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 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
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着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着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 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2、3、6为一类,属于中西“合璧”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这种风格仍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与前期的“全西方化”风格不同的是,一种急于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在这个从上至下一致赞同的浪潮中,建筑形象的政治作用、建筑传统形式作为“国粹”的象征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的文化方针,在这里演变成了重“中国精神”轻建筑本身的做法,对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被人们故意漠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建筑十分繁荣。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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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来源于/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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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信息：一般指消息、情报、指令、数据、密码、信号等有关周围环境的知识；控制论创始人美国科学家维纳认为：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面世界，并使这种适应为外面世界所得到的过程中，因外面世界进行交换内容的名称。所谓信息反馈包括：信息流输出后，再返回到输入点，形成的一条闭路。信息与反馈是一个交流互惠的过程。通过交流回到“原定目标”，调节和控制原系统的正常运行，以达“原定目标”的实现。那么引进西方建筑理论的“原定目标是什么呢？”有意无意我听到了几位同行学者的议论，有则认为，引进西方建筑理论，为的是指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设计能力，有则认为，为的是提高我国的建筑理论水准，有则认为，为的是加速实现我国建筑设计水准的现代化。乍听起来，不无一定道理。然细推析却有那么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似乎一切国人所有，都是“老外”之遗，一切国人所作，都是“老外”之余，然东方不及西方。
究其因，一是忽略了信息与反馈的基本函义，二是忽略了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就是说缺乏“双向研究”或缺乏“比较学”。三是忽略了引进西方建筑理的经验与教训。四是忽略了，引进西方建筑理论的“原定目标”。
我之见，古人尚知，“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所谓的”中体西用.有着数千年光辉之史的华夏文化是“主”是“体”，西方文化是“辅”是“用”本末切不可倒置，华夏文化是中国建筑之魂，西方建筑理论在于交流，输入输出，完善和丰富中国建筑理论和创作。在引进同时输出中华文化之泱泱大国气度，我想这才是“原定目标”吧。
综上所述，引进西方建筑理论，必须忠实于“原定目标”这一原则，必须以“中体西用”为准绳，借此我想用比较学的方法，从信息与反馈的这一基本函义出发，对当代西方建筑理论这一巨大课题作一基础的探索。
1989年“解构”（Deconstruction）登临我国建筑论坛，打破了原现代建筑理论在讲台上十年之多的徘徊局面，但“解构”所带来的困惑比以往任何流派都多。欣慰的是“攻坚战”以加入者有增无减颇为“轰动、热闹”。新近发表的英国庇特.B琼斯著的《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作》，章兴泉著《解构主义的狂热》，刘著《解构主义建筑的活动的意义与局限》等。似乎突破了“困惑”向更深的层次“攻坚”了。
通过“轰动、热闹”剔除“神秘、晦涩”，让我们从“解构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看中的建筑文化善弄，以及我们所能接受的意义，即回到“原定目标”要较全面的了解“解构主义”就必须对“解构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作一较完整的回顾，首先必须了解的就是“解构主义”所谓“解构主义”即二十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一个哲学思潮，其奠基人是瑞士的语言学家索诸乐法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解构主义”的先抠，首倡把结构分析无法用于语言学研究，提出了系统的语言理论，强调语言是个系统，其元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作为记录系统由内部素和外部因素构成，以及语言的其时性，历时性，强调语言的内外结构等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于法国巴黎的法国先锋派理论社团――“太凯尔”团体的主要代表德里达和德勒兹力图在贯彻索绪尔的“善弄原则”的基础上把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与历学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克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和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们致力于对本文化和符号问题的研究，就放弃对作品的确定意义和真实性的追求，试图把读者从旧的本文理论和阅读理论中解放出来，作品不再被看作现实的再现和摹写，而是有待读者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阅读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创造，作者不再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相反，他们意图消失在他所“制作”的本文与其他本文的关系中，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思想的手段，而是具有广泛能动性的独立结构;写作不再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建立一种借以“释放意义”的关系网络，用德里达的话说，是提供一组发现意义的“痕迹”，从而给本文开辟无限的可能性。这一新的哲学思潮既是结构主义的延续，又是结构主义的批判，“即德里达苦心经营的“原结构主义”，即“消解”结构主义即所谓的即现称谓的“解构主义”“哲学”。
建筑中的解构主义以其“质疑”有别于它的“关键所在”,“质疑”意味着建筑师对建筑活动的复杂性和对建筑产品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性，给予了更多的理解，重视和肯定，“质疑”更富于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
回到“原定目标”再说“质疑”中国封建社会最未一个朝代的秀才到维国的第一境之说与“质疑”颇有相似之处。到宋代晏殊《蝶恋化》词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酒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唐宋词鉴赏辞典》）9-413也正相当于华著《灵感学》的一文中所述，灵感激发系统一段模式的初始部分―创造性课题的形成过程，及产生的客观条件“昨夜西风树”与形成的主观条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创造性思维基于实践始于问题，发现问题的主观探求精神，这种探求性的疑问正是于“质疑”共性之处，所求同的是基于实践的探求示会象，解构主义的质疑，有走向极端的潜危。
引进“解构主义”意义在于其启示性与探索性，局限在于当代中国建筑的经济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十分薄弱，其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生存问题，一个饿客又如何与一饱汉并眉为荣抵掌论道？
故而在引进“思潮”的同时，我们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一清楚的认识，缺乏这一认识，引进的“原定目标”则成了一句口号。
那么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呢？概言之，在艺术观念上，国人重物感，重气势、重意境，着重于建筑群体的空间艺术感染力的渲染。西方人重模仿，重形体，重特征，重典型，重建筑特的个体造型。在思维方式上，国人重视辩证逻辑，重视物的辩证统一，西方人重视形式逻辑，重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建筑理论上，国人以儒、道、佛之家学说为其本着限于理论的更深哲理层次，西方人的理论则是逻辑的、清晰的、易于理解的形式美。
总之，中西建筑的文化的差异，有着相应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基础，也有着各自独立的建筑理论依据，乃至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明晰中西建筑的差异，对每个建筑师来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修养，否则对引进的西方建筑理论二手货的理论只能是盲从，这也就失去了信息与反馈的函义所在。故而既要看到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更要看到华夏数千年文明史的巨卷。接受的同时更要构成国魂，中体西用，仍是“原定目标”这是每个成器建筑师的必备的也是起码的素质与修养。
关键词：外来文化；传承；创新；西方现代建筑
Abstract: China's architects are accustomed to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to understand and to define the phenomena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a conservative way of thinking, the lack of passion and personality,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hina's inherent foreign cultural attitud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reign cultural traditions by the Chinese literati way of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Chinese-style express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foreign culture; heritage; innovati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 是由一些国内知名的建筑专家提出的一个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命题。其根本出发点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充斥的大潮中，如何在建筑设计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固有特点。这种思想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所持态度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文人眼中，中国居天下之中，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协和万邦，教化蛮夷是华夏民族对待外族的一个的责任。而对于来自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排斥”和“包容”的态度。
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子成曰：“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以赴也，蛮夷之所以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王图之。（《战国策 赵策》）。在中国文人眼中华夏文明崇高至上，其他外来民族都是蛮夷，所以对待外来文化所表现出的首先是一种排斥。
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较大规模的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魏晋时期到南北并持，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完成的民族文化大融合。 其次宋元时期的分别由西夏、女真与蒙古统治者省带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最后是满清政府对汉族的统治时期，汉、满文化的交流。除了这几次较大规模的民族文化交融外，也有少数是在汉族政权下进行，但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还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完成的，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完成的。其融合的结果仍是以汉文化为主导。每次融合都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从本质上从未改变汉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轨迹。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先进文化的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化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包容性。19世纪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很久的国门。被惊醒的中国文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没落，西方列强带来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自己的新思想、新技术。这给长期以来以老大自居的华夏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一些激进的学者开始走出去，接受西方的文化的教育，感受中西文化的差距，觉得只有引进西方文化才能振兴中华。被称为中国人的智慧的课启超先生也总结说：”大抵社会进行，必与其他社会相接融，吸受其文明而与国之固府文明相调合，干完新文明乃出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学者们就提出“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概念“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张“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盛世危害》）。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也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补充。在建筑领域本国传统与西方的结合也是关于“体”和“用”的探讨过程。从20世纪初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着不解的探索。从二十年代吕彦直的南京中山陵、50年代张搏的北京友谊宾馆到90年代庞大的北京西客站，西方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从传统的中国建筑特征与现代的建筑材料，建筑功能的结合（南京中山陵），到是西洋形式（后来的现代主义形式）配以中国古典建筑的装饰结点（革命历史纪念馆、北京西客站），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轨迹是 “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的被动的渐变历程。“体”和“用”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建筑的形式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一度繁荣的建筑局面。在体”和“用”的演变过程里，中国建筑师对西方建筑形式经历的是从拒绝、然后接受到初步同化的漫长过程。而这种基本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设计师眼中也仅仅是对毫无生命力的“符号”的因袭和模仿。现代的建筑师在经济的大潮下不但丢掉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传统建筑文化，又没能全面深入的了解西方建筑的思想精髓，中国的建筑理论也仅仅局限于“传统也创新”、“继承与发展”等在“东”、“西”固有形式中学习、借鉴，从根本上缺乏有思想深度的创造。
二、传承与创新
从较早思考如何和对待引进西方文化的学者提出的“本体西用”论，到当代学者所谓的“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即“西体中用”，这个思想的渐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文人一直没有摆脱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对先进文化、思想的抗变、渐进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无疑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思想禁锢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诸候并起，诸子百家，学说林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先秦繁荣的、多元化思想被一把又一把的大火烧成了灰烬。从秦汉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历史就规定了中国思想的线性发展方向。中国封建社会单一的社会体制重学轻商的社会风气，“学而优则仕”使当官成文人的唯一目标。而孔孟的儒家思想是衡量“学优”与否的唯一标准。
然而从原来上积极向上的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从汉代确立“独尊”到唐代韩愈“道统说”，宋代程朱理学的不断发展到明清的“八服文”“文字狱”的兴起，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愈演愈烈，中国文人在这种禁锢中也形成了线性发展，因袭传统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生活方式一贯的主要特点就是恪守传统和反对改革，他们建筑史最生动的证明了这一点”（M·Sulliran《中国艺术的遗产》）。中国建筑理论家提出的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这一命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这种“借古咏会”的抗变思想的反映。从二十世纪初中国第一批建筑到现在的新一代建筑师在对待这一命题的立场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由早期以古典形式为主到现代建筑形式借用古典符号装饰，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演变历程中，一直存在着有关“中体西用”还有“西体中用”的争论。主导中国现代建筑发展这种“抗变”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以批判重构为主导的滚动发展建筑思想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活跃于近期建筑界的所谓海归派“新生代”的建筑，同样缺乏创新的思想和个性的理论，看似“前卫”的作品也仅仅是在西方现代建筑基础上改进，在建筑思想上缺乏原创性，这种根本精神上的缺失是这些作品一直难以立足世界的关键所在。
通过西方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建筑呈观出的是一种反叛的、逆潮流而动作思想。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反叛，它的理论体系直接影响和延生了反建筑、反审美、反功能的解构主义。许多中国建筑师标榜的时髦的后观代建筑，其实只是对西方后现代建筑表皮的摸仿，他们从根本是不具备后现代精神的。那些简单的以为在现代样式的房屋上加上传统的符号，或牵强附会利用传统的语句解释抽象的符号并谓之以“象征”的建筑，其根本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读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其实这些并不是造成中国现代建筑落后和思想混乱的根本原因。首先建筑的发展并不是按一个固定的程式延续的，中国建筑没有 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更没经历过被现代主义批判的欧洲古典主义，美国没有经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就一定要回原始的部落重新来过吗。显然不是。
工业革命带来科技的迅速发展，世界之间距离也越来越短，信息技术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现代主义是随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远离传统的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主义建筑使建筑的民族风格折不被削弱……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繁延，二十世纪的建筑是国际化的建筑，世界各国的建筑师在不同的起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从不同的方面解释机器时代到信息时代建筑的变迁和发展，现代的世界建筑是以多元共生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以西萨、迈耶为代表的建筑师坚定不移的发展着现代主义建筑，而以埃森曼，盖里为代表解构主义建筑师，他们批判的不是现代主义建筑，而是对几千年来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的固有观念的解构，中国建筑师在现代建筑的落后不是因为缺少了现代主义这一环节，从根本上说是缺少对现代思潮产生原因的深度剖析。
从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是渐进的、保守的。对西方建筑的态度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借”的思想高度，没有能深刻的剖析西方建筑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以及以后出现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思潮，和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背景，习惯于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去定义现代建筑中产生的种种现象。表现为过分的追求新奇的外型和从建筑的外型特征上 区别现代建筑和后现代建筑。而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道路走的是完全照搬，然后有选择的保留，最后完全本土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完全照搬”的过程中已经很深入的理解了西方建筑语言，因此日本建筑中所表现出的对本土文化和西方建筑文化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的多。
中国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建筑师个性的发挥，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我们不是需要历史的重复，而是需要有足够的胆识、有打破一切的反叛精神，远见卓识的理论创造去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开辟一条新的建筑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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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建筑学报 1986.11
关键词：美学建筑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体系下，由于人们对世界、宇宙的认识和对哲学、宗教、艺术的看法的不同，中西方建筑，作为中西文化体系中的两种并行的艺术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其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建筑形式。
1 宗法文化和教权文化
中国古代的主流建筑是为现世的人建造的，如帝王的宫殿、苑囿，衙署与各种不同等级的住宅，这是中国建筑的主流部分。中国也有宗教建筑，如佛寺、道观、祠庙等，但主要是为了给神佛的偶像遮风避雨，并不求建筑及雕塑的久远，所以，越是地位显、香火盛的寺庙，改建就越频繁，就如同要常常给凡世的人重新翻盖新屋一样。
而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主流建筑，是为彼岸的神灵建造的。它只有建造得宏大华丽，才配供奉伟大的神；神庙又是神人相通的地方，只有修建得巍峨壮观，才能讨得神的欢心，领受神的福佑，得到神的启迪。因此，在神的面前，人是渺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西方人往往会花上上百年的时间，去建造一座大教堂，因为它是彼岸的，而不是现世的，建造者也就并不期待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成功。
因而，不求永恒与久远，着眼现世的中国建筑，采用了木结构，而追求永恒与久远的西方建筑，采用了石结构；这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最显著的差异。
2 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
在诸多影响建筑发展的观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根本性的。“天人合一”就是力图将人间的秩序模拟成通过天象观测所认识到的“天”上的秩序，以求合法与永恒。其在三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一，远古的祭坛，明堂、坛庙，及地方社坛神祠的建筑功能是创造与“天”对话的场所，它们构成了中国建筑体系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
二，把天人合一观念逐级转化为建筑中的关系。
三，州郡依其在国中位置寻求天上星宿为其对应物，城市,尤其是都城以及宫殿,陵寝的布局和规划设计与命名都力图体现天人合一的追求,与天同构的目标。将人、自然与建筑物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充分显示出华夏之民重宏观整体把握的思维特点。[2]
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是中国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也是中国古代颇具魅力的风水理论的源头活水。
与“天人合一”思想相对的，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基督教神学。教会是社会的中心，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建筑艺术，以致产生突出建筑本体、直指苍穹的艺术造型等个性特征。欧洲古典建筑具有个体“崇高”的美学特征，在文化上，可以看做是张扬个性、崇尚个体形象的表现。西方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古典建筑为了强调神的权威或者为了体现人定胜天的气概，将塔楼、柱廊建造的高耸入云，远离人的尺度，震慑人的心灵。
3 中庸和平与崇力竞争
中庸，即在对立的两种选择中妥善把握，反对固执的一端，但对失于偏颇。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
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圣彼得大教堂，无论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4 天下大同与个人本位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中国人强调社会意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强调万物的融合。因此，中国的建筑观认为：一座单体的建筑物，或一个单独的建筑群，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既是一个更大的空间组群中的具有自身特定地位的一分子， 又是天地宇宙之间整体空间秩序中的一分子，任何一个建筑个体或群体的对于白身特定地位的愈越，或对于整体秩序的破坏，都是不能被允许的，于是中国的单体建筑在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整体形象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却缺乏革命性的变化和创造。
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他们追求个人的功利，也认为个人的功利追求最后和整体(社会)的功利是一致的。西方单体建筑的造型具有“原创力”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化”特征，包括宗教建筑，虽然在型制上有一定的约束精神上存在共同的追求；纵观各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教堂，很少有立面处理和整体形象上雷同的建筑。 [3]
5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
中国文化中思维的混沌性和西方文化中思维的逻辑性是导致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这使得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上观察事物，借助知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因此，中国的思维方式具有主体直觉性特点。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
西方传统哲学注重理性、分析、推理和实证，擅长用抽象的概念表达具体事物，重分析论证。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 ”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甚至于象园林绿化，经过人工剪修，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4]。
无论是从建筑的物质层面还是从建筑的文化内涵上，中西古代建筑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文化积淀，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格。现代建筑所追求的空间的对比与变化、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以及各空间之间的衔接与过渡、渗透与层次、等等，正是中西传统建筑空间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设计观念，民族自身特色与世界国际风格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完全可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在利用世界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同时，兼顾到传统建筑的思想精华，从而达到它们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启示我们，中西建筑的发展必须注重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
参考文献：
[1]潘西古.《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汪正章.《建筑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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