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按传统讲授+案例分析的模式进行传道授业，大学生消极厌学，逃课理由花样多多。许多在大学工作的教师有这样的感慨，现在爱学习的学生大不如从前！学生玩手机和游戏的时间比听课课的时间多得多。有学生甚至雇人替自己听课做作业。学生逃课的原因很多，如教师讲课没有吸引力，学风不好，管理不到位等，有一些学生认为课程之外的知识重要，热衷于在外打工赚钱，还有的学生只挑选有利于就业的课程去听，而对那些基础课和文化修养课则回避。很明显，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课程的整体观念存在问题。第二，教学过程中学生体验互动严重不足。即使有多媒体，视频材料等手段，但课堂教学满堂灌，知识传授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学生缺少探索热情，认为与己无关。调查显示，多数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不满意，教学内容陈旧，方法简单，师生互动少，鲜有激情和想象力，学生不愿听，教师也不愿意讲，导致恶性循环。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模式。第三，一考定结果，使考试作弊比较普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考试作弊不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造成学习刻苦者受打击，不用功者易过关甚至得高分，直接影响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冲击学生诚信的道德底线，挑战教师的职业道德，挑战教师的课堂教学。第四，大学生学过《法律基础》、《经济法》后，大脑被大陆法系法律关系之理论似乎格式化，喜欢接受权威正统现成结论，传统教学方法使大学生的知识面过窄，无全球视野，仅局限于自己或中国维度分析国际商事纠纷，造成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智力相应萎缩，理解力变窄，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环境，也使就业难度增加。面对上述问题，大学勿容置疑要改革，必须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为此，要对格式化的大学生输入新的法律系统，需要强烈的刺激。我提出了“比较式”教学方法并在实践中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内涵及运作机制
(一)比较教学法的内涵及主要特点比较式教学是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的特点，提出的。结合当前《国际商法》的实际，学生知识背景现状，大部分学生对大陆法系的条文化、规范化法律制度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和透彻)，具备用法律关系的理论进行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国际商法》必须讲授海洋法系的内容。法系不同，技术术语有差异，司法过程、理论迥异，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广泛对比，学生体验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普通教学方法相比较，比较教学方法具备以下特点：
1.教学内容的平行、丰富。比较式教学内容要‘一分为二’地讲授。这源于国际商法必须将两大法系都交代清楚。而两大法系在文化理念和制度上差异明显。法律术语不同；证据制度迥异；一个重实体法，一个讲程序正义，法理和技术细节不同几乎覆盖国际商法所有章节。比较教学，一话两说，学生印象深刻。比如合同条款的分类和合同有效要件，我们有主要条款，英美有条件条款、保证条款和中间条款，而且英国合同条款的分类与违约救济方式挂钩，也与诉讼战略战术挂钩。以实例平行展开，一法两讲，平行横向比较，极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生动而且效果明显。特别是同样术语、细节导致的结果差异让学生印象深刻。
2.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在比较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比较方式多样，有行为比较，如大陆法中的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与英国法中的庭际禁令；理念比较，如货物买卖中种类物和特定物分类对所有权和风险的影响两大法系观念上的差异、案例比较、结果比较和程序比较等等。老师与学生一起展现一副清晰明快的两法系相似又不同的图画。教师讲课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教师可在学生之间走动、讲解，以便集中学生精力，有利于教师同学生的细致交流。由学生体验的对抗制VS究问式庭审模式，一案两审，反差大，收获也大。
3.教学过程的对立互动性。比较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起教与学的双向对流，就同一案例从原被告及法官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律体系，教师通过实际案例提出讨论题目或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并开展讨论，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环节而机械地授课的局面。所以比较不是简单的横向比较，二是多层次、多技术、多维度的立体化有质感的比较，必须与已有的技术成果同步进行不悖。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发现法教学理论认为，学生的认识过程与人类的认识过程有共同之处，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主动地探究发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共同比较、发现两大法系之异同，让学生参与学习，由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消除被动填鸭式的枯燥乏味。而“新课标”理念认为，有效的学习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教师应帮助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活动经验。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所以同一案件，教学上用纠问式和对抗式比较实际庭审过程，让学生在案件中以一方当事人的角色扮演中体味法律内涵与差异。最新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能力的形成不可能以学习间接知识的方式实现，只有通过对某种活动的直接体验，才能培养相应的能力。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学习由接受间接知识的过程转变为通过探索获取直接知识的过程。所以本人在实践中，在使用比较教学法时，注重以下几点：
1.设定目标并提出问题。对于理论性强的章节，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先设定学习目标，然后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比如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教师列出不同问题并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两大法系各自的处理程序、理由、理念，最后由老师总结并讲解知识要点。经过学生的讨论及对问题的回答，然后教师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本节课程的知识点。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典型案例PK。对与实践联系较为紧密的章节，则寻找实际案例把国际惯例及两大法系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针对案例中的关键问题提出思考题，鼓励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比较不同法律体系下判决的程序、依据和结果的差异。
3.利用大量历史案例判例素材。教师把一些以前历史案例判例素材供学生参考，学生通过自己感悟归纳习得技巧和知识。所以此法要求老师学贯中西，知识储备丰富，特别是典型的大陆法案例的搜集很重要。
三、比较方法的实施效果
在国际商法教学中，比较教学方法的使用，需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可以用互联网技术让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以全面了解学生为前提，必须清楚他们学习的特点、难点和兴趣点。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课堂教学严谨而又有活力。以前上课都是老师讲授，学生静听，很被动。现在课堂非常活跃，学生持不同法系之见，同一案情，处理判决各有不同。理由依据有时南辕北辙，印象深刻。学生自己必须发现问题，逻辑的提出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各种新问题、新思路不断涌现，经常下课了还有许多学生紧追老师不放，问个不停，出呼意料之外的创造性想法常给老师予新的启迪，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合作性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纠问式或对抗式模拟法庭成了师生追求知识‘真理和正义的“天堂”，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学生在上课时可以自由讨和发言，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老师从不批评，课堂气氛宽松。比较+演绎+发散式思维和英美文化于一体，毫无法学学院派的枯燥和乏味。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一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案例均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实际纠纷(authentic)，通过教师对案例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了解更多书本上没有的实战技巧；另一方面，学生课外查阅文献、搜集素材的过程，对于学生提高阅读能力、积累知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普通常规的对抗式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根本目的是要正确解释和解决国际商事不同观念的冲突，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经过两大法系PK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并陈述理由，锻炼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和谐了师生关系。在浓厚的学术的氛围中，老师也平等的与学生在统一规则下对抗辩论，师生教学相长，相互影响与促进；教师上课必须更加认真，更加关注全球的新规与判例、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学生上课的出勤率，考试及格率，考证率以及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申报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参加统一司法考试和外销员考试的，本门课程的学习特别给力。
四、比较教学方法的主要问题
1.教师队伍的素质约束了教学效果。比较式教学不能照本宣科。没有出国学习经历或英美游学经历的老师，很难对英美法系的文化底蕴有正确全面的把握，从而客观比较。当前明显的问题是，受惯了大陆法系教育和熏陶的有些老师，用法律关关系的思维来框英美法，大脑被大陆法格式化，用法律关系的框框理解英美法的商务游戏规则，既不对有缺陷的现行教材进行取舍，又不针对学生未来的职业要求对英美法之程序部分进行强化，任意决定课程设置内容。而且有些人认为，只要有好口才再加上认真的准备就可以现编现导地进行“比较”教学任务了。实施比较式教学要求教师不仅需要理论知识功底深厚，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在英语国家亲自诉讼经历，难以完成或胜任教学任务。很多老师讲课时范范比较，学生一头雾。加之国内没有合适的双语教材，阅读材料不丰富，影响了比较教学后的学生自主吸收和消化。
2.少数学生很难参与教学活动。没有中国国内《经济法》基础，学习又有困难的学生很难跟上节奏参与教学活动。对课本内容和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普通纠纷案例，凭直觉或经验猜(解决方案)，完全没有感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不发表个人的见解，是比较教学的一个突出的难点。加之现在学生频繁转专业，完全没有经济、法律基础的原艺术、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课堂内不主动思考问题，课下更是难以主动查找资料，欠功课太多，这部分学生在能力的培养上与其他同学就有了较大的差距。
3.传统课业考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积极性。传统教学中课程的考核大都根据学生平时到课情况(20%导40%不等)及期末考试成绩(80%-60%不等)进行考评。比较教学中成绩的考核需要多样化，可依据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包括平时讨论的积极性、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发言的积极性、及语言表达能力等进行综合过程考核，如模拟法庭的参与等。此外在期末试卷中应增加学生独立思考试题的比重，重点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五、建议
目前，许多高校都设定了建设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并为此致力于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对于法学本科生的培养也不例外。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大高校普遍以对外交流项目的方式，来提升法学本科生的国际视野，完善法学本科生的国际化知识结构。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培养（包括授予学位与不授予学位两种模式）、中短期的出国交流（3个月到1年）、暑期学校（一般不超过1个月）等，部分高校还借鉴国外经验，在暑期开设了国际小学期。作为培养模式或手段，它们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成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项目中专属于法学本科生的项目比例并不高，而且它们不仅依赖于学校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而且大多数仍处于“开学生之眼界”的初级阶段，在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形成国际化的知识结构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国际化培养方法，即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事实上，这正是也应该是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模式之一。
1.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不单纯是专业知识结构和储备的比拼，更多的是思维创新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表达感染能力、外文写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较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素质教育，同时也扩大了比赛的参与对象。事实上，这类竞赛并不局限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拥有同等的机会，从而使其比较容易在高校中普及。
2.它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能让学生有很强的参与感和代入感。尽管案件进程以模拟的方式进行，但技术层面的仿真程度并不亚于真实案件的处理，有助于磨练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为未来的职业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它能让学生真正在专业的环境中使用外语，而不只是进行一般的交流，这也是国际化培养的重要一环。
3.它有利于提升高校的国际声誉。
相比于同境外特定数量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学生在汇聚了众多国际知名院校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上取得佳绩，更有利于展现一所高校的培养实力，提升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特别对于以法学为基础和骨干的综合性高校或专业性院校而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于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从资源投入还是从培养效果方面考量，它都是值得尝试的优秀教学手段之一。而且，它与传统的法学本科生教学模式没有本质的冲突，甚至可以说，它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组织和功能
对于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培养模式和培养手段符合国际化标准，即培养过程的国际化；二是培养出的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和优秀的国际化知识机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综合素质，即培养结果的国际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途径，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诉求，也是高校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但从实践来看，对培养过程与培养结果的结合并不尽如人意。譬如前文提及的各种交流项目，很多时候这种教学资源和时间的投入，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从其组织和功能上恰好可对这两个环节进行有效的衔接。现有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主要发端于欧美，以国际性司法机构为模本，模拟并再现庭审过程。它以既存的国际法规则为基础，融合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特点，一般均属于国际高水平的模拟法庭赛事。目前引入中国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赛事诸如“杰赛普”（Jessup）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拉赫斯”（Lachs）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史丹森”（Stetson）国际环境法模拟法庭竞赛、“普莱斯”（Price）传媒法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竞赛、世界贸易组织模拟法庭竞赛等。这些国际模拟法庭通常分为两个竞赛环节：书状和口头辩论。其中，书状环节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参赛学生在专业外语写作、学术规范应用、逻辑框架建构以及法律检索与研究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而口头辩论环节则能体现出参赛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思辨能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综合能力。
这种优秀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并非与生俱来的，恰恰是学生通过准备并参与上述竞赛的过程，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在上述各方面形成质的飞跃和提升，从而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这也是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能够作为法学本科生国际化培养手段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和基本素质方面并不弱于国外知名大学的学生。但在口头表达、逻辑分析、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综合能力的叠加与构建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与我们传统的培养模式有关，也正是要通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这一新型教学手段克服的难题。简言之，传统的教学模式奠定了培养的基础，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则是提升与飞跃的过程。由此可见，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本身具有教学的功能，是对传统教学效果的深入和强化。必须指出的是，在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方面，我们决不能否定或忽视传统方式的功用，但这种国际竞赛教学方式确实可以成为有益的补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还是其他国际化培养手段的试金石。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竞赛是学生国际化知识结构的比拼，是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较量。竞赛成绩的优劣，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出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成功与否，也能间接体现出学生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强弱。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中国高校学生在这些国际赛事上的表现并不理想，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运用
正如上文所述，在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方面，指导学生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教学手段。然而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法学院数量相比，愿意参与这类竞赛并尝试这种新型教学手段的高校并不多。即使是积极参与的院校，尽管对际模拟法庭竞赛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但在认识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区。特别是，只把这类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视为一种课外拓展活动，而没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教学方法。譬如实践中，许多高校仅对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学生在评奖时给予一定加分，但并不作为学分加以认可，这就限制了许多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现有的法学本科生培养模式下，也导致了本科生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比例偏低的问题，客观上遏制了其发挥作为国际化培养手段的作用。在教师层面，许多高校对教师的指导工作并不计算工作量或不计入课堂学时，也抑制了这些专业教师的参与度，从而影响了这一教学手段的效果。因此，要运用好这一教学手段，就必须匹配一定程度的教学方法改革以及配套的激励措施，否则很难发挥应有的成效。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另一个缺憾，是参与度相对较低的问题。由于竞赛本身的规模所限，每种竞赛中能够参与到比赛进程的学生不过五六人，相比于任何一所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数量而言，这一比例都是极低的，那又如何发挥它们在本科生培养国际化方面的辅作用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加宽泛地看待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并把它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结合起来。譬如，可以一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为依托，在每一学年度开设选修课程，把该课程的讲授作为选拔参赛学生的一部分，而对最终参赛选手的指导则作为该课程的延伸，这样既能保证让最大限度的本科生参与到这种教学模式中来，也能使传统教学模式和新型教学手段得到完美结合，不仅契合目前各高校普遍施行的法学本科生教学体系，也增强了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按照这种思路，如果选取若干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作为依托的话，现阶段能够将绝大多数法学本科生纳入到这一教学模式中来，从而真正实现其国际化培养手段的功能。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还是展现一所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最佳媒介。在这方面，亚洲范围内如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已经走在前面。这些国家中一些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多次在世界著名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中夺冠或进入前三甲，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该高校乃至该国整体法学培养水平的认知。
四、结语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国际私法作为一门主要是解决法律冲突的部门法，其最早的理论基因孕育于古罗马人的万民法。在国际私法发展历史上，其理论和学说产生两次质变和飞跃，促使国际私法形成一个逻辑缜密、体系完整的部门法。公元14世纪发轫于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确立了近代国际私法的基本雏形，公元19世纪创立于德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奠定了现代国际私法的理论基石。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和德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国际私法历史上坐标轴式的核心思想，不同时代的理论和学说都通过与坐标轴式的核心思想建立的关系来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对国际私法理论进行细细梳理时，不禁发现国际私法的理论流变与西方法哲学思潮的递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源远流长的自然法思想为14世纪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诞生提供了理论资源，而当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西方大行其道时，德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适时而生，促进了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而20世纪法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亦提供给我们崭新的处理法律冲突的智慧和经验。一、自然法理论与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崛起14世纪初，在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萌芽。恩格斯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1〕(P.5)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法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反对封建特权，否认对教会的绝对服从，痛斥经院哲学〔2〕(P.118)。文艺复兴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回到古代去”，其实质是用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旗帜指引时代的进步潮流。笔者认为，贯穿西方精神文明的主线是渊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在14世纪的复兴引导着西方文明走上了一条与东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所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理性精神一直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内核。人们对理性的最早认识之一来自于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其奠基人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实质构成，这种实质就是理性。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因此，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人类不应当因其正义体系不同而建立不同的城邦国家，他们创立了一种以人人平等的原则和自然法的普遍性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哲学〔3〕(P.13)。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构成了古罗马中万民法的理论基石。而万民法的创设是古罗马人解决法律冲突的一种尝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里出现了国际私法的萌芽。遗憾的是，万民法作为一种统一实体法消除了法律冲突进一步产生的可能性〔4〕(P.13)。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指出，万民法是在涉及到非罗马公民的争议中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它由一些惯例、规则和原则组成，它反映了那些与古罗马有交往的异邦异国的法律制度中的共有成分。由于它是极为普遍的规则体系，盖尤斯认为它就是自然法〔5〕(P.91)。14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自然法理论被重新诠释，自然法理论因此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自然法理论被称为古典自然法，它牢牢地占据了那个时代法学理论中的统治地位。意大利的巴托鲁斯于14世纪创立的法则区别说，深受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脱胎于中世纪经院主义的自然法，它是对后者的扬弃。如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类、指引人类达到至善的理性命令〔6〕(P.43)。 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将自然法归之于人的理性（而非神性），强调将人从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倾向于对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的具体而详细的规则体系作精微的阐释，坚持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而且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且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3〕(P.39)。笔者认为，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以理性精神为统摄，表现出重商主义的、属人的、平等的、普遍主义的特征。它成为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产生的思想沃土。从公元5至10世纪， 当事人主要受各自的民族法支配而表现出法律适用上的属人性，但这种属人性不包含对法律选择的任何考虑，是一种绝对的属人主义。10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欧洲得到巩 固和发展，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法律严格的属地性。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由于各个不同的城邦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则，受不同城邦法则支配的商人在从事交易时，就产生了一个服从哪一个城邦法则的问题。这就是法律冲突。在12至13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法学家已提出一些早期的法则区别理论。他们将法则区别为程序法、实体法，实体法中又分出物法、人法。在处理法律冲突问题时，他们区分法院国的法则中，哪些是程序规则，哪些是可作为判决根据的实体规则，前者必须适用于法院国，后者却并不一定：他们区分法院国的物法性质的特别法必须在境内适用，但不能适用于境外。在境外的人和物则应该受共同法支配，而不受任一城邦的特别法管辖。在巴托鲁斯以前，法学家把法律的适用建立在立法权能划分的基础上，城邦法则作为特别法，其适用始终受到人身和领土的限制。因而他们采取的终究是一种单边主义的研究立场，只解决法院地法的适用问题。巴托鲁斯和那些先行者不同，不再从法院地法是特别法因而存在人身和领土的限制的角度去区分人法、物法，他提出了新的标准，他考虑的是具有人法或物法性质的外国特别法是否可以在法院国适用，显然他是从一种双边的意义上来探讨人法、物法的适用原则〔7〕(P.74)。 他将意大利各城邦的法则进行分类，认为城邦人法决定城邦居民的法律身份，城邦物法支配城邦内的不动产。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冲突规则。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主义——普遍主义学说〔7〕(P.75)〔8〕(P.52)，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站在城邦法则的普遍适用性的立场上，平等探讨各城邦法则的域内域外效力，他打碎了封建主义主张的法律适用上的绝对属地主义的坚冰，开辟了一条属人主义的新路线，在受经院哲学方法统治的沉闷的注释法学中吹入了第一缕文艺复兴运动所鼓吹的人文主义的春风。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法则区别说学者师法巴托鲁斯，在法国、荷兰，学者们试图把许多省和地方的习惯法加以分类。在德意志，学者们试图把1800个以上的“在位”的国王和独立的城市所颁布的法律和命令进行分类〔8〕(P.46)。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之规定概括了巴托鲁斯以来法则区别说的研究成果〔9〕(P.60)。 这一时期的国际私法被称为“法理学和科学的国际私法”，其理论带有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近现代国际私法立法古典自然主义法学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巅峰。当法国大革命未能达到其全部既定目标时，整个欧洲开始出现一种反对大革命所确定的理性主义前提的倾向。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力图阻挠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立基于历史和传统的保守思想，开始为人们所强调。在法哲学中，法律的历史和传统受到重视，在德国，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原则和世界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掀起了一场浪漫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是法学领域的代表人物〔3〕(P.87)。萨维尼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则区别说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法则区别说对法则所作的人法、物法、混合法的划分“是不完全的和模糊的，通常对于构成我们这一部分的研究基础是毫无作用的。”他还说：“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规则（指法则区别说）已经被接受为一个习惯法规则。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学者们在最近的时期都利用人法、物法、混合法这些术语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是，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些术语时，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涵义和规则，因而这种论断所剩下的真实性的内容也就被认为是不太重要的。 ”〔10〕(P.68)笔者认为法则区别说主要缺陷在于：首先，借助于词语分析方法建构的关于人法、物法、混合法的区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虚拟的区分，缺乏客观真实性，贝特朗•达让特雷甚至认为：“这样思想和这样教导儿童们，真的，儿童们也会觉得可耻的。”〔8〕(P.48)其次， 对于复杂多样的法则仅作人法、物法、混合法的区分，无疑是一种相当初略的理论归纳，在许多法则的归属问题上分歧很大，使国际私法难以建立起严谨周密的逻辑体系，这反映了一门学科的不成熟。再次，法则区别说学者将研究精力集中在对法则性质的区分上，忽视了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打上了古典自然法哲学时代盛行的思维方法的烙印。其实，法律关系与法则相比处于更为基础性的地位。最后，古典自然法哲学在19世纪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给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法则区别说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萨维尼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作为历史法学派巨子，他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其基本法哲学立场虽是保守的，但他却创立了一个开放的国际私法体系。（注：关于这对矛盾的解说，请参看李双元、吕国民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9年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体现的历史法学派巨子为何成为国际私法的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鼓吹者？——萨维尼的法学实践中这一矛盾现象的透视》。）在国际私法上他否定了荷兰法则区别说所持的特殊主义——国家主义立场，重新回到了巴托鲁斯以来的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立场。他主张：“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各国在处理案件时最好采取互惠原则，并坚持市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平等原则，这一平等原则的充分发挥……对于存在法律冲突的案件，不管它是在这一国家还是在那一国家提起，其判决结果都应该一样。”〔10〕(P.14)他认为对于每一种法律关系应适用其本座所在地的法律。他将法律关系进行了分类，即身份法、物法、债法、继承法、家庭法（家庭法又区分为婚姻、父权、监护），并且对本座进行了归纳，即法律关系所涉及的人的住所、法律关系的标的物所在地、法律行为实施地、法院所在地〔10〕( P.66)。萨维尼的理论开创了一条法律选择的崭新道路，奠定了近、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法律关系法律，从而使国际私法的立法成为可能和需要。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一个反对前几个世纪形成的各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实证主义运动。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先验的思辩，并力图将自己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产生是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结果，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问世也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资产阶级正由一个革命的阶级变为一个保守的阶级，自然法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统治的武器，将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身，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同时19世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民主、人权、法治理念需要法典化、具体化，这就必须依靠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实实在在分析，对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结构进行合乎逻辑的塑造。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于是应运而生，这一学派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只要法的逻辑把握，不要法的价值判断；只要法官绝对忠诚于法律，不要法官的内心信念〔6〕(P.81)。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产生和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出现为理论背景，19世纪中叶国际私法从“法理学和科学的国际私法”阶段进入到“立法的国际私法”阶段。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也出现了两次高潮〔11〕( P.48)，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 世纪中叶， 其中1856 年《希腊民法》、1865年《意大利民法》、1868年《葡萄牙民法》中都含有冲突法的规定，另外1854年苏黎世国际私法立法、1863年萨克森王国国际私法立法也颇为引人注目。1865年《意大利民法》大量采用双边冲突规范、1854年苏黎世国际私法立法的起草人布伦茨基更是直接受到萨维尼学说的影响〔12〕(P.109)。而国际私法的第一次国际立法高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随着各国法律体系的初步完善，立法技术的趋于成熟，因各国法律歧异而给国际民商事交流带来的不便也在加剧，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包括冲突法、 实体法、 程序法的统一）提上了日程。 其中1893年召开的第一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26年成立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888年召开的蒙得维的亚会议、1926年召开的泛美会议都为国际私法的统一化作出了贡献〔12〕(P.149)。 国际私法的第一次国内立法高潮和国际立法高潮的出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过于强调法律规范构造的特点，反映在国际私法上表现为国际私法立法旨在建构一种构造简单、规定明确、稳定性强的冲突规范体系。这种体系因其日显机械、僵硬而为20世纪学者所诟病。三、法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国际私法研究的可能性法社会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6〕(P.107)。自19世纪中叶以来， 我们所进行的法律冲突研究都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或方法指导下进行的。但任何一种法律冲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冲突。拓宽解决法律冲突的思路，寻求解决法律冲突的新方法，并进而从终极意义上消除法律冲突，法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子。它要求我们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或方法，从 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习俗、传统等多个角度或层次对各国法律冲突的文化背景、形成机制、发展趋向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周全地考察、调查、分析和论证。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如下：1.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对象为法律规范，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与法律有关的行为〔13〕(P.196)。2.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法，强调从法律规范到法律规范的逻辑推导，法社会学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习俗、传统等诸多因素与法律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运用的主要是归纳法。3.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以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制度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法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点是法律与社会的互动。4.法律实证主义采用“应当”的陈述，即法律规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法社会学采用“是”的陈述，即它关心的是人们与法律有关的行为事实上“是”怎么样的〔13〕(P.184)。 （注：这里应将法律实证主义的“应当”行为模式与自然法中的“应当”价值追求区别开来，法律实证主义不考虑法律自身的价值问题，比如法律的“善”、“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冲突法危机”，是以美国学者对传统的冲突规范的彻底否认和抛弃为主要标志的，其实质是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展开的一场批判运动。美国学者布莱勒德•柯里指出：“没有冲突规范我们还好些，即使在涉外案件中，人们总是希望适用法院地法的有关规则。”〔14〕(P.16)在柯里看来，法院地国在推行其法律中的政策时有其“政府利益”。冯•梅伦和特劳特曼的“功能分析说”，罗伯特•莱弗拉尔的“价值定向法”，凯弗斯的“结果选择法”都是主张不使用传统的冲突规范而直接就有关国家的实体法律进行选择〔14〕(P.15)。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长期停留在理论研究状态，这一方面因为国际私法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部门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冲突法立法的极为不足（《民法通则》只有9条冲突规范）。 （注：参见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至第150条之规定。）近几年，我们在国际私法研究中引入了实证分析法，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注：参见肖永平著：《中国冲突立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谭岳奇：《中国冲突法之不足与立法克服——肖永平新著〈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评介》，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越来越感到只停留在冲突规范的实证分析阶段，便无法深入认识法律冲突的发生机制、文化成因等深层问题，进而无法为实体法律冲突的解决提供新的研究路径，这也是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长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国际私法理论认为，实体法律冲突的解决有两种方法，即用冲突规范或统一实体规范来进行调整。而这种实体法律冲突一旦进入法社会学的视野，前述解决法律冲突的实证方法的不足和无力便暴露无遗。试举例说明如下：现有15周岁的甲国女公民欲同21周岁的乙国男公民在乙国结婚，该男女均在乙国设有住所，甲国的法定婚龄为14周岁，乙国的法定婚龄为20周岁。达到法定婚龄才能结婚是结婚的实质要件要求，两国法律在这一具体的涉外婚姻关系中显然发生了冲突，运用冲突规范解决这种法律冲突的具体方法有〔9〕(P.326)：1.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其中包括适用当事人各自的住所地法、适用当事人共同的住所地法、适用当事人各自的国籍国法、适用当事人共同的国籍国法。2.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但结合该案具体情况，只有当乙国国际私法规定为“适用当事人各自的国籍国法”时，该男女才能在乙国结婚。当乙国国际私法规定为其他内容时，该男女不能在乙国结婚。原因在于甲国的法定婚龄大大低于乙国的法定婚龄。乙国的婚姻登记员或法官即便内心希望真心相爱的该对男女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会束手无策而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似乎缺乏可以救济的具体制度。（注：有人可能提出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理论可以进行救济，但这一理论旨在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在本案中乙国欲使该男女合法缔结婚姻，必须排除本国法的适用，所以公共秩序理论并无用武之地。）在这一案例中，人们看到的是法律冲突中当事人的无助和司法者的无力。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考到此也就终结了。而法社会学的思考才开始。上述案例让我们看到由于两国法律的歧异所造成的法律冲突，给国际民商事交 流带来的不便和障碍。显然，甲国的法定婚龄偏低，而乙国的法定婚龄较高。要试图探讨解决两国法定婚龄冲突的可能出现，必须着力去调查、分析和研究早婚制度在甲国得以确立的原因、现状和发展走势，其中包括进行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经常采用的田野调查方法。苏力曾对中国古代的早婚制度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说，即早婚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伴随的诸多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是为了回应人类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繁衍生存问题〔15〕。中国古代的法定婚龄，大致男为20岁，女为15岁，或更早〔16〕(P.125)。而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家谱研究，在1400—190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约在35—40岁之间波动〔17〕(P.152—156)。由于人们的普遍寿命偏低，为了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必须早婚。而这是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匮乏造成的。早婚制度既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孟德斯鸠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18〕(P.7)婚姻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事制度，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宗教、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上面假想案例相联系，如果甲国的法定婚龄偏低是由于该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普遍寿命偏低所造成的，那么其法定婚龄偏低具有合理性而将长期存在。从上面分析来看，两国公民通婚的障碍是甲国公民适用乙国法律的婚龄规定与乙国公民结婚。考虑到便于两国公民通婚的需要，这一法律冲突的解决应由乙国单独立法或两国订立双边条约，规定甲乙两国公民通婚，结婚的实质要件适用各自的本国法。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了两国婚姻立法政策的理性协调，如甲国婚姻立法政策旨在种族延续，而乙国婚姻立法政策意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或节育等，这一法律冲突的解决过程实际上是甲国婚姻立法政策接纳了乙国婚姻立法政策。另一方面，如果甲国的法定婚龄偏低是由于该国的宗教、风俗、习惯等因素所造成，即人们的情感、心理、生理等个体原因导致。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便于两国公民通婚，两国可以缔结双边条约，规定两国公民通婚的具体年龄界限，如18岁。即用统一实体法的方法来解决法律冲突。应该充分估计到，这种方法运用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婚姻既是一种法律制度，又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统一起来殊为不易。目前，世界各国在商事法律或与商事法律有关的有限法律领域的法律冲突呈逐步减少的趋势。国际社会在国际货物买卖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商事法律领域制订了相关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其原因在于这些商事法律是现代国际贸易运作的法律基础，直接的经济利益是推动它们走向统一的强大驱动力，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人们在20世纪目睹的是一幅某些商事法律制度顽强地穿透各民族的传统、风俗、宗教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保护层而走向统一的图景。比较而言，在大多数民事领域中，诸如婚姻、家庭、继承等诸多法律制度中，法律冲突减少的迹象并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领域与经济联系不甚紧密，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民族文化传统有较密切联系，而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因此，这些民事领域法律冲突的解决仍主要依靠冲突规范。我们认为，法律多元预示着世界各国法律的发展不仅有趋同，也有趋异，即趋向于更加多样化。这意味着法律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协调和处理法律冲突不仅要从冲突规范和统一实体规范角度进行技术思考，更要深入、细致地进入各国法律的原生环境去认识它们。“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9〕，法律冲突不会自动消解，这将导致作为实证意义上的冲突法理论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诱人的学术潜力。因此，对法律冲突的理论研究如囿于实证的方法，就难以解决法律冲突的富有洞见的新方法，法社会学理论或方法为深入思考法律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颇为有力、富有创意的研究路子。例如，在国际私法理论中，为了对各国法律制度进行“定性”（或称为“识别”），德国学者拉贝尔和英国学者贝克特、戚希尔提出了分析法学与比较法学〔7〕(P.110)。他们主张，这种定性应依比较法研究形成的共同概念进行，因为冲突规范是使法官得就涉及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问题应适用何国实体法作出选择，故必须依相关法律制度对冲突规范所涉及的事实构成的性质的共同认识来作出定性。拉贝尔指出 ，国际私法不仅与特定国家的实体法相联系，而且与所有国家的实体法联系。因此，它的概念构成完全应该独立于特定国家的实体法而具有普遍性，对冲突规范的定性应依比较法进行。反对者认为，上述观点不现实。因为各国法律极为不同，能够建立在分析法或比较法基础上的共同概念是极少的。而且，这样定性会大大增加法官的负担，难以做到。有时即令揭示出有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差异，也难以解决。我们认为，定性上的分析法学与比较法说开拓了以比较方法研究法律冲突的新视野，但仍然没有打破分析实证主义的桎梏，也没有跳出从法律规范到法律规范的老套路，而且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的差异有时必须透过法律规范表面，深入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才能进行比较。德国学者Neubaus于1962 年对定性问题提出了“功能定性说”〔20〕(P.88)，传统的对法律关系定性的方法都是从“法律结构上的定性”入手，他主张用“功能定性”取代。所谓“功能定性”是指按各个制度在法律生活中的功能来定性。例如，对于后死配偶的财产请求权，在国际私法上用结构定性法，将其视为“夫妻财产法上的请求权”或“继承法上的请求权”，但它显然忽视了后死配偶财产请求权的目的。因为不论是哪种请求权，其目的相同，无非是要使后死配偶得到应有的财产，使之生活不致发生困难。既然两种请求权具有同种目的、相同的功能，不如将“财产法上的请求权”的行使限制在配偶双方生存时的财产关系上，而在一方死亡后，即应适用“继承法上的请求权”，也就是适用死亡配偶死亡时的本国法。从方法论上看，Neubaus 就是为了消除各国法律概念的歧异而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便而提出的一种构想，在其所举例子中，我们看到采用功能定性法确实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律冲突的作用。但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有在所涉概念可以进行功能比较、功能区分时才有意义。而大多数存在法律冲突的法律概念不能进行类似的功能比较、功能区分。在法律多元时代，研究法律冲突既不是要“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要“东风压倒西风”。我们要打破以西方法为中心和参照系来分析和认知非西方法的偏见。这种研究范式在今天的比较法学领域俯拾皆是。用法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法律冲突，首先要确立基本的分析工具。这是日本学者Masaji Chiba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他针对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提出包含五个分析变量的概念框架，以期适用于根本不同的法律文化的比较性观察和分析，这五个变量是：官方法、竞争性法、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个人选择的社会评价〔21〕(P.128)。他针对各国法律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三重二分法， 即官方法对非官方法、法律规则对法律原理、固有法对移植法。这是对一个民族运作的法律整体结构作精确观察和分析的有益工具〔21〕(P.180)。我们设想构建一套基本概念作为分析西方和非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论前提，以将各国复杂的法律制度进行分解，达到比较的目的，然后再进一步思考消除各国法律冲突的途径。由于当前世界各国法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给基本概念的提炼增加了很大难度。霍贝尔在分析初民社会法律制度时，曾创造性地借用了霍菲尔德的概念体系〔22〕。霍菲尔德的理论前提是，所有法律关系皆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所谓法律问题，即两人之间关于物之关系问题，此问题仅存在于有关人之间的关系中。由此关系论出发，霍菲尔德提炼出八个基本概念，并以之组成四组对应关系： 甲方 乙方 请求权 义务 特许权 无请求权 权能 责任 豁免权 无权能请求权指甲得要求乙以特定方式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则指乙以特定方式为或不为有关甲之行为。特许权与无请求权之关系指甲拥有某种有关乙之行为自由，乙不得干涉之。权能指甲得依其意愿建立一影响乙之新法律关系，责任表示乙受甲之行为及其结果之约束。豁免权指甲得无视乙之想要与之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之行为，无权能指乙的这种行为无强制力的情形。上述概念的优点，正如霍贝尔指出的，在于将一种复杂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明晰地分解成其基本组成部分，这样便能够避免由于使用含义宽泛乃至大而不当的术语必定带来的混乱和各种无益的争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有助于人们用更加准确和明晰的方式将问题阐述清楚。比如，通过运用这套概念，所有权不再被简单定义为对物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绝对排他的权利。而被视为一系列有关某物非常复杂之法律权利综合体，“它不仅是由一套数量不定的在严格意义上的权利，或针对一批负有相应义务的 数量不定的人的请求权所组成，而且也由一系列数量不定且为数众多的特许权、权能和豁免权所组成。 ”〔22 〕( P.61)霍贝尔运用于初民社会法律关系的这些概念，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我们在此不准备贸然列出一个基本概念的名单。我们的初步想法是这些基本概念应该是在深入了解各民族、国家、地区人们的法律文化后提出来的，它们是构建现存各种法律制度的最基本元素，它们应当着重于表达事物的客观情态（如物之归属，行为之因果关系等）。然后我们进一步构想法律冲突的实证解决。首先，从国际立法来看，通过国际条约的造法活动应当是以基本概念为依托的“中立”立法，增强国际条约与各国法律制度的兼容性，避免国际法律制度成为西方法律制度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其次，在某些争议解决程序中，有关人员应尽可能摆脱各种地域法律的约束，而使用基本概念，如当前国际商事仲裁中出现的友好仲裁便是根据“公平、善意”等一般法律概念进行的；再次，改革传统的冲突法学研究模式，研究法律冲突的学者应深入探讨各国具体法律规范发生冲突的文化成因，并加以归纳和总结。行文至此，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对法律冲突的理论思考远未终结，相反，我们仅仅只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广东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1)2002年度学术年会论文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张志兵“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一、 反倾销的立法概述（一） 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 《Carlisle I 草案 》。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 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自1994 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 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 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 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二、 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 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 、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 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 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 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 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 、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三、 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 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 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1）、合格的诉讼主体。 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 “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 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四、基本认识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 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 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注释：① 徐为人，黄勇，《谁是反倾销的真正赢家》，《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3月。② 林洪 ，《论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国际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页。③ 刘静，《欧盟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法律适用》， 2001年8月， 总185期。④ 郭寿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立法的有关解释》，《法学家》，2001年第2期。⑤ 梁西主编，《国际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修订版， 第23页。⑥ 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法律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第19页。⑦ 倪正茂 ，《国际规则 入世后的中国法律对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第192页。⑧ 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年第3期。[作者简介]张志兵，男，湖南涟源人，法律硕士，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1995年开始律师执业，发表法学论文多篇。联系地址：（510610）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5401德赛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020-38771000 13926086122 传真：38771698
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带动了国际商事活动蓬勃迅猛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国高校培养既懂国际商事活动又能运用国际商事法律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因此，符合这一要求的国际商法课程日益受到重视，在法学专业、国贸专业都相继开设，甚至发展成为国贸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然而，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法律课程，其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与法学专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要根据国贸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培养目标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明确国际贸易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目标：
所谓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主体预先确定的，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所要达到的教学结果。任何教学活动均要围绕教学目标展开。①教学目标应该和专业培养目标相匹配。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专业型的法律人才。既包括适合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服务和企业法律实务等工作所需要的应用型法学专业人才又包括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因此，《国际商法》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只是一门学科而已，学习只是为了以后面对国际商事活动时，能够较快的进行法律事务的处理。但是国贸专业不同，国贸专业培养的结合贸易、法律、外语知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那么，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来说，国际商法是为了使他们懂得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加强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为工作中订立外贸合同、预防和解决国际商事贸易活动出现的纠纷奠定基础，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的主要教学内容：
对于国贸专业的学生来说，《国际商法》是让他们了解掌握规范国际商事主体及国际商事交往过程的各类法律。因此，只要是与国际商事主体、国际商事交往有关的的法律似乎尽可囊括，而不必拘于其法学部门的归属。从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国际商法教材看来通常包括商事主体法、合同法、买卖法、产品责任法、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国际贸易结算与支付法律、国际商事仲裁法。不过，国际商法内容很多，但往往课时有限，在各类高校32-74个学时不等。如何使得学时和学习内容平衡，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突出实用性。国贸专业中专门开设有国贸实务、运输、保险、国际结算等等课程，这些课程的一些内容和国际商法的内容是相重合的，这时候我们应该突出国际商法独有应用和实用性强的内容进行讲授。如《商事组织法》、《合同法》、《法》、《产品责任法》等等。
三、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教学方法的使用：
(一)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将学生引入教育实践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研究等形式，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分析和交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提高学生面对复杂教育情况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式。1②法律课程的学习，有很大一个作用是为了解决纠纷。案例教学法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能使得案例教学法成功呢?第一，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选典型性和时效性近的案例---在有限的可是和浩瀚的国际商法内容中选取符合具有典型性的综合性案例，激起学生参与、讨论、调查、解决问题的兴趣。社会在不停的发展，我们要注意选取新案例，不能选取早已经过时的案例。第二，案例准备阶段有的国际商法案例较为复杂，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标的、经济贸易关系，可能相关的知识面太广，为了不耽误课时，加大学生的参与面，在课前可以讲案例的相关资料发给学生，让学生查找案例的相关资料、课前讨论和思考。第三，课堂教学阶段，注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做好引导工作。在学生案例分析的过程中，突出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直接讲授法。国际商法课程中，依然还是有一些涉及概念、原则的理论性内容。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课程内容都能找到具体适用的案例。所以传统的直接讲授法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例如国际商法的概念，发展历史，这些采用直接讲授的方法更能理解和掌握。只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参与和理解，在讲授时要采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适当的结合一些小的例子和习题加深以便学生掌握。
(三)情境教学法。现在国家支持人们创业，国贸专业要培养创业应用型人才。国际商法课程要注重法律知识的应用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应充分使用情景教学法。如何使得学生对国际商法的内容不觉得枯燥，不是死板的条文，在内容传授上引入情景教学法。比如在商事组织法中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公司的注册内容的讲授上，我会带领他们实际模拟操作注册程序。在学习合同法时，我会将学生分为买卖双方，谈判和签订正式的外贸合同，让他们去解决谈判中的纠纷。在讲产品责任法的时候，会引导他们如何进行产品商标的注册，自身权利的保护等等。通过这些情景教学法的使用，使得学生实践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也使得国际商法的书面知识牢牢掌握。
(四)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法学专业教育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我们在国贸专业学生授课过程中使用也是非常适合的。通过学生对法庭审判、仲裁案件的全过程全真模拟，能够形象、直白的了解法律程序的相关知识。在对理论知识掌握的同时，学生以扮演法官、仲裁员、人、原告、被告的方式，对不同群体的自我权利保护有深刻的认知与体会。通过国际贸易交易过程的模拟，学生通过对进出口企业外贸合同谈判和订立的，处理外贸的纠纷的谈判的演练，能够对国际商法中合同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比较学习法。国际商法涉及到世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了更好的完成相关知识的学习，比较学习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如在两大法系知识的传授时，可以结合中国大陆法系的法律现象和中国香港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能够使得学生对两大法系的异同有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在对公司法、合同法知识的讲授时，可以列举一个小案例，引导学生去分析同一案例在中国、英美、国际条约等的法律规定是否相同，分析各自体系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劣。在使用比较学习的教学方式时，要注重学生用该种方式归纳、思考总结知识点。
(六)现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教师可以通过中国大学城、微课等校园现代化的管理平台，将课程简介、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习题、案例、作业等教学资源上网，方便学生查阅、学习、检测，同时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实现开放性教学。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解决了传统黑板粉笔教学单一的教学方式。多媒体具有信息量大、美观性、实用性等特点。在上课过程中，多媒体教学内容是教师备课时已经写好的内容，不需要像传统的黑板写字，学生在课堂内可以吸取更多的知识，同时，音乐、图案等多种因素的穿插，使得学生在观看多媒体学习时兴趣高昂，参与度更好。
四、总结
除了上述研究外，日本学者还专门对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国际司法判例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祖川武夫等编的《日本法院的国际法判例》（三省堂 1990年）就集中收录了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与国际法有关的判例。为加强对日本的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日本学者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国际法判例研究会”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仅经常在日本国际法学会主编的：《国际法外交杂志》上发表总题为《日本的国际法判例》的系列文章，而且还建立有专门网站，他们的研究成果。另外，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的国际法判例，日本学者还将日本国内法院判决的与国际法有关的案例收集起来，以英文出版：Shigeru Oda & Hisashi Owada (eds.), The Practice of Japa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61-1970,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2Shigeru Oda & Hisashi Owada (eds.), The Practice of Japa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71-1975 ,Nijhoff, 1993四 工具书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方面的工具书可以分为国际条约集、国际法资料集、国际法辅助图书及辞典等。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习惯法典化步伐的加快，在整个国际法中，作为成文法的国际条约开始占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调整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法规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国与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以条约形式确认下来，多边国际条约和双边国际条约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许多国际习惯法也都编入各种条约。这样，条约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和依据。学习国际法，也就自然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条约。为此，日本出版了几种用于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条约集，法学专业的学生上国际法时，常常与教材配套使用。其中山本草二等编的《国际条约集》（有斐阁），因其几乎全文收录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而受到大多数读者的青睐，该条约集现在几乎每年重版。田 茂二郎等编的《Basic 条约集》（东信堂 1997年）除了收录有条约外，还收录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和日本相关的一些国内法，颇具特色。小田滋等编的《条约集解说》（三省堂）因附录了条约和国际法用语的解说，以及国际法院判例的概述和一些相关图表，截止1997年第7版已正是发行了。池田文雄等编的《主要条约集》（邦光堂）也因附录了条约当事国一览表而受到读者喜爱，截止1994年第2次改订版也已正式出版发行。除一般的条约集外，日本还编辑出版有各种专题性条约集。如：高野雄一等编的《国际经济条约集》（有斐阁 1983年）、香西茂等编的《国际组织条约·资料集》（东信堂 1986年）、藤田久一等编的《裁军条约·资料集（第2版）》（有信堂 1997年）、地球环境法研究会编的《地球环境条约集（第2版）》（中央法规出版 1995年）、国际女性法研究会编的《国际女性条约·资料集》（东信堂 1993年）和田田茂二郎等编的《国际人权条约·宣言集（第2版）》（东信堂 1994年）等。在美国等国的法学院，有一种被称作是casebook的资料集，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与教材配套使用。1990年以来，美国出版的这类资料集的代表有以下几种：B.E. Carte and P. R. Trimble, International Law, Little, Brown and Co., 1991 D.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Sweet and Maxwell, 1991L. Henkin, R. Pugh, O. Schachter and H. Smit,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3rd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3B.H. Weston, R.A. Falk and A.A. D’Ama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rder: A Problem-Oriented Coursebook, 2nd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0日本起初直接借用这 些资料集辅助教学，后来自己也编辑出版这样的资料集。这些资料集大多按照国际法的体例，将相关的判例、相关的学术论文精华和有关条约的条文，一并收录其中，对学生加深对国际法的理解很有帮助。但由于这种资料集涉及到大量的著作权问题，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现在已正式出版的这类资料集以东京大学教授大沼保昭编的《用资料解读国际法》（东信堂 1996年）为其代表。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