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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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价值链竞争优势链式营销
1中小企业面临的贷款困境催生链式金融营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对资金的需求日趋旺盛，在现行融资格局下，银行贷款本应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但广大的中小企业向银行要求贷款的难度却相当大，信贷资金对中小企业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卖方市场”。当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虽有所增长，但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仍不对称，跟不上其发展步伐。从贷款的地区结构来看，新增贷款进一步向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县及县级以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呈萎缩态势，而这些地区虽然承贷能力弱，但贷款难的呼声最为强烈，资金筹措困难仍是这些地区和企业发展中的首要问题。在信贷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但国有商业银行(除农行外)，大面积、大踏步地“退出”县级市场，导致资金向大城市集中而遍布于中小城市的中小企业融资更难，县域经济发展很受影响。多年来商业银行由于受传统经营理念、信贷机制及资本充足率监管等方面制约并未对他们予以太大的关注，忽视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为银行带来的未来收益。在目前对大型优质企业的争夺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而且供求关系、经营要求发生根本变化的新环境、新形势下，这无疑也是一块值得拓展、应该拓展的待开发、有潜力的市场。出于拓展新的利润空间的考虑和国家政策的引导，目前国内各主要银行都根据自身优势展开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营销，当中基于价值最大化的链式金融营销是最具代表性的链式创新营销方式。
2银行价值链的解构
价值链概念是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为了更好地分析企业竞争优势而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企业都是进行设计、生产、营销、进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一条价值链（ValueChain）来表示。价值链管理作为一种基于建立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新型管理模式，其本质是不断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价值链管理引入我国银行业只是近几年的事，随着市场供求主体关系转变，由20世纪70年代的“卖方市场”变为现在的“买方市场”，银行价值链管理模式也由以前的以产品为导向转变到现在以顾客为导向、以市场为中心的思路上来。这使得顾客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发生了颠倒性的提升。之前价值链开始于银行的核心能力和它的资产，然后转向要素投入定价，最后才是客户，而现代价值链就是将传统的价值链完全颠倒过来，客户变成第一个环节，后面的环节均以客户需要来驱使。
根据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给出的一般企业的基本价值链，结合银行自身特点，在此构建银行基本价值链（如图1）。银行是链条式的服务行业。银行与客户直接构成价值链关系，客户价值关系的总和构成银行的价值基础，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形成一个内部价值链条，与外部价值链条共同构成了银行价值链。因此，对于银行来说，价值链管理思想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缩短银行与客户的价值链条，缩短内部管理链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价值。从而实现两者价值最大化的“双赢”局面。
3基于价值最大化的链式金融营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众多金融企业由于经营理念滞后、金融创新不足，正普遍处于经营模式、产品服务严重同质化的低层次竞争当中，对许多银行而言，追求“差异化”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而“成本领先”又常常伴随着服务水平、客户价值和效益水平的下降。诸多银行正面临着进行价值创新、选择竞争战略、转变经营模式、形成竞争优势的瓶颈，并对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获利的持续增长充满渴望。
由于现代价值链将客户置于链条的第一环节，这就要求管理者要将主要视线从市场的供给方（自身或同行）转移到需求方（客户），对供需双方的价值元素进行重新考量、筛选和排序，在价值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经营模式的革新。银行就有可能在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客户价值的过程中同时有效地实现“差异化”和“成本领先”，进而实现综合盈利能力的增强和获利的持续增长，并逐步形成持久竞争优势。
对于客户来说，获取金融服务的价值X在于效用Q和价格P的权衡，而客户之所以最终会接受这种服务，原因在于客户感知至少物有所值，即X＝Q－P≥0。对于银行来说，提供金融服务的价值在于价格P和成本Z的权衡。银行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之所以能推出这种服务，必然是能从这种服务交易中获取价值Y的，即Y＝P－Z≥0。此时客户价值和银行价值之和为：X＋Y＝Q－Z，这个表达式清晰地揭示了波特的三种基本战略的大统一，即在细分市场的某一“集中目标”下，同时实现“差异化”和“成本领先”双赢局面。这也是银行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本质源泉。“当一个企业的行动对自身的成本结构和买方价值都产生积极影响时，价值创新就在这个交汇区域得到实现。企业通过剔除和减少一些竞争元素节省了成本，又通过增加和创新新的竞争元素提升了买方价值。随着时间的延续，优越的价值带来更多的增长，而规模经济也将促成成本的进一步降低。”至于银行和客户如何分配这一综合价值（Q－Z），就取决于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后确定的价格P。以目前情况看，决定两者利益分配比例的定价机制控制权掌握在银行手中（一些大客户也具备一定讨价还价能力），这无形中也为银行的经营策略带来一定自由发挥空间，尽管商业银行的定价空间在利率和费率方面受到央行政策的很大制约。同时也应注意到综合价值（Q－Z）是一个动态概念，其中Q即客户的感知利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Z即金融服务成本也会随着银行成本结构变动而变动。因此作为商业银行不但需要最大化MAX（Q－Z），更需要通过采取行动来创造持续的MAX（Q－Z），最终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那么所谓的行动来自何处呢？其行动依据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基本工具使我们达到以上目的？答案就是银行价值链(包括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值链)。价值链是判定竞争优势并发现一些方法以创造竞争和维持竞争优势的一项基本工具。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融服务成本Z的形成始于客户需求而定于银行内部价值链（卖方价值链）；客户感知利益Q源于银行与客户接触的外部价值链（买方价值链）。因此，如何通过最优化和协调一致来整合银行价值链以进行价值创新，将是银行构筑持久竞争力的必经途径。下面将结合国内某银行在面向中小企业信贷方面，基于价值创新的链式金融营销实践，来具体说明通过价值链来提升银行在领域内竞争力的思路与方法。
4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链式金融营销实践及效果
4.1链式金融营销策略
链式金融营销正是将效用、价格、成本活动协调一致的价值创新战略。链式营销通过在对客户价值的驱动要素和结构的研究基础上，来对内外部价值链的重新整合，即经营方式的改变和革新，业务流程的改造，使在银行本身改善、优化成本结构的同时，也使客户价值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最终实现双方的价值最大化。
某行面向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方面的思路为：通过对顾客价值的关注、通过产品服务的优化创新、业务流程的革新再造，在为客户实现价值创新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其链式金融营销是基于价值创新的一种全新经营模式，即在充分关注客户的需求特点和经营特点在创新服务方式、革新业务流程的同时，结合该行在大客户、大项目方面的客户优势，以企业的资金流、物流为主要跟踪链条，深度拓展现有优质客户、大型客户及其上下游企业的业务（潜在）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业务（潜在）需求，以产业链条中的核心大客户为突破口，围绕大客户展开链式营销；以企业的资金流、物流为主要跟踪链条，顺藤摸瓜，顺势营销同一产业链条中的优质中小企业。在此思路下，该行推出了“弘业产品系列”，包括5大类、28个具体品种，其中既有创新型产品，也有改进型产品，以力求为中小企业提供包括本外币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融资、本外币结算和企业理财等在内的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所推出的系列产品都注重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同时各产品各具特色、服务日趋人性化，不但解决了企业融资门槛问题，而且考虑了企业发展各阶段的潜在需求。这表明银行越来越注重自身内部价值链与客户价值链的接洽与整合了。笔者认为这种链式创新背后的理念还是来自上面所说的“MAX（X＋Y）＝MAX（Q－Z）”模型，如何通过最优化和协调一致来整合银行价值链以进行价值创新，通过整合买方价值链来提高客户感知利益Q，同时通过整合内部价值链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Z，最终达到双方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从而实现双盈，将是银行构筑持久竞争力的必经途径。
4.2链式金融营销效果分析
这里以该银行某省分行在某市的实施效果为例。
截至2006年10月，某市共有各类民营企业20.1万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9.3％。2006年1～11月，全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完成产值1763.5亿元，增长30.1%，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5.3%，民营企业在全市企业中所占比重由2003年同期的41.5%、2004年的50.5%上升到目前的55.6%。
2006年2月，某市分行在全系统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小企业贷款开办宣传仪式，标志着某分行小企业贷款的正式开办。该行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制定营销方案和措施，加强培训，全力以赴营销小企业贷款，取得良好成效。据统计，截至2006年12月29日，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203笔，共18亿元。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不仅能增加该行的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一年将超过500万元），而且对该行其他业务的发展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深度挖掘企业需求，以点带面，营销存款、中间业务、结算业务、国际业务，成效明显。提高了企业对该行的依存度和综合贡献度，同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增加三个百分点。如果明年贷款投放量继续增加，将对该市的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对银行、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综上所述，这种链式金融营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以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将银行内外各因素以及与企业相关的内外各利益主体的价值活动全部纳入银行管理的范畴，全面提高股东价值、员工价值、顾客价值和社会价值，最终追求各方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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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危机的一般特点危机是指任何可能危及社会及组织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利益、管理者无法预料但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回应和处理的突发性事件。它具有下列一般特征：①破坏性：对社会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②突发性：不确定性，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③紧迫性：应对和处理行为具有很强的时间限制。④公众性：影响公众的利益、公众高度关注。
1.2金融品牌危机的特征对金融企业而言，品牌危机主要是指由于金融企业经营或品牌管理中的失误，或者由于客户与金融企业之间对金融产品、服务或者事件的认知不同、相互沟通不够，从而导致其产生激烈行为，并在短时间内波及社会公众、进而严重影响金融企业品牌价值的事件状态。
金融企业品牌危机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对于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引发客户不信任和不选用，会造成金融企业类似业务营业额的大幅下滑，对金融企业的声誉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另一类是非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客户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主要是金融企业内部某方面失误引起的经营危机和困难，如法律诉讼、人动等，这些问题逐渐向外传递，会造成客户对金融企业的不信任。
金融品牌危机一般具有三个特点：
1.2.1突发性，往往是由于金融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被曝光，或者客户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质量不满无法宣泄而突然爆发。
1.2.2动态性和扩散性，品牌危机会随着金融企业对有关事件处理的正确和及时与否而减轻或加重，而且任何一个危机在没有彻底解决之前，都有可能产生扩散效应。
1.2.3破坏性，品牌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降低公众的品牌忠诚度，品牌价值在短期内会明显受损。
2树立危机意识
只有强化企业自身的危机意识，才能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危机管理工作。企业要加强品牌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中以及金融全球化中金融企业面对的内外经营环境是瞬息万变的，由内外因素导致的企业危机难以避免，必须通过有效的品牌危机防范机制加以预测、预防、化解或尽可能减少其损失。树立危机意识最关键的在于及时识别危机的前兆。在日常品牌管理中，对可能引起金融品牌危机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理和识别，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日常性监测。同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类和分析，正确判断、评估危机的可能性、危机风险源头、危机征兆和危机发生之间的联系等。
3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
企业要在品牌危机管理中取得主动，反应迅速，就必须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在危机来临时尽早发现危机，以制度化的管理来对企业内部和外部可能产生的危机进行预测，增强企业的免疫力、应变力和竞争力。一套有效的危机预测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组织机构组织结构是企业品牌预警管理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和必要保证，是对品牌不安全现象进行识别、预警和控制的保障。
3.1.1预警部主要职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负责品牌资产安全状况、品牌管理安全状况、品牌环境安全状况的日常监控，识别和诊断其中易引发品牌危机的不安全现象（危机征兆），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矫正控制；二是日常活动中训练全体员工接受识别危机征兆和防止危机发生方面的知识，培养员工在危机中的心理承受能力；三是进行各种品牌危机状态的预测和模拟，设计“品牌危机管理”方案，以在特别状态中供决策层采用。
3.1.2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金融企业的董事会、总裁等组成，从战略层面把握危机的动向，对危机处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指挥各部门密切配合危机控制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的职能包括：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紧急情况下的预算审核、与政府和特别利益团体进行高层沟通、对机构投资者、媒体、消费者、员工以及其他受到影响的群体传达信息；与法律顾问沟通；跟踪公众动向；保证董事长或总裁了解事件的总体进展，启动媒体沟通程序等。它是发挥作用最大的危机管理机构，它的决策水平和预见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危机处理进程和结果。
3.1.3危机控制小组危机控制小组负责危机处理工作的实际运转，直接处理危机事件的操作层面工作，一方面向领导小组及时通报事态的进展，另一方面向联络沟通小组下达核心领导小组的决策信息。时刻保证核心领导小组清楚地知道危机情况，同时从核心领导小组那里接收战略建议，并制定危机处理的预算。
3.1.4联络沟通小组联络沟通小组负责与公众、媒体、受害者、公司成员的沟通，应确保企业用一种声音说话。任命两到三个公司发言人负责与媒体的沟通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对某个问题做出统一而前后一致的判断和解释，并且由获得授权任命的发言人来完成信息沟通的任务。
如前期浦发银行在其外汇理财产品出现“零收益”而导致客户不满，并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的处理上，就应该由品牌危机管理小组统一处理，对外保持同一声音，实施同一标准，并通过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主动化解品牌危机。而不应该政出多门，出现不同网点对部分客户补偿五花八门。例如：有的网点提出，投资者可以把理财投资的资金再续存一个月，给予其8%的年利率，即多存一个月可获得8%/12=0.66%的利息补偿；有的网点提出，给投资者3000元代金券；有的网点提出赠送投资者实物礼品。这些不统一的做法很可能会引发客户之间的攀比，使浦发银行处于更被动的地位。
3.2预警信息系统通过网络评价品牌的安全状态、监测影响品牌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以及品牌的不安全现象，并对其进行识别、诊断、评价，设计出预警信号输出系统。
如本次金融危机开始时信息不透明,给许多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带来负面影响。如今，美国政府对十大金融机构展开压力测试，将金融机构的真实现状公之于众,，使人们对这些金融机构重拾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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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工程的含义及其基本组成
金融工程(FinacialEngineering)现在有关文献中，但直到80年代后几年，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李兰德和鲁宾斯但才开始讨论。‘金融工程新科学”。1988年，美国金融学教授费纳蒂(Finnerty)的背景下首次给出了金融工程的正式定义，即“金融工程包括新型金融工具与方法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为金融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一般说来，金融工程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金融工程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P／L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而广义的金融工程则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
金融工程是金融业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提高自身效率的自然结果，其原因在于金融工程的应用范围来自于金融实践且全部应用于金融实践。概括他说，金融工程应用于三大领域：一是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与开发，二是新型金融手段和设施的开发，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挖掘盈利潜力和规避金融管制，三是为了解决某些金融问题，或实现特定的财务绎营目标制定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金融工程的组件是各种现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再复杂的金融产品和工具，都可以分解成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如果把传统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及其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期货、调期、期权等）比作建筑房屋用的基础材料的活，那么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就是这些简单基础材料组建的楼房和大厦。不同的结构组合就会形成结构造型卞同的高楼大厦。目前金融创新产品已达3200多种，名义价值达18万亿美元。目前已成熟的金融产品大体可分为股权类、债务类、衍生类和合成类四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大量涌现的衍生证券工具。合成类金融产品是一种跨越了利率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两个以上市场的产品。证券存托凭证（DR）、股指期货等均属此类。基本的金融手段则包括：电子化证券交易、证券的私募与公开上市、存架登记、电子资金划拨等，这些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金融工程的运作具有规范化的程序：诊断——分析——开发——定价——交付使用，基本过程程序化。其中从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产品的性能目标确定，方案的优化设计，产品的开发，定价模型的确定，仿真的模拟试验，小批量的应用和反馈修正，直到大批量的销售、推广应用，各个环节紧密有序。大部分的被创新的新金融产品，成为运用金融工程创造性解决其他相关金融财务问题的工具，即组合性产品中的基本单元。
金融工程中，其核心在于对新型金融产品或业务的开发设计，其实质在于提高企业效率，它包括：（1）新型金融工具的创造，如创造第一个零息债券，第一个互换合约等；（2）已有工具的发展应用，如把期货交易应用于新的领域，发展出众多的期权及互换的品种等；（3）把已有的金融工具和手段运用组合分解技术，复合出新的金融产品，如远期互换，期货期权，新的财务结构的构造等，其一切设计原则常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剥离与杂交。即运用尖端技术对风险和收益进行剥离、分解或杂交而创造出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如将附在国债券上的息票从本金上剥离下来单独出售，创造出SRTIPS之后又将其同掉期结合产生了SRTIPSWAP产品；（2）指数化与证券化。指数化是将一些基本的金融工具的价值同某些市场指标，如股票指数、LIBOR等挂钧，为避免市场反向变动的损失，常将其设计成期权的形式。证券化以原来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如不动产、不良债权、垃圾债券等为基础发行新的证券，如资产后备债券（AssetbackedBond）或资产掉期证券；（3）保证金机制。使交易双方违约风险下降，确保交易公平，同时使金融机构资金占用大大降低；（4）业务表外化。监管机关对商?狄凶时境渥懵实囊笫菇鹑诠こ炭⒊鲋诙嗖辉谧什赫砩戏从车囊滴褚员Vび纳谱什赫峁梗岣咝省?BR>二、金融工程与金融效享的互动机制及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推动金融工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工程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金融工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是经济、金融环境的转变，经济主体内在需求的变化，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向金融领域的渗透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深层次上看，这四方面都从本质上反映了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1．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巨大变化为金融工程提供了萌发的土壤。首先，70年代初，以固定汇率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制取而代之，再加上中东石油危机等原因，汇率、利率、股息率等一系列相关的变量处于极不稳定、难以预料的波动之中；其次，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价格的易变性由一国扩展到全球，世界金融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传统的金融商品如股票、债券、外汇等已不能有效地对付日益扩大的风险，以“避险”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大量涌现，金融工程也应运而生；再次，西方发达国家80年代以来实行的“放松管制”以及金融业务全球化又给金融工程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金融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又是相对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实质经济的全球运动，据估计，目前全世界的金融交易量大约是商品（服务）交易量的25倍。显然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
率，这就成为金融工程产生的原始推动力。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需求的加大，是金融工程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传统金融工具和方法在收益性、流动性上存在矛盾，但现实的金融企业和非金
融企业却有着以最小的成本（包括风险成本、流动性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本能要求，因而对低成本、多样化融资方式需求增加。金融工程顺应这种需求创新出了一系列金融产品，或增加流
动性、或风险管理、或增加收益性、或降低企业所有者将资产委托给经营者的成本（AgencyCost）。其中风险管理要求，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多样性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是金融工程发展的本质动因。
3·金融理论的发展是金融工程发展的理论基础。近20年来华尔街的两次革命实现了金融理论的突破。1972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题为《货币需要期货市场》的论文，为货币期货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费金·布莱克和马龙·肖在1973年提出的期权走价模型，使当年的期权交易所得以成立。80年代达莱尔·达菲等人在不完全资产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经济学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金融工程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大意义。90年代的各种金融工程理论，如资产定价模型、风险模型更是得到空前发展，客观适用性和精确性也大大提高。金融工程得以迅速发展。
4·技术进步及其向金融领域的渗透，给金融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金融变量变动加快、风险增加，对金融工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且加上以人工智能力代表的复杂计算能力的增强，使许多需要高精技术的金融创新成为运用的可能，许多理论模型获得了得以实际运用的条件，并能够模拟检验，从供给方面给予金融工程发展的技术支持。
总之，提高金融效率是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金融工程是金融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的结果。但金融工程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与功能实现。首先，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在特性上混杂、交叉，打破了银行制度的专业化分工，使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获取的收益大幅度提高。如可转换证券融合了债券与股票的特点，银行贷款也可具有证券的特性。金融机构业务进一步交叉，缩小了传统的金融专业分工界限。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商业银行，其业务范围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金融业务，使银行的组织体系发生着重大变化，推动着整个金融业向纵深方向发展壮大。其次，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金融创新开发出的种类繁多的新型金融工具，为人们的投资提供了多种选择，满足了客户对金融资产的多种需求，激发了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的内在冲动，随着金融工程的深化，金融机构服务内涵的扩大对其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可以运用金融工程，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提高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再次，金融工程使金融机构组织结构和管理素质发生变革。金融工程推动金融机构形成合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金融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90年代金融机构兼并之风使其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在完成组织机构变革之后，其功能和业务都有所增强。管理方面，金融机构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加强。最后，金融工程鼓励了竞争，促进了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金融工程的核心要素，如对金融的创新程度、技术含量的高低、信息技术的优劣以及收益／风险的配套，已成为金融机构体现其经营实力与地位的竞争热点。这种竞争性具有充分的相互替代作用。一方面促进构在资产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基础上不断创新金融工具，以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运用现代技术和先进通讯技术，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提高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一般而言，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产品总是受至“投入的制约，金融机构单纯地增力。资本或单纯增力”人员都将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口果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持，要实现持续增长是十分困难的。而金融工程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获取新的收益来源，使得金融机构的持续增长、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如，西方商业银行的表夕）业务收入已占收入的40％～60％，可见金融工程对金融机构收益增长的明显作用。
2)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首先，金融产品、业务创新极大丰富了金融市场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自6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推出第一张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至今，各种系歹！化、复合化的金融工具，如NOw。帐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自动转帐帐户、股票指数等层出不穷。这些金融工具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在合同性质、期限、支付要求、市场化能力、收益、规避风险等方面各具特点，力。快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壮大了金融市场规模，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应该为绝大多数理性投资者提供能够方便构建被他们自认为有效投资组合的机会）金融工程正是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其次，金融工程有助于金融商品的价格发现，实现金融市场均衡。根据金融工程的运作机制，如果现存金融商品的价格没有处在均衡位置，就存在着“套利机会，就必然可以通过利用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组合出新型金融工具获得无风险利润。金融工程使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微小的套利机会都会被利用。因此，不论是信息因素使金融商品价格的短期失衡，还是市场条件的根本变化导致的均衡价格移位，者。能因为金融工程师的行为促使其迅速恢复至均衡状态。再次，金融工程提高了投?谧时憷潭取＠媒鹑诠こ躺杓瓶⒊龅慕鹑谑谐∽橹问健⒆式鹆魍ㄍ绾椭Ц肚逅阆低车龋芄淮蛹际跎虾臀镏侍跫下闶谐∫螅乇鹗墙昀次拗交灰子朐冻讨斩肆灰追绞郊涌炝俗式鹆魍ㄋ俣龋剂私灰资奔浜头延茫雇度谧驶疃臃奖憧旖荩鹑谑谐⌒蚀蠓忍岣摺?nbsp;
3)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创造性地解决央行宏观调控问题，实现风险管理。央行可利用金融工程创造新型的监管调控工具。如1990年春、秋季，德国政府通过非公开销售方式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十年期债券，它实际上是标准的十年期政府债券与以其为标准的看跌期权的综合，这种特殊产品非常出色地自动实现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功能，从而大大削减了传统公开市场操作人为判断入市时机所带来的误差和交易成本。可见金融工程为新型金融监管体系、调控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金融工程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及其产品的高杠杆性和虚拟性，给金融业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金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有效利用。
三、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提高金融效率的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从封闭的财政型银行体系向开放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转变的过
程。由于长期的金融压制，使得国内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下，面对货币市场基础薄弱，资本市场极不完善，且国际国内金融风险增加、金融监管难度加大等不利因素，金融体制改革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为此，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积极有效地借鉴各种风险管理技术，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看，都具有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作用。金融工程在我国已具雏形。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有了初步发育，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认股凭证、可转换债券和国债期货曾小有规模，外汇远期和货币互换也曾小范围存在过。虽然大多数衍生品市场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先后关闭，但反映出我国对金融工程一定程度的现实需要。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一级、二级市场发展迅速，公司股票包装上市、买壳注资、企业兼并重组等活动中，系统化、工程化的策略手段己偶有使用，为大企业集团理财的财务公司也逐步成立，
应用各种金融手段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对外融资活动规模不断壮大，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等虽大多由外国著名投资银行机构运用金融工程进行策划，实际上也意味着金融工程对我国的渗透。
目前，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制约因素：
1·体制约束。金融工程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市场需求主体作支持，但由于我国的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滞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尚不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内在利益冲动有余而责任约束不足，缺乏内在的风险防范需求；金融改革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多数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缺少压力和创新的动力；此外，投资者整体素质较低。因此，风险管理市场需求主体尚未真正到位，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市场基础约束。金融工程的发展和运用，尤其是衍生工具的创新要求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现货基础。我国金融市场分割、狭小，信息成本高，股票、债券等基本金融工具规模小且不够规范，更为主要的是金融价格市场化进程太慢。目前形成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机制很不健全，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汇率已经并轨，但目前的汇率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外汇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此外，利率市场化进程举步艰难。银行存贷款利率、国债发行利率仍然由国家控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因参与对象少、交易量不大基本上体现不出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更无法成为资金市场的基准利率。
3·技术约束。尽管我国证券市场电子化程度较高，银行业务处理也普遍推行电脑化，通讯设施及技术水平部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我国国民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还远未建成和睦全，快捷、高效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进展缓慢，清算交易系统离高效、快速、准确要求甚远，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未能在金融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金融工程运用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不能满足。
4·理论制约。我国金融理论还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统计、数理分析及其它尖端前沿科学的成就尚未用于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工程尚未得到应有的先进理论支持。另外，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与调控方式亟待进一步提高，金融工程所需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的缺乏以及金融体系对外的长期封闭等因素也制约了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
推动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金融领域的效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
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金融工程，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1·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体系改革步伐，中国正值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安排、组织结构、经营机制和行为特征上是垄断化、计划化与竞争化、市场化并存，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进行金融工程建设，可以实现中国金融业效率的高速增长。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步伐，加快外资金融机构的引进，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改善金融服务水平；二是加速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完善金融调控和调控政策工具，改进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三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对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研究有效的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监管手段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四是抓住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加速政府职能转变，逐步淡化行政干预金融市场的力量；五要加速推进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
2．大力发展现货市场的同时适当介入衍生金融市场。稳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大力发展现货市场，再根据现货基础的厚实程度和现实风险管理的需要发展相应的衍生市场，充实金融工程技术发挥的工具基础。可考虑首先重点发展外汇、股票指数、国债的远期与期货市场以及可转换债券市场，然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使债券利率、优先股红利浮动化，最后试点并逐步推广期权与互换交易。在推广初期，应制订较高的保证金比率，并限制交易主体和品种，以控制风险和过度投机。
3．发展投资银行业务，逐步引进金融工程系统化、工程化的理财技术。在目前金融工程难以马上应用于金融衍生工具创造的情况下，可考虑重点发挥其理财、风险管理功能。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个人日益旺盛的理财需求，投资银行不但要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业务，还要提供全方位的资本营运服务。投资银行应成为实施金融工程的急先锋，为国企改革提供资金和制度创新的动力，促使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降低市场的信息成本，提高金融效率。
4．积极鼓励、正确引导适应中国国情的金融工程建设和金融创新。首先，商业银行应提高对金融工程的认识，真正把研究、开发新业务当作发展的新增长点，其次，中央银行应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金融创新的顺利进行，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在现阶段，商业银行可根据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权衡收益与风险，选择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进行模仿、改良，谨慎地尝试，如贷款承诺、可转让定期存单、贷款出售等。
5．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引进金融工程理论和技术，培养金融工程人才。应努力推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特别是企业的信息网络建设，为金融工程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为此，有必要利用当前国家加大投资以启动国内需求并把信息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培育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也是金融工程运用的必要条件。另外，应立足于我国经济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现实，在总结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探讨金融工程在我国建立、发展的基本条件、应用规律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及时加强对国际金融工程发展态势的动态跟踪研究，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工程科学，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在金融工程人才培养方面，应重点培养数理分析能力与创新意识，可以通过对现有金融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与高等院校专业培养相结合来实现，中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的本质提高期待着中国自己的“金融工程师”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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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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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历程与效果评价
（一）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试点阶段
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部分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1987年，温州市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利率改革试点城市；1990年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50％；2002年3月份，利率改革在瑞安市和苍南县的131家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实施。确定定期存款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活期不上浮；2002年6月21日至10月20日，试点社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分别提高到15%和20%，允许活期存款利率浮动，浮动幅度分别为5%和10%；10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30%；2004年11月，国家宣布停止存款利率上浮试点。
温州的多年利率改革试点结果，首先是提高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并有效调动农村居民的参储积极性。其次是对支持“三农”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末，温州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2.19%，农业贷款增幅为217.3%，远高于贷款总额36.31%的增幅。同时创新了支农服务方式。如苍南县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通过推广农户小额贷款，创建信用村，评定信用农户，实行农贷优惠利率政策、简化农贷手续、设立农业贷款办贷大厅等措施，进一步方便农户贷款。再次是平抑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据统计，1987年之前，一般中小企业的借款中民间借贷占2/3以上，使得高利（月利率为3－5分）融资的各种“呈会”层出不穷，数额巨大，诱发诈骗性社会融资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利率改革后，加强了正式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扩大信贷辐射面，制约了民间高利贷需求。最后是提高了农村合作机构的经营效益。无论是1990年以前的存贷款利率同时浮动还是此后的贷款利率单方面浮动，利率改革试点都趋向于扩大存贷款利差。特别是在贷款利率双轨制阶段，行社积极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业主发放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相应较高。在农村资金总体上供小于求的宏观环境下，利差扩大显然提高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经营效益。
（二）温州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改革阶段
1、“两社一会”的兴起与消亡。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市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准正式小型金融机构，扶持对象主要是“两小”（小型企业，小型个体经营户）。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务部），1988年出现了第一家金融服务社，前者主要出现在市区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后者主要分布在靠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乡镇，但均经金融主管部门审批设立。1992年政府部门审批设立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到1999年，全市共有城市信用社50多家，金融服务社56家，民融资金服务部3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156家。经营后期，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及政府因素，一些机构缺乏政策规范和约束，违规经营严重，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导致市场经营失败。1999年，政府部门终于下决心予以清理整顿，直至“两社一会”被取消及归并。
2、初期自发的民间金融市场改革，既有积极的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两社一会”产权性质以私营（名义上是股份制、集体）为主，适应温州农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多类型经济成份并存的需要，不可否认，发展初期对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有效缓解了当时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金供需矛盾；第二，弥补了当时农村信用社因经营体制因素而导致的局限性。“两社一会”以贷款手续简便、抵押、担保灵活方便，服务态度好的竞争优势，取得了市场效应。第三，以半市场化利率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业务，并取得较好的经营效益。由于“两社一会”的贷款利率介于民间借贷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这样就把资金运用推向市场。但是，由于“两社一会”从成立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如经营者的素质较低，市场准入的宽松，监管不到位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的缺乏等等，出现了诸如帐外经营，股东贷款过多等严重违规行为，进而导致市场经营的失败。
（三）国家主导的农村金融深化改革阶段。
这主要是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2003年，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一是实行“零资产”启动。即农村信用社在清产核资中，实际资不抵债的，通过政府扶持和资产适度增值的方法，使资等于债；实际资大于债的，通过提高计提风险准备金额度的形式，实现资等于债。二是在管理体制实行“5-5-1”形式。全市11家信用联社中，市郊、龙湾、瓯海、乐清和瑞安5家联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苍南、平阳、永嘉、文成、泰顺联社实行一级法人，洞头联社实行两级法人。三是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全市10家联社共发行专项票据9739万元。简称“花钱买机制”。
通过“花钱买机制”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经营实力得到增强。2007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9.6％，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提高了3.6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472.1亿元和345.3亿元，在全市银行业中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3.6%和12.5%；实现账面利润9.5亿元，是2002年末的6.3倍；信贷支农力度有所加大，资产质量不断改善。2007年末农户贷款226亿元，是2002年末的8.9倍。不良率1.34％，比2002年末下降4.32个百分点；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模式，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健全，内部管理不断强化，经营机制日趋完善。目前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9739万元专项票据已经全部兑付完毕，兑付率及速度均名列全省前茅。
二、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带来的几点启示
第一，温州农村存在供给型和需求型两方面的金融抑制。
第二，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只是解决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当前条件下仍须重视政策性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商业性和政策性并存的农村金融体制。
第四，必须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实现资金向农村的转移。
第五，“两社一会”的“繁荣”与清理，使我们必须正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
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1、以政策性金融为依托。
2、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3、以商业性金融为补充。
4、加快邮政储蓄体制改革。
（二）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1、加速实行利率市场化。
2、大力推进农村投融资改革。
3、允许在农村设立放贷人公司。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其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当前众多国家都在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机制并逐渐完善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但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落后，必须警惕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尽快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2000～2004年，美国经济遭受“互联网危机”和“9·11事件”的冲击，当时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直降到1％，信贷环境非常宽松，各商业银行纷纷放宽房贷标准，一些金融机构甚至推出“零首付”、“零证明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次级贷款已经涉及500万个美国家庭，贷款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分散美国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一般来说，次级债券的利息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在资产组合对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开始不断攀升，为抑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先后17次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由于政策效应的时滞性，2006年美国次级房贷仍有上升。但随着加息效应的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房价下降，抵押品贬值。贷款利率的上升由此加重了还贷者的负担，拖欠次级贷款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意味着利益供应链从源头开始出现断裂。2006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借款者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同时抵押贷款坏账高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CFC)申请破产保护；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截至2007年8月底，美国已有30余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2008年，随着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接管及政府的救市计划，预示着美国开始大力干预金融市场。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美证券市场暴跌。由于全球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等都持有美国次级贷款债券，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投资价值的大幅缩水，使许多基金投资者要求赎回基金，基金公司只好被迫卖出手中债券、股票套现，以便将现金还给投资者。由于美国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接近枯竭，债券无法套现，投资者只能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由此造成股市下跌，一些国际基金甚至要卖出外国股票，以缓解赎回压力，进而产生全球连锁反应。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其所引发的信用紧缩。信用紧缩打乱了原有的借贷关系，提高了融资成本。在美国，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银行采取避险措施，使金融市场出现浓重的“惜贷”气氛。据统计，2007年以来美国商业贷款市场利率相对国债利率的利息差已明显上升，比2006年底翻一番。这一上涨反映出资金供应趋紧、“风险溢价”提升。市场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如果成为常态，影响就不仅限于资本市场上借助高杠杆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还进一步影响到消费信贷和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三、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需建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当前，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理论基础。
(二)对住房贷款信用风险的监管尚待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畅通、连环贷款、连环抵押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也应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汲取教训，加强监管。近年来，我国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上涨，到2007年已经上涨一倍多。比起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程度甚至更高。2008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又开始下跌，与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前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应加强风险防范和监控，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
(三)金融创新层次低，监管不足。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国金融创新起步晚、层次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种类少，金融服务相对匮乏，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如，长达10～30年的按揭贷款，对发放银行来说，发放时间跨度大，回收周期长，流动性差。而针对房贷衍生产品，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低，不良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一旦房价下跌引发还贷违约，将对银行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但对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必须坚持审慎性原则，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和条件成熟程度以及监管能力逐步推出产品。
四、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当前，美国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多头监管，即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已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如，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没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被称之为金融创新。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金融创新是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讲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从银行经营角度出发，可以将金融创新活动分为以下几类。
（一）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产品、衍生品创新是银行金融创新的核心，对银行增加收入、赢得市场、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我国银行应加强对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衍生产品等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的研究和开发；要把银行信用和企业信用有机结合起来，利用银行信用创造效益；加强银行同业之间和银行与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多样化需要；尽快建立强大的后台信息技术体系，提高银行业务电子化处理能力，运用科技创新的一切成果支持商业银行的产品和业务创新。
（二）金融管理创新
金融管理创新包括5项具体内容：战略决策创新，即银行在发展的前瞻性和战略决策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思维；制度安排创新。制度安排是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和机制，制度安排创新通过优化这种方式和机制提升整体管理效率。机构设置创新，即运用组织机构调整的方式实现创新目标，目前主要体现出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另一个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建立一种紧凑、干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人员准备创新，即培养、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通过创新的方式培训现有人才、提升现有人才素质，使人力资源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管理模式创新，即通过审视管理原则、丰富管理方法，实现银行管理流程的优化，主要包括项目管理、绩效评估、内部协调等方面的工作。
（三）金融服务创新
银行产品天然具有同质性强的特点，银行单靠“有形产品”很难取得竞争优势，被称为“无形产品”的金融服务必将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内银行的竞争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以服务取胜、以服务论优”的阶段。在打造差别化、个性化、综合化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质、区别于竞争对手、难以轻易模仿的服务优势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金融服务创新：一方面要打牢提升服务的管理基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加强流程优化工作。商业银行内部工作环节设置要突出风险控制原则，外部服务环节设置要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进一步简化操作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努力使银行服务达到“超出客户期望”的水准。另一方面要夯实服务的素质基础，立足于银行现有人力资源状况，系统化、针对性、立体式、多角度地加强员工服务培训，充分发挥好清算、科技、统计等后台部门的服务职能，实行全覆盖的银行全面服务管理，从深层次上解决一线服务水平差强人意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不足的原因分析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的金融体系受到很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展金融创新，防范金融创新风险是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考虑的首要命题。国际形势下，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原因是：
（一）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缺陷
国有银行的经营目标复杂化。由于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商业银行产权，银行只是在政府授权下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经营目标往往受制于政府的社会偏好，国有商业银行被迫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导致其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复杂化，必然弱化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所有者虚置，处于代现经营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最终所有者虚置。处于经营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最终所有者的监督激励，或者监督激励成本过大而不可行，表现在经营过程中墨守成规，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不能有意识地、主动地通过金融工具、服务方式的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金融机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作为公司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对企业高管进行激励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的有效。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仍然存在如下的制度缺陷：首先，国有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其次，国企“内部人控制”的现实决定了高管的薪酬名义上由股东决定，但事实上制定薪酬完全是高管们自己的事务，“薪酬委员会”有名无实；再次，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约和监督，透明度差，引起民众的斥责。最后，高管年薪的制定应进一步透明化，增强信息披露。正是因为这种公司治理上的缺陷，导致国企的激励机制完全沦为了伪激励机制。
（二）正确认识金融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在金融创新观念上有两种极端：一是为了逃避监管或利用监管和政策方面存在的某些漏洞进行创新，这些业务在短其内可能会给部分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潜在的风险很大；二是中资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理念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表现在外资银行一般认为只要在央行的规定中没有明确的限制，在创新的都可以涉及，而中资银行则认为只有央行明确可以涉及的领域才可搞创新。中资商业银行普遍没有建立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和产品评价体系，市场定位不明确，产品开发不系统，缺乏市场营销的观念，相应的服务和科技手段不配套，盲目开发，造成一些业务推出后市场反应平淡、收效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就是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利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金融创新。
（三）金融监管等宏观环境的制约
首先，社会信用环境不佳制约了金融创新的步伐；其次，银行间非法竞争、恶性竞争现象依然存在，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再次，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最后，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创新的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三、金融创新的机制选择——以公司治理机制为主导
（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是银行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健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化解风险。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凸显了“繁荣”背后的金融风险问题，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空前的灾难。正是由于金融机构自身治理和对业务对象治理的双重问题，如果金融机构的治理不善，必然使得其治理风险日积月累，达到阀值并最终以金融风险事故的形式爆发，进而导致其自身陷入困境、破产，甚至引发委托链条上其他利益相关机构的倒闭，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链条。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业务创新机制
要建立完善金融业务创新的组织结构和业务创新制度保障体系。要明确创新部门的职责和创新目标，以利于发挥每个员工的聪明才智；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对员工金融新业务、新知识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实际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