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学复兴新时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及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到今天的宇宙飞船、太空探索；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今天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美丽的诗经年代，到网络文学、手机短信、BBS大行其道，这其间产生了多少令后人无限景仰的作家或是文学家呢？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有的身世显赫、权倾朝野，有的贫贱卑微、不闻于世，但作品却大都传承下来，彪炳青史。
中餐、汉字、京剧、中医等等所以风行世界的精髓之所在，乃是国学。大多数国人乃至西方社会都认为最伟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孔夫子。
但国学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的是传统丧失，道德败坏，思想迷茫，精神颓废，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日渐凸现。崇洋，唯利是图，亦步亦趋，许多人一味的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整体道德沦丧。
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开始，我们多从器物上，抑或制度上迫切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向西方靠近。而博大精深的国学却被那么轻易的扫进了故纸堆。不禁一声叹息，也许我们矫枉过正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和“”几乎将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彻底毁弃。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今日不禁为之扼腕浩叹。
中国自汉唐盛世以降，一直为世界所推重，且我们一直也自诩为天朝上国，所以被尊为“礼仪之邦”，实国学之功也；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伟怀培养，亦国学之力也。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迫切的需要相应的社会意识及其道德形式，为之开拓前路并保驾护航。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使市场经济发展完善，不仅仅需要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硬性约束，更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意识与高尚的社会道德作为社会发展的软环境。高尚的社会道德无疑能够为市场经济得以和谐发展提供更深层面的保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指出，他在赞颂西欧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现代文明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认为文明的发展可能要以文化的堕落为代价，最终导致道德沦丧，最终因精神家园的荒芜而失去方向甚至感到绝望。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针对良好的道德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最佳诠释。因此，中华民族若想和平崛起，社会要想和谐发展，恐怕社会思想、文化道德的相关建设更须先行。
“国学”，这个词的本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其《周礼正义》中即指明：“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但近代，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学的论争赋予了这个词汇更多重的涵义。这次论争是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有汰除，亦有传承。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自我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人们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便有差异。并且不断的赋予更多的个人化色彩，以为我所用。国学针对西学而言，可称中学，针对新学而言，可称旧学。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提到了“以保国粹为主义”。
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
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与古代有所不同,这个时候的知识精英们不仅把国学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同时也是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的。
章太炎在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这本《国学概论》庶几可视为论述国学的第一本专著。
陈独秀则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坦言：“比如说国学，我不反对搞国学，但国学这概念到底是什么，我就不清楚。”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讲习记》）。邓先生的国学概念显得很宽泛。国学当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伦理学等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儒家思想贯穿并主导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国思想史，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尤以经部为重。《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套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大学士纪昀以及王念孙、戴震等大学者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的定义是辞书编纂者们的事情,对国学的理解阐发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国学既是知识、智慧，也是中国人的气象、精神，更是我们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该不该使其成为一种主导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毫无疑问，国学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统一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国学即国故，可简单译为“GuoXue”或意译为“Sinology”（《简明英汉词典》释为汉学，这里的“汉”，非单指汉族而言，而是意指整个中华民族）。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还有一种说法，把国学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国学就是指经、史、子、集，而广义上的国学则包括中国所有的学术与文化之总和。
中国不论是实现民族自立还是未来的崛起依靠的不仅仅是国学，更多的应该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现代科技。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国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儒学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学问，以读书为通天的快捷方式固然不对，但是以为宵衣旰食、皓首穷经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不对的
四书之《大学》开宗明义的指出为学之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重振国学，对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推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传统文化，她为我们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底蕴，让我们重拾文化自信。
复兴国学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第一、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成立于于2005年9月28日，这天恰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创办者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传统蒙学知识，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增强其基本的文化素养，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则加深了儿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其文化内涵及自身修养。韵文课程的开设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对传统文化中以诗词为核心的韵文的欣赏能力，为以后的写作能力培养及审美观的形成和建立大有裨益。
现代私塾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有这种现实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东方文化的惯性使之然。在日本，今天依然存在很多私塾，只有我国目前实行的义务制教育制度，中小学教育一律公办。
第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首次“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于孔子诞辰日同日在世界各地举行，孔子故里曲阜，成为全球祭孔活动的主会场。全球现有孔庙1300多座。
第三、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海外陆续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孔子学院”，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目前已有8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37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至2006年底,中国已经与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3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第四、2006年9月3日，由网友们发起的一场汉服宣传活动在无锡举行。数十名来自苏锡常及上海地区的汉服爱好者身着宽袖长袍出现在闹市街头，向市民宣传汉服特色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所谓“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族，又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难道就不能将自己民族的服饰传承下来吗？于是汉服复兴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风闻全国各地都有身着汉服的网友出现在公共场合以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在中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
第五、一向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重镇”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国学院，并且聘请当下的“国学大师”冯其庸为首任院长。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旗帜鲜明的打出“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的口号（虽然到底是“脊续”还是“赓续”大家吵得不亦乐乎，个人以为还是“赓续”稳妥些），纪宝成校长同时在媒体上发表长文疾呼“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他的这一观点倒是得到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第六、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网最新打造的国学频道()已于06年初悄然登台亮相。
百度的CEO李彦宏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是沉寂百年的国学得以复兴的最佳时机，而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有责任承担起复兴中文、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
百度国学频道由百度与著名专业国学网站——国学网（）联手打造。
国学网的知名度无论在网民口碑中还是在现实的文化学术交流中都是极高的。现在，国学网日访问人数达数千，页面浏览量以十万计，其中不乏国内的国学大师和国外的汉学专家，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学网开通于2000年5月1日，为集传统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专业网站。据了解，国学网开通5年多来，累计花费超过百万，全由尹小林自己筹集，而国学网本身没有向用户收过任何费用。尹小林现任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学网CEO。在他领导下，曾成功推出了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网络版，这项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开发的中文古籍数据库工程，目前收录了古籍3800多部，总字数逾8亿字，收入书籍数目与总字数均超过了清代钦定修撰的《四库全书》。第七、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成立于05年9月，在运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就被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不得不悲剧性的谢幕。
现行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当轴者却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倡十几年的素质教育依然丝毫不见成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却对媒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甚至要面对就连义务教育这样低级的目标都尚未实现的尴尬局面。但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和现实情况。
当你看到“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等等类似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的时候，你又会作何感想？
孟母堂的各位老师秉承“读经典、尊孔孟、诵莎翁、演数理”的宗旨教授着不同年纪的儿童，塑造着他们幼小的灵魂。这种对经典的回归，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足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良好范例。孟母三迁，其目的何在？无非就是为了取得对教育的主导权，而之中权力的取得是理所当然的。孟母堂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学生家长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而社会公众在关注这一现象的过程中，充分发泄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我们在目睹这一来自现存教育体制外悲情并且无奈的反击中，不得不叩问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否应该容忍更多的反思，而不是本能地消极地面对，并且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直接将胆敢挑战其权威者扼杀。作为受教育主体的我们是否应该把握更多的主导权呢？可惜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却作出了一种令人惋惜的举措，他们明确否定了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称其“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可以由此看出，教育部捍卫现行教育体制的决心未有松动，并且也不愿意积极的面对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某些已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反感。随着孟母堂的倒掉，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还看到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望。
第八、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集在中国的热播，生动的展示了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家庭伦理、生活礼仪、饮食服饰乃至中医药文化。它们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回归深深的吸引了国内的民众，所以才会在大陆引发韩剧的热播。而我们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却走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误区，展示的大部分都是香车美女陪伴下的豪富巨贾，以满足长久以来处于物质极度匮乏中的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和想象，却较少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仅有的历史剧不是戏说，便是恶搞，而且大家拍戏都是一哄而上，甚至发生撞车，造成满银屏的辫子戏，令人无法不产生视觉上的审美疲劳。
中国是一个相对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自从汉代董仲疏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当然，其间亦有反复，桓宽所著《盐铁论》一书即有所反映。其后，儒家思想迅速崛起，直至完全居于统治地位。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有勇敢的创新，将国学在新时代下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便失去了国学原本的意义。当下，只有秉承儒家传统中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核，相容并包诸子百家之说，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方为正途。
第九、06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在成功的推出了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之后，于丹的露面，达到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高峰，于丹何许人也？她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历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央视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一”黄金周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她讲得很好吗？并不是。至少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红透半边天。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华书局起印60万册。她在这本书的后序中曾这样介绍，孔子以及《论语》的温度：“它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亘古不变。”
央视国网站的教育频道如是评价该栏目：《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于教授这样发表她对古代文化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古代文化消亡，应该说，古代文化见之浩繁，也有诸多层次，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在民众中都能做到复兴这个概念的，我们只能让大家对国学——这种中国人血脉的源头，能够心存牵伴，能够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时候，找到中国人朴素的人生坐标，找到心里头的一种生活原则。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现存《论语》二十篇，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为什么《论语》能历千年而不衰，始终魅力无限呢？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著作自身所体现出的人类永恒的道德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活水源头。
宋代第一位宰相赵普曾经有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的魔力和魅力。《论语》没有成系统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零星语录，吉光片羽。初读它，难免失之浮光掠影、支离破碎，但它的魅力恒久远，千载以降，仍在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教化着我们。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复兴国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为复兴国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至少可以使我们在金钱至上的经济主导一切的社会中，在重重的迷雾中辨清自己前进的方向。宋朝哲学家张载那句雄浑大气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我们，那种舍我其谁的恢弘气魄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们，促使我们勤学，上进，积极，勇敢。从费孝通到启功再到张中行一个又一个大师级人物的相继离世，使我们扼腕浩叹，也许我们将要迎来的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清末民初，那是个大师涌现的年代，梳理下思绪，充满了敬意而又尊崇的心情道出那些名字吧：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胡适、钱钟书、钱穆、冯友兰……
我们必须拥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全球化的意识来对待国学。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着共同的矛盾和冲突。包括各种危机的出现都是这些矛盾的体现和衍生。比如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甚至包括伦理道德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都迫切地需要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提出化解的办法。这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课题。而国学中蕴涵着的理念和智慧对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学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逐渐的找到自我，并将其有价值的东西传承弘扬，为我所用，弃其糟粕。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中叶发生那样以文化革命之名义，行割裂文化之实际。一个民族的过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本义即在此。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的自己的传统和历史。
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国学研究当前的研究态势呈现出一种盲目而焦灼的状态。都想要进入研究，但是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所以进入的姿态和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怎样，国学的优秀部分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至于国学的研究这是个宏大的课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研究与阐释并行不悖。最好的研究状态就是没有最终的结论和定义。若一切都已经明了，国学研究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方现代文明是我们研究自己传统文化第一参照物，包容天下的心态、平等的文化视角，纵览世界的博襟才是国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今结合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天下为公是我们的终极理想。不论任何社会都有共同的最起码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如和谐、诚信、公平、善良、自由、勤奋，这些道德观念或曰价值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所必需具备的不言自明的基本要义。
复兴，不是复古。国学复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平崛起与国学复兴可以说是互为条件的，崛起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尴尬境地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体认。从建国后的政治独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振兴再到眼下的国学复兴。这一次是我们真正的走向全面复兴。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假以时日，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起弊之功效。并且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同时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恰恰是国学理念的精髓之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崛起并非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不仅期待着，同时也在为之努力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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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我国现代的文学作为和传统的文学作品相比，真的是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都有了改变。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在经典上的匮乏性，这里的匮乏并不是指现代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而是指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其实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的优秀作品，堪称经典。这些经典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在现代的社会中流传开来是由于当今的人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这就导致研究者不能够清晰的对这些文本的思想和美学特点进行总结和剖析，没有及时确立他们的位置，最终导致一些优秀的作品随泼逐流，由于作品的随波逐流而造成一些文学家的社会地位被忽视或是不被受到重视。就以鲁迅为例，鲁迅被尊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但是鲁迅成为经典作家的理由和贡献却往往被遮蔽在幕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之处。在当代一提起鲁迅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和文章写的好，但是究竟哪里好，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来，从本质上来讲，中学教师和中学生都不愿意去学习鲁迅的文学，愿意有二，一是因为鲁迅的文章一般都不通俗易懂，二是由于教师在对鲁迅的文章进行讲授的时候由于学生不易接收所以教师在内心里对鲁迅的文章产生排斥的态度。
二、我国文学文本研究需要侧重的方面
1、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确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衰退的一面是因为没有将文本规范建立在正确的位置方面。文本规范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政治和文化标准代替侵占了文学的阵营。要想从根本上使得文学研究能够发扬光大，一定要重新认识文学的标准的是文学，并不是政治和经济，也不是文化。文学不是某一物质也不是某一产品，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产品，文学可以从内心深处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文学他有着自身的韵味和内涵。为了在现代建立新文学的独立标准，建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仅有从文学本身出发才可以对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标准，才能够确立具有持久性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经典。
2、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要求当中，很多文学评论和文学标准都是一些较为陈旧的，不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内在渊源是比较单一的苏俄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对文学的评论，也影响着文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所以文本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有创新意识的，不能够永远的将自己的视野范围停留在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当中，对于一些“中心思想”“语言风格“”结构方式”等简单的结构分析要学会适当的改革和创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层次上观望和考察文本艺术，并探索其理论和实践。
3、文本细读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提起文本细读，似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疏远的感觉，因为文本阅读已经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其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们对文本细读保持着冷漠的态度。面对于这种不被重视的学术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刊登和品位细读型论文，现代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偏见的社会，好的作品未必会得到大众的欢迎，而恰恰相反，对于一些没有文化水平和内涵的作品可能会被炒作起来。有一些研究生会做一些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但是很多情况都由于选题范围过小而被否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更希望细读式的文本研究可以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现代面临的文学问题是一项老问题，也是一个认为造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
三、结束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传统工业文明；新文明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这个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取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果进一步对这个科学发展观进行文化思考，那么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内涵着一种新文明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局限性的一种批评，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因此，落实这个科学发展观，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具有新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意义；但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具体落实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又必然要和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本文拟主要分析中国在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情的新文明观的必要性。
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现代化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制定出了2000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的具体目标。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领，明确要求经济发展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两个转变”，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实现由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转变，减少资源消耗量，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耗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手段，逐步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战略和前景目标，令人鼓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大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所面对的困难的挑战，冷静地承认中国大陆刚刚迈上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大陆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应该看到，中国大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大陆还面对着如何彻底走出“非持续性发展”社会的艰难课题。
第一，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中国大陆人口已超过13亿，而且每年仍以1300万?1400万人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国家财政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耗。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自然资源总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大。如我国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可耕地还在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却要供给占世界24%人口食物。尤其是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严重，如在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中，像石油、天然气、铅、金等矿产储量不足，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且中国大陆人口对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仅来自数量上的日益庞大，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能量快速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的加权效应”。
第二，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严重。对中国大陆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矛盾的严重状况，及其对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少学者都做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估算资源消耗时，必须区分资源消耗和资源浪费两个概念，这对于人口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大陆，以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环保的方式运用自然资源，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现代农业型污染、传统工业型污染、城市型污染与环境的矛盾日趋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了生态圈的同化能力和负荷能力。中国人口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于1973年，大力强调环境保护也始于1973年。由加强“三废”治理，到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基本上没有造成总体上大的环境恶化。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破坏由来以久，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粗放型为主，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污染问题对中国大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现代农业型污染突出。目前中国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减弱，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日趋强化。表现为当前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中国大陆每公顷耕地所施的化肥量已是美国的三倍，印度的四倍。而且无论化肥施用总量，还是就分项考察其增长速度均超过粮食等农产品增长速度。这种化肥施用上的高投入，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成为一些水系水质下降、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
二是传统工业型污染仍然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传统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本身便是污染产业。因为这些传统工业的能源多来自煤炭，而且煤炭主导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中国农村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为传统工业，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绝大多数没有防治污染设施，严重污染问题已经构成一部分乡镇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关键性问题。
三是城市型污染也在加重。城市的环境污染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生活消费型污染越来越突出。城市的空气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严重。而且许多城市河段也受到严重的污染，大量垃圾堆积在城市郊区或投入江河湖海，成为新的污染源。这种状况已经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
总之，中国大陆人口、资源、环境的现实矛盾状况表明，中国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三、中国要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国情的新文明观
中国在现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笔者认为，重要的文明保证或文化支撑，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明观。
资源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自然资源取决于地理和生态环境。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正是由环境恶化引起，而环境恶化又同人口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使环境恶化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是他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任何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内含着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或者说，都是一种特定的文明观。当前全球性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的，或者说，传统的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化国家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重演传统工业文明的整个历史；而是亟需自觉适应时代潮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新文明观。
这种新文明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文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观念上的，强调只有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度的。结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对人类进行着报复，污染了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资源和能源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实现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即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纯消费关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人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从而自觉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把生产、消费方式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维护人??自然系统的平衡。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讲“仁”，其内涵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明确地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宋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讲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主张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劳动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尽力加以爱护，这是道理情操问题，关系到人性的改良。这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领域来思考，已经提出了人类对自然要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这就为在当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既符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观。
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产生，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危机引起，但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展开程度必然影响到后者，而后者的发育程度亦必然制约着前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环境的污染等，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引起的；而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之危机。因为大量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并不只简单地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间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的利益之争，是受害者对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团为什么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集团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对自然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团体利益之间以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暂时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政治压力，有来自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压力和消费压力，并集中表现为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体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选择下策，即导致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而在现实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有的厂商更是更大规模地开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见资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夺资源，又对废水、废气、废渣不作净化处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剧了资源紧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态势。于是，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有的人大量获利，有的人却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环境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态文明的观念，那就无法再采用同样手段讨回公正。于是人们发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向人们的“报复”，呼唤的是社会公正。因此，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文明关系，也需要确立人与人的新的文明关系。
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因为在环境和资源都有限的中国，任何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经济行为，都要给周围地区和人们带来利益损害；任何过度的消费即浪费都是对他人的剥夺。在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下，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需求应当优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所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整体的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发展的原则，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赋予上的公平原则，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的原则。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人均资源意识，全面、协调发展意识，整体发展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
其次，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展的足够公平，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这种代际公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子孙后代负责意识，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意识，中华民族文明世代相传意识。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社会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明，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消费观的超越。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对这种消费方式的反映的消费观则是一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费或者“类一次性”消费，结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还过度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当然，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过度追求，既浪费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环境。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人均消耗资源量急剧增加。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掉了占全球25%的商业能源，排放出了25%的温室气体。也正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耗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给地球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以资源的高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在向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看齐。而按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谋求现代化，人类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得需要20个地球。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不仅要导致个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且要使中国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当前的生产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估算，我国能源的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而未来50年中国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从现在起就应当建立勤俭、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反对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的物质生活方式，倡俭崇实、形成人人适度的节粮、节能、节钱的物质生活方式。所谓：“适度消费”并不是低消费，而是一种与现实国情、资源状况、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相适应的消费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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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罗德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核心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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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3］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4）.
［4］张意翔.建设循环经济实现新型工业化［J］.特区经济，200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
Abstract:Howdoe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andadvanceMarxismandopenupanewtheoreticalsphere?BasedontheresearchonMarxistenvironmentalthought,thispaperexpound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andMarxism.ItpointsoutthatMarxisminvolvessuchaspectsas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andproperexplorationofnaturalresources.Thoseaspectshavelongbeenneglected,whichleadstotheincompletecomprehensionofMarxism.Havingeliminatedonesidednes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sandadvancesMarxismatlarge.
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thought;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humanandnature;materialtransformation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传播，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人类最终将发展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美好理想的鼓励和支持下，亿万人民群众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并不是系统和准确的，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人们肢解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成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的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时，是将“自然—人—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对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而又精辟的研究和阐述。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的注意力和着眼点都只是放在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问题上，而对人与人关系影响甚大的另外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因而是缺少了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了环境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重新认识，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从表面上看来是零星地、分散地出现在其他论述之中，但却是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宽阔的理论视角决定的，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人类面临各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并解决。现在一些环境思想的研究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恰恰暴露了他们本身的狭隘，虽然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专门、更细致了，但却将环境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总体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2）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人靠自然生活，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4）自然界是生产力的要素，是劳动对象。劳动和自然界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类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类的生产能力，“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5）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6）“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人类改造的，具体的、真实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除了以上基本观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自然—人—社会是一个整体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导致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和侧面，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生产力问题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生产关系的问题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并不是像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的，即将自然—人—社会三者作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统一体来看待的。
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起来孤立看待，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开始，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理论界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面临两种关系，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纠正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互相割裂的思想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阐述这一问题。他们批评过去的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时进一步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的这种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将这种对两种关系的认识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且他们的所有理论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两大变革而进行的。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思想，将两个大的变革当作一个，即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是更多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把人与人的关系单纯理解为阶级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和解”单纯理解为“斗争”和“征服”。
现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关注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问题，失去资源和环境的支撑，人类社会将会难以持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难以为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呢？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绿色道路”是实现“红色道路”的物质保证。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劳动是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来概括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准确，也非常深刻，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也包括把这些资源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还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气体、液体、固体等形态）并把它们释放到自然界的过程，甚至包括产品被消费之后的残骸丢弃到自然界的过程。由于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违反自然规律之处，正是这些不合理、违背自然规律的物质变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
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不合理，一是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合理，让许多宝贵的资源不是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转化为令人讨厌的污染物，或是不合理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二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达此目的，就去鼓励人们追求超出实际需要的消费，大力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就使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处盛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变换程度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3）私有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违背人性的，也是违背自然的，正是这种违背自然的社会组织，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也是环境污染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蒸气力的使用使其集中于城市，而“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工业污染问题，“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从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环境思想：
首先是生态循环思想。按照生态循环规律，人类以及一切动物的排泄物乃至尸体，都应该重新成为植物的养料，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自然界生生不息，永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打破了这一维持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
第二是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粪便是传统农业的肥料，但利用不当则会成为污染物，由此可以引申为，所有污染物其实都是资源，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才成为污染物，合理利用资源不仅可以减少浪费，使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也是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根本途径。
第三是环境规划的思想。恩格斯认为，集中于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引起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环境规划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城乡建设，一切重大建设项目都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充分合理地利用环境自净能力这种资源的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缩小城乡差别的设想，是同他们的环境思想密切相关的。
第四，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即“要求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解决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种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完整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中。
（4）共产主义是两个矛盾的根本解决
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获得利润，因而对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30730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共同原因，是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极点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自己的同类，而且疯狂地掠夺自然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扬弃了把人和自然、人和人分离对立的异化，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控制和调节。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里所说的“人类本性”，是指实现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本性，是超越了个体、民族、地区、宗教、国家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人类共同本性。
对上述一段话，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段话的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将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民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乃至消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和解”，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二者缺一不可。
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长期被遮蔽，使得以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缺少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完整、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受挫的一个理论原因。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将其恢复成为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层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同以往的发展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并进一步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历史任务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个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将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合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其浪费，不仅使得大量宝贵的资源变成污染物，毒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使得人类社会由于资源的枯竭而难以持续。科学发展观提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等技术措施，以及通过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和法律体系，来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合理化，让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就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求的伟大实践。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措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节约资源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惜浪费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一些脱离人们基本的实际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些虚假的需要，或者是为满足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物质享乐而生产的产品，并让这种所谓的需求变成一种社会潮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问题，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彻底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还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在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加上有关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深入普及，人们普遍没有深刻了解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和人类前途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在群众中，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追求金钱、追求享乐而不惜浪费资源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存在着不少铺张浪费、讲排场、挥霍资源的弊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对此，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了，才能树立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有生活目的明确了，不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生存，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才能为了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自觉地抑制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望。只有全社会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才能合理地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意义上看，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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