探索和思考。
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新闻研究刊物要推动主流舆论传播，首先应该对主流舆论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有可能不到位，甚至可能发生偏差，好比盲人骑瞎马，十分危险。
何为“主流舆论”？国内关于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总体来说含义差异不大）。学者郑保卫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代表主流人群的主流思想和情感意志的强势舆论。“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是能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舆论；是积极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正义的舆论。①此外，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流舆论是指代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的群众的言论。”②这两个定义都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人群的舆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公众的意见而非公众的主流意见。刘洪流、张杰两位作者在《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一文中认为，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③该文认为主流舆论的目的应该是：设定社会目标，建构政府权威，整合社会意识。
综合以上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认为，主流舆论具有接受面较广的影响力，具有涉及国家的“大事”的重要性，具有体现时展的特征。当然，主流舆论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稳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强调：“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④这次讲话的意义重大。
2008年11月7日，在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发表讲话强调了新闻战线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此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对新闻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主流舆论的重视。这些讲话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把主流舆论的导向工作上升到事关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传媒的职责。因此，新闻研究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总编辑）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在办刊中，既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要把党性原则贯穿到办刊的策划、选题、编辑的每个环节中，力求办出高质量、高品位、影响大的新闻研究刊物，持续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探讨新闻热点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很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⑤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而应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负责任地解释和引导，让舆论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长久的稳定和发展。由此，社会热点就可能成为新闻热点。作为与新闻密切相关的新闻研究刊物，要主动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新闻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报道经验，发现传播规律，丰富主流舆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
例如，最近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具体部署全县城乡统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但是不少部门都派出单位副职参加。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质疑有作秀成分。《重庆晚报》等报刊对这一热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⑥《新闻研究导刊》采用了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的新闻案例解读文章，对这一新闻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文着重谈到记者“发现新闻背后真相”的价值，通过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彰显了记者的良知和新闻敏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⑦此文总结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的原则、特点和方式，指出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是传播主流舆论的一种方式，为此类新闻热点报道提供了范例。
主流舆论并不是要一味地“唱赞歌”，它本身并不否认批判性，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所说，媒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媒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对一些不正之风、不合理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破有立，本身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舆论的好方式。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追踪行业的新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出现新事物。新闻研究刊物要从新闻传播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引导新闻报道的快速有效地运行，提高主流舆论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例如，网络实名制问题是网络传播时代必然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新闻研究刊物不能回避这类问题，媒体记者也希望从这些刊物中寻找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因此，《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发了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和周文吉同志合著的文章《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⑧这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富有建设性，对于理性地看待网络实名制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网络法制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新闻研究刊物在跟踪行业新问题时，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政策层面和新闻传播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学理说服人，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这既是新闻研究刊物学术性的内在体现，也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必然要求。新闻研究刊物作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行业的新问题，这就是先进性的一种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也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一大优势。
新闻研究刊物要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新闻研究刊物的根本方法。新闻研究刊物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桥梁，是学界与业界沟通的纽带。只有为两者服好务，才能赢得受众，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才能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新闻研究导刊》要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要体现实践价值取向，并将其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刊物创办以来，努力实践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办刊方针。在栏目设置上，每期固定开设有“传媒实务”专栏，选用业务指导性强、能“接地气”的文章，如《如何使新闻价值更大化――五要素新闻发现法》、《新闻特写应注重现场细节》、《时评写作的材料来源和语言运用》等文章，注重对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探讨了新闻报道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指导了新闻实践。
同时，《新闻研究导刊》编辑部围绕传媒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前沿性话题，积极向新闻宣传战线上的高层领导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约稿。先后在每期固定专栏“特稿”、“传媒观察”、“专题讨论”等栏目上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东东的《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努力打造“渝派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亲和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论党报改革发展的四个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的《提升记者的职业素养》、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的《报道事实是新闻传播的首要原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的《我国财政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的《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前沿，立意高远，理论夯实，论述严谨，使刊物不仅在学术质量上，而且在主流思想的传播影响力方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接地气”的业务指导性文章，还是高深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指导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一线的。通过持续传播这些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媒体的学习研究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从而不断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主流舆论的传播。
新闻研究刊物要加强品牌建设
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所谓报刊品牌，就是围绕目标读者群的新闻资讯需求，以特定的名称，全方位建立的一种受众对报纸的认知关系，它意味着客观公正的、特定风格的新闻资讯呈现形式，使目标读者产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报刊”之认同感。⑨报刊品牌是读者的路标，是占领市场的旗帜。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加强新闻研究刊物的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呢？笔者提出几点肤浅认识，仅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新闻研究刊物367家，其中有公开刊号的67家，内部刊物300家。几乎每个传媒集团都有一份新闻研究刊物。这些刊物的办刊指导思想、受众对象、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同质化倾向严重。再者，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新闻研究刊物面对如此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和发展呢？除了研究新闻热点、追踪行业新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路径外，还要突出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增强推动力，提升传播力。
1.突出定位特色，推动品牌建设
好的定位是品牌成功的一半。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新闻研究导刊》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刊物。而全国此类刊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传媒高等院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人员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学术型新闻期刊；二是以传媒从业人员和新闻爱好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实践型新闻期刊。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了《新闻研究导刊》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具体表现为：学界业界结合点，理论实践引领点，今天明天制高点。鲜明准确的定位，确保了《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方向的正确和推进的顺利。
2.突出地域特色，促进品牌建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地处西南腹地的重镇，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市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料丰富多样，是新闻研究的富矿。在办刊中，开设了以此为内容的专栏，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目的是通过3～5年的栏目建设，努力形成全国新闻研究刊物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从而促进《新闻研究导刊》的品牌建设。
3.突出栏目特色，带动品牌建设
杂志的内容由栏目结构体现，因此，栏目设置很重要。在栏目设置上，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原则，确定栏目；在约稿选稿上，本着“要精，要新，要有用”的原则，筛选符合栏目要求的稿件，经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形成品牌栏目，推动《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比如，《新闻研究导刊》设置了“专题讨论”栏目，自创刊始，每期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多方约稿，深度探讨，吸引受众。目前，受众反响强烈，认为该栏目有高度、有深度和有读头。
4.突出视觉特色，加强品牌建设
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新闻研究刊物的封面（底）、版式、插图、标识、字号等，是此类期刊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独特、符合此类刊物定位和内涵的视觉设计，就能展示鲜明美观的期刊外在形象，就能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支撑。比如，《新闻研究导刊》每期根据“专题讨论”栏目的主题，自主设计封面图案，力求风格现代和美观，具有视觉冲击力，获得读者和行家好评。
注释：
①郑保卫：《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②徐胜：《主流舆论的特点及风格》，《党建》，2006年第7期，第32页
③刘洪流、张杰：《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 《青年记者》， 2008年第14期
④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⑤任理轩：《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
⑥何英：《用“替身”参加会议 重庆奉节25部门一把手公开检讨》，《重庆晚报》，2008年8月20日
⑦董小玉：《用“替身”参加会议解读》，《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⑧范以锦、周文吉：《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Www.]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关键词 新闻社会学 新闻生产
作为一个学科，社会学用精确、控制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研究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活动、构成社会与社会系统的群体、机构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学研究的基石是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使社会学研究自然地将新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在美国，将新闻学研究正式纳入社会学研究范式发生于19世纪40、50年代。当时主要是把新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选举过程相联系。
社会学家在那个时代所关注的并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媒体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拉扎斯非尔德等学者提出新闻对政治选举的影响是通过二级传播的模式，由意见领袖来实现的。此后，社会学对新闻现象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也更加深入。
社会学对新闻活动的研究将新闻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考察社会环境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对新闻的研究，自早期拉扎斯非尔德的研究开始，到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塔奇曼(tuchman)、甘斯(gans)、莫洛奇(molotch)、莱斯特(lester)、费斯曼(fishman)、舒德森(schudson)、吉特林(gitlin)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著述。近年来，其中有些学者又有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如甘斯的《民主与新闻》(2003)，吉特林的《无限媒体》(2002)和《知识分子与旗帜》(2006)、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2002)等。wwW.133229.coM
新闻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以及技术等五种视角展开。这些视角从研究媒介所处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环境来解读新闻生产的过程。
政治视角主要是指政治结构对媒体的影响。萨尔伯特等学者在他们所著的《媒介的四种理论》中，将媒介体系归纳为四种理论体系：独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媒介的四种理论至今仍是认识媒介政治体系的经典文献。该著作提出，欲了解媒体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必须了解特定社会所持有的信念，了解这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了解一定社会媒体与社会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此后学者们研究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基石。
然而，该著作虽然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没有实际讨论各媒介体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苏联。此外，社会政治背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世界各国的差异并不能完全以国有、私有、商业化或公共广播等大的框架来划分。
例如，在媒介四种理论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的体系下，无论是公有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同样会为现存制度大唱赞歌，也会对现存制度的瑕疵提出批评。
西班牙私有制的报纸在福朗科政权下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放在报道首位。而同样的媒体在福朗科政权倒台后又为言论自由提供平台。在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国家不能有力地保护记者，记者的任何报道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在哥伦比亚，自1978-1997年间，有133名记者被杀害。
由此可见。以国有、私有或商业、市场等大的概念来讨论媒介体系显然有不足之处。赫林(hallin)在考察了18个欧洲与北美国家的媒介体系后，提出了三种媒介体系：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north atlantic or liberal model)(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北欧或综合民主模式(northerneuropean or demorcratic corooratist modell(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地中海或多极复合模式(mediterranean or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市场主导，新闻职业化程度高，新闻报道以信息传递为主。北欧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但保护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程度高，历史上的政党媒体发达，现在则朝着中立的商业媒体方向发展。地中海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甚至有阶段性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报道有偏向。
在研究这些媒体体系时，赫林否认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发展终结。他认为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媒体与政治已经相互融合，其关系已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欧洲国家的媒体模式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然而，美国学者舒德森却认为各国的媒介体制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向着商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而倡导信息中心、独立的职业主义的美国新闻教育也对各国产生着影响。
在研究新闻生产时，经济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下。经济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常常成为极为关键的因素。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报纸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汉密尔顿(hamilton)发现由于市场竞争。美国大多数报纸在这一时期为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放弃了党派立场。而美国电视与平面媒体新的新闻“软化”的趋势也是为了吸引10-40岁之间女性的目光。
市场经济在美国的土壤中尤其发达，因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在美国新闻史上，报纸的商业化与新闻职业化几乎同时发生。市场因素还促使美国媒体所有者积极使用最新的技术，互联网、卫星直播技术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更多地为重大事件所推动。
新闻社会学不仅考察政治和经济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即通过考察组织内部、本组织之间以及本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来考察社会活动的过程。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就是考察新闻机构内部，新闻机构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社会组织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会根据组织的要求来调整个人的价值观，因此，欲研究组织产品，其关键在于研究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将媒体视作一个商业机构，而不是由独立记者组成的集体。由此，新闻生产的过程便可以理解为新闻机构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经营下去。
社会组织理论有益于我们了解新闻组织的性质。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说，社会组织的影响还体现在新闻机构内部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上。
在这组关系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记者与官方消息来源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的长期研究证明官方消息来源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新闻。经过1964-1965和1973-1974年两个阶段通过对六位记者长达600多个小时的观察。菲什曼发现无论做何种报道，记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或出席会议。或浏览文件。新闻记者与官僚机构的这种关系使记者得以在事件还未被公众知晓之前。获得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记者与编辑以及各新闻机构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影响着新闻生产。在新闻机构内部。编辑作为把关人和新闻稿的改写者。直接影响着报纸的内容。在对越南战争的报道的研究中，赫林发现信息出现在新闻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在对越战的报道中，越是接近真理的信息，反而越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最后。赫林将之归结为“倒转的倒金子塔”。在新闻机构之间，同行记者的之间的竞争也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过程。这有时意味着新闻报道质量的提高，有时刚好相反。美国出现的“群体新闻”(‘pack joumalism’)现象就是指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在报道同样的事件时采用同样的视角。记者甚至对有可能与其他记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一种恐惧。
从文化视角考察新闻报道，新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不同，人类学认为文化先于人们，而社会学认为人们制造文化。因此，从社会学的文化视角来看，记者不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存于文化中，在所处的文化中报道，而且还是文化的制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记者决定报道，记者或明示，或暗示着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视角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文化视角关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新闻机构是否赢利、是否能在社会中生存，它所关注的是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置身于广阔的文化符号体系下的意义。在一定文化中运作的媒体难免使用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报道的总体倾向。比如西方记者对耶路撒冷的报道总是集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世俗社会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甘斯在考查70年代美国主要媒体的外国报道时也发现美国媒体对前苏联以及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家的各种问题上。即使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就，也报道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宣传。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美国的国旗不仅出现在记者的领口上，还装饰着福克斯新闻和msnbc的新闻工作室。而记者任何不支持军队的活动都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出现了所谓的“福克斯效应”。
新闻社会学对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凯瑞对电报的技术的研究。凯瑞认为电报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法，促成了新闻报道所特有的写作结构，倒金子塔的写作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电报还使信息的传送第一次与物体的运输区别开来。在电报产生之前，“传播”这个词不仅指信息的“传递”还指物体的“运输”。
谈到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重大影响，麦克卢汉应当说是技术决定论的呐喊者。麦克卢汗认为媒介即讯息，技术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形式和范围，正如火车的使用带来了新型的城市、新的工作与娱乐方式。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播出同步进行，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无疑不可忽视。大量的现场直播节目使得新闻报道带上了浓重的“原生态”的特点。现代技术所带给人们的大量信息又使得受众无所适从。催生大量的解释性新闻报道、娱乐性新闻报道。
高勤荣入狱引起媒体关注：《反腐败的记者何以判重刑》、《一个好记者的下场》、《高勤荣：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记者高勤荣因言获罪，揭假工程入狱八年》、《对话山西蒙冤记者：想下跪感谢妻子八年奔波》、《高勤荣：为新闻殉难!》、《惊爆：记者真话换八年牢狱》……各家新闻媒体的报道清一色是为高勤荣说话的，对此山西公安、司法部门有自己的说法，认为高勤荣与揭露造假案无关，其所犯罪行证据确凿。
“记者高勤荣案”在争议中虽然显得扑朔迷离，但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高勤荣确被陷害、有冤情；二是高勤荣罪有应得。无论是什么结果，从高案本身和新闻媒体对其进行的报道，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新闻学存在的致命问题：一是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中“实践人学”的严重缺位；二是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一、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的缺位
“实践人学”的内涵：本文所讲的“实践人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人学”概念，只是借用了它的形式，其本质内涵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把握人学”，指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记者与媒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深入把握与驾驭。它包括如下几个维度：(1)新闻传播主体(新闻媒体与新闻人)对社会本质及其运行环境有深刻的把握；(2)新闻传播主体对当代政治以及官场本质有深刻的把握，能在其间游刃有余；(3)新闻传播主体对人的本性即人性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驾驭自如；(4)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控制机制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较好地运用这些规律，做到对传播控制环境的驾驭；(5)新闻人应成为熟谙社会人的“痞子”，这个“痞子”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成熟的社会人之意义，即新闻人应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生有较好的把握能力的“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具备较高的驾驭整体社会环境的能力与水平。
高勤荣如果是被冤枉的，那么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应承当一定的责任。高勤荣如果是冤枉的，可见他对社会的复杂性太不了解了，可以说是幼稚的。作为新闻记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而高勤荣没有这个本领，他对社会人生以及官场上的事等等不去研究，只是“一根筋”地去揭露，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说中国新闻学教育有责任呢？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就知道了。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从“新闻事业”的层面进行展开与建构，告诉新闻人的是如何为新闻事业而奋斗、追求与拼搏，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等范畴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用这样的新闻学培养出来的新闻人肯定是正直、诚实、为建立社会公正秩序不惜一切代价的。但仅有这样的品格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新闻人不会保护自己，更谈不上能够很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如下内容：新闻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以便更好地为新闻事业做贡献。即它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研究社会、研究人生；没有教导新闻人怎样去应对复杂的环境与局面；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达到上述“实践人学”的五个维度。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一种现象的、浅层次的新闻学教育，尤其是在“实践人学”上的严重缺位，使中国新闻学显得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应用价值。
“做新闻记者没什么难的，初中生都能当”，社会上一些人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评价如是说。这种评价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的新闻记者的确缺乏一种高水平的、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的训练，中国新闻学中“实践人学”上的缺位，带来的是新闻记者研究社会的不自觉，显而易见，这样的记者的确是初中生都能当。我们再看看MBA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仅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也非常注重研究社会环境，教给学生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新闻学在这方面实在是太缺乏了。
试想，高勤荣如果对“实践人学”有比较好的把握，他就会讲究报道策略，或者采取更为稳妥的办法把造假案反映到有关领导或部门，自己的身份还不暴露，达到既解决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的目的。遗憾的是，他在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与本领。
二、中国新闻学之媒体与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所谓媒体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即新闻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中充当什么角色。是中立的平衡角色，还是偏向某一个方面?是当实事求是的公平客观的传播者，还是当法官?是超然事外，进行冷静的客观的报道，还是把自己“搅入”新闻事件之中?这些都是新闻传播主体在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必然要选择的角色定位。
不论高勤荣案是不是冤案，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应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之，而不应凭借所谓的“合理想象”或猜测，就亮出观点，明显偏向高勤荣。综观高案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为高鸣冤叫屈的。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报道已经涉嫌“媒介审判”了。
国内众多学者及司法界人士认为：“媒介审判”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司法机关未作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报道，在报道过程中由于“义愤”的驱使，报道者掺杂了个人主观好恶因素，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
本文认为，“媒介审判”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它还有更加广泛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说，“媒介审判”是新闻传播媒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涉及法律纠纷的新闻事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行为。这种行为是媒体自身定位的迷失，是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媒体公信力的缺位或搅进无休止的新闻官司之中，这在中国不乏其例。虽然高已经出狱了，但高的案子是冤还是不冤，各方面均有说词，都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媒体理应冷静从事，或者等待、或者进行调查采访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然后再进行客观报道。可是，我们看看各家媒体的报道，什么“蒙冤记者高勤荣”、“反腐记者高勤荣”、“记者高勤荣因言获罪”……新闻媒体的这一系列“判决”都是没有根据的，最多也只是猜测或想当然的推理，这样的报道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更是典型的媒介自身角色的迷失。这是很可怕的，媒介一旦迷失了自我，舆论还会有什么公正可言?反观之，这也不能全怪当今媒体，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国新闻学也很少论及。媒体、记者如何处理易出现“媒介审判”的新闻事件，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学的一个重大缺位。
“媒介审判”是媒介不恰当地使用自己拥有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使这两种权利形成了一种“外部溢出”效果，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中国新闻学应该在这方面进行科学的理论建构，使新闻媒介真正告别当下的这种“媒介审判”的非理性状态，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找到自己应有的准确位置。
三、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由五大板块构成：新闻本体论；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新闻理论自身发展问题。这种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内容的设置，多是从“新闻是”、“新闻是党的事业”这些角度来立论的，可以说是“政党新闻学”或“政治新闻学”，没有从人类新闻学的普遍性出发，揭示新闻学的本质和建构其理论。
当代中国新闻学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官话”的、政治的、抽象式的、说教式的语境，而学理层面的本质探索太少。这种站在官本位或政治本位上来观照与建构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自然会产生偏颇或缺陷。例如，当下中国新闻学对新闻本体论的研究就停留在表层的现象探索上，把新闻定义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这只是把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加以改良，还没有接触新闻的本质深处：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更多的论述是新闻如何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而外部世界对新闻的制约作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新闻的影响等却鲜有论及，更缺乏从实践人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与探索，这种缺陷导致的是新闻传播主体的“霸权意识”，而缺乏对复杂环境的应对、驾驭与防范意识：在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还只是停留在“事业性质”上，没有把新闻传播业放在国际市场环境的大背景下，放在“产业性质”上进行研究与探索，没有从新闻文化生存的深度去研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机械的“物”的层面研究不少，但缺乏“人”的层面的研究与建构，缺乏“实践人学”的深度；当下中国新闻学尤其是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理论建构中显得肤浅，多从新闻职业道德层面论及，严重缺乏“实践人学”的内容，没有提供系统化的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只是告诉人们一些简单的职业道德准则与操守，这样的“素质标准与要求”难以培养出能够驾驭复杂社会环境的优秀新闻人；在受众研究方面，当下中国新闻学缺乏的是人学层面的美学高度与深度，也缺乏系统化的建构。
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实践人学”的系统工程，笔者谈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之抛砖引玉，期待中国新闻学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有更加完善的建设。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要立足于“事业”层面，而要立足于“实践人学”的学理层面进行系统建构，尤其是对新闻传播本体论的建构要加大力度。
新闻传播本体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新闻价值论以及新闻学的特殊性。最重要的是从实践人学视域定义新闻与新闻学。当下的新闻学把新闻学定义为研究报道规律的科学。这样的定义应该是没有错误，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新闻学的本质。笔者认为，新闻学就是实践人学。它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不同，文学的人学更多涉及的是精神与心灵层面，而新闻学的人学必须是实践层面的，是在实践中把握的人学。当下新闻学中众多的新闻定义只是对新闻现象的描述，有的还有逻辑上的毛病。本文在实践人学的层面定义新闻：新闻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某种影响的事实。新闻的内涵是体现人类的本质，这种有影响的事实具有新闻的客观独立品格，不论媒体是否报道，它都是新闻，它不因媒体的报道而产生或存在，也不因媒体的不报道而消逝或不存在。关于新闻价值论，同样要体现实践人学的深度，在实践中、在人学的层面寻找和定位新闻价值标准，那些对人类产生一定影响的事实就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就是新闻，至于价值的大小，就看它的影响程度了，价值的大小与事实的影响程度构成正比例函数关系。新闻学的特殊性，正是它的“实践人学性”。
参考文献：
［1］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冯宇飞：《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新闻战线》，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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