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音乐教育;通论性研究;综述
社会音乐教育主要是学校以外的文艺单位团体或个人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音乐教育活动，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的私学里对于“六艺”中的“乐”的教学，在经历了2000多年缓慢的发展，终于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它的兴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国民文化程度标志之一的音乐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社会音乐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其覆盖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对社会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对1990年以来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做综合的归纳与分析，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只求从中看出对社会音乐教育的渐进认识和研究渐渐深入的理论历程，有利于今后的研究。
一、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专论部分
孙继南的《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2］是对建国40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综述，对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文章从介绍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角度论述了建国40年来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见解。作者把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为两大类:由政府有关部门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和由学校、社会团体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别论述了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它们对于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人们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为培养专门音乐人才铺垫基础等方面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作者对于这两类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发展和作用是持十分肯定和积极态度的。而对于他在文末提及的空前兴盛的个体性家庭私人教学，一方面肯定了此类教学在培养音乐幼苗和向专业音乐院校输送人才方面的不容低估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其是一种很值得提倡和推广的社会音乐教学方式;一方面又认为此类教学因目前尚无一定的审核批准条件和规范要求，在教学质量方面尚存有一定问题。最后作者认为1989年末中国音协决定成立全国业余乐器考级演奏委员会，以逐步试行定期考级制的战略性措施，对今后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现状来看，作者近20年前的看法和见解是很有见地和前瞻性的。舒泽池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3］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纪之交将带给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契机。作者首先概括了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特点: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庸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品格。而后用主要的篇幅论述社会音乐教育将以怎样的发展态势来达到21世纪对人的发展的新要求:将音乐与人的素质的成长紧密的、有意识的结合。众所周知，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正是忽视了对于人的素质方面的培养，更多的是对功利性的追求，例如考级带给学生升学的加分等等。作者针对当今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创新能力的素质要求，重新做出了社会音乐教育是作为素质教育的音系教育的定位，并提出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和增进人的音乐感知能力。文章的研究宗旨和意义对上述孙继南一文有一定的承接性，一定程度上为进入21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目标，提供了理论上比较可行性的方法和途径。陈雅先的《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4］一文阐述的观点与舒文相比较，可以说也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作者也认识到社会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注重人的全面音乐综合素养发展的实践尝试，使受教育者获得较高的人文修养，在本质上应该是对“教育本体功能”，也就是对人的关注的回归，并采取了实践作为着眼点来进行阐述。作者首先分析评价了目前的社会音乐教育实际情况及总体效果:目标正确，方法有误。作者认为导致“方法有误”这种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二是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从而得出结论:观念的转变，是社会音乐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上的可行性措施:社会音乐教育教学应从培养目标的具体把握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入手，将专业音乐教学的课程结构加以改造和扩展……作者认为，唯有这样:转变观念，理论结合实践，循序渐进，才能培养出面向全社会在人文本质上真正超越前人的人。这种人不但能适应未来社会，还能改造、丰富、发展社会。当社会音乐教育能培养出这样迥然区别于前人的“新人”时，那么新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则步入了恢宏的理想境界，履行着自身的崇高使命。因为文章以“实践”为着眼点，所以更凸显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之后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操作无疑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性论述还有:如曹理的《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着重论述了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对孩子的音乐学习要注意创造意识的培养，而创造意识培养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良好的环境。陈明大的《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5］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李家回的《我对社会音乐教育的认识》［6］从教与学的双向选择、教学方式的随意性、社会音乐教育是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遍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王亚军、董晓光的《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7］具体论及对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一些要求:如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良好的示范是乐器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明确地告诫学习器乐或声乐的学生们音乐素养的学习要尽量和器乐或声乐的学习同步以及学费的问题等。这些文章选取的视角虽然相对都比较窄，但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兼论部分
樊祖荫在《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8］一文中介绍了:1.李凌对国民音乐教育所包含内容的概括:国民音乐教育，包括大、中、小、幼及城市、乡村，工人、农民及街道的音乐教育，即除了专业音乐教育之外的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及师范音乐教育。2.李凌专论《音乐教育需要立法》中，就国民音乐教育的方针、任务、政策、体制、内容、规格及教材、教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详尽的阐述，并从培养目标，从教学的规模、规格、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等方面论证了国民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共性和区别。文章最后总结:李凌同志的音乐教育思想，尤其是国民音乐教育理论，无疑会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齐易、史丽欣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9］在它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末音乐教育的回顾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方兴未艾的成就和社会音乐教育呈现的无序状态，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重技轻艺上所面临的问题。在它的第二部分: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中对于管理混乱的问题，各管理部门应加强相互协调;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对私人授课教师进行制度化的考核，私人授课教师也要凭证施教;对于音乐考级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的文化部门应该按照国家文化部已于2002年5月17日起正式颁布和实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的规定，认真负责地管理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等。朱则平在他的《建立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体系之我见》［10］中论及到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音乐教育。作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充分挖掘潜力，投入更多的力量到社会音乐教育中，音乐院校、音乐团体、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以及戏曲曲艺团体都应设立社会音乐教育机构，长培、短训、义演相结合，发挥青少年宫的重要作用;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设立艺术教育中心，师资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等。冯效刚的《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11］在论及社会音乐教育的部分认为:社会音乐教育面向的对象是当今社会的主体，放弃了社会音乐教育，就失去了音乐活动的主要对象;专业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主动关心社会音乐教育，并建设一支强大的社会音乐教育队伍;只有学校、师范、社会音乐教育都兴旺发达起来，专业音乐教育才会有基础，才会有氛围，才能有广大的同盟军。尹红红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形成合力》［12］论述的观点与冯文可谓异曲同工。作者认为，社会音乐教育应与学校音乐教育形成合力。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有效的、规范化的社会音乐教育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实施方式，如广大媒体、各种社会公共设施、机构和社区与家庭等对社会音乐教育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进力。刘新丛的《音乐教育的社会新需求》［13］一文，分析了新时代对社会音乐教育综合需求的5个方面:1.与音乐教育相关联的传媒日益增多，专业采、编、播人才的总量需求较大;2.各级各类学校的合唱团、军乐团、管弦乐团相继建立，对音乐教育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3.企业、社区的群众性音乐表演活动日趋活跃，需要包括指挥、演唱、演奏不同特长的专业音乐人才;4.演出中介组织增多，对外音乐交流活动频繁，需要综合音乐素质较高的人才;5．具有音乐含量或功能的商业行业和经营行为增量较大，电子通讯、信息、旅游、出版、广告、服装演示等行业都有大量音乐策划、制作的人才需求。王萍的《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14］一文，从定义、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身份、教育管理的角度、从工作成绩的性质等多方面对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社会的音乐教育寓教育与活动之中，并不向活动参与者提出在活动以外的“某种外加的遥远的目的”。作者还认为，在我国，当这两种音乐教育并存于普通大学里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淆，尽管混淆的程度不同，但可能会带来管理层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干扰的后果。上述列举的文章虽然都是在全文中兼及论述到社会音乐教育，所占篇幅也不多，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实践性、实用性较强的看法和见解，无疑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语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音乐与舞蹈艺术表演专业是实践与舞台表演艺术,是以展现舞台艺术效果,达到表达艺术内容为目的的形态艺术,表演者须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艺术作品的二度创作，展现思想与技能相结合的成果。因此，其学科特色即注重舞台表演与社会实践的客观规律。作为音乐、舞蹈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在其毕业设计的教学环节中，以举行音乐会、舞蹈专场表演为其设计内容,并结合撰写艺术实践体会、学习心得、社会调查报告等,使毕业生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展示，完成一套更符合音乐舞蹈艺术表演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而不要求其单一的以撰写毕业论文为改革方案，这样的探索举措比较符合其专业特点，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指导思想与相关分析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院校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环节,在培养本科生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贵州民族大学本科专业培养计划，本科学生必须在第八学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即本科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的一次综合考核与展示,体现学生在知识运用能力、专业技能以及独立工作能力方面的素质状况。
鉴于音乐舞蹈学院大多数学生写作基础较差,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往往大多学生写论文都是走捷径，网络拼凑,形式应付,没有起到论文撰写的实际作用，很难达到毕业论文撰写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音乐舞蹈专业其专业形态属于表演类型，学生从进校至毕业的专业课程均根据舞台表演实施教学，各专业教学计划及其教学大纲是根据学生专业表演技能和艺术实践能力进行培养（理论、作曲专业除外）而制定的，舞台实践的环节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基于前述两个方面的考虑,为了有效贯彻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贯彻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为了给学生以非常必要的舞台实践机会,有必要将撰写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以专场(音乐、舞蹈）专业音乐会、表演汇报会为主,并与撰写专业学习总结（体会）、艺术实践感想、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进行的模式。
二、实施内容与具体操作
音乐舞蹈学院目前所设三个专业方向，即音乐表演（含作曲理论、少数民族特色专业）、音乐学（含民族音乐、音乐普修专业）、舞蹈学。从专业方向分析,基本可以分为形态表演和理论创作。由此,毕业论文（设计）改革分两种模式实施：i)理论性质的专业（民族音乐学专业、音乐理论、音乐学理论选修专业）撰写毕业论文，按学校毕业论文要求实施。2)表演性质的专业（含音乐表演、民特、作曲、音乐学声乐普修、音乐学器乐普修、舞蹈学）实施专业表演（音乐、舞蹈）汇报会并撰写专业学习总结（体会）、艺术实践心得、调查报告的模式。其中，作曲专业学生完成音乐作品创作并演示。具体实施由教研室负责。作曲理论专业由理论教研室指导,表演专业类由声乐、器乐(钢琴、民乐、西乐）、音乐学、舞蹈教研室组织实施。
设计内容包括：
1.音乐会的表演形式可为独奏、重奏、合奏等,音乐学（音乐普修方向）专业的毕业汇报音乐会以重奏、合奏为主。音乐会要有详细的节目单及参加演出的学生名单和指导教师名单。
声乐、器乐、音乐学普修专业学生音乐会(设计）表演可以三种方式进行:1)个人独唱、独奏音乐会（由专业教师推荐教研室讨论同意专业突出的毕业生举行，音乐会演唱作品在8~12首之间）。2)以本教研室毕业班为年级组织的分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3~5人。3)自由组合组织音乐会,个人演唱、演奏作品3首。
每场表演汇报会当场给予学生表演成绩评定,教研室安排评定小组,评定小组由5人（含组长1人）组成，均为讲师及以上职称。成绩由教研室根据本教研室制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定，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制。毕业生要撰写2000字以上的四年专业学习总结（或心得），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分初稿和定稿完成,初稿要有指导教师的红笔批改记载,撰写完成后,教研室要组织指导教师进行交叉评阅，成绩评定由教研室组织评定。结合汇报表演成绩,评定最终成绩，由教研室主任填写。最终要填写《音乐舞蹈学院毕业生艺术实践系列活动意见表》（内容包括毕业设计计划表、指导过程记录表、毕业设计音乐会、舞蹈汇报会评分表等）,按一式二份制作交教务处存档。
2.舞蹈专业表演汇报会。教研室根据舞蹈专业毕业生人数及学生表演状况确定表演场所选择。每个学生汇报表演涵盖‘‘基训、民间舞、剧目”三个部分。教研室制作节目单成品，节目单供演出及存学生档案用。学生存档节目单一式二份。表演汇报会后给予学生表演成绩评定,教研室安排评定小组,评定小组由5人（含组长1人）组成,均为讲师及以上职称。成绩由教研室根据本教研室制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定，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制。毕业生要撰写2000字以上的四年专业学习总结（或心得），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分初稿和定稿完成,初稿要有指导教师的红笔批改记载,撰写完成后，教研室要组织指导教师进行交叉评阅，成绩评定由教研室组织评定。结合汇报表演成绩,评定最终成绩，由教研室主任填写。最终要填写《音乐舞蹈学院毕业生艺术实践系列活动意见表》,按一式二份制作交教务处存档。
高校教学改革研究
理论作曲专业由理论教研室负责组织，包括民族音乐学专业及其他专业选择撰写毕业论文的,按程序进行论文写作、指导、答辩工作,完成的时间按学校毕业生毕业论文相关规定进行。
作曲专业的论文撰写，分两类进行：其一，毕业生指导老师根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根据专业特点提出创作要求，学生写作毕业作品（范围可涵盖器乐、声乐、舞蹈等音乐作品），并写出创作感想以及技术分析，进行作品展示。指导教师对作品进行评判、评语,教研室做出结论并按五级制进行打分。其二，学生可选择撰写音乐理论的相关毕业论文，完成的时间按学校毕业生毕业论文相关规定进行。
音乐舞蹈学院以2011届、2012届试行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方案，以本文方案执行。其中2011届学生为106人，举行音乐会10场,参加学生54人，舞蹈专场演出1场，参加表演人数48人。撰写论文即答辩4人（篇），撰写学习总结、专业学习心得102篇。2012届毕业生133人，举行音乐会11场,参加学生76人,舞蹈专场演出1场，参加人数40人,撰写论文即答辩15人（篇），音乐作品创作2人（件），撰写学习总结、专业学习心得118篇。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毕业设计，学生普遍积极性得到很大的调动，他们均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将自己四年的专业学习展现在舞台，展现给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反应和效果良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分类处理，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生也充分体现其理论研究的特点和水平，所撰写的两篇民族音乐理论论文，评选为我校毕业生优秀论文并发表。
尤为突出的是两场舞蹈专场在贵阳大剧院演出，面向社会,充分地展示了民族大学教学水平与教学成果,省政府有关领导、各专业院校和团体的专家老师到现场观看演出，对晚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一些专业院校的专家同行,得知我院以此方式作为毕业生毕业（设计）的方案,都予以很大的关注和讨论,并认为这对各有关专业院校毕业（设计）内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与改革。其中，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舞蹈专业等学院已经借鉴我院的经验对毕业（设计）方案进行了改革试行。由此可以认为，以一套完整的毕业生毕业（设计）方案为探讨的改革措施,将会对艺术专业院校的音乐舞蹈类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电影;影视人类学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第42届世界大会于2013年7月11日至17日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举行,会议期间共有6场音乐民族志电影放映[①]。面对这种新媒体特性的传统音乐文化的记录与呈现方式,并结合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教学与就业前景带来的诸多问题,促发笔者的系列感想:即,随着数码影音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书面文本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描述与记录方式,正在朝着以视听结合的电影文本记录方式的转变。笔者认为,在民族音乐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中有必要大力开展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技术理论的学习,此举既增加了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多重表述(或“书写”)方式,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保存,而且也为解决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拓展了诸多思路。
一、民族志电影概述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描绘人类学”,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②]民族志电影则是人类学者以田野考察为基础,借助于影视拍摄与制作技术,以视听形式对某一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民俗信仰活动等给予描述与记录。着名民族学人类学家,中国影视人类学学副会长庄孔韶先生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③]国外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巴厘外景拍摄地同时使用了普通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很可能是首次以系统的和有机的方式在民族志研究手法中将不同影视纪录工具统一起来的尝试。[④] 中国的民族志电影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开展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历史调查。与此同时,决定拍摄少数民族电影,其目的是要将正在迅速变化或即将消失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历史面貌、传统习俗文化尽快真实地记录下来。以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人杨光海先生为代表的民族学者率先尝试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影视记录片——《佤族》,这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学影视片。[⑤]随后在1978年至1980年,他又相继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等五部影片,为民族学者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⑥]之后几十年间,中国人类学者在大量田野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富有学术价值的影视人类学片子,且在人类学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会”,为我国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二、音乐民族志电影
音乐民族志电影是建立在长期的田野考察实践与案头工作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文化活动的一种视听结合的“书写”文本。如今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以书面文本为表述方式的音乐民族志正受到来自高科技数码声像技术特征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挑战,同时,这种视听结合的电子文本也为更客观、真实地、立体地再现、保护与传承人类音乐文化活动提供了多种可能。它是一种由“音乐民族志”+“电影”两种学科理论复合构成的,具有跨界特性的新型专业。它是建立在人类学理论(尤其是田野工作)基础上的,借助于电影制作技术,以声像的语言符号来“书写”族群的音乐文化活动,是一种音视频相结合的电子文本。它实属于电影技术与民族志书写方式相互结合的产物,属于“影视人类学”范畴。
从第42届ICTM会议上放映的6场音乐民族志电影可以看出,这种形式为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呈现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因为,音乐民族志电影以高科技的影视制作技术对音乐活动以视听结合的方式,类似于在场感的场景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文本(音乐民族志电影)与阅读者(观众)之间的距离,这种“书写”方式使观众能更为直观地阅读(观看)与理解人类的音乐文化活动。正如本次会议的参会学者夏洛特·维古诺(Charlotte Vignau)
提交的文章《音乐通过电影演绎:视听下的音乐民族志》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志电影对于“书写”音乐表演活动的优势。作者认为:
视听下的音乐民族志写作具有优势,录像或者电影等受到诸多人的推崇。它可以真实传递视听现象,如音乐表演,音乐家、观众及其他人的经历等。为了利用录像及电影来研究民族志,当拍电影和编辑一样成为视听产物的补助时,语境描绘揭示了(主观的)选择,这与其他文献是一致的。……视听音乐民族志可以创立音乐学研究的新课题,而仅运用语言和文字对其进行思考与论述将变得更难。[⑦]
三、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现状
当下,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方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体系化,很多学者的学术汇报多是田野影像片段,没有以人类学思考与影视剪辑技术结合特性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方式进行呈现。据笔者所知,当下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算是较早关注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学术研究机构。 “中心” 每年举办的“田野论坛征集人报告会”上,增加了民族志电影放映环节,展示一种更为新颖,与国际学术潮流接轨的交流形式。如“中心”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硕、博研究生田野工作论坛”汇报中,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白雪的《共享与合作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以平果嘹歌歌墟为个案、以高清电影表现的田野工作笔记》[⑧],通过影视手段记录、描写并阐释了广西壮族嘹歌歌墟的由来,生存背景、音乐特征及当代变迁。该片在“论坛”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及研究方法和表述的再思考。
萧梅教授认为,曹本冶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几个卷本,或可算是大陆音乐学界最早系统地在民族志出版中配备民族志小型影片的出版物。[⑨]从近几年国内学术报告中来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高贺杰、刘桂腾、萧梅三位学者以《北方与南方/萨满 与魔婆/斡米南与戴帽》为名,组成了影视民族音乐学专题小组。他们播放了两部分别展现北方斡尔族的萨满晋升仪式的《鼓语》与广西靖西壮族“魔婆”戴帽仪式的《一个魔婆的“加冕”》影片。并从不同的拍摄方式、镜头语言以及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角度,讨论了影视民族志作业的不同方法及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种通过影视镜头表现学者的田野思考是民族音乐学与影视学结合的新方向。”[⑩]
对某个具体的音乐事项活动场景进行系列性的理论思考与文化阐释;,综上所述,“中心”在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拍摄与制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提供的交流平台,将会引导更多学者参与到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拍摄与制作上来。
(二)制约与限制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发展的相关因素
当下,据笔者了解在国内高等艺术院校的民族音乐学专业培养与教学中,还没有专门开设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课程,这不符合目前学科的发展现状,应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产生的问题根源是与当下国内不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师资配备的不合理,等等因素有关。
1.不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
首先,学术成果的功利性。亟待改变高校职称评审体系中学术评价标准不统一问题。音乐民族志电影是一个视听结合的声像电子文本,当下在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它的制作与发行还不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因为学术评价体制基本上是以刊物发表的书面文本作为标准,真正的电子出版物对以搞纯理论的民族音乐学者来说,把它作为学术成果是不能得到承认的。藉此某种程度上限制与制约了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工作。另外,音乐民族志电影的前期项目策划、拍摄与后期制作,需要很多财力、物力,对于当下两袖清风,苦做学问的民族音乐学者来说,甚似纸上谈兵,望而不及。同时,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需要团队的协作,不是哪一位学者单**匹马能完成的事情。
其次,建议把拍摄与制作音乐民族志电影作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的毕业考核的学术成果之一。有必要在学生毕业学术成果的提交内容中,设立学位论文写作(书面文本)与音乐民族志电影(电子文本)两种文本。而且在学位论文答辩体系中,要专门设立论文宣读与音乐民族志电影播放两个环节。当然它与一般的田野考察影像片段播放不同。它必须是一部内容较为完整的,具有音乐民族志特性的“微电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与提高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整体水平。
第三,营造浓郁的学术舆论环境。当下国内学界还没有展开对音乐民族志电影的学术评介活动,藉此,有必要在音乐专业学术期刊开设“音乐民族志电影”学术评价专栏。对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拍摄与制作的民族志电影进行相关的评介活动。藉此来引导与营造良好的学术舆论环境。比如国外民族音乐学刊物都会开设专栏,对音乐民族志电影进行相关的学术评论。如美国的“民族音乐学”杂志,以及“ICTM年鉴”,后面都有影视和录音制品的评论。又如中国影视人类学副会长庄孔韶先生主编的《流动的印象》一书,其中包括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人类学电影节的影评。这些影评对人类学电影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评述,把人类学中普遍关注的论题铺陈到读者面前,既富有文学的感性又不乏人类学的理性思考。[11]
2.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与师资配置的不合理
(1)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
与国内人类学界(如“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12])相比,民族音乐学界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教学与培养方案方面至今还没有在国内高校全面开展。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实践性学科。改善学科当前的培养方案,有助于促进与拓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为纯粹用文字表述受到局限的音乐民族志书面文本,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因为传统的音乐民族志“书写”方式(书面文本)对具体的音乐表演场景进行描述与记录将变得越来越艰难。据笔者了解,萧梅教授曾于2007年和200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过两轮“音乐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方法”课程,该课程围绕视觉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并着重于影视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与相关音乐民族志的影片分析。而在国外民族音乐学专业教学中,十分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教学,比如美国UCLA等学校的民族音乐学课程,都开设有音视频编辑的课程。[13]因此,要想提升国内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水平,必须要从源头解决问题,设立科学、系统化的专业培养与教学方案,组建教学与实验基地。
(2)师资配置的不合理
综观国内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师资结构多是由理论型的专家学者组成,很少配备与民族志电影理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学生的专业学习多是基础理论思考与田野考察实践工作的训练,对田野音像素材缺乏音视频编辑技术的处理,以至于在参加学术报告与学位论文汇报环节,呈现的多是一种碎片性的音像资料,不能真正诠释与解读学者们的研究主旨。所以,尽快进行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民族志电影的编辑与制作方面的师资培训。同时也可以引进或邀请影视人类学、影视拍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该专业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朝着规模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三)培养方案、发展前景与社会价值
1.培养方案
笔者认为,纯粹的音乐民族志电影与田野中用数码录像机记录的电子文本有很大不同。音乐民族志电影一本会通过三个阶段开展实施,即是,前期项目策划——在场性质的记录与跟踪拍摄——后期的剪辑三个阶段完成。它不完全是单纯地对某场民俗音乐活动进行写实性记录,而是建立在清晰条理化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中的思考。正如有人类学学者认为:“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片,必须将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和具象的视听语言融为一体。优秀的人类学片编导,必须具有娴熟的视听语言表达技巧、深厚的人类学理论功底以及敏锐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力和领悟力。”[14]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学习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等理论之外还要系统学习影视人类学、项目策划与撰写、影视制作等相关理论与实操技术(如熟练掌握人类学电影摄制的基本要求)。所以,有必要调整民族音乐学专业培养方案与实施细则。在专业培养方案上实行两步走:一是专业的技能学习;培养学生系统学习相关的影视频拍摄与制作,包括录音、录像、视频后期剪辑与制作等相关技术。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要在第一学年必修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技能与实践理论,以及相关的影视人类学基础理论(如开设“影视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电影”等理论课[15]),且选择性开设影视项目策划与导演、影视取景(构图)、影视摄像、影视录音与照明、影视剪接(如非线性编辑技术)、影视美学基础等等职业技能与理论。二是结合田野考察进行相应的专业实践与实操训练。也就是学生结合自己实际的田野考察为项目策划与实施对象,结合所学的影视理论进行现场与跟踪拍摄,以及依托实验室平台进行后期的拼接、剪辑等音视频技术的实践,使学生田野理论与影视技术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培养出专业的、更富实践性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2.发展前景
首先,很多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十分缺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为熟悉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的专业学生提供了用武之地。随着国家大力开展系列性的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动,为音乐民族电影拍摄与制作带来一个很好的社会发展空间。据笔者在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发现,诸多地方文化部门缺乏专业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搜集与整理方面的人才。即使有,多是音乐表演技能方面的人才,对民 族音乐学理论,以及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这些都不利于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亟待需要此类专业人才充实其中。
其次,很多的广播台、电视台等文化宣传机构,缺乏真正的此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机构多是由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等方面的技术人员构成。有些部门虽然有音乐编辑方面的专业人员,但大多缺乏与之有关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方面的专业理论与实操技术,这些都不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工作。因此亟待充实这些机构专业人员的队伍。同时也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
3.社会价值
综观当下,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正遭受更多人为的破坏,一些原生性的文化遗产正在逐渐灭绝,藉此结合音乐民族志电影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记录尤为重要。因为它既促进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对于音乐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电子文本,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以书面文本进行搜集与整理工作的有益补充。正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将带来淹没大量传统文化及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危险。现代声像记录技术至少能够帮助形象化地保存一部分即将消失的文化中某些不可替代的特点,而且要比印成文字资料的方法生动具体得多。这一点在1973年于芝加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家代表大会上已明显被认识到。”[16]其次,优秀的音乐民族志电影,将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与素材。为大学与研究机构开展的传统音乐电子数据库的搜集、保存工作提供很多宝贵的电子声像资料。
四、开展“音乐民族志电影节”播映与相关学术活动
目前民族音乐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方面,与国外相比至今没有形成规模化、系统化与体系化。有必要向国内外人类学界学习[17],开展与设立“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影展”与相关学术活动,旨在宣传、交流此方面相关的学术问题。因此,建议效仿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界的做法,设立每两年一届的“音乐民族志电影节”放映与学术交流活动,给广大民族音乐学者的田野考察工作提供一个集中汇报、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其次,在“电影节”上邀请国内外影视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举办与活动有关问题的讲座与学术交流活动,藉此提高民族音乐学者在此方面的业务水平。另外,设立“音乐民族志电影”优秀作品奖,并给以资金奖励,从而激发学者们在此方面的热情。同时对于促进与提升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方面的整体水平具有实际意义。
严格地来讲,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始自1927年成立的上海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专业”这个名词,其内涵是十分现代化的。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本文在时期上的上限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香港在割让给英国(1941)之后论文直到抗日战争(英国称之为“太平洋战争”)战胜(1945),不仅没有专业音乐教育,连中、小学音乐教育都可有可无。假如“专业音乐教育”是指从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学成后可以在社会里各个音乐行业从事实际工作,如演奏、指挥、作曲、音乐行政管理、主持广播节目、为电影配乐、灌制音乐录音,等等,那么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算不算“专业音乐”人才?若依照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等专业标准来要求,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还不能算是合格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像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等专业那样,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两年实习、考牌及格后成为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唱、演奏、指挥、作曲系学生当然可以算是“专业音乐”人才,但音乐学系和大学音乐毕业生则只能算是“学者”,不是“专业音乐”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伯恩斯坦、马友友等人读完哈佛大学学位后,还跑去寇蒂斯、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演奏技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音乐教育界的决策者,在制定高等和专业音乐教育策略上分清学术、理论和技巧等不同领域、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依我个人之见,学作曲、演奏、演唱的用不着去念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师”(Maestro);学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理论分析的则需要攻读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学者”、“教授”。本文所讨论的“专业音乐教育”,是指香港中学教育以上的音乐教育,包括大学音乐系,演艺学院里的音乐学院、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音乐学院。
一、历史背景专业音乐教育在香港最初是以业余兼时形式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些共产党员音乐工作者于1947年4月初在香港成立“中华音乐院”,院长由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从上海南下的赵和李凌负责,真正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这所音乐院集中了为数颇多的音乐家任教,也培养了不少的学生,以声乐歌咏为主,电影音乐为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院的部份教师留港发展,大部份则北返大陆,成为中国内地的音乐干部。中华音乐院结束后,另一所夜间“以培养宗教音乐基本人才,促进圣乐布道工作”为宗旨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邵光于1950年在香港教育署立案注册“基督教中国圣乐院”为专科音乐学校。这所专科音乐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中自置校舍,并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院”,现以培养中级音乐人才为主,学生毕业后名继续深造进修,有的则返回东南亚国家工作。上述两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在香港经济非常因难的时期成立的。
到了60年代初,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也先后建立了音乐系,前者只办了两年(1961~1963),后者则一直坚持到7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岭南书院(后升格为“学院”,再于1997年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也办了一阵子音乐系,由于过于昂贵,于80年代初结束,部份教师与学生分别分配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和新成立的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此外,香港联合音乐院和海燕艺术学院于1969年成立,前者以报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香港的公开考试为其主要招生来源,故就读学生不少;后者则难以为继,于90年代末结束。1975年成立的南方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黄自艺术学院”,现在事实上已变成个别教授的音乐“私塾”。与“官方”关系较密切的一批音乐界人士于1978年7月成立“香港音乐学院”,为不牟利并获慈善捐款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规模远较上述各“音乐院”和“艺术学院”为完善———在香港艺术中心租了近万英尺的地方,可收学生90名、雇用兼职教师20余名。这所音乐学院于1985年合并入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从上述音乐院、艺术学院和下文所叙述的大学音乐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 乐学院看,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夜间上课的私立民间学校。2.私立专上学院、书院如清华书院、岭南书院的音乐系。3.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音乐系、浸会大学的音乐及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
二、目前的专业音乐教育目前,香港培训专业音乐人才主力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香港大学音乐系、浸会大学音乐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四院系负责。在上文提及的《香港的音乐(1841~1993)》一文里,我已交代了这四个院系从成立到90年代中的教与学以及研究的情况,下面将谈谈他们的近况。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模式
课题：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BC1212104
民族音乐学也被称作人类音乐学，19世纪后伴随着民歌文化的发展而诞生，是对具体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进行研究的学科。作为一门世界性的传统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涉及国内外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随着民族音乐学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普及和推广，其已经成为了深化音乐理论研究的基石。培养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型人才，弥补了音乐专业理论文化知识的教学通常只是点到为止的缺憾，符合我国建设知识型社会的构想。
一、培养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意义和目的
（一）意义
1.对学生而言，培养其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研究素养，同时也为学生的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
2.创建新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平台，可以使民族音乐学专业的“教”与“学”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便捷、高效。教师不再只是教，学生不再只是学，而是真正做到“教学”的融合，从而实现信息社会的“教学相长”。
3.以培养理论研究型、创新型人才作为终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套全新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国内其他专业乃至整个高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二）目的
1.通过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通过师生双向互动的理论科研，创建一套针对民族音乐学课程的系统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
3.培养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有效地提升学术论文的撰写质量，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录用率。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培养的方法
研究型人才培养分为过程培养和论文写作两个方面，过程培养是论文创作的基础，而论文创作是过程培养的最终目的。
（一）研究型人才的过程培养的方法
1.理论联系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研究能力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不应只浮于理论层面，而是应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深入挖掘出民族音乐学理论最深的涵义。高校应与民族音乐研究机构建立人才合作机制，构建教学实习基地，定期组织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到教学实习基地进行系统的实习，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教师也要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带领学生进行课题调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教师的研究课题更具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2.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化知识结构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要求高校进一步优化教学结构，同时高校学分制的改革也要求高校应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及规格。在这样的环境和趋势下，要想创造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条件，高校应对民族音乐学相关教学内容和课程进行改革，整合课程类目，强化民族音乐学各方面知识的相融性，从而使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更有利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3.鼓励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撰写
在民族音乐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后通过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主动专研某一课题。学生通过搜集、查阅各种文史资料，在分析、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大范围地涉猎了世界民族音乐的各个领域，拓展了自身的学术思维，提高了分析和总结能力，为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这样可以使教师能够更加密切地指导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升其研究水平。
4.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师资队伍
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培养优秀科研人才的前提，民族音乐学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博，需要教师首先应具有高水平的教育背景，其次要具备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呈现精彩绝伦的讲授，反之庸师平淡的说教方式则会大大降低学生的专研兴趣。而民族音乐学师资力量的配备，平均年龄应在30-40岁之间，学术队伍应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呈梯队递进，硕士以上学历为最优，这样一支知识结构优化、富有开创性的中青年教师队伍才是培养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骨干力量。
（二）论文写作的方法
1.拟定论题
民族音乐学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需要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出具有探讨价值的关注点，选定金子般的题目。研究者应明确论文写作的目的，即通过观点的论述来推动研究进程，从而解决现实问题。大而宽泛的问题可控性低，只有细小的问题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只有具体的问题才能够通过有限的内容表达清楚，从而使论文达到字字有据、句句有理的标准。
2.资料查阅
资料的查阅讲究“精、准、全”三个要素，查找思路是否精确到一个特定范围、选定的资料是否准确切题决定了文献资料的搜集效率。学生只有在课内外多阅读，积累足够的知识量，才能在进行论点选定时结合头脑中的知识量，对资料进行思路明确的搜集和判断。同时，数据搜集的全面性也能对论文创作起到有理有据的辅助作用。
3.整理大纲
在整理大纲的阶段，教师应鼓励并引导学生慢慢地调整思路，逐渐捋出逻辑顺畅、前后关系合理、结构完整的大纲来。
4.论文写作
撰写论文的方法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演绎就是指从一般到特殊的表达，归纳则反之。论文结构应层次分明，主次分清，尤其对于独到的个人见解，应进行重点和透彻的阐述，从而使论文结构更加清晰，更富有创新性。
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对于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和完善当前我国高校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利于学生理论创新能力的提高，利于高校音乐教学的发展，更利于我国知识型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注重从过程培养和论文写作两个方面来培养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从而促进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关 键 词 ：地方性本科院校 音乐专业 教学改革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步伐，招生规模已逐年扩大，艺术类办学也呈现出空前的兴旺与发达。经过近10年来的发展，各地方性本科院校新增设的音乐专业已占据着目前每年音乐类招生量的绝大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促使了音乐类招生量近些年来的急剧增加。然而，音乐类招生看似兴旺繁荣，其实背后却正隐约地显现出一种危机。这就是学、用脱节，就业率有所下降。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在于：虽然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与专业音乐院校从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经费来源、师资结构、专业配置到教学环境、生源质量、择业角度、市场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经过仔细调查了解，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由于开设时间较短，师资结构为年轻人居多，职称普遍偏低，教学资历较浅，绝大多数又毕业于专业音乐院校或师范院校附属音乐学院，因而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在教学模式上较少根据自身学校实际去“量体裁衣”，而选择沿用专业音乐院校长期使用的“套路”。近年来，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突显出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不少院校也在积极进行着一些教学改革，力求缓解目前的一些窘况，但多数做法并不能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要真正消除危机，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办学理念上作调整，明确培养目标，认清自身条件，转变思想认识。其次要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融入地方性文化特点，努力办出地方性的特色，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必须围绕着“地方性特色”来调整和制定，这才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的立足之本。
对现状的思考
（一）培养目标
我们通常说：专业音乐院校实施的是“精英式”教育模式，其培养目标侧重于对专业音乐创作、研究、演唱、演奏等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一般来说，这些学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后，主要活跃在国内外音乐的前沿和研究结构以及各娱乐媒体、舞台等，代表着顶级的专业水准。而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则应该是侧重培养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音乐实践技能、熟知本地区地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实用型专门人才。现实情况告诉我们，社会需求量大的并非是专业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高级专门音乐人才，而是缺乏真正能够适用于地方文化建设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的音乐人才。现在的情况是，多数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的教学大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大纲几乎大同小异，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正是定位不准所导致的。这种定位的不准确自然严重影响到毕业生日后就业定位取向的偏离，此乃地方性本科院校就业率偏低、改行者较多的主要原因。
（二）师资现状
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多数是新开办的专业，办学历史不长，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年轻教师占大部分。年轻教师有自身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高校的专业教学中，需要有一个既能确保并体现学科的教学规律又能发挥地方音乐文化特色、适合青年教师特点和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来支持，这样，年轻教师的优势才能得到发扬。因为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大纲的制定，是建立在他们拥有一支雄厚力量的师资队伍基础上的，无论是哪一学科，都拥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可以把知识讲得既专业又深透，能轻而易举地将学生带入该门学科知识的前沿。而对于助教、讲师占绝大多数的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刚毕业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在很多专业理论问题上还有待于提高。那些旨在培养高级研创人才而制定开设的理论性极强的专业课程，是否有必要在地方性本科院校开设，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有些课程的开设还是需要市场的对应和师资力量为背景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在正常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外，增设部分能与地方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结合紧密的、利于培养学生对本地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产生浓厚研究兴趣的特色课程，则是年轻教师的优势。这不仅能解决学用结合的问题，而且还能让学生透过“抽象”看到具体，变枯燥为鲜活，这无疑为专业学习注入了无尽的动力。
（三）生源质量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省、直辖市近些年均采取了专业招生的“联考制”，即在维系专业音乐院校独立自行组织专业入学考试的基础上，其他综合性大学的音乐专业均由各省教育厅统一组织专业考试，考生取得的分数高低，决定着日后被录取的批次与院校的层次。专业音乐院校为首批录取院校，生源无疑是专业条件最好的；各省、直辖市所属的师范大学附属音乐学院为第二批录取院校，生源质量尚可；众多的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为第三批录取院校，生源条件只能勉强维持在及格的边缘。从考生的心态来看，也是与录取批次相统一的。可见，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的生源质量相对不是太高，面对这样一些“先天条件”不太理想的专业学生来说，套用音乐院校的教学模式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因此，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必须面对现实，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大纲，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
（四）“地方性”特点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在构成音乐的各个要素方面的重大区别。在人类文化地域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地方性”，正是体现这种地域性差异的生动表述。故而，地方性本科院校根植于地方，依附于地方经济与文化，接近于民众，贴近于民间，从“着眼于地方，服务于地方”的实际出发，无论从生源的本土化程度，还是地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事业的需求和渴望的角度出发，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办学理念及教学改革，着眼于本地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挖掘与保护，突出体现鲜明的地域性是十分必要的。
对教学改革的设想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比较，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与专业音乐院校采用同一种模式和相近的教学大纲，势必造成两种后果，即要么因为面对的就业市场不同，造成学、用脱节，“入乡”而不能“随俗”，最终成为就业竞聘的落败者；要么以自己的弱点去拼别人的强项。这是近年来造成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高，改行者较多的主要症结所在。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着眼于地方文化建设，认准办学定位是关键。而其中调整教学大纲，适当加强本地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尤其是对本地区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热情，培养他们挖掘、整理和研究本地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和能力，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办学之路却是教学改革的根本所在。
（一）继承、挖掘与保护地域性民族传统文化为领导、专家学者所倡导的
为此，专家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结合本地区音乐文化特色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保证。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民族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们经过大量的论证和理论研究，已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作了较系统的整理，有些还从理论上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在音乐品种方面，仅从目前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所收集整理的有关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工作来看，民间歌曲的歌种就有千余种、精选曲目2万余首；民间舞蹈音乐品种有近1500种，精选曲目8000余首；曲艺音乐的曲种有300余种，精选唱腔有3000余段；戏曲音乐的剧种有200余种，精选唱腔有6000余段；民族民间器乐除《琴曲集成》已出版近20部外，独奏音乐曲目近千首，民间乐种百余种，曲目更是愈万首。 此外，一大批有关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方面的科研专著和学术文章已经正式出版，所涉及的范围几乎覆盖我国所有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因此，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结合本地区音乐文化实际进行教学改革，在教材和资料上是有充足保证的。
（二）结合地域性文化特点进行教改，这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
地方性本科院校根植于地方，其开设的音乐专业理应带有地方音乐文化的元素和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脱离这一实际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地方性本科院校生源大多数源于本地区，他们对语言、文化环境十分熟悉，对本地区的音乐文化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无疑为学习、研究本地区民族传统音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学生无疑对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理解得最深刻，表现得最真切，最准确。同时，他们对属于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一切不仅可以成为对民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整理与保护的有利条件，而且也能很自然地成为地方性本科院校音乐专业的办学优势。由于生源的本土化，使得在学习和研究本地区传统音乐文化时，显然较他人更能深入与生动，也极有利于出成果。同时，对我们深入了解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孕育出不同风格、不同民族与区域的音乐文化增加了准确性。
（三）结合地域性文化特点进行教改，符合地方文化建设需要
“根植于地方，服务于地方”，是地方性本科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地方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理应成为地方性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地方各级文化馆（站）既是基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机构，也是地方性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挖掘、整理与保护的一线机构。然而，从有关方面的调查统计来看，近年来，县级以下文化机构的发展由于专业人才的匮乏而不能让人乐观。这一点，与我们一些地方性本科院校艺术类专业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的错位不能说毫无关系。
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结合地方音乐文化特点进行教学改革，就是要在调整和修订切合实际的教学计划的同时，创造条件让学生深入了解当地的音乐文化，通过多种教学模式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原生态音乐作品，触及到更多的无形教材。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对民族传统音乐以及民间艺术的挖掘、研究、整理的科学方法与规范的程序，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这样既为学生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学习途径，又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同时，也将为基层文化机构培养出大量的实用型人才。倘若想对一个地区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系统、全面、完整、长期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地方性本科院校经过教学改革培养出来的学生无疑将成为最具首选条件的适用对象。因为他们既具备了挖掘、整理的专业素质与理论水平，又最有可能成为长期耐住清贫，潜下心来甚至一辈子奉献给地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保护事业的专业工作者。
结语
地方性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就目前普遍的现状来看，结合地方特点，突出地域性特色进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这既是自我生存的需要，也是地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转变观念、准确定位、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就一定能在“特色”办学的道路上独辟蹊径，开创出新的局面来。
一、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重要性
第一，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利于音乐专业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才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对专业化、技能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多。就我国当前的高校毕业生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理论经验丰富，实践操作技能缺乏。因此，通过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将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专业化技能和文化素养，最终培养出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第二，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高校是学生步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学生毕业之后，将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地方高校在音乐专业人才培育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竞争意识。通过搭建实践教学平台，教师与学生在互动、合作中建立起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教师与教师形成交流、互动和探讨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关系。只有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和相互沟通的过程中，才能达到提升自我、丰富经验、实现价值的目的，也能够培养学生积极进取和竞争意识。
第三，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利于学生创新、探索能力的提升。由于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作为一项立体化、系统化、综合性活动，在音乐活动策划、节目编排、设备使用、场景布置、环境塑造等环节，均需要实现专业化、高质量运作，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决定其演出成败[1]。因此，音乐专业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其专业化水平。地方高校通过建立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新能力，最终为专业化、技能型、复合型音乐类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第四，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强化。音乐专业学生毕业之后，以从事音乐教育、音乐演出、舞台表演等活动为主，这就需要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通过搭建实践教学平台，能够让学生课堂理论知识得以升华，积累到更多的实践经验，可以为日后的工作提供更为宽阔的道路。
二、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基本原则
（一）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主要针对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学生可以自行设计活动内容，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判断、策划、组织和管理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化素养，增强学生积极探索和主动创新潜力，有利于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
（二）开放性原则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所坚持的开放性原则，主要是教师和学生思维意识的开放化，要敢于创新、大胆尝试，接受新鲜思想、信息，不能循规蹈矩、闭门造车，积极研究和探索新主题、新内容、新模式，根据当下社会发展新趋向，及时转化学习成果。同时，地方高校要不断学习国内外其他高校的成功经验、先进做法，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取其精华、取其所长，将成果转化成为真正的经验和做法。
（三）多元化原则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要突出实践教学内容、方式多元化原则，传统单一化的实践教学方式和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学科建设、时展的基础需求。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要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创建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性实践活动，多层次、多角度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通过立足社会、服务社会来实现理论知识的实践化，对音乐专业的发展趋势更为了解，进而制定出专业、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音乐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仅注重课堂理论教育，而且需要通过创建实践活动载体等方式，丰富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善于思考、总结，对课堂理论知识做一系统化概述，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2]。
三、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策略
（一）科学设置人才培养目标
对于地方高校而言，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建立人才培养体系。从某种层面来讲，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必须依托于明确、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并结合高校音乐专业实际和特色。研究表明，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化、清晰化以及科学设置，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需要地方高校领导予以重视，从学生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入手，夯实音乐课程理论知识，提升音乐课程实践能力，逐步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和科学能力。在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上，要坚持音乐专业学科为主、其他学科为辅的思维理念，逐步建立起音乐、人文等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依托的综合性学科体系。音乐课程目标设置方面，要适当增加音乐教育、人文修养、艺术文化等内容占比，从而为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供丰富的理论载体和实践依据。
（二）实践教学环节力求多元化
1.合理利用排练课，达到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对于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来讲，排练课作为一门基础、专业课程，是音乐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纽带和桥梁，也是音乐专业学生才能展示、舞台表演的先决条件。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不仅要培养其理论、实践技能，而且要提升其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3]。而排练课设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及时了解和跟进学生的学习情况，作为对音乐专业课程的一种有力补充，也是音乐专业学生专业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基础平台。
2.组织开展实习音乐会。实习音乐会是学生从课堂理论走向舞台实践的一种有效渠道，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实习音乐会的筹办，让学生通过实习音乐会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课堂理论知识学习进行一次有效升华。与此同时，实习音乐会的举办，能够增强学生的舞台表演技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且能够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丰富的舞台经验。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生日积月累的学习成果，将能够通过舞台予以展示，其舞台华丽的表演，是其日日夜夜的辛苦学习所转化而来的。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可以通过一场实习演出，不仅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检验和总结，而且可以从表演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方案。如此一来，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专业化技能的巩固和提升，有利于高校师生积极主动创新、竞争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有利于音乐专业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4]。
3.丰富音乐专业实践活动形式。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将音乐专业理论课程与实践活动有机关联和紧密结合起来，音乐专业实践活动开展要注重专业技能的训练，特别是各种乐器表演、形体训练、声乐演唱、合唱指挥等，改变传统的平面化教学形式，逐步转型为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进一步加大音乐专业课程实践训练力度，对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形成有力补充。与此同时，地方高校要结合校园音乐文化活动开展现状，积极引导和鼓励音乐社团等相关校园艺术团，利用节假日等特殊节日等活动，开展一系列文化演出活动，参与社会实践、公益性演出、艺术竞赛等活动，从而达到锻炼学生、提高学生专业化水平的目的[5]。另外，通过组织外出学习和参观等活动，让音乐专业学生学习其他地方高校的先进经验，对音乐艺术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最终为音乐艺术创作和表演奠定坚实基础。
（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需要专业的教师执教，并且参与到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必须培养一批专业化、技能型、高素质人才，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研究发现，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高校音乐教师理论经验相对丰富，缺乏实践教学和操作经验。如此一来，不仅不能满足学生学习所需，而且难以满足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基础需求。因此，地方高校要不断加大音乐专业实践人才的引入和培养力度，切实增强教师的专业化技能，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最终为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四）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特别是各类音乐器材、辅助设备的投入，建立专业化、多媒体音乐教室及多元化、综合性、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与此同时，地方高校要与当地科研院所、教育部门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与农村基层文化社团建立订单培养关系，向合作单位输送音乐专业实习生，以此来增强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综合素养。通过投入基础设施，为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奠定坚实基础[6]。
（五）建立健全音乐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及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建立健全音乐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通过建立学分制来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建立以学生为核心、以教师为主导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大对音乐专业实践教学过程、结果的动态化监督、控制、评估与指导力度，具体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指导。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要求领导、教师的全程化参与，在统一指导模式下进行，制定具体活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二是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地方高校要专门设立音乐实践教学管理部门，主要负责音乐专业实践教学监督、管理等工作，并且与音乐专业教师共同制定教学计划、研究考评标准；三是构建科学的音乐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机制。通过监督管理、规范教学环节，进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改革音乐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目的，最终为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和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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