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我们如何揭示真实与所言的关系；在新闻学的视野中，我们又该如何坚定真实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追问和思考中，引出了符号学VS新闻学的一系列话语。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新闻学
Abstract:Isnewstrue?Ifeverynewseventisexpressedwithsymbols,theconstructionprinciplesofsymbolsthemselveswillrestrictandleadthedevelopmentoftheevent.Symbolswillgivemeaningtotheeventinawaythatscreenstheevent.Butifnewsisnottrue,whytheinformationwereceivefromthemediacanbethebasesforourjudgmentsandactions?WhenSemioticsmeetsJournalism,Semioticstellsusthatsymbolscanscreentheevent,andwhattosaydoesnotequalstowhattobesaid.Truth,objectivity,neutralism，arealwaysthebasicprinciplesofnews,whileeverynewsisexpressedwithsymbols.InthevisualangleofSemiotics，howwerevealtherelationshipbetweentruthandthewords?InthevisualangleofJournalism,howwesticktothefaithtotruth?Facingsuchaseriesofquestions,IwillintroducethesituationsofSemioticsversusJournalism.
KeyWords:Symbols，SemioticsJournalism
一、符号学的想象力
对于符号学研究者来说，都会记得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符号学”。[2]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它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涉及到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和广泛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项目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符号性和用各种符号建构意义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们的充分注视。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还不敢肯定除了人类语言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具有某种广泛性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3]
1、索绪尔语言学的启示
（1）语言/言语（Langue/Parole）的对应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准则。语言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原则。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正是语言的原则性、社会性、集体性，才保证了言语活动的有效性。
言语是指人们所说的话。与语言相比，言语活动基本是个人选择和实践的结果。言语是根据语言规则形成的有差异的个人的表达。从历史上看言语先于语言存在。但是，今天我们却找不到不符合任何语言规则的言语。言语的多样性不能改变语言的规则，否则言语无法交流。而语言存在的合法性，要依赖言语的实践需要。
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言语在这个共同的“集体中”[4]是指人们的语言实践——所说的话。言语本身却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它的表现总是个人的和暂时的，[5]没有“集体”的东西，因此它的整体活动没有办法认识。言语的个人性和语言的集体性使它们必须分开两路走。
这样，二者通过区别和归附关系阐明一切。索绪尔的研究就是对这种语言关系的创造性的陈述。
（2）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
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把语言结构拆分成两个部分思考，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能指—声音、形象部分与所指是不同的。那么，谁最初规定了这种对应关系？其二，既然一开始的对应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么，改变关系是可能的了？谁又有权力改变呢？索绪尔的结论是个人无法改变，改变是在集体约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个结论势必吸引我们对语言的成规如何形成，个人如何在成规下进行语言实践产生浓厚兴趣。
（3）组合/联想（syntagme/associations）[6]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组合/联想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展开的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构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在话语中，一个词语和一个词语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意义就产生于言语的链条之中。每一个词语是在与排列在前、或者排列在后的两个词语相对立，才获得意义价值的。例如：“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去游泳”。“爱是需要珍惜的”等符号构成的句子被拆解开放在字典中，变成“如果”、“不”、“下雨”、“我们”、“游泳”等单个的词语，它们就没有句子表达的意义了。
另外，在具体话语之外，许多词语都可以归放到和自己有某种共同点的一类词中。如教师这个词与“老师”、“先生”等联系起来。这种联想的关系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有共同点的词语不是以句子的长度为支柱的，它们属于每个人内部的语言词典。
2、罗兰·巴尔特[7]的符号“神话”说
和语言符号一样，任何一个符号都包括了能指/所指两个部分。罗兰·巴尔特从意义建构过程将两个部分分成了表达层面（pland’expression,E）和内容层面(plandecontenu,C)，有时候这一对概念也可以用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替代。意指行为（R）相当于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用ERC表示。这种表达被制成下列表：能指E1所指C1
能指E2所指C2
这个表说明当我们进入使用符号的实践过程后，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所指C1=能指C2），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后，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回去的路，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能指E2+所指C2）。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都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
（1）意指功能（thesignification）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
A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指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义方面它又是充实的。因为空洞，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偶然性，是约定俗成的。所谓充实，是说它提供一种阅读方式和感觉方面的现实。当我们识字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一直是充实的。因为在我们认识它之前，所指已经把意义延置到能指上。或者说外延的关系已经确立。如照片，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文字符号中树具备的“木本植物的总称”这一意义也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相对秩序等。[8]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纵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即能指E2+所指C2。
B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层次上，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
C主体间的互动
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
巴尔特分析使用符号的双方——指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尔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们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不论是制码，还是解码，都可以意识“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
这一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称作“意志共通感”）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所有，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对于许多个体来说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性”，[9]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2）符号的“神话”性
“神话是一种言谈”[10]，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单位，无论是话语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是一种言谈。言谈是一种传播，是信息传播。任何言谈都不是自在之物，只是针对自在之物的说法。将言谈解释为神话，就是强调言谈不是一件物、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而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因此，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
巴尔特如此描述言谈被神话化的过程：当一个概念被赋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式—意义上时，它并不使已有的意义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扩张原有的意义；当神话赋予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神话掏空了第一层面的概念，只保留形式-能指，然后将神话置入其中，便构成了表达新的意义的符号。[11]
A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
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符号的形式必须经常能够再度生根于意义之中。它必须能够藏在意义互换的现象中，继续意义与形式不间断的“捉迷藏的游戏”。在符号的神话性产生过程，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义被驯服后，逐渐地退到远处，再度植入的意义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认识。它一旦被植入，就具有了意义，不过这个意义不是自然形成的。
巴尔特在分析一张法国国旗下敬礼的黑人军人照片时，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意义再度植入时发生的变化[12]：
敬礼的黑人不是法国帝国的象征，他有太多的面，他展现了丰富、经验、随兴、天真等。但同时，这个展现被驯服，置于远处，几乎变得透明了（前面所言“赤贫化”。作者注）（再度置入意义后。作者语）他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共谋者，法国的帝国气派·······当他是法国帝国的概念时，又再度与世界的整体性、法国的一般历史、他的殖民冒险史和他现有的困难相联系。
B神话——文化意义的召回
读者在这个层面上看到的不是一位名叫查里·约翰逊的正在敬礼的黑人，而是法国的帝国性。帝国性一旦进入照片，便使照片神话化了。照片的写实性提供了法国帝国性进入的基本条件，帝国性一旦进入，写实性就会被弃绝。黑人查里·约翰逊已经符号化为一类人，同时也淡化了其直接意指的意义。这个符号与法国少数族群效忠法国的概念建立起对应关系。
另例，2003年世界爱滋病义演晚会的名字叫“466/64”，这个数字是南非前总统著名的世界人权领袖曼德拉被关在狱中牢房时的号码[13]。这个号码在今天早已经和数字以及选取这个数字的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也不是数字顺序中的一个位置。“466/64”是曼德拉狱中生活的象征。曼德拉的监狱生活又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反对种族歧视又是平等、和平的过程，作为过程又与这个号码沿用了26年有关。关爱爱滋病人体现的是人类世界的和平、仁爱的主题。这就是说“466/64”作为能指其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所指的不断移入，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义淡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意指进入到“466/64”这个符号中。“466/64”也就与更多的所指建立了对应关系。
3雅克布逊的“语义路线”
雅克布逊认为符号意义不论在哪个层面上运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转喻[14]。
雅克布逊认为交流主题（topic）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体现。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
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15]
当转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语的视觉符号上时，我们看到图像符号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自然构成的。一张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促使我们接受，是因为二度空间的视觉表现足以代表三度空间的实体。同样，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相对应的特点，地图和比例模型也可以用来代表原物。例如，电视中的视觉符号在第一层面的表意阶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毗连性关系，即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实体之间是一种被技术建筑出来的部分相等，就是使用了转喻的手段，它将真实的世界的部分转移到电视画面中。
在第二层面的表意阶段，其含蓄性主要是隐喻功能起作用的结果。如，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春节晚会出镜拜年的人物由各类娱乐明星换成科学家，或者科学家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已经超过歌星、影星时，表达的意义是科学家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义的移位现象是由一个社会价值的平面转移到表现频率的多少的平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隐喻建立的。
二、符号学VS新闻学
当符号学VS新闻学时，两者对话题的选择显得十分关键。关于符号学已经有较充足的篇幅进行阐述，新闻学的哪些构成要素与符号学有对话的价值呢？新闻学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选择了信息—事实、传播者与接受者三个话题构成“VS”的过程。
1、信息—事实
什么是事实？按照习惯的解释：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事情又被解释成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信息（消息）在信息论中是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事先不知道的。不论是事实还是信息，它们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存在着，这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按照上述解释，事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信息是通过符号被传送的。事实如何与我们发生关系？事实被你或他目睹，事实被言说。任何耳闻目睹，它只要出现在人的记忆中，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被保留，它也是被语言组织过的。事实在符号中，是指以书面或者口头、影像记录，它自然就是一种符号了。从这个意义讲，不存在不依附于符号的事实，信息也是如此。
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之中，也就是说解释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一个概念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一个事实的认定也是在另一种说法之中，事实也永远在被言说之中。
（1）真实性与神话性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符号能够表达的意义首先要获得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历史的、当下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对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认可。我们每个人出生和成长过程已经有了语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必须接受约定俗成的语言事实，因为语言不是个人的。因此，真实性也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也需要以集体的认可为前提。但是“神话”何以成为“事实呢”？
A神话的有效性
神话的有效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支持的：
在第一个层面上符号（权且称它为基本符号，类似于词典中一个词的本意）的特定性和信息的准确性给予支持。当能指与所指在第一个层面上的对应关系确立后，在第二个层面上，基本符号又可以与第二个所指建立对应关系，组成新的符号。根据这个原则，符号可以在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建立新的关系。
以下三幅图片正好可以用来解释符号赋有意义的过程。
第一幅图：由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大楼（“9·11”事件经典镜头）。这个镜头在第一时间播放时，新闻价值是最突出的，它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由劫持的飞机正撞向世贸中心的大楼。这个镜头被新闻报道语境召唤的信息元素有：时间——2001年9月11日；地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事件——一架飞机（图1是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的情形）正向世贸中心大楼撞去；原因-不明。
第二幅图：在倒塌的废墟上竖着两根光柱，图中有自由女神像、美国国旗和象征和平的美国儿童（这是一幅画）。用两根光柱替代不存在的高达427米有110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光柱与“9·11”具体事件的直接关系再连接自由女神像、美国儿童，表达了人们对两座被撞毁的大楼的怀念，也表达着美国人对恐怖行为的一种挑战和谴责。如果说两个光柱已经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真实，那么就意味着它是“符号（ERC）”，这个符号作为新的“能指E2”与“所指C2）”相遇，又构成一个新的能指—符号。
第三幅图：用数字9、11、01构成。其中数字“11”高耸其中，用美术手法处理后，成两幢大楼的形状。图3已经让图1、图2的意义进入到自身，图3从真实性讲已经离开图1很远了。图3完全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用于纪念的标志。
从图1的直观（记录）到图2的记忆，再到图3的表征，非常巧合地可以用来说明巴尔特关于意指行为过程的解释。当然，选择世贸中心作为轰炸目标，也是因为世贸中心是美国的一个象征，轰炸世贸中心就是对美国的恐怖行为。这一个镜头—能指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恐怖”意义占据，甚至像历史一样占据。在纪念“9、11”一周年，两周年，一直延续下去，这个镜头中冒烟的世贸中心大楼永远成为象征（图1），不再只是一座建筑的影像。因为它可以被放在其他的图片中成为构成另外意义的一个元素。甚至被模仿、改变，这种所指的转移恰恰是任意性与成规性导致。它告诉我们，任何被视为自然的象征符号，是有历史积累和文化积累的，而且也是多变的。
今天，也许在今后无数个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接受它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照片传送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不在乎它作为事件的时效价值和真实价值。因为它一旦被记录并且公示过，它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永远可以被第二层、第三层表意占据的符号，这个过程回应了罗兰·巴特关于意义生成两个层次的解释。我们看到符号是这样在“事实”（我们可以暂且把符号规则的某些原始意义看作是事实，如时间、地点等）的基础上占据其他意义的：有一些符号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对应的关系（能指E1+所指C1），例如，在各种字典或者词典中一个字或者词语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这种占据使符号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时有了合法性。
符号学研究不是要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拆解工作，当它发现了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规则后，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经不在原始对应的关系中心，它们已经离开中心很远的距离。有些词还保留过去的痕迹，有些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又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会完结。如果把新闻事件当作一个符号的话，这个符号在占据了新闻的五个W之后，它就可以再生成许多意义来。意义越多，离开中心也就越远。
第二个层面上符号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靠我们对一种概念的认可程度给予支持。这种契合决定了神话能够与外在真实（相象）相沟通，并且同时给与“真实”以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正是概念自然化为神话的基本功能。在语言的原始表达中，因果关系是顺其自然的关系——类似“因为大旱少雨，西瓜价格上涨”的逻辑关系。在符号学——神话的层面上，因果关系是构造的结果。例如一张表现法国帝国性的黑人查里·约翰逊的照片。
符号作为神话的有效性在于它利用话语规则取得对某个事件的合法性表述后，只要符合不断地将新的意义植入的符号产生的逻辑就可以了。
B真实性遵循的规则
总结以上新闻图像神话化过程的细节，我们看到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在符号学的视野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经确认的规则性的话语中信息可以被检验。例如新闻的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这里的事情应该是指事情的类型，如天灾、人祸等都是可以被验明的，验明的规则又是大家认可的）、原因（同样可以通过调查用证据说明）。二是人们认可的语言本身具有的“转换”特征。如果在语言的第一个层面上（直接意指）人们已经达到了某种共识的话，在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含蓄意指）被人们视为深度理解。当然这种深度理解必须具备合理性与逻辑性。这种深度常常被用来作为可以共享的思想，或者当下受用，或者延续下去成为历史的共识，沉淀在文化的海洋里。在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中，我们看到当下共享的和沉淀在历史中的意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最美好和最崇高的，它也包含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包括个人的偏见和企图。我们举例子分析个人好恶与媒介偏好如何操纵话语的倾向。
例：关于美国7岁女童杰西卡驾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新闻报道。
1996年4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广播公司先后报道了美国女神童杰西卡英雄般的创举。杰西卡驾驶一架单引擎的飞机从加州的哈夫蒙贝机场起飞。她还计划横穿美国大陆，成为世界上架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年龄最小的飞行员。当时许多观众都在所在地通过电视节目看到这位小英雄，并且十分关注她的全部飞行计划实施情况。如果从媒介的传播效果看，关于杰西卡的报道是成功的，杰西卡事件是典型的体现媒介偏好的事件。只有在飞机失事后，媒介才开始反思对这个事件报道的初衷。美国《飞机》杂志总编说：如果没有媒介的哄吵，类似这样的飞行就不会有，联邦民航允许孩子驾驶飞机只是为了促进教学，并非鼓励冒险，而且少年飞行员也要满16周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他批评媒介是造成杰西卡死亡的帮凶。美国广播公司《晚间热线》节目主持人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我们的确对此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在录制关于杰西卡飞机失事的节目，因为这是当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16]
从上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符号学的视野中，事件的真实只能在被描述中表现，只能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中体现。描述所用符号的非透明性就注定了“描述的”不等于“真实的”，但是它可能具备真实性。因为存在一个未被描述的事实，描述之间互相验证（例如五个W是否相同）后，其相同部分证明了这种存在，这也成了获得真实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新闻传播在符号学视野中不提及真实的问题，它只关注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如何建立起对应关系的。
（2）新闻文本的隐喻与转喻模式
我们已经在雅格布森关于隐喻与转喻的论述中获得共识，这一对概念不是只涉及到特殊的、个别的修辞方式。媒介在传播活动中建构任何的意义都离不开隐喻与转喻的方式。这就使得它们从遣词造句的文本中走出来，成为社会叙事这个大文本所有意义彼此相连接、相对应的主要方式。因此，隐喻或者转喻本身的功能也从纯粹的修辞功能转变成具有使个别意义加入到另外意义中，不断系统化，融贯一体的功能。这种复杂功能的具备，又可以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考查。任何隐喻都在构思过程中完成，构思主要是一种认知过程和思考方式。因此，隐喻也意味着一种思考方式。转喻在社会大文本中主要起到连接上下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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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隐喻的框架作用[17]
台湾学者把隐喻看作是认知历程和构思方式[18]，指出新闻报道里的概念和故事有丰富的隐喻，这种隐喻有系统性和融贯性。新闻报道中的新隐喻提供新的选择材料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例如，在中国大陆关于反腐倡廉活动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针对偷工减料不符合工程设计标准要求的建设项目——桥梁、防洪大堤、住宅、公共设施等，用“豆腐渣工程”来隐喻。“豆腐渣”在我们已经有的概念中是指制作豆浆剩下的渣滓，因此它也因为归入“渣滓”类而被作为可以遗弃之物。其次，“豆腐渣”完全松散，无法成型，不堪一击。“豆腐渣”一词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隐喻没有价值之物，或者不可靠之物。再来看关于工程的概念：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且复杂的设备进行的工作，如水利工程、机械工程等。[19]因此“豆腐渣工程”所隐喻的主要是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不合格建设项目。在《人民网》刊登的关于“湖南衡东‘豆腐渣’工程黑幕曝光”报道中[20]，有如下关键内涵与“豆腐渣工程”相对应：
投资数额大（投资上亿元的——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投资上亿万）
项目来源与政府有关（衡东大源渡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承包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行贿受贿
承包公司非法经营
损失大（“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0多万。）
处理严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庄湘吉团伙成员作出刑事判决：和庄湘吉团进行权钱交易，为其提供保护的衡东县其他25名党政干部也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衡东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也被调离原职。）
这些内涵构成的隐喻的框架作用类似一个取景框，它带出社会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断和新闻故事情节的特点和思考方式，也为新闻报道提供了重新框架关于披露官员腐败行为的新闻报道的隐喻空间。
从政治智慧看，“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既是创新，又承袭了旧有的传统。创新在于将“豆腐渣”与“工程”放在一起构成一个隐喻，“豆腐渣”物质结构的松散和工程的复杂性放在一起，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承袭是指它与我们生活中已有关于“豆腐渣”的概念和这个概念包含的价值诉求、感觉经验结合起来，直接、明白地揭露了类似工程的腐败性。使公众很容易地接受这个隐喻。使它在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中，很快成为揭示腐败官员非法行为的有效概念，这种隐喻一旦与腐败工程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后，对于政府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形成有力的支持。
“豆腐渣工程”这个隐喻为新闻报道提供的隐喻空间包括了“政绩工程”、“指标工程”、“泡沫工程”、“烂尾楼”等。例如，一则关于“政绩工程”泡沫现象分析的新闻列数了政绩工程的特点[21]：
买官、卖官有价有市；透支地方财力、物力，策划“形象工程”；虚报发展数字，计委与“一把手”讨价还价；以地生财成为官员、商人非法谋财的捷径。
类似的隐喻也会扣连出一群相关的语汇，这些语汇形成的网又可以与任何一个类似事件建立对应关系。
B隐喻的意识形态性
笔者曾经对大陆和香港电视广告创意中隐喻方式进行了文化分析，探讨两地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在两地广告中，隐喻方式应用的区别，展开了意识形态差异对隐喻过程的影响面。[22]
研究选取了一则广告进行对比分析，广告的主要画面是：
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画面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
在这则广告中，作者用人们见到女鬼会受到惊吓的效果隐喻手机跌价将会带给消费者的惊讶程度。实际上告诉消费者手机低价是不可思议的。[23]
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隐喻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被否定。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臭名昭著。在公开的场合中装神弄鬼是没有“市场”的。经过了对“鬼”形象的口诛笔伐后，在公开场合人们对鬼的认识是一致的，完全负面化了。在通过正面的渠道组合一个完整意义时，“鬼”不可能有出现的机会。
以上隐喻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它与“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风格不谋而合”。[24]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不管对应物是什么？也就是在寻找对应物时没有政治意识的限制，只要能够强烈刺激观众就行。所以在香港的电视广告中“以邪压正”的例子也时常出现。
在大陆，即使是广告中的角色也不可能由一个在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面角色来担任。人们潜意识地会排除以反面人物或者事情为中心点建立与他人或物的对应关系。例如用女鬼来对应削价的程度等。
2、编码者与生产性文本
信息与物质材料不同，信息在编码或者解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着意义。了解意义的生产过程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分析了编码者与解码者在“生产性文本”中生产意义的过程
霍尔首先对传统传播学研究关于传播的概念化解释进行批评，指出：传统传播学关于传播由发送者/信息/接受者构成的线形特征，只是在信息交流层面上的认识。霍尔认为传播模式是“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的模式[25]。这个结构由几个环节组成：在生产/流通环节，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符号又是根据语言规则构成，最终“产品”的形式就是话语形式，话语在传播通道中流动。
（1）编码的形式中包含的意义
编码形式的意义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识（生产程序、技术支持、职业的观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设想和预期效果、有关观众/读者的期待）等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意义不是完全通过话语一对一地再现“真实”，而是依据真实的关系和条件用语言准确表述后而获得的产品。对于解码者而言，他通过媒介所接受的永远是被言说的事件—意义。解码者首先接受“阅听形式”或者“阅读形式”，根据符号约定俗成之规则获取其中的意义。虽然解码者不是语言记录仪，他自己的解码环境对符号承载意义做第二次建构。但是第二次建构与第一次建构仍然有一致之处，即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符号。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传播有效性的基本保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许多符号的内涵部分呈现较大的差异呢。霍尔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自由、清楚地表达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因此，在其“联想”意义的层面上讲，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完全被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利用。
霍尔一方面肯定了符号的外延相对内涵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由于人们幼年就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因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似乎就是“天生的一对”，这种关系已经被“自然化”了。[26]但是，霍尔也看到符号的内涵层次更具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导致的多义恰恰又是解码过程出现差异的事实。差异并不完全是自由表达，而是多重的被利用。
从流通角度看，当生产建构起“意义”时，流通就从这里开始。信息的传播效果在于解码者接触到这些针对他们而来的信息后，是否能够如其（传播者）所愿的接受意义。因此，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信息/意义都是符码化的，也就是说语言形式“占主导地位”。一个事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经过了报纸话语的“阅读形式”符号化，在电视中播放，经过电视话语的“阅听形式”符号化，可以依次类推到其他媒介。阅读形式是不同媒介的语言形式。任何事件—现实都在话语（媒介话语）[27]之外，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通过话语产生。媒介不同，符号形式不同，也形成意义的差异。如，当一张一岁儿童的照片出现在家庭照相簿中，他/她是一个有具体姓名和身份背景的人——某人的孩子，籍贯，出生地，还有国籍；当这张照片出现在“如何培养健康儿童”主题展览中，他/她是代表健康儿童；在有关儿童营养米粉广告中出现，他/她是吃了营养米粉的儿童代表。符号的选择也包括了话题设置、事件选取、人物的知名度、社会的关注度等。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建立在已经符号化（巴尔特所言意义生成的第二层次的符号。）的各种意义与符号化的文化的深层意义相互交叉的地方，交叉地还活跃着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也有“对支配和控制功能的反抗，以及反抗产生的过程”。每一个交叉点产生的意义都是可能成为附加于一个能指的所指（意义延异）。
（2）编码形式受制于“主导文化秩序”
联想意义与能指建构起新的关系首先受到“主导文化秩序”的限制。任何一种文化/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封闭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恰恰是特色保存之地），其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秩序要“强行”推行到所有处在其中的每个人身上。所谓“强行”可以理解为必须推行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其秩序的维持。也可以理解为隐蔽地使每一种话语事件就范的力量的存在（尤其是面向社会的话语）；其二，建构起“主导性话语结构”。社会生活领域的划分实际上也是不同话语领域的划分，各个话语领域安排组合主导意义或者选中的意义进入其中。因此，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件只有被选中进入话语领域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的，但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和商业性往往使它在此方面的所作所为包含着轻重缓急，体现其利益的意义总是在优先考虑之列。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编码过程中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服从于它。这种优先的意义总是以因为“有意义——代表了媒介的利益”而被选中。对于“选中”的过程霍尔有细致合理的描述：[28]
······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域，等级分明地被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
被“被挑选出来解读”方案和由方案选中的意义既“镶嵌”进整个社会秩序，又“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信仰”系统，也在强调解读方案是对每一次解读实践的限制，是对具体事件从头至尾的支配：选择、解读、形成认识。
3、解码的“生产”意义
用“生产性文本”的观念理解“解码”与新闻学关于新闻传播的效果研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关注解码者何以做出如此反映，后者在意解码者做出了什么反映。在前者的立场上，解码被视为“将符号放在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29]的主观能力。后者把解码者放在“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接受者位置上。传统传播学提供了“选择性感知”的思路，但是，这种思路认定的可以不断提高甚至达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只要不断地进行实证调查，如发现解码者回忆起多少条消息，就可以据此找出增强理解度的有效办法，再次实施）的目标本身，总是在面对“意义被扭曲般地解读”的传播现实时遭到质疑。因此，即使是通过实证获得的结果必然是被“扭曲”后的结果，主要的是这种结果“隐瞒”了扭曲的存在。因此，不存在“完全清晰的传播”。
在符号学看来，解码与编码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自己的存在条件与后者大相径庭。有效传播必须包括编码的时候与解码的时候建立某种互换关系，即编码过程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解码是在这些参数和界限中发生的。这一点保证了传播交流的实现。解码是在限制——接受限制/中断限制——生产意义（最后的环节也是传播的出发点）过程中完成的。霍尔假设了解码的三种地位：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调的地位（negotiatedcode）、对抗的地位。从话语的层面理解这三种地位，本文将其分成主导性话语、协调性话语和对抗性话语。
（1）主导性话语建构了信息秩序
信息秩序包括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表面看，解码者直接接触媒介并从中获得内涵的意义。他们遵照信息编码的规则解码，以达到“完全明晰传播”的理想状态。
事实上，任何传播首先进入主导性话语结构。职业传播者面对的各种信息已经是被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选中的信息，是这种话语霸权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信息先有被选中的地位，然后才被选中。传播者要将这些信息传送出去，只需要使它们符合职业对信息符号的要求，即进入“职业性话语结构”中。这种“职业性话语结构”被霍尔称作“职业符号”——职业要求、技术特性和实践标准，它相对于“主导性话语结构”有一定的独立性。
虽然，信息变成职业性符号是对原符号的转换，但是，它没有逃离“主导性话语结构”的控制，只是从职业传播的需要上对体现主导性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的转换。这种转换只是对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意义的一种再生产，并没有新的意义出现。以电视访谈节目嘉宾选择为例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职业选择的背景。所谓嘉宾一般是社会中的精英（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我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各种军事专家。），他们的精英身份既与主导性话语结构相关，又有共同的利益。
由于“主导性话语结构”与“职业性话语结构”之间有差别，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忽略主导性话语结构的存在。通过下图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主导性话语结构对解码者的影响以及最终对信息的影响过程：
由于编码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新闻传播的信息环境始终是主导性话语控制的环境。编码置于解码之前的顺序也规定了解码对编码的依赖。所以任何的解码首先是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进行的，他的生产也是对这种话语的延伸。
（2）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的协调性话语
解码者既与媒介有长时期的接触，又与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发生关系，因此，他们对什么是主导性结构中的话语，什么是职业性结构中的话语是清楚的。在具有霸权性质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中，“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30]。因此，霍尔指出主导性话语结构能够保持主导位置有两个方面的支持：1）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意义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中各种关系的完整层面；2）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协调的位置上，解码本身即有相融的意愿，又有相对抗情绪。它认可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的合法性，又会在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所属利益群体以及个人价值取向制定的一些规则与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一致起来。这种使主导界定在“部分——有限、群体地位”后，通过它继续维持各种话语和权力逻辑有差别、不平等的关系的现象，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产生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一致性并且相融的动力。在群体或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方面，对抗情绪因为群体和个人利益的暂时或者较长期不被重视而滋生，又因为主导性话语结构的界定获得一致。
（3）主导性话语结构接纳对抗性话语
解码者总以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主导性话语，并且能够将它们放置在自己选择的参照框架内重组话语结构。例如，当他们收看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时，当听到美国维和部队进驻巴格达市区的消息时，会把维和部队解读成侵略。在关于提高物价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说法中，他们把国家利益解读成特权阶层利益。在这个层面大众暂时获得胜利，他们把主导性话语结构提供的信息作为建构新话语结构的资料，形成对抗性话语。
霍尔肯定了大众对抗式的解码过程，他认为大众解码式的对抗力量势必要求任何的编码过程去了解对抗的意义，并在适当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协。与第二种协调式解码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编码者向解码者寻求共同性。但是，对抗性话语的存在并无力彻底改变主导性话语的地位，对抗性话语永远是主导性话语的“对面”，不是“第一面”。因此，即使对抗，也期待着被主导性话语的接纳。
以上三种假想的解码地位在现实情形中，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对抗的力量和坚持的时间总会在协调中失去，协调在吸收了对抗性话语后，也会将其纳入主导性话语结构。
三、符号学VS新闻学的终结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语言的非自然状态，即语言相对于所言之事不是一对一的透明状。语言自成体系，虽然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言说中看到语言的存在，但是由于语言所表述的事件（或着叫做言说之事）的凸现，很难将语言看作独立的部分，甚至忽视语言的独立性。不过，语言本身没有因为我们的忽略而削弱了自己规范言说的力量。事实恰恰相反，语言不是事件贴身的、透明的服装[31]。语言给所有被言说事件一个表达的同时，也使这些事件臣服于语言的规则之中。如果说一切意义都是某个范式策划的结果，那么，新闻事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被说，而不是它的发生。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说的事件只能在语言中被阅读，即使是直接阅读事件，也有语言的先在才使事件成其为事件。[32]从这个意义讲，事件没有语言就无法组成（事件就是语言表述结果）。语言的可操作首先使语言与事件的原本状态开来。其次，使语言有了建构一切事件的权力（不是没有事件就没有语言，而是没有语言就没有事件）。
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研究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巴尔特关于符号的神话性的研究，继续坚持了语言的非自然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揭示出语言非自然性的规律。[33]
雅格布森是从诗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讨论语言的意义。他认为诗学即语言学。正是在对诗何以成为诗的回答中，我们再次看到语言的独立性和可操作性。诗之所以是诗就是因为他有了关于诗的所有要素：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等。例如，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所以是诗，因为它符合诗的规则要求。如果根据其意义用非诗歌的语言表达，就不是诗了。例如：看不到边的树正在往下落叶，从遥远不见尽头的地方长江水滚滚流过来。我们轻而易举地根据诗的规则说：这不是诗。这些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诗的非遮蔽性-非透明性。这些来自对诗歌语言符号的分析，为符号的非自然性存在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在已有的众多关于新闻符号的研究中，符号只是被放在的意义生成的第一个层次被言说，即使在第一个层次，符号的约定俗成原则也被忽略。因此符号在使用符号者手中强调成了“透明”的载体，符号与被符号承载的意义之间完全打通了，使用者便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合法性确认。同时，也排斥人们对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遮蔽性和遮蔽的合理性的质疑。
符号学VS新闻学之后，新闻学看到自己研究的一种局限。如果新闻学将符号学的思考导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那么，新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将被重新确认，例如本文一再提及到的新闻学为新闻确认的基本原则。如果新闻学延续自己的研究范畴，那么，符号学将从自己的批评立场出发，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研究。这样一来，新闻学成为新闻知识学，即新闻是什么。新闻符号学将成为对新闻知识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它提供关于新闻的另一种知识，回答新闻何以是这样的问题。
不论从符号学的哪个角度思考新闻学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是一种神话，一种理想。符号学不会在揭示符号的神话性的同时，又去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所以，符号学是对新闻是什么的解构。
[1]索绪尔是本世纪最出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根据学生们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以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的。1916年第一版在法国巴黎出版。
[2]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页。
[3]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第2-4页。
[4]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语言的存在公式：1+1+1+······=1（集体模型）。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
[5]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言语的存在公式：1+1’+1’’+’’’······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2页。
[6]也有学者将这一对概念解释成组合/聚合。用轴线表示两者的关系：横向是组合，纵向是聚合。
[7]法国符号学家。主要贡献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文化符号研究方面，并且有进一步发展。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8]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9]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3，b（格兰-多培尔译）1975年，第219页。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10]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224页。
[11]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12]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3]曼德拉曾经被关押在南非罗本岛监狱5号牢房长达26年。牢房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到：曼德拉/466/64。意思是曼德拉是1964年进入罗本岛的第466号囚犯。
[14]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5]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6]参阅李岩著：《大众传播的异化现象》，《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第145-148页。
[17]隐喻是建立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方式，隐喻的框架作用是指通过取舍性的构思，编织出可以将一类事物放在其中被解读的意义网，也可以看作是构思一类事物与意义网的对应关系的过程。
[18]邓育仁，孙式文著：《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2001年·67第87-90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6页。
[20]《人民网》2001年8月06日，引自“央视国际”。
[21]王巧丽著：《安徽阜阳“政绩工程”的泡沫》，《作家文摘》2003年第696期第1版。
[22]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3]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
[24]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5]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载于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8页。
[26]在一个文化群体中，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自然化”，在另一个文化群体中就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的民俗中与节庆与喜事联系，在西方文化中则不同。“红灯区”另有所指，它是色情业所在之处。
[27]此处媒介话语强调具体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事件的存在方式至少有两种：一个事件或者意义在成为媒介话语之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即以自然方式存在，没有被言说；已经被言说的存在。媒介的信息源有直接来自事件的自然状态的，也有来自言说的。言说之事成为再次被言说的资料。
[28]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54页。
[29]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57页。
[30]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31]芭蕾舞男性演员演出时总是穿着这种透明的、贴身的舞蹈服。
目前对电视新闻自身的编辑学体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电视新闻编辑学的专著问世。理论界与电视实践之间的隔膜，也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研究者。因为，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对于以形、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新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适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电视新闻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还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个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认识的高低、理解的深浅自然也就不一样。
一、电视新闻学形成的原由
电视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理论的滞后。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到“现场直播”这个概念，而现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尝试。传统的新闻学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这些定义，虽然表述各异，在时间概念上，都忽视了“正在进行时”这一最富电视新闻特点的时态。因为随着“现场直播”的出现，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可能与远在大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
与此同时，电视特技手法增多，这样便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比如，以往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而现在，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画面的分割，同时传递两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运用，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还有巧妙地安排受众介入某一事件，随时插播微波传回的消息，有意识强化感观效果等等。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性质、特点及其使命，是电视新闻学必须研讨的课题。
按照通常的分工，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两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编辑，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记者“冲锋陷阵”，编辑“坐收渔利”的说法。
以“前期”和“后期”来界定记者、编辑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编辑的手脚，影响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的发挥。电视新闻编辑部门和编辑的肩头，应该担起三大任务组织指导、编辑制作、控制指挥。
（1）编辑部应该是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参谋”新闻视角，把握舆论导向。
(2)编辑部应该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其中包括开办栏目、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等。
(3)编辑部应该成为记者站和通讯员的“良师益友”。电视新闻的屏幕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通讯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经纬主体，由记者站和广大通讯员组成。编辑部不仅要与他们形成鱼水关系，更得经常与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定期通报有关要求和发稿情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三、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编辑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拟订播出大纲。
播出大纲是用以指导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的计划。与此同时，每个时段的电视新闻节目，毫无例外地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节目单。大纲重在组织，而节目单侧重具体地实施。与报纸排版相比，电视在规划版面时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报纸是在单位面积中布置文字，电视则在单位时间里安排节目。单位时间的固定和客观时间的流动，对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单位时间，服从于整个电视版面。它不仅将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界定在固定的时空里，而且根据电视节目制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成套新闻”，口播消息的最后发稿期限，这个时期，一般确定在播出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太推后了，就可能影响整个新闻的播出。突发性新闻以及播出之前来不及制作的新闻，可在节目播出过程中适时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记者传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闻，也可能由导播者及时切入。
其二，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同一个新闻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时的新闻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时的新闻时段中，则可能介绍得说尽一点；上一个时段播出可能没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个时段中则可以较充分地展开。
其三，新闻类节目的相互呼应。在一天的新闻类节目中，消息、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现场直播、现场录播节目往往不在一个时间段播出，中间穿插有电视剧、文艺节目、广告等，所以，受众不会因重复而感到腻味。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时间段拥有不同的观众面，对某一新闻的延伸和展开，无疑有助于提高收视率。
到了21世纪，随着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快速发展、变革，社会变动速度加快、新事物不断涌现，新观念层出不穷，社会信息量骤增。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除了应具备新闻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强的敏感性、较深的洞察力、较新颖的思路，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方面的知识要做到略知一二。这样才能制作编辑出有深度、有层次、有思路的优质的新闻节目。
2、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较新的编辑艺术和技术
现在许多编辑对于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还多少有些认识上的误区。对于怎样进行新闻编排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的来讲，要想编排好电视新闻，还必须懂得与宣传心理学、宣传艺术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如何将“规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来。
电视编排技巧方面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对节奏的把握。电视新闻编辑是一项既有艺术又有技术的工作，在进行新闻节目编辑时，编辑要在懂得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对画面语言和有声语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更电视化的传达给观众。电视特技手法增多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
“声音总能引出一个画面，而画面从不引出一种声音”。声音在电视节目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对于新闻节目中声音的把握也应该具备较高的造诣。有声语言包含了大量的听觉信息，是新闻现场重要的素材。在动态感强烈的新闻事实中，声音的作用更是十分明显。
目前对电视新闻自身的编辑学体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电视新闻编辑学的专著问世。理论界与电视实践之间的隔膜，也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研究者。因为，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对于以形、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新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适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电视新闻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还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个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认识的高低、理解的深浅自然也就不一样。
一、电视新闻学形成的原由
电视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理论的滞后。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到“现场直播”这个概念，而现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尝试。传统的新闻学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这些定义，虽然表述各异，在时间概念上，都忽视了“正在进行时”这一最富电视新闻特点的时态。因为随着“现场直播”的出现，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可能与远在大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
与此同时，电视特技手法增多，这样便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比如，以往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而现在，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画面的分割，同时传递两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运用，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还有巧妙地安排受众介入某一事件，随时插播微波传回的消息，有意识强化感观效果等等。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性质、特点及其使命，是电视新闻学必须研讨的课题。
按照通常的分工，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两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编辑，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记者“冲锋陷阵”，编辑“坐收渔利”的说法。
以“前期”和“后期”来界定记者、编辑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编辑的手脚，影响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的发挥。电视新闻编辑部门和编辑的肩头，应该担起三大任务组织指导、编辑制作、控制指挥。
（1）编辑部应该是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参谋”新闻视角，把握舆论导向。
(2)编辑部应该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其中包括开办栏目、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等。
(3)编辑部应该成为记者站和通讯员的“良师益友”。电视新闻的屏幕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通讯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经纬主体，由记者站和广大通讯员组成。编辑部不仅要与他们形成鱼水关系，更得经常与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定期通报有关要求和发稿情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
三、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编辑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拟订播出大纲。
播出大纲是用以指导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的计划。与此同时，每个时段的电视新闻节目，毫无例外地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节目单。大纲重在组织，而节目单侧重具体地实施。与报纸排版相比，电视在规划版面时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报纸是在单位面积中布置文字，电视则在单位时间里安排节目。单位时间的固定和客观时间的流动，对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单位时间，服从于整个电视版面。它不仅将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界定在固定的时空里，而且根据电视节目制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成套新闻”，口播消息的最后发稿期限，这个时期，一般确定在播出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太推后了，就可能影响整个新闻的播出。突发性新闻以及播出之前来不及制作的新闻，可在节目播出过程中适时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记者传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闻，也可能由导播者及时切入。
其二，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同一个新闻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时的新闻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时的新闻时段中，则可能介绍得说尽一点；上一个时段播出可能没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个时段中则可以较充分地展开。
其三，新闻类节目的相互呼应。在一天的新闻类节目中，消息、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现场直播、现场录播节目往往不在一个时间段播出，中间穿插有电视剧、文艺节目、广告等，所以，受众不会因重复而感到腻味。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时间段拥有不同的观众面，对某一新闻的延伸和展开，无疑有助于提高收视率。
到了21世纪，随着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快速发展、变革，社会变动速度加快、新事物不断涌现，新观念层出不穷，社会信息量骤增。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除了应具备新闻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强的敏感性、较深的洞察力、较新颖的思路，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方面的知识要做到略知一二。这样才能制作编辑出有深度、有层次、有思路的优质的新闻节目。
2、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较新的编辑艺术和技术
现在许多编辑对于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还多少有些认识上的误区。对于怎样进行新闻编排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的来讲，要想编排好电视新闻，还必须懂得与宣传心理学、宣传艺术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如何将“规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来。
电视编排技巧方面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对节奏的把握。电视新闻编辑是一项既有艺术又有技术的工作，在进行新闻节目编辑时，编辑要在懂得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对画面语言和有声语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更电视化的传达给观众。电视特技手法增多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
“声音总能引出一个画面，而画面从不引出一种声音”。声音在电视节目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对于新闻节目中声音的把握也应该具备较高的造诣。有声语言包含了大量的听觉信息，是新闻现场重要的素材。在动态感强烈的新闻事实中，声音的作用更是十分明显。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译者必须充分研究原文，正确判断原文的立场以及意思，从而正确真实的陈述在翻译中。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新闻标题:“Obamapicksup9superdelegatesendorsement”，译者认真研究后，发现pickup在这里是取得，荣获的意思，从而正确的陈述为:“奥巴马获九位超级代表支持”。然而，有时要正确判断原文立场。在很多网络英文新闻标题中在报道2008年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的美国大选派候选人之争，都以Clinton称呼希拉里。其实Clinton是希拉里的姓氏。译者如果没有正确判断原文立场，翻译成克林顿，读者阅读新闻的时候就会有质疑。就以“ClintonendorsesObama，endsbid”为例，就要翻译成希拉里宣布支持奥巴马，自己放弃竞选。所以，很多时候新闻标题简单，易懂，但翻译时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对原文客观信息做出真实反映，从而尊重陈述的真实性。
(二)言语行为恰当性的伦理体现
网络新闻标题是要通过译文传递给译文读者新闻信息，刺激读者阅读，从而积累网络浏览量以及提升网站知名度。所以为了正确通过新闻标题传递信息，应该避免产生误解，也就是说要重视译文和读者的沟通。译文之所以能被译文读者接受，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读者可接受性，言语行为的恰当性，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沟通方式。汉语新闻标题要求有背景信息，新闻要素中要求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姓名身份都会注明，但是英语新闻标题都会省略这些信息。如果中文读者直接阅读英文标题的信息不足以让他们产生直观的效果，很难被译文读者接受。考虑到读者可接受性，必须进行补充，解释说明。例如标题“Goregivesstrongsup-porttoObama”，译者遵从言语行为恰当性，将其翻译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宣布支持奥巴马”，对戈尔的身份以及国籍进行补充。有时候为了恰当表达言语行为，使译文跟读者能够交流，会考虑到读者习惯，例如标题“Obamanotclosingracialdivide，poll”，中的“poll”翻译成民意调查，很多翻译就会直接翻译成“民调”。这个标题就可以翻译为“美民调称奥巴马参选总统未能消弭种族隔阂”。这样的网络新闻标题更容易被译文读者接受，遵从了言语行为恰当性。
(三)言语行为真诚性的伦理体现
首次将翻译伦理发展为学科研究的提出者是我国著名学者吕俊。“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由哈贝提出的交往伦理学作为吕俊研究翻译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翻译伦理学的语用原理是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的三个普遍有效性原则:一是断言型的言语行为要求陈述的真实性;二是规制式的言语行为要求恰当性;三是表白式的言语行为要求具有真诚性。普遍语用学的三个有效性原则在翻译活动中的伦理体现分别由三个方面阐述，首先陈述的真实性的伦理体现;其次，言语行为恰当性的伦理体现;第三，言语行为真诚性的伦理体现。
二、翻译伦理学
对网络英语新闻标题的解析汉语新闻标题与英语新闻标题之间的差异是因为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新闻传统造成的，汉语中注重押韵以及对仗，英语中注重叙述事实，突出主题。网络新闻标题与报纸新闻标题差别在于网络新闻标题为节省空间，方便读者直接点击，标题只有一行，而报纸新闻标题有引题、主题、辅题之分。此外，网络新闻标题要求美观，每行字数一致，字数要求更加严格。翻译伦理学通过三个方面对网络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进行解析，认为网络英语新闻的翻译事实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意义深远。若要实现合理的交流平台必须要用翻译伦理来规范。在翻译网络英语新闻标题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必须予以考虑。
(一)陈述的真实性的伦理
体现译者必须充分研究原文，正确判断原文的立场以及意思，从而正确真实的陈述在翻译中。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新闻标题:“Obamapicksup9superdelegatesendorsement”，译者认真研究后，发现pickup在这里是取得，荣获的意思，从而正确的陈述为:“奥巴马获九位超级代表支持”。然而，有时要正确判断原文立场。在很多网络英文新闻标题中在报道2008年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的美国大选派候选人之争，都以Clinton称呼希拉里。其实Clinton是希拉里的姓氏。译者如果没有正确判断原文立场，翻译成克林顿，读者阅读新闻的时候就会有质疑。就以“ClintonendorsesObama，endsbid”为例，就要翻译成希拉里宣布支持奥巴马，自己放弃竞选。所以，很多时候新闻标题简单，易懂，但翻译时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对原文客观信息做出真实反映，从而尊重陈述的真实性。
(二)言语行为恰当性的伦理
体现网络新闻标题是要通过译文传递给译文读者新闻信息，刺激读者阅读，从而积累网络浏览量以及提升网站知名度。所以为了正确通过新闻标题传递信息，应该避免产生误解，也就是说要重视译文和读者的沟通。译文之所以能被译文读者接受，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读者可接受性，言语行为的恰当性，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沟通方式。汉语新闻标题要求有背景信息，新闻要素中要求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姓名身份都会注明，但是英语新闻标题都会省略这些信息。如果中文读者直接阅读英文标题的信息不足以让他们产生直观的效果，很难被译文读者接受。考虑到读者可接受性，必须进行补充，解释说明。例如标题“Goregivesstrongsup-porttoObama”，译者遵从言语行为恰当性，将其翻译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宣布支持奥巴马”，对戈尔的身份以及国籍进行补充。有时候为了恰当表达言语行为，使译文跟读者能够交流，会考虑到读者习惯，例如标题“Obamanotclosingracialdivide，poll”，中的“poll”翻译成民意调查，很多翻译就会直接翻译成“民调”。这个标题就可以翻译为“美民调称奥巴马参选总统未能消弭种族隔阂”。这样的网络新闻标题更容易被译文读者接受，遵从了言语行为恰当性。
(三)言语行为真诚性的伦理
【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学术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学术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座谈会讨论的新闻理论问题有：一、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问题；二、关于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问题；三、关于新闻事业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四、关于真实性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气氛热烈，有详细的阐释，有明确的论断，也有尖锐的意见。例如，对于风行多年的写作组、通讯组，不少与会者认为，“统一办理报道工作的办法，是不利于发挥人民舆论作用的”。有的与会者认为，“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报纸，与党的机关报展开竞赛，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的与会者还主张办“读者来信报”。
这次座谈会，是“民间”自发集合举行的，但具有全国性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会议，应该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上一笔。
举办这次座谈会，不是复旦新闻系偶然提出的建议，而是同全国思想解放的大局有关，同迫切需要解决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实际问题有关。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以来，激发了人们的理论兴趣。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于新闻理论的探讨，也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一些省委机关报成立了新闻研究所，有的内部业务刊物正在准备改组为公开发行的、以研究新闻理论与实践为内容的专门刊物。1979年3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长的到会讲话。他肯定了粉碎“”以来的新闻工作成绩，讲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在新时期的任务以及思想解放等问题，鼓励新闻工作者增强光荣感和责任感，把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结合起来。李龙牧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向师生作了详细传达。也就是在学习、讨论会议精神时，教师提出新闻理论研究落后，教师对于研究不仅有畏难情绪，还害怕“闯祸”，而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确实不少，如何正确开展研究，研究哪些问题，需要全国同行好好讨论一番。
研究与教学是紧密联系着的，研究中的问题在教学中反映出来，教学还有自身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是，在“”中取消了新闻理论课程。众所周知，新闻理论课程（《新闻学概论》、《新闻理论研究》等）历来是新闻系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王中主讲《新闻学概论》课程，为了讲好课，他去报社调查研究，还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1958年，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在新闻系蹲点，也重点抓新闻理论课程，草拟了一个大纲。余家宏更是从1950年以来一直主讲《新闻学概论》的老教师。但是“”中这门课程改成了学习马、恩、列、斯、毛新闻论著。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后，迫切需要恢复新闻理论课程，但又不能照搬“”前的老一套，如何在新形势下讲好新闻理论课，困难甚多，亟须研讨。这是复旦新闻系发起座谈会的动因。
开座谈会的动议，是在1979年4月份提出的。起初打算叫新闻理论研究与教学座谈会，后来考虑到学校以教学为主，而搞研究的除学校外，还有新闻单位的研究机构，范围太大，还是以高校新闻学科为宜，所以名称定为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
座谈会开会期间，出现一个小插曲：有人提出对于王中问题不了解，希望介绍一点有关情况。李龙牧便要我准备一个发言，概括地介绍王中的主要新闻观点及有关的历史背景。但是，却有个别的与会者以为大谬不然，声言“如果要用王中的观点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马上退出会议”。李龙牧、余家宏等复旦教授深感意外，立即撤销了我发言的安排。其实，当时复旦新闻系教师，包括李龙牧、余家宏和我，对于王中的新闻观点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评价也只是止于“有益的尝试”。
这件事虽然淡然过去了，但它却使我们深感对于王中新闻理论有重新评价的必要，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这种感受，催促了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的早日诞生。我们是在1979年4月商定要出个内部刊物，发表教师的研究成果，名称未定，但口头上都叫“未定稿”。??座谈会结束时是7月初，铅印、32开本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4已创刊。这个刊物由本校印刷厂排印，内部发行（收成本费），所需费用虽不多，但新闻系财力毕竟有限，难以再出一个铅印刊物，所以商定“未定稿”暂出油印本，要求作者在暑假中交稿，开学时出刊。刊物定名为《新闻学研究》，加注“内部未定稿”。第一期于9月份出版，由于在1979年5月份校庆时5篇评价王中新闻理论的文章已印发，所以出版时间署5月。当时，余家宏兼任新闻研究室主任，刊物的一切事宜均由他主持。徐培汀也在研究室，刊物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做。
《新闻学研究》（内部未定稿）第一期的目录如下：
一、编者的话
二、新闻学原理大纲（王中）
三、有益的尝试――关于王中同志新闻观点的提出及其意义（丁淦林）
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索新闻发展规律――重评“社会需要”论（徐培汀）
五、试论报纸的两重性――读《新闻学原理大纲》（余家宏）
六、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重评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宁树藩）
七、新闻理论研究与学术民主（葛迟胤）
附件：
（1）办报要有立场；
（2）评××日报六月十六日社论――兼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
（3）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我们对××日报社论《办报要有立场》一文某些论点的不同意见。
关于这个目录，需要说明的是：
1．《编者的话》是李龙牧写的。有的书上说是王中写的，不对。李龙牧当时仍为系副主任，还在抓工作，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的事，他都乐于过问。他写的原件，在交去打印前，余家宏和我都看过。
2．附件中的3篇文章都是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其中第3篇是青年教师徐培汀、学生朱大丰等被划为分子的主要依据。
1979年上半年，王中主要忙于解决自身的问题，他原任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9月起调回新闻系任系主任，兼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11月，新闻系行政班子改组，李龙牧、余家宏两位副主任卸任，丁淦林继续任副主任，林帆、叶春华新任副主任。王中由此恢复全面主持新闻系工作。
注释：
??《复旦新闻系举行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载《文汇情况》第308期（1979年7月30日）。
??见《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简报》。
??20世纪60年代，在批判“修正主义”时，北京出版了《内部未定稿》杂志，内部发行至全国。有些单位也出版过《内部未定稿》或《未及发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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