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合同，尤其是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负担的实际履行义务是不相当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负担的如实告知义务、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及时通知义务等都是现实的。而保险人虽然也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但是这种保险责任是否会演变为现实的赔偿义务则依赖于被保险人是否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也正因如此，实践中，保险人往往寄希望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不发生保险事故，因而很少主动主张解除保险合同。不过，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仍不失为保险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它对于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的研究。
一、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概述
合同解除权，即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相应地，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即可解释为：在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保险人所享有的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后果来看，合同解除权依解除权人单方的意志即可发生效力。因此，可以说，合同解除权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即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从而避免或减少利益损失。但是，也应该看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破坏性较大的权利，因为解除权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即应归于消亡，对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这必然降低履约效益，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正因如此，学者们指出，法律对解除合同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须作出严格限制。
二、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
所谓法定解除权，是指在法律直接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具备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权。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当事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主要表现为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根本违约等。而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欺诈，财产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不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人身保险的投保人未及时交付保险费等。并且，应当注意的是，依据《保险法》第15条关于“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仅限于《保险法》上述条文所确定的各种情形，而不包括《保险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规定的情形。
但是，也有人就此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除了《保险法》规定的上述规定外，保险人还可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享有法定解除权。例如，在财产保险中，当投保人不交付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4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享有解除权。在《合同法》颁布之前，还曾有观点认为，如果投保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缴费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6条关于“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不负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第一，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保险人很少会因投保人不交费而主张解除保险合同。第二，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保险人以投保人未交费为由解除合同，则保险人只能按日平均计收保险费。相反，若不解除合同，即使投保人未按约支付保费，保险人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向其进行追讨。第三，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允许保险人以投保人未交费为由解除合同，显然有失公平。况且，依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尚须有”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条件，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人为获得赔偿，一般均会迅速交付保险费，因而不存在”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况，此时《合同法》第94条并无适用的余地。总之，在投保人未及时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赋予保险人依据《合同法》第94条享有法定解除权并无现实意义。
三、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
除《保险法》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可在保险合同中与对方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约定的条件具备时，保险人即享有约定解除权。
关于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某些保险条款约定的解除条件过于宽泛，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讲有显失公平之嫌；第二是某些保险条款对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未作约定，导致当事人对解除的后果，如保险人对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是否退还保险费等问题认识不清；第三是某些保险条款片面追求所谓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约定保险人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使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第25条规定：“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第20条至第24条约定的各项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从解约通知书送达15日后终止保险合同。”而第20条至第24条规定的义务非常宽泛，主要包括：交费、如实告知、维护标的安全、有关事项（包括被保险人名称变更、保险标的占用性质改变、保险标的地址变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保险标的的权利转让等）变更事先通知并申请批改、事故发生后积极施救等。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上述义务，保险人均可享有合同解除权。上述条件，部分属于法定解除条件，如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但根据上述规定，违反告知义务所导致的后果却与保险法的规定有很大的差异。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只有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而按上述约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严重影响，保险人均有权解除合同。从理论上讲，这种约定应属无效。因为，一般来说，除非有利于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不得变更《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就明确规定：“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另外，上述某些规定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不公平，因为有些情形，如被保险人在名称变更或保险标的地址变动时未事先通知保险人办理批改，并不必然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因此而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明显损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对于保险合同解除的后果，上述《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第25条未作约定。《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30条则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24条至第29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该条款较之前条款有所进步，增加了“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内容，似乎表明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可以不予赔偿，但是仍未明确说明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其它如《产品责任保险条款》、《船舶保险条款》、《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等均未就合同解除问题作出约定。事实上，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是无溯及力的，而保险人解除合同，则因不同的情形具有不同的效力，因而，确有必要在合同中对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作出明确的约定。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4条的规定，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受该条的影响，某些保险人往往也在合同中约定保险人可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例如某保险公司《计算机保险条款》第39条规定：“本保险生效后，被保险人可随时书面申请解除本保险，保险费按短期费率计收；保险人亦可提前15天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保险，保险费按日平均计收”。从表面上看，上述约定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确实是对等的，但该条所确定的双方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全然不同，保险人的解除权属于约定解除权，而被保险人的解除权则属于法定解除权。从效力上讲，被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无疑具有法律效力，而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则因违背合同的本质，应被认定为无效。原因在于，合同作为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一经生效各方即应严格履行。如果约定一方可随时解除合同，则合同所具有的约束力已不存在，这从根本上违反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也违反合同的固有特性。
总之，目前保险人的解除条款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对解除条款进行规范时，应当遵循两条主要原则，一是要遵循《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订人合同的规定，保证条款的公平性。二是要对解除条款进行一定的限制，防止解除条款成为强者欺凌弱者的工具。
四、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出于对解除权人的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各国立法都对解除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解除权人只有依照法定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和效果。
我国保险法并未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作出任何规定。笔者认为保险人可以参考合同法的上述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因为保险法属于民事特别法，从法理上看，特别法应当优先于普通法，特别法有规定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无规定的，则应适用普通法。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
因此，保险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一是保险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权，二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解除。保险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权，自解除合同的意思通知对方当事人时，合同解除即告成立，自此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若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而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时，合同解除则由保险人直接解除转化为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决解除。法院或仲裁机构如认定解除无效，则合同解除的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保险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须引起重视，即直接解除与司法解除的关系问题。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直接解除是司法解除的先行程序，司法解除是直接解除的补充。如果未经直接程序，当事人的司法解除申请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在保险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投保人的索赔请求被保险人拒绝后，诉诸法院。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保险人提出解除合同，并请法院判决解除。依据上述理论，法院即不应支持保险人的这项请求，而应不予裁决，留给保险人自行行使此项权利。
五、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消灭
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消灭也未作规定。基于上述同样理由，笔者认为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消灭也可以比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关于合同解除权消灭的原因，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都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即期间届满、催告而未行使、受领标的物不能返还、受领标的物种类变更等情形。依据我国《合同法》第95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的消灭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二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所谓期限届满，包括法定的期限和约定的期限。法定期限可称为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即合同解除权仅在此期间内存续，该期间届满而解除权人未行使解除权的，则解除权归于消灭。约定期限则是一种任意性期间，是在法律对解除权的行使未规定期间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确定期间。同样地，如果解除权人在约定期间内未行使解除权，则合同解除权将由于该期间的届满而归于消灭。
所谓经催告而未行使，是指在解除权的行使未规定期间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确定相当期限，催告解除权人在期限内明确答复是否解除合同，如果该期限已过而解除权人未予答复，解除权即行消灭。对于因催告而未行使导致解除权消灭的情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催告期限的确定。各国立法上对催告期限的规定，一般都是以“相当期限”为准。具体何谓相当期限，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其二，如果解除权人在催告期限内未予答复，则解除权自应归于消灭。但是，如果解除权人在催告期限内明确答复解除合同或不予解除，作为解除权人的明确意思表示，则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这里应注意的是，经催告而未行使与权利人弃权是不同的。弃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许的，可以是书面的弃权，也可以是行为的弃权。可见，较经催告而未行使，弃权的含义更为广泛，除了明确的经催告而未行使外，一个合理和谨慎的保险人在应当知道其具备某项权利时，若未积极行使，也可能构成弃权。也就是说，弃权中的“知道”可以是明确的被催告而知道，也可以是经推定的知道。弃权中的“放弃”可以是不行使而被动的放弃，也可以积极地放弃。
强调这一点，对于解决实践中的某些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依据我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在合同解除权既无法定期限，又无约定期限的情况下，若相对人也未催告，似乎就无法处理解除权的消灭问题。而这种情况在保险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实践中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动催告保险人存在合同解除原因，几乎不可能。这样，就需要在保险人合同解除权问题上引入英美法的弃权概念，使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受到更大的限制，从而更好地平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姚辉。完善我国违约责任制度十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5，（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进入千家万户已逐渐成为现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随之大量涌现。因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产生纠纷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作为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应如何作出公正裁决呢？正如英国的P.S.阿蒂亚所指出：“合同解释决不是形式上或技术性的服务，它是法院必然要遇到的、最难应付的任务之一。”由此看出，认真理解合同的解释，并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能正确解释合同，成为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法官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及适用范围
（一）涵义
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任何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出的分析及说明。从狭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受理保险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该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因其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也成为有权解释。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客体
保险合同解释的客体，又称保险合同解释的对象，即指保险合同的条款，包括合同文件、合同行为。保险合同的条款是保险人和投保人约定而载明于保险合同或者并入保险合同而作为其内容的、用以明确当事人相互间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依据其产生效力的基础不同，分为法定和约定条款。但基于保险合同应尽可能反映当事人的意志，所以，法定条款在保险合同上并不多见；保险合同的条款基本上由约定条款所构成。
（三）主体
对于保险合同解释的主体的划分，普遍认为可分为以下几种：（1）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2）理论界的学者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的专家；（3）其他社会组织；（4）法院或仲裁机关。
上述保险合同解释的主体不同，可能对同一保险条文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只有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所以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又可称之为有权解释。
（四）保险合同解除的适用范围
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文字组成的，当事人在遵守和履行保险合同的条款所规定的内容之前，首先应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予以解释。当保险合同的条款没有发生争议时，当事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似乎没有特别的必要解释保险合同；当事人履行保险合同的内容的行为，离不开当事人已经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出了无异议“解释”这一事实，只不过保险合同的解释并没有外化而已。所以，保险合同的解释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时，推断保险合同的确切内容的专用语。
故保险合同解释的范围应适用保险合同条款所约定的文字出现文义不清或者保险合同的内容欠缺、不完整，使得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纠纷的情况。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
（一）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提出源于合同的解释原则。合同的解释是指法院或仲裁机关对合同条款所用的文句的正确含义所作的解释。对于当事人缔结的保险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如何解释与之相关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应该讲，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是一种意图解释，因此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解释保险合同争议，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图表示、并尊重当事人选择使用的语言文字，不能通过解释随意扩充或缩小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格式合同，其是以定式条款为基础订立的合同，格式保险合同是由表意强势方即保险公司订立的，很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而格式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体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因此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在现代合同法实践中，保险合同的解释一般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但由于该合同限制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同时另一方可以精确计算风险，相比较而言，意思表示弱势方处于不利地位，有可能使合同丧失平等、公平的原则。甚至在合同中出现有失诚实信用原则的条款。故格式保险合同在适用一般解释原则时应遵循诚信原则。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还有特殊解释原则，格式合同的特殊解释原则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一般理解解释，即依意思表示弱势方平均的合理的理解而解释；其二是歧义不利表意者解释，即作对决定合同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三是严格责任解释，即作不利于条款提供者的、使其免责最小的解释。在实践中上述解释的适用是有顺序的，因而各原则的适用顺序也应以何种解释更接近合同当事人真意为序。从学理角度讲，通常而言，对于具体合同，合同目的应具有最初最真切的事实性、文义次之、习惯解释更次。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常先适用解释，只有法院认为合同有疑问或缺漏时，才适用其他方法，即多种原则同时运用并相互佐证。
（二）我国法律关于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作出了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确立。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取非格式条款。”依照该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法》对解释格式合同条款的原则是：第一、通常理解原则；第二、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原则，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第三、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释仅采取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三、合同解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的具体适用
在解释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尤其是因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歧义而需要解释合同条款时，一般遵循和适用关于格式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又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或有利解释原则，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文字或者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不利解释原则是合同解释中对于格式合同的具体解释的原则，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的解释。但是不利解释原则又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其本身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其在具体适用时，不能排斥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的运用，以达到对保险合同任意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如前文所述，我国《保险法》第30条将不利解释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在此情况下，发生保险合同争议或者条款有歧义时，究竟如何运用不利解释原则呢？所谓“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是指：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或者依照社会观念，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不清楚或有二种以上的解释。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也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当考虑保险合同成立时合同当事人所使用的合同语言环境、意图、行为等因素，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出全面的整体评价。即将不利解释原则与其他的用以解释合同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的解释任务。正确地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其目的在于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作出公正、合理的解释，最终达到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的利益。法官作为解释的主体，在对当事人产生歧义的保险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遵循《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及《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正确运用不利解释原则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四、在保险合同中不适用合同解释原则的几种情况
（一）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对该条款进行解释仍以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根本。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仅是指保险合同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的情况。进一步地讲，就保险合同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时，有以下情况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1.文义不明的条款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解释已经明了的；2.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证实的。
（二）对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保险合同中所指的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经济上的弱者”仅指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系自然人的情况。而如果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是企业，该企业又委托具有专业保险水准的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则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比如，因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及内容具有充分的判断力，故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三）关于专业、专门术语的解释，则应区别对待。如果保险合同的一方为普通消费者时，应以消费者平均而合理的解释来解释该术语；但当双方当事人均为具有专业、专门知识的商人时，可依该术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加以解释，即第二种情况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四）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作为我国的国家保险管理机关，其所的保险合同基本保险条款是用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对于基本保险条款或者说法定保险条款所发生的歧义或文义不清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在《保险法》第106条中作了具体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因此，依据基本保险条款签订的保险合同，与纯粹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发生歧义或文义不清时，应当由国家保险管理机关依照相关的法律及基本保险条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制定基本保险条款的目的作出公正的解释，而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遇有上述情形即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认真判断并排除上述情形，能更好地将不利解释原则运用于审判实践之中。
五、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现有的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在运用到审判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法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歧义的条款进行解释时，按合同解释的方法首先要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但法官如果按这种合同解释的方法解决纠纷时，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常常难以探究。
第二，在我国《保险法》中仅对疑义解释原则（即不利解释原则）进行了规定，而未涉及其他的解释原则，单一的合同解释原则使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会作出一味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而不能使保险人的利益得以保护，这种做法有违民法基本原理中的公平原则。
（二）适用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建议
总结审判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并结合相关的理论，笔者认为，在处理因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法官首先应确认该发生争议的合同条款是否应适用合同解释的原则：如果属于前文所述的几种不适用合同解释原则之情况，则予以排除；如果认为可以适用合同解释的原则，应采取以下多种解释原则并用的方法，对发生争议的合同条款加以解释：
第一，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是指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来理解重大误解、含混不清的文字与词句。
关键词：保险合同合同成立合同生效保险单保险利益
长久以来，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争议颇多，作为寿险公司的一名员工，几乎每天都要和保险合同打交道，数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实际意义。
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公民、法人）之间关于承担风险的一种民事协议。根据此协议来明确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由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期限届满如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合同的成立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要件，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保险合同就谈不上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合同有效订立问题关系重大，只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后，才能实现保险合同的目地和意义。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
但是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身内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构成二者的要件问题多与保险费交纳、保险单签发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保险实务中往往因立法的技术问题而使标准难于统一，造成许多赔付的纠纷。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就和保险合同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所谓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是经济合同的一种,与其它合同一样,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它是通过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对要约表示承诺而成立的。合同成立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同时在一个合同上签字、盖章。下面，我想谈的是关于保险合同的订立我们要首先了解保险合同的特征。
1、保险合同的特征
保险合同具有合同的一般属性，另外，它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保险合同和特殊属性表现在下述诸方面：（1）、保险合同是保障合同。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一经达成协议，保险合同从约定生效时起到终止时的整个时期，投保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保险人的保障。（2、）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有偿合同是指因为享有一定权利而必须偿付相应的代价的合同。保险合同是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代价换取保险人对风险的承担，投保人与保险人是等价的，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担相应的风险，一旦这种约定事故发生时，承担给付保险金或赔偿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义务。（3）、保险合同是有条件的双务合同。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依据保险合同享有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补偿损失的权利，但只有在约定的事故发生时才能请求。（4）、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称为要式合同，根据《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合同应以书面形式订立。（5）、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合同的订立，履行都应当遵守诚实的原则，保险合同对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有很高的要求，保险合同是约定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损失补偿或保险金给付的合同，因此，它一方面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的询问及有关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时通知保险人，并履行对保险标的过去的情况未来的事项与保险人的约定的保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6）、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履行内容在订立合同时并不能确定的合同，保险合同在订立时，仅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险费，对于未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无法确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取决于合同的约定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我们称之为射幸合同。保险人承担风险，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损失补偿或保险金给付，既为履行了保险合同，既使保险事故没有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承诺承担风险，也应称为履行合同。
了解了保险合同的特征，就容易理解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的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
2、保险合同的成立
保险合同成立的含义：按照合同法的理论，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客观存在，其具体表现就是将要约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转化为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实际意义。首先，判断合同成立，是为了判断合同是否存在，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履行变更，转让、解除等一系列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也是为了认定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则谈不上合同有效、无效的问题，即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合同成立时还会有一种结果可能发生，那就是合同无效，有些合同因为有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无论其何时成立，成立多长时间，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可以说，保险合同的成立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而保险合同的生效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之上的。在保险业务处理过程中，一笔保险业务,在投保人提出要约后,保险人要对要约内容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承保。审查结果有三种,一是保险人拒绝承保;二是保险人有条件承保;三是保险人无条件同意承保。第一种情况是保险人拒绝承保,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不产生任何保险合同关系。第二种情况是保险人针对投保人的投保要约而提出反要约,经投保人承诺后,保险合同才能成立。如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加费等。第三种情况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要约,保险人对该项要约无条件地予以承诺,则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就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一项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保险合同。
实践中,投保人的要约是以标准化的投保单形式提出的。投保单经投保人如实填写交付给保险人,就成为投保人表示愿意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投保单上应载明涉及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座落地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及责任期限等。人身保险合同应包括被保险人姓名、年龄、职业、健康状况、保险期限、受益人姓名、保险金额等项。投保单送达保险人时,就产生要约的效力。
对于保险人来说,收到了投保人的投保单,并不一定当然接受了或当然要接受投保人的要约。保险人还要仔细审查投保单的各项内容,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投保人(被保险人)还可能按照保险人的要求而进行体检,通过这些程序,保险人才能决定是否完全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经过审查投保单内容后,完全同意投保人的投保要约,那么在同意承保之日,保险合同就成立。什么叫“同意承保”?同意承保必须是书面的,是指保险人无条件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不管保险人是否已签发保险单,均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险人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来表示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保险单的签发就非常重要。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单内容与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内容不同(哪怕是细小的不同),这一保险单就不能说是保险人对投保人投保要约的承诺,而应该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提出的一个新要约。如果这一新要约(以保险单形式)送达投保人时,投保人没有任何异议并完全接受,那么这一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的凭证,约束保险人与被保险人。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认为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保险单不是保险合同,它只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如果保险人在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无条件承保,那么保险合同就成立,保险人据此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只证明保险人与投保人间已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此时,如果保险人不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并不影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些情况下,保险人没有直接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承保,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表示同意承保,那么如果保险人没有签发保险单,就不能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这种情况下,保险单的签发与否对投保人十分重要。
对于保险人完全同意投保人投保要约而又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时,保险人应该何时签发保险单来确定并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合同是书面合同,何时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对投保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投保人提出的投保要约是不可撤销的,那么对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的承诺就要有时间上的明确限制,“及时”是一个多长的时间概念?容易引起纠纷。虽然保险人为了提高声誉及工作效率,会尽早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但毕竟没有从法律上予以限制。这是立法的一个缺陷,目前的法律规定对投保人显然是不利的。
3、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
保险合同是一项民事行为，而且是一项合同行为，因而，保险合同不仅受保险法的调整，还应当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调整，所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一定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的要件。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既成立。依照以上的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这三个要件，实质上仍是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和承保过程，因此，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在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
二、保险合同的生效
1、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
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保险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险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协议，保险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已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当事人双方格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关系有两种，一是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双方便开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二是合同成立不立即生效，而是等到合同生效的附条件期限到达后才生效。
2、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因而，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取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是否符合同的有效条件。任何保险合同要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使合同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就须要符合这些条件。按照合同订立的一般原则，保险合同有效应具备下列条件：
（1）合同主体必须具有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都必须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主体资格，否则会引起保险合同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订立保险合同是当事人为了达到保险保障的目的，为自已设定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这种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当事人对这种行为的后果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的订立不是出于当事人的自愿，受到胁迫或受到欺骗，那么这样的保险合同属无效合同。
（3）合同内容的合法。保险合同内容合法的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不违反法律，二是不违公共利益。所谓不违反法律是指保险合同的内容不得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相抵触，也不能滥用法律的授权性或任意性规定达到规避法律规范的目的，包括保险标的，保险条款均符合法律的要求。
（4）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有效条件：一、可决定保险合同损害赔偿的最高额。二、可避免行为的发生，三、可防范滋生道德危险。保险利益对于保险合同的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保险法》多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重要条件。
（5）保险合同的形式符合法定形式。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保险法》要求保险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载明在保险单、保险凭证上。当事人也可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虽然《保险法》没有规定非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但是现实的角度看，没有书面形式难以证明保险合同有效成立。
3、保险责任的开始
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责任并不一定同时开始,两者可以是不同的。《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并不一定立即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责任约定在某一时间开始,那么在此约定时间开始后,保险人才按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责任。
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几个问题
保险合同订立的程序与一般合同订立的程序相同，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
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有一个过程，大致包括：投保人的申请、填写、保险单、投保人与保险人商定支付保险费的方法、保险人审查保单决定是否接受投保、保险人出具保险单。那么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保险单，交纳保费等行为与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什么样的关系？
1、保险单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关系
《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单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
目前对保险单的签发问题，理论上大体有三种主张：肯定说认为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定说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第三种主张认为保险单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的义务，实际上也是否认保险单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到保险单签发之前的保险事故是否要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的问题。
众所周知，从法律上讲，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本身，而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或称书面凭证。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就某项保险业务达成协议以后，就意味着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至于保险单是否签发，则不影响有关赔偿责任（除非双方当事人约定以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人承诺的唯一形式）。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时生效。而且保险单签发是保险人控制主动权，若以保险单签发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势必加重投保人的劣势地位，难以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
国外立法对保险合同成立是否以保险单为要件有相似的规定，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2、缴纳保费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
《保险法》第13条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是这样规定的：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这条规定使人对保险合同的生效产生了分岐。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实践合同，只有保险费交纳合之后方生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经过要约和承诺阶段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生效。
依据我们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足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费交清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续或停止条件而已，与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两个概念。更何况投保人交纳保费和保险人承担责任是保险合同成立后双方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两者是并列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承担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同时，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的义务，因而，交纳保费不是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
3、保险利益原则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作用在于能有效地消除的可能性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1条1、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因而，保险法将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一个效力条件。
但是，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而后在保险合同存续的某一期间丧失保险利益，而在以后的某一时间又取得保险利益，如此反复几次，是否保险合同也在有效和无效之间来回反复？这势必造成不合理的麻烦。因而，有人从现代保险的发展角度看，认为保险利益不是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而是保险损失补偿原则起作用的要件。从现行法律角度考虑，保险利益则作为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是勿庸置疑，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财产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原则排除在保险合同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人们对财产保险利益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财产保险的目地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存在实际的意义，而且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会增加实务上的困扰。但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在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单时必须存在，否则合同无效，但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因为人身保险合同并非填补损害的合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合同生效时的利益对人身保险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保险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就保险事项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并在符合法定的要件情况下，成立后即告生效，除非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
2、保险单仅仅是保险合同的书目证明，并不是保险单有效订立的必备条件。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尚未一致时，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3、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费交清时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续或停止条件而已。
4、从现行法角度考虑，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的要件是不容怀疑的，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排除在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保险学原理》刘茂山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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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险原理与实务》吴小平主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 保证保险合同/保险法/汽车消费贷款 内容提要: 保证保险一般作为分期付款消费的一种履约担保，由于当前没有调整此类合同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实践中做法各异，相同类型的案件常常在不同法院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对此，有必要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法律适用、合同的独立性和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等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当前法院审理车贷案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后，各商业银行开始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因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风险很高，各商业银行要求贷款者提供可靠的贷款担保。针对这一情况，各财产保险公司于1998年纷纷推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俗称“车贷险”。伴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车贷险速度迅猛增长，2001年和2002年达到了高潮。广州地区的汽车贷款99%是以保证保险为担保方式。[i]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车贷险经营风险凸现，部分地区车贷险的赔付率高达100%，[ii]2003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保险公司相继停办了车贷险业务。2011年1月15日，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1年3月31日起废止原来的车贷险条款和费率。[iii]2011年4月份开始，车贷险全面停办。随着大量购车者逾期支付银行贷款，各地的银行纷纷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依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借款人尚欠的银行贷款本息。各地法院受理了大量此类案件，如深圳市两级法院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1月共受理了近500宗车贷险纠纷案件。由于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对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概念、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认识不同，不同法院的处理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对有关保证保险的法律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对此类案件的正确审理提供一些帮助。 一、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及合同关系主体 （一）概念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财产险中保证保险的一种业务，法律意义上是一种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保险。保证保险合同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等商业信用发达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属于一项新的业务。我国的第一批保证保险业务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所属的中保财产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依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保证保险业务的批复》〔银复（1997）48号〕所开办的。但至今我国的《保险法》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仍没有提出保证保险的概念。关于保证保险的名称，最早仅见于国务院于1983年9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该条例将保证保险列为财产保险的一个险种，但该条例已于2001年10月6日被国务院废止，目前仍没其他相关法律提及保证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对保证保险有所解释，但该“征求意见稿”因争议较大至今未获通过。 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指保险人向被保证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iv]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稿”第34条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本文讨论的保证保险区别于与之相似的信用保险。前者是投保人（债务人）为别人（债权人）投保，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后者是投保人（债权人）为自己投保，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两者的保险标的都是信用，保险人承保的危险都是信用危险，[v]在担保领域都发挥着相同的功能，但信用保险适用的领域相对狭小。 保证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证保险合同包括针对雇主和雇员忠诚担保的诚实保证保险合同和针对合同履行担保的确实保证保险合同。狭义的保证保险合同仅指以被保证人为投保人，被保证人的相对人即债权人为被保险人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vi]本文讨论的仅限于狭义的保证保险合同。从现行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保险业务来看，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概念可概括为: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债务人）的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在债务人不按约定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因债务人未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 （二）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主体 根据前述概念，保证保险合同的关系主体应包括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投保人是保证保险合同相对应的基础合同中的债务人，被保险人则是债权人。在车贷险中被保险人是借款合同中的债权人，即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但是，中国保监会在其文件中却将被保证人（债务人）界定为被保险人。在其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中称:“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该复函并称:“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被保证人）和保险人（保证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中国保监会认为被保险人是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并将债权人排除在合同当事人之外。个别学者也采纳了上述观点。[vii]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是不准确的，认为债权人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是错误的。这将引起谁具有保险利益、谁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的争议，对于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将造成很大困难。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债权人。理由有三: 1.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通常都约定:投保人（借款人）未能按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事故发生后3个月，投保人仍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保险人负责偿还投保人所欠的贷款本息。[viii]由此约定可见，保证保险所保障的是债权人的利益，虽然银行一般未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签字盖章，但银行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是约定的受益人。因而，银行应该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此外，某些保证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更加明确列明“为投保人提供机动车辆消费贷款的金融机构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ix] 2.我国《保险法》第22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虽然债务人是投保人，但受合同保障的却是债权人，享有保险利益的也是债权人，因此，保证保险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债权人。如果将被保证人（债务人，保证保险中一般也为投保人）视为被保险人，那么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就只能是债务人，而作为保证保险合同保障对象的债权人却无法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那是荒谬的。 3.将投保人即基础合同的债务人界定为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会引起对投保人的误导。 投保人认为既然他是被保险人，那么保险合同保障的应该是他的利益，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会认为其缴纳保费后反正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何必积极履行基础合同。这就是当前车贷险纠纷案件中债务人通常故意不履行按期返还借款而引起纠纷的原因。 4.审判实践中，法院通常都支持债权人（车贷险中的银行）作为被保险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大量的车贷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原告都是银行，很少有借款人作为原告起诉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也绝少引用中国保监会复函中的观点来作为银行没有诉权的抗辩。 对于一般的保险合同，通常认为其当事人仅有投保人和保险人两方，而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仅仅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x]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区别于一般保险的特殊性，其当事人除投保人和保险人外，还应当包括债权人（被保险人）。保证保险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其与《保险法》所调整的一般保险有所不同。该特殊性表现在，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是积极地参与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正是因债权人的需要而签订的。债权人需要债务人提供可靠的债务担保以保证其能兑现其债权，而保险公司的保证正是信用度最高的保证。保证保险单中，虽然债权人不一定在上面签字，但保证保险条款中一般都会明确约定债权人的权利（保险金请求权等）和义务（审查义务、通知义务等），保证保险单通常都会注明被保险的债权人，而且会特别注明其保险的基础合同。在当前的车贷保证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和发贷银行通常都另外签有“合作协议”，约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即使没有“合作协议”，银行在向贷款申请人发贷前，都会要求保险公司向其出具“发贷确认书”或出具投保人“真实购车证明”。因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应该包括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作为 债务人的投保人（被保证人）和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也有人指出“保证保险具有保证法律关系中存在的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三方主体”。[xi]我国台湾学者袁宗蔚也认为保证保险与仅有两方当事人的一般保险不同，存在三方当事人:担保人即保险人、被担保人即义务人、权利人即受益人。[xii]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当前争议最激烈，也是车贷险纠纷中有关法律适用的最根本问题。对保证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关系到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承担。 学界一般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在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是一种由保险人开办的担保业务”[xiii]。我国台湾学者袁宗蔚也认为保证保险不是保险，他提出四点理由:一、保证保险有三方当事人（如前述），而普通保险仅有两方当事人；二、保证保险对被担保人的义务之履行有约束力，而普通保险对被保险人无任何约束；三、确实保证中并无预想的损失，保费是利用保险公司的名义的手续费，而普通保险非但有预想的损失，而且据以为保费的计算依据；四、保证保险中的被担保人对担保人（保险公司）给付权利人的补偿有偿还的义务，而普通保险的被保险人无任何返还的责任。[xiv] 司法界也普遍认为保证保险实质上属于保证。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写的《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就指出:“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从本质上分析是一种保证法律关系，与单纯的保险法律关系不同。”[xv]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小组成员郭玉涛也认为“保证保险本质上不是保险，而是担保性质”，“如果认为类似车贷险的保证保险业务是一种单纯的保险业务，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xvi]国外的司法界也普遍认为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如意大利最高法院1985年1月26日于其第285号判决书中写道:“至于与保险企业缔结的保证保险，实质上具有担保性质，其目的不是转移被保险人的风险，而是担保主合同的债的履行利益，所以它是担保合同而不是保险。”米兰法院于其1986年4月7日的判决中也认为:“保证保险不是保险，而是一个担保的非典型合同。”[xvii]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也采纳了“具有担保合同性质”的意见。 然而，保险界大多不赞同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的说法。在2011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保监会召开的主要由保险公司和保险法专家参加的司法解释论证会上，多数代表对“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明确表示异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李玉泉、邹志洪两位博士在其《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修改建议》中建议删除“征求意见稿”中“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的规定，理由是:“目前理论上和实务上争议很大，尚无主流意见，建议暂不作这一具有倾向性的规定”。[xviii]有部分学者撰文支持上述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不等于保证担保合同”，[xix]我国也有部分法官主张保证保险不是保证。[xx]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从表面特征上讲是一种财产保险，形式上与一般保险一样具有保单的表现形式，其主体也有相应的保险法律称谓如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等，其内容中也通常附有保险人的免责约定，即免赔条款。但从其法律特征上分析，保证保险实质上应是一种保证合同，是一种有着特殊约定的保证合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订约目的上看，保证保险是投保人向债权人提供债的保证的需要，也正是其基础合同得以履行的保障，它是一种履约保证。在车贷保证保险中，是借款人基于银行的要求而向保险公司购买的提供给银行的有偿担保，目的在于促使银行同意放贷。 2.从合同主体上看，保证保险的参加者是三个当事人，即作为担保人的保险公司，作为被担保人的债务人（投保人），作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保证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保证的一般特征。 3.从风险性质上看，保证保险中是以投保人（债务人）未履行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人的责任承担范围的，这种损失的风险是与投保人的主观意志息息相关的，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这与保证责任的风险性质是相同的。而普通保险中的风险一般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为难以控制。 4.从保证人的追偿权利看，保证保险中的保险人具有追偿权，保证保险合同中通常都会约定，在保险人向 被保险人（债权人）履行了保险责任（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投保人（债务人）追偿。保证人对债务人具有追偿权是保证法律关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而一般的保险业务中，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无权向投保人追偿。 5.一般保险业务的开设是以大数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和计收保费的依据，但保证保险并不以大数原则为理论基础，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提供保证的手续费，保证保险并不改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因此免除债务人的责任。 另外，如果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并适用《保险法》，将存在以下两个法律障碍: 1.关于保险利益原则。我国保险法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在保证保险中，保险的标的是“债务人履约”，投保人是债务人。但事实上，他们投保对自己没什么好处，逾期还款后，虽然保险公司代为还款，但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债务人的债务并没有任何减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如果适用我国《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此类保险合同都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当然，有人主张投保人对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应作扩大解释，即包括了投保人可获得债权人的债的利益，具体表现为在车贷险中，投保人投保后可获得银行的贷款，因而具有保险利益。这种解释有些勉强，因为，保险法中要求的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是“对保险标的的利益”而非对基础合同的利益。 2.保险人可援引保险法的特别规定拒赔。按照保险第28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计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证保险中，“债务人不按约定时间履行合同”即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而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故意不向债权人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如车贷险中借款人拒不向银行还款的，算不算“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从逻辑上讲应该是的。但能否据此支持保险人的拒赔抗辩？适用该条法律来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其结果无疑是不合理的，对于无辜的债权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而仅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来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证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利于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也有利于纠纷的公平解决。 中国保监会也认为: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xxi]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也认为:保证保险虽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的一种担保行为。[xxii]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5日对中保保险青岛分公司与中国银行山东分行、青岛惠德工艺品有限公司追索信用证垫付款纠纷二审案的判决书中认定，惠德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中国银行山东分行为受益人向中保保险青岛分公司投保的《进口付汇履约保证保险单》，在保险公司与惠德公司、银行之间形成了保证关系，对这一关系应适用《担保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底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 虽然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保证担保，但保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开展的一项业务，其外在表现形式仍是一种保险，是一种由特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财产险，其条款的设计和保费的收取应征得国家保险监督机构的审批，保险人享有行业特有的权利和责任豁免。保证保险作为保险形式，有其区别于一般的保证合同的特殊性，根据特殊性优于一般性原则，在适用法律上，应先适用保险法，担保法辅之。 最高人民法院在保险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时，适用保险法；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笔者认为该规定是正确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另外，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在合同的订立、效力认定和责任承担上还应当适用《合同法》的一般性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还应通过修订《保险法》或用司法解释限制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滥用拒赔权（如援引《保险法》第28条），并防止当事人随意主张合同无效（如援引《保险法》第12条）。 三、保证保险合同是否具有独立性 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是指其与基础合同（如银行与借款人 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存在主从合同的关系。确立保证保险合同独立性的意义在于，基础合同无效是否导致保证保险合同无效。 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基础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存在主从合同关系。保险合同从属于主合同，无主合同，两者无从谈起，成立、履行上具有从属性。[xxiii]主合同不能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也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也随之终止。另一种意见认为:两者不存在主从性质。保证保险合同虽然以被保险的债权合同为存在前提，但这只是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动因，他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xxiv]保证保险合同与相关的买卖（借款）合同并存于经济生活中，后者虽是前者的依据，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独立关系和关联性，保证保险合同法律责任有且应有的独立性决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xxv] 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两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贾纬在审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湘信进出口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长沙朝阳支公司借款保证合同案中提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从属性，本案即从属于主合同借款合同”。[xxvi]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却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在其2001年3月14日作出的（2000）经终字第295号民事裁定书中指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其他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但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其他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底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基于无效的合同而订立的保证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明知合同无效而承保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而，最高院的征求意见还是倾向否定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 笔者赞同保证保险合同是债权合同的从合同的观点。理由如下: 1.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我国的《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保证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的关系，基于前面的观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上属于保证担保合同，因而，依照《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主张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是与保证保险的保证性质相矛盾的。 2.保证保险合同中风险均衡的需要。附有保证保险的借款合同，银行的风险转移到了保险公司，银行的收贷风险很低。保证保险合同中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经营风险是不均衡的。将保证保险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更有利于保护保险公司。保证保险合同中，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的保证责任风险远高于普通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风险。在一般的保证合同中，对债务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保证人对债务人的信用状况一般是清楚的，主债权合同的履行情况也是能掌握的，因而债务人与债权人不容易进行恶意串通，保证人的风险较小。但保证保险的保证人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利益关系，银行也不会主动向保险公司通报债务人的资信情况，保险公司对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是很难完全知情的，借款人恶意逃债的情况经常产生，这也是当前产生大量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将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依附于借款合同的效力之上，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如果由于银行自身的审查原因造成借款合同无效，保险合同作为从合同而无效，保险公司因而可以减轻其相应责任。这样，银行在放贷时就会认真审查借款人的身份及其资信状况。如果认定保证保险合同独立有效，放贷银行因有保险合同的保障，就必然会随意放贷，这对保险公司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特别是对于债务人是否必要诉讼参加人，存在很大的争议，处理结果也多有不同。 典型案例中，债权人在其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都会同时起诉债务人和保险人，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并由保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中国法院网上登载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贾汪支行作为原告，在借款人王世猛连续6个月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将借款人王 世猛作为第一被告，保证保险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徐州市贾汪支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向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决第一被告王世猛一次性偿还尚欠本息，第二被告保险公司对第一被告的债务的9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是一典型的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原告同时起诉了借款人和保险公司，法院认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与借款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相关，故合并审理，并依合同法和保险法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对于投保人在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保证保险合同是保证合同的性质，在确认投保人（债务人）的诉讼地位时，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5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第126条规定，对于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不管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均有权将债务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在实务中，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恶意逃债的借款人多数下落不明，银行起诉时，为了避免法院公告送达，常选择不诉借款人，而直接起诉保险公司请求其赔付保险金。如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年8月份受理的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行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三宗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原告交通银行仅起诉保险公司而没有起诉三个借款人，罗湖法院一审依保证保险合同（保险单）直接判令保险公司偿还借款人尚欠的借款本息。[xxvii] 对于债权人仅起诉保险人，法院是否应该追加投保人（借款人）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法律规定不明确，审判实践中也存在很大争议。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杨洪逵认为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一般具有类似于一般保证下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在被保险人尚未向基础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即被保证人提起诉讼并被依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不得先向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提起诉讼。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当保证保险合同约定在基础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作为债务人的被保证人未向被保险人履行债务，得由保险人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即可直接依保证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起理赔诉讼。作为基础合同的被保证人在该诉讼中顶多只有充当证人，不能成为该诉讼中保险人一方的共同当事人，也不是诉讼第三人。[xxviii] 基于保证保险是保证合同的性质认定，笔者赞同杨洪逵先生分不同情况处理的意见。 1.对于当事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公司具有先诉抗辩权（或穷尽债务人的财产后才补充清偿）的情况，应当认定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保险为一般保证性质。根据担保法，不管债权人是否先诉了债务人，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均不应该直接追加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债权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向债务人提起过诉讼或仲裁且债务人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应该裁定驳回其起诉并告知其先诉债务人。对于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法院应当直接审理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索赔请求，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已无必要。 2.对于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或者保证方式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依《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这些情况均应认定保证保险合同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权利人仅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债权人可单独对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险人提起诉讼，法院不应该将债务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般也不应该追加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3.在特殊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依职权将债务人追加为第三人。如果保险人主张据以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主债务合同无效，或者法院在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过程中发现债权合同可能无效，由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债务人，债务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就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就应该依《民事诉讼法》第5 6条的规定，允许或追加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案件的诉讼。但是，当前法官在错案追究责任制度的影响下，当面临可追加可不追加的情况时，会选择追加当事人，因为这样可避免被上级法院以漏列当事人为由发回重审，减少责任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稿”第39条规定:权利人依据其与债务人（投保人）之间的合同起诉投保人的，不得将保险人列为第三人或者共同被告；保险事故发生后，权利人依据保险关系起诉保险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投保人（债务人）列为第三人。该规定的第一段符合不告不理原则，实践中争议不大。但第二段的规定太过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不能解决所有争议。建议区分不同情况作具体规定。建议将第二段与第一段并列为第二款，修改为:保险事故发生后，权利人依据保证保险关系仅起诉保险人的，不得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可能无效的，或者没有债务人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法院可列债务人为案件的第三人进行审理。 注释: [i] 参见蒋江敏、邓瑞燕:《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门槛提高》，金羊网2003年2月20日。 [ii] 参见《保监会人士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问题答疑》，中国新闻网2011年2月6日。 [iii] 参见我国保监会新发的保监发（2004）7号文件。 [iv] 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354 [v] 徐卫东.保险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P281 [vi] 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359 [vii] 徐卫东.保险法学[M]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P279 [viii] 参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格式文本条款第三条。 [ix] 参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格式文本条款第二条。 [x]参见徐卫东主编:《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4页；唐德华、高圣平主编《保险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87-88页；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5-73页。 [xi] 贾纬.保证保险等法律关系的认定[C]1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2卷[C]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P213 [xii] 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1台湾:三民书局，19941.P619 [xiii] 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354 [xiv] 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1台湾:三民书局，19941.P619 [xv] 李国光编.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2卷[C]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P213 [xvi]参见郭玉涛:《保证保险是什么》，2011年12月18日。 [xvii] 参见梁冰、周洪生:《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探析》，2011年12月13日。 [xviii] 参见《中国保险报》2011年3月31日。 [xix] 参见建克胜、席月民:《案例回放:保证保险合同不等于保证担保合同》，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5月17日。 [xx] 参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法官郑冰:《论保证保险的法律特征》，2011年12月13日；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法官潘声贤:《保证保险合同问题探讨》，中国法律教育网。 [xxi] 参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999年8月30日“保监发（1999）16号”文件 [xxii]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8月28日的《关于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市苏仙区支行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郴州市苏仙区支公司保证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 [xxiii] 徐卫东.保险法学[M]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P281 [xxiv] 参见褚红军:《保证保险合同三议》，载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2期。 [xxv] 参见张平:《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 》，载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23日。 [xxvi] 贾纬.保证保险等法律关系的认定[C]1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2卷[C]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P213 [xxvii] 分别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0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168、1169、1171号判决书。 [xxviii] 参见杨洪逵:《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能否先起诉保险人》，载于《人民法院报》2011年7月19日。
内容论文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维护好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是《保险法》赋予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力，正确处理好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至关重要，避免降低履约效益，维护好保险公司与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避免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论文关键词：保险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引起案件诉讼的焦点问题之一。纵观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发纠纷乃至诉诸公堂已屡见不鲜。鉴于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从维护保险业的正常发展和维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分析，它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处理的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度，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更应当以法律为准绳来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对于探讨保险人的法定合同解除权和约定合同解除权是必要的，也是应当引起合同双方加以重视的，减少不必要纠纷的一项主要内容，那么，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以阐述。一、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概念。合同解除权，即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相应地，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即可解释为：在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保险人所享有的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后果分析，合同解除权依解除权人单方的意志即可发生效力。因此，可以说，合同解除权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即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从而避免或减少利益损失。但是，也应该看到，合同解除权是一种破坏性较大的权利，因为解除权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即应归于消亡，对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这必然降低履约效益，给社会经济循序带来负面影响。也正因如此，学者们指出，法律对解除合同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合同解除权有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对不同的解除权其行使条件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比约定解除权的条件较为严格。二、以《保险法》为依据，维护好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为了表述清晰，笔者先从一业务员未如实告知代签保单是否有效为例对维护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进行阐述。 2000年10月，某保险公司业务员来到王某家中推销公司的人寿保险．经业务员介绍，王某与丈夫商量决定为丈夫投保，当场签订了投保单，保额20万元．由于签字时丈夫急于外出，遂由王某代替，在投保书上签了丈夫的名字并交纳了6000元保险费，业务员出具了公司的人身险保费暂收收据。 2001年2月，王某的丈夫在外出途中遇到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办完丈夫的后事，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审核了王某的投保手续后认为，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否则合同无效．”王某为丈夫投保的投资连结保险，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险种，投保单上没有丈夫本人的签名，且王某也没有拿出被保险人的书面认可意见，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无效，保险公司可以按规定退还保费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几次协商之后，王某与保险公司未能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保险单属于格式合同，投保单是其组成部分。合同法规定格式合同的制订方在订立合同时，应按照诚信原则就条款向对方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动员王某投保时没有向王某说明正确的投保手续以及违反这一手续会导致的后果，对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也没有加以制止，并于事后将王某代签的投保单加盖体检章上交公司，保险公司经审核后同意存档，这一系列行为都说明保险公司默认了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对于合同形式上的瑕疵应当承担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赔偿王某18万元。为避免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为他人订立死亡保险合同时，各国保险法一般均要求征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为投保人代为投保设立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实质上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且这种同意是真实有效的，例如，不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形式上这种同意应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王某代丈夫投保的行为满足了法 律的实质要件，没有满足形式要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通过观察王某的投保过程，我们会发现，王某的过失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适用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认定合同无效，不仅损害投保人的利益，还会助长保险人的投机心理，将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从而违背立法本意。出于上述考虑，法院经过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判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磋商之际，彼此之间就己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互负协助、告知、保密等附随义务。在交易双方地位相差悬殊时，法律对强势一方附随义务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保险公司相对于投保人而言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也更加了解熟悉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利益应尽到注意义务，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否则将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法定解除权呢？ 所谓法定解除权，是指在法律直接规定的合同解除条具备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权。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当事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主要表现为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根本违约等。而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而言，这种法定的解除条件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欺诈，财产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末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不履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中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人身保险的投保人。未及时交付保险费等，并且应当注意的是，依据《保险法》第15条关于“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仅限于《保险法》上述条文所确定的各种情形，而不包括《保险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规定的情形。三、如何正当妥善处理好保险人约定解除权。除《保险法》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可在保险合同中与对方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约定的条件具备时，保险人即享有约定解除权。关于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某些保险条款约定的解除条件过于宽泛，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讲有显失公平之嫌；第二是某些保险条款结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未作约定，导致当事人对解除的后果，如保险人对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是否退还保险费等问题认识不清；第三是某些保险条款片面追求所谓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约定保险人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使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笔者还从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如何正当处理好约定解除权。1998年2月，吴某的父亲为吴某的母亲投保了人寿保险，保险金额为12万元，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是吴某。2009年3月，吴某与妻子蔡某决定协议离婚，两岁的女儿归妻子抚养。在家庭财产处理问题上，二人经多次协商，吴某同意将保单中的受益权转让给蔡某。由于吴某担心父母想不通，就私下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书面的受益权转让申请书，申请将保险单的受益人变更为蔡某，以便将来把保险金给付蔡某。保险公司在吴某韵再三请求下，在原保险单上更改了受益人。 吴某离婚后不久，其父母得知此事，便来到保险公司，提出受益人的转让应经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同意，要求保险公司确认受益权转让行为无效，恢复吴某为受益人。在保险公司不同意恢复的情况下，吴某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受益权转让给蔡某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吴某父母的请求。 此案涉及到人寿保险中受益权的转让问题，即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受益权是指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指定，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除保险合同约定外，受益人取得的权利仅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至于保险金的返还请求权等权利原则上仍属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取得．通常认为受益权系原始取得，所以受益人取得的保险金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不能用以抵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并且可以免缴遗产税。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无权分享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 但受益权不是一种现实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因此，在 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随时申请变更受益人。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权才能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才能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受益人在接受受益权后，可将其转让给他人，但事先必须经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或者一开始就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允许转让。我国保险法第63条对受益权的变更和撤销问题作出了规定；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受益权的变更、撤销与受益权的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保险法对于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问题并无明确规定。但从法理上分析，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保单的受益人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也就是说受益人的受益权都是期特权利，该权益并不归受益人既得，也不由受益人控制或掌握，因此受益人无权私自转让受益权。在上述案件中，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准确的，在我国的保险实务中，如果受益人要转让受益权，必须经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同意，并按照受益人变更的法定程序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在保单上批注后发生转让效力。该转让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保险公司在接到受益权转让申请后，应认真审查受益权转让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四、正确处理好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的关系。综上所述，鉴于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已作了阐述，那么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发育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保险知识知之甚少，只是通过保险人的宣传和介绍才略知一二，加之，保险条款内容专业化术语太强，太生硬，不好理解，同时，由于某些保险人不履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或多或少地存在误导，诱导投保人现象的发生。这也是引起合同双方发生纠纷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减少合同双方解除合同的解除权的几率：一是保险公司应当大力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保险法》第94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只有通过多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才能使保险公司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其“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有利于保险公司的业务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法律纠纷。二是作为保险公司人应有较高的法律意识。《保险法》第136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为此，保险人要懂法、知法、守法、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以诚信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从事保险业务。对一些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误导、诱导投保人的保险人要坚决予以清除，负有法律责任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三是作为投保人要履行法律义务。《保险法》第13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五）仿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为此，作为投保人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实按《保险法》规定去执行，共同维护好《保险合同》的权威性。总之，在正确处理法定合同解除权和约定合同解除权中，既要以《保险法》履行好法律责任，又要通过双方自愿的原则把约定合同解除权处理好，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真正维护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经济秩序，使保险公司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经济利益，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原则上都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保险利益原则产生的原因是基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即保险合同是一种机会性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后能否获得保险金的赔付取决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这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保险合同具有这一特性，在保险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不法之徒利用他人的财产或人身进行而获利，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将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产生法律效力的条件。同时，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活动的日趋复杂，各国在保险立法中不断对该原则进行修正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1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显然，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一章的“一般规定”中加以规定，是将保险利益原则视作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都适用的原则。我国《保险法》虽对保险利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未体现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差异性。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实务中出现的保险利益的一些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如：是否所有的保险合同都严格要求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如何认定？保险利益存在的时间有何要求？保险利益是对投保人的要求，还是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也有要求？以上这些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完全照搬《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在保险实务中易引起保险合同纠纷，有违保险合同的公正，甚至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分析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差异性，根据保险实务做法，并借鉴其他国家保险法律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完善我国的《保险法》。
二、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之比较
（一）保险利益的认定
虽然一切保险利益均来源于法律、合同、习惯或惯例，但由于两大险种保险标的的性质不同，保险利益产生的条件各异。
一般来说，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产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它主要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现在正享有的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占有利益、抵押利益、留置利益、债权利益等，是保险利益最为通常的形态；期待利益又称希望利益，是指通过现有利益而合理预期的未来利益，如盈利收入利益、租金收入利益、运费收入利益等；责任利益主要针对责任保险而言，是指民事赔偿责任的不发生而享有的利益。但基于财产保险保险标的的可估价性和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点，保险利益的成立要求符合以下条件：（1）可以用金钱计算；（2）必须是合法利益；（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即无论是现有利益还是预期利益，都必须在客观上是确定的，能够实现的利益，而不是凭主观臆测或推断可能获得的利益。
各国保险立法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有共同之处-即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但当投保人为他人投保时保险利益的认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利益主义。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为判断标准，如英美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保险利益；（2）同意主义。不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益关系，均以取得被保险人同意为判断标准，如韩国、德国、法国等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3）折衷主义。将以上二者结合起来，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立法。
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款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上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具有利害关系和被保险人同意二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也具有灵活性，因此笔者认为该项规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对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认定没有作出规定。
（二）保险利益的量
财产保险保险标的具有可估价性，决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都有量的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在量上表现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如果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超过部分将因无保险利益而无效。这是因为财产保险合同是补偿性合同，投保人以其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的目的，在于财产因保险事故受损时能获得补偿。如果补偿金额不受保险利益的限制，被保险人以较少的损失获得较多的赔偿，则与损失补偿原则相悖，也易诱发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保险利益为限。
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不可估价，因此保险利益一般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保险利益可以无限，但要受到缴费能力的限制；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保险利益的量取决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法律上的相互关系或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但除法律或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有限制外，保险利益一般没有严格的量的规定。
（三）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和归属主体
此问题既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在签约时存在，还是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和保险事故发生时皆应存在？也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对谁的要求，是对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
1.财产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不一定严格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但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衡量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防止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强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如果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备保险利益，意味着被保险人无损失，依据补偿原则的规定保险人将不负赔偿责任；反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仍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在海上保险中比较典型，在其他财产保险合同中也可能出现。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以CFR条件进行货物买卖时，买方在接到卖方的装货通知后即可投保海洋货物运输险。但此时买方并未取得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严格说来对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一条公认的准则。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财产保险合同多数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比如在保险实务中出现的商场为购物顾客附赠财产保险、单位为职工购买家庭财产保险等。类似这种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实际上并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关键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只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一旦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无从获取非分之利。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
2.人身保险着重强调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并不影响保险金的给付
当投保人为自己买保险时，当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也具有保险利益。但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比较多见，如丈夫为妻子投保、企业为职工投保等。如果投保人签约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合同生效后即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夫妻离婚、职工离开原单位等，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没有了保险利益，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因为：首先，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因而不必要求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一定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保险利益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和行为，如果签约时作了严格的控制，道德风险一般较少发生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第二，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人，且寿险合同多数具有储蓄性，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丧失而被剥夺，否则，有违保险宗旨，也有失公平。
人身保险合同除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外，受益人是否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只是对什么是受益人作了界定。《保险法》第21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享受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为受益人。《保险法》界定的受益人是广义受益人，这里讨论的受益人是狭义的受益人，即死亡保险金的领取人。英美的保险立法为防止道德风险，不仅要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要求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一般来讲，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并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只是受益人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我国《保险法》规定受益人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为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受益人为得到保险金而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应规定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否则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三、修改《保险法》的几点建议
1.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并对其分别作出解释。建议将《保险法》第11条第3款“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更改补充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前者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可以估算的利益，后者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物质上或人身上的合法利害关系。”
2.建议对财产保险利益的主要类型加以认定，以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财产保险利益的主要类型包括：（1）基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而产生的合法利益；（2）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合法利益；（3）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4）其他法定或约定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保险条款，疑义利益，适用位阶，目的解释，限缩解释
保险立法史上，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援引与创设，初始系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进行司法调整以实现公平交易，并体现对保险交易中的弱势群体-被保险人倾斜性保护的价值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亦遵循了此一先进立法理念，移植并确立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该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然而，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在我国保险司法实务中，法院动辄适用该法第30条，作出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与判决，以致保险公司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有鉴于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法律适用上之位阶如何？其适用的条件是什么？范围又何在？等等，都有必要对保险契约的“疑义解释”规则作出解释，以利于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当事人双方的权益。
一、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法理基础及其目的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又称“不利解释”规则。此种解释规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1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系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2之所以当保险条款用语出现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学说和判例所持依据及其目的主要有四：
1.“附和契约说”。该说认为，保险契约所载之条款一般皆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实际上虽多由投保人为要保申请，但在通常情形，其对保险单之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和契约。若保险人在拟约时，能立于公平正义之立场，不仅考虑本身，亦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契约之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绝大多数拟约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惟以契约自由之美名，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其相对人对此惟有接受或拒绝；别无选择。在此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则流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对于内容订定之自由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契约之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制人之解释。3
2.“专有技术说”。该说认为，保险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商行为贯穿了几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史诗。4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比例（即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金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5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之必要。但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3.“弱者保护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业具有垄断性质，谈论合同自由是虚幻的；（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6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当对保险单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4.“满足合理期待说”（honoringreasonableeXpectationsoftheinsured）。该学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7是在“附和合同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③该学说的主张者是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来阐述其理由的：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时至今日，保险交易类型繁杂，而保险契约类型有限及保险契约所约定之条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即力有未逮；况保险契约之订定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保险人对保险契约内容固然具有“专业理解”，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日后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专业理解与要保人对保险契约之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只要要保人之期待合理，则此种差距之不利益应由保险人承受，法院应遵循“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9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前三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的法理依据及其目的，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附和合同说”和“专有技术说”从保险人的角度，揭示了疑义解释规则的归责原则，即因其为保险条款拟制人或使用人以及拥有专门技术与专业知识，在拟款措辞时，理应尽相当合理之注意义务和相当之诚信，以明确方式使相对人了解其义，否则应承担疑义之不利益；而“弱者保护说”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站在被保险人的立场，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价值取向，描述了保险交易中被保险人“弱者地位”的情形及其成因，从而阐释了疑义解释规则的旨趣，即疑义解释规则出于工具理性之目的，通过这种工具理性而为处干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
笔者以为上述“满足合理期待说‘不仅不能成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理论基础与法理依据，而且是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背离。因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归责原理是：若合同条款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条款拟文人的解释。其隐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条款的语句或术语清晰而明确，法庭不能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解释。而现代英美保险法中的”满足合理期待学说“可以解释为：法庭重视并尊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理预期，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术语并不支持这些预期。10这样看来，”满足合理期待说“是对传统合同法的背离。这种”背离“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会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一方当事人会认为，法庭不应再解释明确而清晰的合同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除非清晰而明确的合同语言另有规定，法庭应授予投保人合理预期的权利。其次，保险人会认为法庭只考虑了投保人的合理预期，而没有考虑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导致较高的保险费率。最后，某些被告知的投保人可以得到他们没有预期的保险保障，因为一般的投保人是会预期该保险保障的产因此，正如美国著名保险学者所描述的”满足合理期待说“在一定程度是”法庭判决的保险“。12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基础和目的，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附和合同，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加之被保险人欠缺保险专业知识，且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为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保险条款的用语有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目前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司法规制手段，以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救济方式。
二、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之适用位阶
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具体解释规则很多，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中，“能够发现的解释规则大约达13个。”13当保险条款文义有疑义时，解释上应否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颇多争议。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种学说：14
1.“肯定说”，又称“主观说”。该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都由保险人拟定，所以在享有选择符合其目的的措辞之权利同时，也负有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以让对方了解的义务。如果有疑义，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符合“如果有疑义，反对拟文人”的原则。支撑肯定说的理论基础为前述附和合同理论。附和合同与那些通过双方当事人相互磋商和妥协而形成合同条款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场合，当事人意思优先这一主要原则，建立在不正确的前提下，即保险合同是同等力量的当事人间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些当事人讨价还价，把他们的协议归纳成书面的。”15因此，当保险人选定保单上的语言。书写保单，并将其卖给投保人后，如果该保单中含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对此条款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
2.“否定说”，又称“客观说”。该说反对主观说的见解，认为主观说将疑义解释规则视为“优先原则”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它出自于个别保险合同的主观解释原则，而忽略了一般格式保险合同条款适用于危险共同团体内各成员的客观性。因此，该说主张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的疑义条款时，应当立于完全超然的地位，没有作不利于哪一方当事人解释的必要。支撑否定说的理论基础有二：其一为“团体契约说”。该理论认为，保险为一种分散危险的工具。危险的分散需要有一个遭受同类危险威胁的共同团体来承担，故任何一种保险均需以一危险共同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此团体由各个因某种危险事故发生而将遭受损失之人（被保险人）所组成，而保险人仅是负责集中危险及管理危险而赚取营业利润的组织。因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将有损危险共同体之根基。16其二为“政府干预说”。该理论认为，一般定式合同保险条款并不是全部由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条款在应用前须先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由于不可能期待保险人具有将条款内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事先考虑清楚而表达出来的能力，所以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有违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原则。因此，“客观说”视已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查通过的保险条款具有和法律相同的效力，其解释方法应依一般法条解释原则，无所谓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必要。
3.“折中说”。折中说首先反对客观说的见解，其理由为：事实上无任何格式保险合伺条款的制定，由被保险人以同样的地位和保险人共同完成。即使其条款的应用需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但也只以保险人所提的稿案为案臼而已，并且审查机关为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不得将审查核准后的条款视为法律规定。这就要求保险人在拟稿措辞的时候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应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状况并付诸于文字，以明确的方式使对方了解其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并未违反平等对待原则，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不是只对一两个被保险人，而是对所有的被保险人都可适用。另一方面，对于不明确条款的解释，也不得纯就被保险人个人的利益而即刻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首先应顾及保险危险共同团体的概念及保险的真谛，参前该合同的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如果仍无法确定该有疑义条款的意义时，则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笔者认为，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有在适用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情况下方能得以适用。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17之所以要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首先适用保险合同解释的一般解释原则，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18
三、保险条款是否疑义之判断标准
一般认为，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中所载条款之用语“模糊不清”（ambiguity）。这一原则通常被叙述为“模糊规则”（ambiguityrule）：如果标准的保险合同的某一条款意思模糊不清，法院将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条款解释。19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保险条款均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用语模糊不清之判断标准为何？等等，需要进一步探究。
1.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是否适用于个别议商性条款现代商业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通常由定型化契约条款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共同组成。《保险法》第18条、第19条对二者分别作了规定。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保险人名称和住所……”；第19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其中，定型化契约条款均由保险人自行拟定，但需报保险主管机关核准方可使用。我国《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但由于保险标的不同、保险期间不同、保险条件不同等原因，定型化契约条款无法一一涵盖，更无法切合个案保险的需要。因此，实际上又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以个别议商方式，另行约定，此即个别议商条款。20当投保人参与了保险合同的起草，或者保险公司不单独对合同的语义负责的时候，疑义解释规则很可能会不再适用。“21依前述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于条款拟订人“原理的实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当仅适用于定型化契约条款，而不适用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个别议商契约条款的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
2.定型化保险条款是否“疑义”的判断标准
“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和前提，是保险合同的定型条款”模糊不清“（ambiguity）。”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系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22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因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应为消除疑惑的目的而使用。据此，保单条款如不存在模糊不清，对保单的解释就无必要，此时该保单应依照其条款予以履行。
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将由审查案件的法院根据客观情况予以确定。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23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至于何者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两相比较，笔者以为，美国法院的标准显然更为合理。因为将合同阅读者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对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并
且“律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并非普遍接受的理解”。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纳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因为该用语的真实含义可能可以从上下文中清楚地推断出来；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诗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是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含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综上，只有在经过全部考虑之后，法院仍认为无法解释，保险合同的条款才是模糊不清的。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如欲得到适用，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作为格式合同解释主要原则的“不利于制定人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体现。虽然保险合同的制定人通常均为保险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保险市场低迷、保险业务竞争激烈等），保险合同的某些条款也完全有可能由被保险人拟定。此时，如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就此条款产生争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不再适用，法院将允许当事人提交证据以证明谁应承担责任。
3.保险专业术语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保险单充满了“专门用语”，常常使未受训练的人迷惑。24那么，当被保险人对专门术语按普通理解与保险人按专业含义理解不一致时，是否应当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则无不疑义。这里涉及在解释该术语时是普通含义占优还是专门含义占优的价值判断问题。
对保险单文字含义进行解释时，一般应当首先按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但在词语有“专门含义”时则不能按照普通含义去理解，这种情况下专门含义是优先的。25保险单术语的专门含义优先于普通含义，主要有两种情形：26第一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词语“有专门的法律含义”。“有时，法律所要求的语言本身是不明确或者模棱两可的，则法院不会将此语言解释为对条款提出者或书写者不利。”27第二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术语有“专门的技术含义”。“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表明其是在专门含义上使用某一词语的，则法院对该词语应解释为专门含义。”28上述情形出现最多的是那些规定责任或除外责任的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名称，例如盗贼；或者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含义，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就有特殊含义，它并非普通含义上的“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2米/秒以上（相当于风力表8级以上）的风力，若小于这一衡量标准，就不是保险危险中“暴风”的正确含义。在上述情形之下，应按专业含义的解释从优原则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四、被保险人是否弱者之判断标准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立，系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式予以诠释。”29不过，由于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
对于这一问题，国外司法界尤其是美国司法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者认为：“即使在被保险人是一个贸易或商业实体，从而可能对保险合同及其法律含义十分内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仍应适用”，因为“系争保单仍然是由保险公司的专家置备的格式保单，该保单的用语系由保险人选择，发生争议的特定用语亦未经协商。据此，作为被保险人的一些公司是否拥有律师与该原则的适用并无关联。此外，这种格式保单在全国范围内被销售给大大小小的商业公司，法院根据不同的被保险人适用不同的解释规则将导致不协调”。30持否定观点者则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适用于此一情形，因为这种合同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老练的商业实体，他们对保险市场甚为熟悉并拥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实力”。31
由于上述争论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作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能否适用的决定因素和前提，因此如何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是否相等作出准确的判断，亦即某一具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否弱者，就成为正确适用该规则的关键。国外审判实践中，尤其是美国法院认为应从下列因素加以考量；32（1）被保险人的规模。虽然没有法院会仅仅因为被保险人的规模而拒绝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但是一些法院已将被保险人的规模作为决定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一个考虑因素。按照这种观点，被保险人的规模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可能性成反比，因为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2）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系由经验丰富的律师，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在被保险人是对保险领域不甚了解而又缺乏经验的当事人的情况下，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恰当的。但在被保险人系由律师的公司，而该律师的专业水平与保险人的律师又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的条款不应依照对保险人不利的方式以解释，而应依照对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所欲达到的动机及可能性加以支持的方式予以解释。（3）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基于保险经纪人所拥有的强大交易实力，法院拒绝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于由独立保险经纪人代表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因为保险经纪人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人，他不受特定公司的约束，他通过使用其强大的谈判实力自保险公司获得最有利的条款，从而满足了广大客户的需求。（4）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5）有关的争执是否保险人之间的争执。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6）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因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设计来对附意合同的当事人拥有迥然不同的谈判实力这一状况进行补救，该原则并未被扩展至对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提供保护，并且法院将拒绝这样做。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谈判实力不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并非附意合同，由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
反观《保险法》第30条；仅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前提宽泛地界定为：“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至于此处的“被保险人”究竟是仅指谈判实力明显弱于保险人的个人被保险人，还是泛指包括谈判实力与保险人相当的被保险人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则未予明确。笔者认为，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为了适应合同格式化的趋势，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利益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根据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交易实力的强弱决定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与否，应当是该原则的内在要求。如果被保险人的交易实力与保险人相当，被保险人即不属于“经济上的弱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即不应对其适用。至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交易实力是否相当的认定标准，笔者主张，应结合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保险人仍居于主导地位、被保险人的利益仍需大力加以维护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因素加以具体考量：（1）为手写保单；（2）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3）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一样均为保险公司；（4）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总体谈判实力不相上下等。其他因素则是仅供法庭斟酌的辅标准，如被保险人规模的大小。律师以及保险经纪人参与程度的多少等。
五、保险主管机关制定的保险条款应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与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范围与前提相关的又一重要问题是，《保险法》第30条所称的“保险条款”是否包括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保险条款？换言之，当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而由保险人统一使用的基本保险条款或法定保险条款发生理解上的歧义时，是否应当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呢？
对此问题，国外学者与司法界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观点。“否定说”认为，基本条款发生歧义，不存在作有利于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的解释的理由。因为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主管机关“依法核准”，不存在适用疑义利益解释的余地。“肯定说”认为，保险人以自己的认识水平、经验和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将基本条款“插入”保险合同，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作任何事情，并且在订约时又难以全面知晓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因此，在对基本条款有歧义时，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33
在我国，司法上关于此问题的判例较为鲜见，而学术界则多持“否定说”，认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能适用于基本保险条款。其理由为：基本保险条款不同于保险人事先拟订的保险条款，不论保险人是否将其“插入”保险合同，保险人均不得修改或变更基本保险条款。因此，依照基本保险条款签订的保险合同，与纯粹作为附意合同的保险合同不具有等同的意义。在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时，应当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基本保险条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制订基本保险条款的目的作出公正的解释，不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34同时，在我国由于保监会制订的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具有部门规章的性质，而我国法院尚不具备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的司法权，因此对基本保险条款不得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35笔者以为，“否定说”的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从《保险法》第30条与第106条的立法本旨来看，二者之间是相一致的。上述两条文均是针对保险合同的附和性，为保护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之权益而设，只不过在保护方式与手段上有所差异而已。详言之，《保险法》第30条所确立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性质上是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司法规制手段，属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机制；而《保险法》第106条则通过立法授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和审查非基本保险条款，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针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行政规制手段，通过行政主管机关的公正立场制定公平合理的基本保险条款以及对保险人拟定非基本条款的审查以排除不合理内容，实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之目的；属于一种事前的行政控制机制。因此，既然二者在目的上相互一致，在功能上相得益彰，就不能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排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对基本条款的适用。
其次，从政府介入保险及监管绩效来看。德国著名学者波斯（P.Boss）曾精辟地指出：“基于保险机构之特性，为保护要保人及被保险人之权益，各国除了一般债权法外，尚应分别制定具有强制规定之保险特别法，惟各种保险特别法，并非万能，且保险事业在国民经济上重要性日趋增大，为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并确实保障保险加入者之利益，及维持保险事业之健全发展，只有由政府予以更多之关注，严格施行国家之管理监督，至属必要。”36其中费率和保单监管是各国保险主管机关监管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保险人使用的措辞和费率必须事先获得监管机关的认可；37而对保单条件和条款的监管目的在于减少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进行不正当影响的可能性。38那么这一目标能得到完全实现吗？其实际绩效又如何呢？国外最著名的保险监管经济政治理论之一的“监管占据（或捕获）理论”（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认为：保险监管为被监管者所占据并为其利服务，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保险业者可以左右监管为其利益服务。39虽然该观点有些夸张，但却可以用来揭示我国保险监管领域中的现状。现状既然如此，事前的行政控制机制不能完全公平合理地保护被保险人权益，若又人为地排除事后的司法救济机制，被保险人岂不连最后一把“保护伞”亦丧失殆尽了吗？！
最后，从基本条款制定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国内外基本保险条款的产生并非空中楼阁，其内容仍然主要是建立在由保险人特别是经验丰富的大型保险人拟就的格式保单条款的基础之上。虽然国家保险管理机关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时，出于有效规范保险活动和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目的，一般均会对格式保单中不合理的条款加以修改，但由于这一修改过程并无被保险人的参与，因此经由格式保单条款修正而来的基本保险条款仍旧体现了保险人的利益。鉴于基本保险条款未从根本上改变被保险人所处的弱势地位，因此按照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立本旨，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因基本保险条款“模糊不清”而产生争议的情况下，该原则仍有适用的必要。正如美国保险法学者Vance，所指出的，有关“在法律强制格式保单的使用，并且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形，不允许对该保单作任何修改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应被当作该保单条款的选择者，并由此不应受制于对其不利的解释原则”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考虑基本保险条款本身及其采纳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条款实际上系由特别关注其自身利益的保险人所选择”40
此外，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保险法》第106条强制性规定之背景，严格来说，是基于我国当时保险市场不完善、保险公司缺乏经验的条件下，立法者不得已才授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和厘定保险费率。这样就造成了我国《保险法》第30条和第106条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保险人权利与义务的错位。因为按照《保险法》第30条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本意，“有疑义时不利于条款之起草人”；而按照《保险法》第106条之规定，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条款之真正草拟人，并未真正享有条款起草人之权利，却要履行起草人的义务与承担起草人的法律后果，显然对保险人有失公平。正是基于上述状况，2000年中国保监会颁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采取了变通方式。该《规定》第67条第2款规定：“中国保监会制定和修订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中国保监会可以委托保险行业协会或保险公司拟订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即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由保监会委托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各保险公司拟定，在各保险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再由保监会颁布实施，以还保险人真正保险条款起草人之权利。既已如此，基本保险条款之用语产生疑义时，当先依保险行业交易习惯与常理进行解释；若仍有两种以上理解时，则应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六、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保险合同，投保人，告知
一、引言
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无风险，无保险。风险的大小和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着保险人是否承保，且决定着保险费率的高低和保险合同的内容。而保险标的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保险方无法对承保标的进行全面了解，投保人作为利害关系者则通常知之甚详。为了使保险方能够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就合同的缔结做出意思表示，投保方负有提供与合同缔结相关的一定信息义务，以求合同之实质自由。如果投保方对缔约的信息告知不充分、不真实，则势必影响保险方对事实的判断，使自己的决定受他人意志左右，成为他人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肯定有失公平。故据实告知为投保人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据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不但与保险人利害攸关，而且对投保人权益影响甚大，有必要从法律上予以界定。
二、告知义务的履行
（一）告知方式：主动告知抑或被动告知
关于告知方式，国际上有两种立法体例，即主动告知与被动告知。主动告知者要求投保人应说明的事项，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只要是投保人所知悉的事项，即使保险人未询问，仍在告知义务之列。早期保险立法多采用主动告知的模式，要求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之前应将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该项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动告知即询问回答告知，此告知方式中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即可，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无须告知。保险合同的专业性很强，哪些事项应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作为业内人士十分清楚，而投保人作为“外行人”则茫然不知，要求其遵守诚信原则，倾其所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比登天还难。因此，立法技术之演进即由“自动申告主义”转为“书面询问主义”，以限制投保人之告知范围。如德国1939年以前即采自动申告主义[1]（P.162）。询问告知之立法宗旨在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防止保险人动辄以投保人违背义务而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若将告知范围任意扩大或无标准可循，要求投保人判断何者为重要事项并主动告知保险人，与民商法的公平原则相悖。依询问告知主义的法律规定，保险人只有履行了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义务，并行使了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权利时，投保人才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询问或放弃了询问权，投保人毋庸告知，且日后保险人不得主张。被动告知的立法模式，也可以避免被保险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舍本逐末，挂一漏万，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我国保险立法对陆上保险与海上保险的告知方式分别作了不同的规定，《保险法》第17条要求投保人仅对保险人的询问事项履行告知义务，而《海商法》第222条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可见，保险法采被动告知方式，而海商法采主动告知方式。有学者认为，海商法上如实告知的规定有失公允，应作宽松解释，即投保人只对保险人关于询问事项负如实告知义务[2]（P.123）。笔者认为，海上保险之所以要求投保人履行主动告知义务，这是由海上保险特殊性决定的。海上保险风险大，保险人很难控制，而投保人皆为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掌握专业知识，对风险有准确判断，履行主动告知义务符合最大善意原则的要求。被誉为典范的《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就是佐证。该法第18条规定，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之前应将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该项告知义务，保险人即可宣告合同无效。
（二）告知范围：无限告知抑或有限告知
保险法从最大善意原则出发，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以达对价平衡之目的。投保人所应告知、说明的当然是足以影响保险关系的重要事项，其他个人所属之私事自不在说明义务范围之内[1]（P.160）。所谓重要事项，即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确定收取保险费数额的危险情况。保险条款融专业性、复杂性和科学性为一体，如何判断“重要事项”，即使饱学之士，若非专对保险学进行研究，亦恐无法尽窥其貌，作为一般社会公众的投保人更是难以确切了解。故立法者信赖保险人之专业知识及诚信原则，授权其制订询问内容，以为重大事项之推定[1]（P.162），不询问者，推定为不重要。现代保险种类繁多，无所不保，对于“重要事项”立法者不能于条文中一一列出，各国皆然。确定是否为重要事项，尚需依保险种类及合同内容加以综合考虑。在保险实务中，认定是否属“重要事项”，应结合以下三个因素：其一，保险利益情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的爱护程度，与其所具有的保险利益的性质和大小有关，利益薄则爱心淡，而保险人所负担的风险则大；利益厚则爱心重，而保险人所负担的风险则小，此为常理。故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际，不仅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且须了解保险利益的来源及多少，无保险利益，合同无效，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为超额保险，超额部分无效，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自动解除。保险利益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内容。其二，保险标的的性质状况。保险标的的性质反映保险标的的风险抵抗能力，影响保险人的责任承担。如建筑物的结构、性能、用途，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对危险估计举足轻重。其三，保险标的物安全方面的情况。如财产的地理位置、安全措施等等[3]（P.101）。但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投保人若能够证明不为重要事项的，可以拒绝告知。否则，任由保险人提出种种无关琐事对投保人严加考试，以为试验投保人善意与否之试金石，并同时测验其记忆力以为承保之根据，岂为立法者当初之所愿[1]（P162）？
（三）告知内容：主观告知抑或客观告知
如实告知只是对投保人主观上的要求，即只要求投保人把自己知道或应该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向保险方告知，而无法要求其所告知的情况必须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有些情况虽然对保险人判断危险或是否接受投保至关重要，但投保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若要求其告知的情况必须与客观情况完全一致，显然是强投保人所难。投保人不是圣人也不是巫师，他无法了解常人不可能了解的东西，所以法律只是要求投保人尽到善意而无过错，即为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保险是在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由保险人进行补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制度。至于事故是否发生、发生的时间及损失的大小在订约之际不能确定，学说上称保险合同为射幸合同。所以，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之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者，其合同无效，此乃基本原则。但鉴于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本质，保险法仍设有“但书”规定，即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为当事人双方所不知，而当事人又出于善意订立保险合同，合同仍属有效。依各国法律规定，投保人于缔约之际不知危险已发生者，视为未发生；危险已消失者，视为未消灭，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此种保险称为“追溯保险”或“无论已否发生损失保险”或“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原为一保险惯例，适用于海上保险，因为船舶航行于海上，其标的所处情势瞬息万变，在昔日无电讯联系时代实难确定，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不知道保险标的是否已经灭失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保险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也必须履行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此一惯例今已演进为制定法，并成为保险法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我国《海商法》第224条即属此内容。该条规定：“订立合同时，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有权收取保险费；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不可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有权收回已经支付的保险费。”“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现已普遍适用于其他保险领域。例如，在人身保险中，若被保险人于订立合同之时患有重病，保险人是不予承保的，但如果被保险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而向保险公司投保死亡保险，被保险人日后因病去世，保险人不得以其违反告知义务而主张合同无效或拒绝赔偿，受益人取得保险赔偿金也“问心无愧”。判断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应以其告知的情况与客观事实是否吻合为标准，而应以主观上的认识为依据。虽然客观上属“重要事项”，投保人如果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即使告知情况与事实不符，也不构成对告知义务的违反，故学理上将保险合同称为最大诚信合同。
（四）告知形式：书面告知抑或口头告知
投保人的告知形式是以书面为之还是以口头为之，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保险实务中，二者兼而有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投保人对于保险人之书面询问，应据实告知。采用书面形式履行告知义务，既可以避免当事人间举证之困难，也可以缩小投保人告知义务的范围，为当代各国立法所采纳。
（五）告知主体：被保险人是否应履行告知义务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作为风险的转嫁者，通常对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了如指掌，由其承担据实告知义务固无疑问，所以，各国保险法皆规定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然而，当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又了解不详，而被保险人更为知悉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负有告知义务？对此，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美国保险法理论一般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应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对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分别规定，在损失保险中，由投保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而人寿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负有如实告知义务[2]（P.122）。《保险法》及台湾地区“保险法”仅规定了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对此学者认识也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保险法既明文规定投保人为据实告知义务人，不应扩张解释及于被保险人[4]（P76）。保险人只能要求投保人据实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并且惟有投保人违反时，始可主张解除合同；对于被保险人的不告知行为，保险人不得径行主张解除合同。但多数学者赞同肯定说，认为被保险人亦负有说明义务。因为：于财产保险，被保险人为财产标的之所有权人或权利人，其对标的物的状况知之最详；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的客体，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了解最透彻，从保险契约为最大善意契约的本质而言，被保险人也应负说明义务，以便保险人衡估保险费。（注：施文森：《保险法总论》，转引自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52页。）笔者亦采肯定说。其理由如下：首先，据实告知义务的立法理由主要强调的是最大善意原则，以保障保险人能正确估计危险，并依此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确定，不应因为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而减轻其义务的履行，从而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的判断。否则，将导致规避法律的行为发生，不仅损及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危及保险业的整体。其次，在合同法上，被保险人为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中，第三人因债权人与债务人合同的约定而取得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实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在财产保险中，发生保险事故有索赔权者，只能是被保险人，投保人不享有此权利。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被保险人生存，保险金一般只能由本人领取。第三，从立法例考察可知，我国海商法第222条和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告知义务主体均为被保险人；德国保险契约法第79条第1项规定，以本法各条之规定，若投保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于为他人利益之保险时，被保险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亦为考量之因素。尚需说明的是，若投保人就书面询问事项皆已据实告知，被保险人则无说明的义务，惟若投保人不知事实或有其他理由未告知时，且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行使了询问权，被保险人必须告知，或投保人有告知不实者，被保险人必须纠正。保险人不向被保险人询问者，视为弃权。
三、告知义务的违反
（一）违反告知义务的类型
据实说明义务的性质属于附随义务，投保人违反此义务时，保险人无法以诉讼方式强制请求其履行，而仅能行使法律所赋予之合同解除权，使保险合同自始无效，投保人丧失本可主张之权利并承担因违反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据实告知义务的类型分为故意隐瞒和过失遗漏两类。过失与故意两者的法律性质迥然，法律后果不同。
故意隐瞒是指投保人就其说明义务范围内的事项，明知其情形，而故意不为告知[5]（P.126），或虚构事实诱导保险人。如患有癌症且危在旦夕而谎称身体健康。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者，说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有欺诈行为，此时保险合同的性质属民法上因欺诈所订立的合同，保险人可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自始无效，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应视为是对投保人缔约过失的一种经济惩罚，不适用民法上有关解除合同恢复原状的规定。若有未收受之情形者，保险人仍得请求给付，以符合本条惩罚性规定之法义。但此之保险费应仅限于保险人解除契约时该年度之保费而已，解除契约之后之保费虽已预缴，如长期保险契约一次缴费之情形，仍应返还于要保人[1]（P.166）。
过失遗漏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实，知悉或应该知悉其情况，但因过失而未能为说明。投保人的过失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应当向保险人说明，但由于疏忽而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标的的有关危险情况应当了解但由于大意没有了解而未能如实告知。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可能是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有关知识了解不够，或者不能正确理解“重要事项”的内容，或者是因为马虎未能知悉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因此，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不能看作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依《保险法》第16条第3款及第4款之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对于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可以退还保险费”意即可以退也可以不退，两种选择均符合法律的规定，是退还是不退由保险人根据情况决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权主张。如果保险方退还了保险费，则是故意隐瞒与过失遗漏的法律后果相区分；如果保险方不退还保险费，则是两者的后果相同。实践中保险人往往是不主动退还的，并对投保人的退还保险费请求置之不理，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初衷。故《保险法》第16条第4款有袒护保险人之嫌，应规定为：“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以防止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的过失行为来获取保险费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甚至故意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获得保险费的情况发生。因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可以投保人的过失原因解除保险合同，而当保险事故不发生时，不提出解除保险合同，这显然有失公平。
（二）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为定论。惟若投保人因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的，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方式免除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学说上存在争议，各国立法例亦不尽相同。因果关系说认为投保人未据实告知或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者，保险人方得解除合同而免除赔偿义务。德国、日本采此说。（注：《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1条规定：“若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解除契约者，若说明义务之违反并不影响保险事故之发生或保险人应负责任之范围时，其给付义务仍不改变。”日本《商法典》第645条但书：“但经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并非基于其告知或不告知者，不在此限。”）
非因果关系说又称危险估评说，此说认为仅投保人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事实，而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均得据以解除保险合同而免除其赔偿责任。此乃因投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不仅影响保险人于订约时对危险的估计，且影响保险人承保的意愿。美国大多数州采此说。
折衷说认为，原则上，保险事故发生后，若保险人查知投保人于订约时有违反据实告知义务之事实，而该事实和保险事故之发生无因果关系者，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契约不负理赔之责；惟若保险人能证明若于订约时知该事实，以一般核保原则即不会承保者，则保险人亦得解除契约免理赔之责，不论该未经据实说明事项和保险事故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同理，若属保险人增加保费而得承保者，保险人于无因果关系之情形，不得主张解除契约免除赔偿义务，而得增收保费而已[1]（P.169）。
依《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法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区分不同类型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者，采非因果关系说，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而对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者，采因果关系说，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的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影响者除外。与海商法第223条的规定完全相同。
（三）告知义务的免除
法律规定投保人必须履行据实告知义务，其目的在于保障保险人对危险的准确估计。所以，投保人对于重大事项故意隐瞒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过失遗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人对该事项已知悉或应知悉者，即不会产生对危险错估的情形，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自然可以免除，否则，有悖诚信原则。若保险人对危险已知而仍错估，则应由保险人自己承担其后果，和要保人无关[1]（P.164）。从合同原理出发，保险人为合同之相对人，于合同订立之际亦应负有一般人应具有的注意义务，因此，保险人所知或应知者，即使投保人有隐匿、遗漏或不实告知的情形，保险人仍不得主张解除合同。另外，根据保险惯例及各国法律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事项也无须告知：1.减少风险的任何事项；2.保险人表示不要求告知的事项；3.属于明示或默示保证事项。
解除权系形成权，保险人单方面行使即可达到解除目的，勿需征得投保人同意。然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以书面通知为必要，保险法、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未作规定，为避免举证之困难，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书面通知投保人，若未为解除通知，合同仍为有效，投保人对告知义务的违反，并不当然发生保险合同解除之效果。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可以于保险事故发生前行使，也可以于保险事故发生后行使，惟解除权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第3项规定，自保险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后，经过一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或契约订立后经过2年，即使有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约。依据《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的除外。”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台北：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2]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孙积禄。保险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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