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博士”的真正发源地是日本。但实际上，日本对论文博士的要求，可不是“只要弄篇论文通过就行”，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就一流大学而言，论文博士从申请之日起到获得学位，年限不得少于课程博士。如果提供的是合作论文，则一般要求有6篇为第一作者。超一流的东京大学要求更高，要8篇。相比之下，课程博士一般有3篇就差不多了。
1986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为了尽快开辟一条培养具有高水平的实际工作者获得学位的渠道，要扩大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试点”，其中就包括“论文博士”，条件是“凡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通过本人的工作实践和刻苦自学钻研，在教学、科研或专门技术上作出成绩，提高了业务、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试行办法’，向具备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申请‘论文博士’”。
事实上，“论文博士”并非不经任何审核考试，门槛也远没有网友们想得这么低。据中央教科所所长袁振国介绍，“论文博士”也要通过部分考试。即使在试点之初的1986年亦不例外。资料显示，1986年，清华大学招收的第一届论文博士是组织了入学考试的。事先由导师负责调查或审阅材料，考查其业绩、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并写出书面审查报告，然后由3到5名专家教授组成考试小组，以笔试或面试的方式，考查其业务水平。对于外语水平，允许通过其译文或用外文撰写的文章、报告等考查。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论文博士’本身是好事，但目前社会追逐学历蔚然成风，高校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德广亦曾公开坦言：招收部分“特殊学生”，确实可能带来资金和项目。
事实上，对于这一现状，教育部早已觉察。在“论文博士”试点12年后的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2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博士生招生和培养形式只有三种，即正规入学考试、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论文博士”并不在内。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了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相比之下，“论文博士”这一“舶来品”在原产地（国外）则一直保持着“原生态”，申请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比如日本，“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东京大学对此制定了17项条例，并要参加考试，“考试必须以论文为中心”。
“论文博士”沦为“论人博士”，折射出高校功利主义的抬头和大学精神的迷失。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如果大学里都充斥着“假”与“虚”，混杂着权权交易、权钱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谋求论文博士的官员、富人们的庸俗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学的庸俗化。包括论文博士在内的目标设计良好的制度在执行中屡被异化，必然导致弄虚作假的泛滥，导致社会道德感、正义感和崇高感的麻木，这比制造出可以用数据统计出来的“论人博士”不知要可怕多少倍。
前不久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仕途上曾一帆风顺，在学术上同样顺利——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季建业在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的学位证，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论文博士。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中国首个论文博士就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论文博士徐大懋是中国首位论文博士称号的获得者。1986年，清华大学热能系的蒋滋康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清华读博士，被徐大懋以工作太忙拒绝了。让1983年就升任哈尔滨汽轮机场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的他放下手头工作再回头去学校读书不太可能。于是清华大学答复：不用来上课。随后徐大懋参加了包括数学、英语等科目在内的考核，“主要以口试为主，”徐大懋回忆道，“考官是清华的几个导师。”
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学计划的原则（如年限、形式、水平、质量等）均参照学术性博士学位（PHD）的标准，只是在招生、课程的侧重点，培养方向、论文的性质、实践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
培养目标
美国专业博士学位设立的伊始就是为了适应愿意从事实践性职业，而不愿从事研究和教学的那部分人的要求。它以培养实践高层次应用人才为目标而区别于以培养学术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性博士。所以对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培养目标就可以大体上总结为：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使其达到一定的水平，使之具有从事某种专门职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并要求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由于培养目标与PHD有显著差别，所以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招生、课程设置、培养经费、实践要求、导师、论文要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招生
博士生招生是博士教育的首要环节。招生的状况直接影响培养质量，所以美国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的招生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与分化的速度急剧增长，社会对不同层次与规格的人才的渴求，导致了博士教育多样化格局的形成。美国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特点首先就体现在招生方面。总的说来，“美国式”招生制度的特点在于：不单纯以分数取人，注重全面考察，尤其重视学习能力；招生的指导思想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基于以上两点，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招生对象的实践能力就成为考察重点。例如，工程博士的招生对象虽然有一些来自学士或硕士，但是更多的来自工业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中下层管理岗位。这些人从事过工程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全方位的工程能力。
另外美国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置也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在相对“饱和”的专业领域，招生较平稳，发展较缓慢；而那些“兴旺”的学科，如工商管理、工程、教育、医疗卫生领域专业博士的生源则较多，发展也较快。这与美国高校一向所奉行的“服务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
课程设置
博士生入学后首先进行课程学习，这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一个特点。对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的培养，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它注重专业知识及相应的实务教学。选修课要求侧重职业或专业的需要，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专业博士的培养方式主要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和企业、科研部门联合培养，在实施课程培养计划过程中，大学和企业各派一定数量的教师讲授课程，强调在生产实际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科研。
在外国语的要求上也比哲学博士PHD要低。专业博士学位一般要求精通一门外语或者以其他学科如数学或统计学代替而PHD则通常要求精通两门外语。对于这方面的差别，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二战后的认识问题。那时美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美国学术界那时也忙着“国际化”，外语学习对掌握国际学术新动向，发展新知识，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培养面向实践的专业人员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外语学习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对于培养实践人才的专业博士降低外语学习要求，而把有限的学习时间用于专业学习，则被认为是最恰当的。所以二战后许多专业博士学位并无外语要求或不十分苛求，只是随着发展一些专业博士学位才提高了对外语学习的要求，但仍低于PHD的要求。这只是培养目标与课程要求一致性的结果。专业博士学位既然树立了自己的培养目标――面向实践，注重应用性，它就应该建立适应目标的课程体系和要求。
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要求
美国的专业博士生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能力，即要求学生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往往要求专业博士生有若干时间（一般为1~2年）的相关专业的实际经验。例如，医学博士研究生有“住院见习期”。工程博士研究生则要求至少一年的“工业见习期”。在此期间，学生往往需要常常往返于大学和资助博士论文的公司企业，接受大学导师和专业工程师的双重指导，从事研究和设计开发的创造性工作。
经费来源
近几年来，研究生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政府拨款在整个经费中占的比例下降，其他渠道筹措资金比例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国家拨款经费的紧张，而学校与企业横向合作的经费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企业确实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所以许多企业愿意对专业博士选定的有实践背景的论文和实际应用性的科研项目给予资助，这部分资金成为专业博士教育经费筹措的渠道之一。例如，学生进入见习和论文写作阶段后，可以作为公司、企业的“见习生”，由见习单位支持博士生的选题，并为他们提供薪水和设备仪器及研究经费等。对于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来说，由于接近实践容易为企业带来现实效益，因此就更易于吸引企业投资，这种筹资方式所得资金占的比例较之于PHD大一些。
论文要求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在德育、学术和体育方面存在较大的共通性，同时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军事素质要求和身心素质要求更高，地方院校对注重工学博士生国际素养的培养。在制定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时，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兼顾高标准与可行性、兼顾稳定性与变动性，提高工学博士生国际化素养，加强工学博士生工程伦理教育。
关键词：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国际化
一、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共同培养目标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文件也对博士学位的授予要求（博士生）培养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如1992年教育部制定的《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一）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三）身体健康。”军地院校在培养工学博士生过程中，必须共同遵循这三方面的要求。
（一）德育培养目标
德育培养就是使博士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德育培养目标上，工学博士生与其他学科专业博士生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地方普通院校工学博士生的要求与军校工学博士生的要求也基本一致。
在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军地工学博士培养院校都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博士生的德育培养目标作了进一步明确。如清华大学2010年7月最新修订的《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对博士生的德育培养目标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公正，有社会责任感。再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确定的德育培养目标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能运用这些理论正确分析社会现象，指导工作实践，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敬业精神，追求科学，求真务实，学风严谨。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与艰苦创业精神，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团结协作与合作精神强。心理健康，情操高尚，行为规范。献身军队思想牢固，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
（二）学术培养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博士学位授予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军地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工学博士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学术培养目标。如2010年5月新修订的《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规定：博士生要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动向；具有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达到四会（听、说、读、写）水平。
工学博士生虽然最终要培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成为专家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具备宽广的基础理论。只有工程技术理论基础扎实，具体学科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道路才能具有扎实的根基，学术路子才能越走越宽。掌握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是工学博士生从事科研工作的根本，否则要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这就要求准确把握专业理论前沿，全面了解学术动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储备本学科领域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赋予工学博士的使命任务是要在工程技术领域作出重大发明创造，因此衡量一名工学博士生是否合格、能否最终顺利毕业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标准，就是能独当一面，在学科某一领域开展研究，进行技术攻关，取得创造性成果。
（三）体育培养目标
体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军地院校都比较注重博士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把身体健康也纳入工学博士生培养的目标之一。如山东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博士生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的第四条为：“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再如二炮工程学院博士生研究培养方案中在“培养目标”的“军政素质”项中，要求博士生“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
不少院校都要求博士生“身心健康”，除了体格强健的含义之外，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身体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近年来，很多媒体报道过“博士生自杀”的新闻，与博士生的心理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在面对挫折时不能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而选择了极端的逃避方式。不少院校将工学博士生的心理素质要求也作为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出了专门规定。如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博士生应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海战的心理素质。
二、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比较评析
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在培养目标方面存在较多共性，如都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知识广博专深，强调科研能力培养，强调创造性，等等。但主要由于双方所培养的人才就业去向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军事素质要求
军事素质是军事人才所具备的有关与军事专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总和。军委五句话总要求中就有“军事过硬”的明确要求。由于军队院校主要面向部队用人单位培养博士生，军队院校工学博士要培养的是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未来战争需要的科学家、军事和技术专家，因此对军事素质有专门的要求，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突出了军事素质的培养。部队工学博士既是科学家，又是技术专家。军事素质体现在科学家队伍上，就是要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体现在技术专家队伍上，就是要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能够迅速排除各种故障、解决复杂难题。
工学博士生毕业到军队各级单位后，一般职务都比较高，有的甚至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因此必须具备较强的部队组织管理能力。如二炮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博士生军事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具有较强的指挥管理能力，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善于组织谋划，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也规定：具有良好的军人素养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管理部队的能力，能为部队起表率作用。
（二）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身心素质要求更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普通院校在工学博士生实践培养过程中，虽然培养目标中有“体”，但实际培养过程中体现不多，主要是靠引导博士生积极参与身体锻炼，如通过组织各类体育比赛等方式鼓励博士生锻炼身体。因此地方院校工科博士生在体育培养目标方面主要靠博士生个人自己安排，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对于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的工科博士生，地方院校也应有所侧重，积极引导他们加强军事素质的提高。博士生原所在单位也应加强指导督促。积极跟踪新军事变革发展动态，不断提高自身军事素质，打牢为国防和军队事业贡献力量的军事基础。
军队院校基本上都把工学博士生的体育培养目标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并对身心素质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军队院校工学博士生参加体能训练则是必修课。现代战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要求部队有更加快速的反应能力、（其他要求具体表现）对军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军队院校工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要对身体和心理素质提出具体要求。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适应战争中的高强度对抗的需要，适应战场艰苦生活和严酷的战斗环境。因此，军队院校在为提高博士生身体素质，提高其自觉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在毕业前，安排体能考核，按照《军队干部体能考核》所确立的标准来评判是否合格，对于不合格者，不允许如期答辩，待通过所有考核项目后另行安排。
军人职业本身具有强度高、压力大的特征。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参战者心理素质的高低，战争承受力的强弱，不仅影响个体能力和装备效能的充分发挥，还会关系战斗乃至战争的成败。随着近年来我军对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包括军事院校在内的各级部队单位都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活动，以提高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军队院校普遍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心理行为训练中心，对包括工学博士生在内的全体学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训练。
（三）地方院校对注重工学博士生国际素养的培养
我国不少地方高校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办学目标。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国际化人才竞争，要积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导者和创新型人才，博士生培养居于重要地位，其国际视野是否宽广是关键。
首先，地方大学更注重工学博士生外语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国际化，语言是基础。只有熟练掌握国际通用语言，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交流和竞争。军地院校都十分注重博士生外语水平的培养，在博士生入学考试中，外语是必考科目，外语课也是工学博士生的必修课。不少地方院校将“能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列为工学博士生培养的一个目标，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有的院校还对第二外国语作出了要求。从整体上来看，地方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比军队院校要高，更注重学术应用性。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机械工程专业实现了20门课用英文讲授，大大提高了工程教育国际化的水平，学生的英文实用能力大大提高，适应国际工程工作环境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其次，地方院校更注重开拓工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视野。现代工程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大部分最新科研成果都是用英语最先。因此，工科博士生有必要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了解学科前沿最新动态，了解外国同行研究重点，开拓自身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要赶超先进国家，必须积极向他们学习，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一要能听懂对方的学术报告，而且能就对方的观点提出疑问或赞同，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
再次，地方院校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和中外联合办学。虽然军队院校近年来也纳入国家公派留学生出国项目，但参与学校数量及名额与地方大学相比还很少。目前我国扩大对外交流，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同时也积极接收外国学生来我国攻读博士学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建立合作项目，联合培养人才，促进我国博士教育观念的更新和人才培养与师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加强部分薄弱学科的建设。
三、科学制定军地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建议
军地工学博士生的具体培养目标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基本一致，通过相互比较和借鉴，可以得出进一步完善军地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科学制定方面的建议。
（一）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制定的理论基础。虽然是对工科博士研究生而言，他们已具备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部分还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经验，但军地院校制定工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要达到一些基本要求，包括：要体现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要符合高等教育的性质并能实现高等教育的任务；要根据工科博士生身心发展特征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要与工程实践及前阶段教育的培养目标衔接。
（二）工科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兼顾高标准与可行性
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工程人才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面向普通经济建设事业，还是面向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其培养目标不论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知识能力、身心素质上都应当有较高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应该是经过博士生的个人努力以及培养单位和指导老师的共同努力，可以达到的。如果标准过高，实际上无法达到，那就难以起到指引和激励的作用。
首先，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高标准主要应体现在学术培养目标上。工学博士生应在学习过程中作出创新性、高质量科研成果，达到很高水平，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工学博士生学术培养目标的制定，以社会需求及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具有扎实宽泛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竞争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其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要兼顾可行性。要考虑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水平和培养基础，充分考虑到院校的教学资源，包括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设备等情况。如果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最终很难实现，那么这样的培养目标是失败的。
（三）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性与变动性
培养目标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经常修改。但是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进步日新月异，因此，制定工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没有弹性就不可能有稳定性。
另外，工科博士生培养目标应根据博士就业去向日趋多元化的趋势进行调整。我国博士生教育一直定位于培养高层次学术性人才，承担着为高等院校输送师资和为科研机构补充研究人员的职能。近年来，随着就业去向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据统计，1995年至2008年间，43.9%的博士选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10.8%的博士选择进行如科研院所工作，2.9%的博士选择从事博士后工作，5.2%的博士进入各级政府部门，15.2%的博士进入企事业单位。而且从2006年开始，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博士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2]根据笔者的调查访问，地方院校工学博士毕业生的去向与我国整体博士生毕业去向基本一致，位列前列的依次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学博士，也大都从事研发工作。军队院校工学博士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依次是军队院校、军事科研机构、军事机构和基层部队。
（四）提高工学博士生国际化素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工学博士生作为国家重要高层次人才目标，必须注重提高其国际化素养。
首先，要提高工学博士生外语学术交流水平。我国高校推进工学博士生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国际化语言问题，即使用英语的教学水平。虽然工学博士生从小就学习外语，但由于外语教学仍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使用环境，学生没有机会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应当改变英语的学习方法，变课堂纯英语教学为用英语讲授专业课或开设双语专业课，使博士生在这样实践环境中学会专业，同时也学会英语，具备较高外语学术交流水平，掌握学科前沿，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
其次，要提高校际交流和合作办学水平，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师资。我们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这不仅有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并且可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我国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如同济大学实施的部分实践设计联合课程，通过与外方合作，双方学校的博士生和指导教师混合编组，大家为完成一个共同的工程项目而合作。联合课程使学生能直接接受外国教授指导，与外国工学博士生沟通，达到国际化培养的目的。
（五）加强工学博士生工程伦理教育
现代工程活动是复杂的社会活动，在工程的设计、决策、实施和运行管理中会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以至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仅仅掌握专业知识，而缺乏有关与专业活动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判断的知识，是不能胜任现代工程要求的。这就对工程师提出了伦理要求，也就是所谓工程伦理，即参与工程技术活动的管理人员与科技人员应具的伦理精神道德品质、应循的道德规范与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正如美国工程伦理学家品库斯（R. L. Pinkus）所认为的：“处于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工程，要在经费预算、工期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所使用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还需要将科学事实、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去生产含有可接受水平的风险的技术产品。”[3]因此，在对工程技术专家的重要后备力量——工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开展相关的工程伦理教育教育尤为必要。军地各院校在工学博士生德育培养目标中应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2]蔡学军、范巍等：《中国博士发展状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页
[3]Rosa Lynn Pinkus， et al. Engineering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洋博士和本土博士都属于学科中的高精尖学者，洋博士比本土博士在学术上有更开阔的眼界，有更国际化的项目合作优势;本土博士比洋博士拥有更深厚的国内学术界关系网络，对国内国情更加了解。表现在职称晋升上，尤其在教授副教授等职称晋升速度上，洋博士和本土博士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对比：
1、国际期刊数量、国内期刊数量;2、从事学术研究的年龄;3、博士学位期间做项目的质量;4、本科就读的学校质量;5、性别;6、是否有博士后经历;7、所研究的学科。
从这些优势条件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洋博士和本土博士从技术职称晋升上来说，洋博士优势要高于本土博士，毕竟眼界学术水平不是本土博士能比的。但在行政职称晋升上来说，本土博士更了解国情，有更深厚的国内学术关系网，行政能力高于洋博士。
从项目合作能力来说，洋博士在国际项目合作能力上要高于本土博士，其在研究项目的习惯和方式方法上，更符合国际项目合作的要求。而本土博士在本土项目上具有更高的优势，交流没有障碍。
选修课程主要是，为进一步地拓宽博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培养能力而设置的课程，除设置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外，还应要求研究生选修部分跨专业或跨学科的课程；为了拓宽研究生的视野、促进研究生主动关注和了解学科的进展，还应开设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性质的课程。我国大部分大学按照跨学科的原则设置体育学选修课程，以体现选修课程的多样性特征。
从我国12所院校博士培养方案看（表7），不同的二级学科在选修课程内容侧重不同。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作为体育学一级学科培养单位，在选修课程的设置上具有灵活性，北京体育大学在博士生培养方案中，提出选修的指导原则，要求选学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相应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新思维新方法，以丰富和扩大知识面，提高科研能力，根据本专业和研究方向需要，学校又无力开设的课程，博士生可到有条件的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博士生的课程选择自由度大，从具体选修的课程分析，课程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上海体育学院选修课程通过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讲座形式完成2学分，每个学生至少参加4个专题讲座，经导师批阅合格后，才能获得学分。
表7 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选修课程名称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学理论、体育社会学理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学校体育
学、体育管理学、运动解剖学、计算机、体育统计、体育测量、体育科研方法、逻辑学、导引养生功、第二外
语、生物实验课、外聘专家讲座、可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
华东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运动与心理健康、运动营养与促力辅助剂、第二外语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导论、体育科研方法论、逻辑学、运动训练学、体育统计与SPSS、国内外前沿知识专题
苏州大学
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分子免疫学、高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医学文献检索、
社会研究方法选讲、运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文化学概论、社会心理学概论、哲学史、休闲娱乐概论、体育原理
清华大学
根据研究课题需要，选修校内其他研究生课程
山西大学
体能训练、体育教学论、神经生理学、体育实验设计方法、运动选修
河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研究、健身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力学科研方法、跨学科选课（2门）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实验研究设计与方法、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
8次前沿讲座
浙江大学
国际体育体制比较、休闲体育文化、国际体育资本的投融资策略、国内外体育法案例分析、体育市场营
销策略和策划、行政法学、项目管理
综合性大学体育学博士点选修课程设置具有其特色。例如福建师范大学侧重工具和方法类课程，提高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苏州大学开设了拓展研究生知识的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学课程和提高科研能力的方法类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等有利于博士生未来社会交往需要的课程；华南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跨学科的人文社会学课程，扩大学生的视野，体现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
总之，我国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的设置以跨学科为原则，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设置符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的选修课程。
4.4 课程学分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1]1号文件）指出：“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实行弹性学制。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2～3年，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具体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允许研究生分段完成学业，并规定学年累计在校的最长年限”[10]。就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而言，一般有学年制、学年学分制和学分制3种。从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培养方案可见，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实行学分制外，其他的大学都实行学分制，这不仅有利于博士研究生教育个性化的发展和培养，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多样化管理模式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国内校际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相互交融、学分互认，加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学分制的完善是时展的召唤，学分制具有弹性学制的优点，也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图3可见，我国11所院校博士研究生所修规定总学分存在差异性，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所规定的学分最高，分别达26学分和23学分，华南师范大学规定学分最低，为12学分，其他大学的规定学分一般控制在18学分左右。在不同大学的课程体系中，不同模块课程学分的分配也存在差异。在公共课程中，我国体育学博士外语课的设置大部分为2～3学分，但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外语课程学分为9学分，占所修学分的39.1％，山西大学把第二外语作为公共基础课，而东北师范大学的外语课程学分为3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6.7％；在专业学位课程中，河北师范大学开设4门课程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63.2％，浙江大学只开设体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1门课程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1.8％；在选修课程中，北京体育大学选修课程学分为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46.2％，苏州大学开设了9门18学分的选修课程，浙江大学开设了7门选修课程11学分，东北师范大学只开设了3门选修课程7学分。选修课程是学分制的基础，没有健全的选修制，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课程的选修化是世界课程发展的趋势，符合我国体育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要优化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减少必修课比重，适当增加选修课比重，为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分制创造条件。
附图
图3 我国11所院校体育学博士课程总分设置状况（学分）直方图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我国目前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该课程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建立多功能政治理论课程模式的观点，并在理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我国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开设的历史渊源及分析
1.课程设置的历史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政治课程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之一。目前，我国各高校现行的博士政治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基础设置的。文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理工农医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两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至今已十余年，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为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以帮助博士研究生切实解决好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用以观察社会问题，分析社会思潮及指导科学研究。
2.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在思想认识上，由于政治课伴随着学生从小学、中学、直到博士研究生课堂，大家感觉并不陌生，甚至是很熟悉的。这样就造成教师认识不够、学生不积极的局面，使这门本来十分重要的课流于形式。学生对政治课程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不少人认为，在博士阶段应该进行专业学习，而不应该再学政治课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规定》的要求，开设这类课程是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著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代表著作。有人认为，该课程偏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也有人认为，该课程政治色彩浓厚，但在新的形势下，课程功能显得单薄。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科定位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此，要在新形势下对政治理论学科进行正确定位。
1.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始终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应服务于政治，这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政治人才以补充社会的管理阶层；二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政治社会化，即对学生的社会化成长进行政治导向。总之，教育的政治功能可以概括为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功能。因此，在教育目标上，要相应地注重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尤其要重视对受教育者社会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公民意识的实践能力、遵纪守法行为习惯的培养。面对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又要为留住国际化人才而努力。表现在政治课上，就是既要与博士生的其他专业课程一道实现国际化，又要坚守思想阵地。正因如此，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功能必须加强。
2.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开设政治课程这一文化载体，可以向博士生传递文化，使学生接受文化，并适应当代的文化，解决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和谐发展的博士生，不但要加强政治素养，更应注重文化学习，将二者紧密结合，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有素质的人是建立在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发展的人。要以此为立足点，在博士生的政治课程教育中注重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也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教育，发挥教育延续文化、普及文化和更新文化的功能。
三、建立多功能的政治理论课程模式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应该确定一个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政治理论课程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要使博士研究生政治课程既能发挥政治功能，又能发挥其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既能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又能加强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第一，在理念上，立足教学改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规定，以“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为出发点，坚持政治课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思想教育性。
第二，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打破文理工农医的学科界限，把“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构建。在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中，要始终以提高博士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要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们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要将科学与精神进行融合，增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伦理、道德、人文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和重大问题。
第四，在教学形式上，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选定的讲座题目应既注重夯实基本理论，也注重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既注重政治理论课程的思想教育性，也注重科学性。在讲座的模块设计中，一部分是哲学和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的基本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其他一级学科的前沿讲座。
四、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在理念层面上，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教育的国际化不等同于一体化、统一化、趋同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必须始终把握民族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永远的底色。
2.在具体层面上，要把握好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二是要提高授课对象的积极性；三是要合理地进行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为此，需要建立两个机制：一是加强授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做好课程设计的机制；二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争鸣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87）教政字007号］［z］.1987-06-15.
［2］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87）教政字004号］［z］.1987-03-17.
［3］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我国理工科博士生教育现状剖析及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02（8）.
［4］郭凤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需要新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2（3）.
［5］张丽.理工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迫在眉睫［j］.高等建筑教育，2003，12（3）.
[摘要]：
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在培养模式、研究领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等方面颇具特色,并成为推动美国乃至世界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核心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其特色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学博士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对我国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体的传播教育 发展 思路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方向指示。
abstract: american ph..d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uch facets as the mode of education, the fields of research, the objective of education, the system of curriculum ,the source and preparation of faculty ,etc. has outstanding traits and can be the powerful impetu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ducation on the whole world. so it is rather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traits of american ph.d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probe the key problems faced with by ph. d education of china and trys to educe some valuable strategy for our futural development of ph. d education.
美国是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发源地，传播研究的学院化和建制化过程又与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历程互为开端与依托。自施拉姆1943年首次在伊阿华大学开设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到1948年8月两名学生——c.e.斯旺森和d.d.杰克逊在伊阿华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博士学位至今，美国建制化的传播学博士教育已走过近60年的春秋；而又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伊利诺伊大学（1947年）、威斯康星大学（1950年）、明尼苏达大学（1951年）、斯坦福大学（1952年）等大学开办的系列传播博士课程，以及随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最初培养的一批传播博士生走上传播教学的岗位，才奠定了美国整个传播教育的基础以及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
如今，全美传播博士教育呈现出如下总体特征：规模宏大，整体实力强，培养机制灵活、多元；各个大学博士项目个性特色鲜明，多元化错位竞争中实力接近，罕见某个大学大而全，而是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里赢得全球领导者地位，取得蜚声全球的成就；专业领域齐全，学科分类细化，专业核心理论架构稳定成型；课程种类繁多，专业课程搭配系统、 科学 ，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上各有安排。
可以说，今日美国成为 现代 传播研究和教育的重镇，核心驱动力来自其高水准的传播博士教育。因此，当美国的传播研究和教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传播研究和教育发展的样板和参照时，当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 政治 、 经济 、文化和传播业发展的传播教育体系时，我们都无法绕开传播博士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话题，不得不追溯其长盛不衰发展活力的源头；甚至在当代，美国在全球化、后 工业 时代所面临的教育挑战及其应对、调整方案也给传播教育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深刻的借鉴。
本文将以美国传播博士教育为切入点来思考当代中国传播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通过对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特点、研究领域与学位获得要求以及师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博士教育发展状况作简略的比较分析，试图借鉴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成熟经验和模式，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的传播博士教育发展乃至我国传播教育总体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传播学博士项目总状况比较
美国传播博士项目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90年来（1997年的结论——笔者注），传播学或许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新领域”( everett.m.rogers:chinese edi.:2005:353)。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雄姿英发，以宏大气势表明了发展目标： “需要把自己置于有意义的地方，置于具有社会关联度的学术层面上，使其他学科能够更好达到他们的目标，在研究、教育等方面引导大学的使命”。这种气势决定了其发展场面的宏大。
据sca（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统计， 1996年，美国一共有68个传播博士项目；根据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美国拥有115个传播博士授予机构(bill balthrop. etc.2002)， 根据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数据，到2005年，76所大学拥有105个传播博士项目，而在更广阔的传播舞台上，超过100所大学有博士项目(nrc survey,2005)。在aejmc（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about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注册的40多个成员学校也都有新闻与大众传播博士项目。
以上也只是保守的数据。由于有些传播博士项目参加跨学科列入，所以不一定就只有这些博士点；传统上与aejmc没有联系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卡内基.梅隆和乔治亚技术学院等开始招收传播博士生并迅速转向数字革命的前沿，而这些学生在诸如来自 计算 机科学和图书馆学的“人-机互动”项目、“信息学习”等项目中获得博士学位；其他诸如享有盛誉的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博士项目的博士则是取得拥有掌握数字媒介技能的最终学位；商学院招收的博士生是 电子 或移动商务的专家并且在多媒体的环境里完全游刃有余；认知学科的大量博士项目也已经成型，主要集中于以下熟悉的主题：“数字技术的个人和社会效果”，“现实和虚拟环境里的认知和行为”以及“语言和传播”；还有许多博士项目在语言学和心 理学 的交叉互动中正在形成。
总之，与传播相关的学科的博士项目的总量以及博士生群体正在增长。大量在“传播” 教育中动摇地基的工作正在这些浮现的交叉学科行为的边缘发生，远胜于传统传播项目的中心地带(nrc survey,2005)。
而在以下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论辩》，《论辩与鼓吹》，《传播教育》，《媒介经济》，《新闻与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传播专论》，《 哲学 与修辞》，《传播季刊》，《政治传播》，《传播研究》，《言语季刊》，《传播理论》，《修辞与公共事务》，《媒介传播批评研究》，《修辞社会学季刊》，《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电子传播政策》，《应用传播研究》，《妇女研究和传播》，《健康传播杂志》等。
当然，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飞速发展局面是以清晰的培养目标、全面的研究领域、强大的课程阵营和师资力量作为保障和支撑力量的。
我国自1980年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传播学课程起，传播的学院教育已经走过了近30年春秋，而自1997年教育部把传播学升格为二级学科，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为开端，至今全国已有10所大学拥有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中国的博士教育也走过了10个春秋。而伴随博士点从设立到增多的十年，我国传播教育也急速升温，以燎原之势发展——本科、硕士与博士招生的人数以及开设传播课程的院系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全球都遥遥领先。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传播院、系纷纷建制到博士点的增多，从本科、硕士、博士招生人数的剧增到传播学者和教员的争夺战，都表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势。
而这种繁荣也反映在对博士点的剧烈争夺上，由于把博士点的多寡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的象征，最根本的也就是全全心全意把教育培植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的理念，使传播博士点成为在市场弈的均衡器。因此，不顾学科积淀有无、生源好坏、师资水平高低、培养目标清晰与否、课程能否开设等形状，都纷纷要求上马，博士点的争夺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这直接导致，学术权威和传播学科声誉成反比例增长，成就了大学校长和学术权威的千秋功名，牺牲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的使命——学生和教师在“申博”的各种数据压榨中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有限的博士师资频繁被置于学术造假、道德败坏的拷问中，无论真假，贻害了整个学科发展，偏离了博士教育的健康运行轨道。
还有，博士生文章发表的数量惊人伴随着的却是质量的折扣，以上提及的国际性刊物上，难觅我国博士生的身影。除了语言的制约，可能更多的还是目前博士教育发展的杂乱无章的状况有关——只管申请下来，不管如何发展。因此可以说，在繁荣的虚火背后掩藏着无数隐忧，而这些隐忧除了正在制约着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个传播教育的发展，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发展的瓶颈。
二、关于学科领域拼图
尽管在美国传播教育发展的50多年光阴中，美国也曾面对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理论框架难以成形、学科拼图散乱的危机，这也曾使美国的博士教育遇到一些挑战。但在不断探索和自我反思中，如今的美国传播教育和研究仍然确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学科拼图。90年代初，人们认为传播课程至少应该包括7个研究框架：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的、社会心理的、社会文化的、批评的传统(robert t. craig,1999:119-161)；1996年，sca（research board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的前身）做的全美传播博士项目的声誉调查也确立了7个大的研究领域：组织传播，批评、文化/媒介研究，跨文化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和研究（包括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和家庭传播），修辞（包括修辞理论，修辞批评和修辞 历史 ），应用传播（包括健康传播和政治传播，公共关系）等(research board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6)；nrc2002年数据表明，其重要领域涉及：阅听人分析，传播与公共政策，家庭传播，健康传播，教育传播，人际传播， 法律 传播，媒介经济，媒介效果，媒介素养，新传播技术，非言语传播，组织传播，劝服与社会影响，政治与社会修辞，风险传播，视觉传播；研究方法包括：动力过程分析，内容和文本分析，批评和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民族志研究，经验研究（包括控制实验），编纂学，数学模型和模拟，修辞批评，调查研究等(bill balthrop,etc.2002)；2004年，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传播博士声誉调查确立了15个调查领域：传播和技术，传播/媒介的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小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研究，组织传播、政治传播，修辞研究；由nca和aejmc协助的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第三次博士项目调查于2006年秋启动，到2008年9月结束。这一次有200个机构参与，学科从1995年调查的41个扩大到57个，“传播”成为新增的17个学科之一，也就是说传播研究首次得到nrc的认可，这种认可本身就是学科建设稳定性的彰显。在这一次调查中，传播研究的次领域被分为如下15个方面：广播/电视研究，传播技术和新媒介，批评的文化研究，传播中的性别、种族和种族划分，健康传播， 国际和跨文化传播，人际/小群体传播，新闻研究，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公共关系/广告，社会影响力和政治传播， 言辞和修辞研究，传播其它。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我们的传播教育主要包含在新闻学科中，局限于大众传播内容，其他的传播领域要么没有，要么存在于别的学科。虽然古中国修辞传统给西方传播研究提供了学科资源，修辞传播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博士项目中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取得繁盛的课程与研究成果。但修辞传播在我国传播研究领域不见踪影，更遑论成为博士生的专业领域之一；而政治传播领域在政治学科中，组织传播在管理学科中以自身学科的样态发展着。此种状况不一而足。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传播学科建设面临如下情境:“传播学学识以各种名义在大学院系生长，包括附加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法律和其它学科中的传播、新闻、传播 艺术 、大众传播，传播课程实际上在现代大学里无处不在，包括在农业系、 自然 资源、护理、商业、生态学和工程（比如，俄亥俄州的新闻学院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院中）。……，一是理论建构无力，二是我们的研究很少被别的学科同行认可。……。传播教育总体处于理论弱势中”(pamela j. shoemaker,1993) 。
这种情境不也正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的吗？在传播学建制之初，伊利诺伊大学的言语系没有给施拉姆，这种独立发展导致了后来传播领域之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分支学科；而施拉姆当初构建4个传播学的奠基者乃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即赋予传播学的合法性——传播学出身名门，这再次忽视了言语系的修辞研究和修辞学者。这种分离在当代美国传播教育中得到弥合。我们呢？是改变还是坚定地沿着施拉姆当初的一些偶尔决定走？
显然，应该跟随这种弥合的趋势，再加上我们已有的言语与修辞传统，进一步完善传播领域的拼图。
但这种弥合，不是在每所设有传播博士项目的大学全面开花，而是要根据各个大学整体学术积淀和传播学科发展的经验积累，确立明确的专业发展方向，一个或者几个。这样，在整个国家传播博士教育来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专业门类较为齐全、多元的格局。尤其要考虑有差别的、错位发展的思路。用市场的话来说，有助于增加各个博士点的核心竞争力；从国家传播学科整体发展来说，可以优化组合有限的人、财、物力资源，在发展落后很多的情况下，有助于跳跃式地推进学科总体发展步伐。
这一点，美国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sca （research board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的前身) 1996年对7个专业领域的声誉排名材料表明：许多大学博士项目在7个专业领域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里独领风骚，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少有项目在所有领域中占尽先机；而有些大学博士项目虽然在比较少的领域占鳌头，但其综合实力却名列前茅。如：西北大学传播研究系综合排名第3位，南加州大学圣安妮伯格传播学院综合排名第2；而在综合排名里，第1位到第5位的矩阵里往往有好几家并列。如：西维吉尼亚大学，爱荷华大学，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伯杜大学均为综合排名第一(见表一)。这说明美国传播博士项目各所大学之间竞争实力的接近，也说明美国传播博士项目整体实力之强，无论老项目还是新锐项目都能够在一条起跑线上并驾齐驱。
表一(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1996) (本研究整理)
领域/名次 1 2 3 4 5 应用传播 宾夕法尼亚大学圣安妮伯格传播学院（综合第2） 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言语传播系 印第安纳大学言语传播系 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 珀杜大学
（purdue，综合第1） 传播教育 西维吉尼亚大学
（综合第1） 华盛顿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言语传播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传播理论和研究 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言语传播系
（综合第2） 伊利诺伊.城市原野大学言语传播系
（综合第4） 密西根州立大学
（综合第1）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综合第3） 批评、文化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圣安妮伯格传播学院
（综合第5） 伊利诺伊.城市原野大学传播研究院
（综合第3） 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
（综合第4） 爱荷华大学
（综合第1） 威斯康星.麦迪逊
（综合第7） 跨文化传播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综合2） 夏威夷.门路瓦大
（manoa，综合第 5） 新墨西哥大学
（综合第4） 得克萨斯.奥斯汀
（综合第1） 组织传播 珀杜大学
（综合第1） 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
（综合第3） 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系
（综合第1） 修辞 爱荷华大学
（综合第1） 西北大学传播研究系
（综合第1） 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言语传播系
（综合第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综合第3） 印第安那言语传播系
（综合第4）
而声誉排名并不是固定的，这进一步说明，由于竞争实力的接近，在短期时间里，某些项目也可能排位互换。2004年，nca再次公布的声誉排名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评估中参与的博士项目67个，涉及15个领域：传播和技术，传播/媒介的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小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研究，组织传播、政治传播，修辞研究。但被人诟病为忽略了以下专业：广告,应用传播研究，辩论研究，传播政策研究，话语分析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媒介历史，媒介法律，公共关系。各个大领域排名前五位的如下(thomas a. hollihan, chairperson,2003-2004)： 表二(本研究整理） 领域/名次 1 2 3 4 5 健康传播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 伊利诺伊城市-原野大学 乔治亚大学 跨文化、国际传播 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大学 南加州大学 新墨西哥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 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 人际/小群体传播 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 伊利诺伊城市-原野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柏杜大学 爱荷华大学 大众传播 宾夕法尼亚大学 斯坦福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 南加州大学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组织传播 得克萨斯a&m大学 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 科罗拉多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南加州大学 政治传播 宾夕法尼亚大学 斯坦福大学 得克萨斯-奥斯汀 威斯康星-麦迪逊 华盛顿大学 修辞传播 乔治亚大学 得克萨斯-奥斯汀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南加州大学 批评、文化传播 宾夕法尼亚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 北卡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 南加州大学 传播和技术 南加州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 伊利诺伊城市-原野 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 斯坦福大学 可见，健康传播、政治传播、批评与文化传播、大众传播这四个领域的第一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独揽，其余几个领域的第一名分别落冠于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大学（在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领域），得克萨斯a&m大学（组织传播），乔治亚大学（修辞传播），南加州大学（传播与技术）。这些大学的其他领域也分别在前五位中不同频率地出现，还有一些虽无一个领域占据第一，但在多个领域中的前五位中频繁亮相，如伊利诺伊城市-原野大学（人际传播第2，传播与技术第3，健康传播第4）。 这种发展格局目前在我国初见端倪，也应该是未来的一种恰当方向。 三、关于培养模式 aejmc对其注册大学的35所的38个博士项目样本（印第安纳大学和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不只一个博士项目）的调查显示（2005年7月），博士教育有三个基本路径：普遍化，专业化，个性化。其中，普遍化路径占优势，有32个博士项目基本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是给博士生提供四个或更多的有潜力的专业；专业化路径则集中于一个或者有限的几个专业，3/4的博士项目提供3个或更少的专门化领域。路易斯安那大学的曼希普（manship）学院是这种典型，专门集中于“大众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领域，在仅有的有限的几门交叉学科课程的学院里提供核心课程；用户化路径最好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仅有三个研究生教员，项目严重依赖12人组成的交叉学科委员会。这种模式里，每个学生的研究遵照他对开设在集中于传播基本领域的学院的五个核心课程的兴趣以及相关于学生兴趣和爱好的大学其他院系的合适课程来度身定制。从下表可知，在这些项目中，最广泛提供的领域是传播与效果/理论，紧接着是政治传播和文化研究和传播技术/新媒介。健康/科学/环境传播以及媒介研究和视觉传播被博士项目最少提供。 表三(charles t. salmon (chair).etc.2006): 专业领域 项目被提供率 传播效果/理论 71.1% 政治传播/舆论/政策 57.9% 文化研究：种族/阶级/性别 57.9% 传播技术/新媒介 57.9% 国际传播 52.6% 法律 44.7% 公共关系/整合传播 42.1% 历史 39.5% 广告/市场 36.8% 电子传播 31.6% 媒介管理与经济 28.9% 新闻 28.9% 信息认知与信息研究 26.3% 伦理 18.4% 大众传播 15.8% 人际传播 15.8% 健康、科学、环境传播 13.2% 媒介研究 10.5% 视觉传播 5.3% 其他 23.6%
对于我国来说，以上三种模式我们都不是，作为普遍化方式，由于学术领域及其放映在课程设置中要求分类、细化，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也做了专业领域分类，但由于整体师资数量和教师研究方向的缺乏多元化，能够提供给博士的课程种类和数量就十分有限、单一，可能的情况是，博士虽有专业方向，课程训练却几无差别；作为专业化路径，一些学校也试图在某几个专业领域有所突破，比如，厦门大学在广告学，北广在广播电视的营销等方面在积聚力量，但夯实这些领域的基础，课程设置细化和多元方面还有一些路程要走；作为用户化路径，在博士教育中几乎没有出现和体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管理学院合办的emba项目有些貌似，但那是硕士培养！而且在整合资源方面也有许多欠缺；随着政府、公共组织以及媒介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进入博士项目，我们在用户化路径方面必须有所突破。我们已见惯了这些人一旦进入博士项目，就很少现身校园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缺乏度身定制造成的。
四、培养目标和方向
几乎所有美国大学的传播博士项目都把培养能够活跃在传播研究、教学的一流学者作为自己的目标。如，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把博士项目定位为“生产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加州大学定位于“培养一流学者活跃在传播研究、教学和服务领域”。乔治亚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研究者、学者、教员”。斯坦福大学的目标是把博士导向教学和研究相关的专门职业领域。得克萨斯.a&m大学的目标是“为校园、社区、州、大学和学科提供研究、教学和服务力量”。爱荷华大学传播研究系则定位于“提供国内和国际在某个专业领域里的研究和知识传播的领导者”( sherwyn p. morreale, a)。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aejmc调查中，有34个项目报告说博士毕业生每年从2-12个不等，79.0%的毕业生被教育结构雇佣，17.1%在产业部门，其余的未知或者被非赢利组织或智囊团所雇用(charles t. salmon .etc.2006)。斯坦福大学依然延续了其创办之初为各个传播学院输送大量优秀传播教师一样的风格，大多数博士进入学术教学和研究职业，90%的博士成为美国各大院校长期签约教师，至今仍然是大众传播领域教授主要的资源。
尽管我们所确立的博士培养在文字表述上与美国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实际上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我们是以培养未来的研究者和传播教师作为目标，则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和方法训练，也缺乏必要的科研项目管理和如何作为教授的必要训练；如果遵循我们热衷的技能化培训方向，技能也还只是停留于认知的层面，没有真正达到让学生即刻上手的程度。也就是说，无论作为研究者、教育者还是工业流程中的高级劳动者，我们都难以提供恰当的适应其职业发展取向的能力和精神。
五、博士生课程设置
与我国传播学科领域不完善状况相对应的就是博士生课程设置的落后，主要表现为：
第一，课程种类和数量单一，课程设置零散、随意，缺乏多元性、 科学 性和系统性。由于领域不齐全，导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大的分类领域的基础理论课和方法课鲜有开设，何况更为细化领域的理论、方法课和专门研究主题性质的课程的并进、多元架构！无论博士生选择何种方向，可供选的课程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方向与方向之间的课程区别甚小，一般只开设宏观、普适课程，中观和微观课程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甚少。
而美国，其传播博士课程呈现如下特点：
1、无论是大众传播、修辞传播、传播技术、人际传播、文化研究等15个领域在课程中都得到反映和建构。课程不但门类多，分类细化，课程阵营强大，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近20余门的课程供学生选择，而且课程不是同类反复设置，而是有一个合理系统架构：基础理论课+方法课+诸门能够让学生掌握具体研究过程的专门研究课。这使学生选择的余地和灵活性很大，对于拓展视野和深度都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2、即便是同一门课，美国博士生的选择余地也很大，可以跨系、跨校选修，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学期被不同老师开设。这个传统其实从施拉姆进行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建制之初都奠定了。1943年，施拉姆首次在伊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开办传播学第一个学院课程——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其课程体系包括：传播理论、研究方法、公众舆论、宣传分析（在新闻学院中讲授）以及心 理学 、社会学、 政治 学等（新闻学院以外的课程）；随后，他在伊利诺伊大学（1947年）以及斯坦福大学（50-60年代）开办传播博士课程。伊利诺伊博士课程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研究所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机制——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 电子 工程学都被引入到传播研究中。至今伊利诺伊还有阵容庞大的博士课；斯坦福大学的传播博士课程的特点也具有跨学科性，丹尼尔森所言就是见证：“我从心理系的q.麦克纳马那里选修统计方法，他和e.西尔加德都是我的博士委员会的成员。我还从r.西尔斯和l.费斯廷格（认知不和谐理论的创始人）那里选修博士生的心理学课程，在社会学系，我选修了p.韦林和r.t.拉皮尔里的课程。”( everett.m.rogers,chinese edi.2005:408)伴随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斯坦福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开设通常都有一个研究机构的创建紧随其后 [1]，这也保障了课程的跨学科性——为博士生提供学员式的培训，并使得其它社会科学的学科更加容易地进入传播研究，吸引其他学科的学者，而不会被新闻学院培训职业的性质吓倒而看不起传播学科。伴随着这些跨学科博士课程的开办，美国第一批传播大学单位被创立，传播研究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学学科。而这些大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大众传播的一流大学。
3、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在哪里，传播理论与 历史 ，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又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以得克萨斯a&m大学为例，其修辞方向除了基本质化、量化方法训练，还有专门的修辞方法训练——“传播研究修辞和文本方法”；除了宏观层面的“修辞理论”，还有多大5门以上的操作层面和理论历史的课程——“美国到1865年公共话语”（1865年殖民时期和前国内战争时期的公共话语和政治修辞，政治运动修辞、立法、司法修辞以及鼓吹群体修辞的历史、概念和实践），“美国1865年以来公共话语”，“总统修辞”，“到1800年的修辞理论和历史”，“1800以来的修辞理论与历史”；又以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为例，其人际传播的方向除了“人际传播理论”等基础理论和方法课外，还开设了“人际传播的黑暗面”（表面生产性的传播可能是机能不良的，表面解构的传播可能是发挥功能的。设计如下主题：关系违背，主题回避和保密，社会敏感反应，语词和身体侵犯以及围捕），“应用人际传播”，“非言语传播”等细化研究课程。而我们的状况与此鲜明对比：无论学生选择何种方向，可供选的课程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方向与方向之间的课程区别甚小，一般只开设宏观、普适课程，中观和微观课程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甚少。
因此，重新设计更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技能导向：受传统的新闻以基本的 教育 和职业训练的方向的影响，理论建设成为牺牲品，传播仍以获得技能为方向，这与学生成为消费者的设想、把大学的目标设定为为学生 发展 成功的职业技能有关。而即便是提供技能，学生所获的技能也不是具体的，还是宏观的坐而论道，“是媒介教育脱离大多数人实际生活情境，适应粗略的 工业 工作，不能宣称是文化新生，成为低水平的职业领域而被人文学科和科学边缘化。系成为官僚机器，通过全景的技术应用，前设了教育的目标，作为工具性的和管理性的”(david sholle ,1995:130）。
这直接导致研究意义的缺失。虽然技能是必要的，但无论如何，比起美国把博士教育定位于为研究与高等教育培养后备力量来说，对博士层次仍把技能培训看作重点的导向还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这种方向不转变，遗患的不仅是博士传播教育，更深远长久的遗患还在于阻碍整个传播教育的发展。
也许，正是因为技能化导向，现象中的传播研究和教育红火，而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被人们质疑，正如peters说传播变成一个“知识的 台湾 ——声称是 中国 的全部而实际上被孤立在一个小孤岛上”( peters, j. d. ,1986:545)。
其实，从传播创办开始，就对“以职业化为方向的新闻学院都有些困惑不解” everett.m.rogers ,chinese edi.,2005:408)；90年代以后，美国人意识到“系的主办是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倒不一定对信息社会有用”(pamela j. shoemaker,1993)。于是，在课程方面，呼吁建立“民主的课程”，课程要适应多元社会，并非取消技能和实际知识，而是克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批评的反思能力和职业训练同时进行。正如 scott 设想的：“教育的观念必须与公共领域的愿景联结，与市民概念联结，这个市民的责任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的智慧(scott, b. a., 1991 :16)。因此，“作为媒介教育者，我们必须站在复兴教育的前沿，即通过媒介使政治生活降级。”( giroux, h.,1988) 如果我们博士课程设计能够有这样的考虑，传播研究和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应该才是可以观瞻的前景。
第三，课程内容既没有体现西方传播研究新成就又缺乏本土文化元素。如果说我国教育体制和内容的西化与中国 现代 历史有关，如果说我国在发展作为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西方教育制度应运而生的传播学科之初，课程内容搬迁西方的理论是必要的。但在面对全球化对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时，这成为我们满足诉求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一般的本土文化元素缺乏，被西方传播看作传播两个源头之一的古中国的修辞传统也是无处觅踪影；而向西方学习呢？也不尽如人意：一是传播学引进之初的理论至今未得到更为深入的适应本土化实践的研究，二是90年代以后国际传播领域的新成就、新视域远未在课程中得到反映。
因此，单纯地说本土化或是西化都是毫无意义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本土传播研究成就的挖掘并在课程中得到建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吸收国际最新传播研究成果。使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和实践层面，国际化和本土化等多元面向得到缤纷呈现。
第四、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拉不开层次，教师在课程内容的准备和教学方式上区别不大。因此，在博士生期间的教学法的训练也显得尤为必要了。
六、研究力量和师资合作
由于市场和竞争原则广泛渗透到高等教育，导致大学之间相互分隔，学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阻隔，这最终导致不同大学之间分享已有的资源成为困难。这清楚地反映在课程设置以及发展传播研究新项目方面。缺乏协作的结果是项目重叠、资源浪费等，使本已有限的甚至是贫乏的学术资源更为捉襟见肘。
在美国，传播学者跨学科执行重要研究的合作者领域非常广泛，如：美国研究， 艺术 史，工程学， 英语 ，环境科学，人种和妇女研究，地理学，历史学，信息科学，语言学，政治学，公共健康，社会学，心理学等(bill balthrop,etc.,2002)，但我国开展这么广泛的传播研究合作不说是没有也可以说是门可罗雀的。
而在学科指导方面，鼓励学生跨校选课，使学生更便于获得多元视角和研究方法，共享学科每一领域最前沿的成果。比如，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除了详细介绍每门课程特点外，还给学生推荐跨校专家研究和课程的特点，比如，得克萨斯.a&m大学的linda putnam研究组织话语，北卡.夏贝尔的dennis mumby是批评的组织理论家，研究话语、权力和组织的关系，亚利桑那州西部大学的majia holmer-nadesan教授研究 经济 、组织理论和文化的交叉，跨学科研究融合了组织经济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全球化研究以及社会 哲学 。等等。
因此，在资源十分有限而又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想较快地实现传播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学科之间、校际之间研究和课程的合作，并把博士生的培养带入这种合作之中，教师、博士生乃至整个传播教育才会获益无数。
七、师资力量及其培养路径
毋庸讳言，在任何教育中，教师都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美国传播教育的开端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整个传播教育的建立和兴起之前，先培养了优秀师资。这个培养者就是自称为“传播学学者”第一人、第一个拥有传播学教授头衔（1947年，伊利诺伊大学）的威尔伯.施拉姆。随着第一批传播学博士毕业在全国多所大学做研究并担任职务以及这些大学将它们优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未来的助理教授相互交换，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大学原有的新闻系、广播系、演讲系及电影系，开始训练自己的博士生，这些系也才慢慢加上“传播”的名称。第一个以传播命名的系是密西根州立大学，而不是设在新闻学院。该系系主任来自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时的传播博士项目。1957年，该系开始招博士，4个核心教师有3个是施拉姆的门徒（2个来自伊利诺伊大学，1个来自斯坦福大学）。
随着施拉姆担任斯坦福传播研究所所长（1953年），1955-1970年，斯坦福支配了美国的传播领域，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种子机构。施拉姆培养的大批博士呈扇形在美国分布，很快都获得传播学领域的领导地位。比如，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多伊奇曼，北卡的丹尼尔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赖尔，威斯康星大学的查菲成为新闻学院院长或系主任。一批施拉姆孙辈学生在斯坦福被著名学者——施拉姆的追随者培养：研究新传播技术的帕克，研究“知沟”的佩斯利。而施拉姆的斯坦福成果启发了麦克姆斯在北卡研究“议程设置”，梅奥等人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举行了“发展传播学”的开创性研究，蒂奇纳在明尼苏达大学考察“知沟”等。那时的状况正如毕业于斯坦福的著名传播学者丹尼尔森所言：“每所大学都想聘用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传播学博士”(e.m.罗杰斯,2005：406)。
而我国传播博士项目的开展也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早期博士项目中的教育者本身尚处于学习理论范式、探索学科建构大方向的初级阶段，这使我国传播博士培养打上了厚重的探索性烙印；虽然近几年我国自己培养的传播学博士中有一批人走上了教学、科研岗位，但由于在校期间，所能够从早期博士教育开拓者那里承袭的学术精神和能力的培养毕竟有限，而且几乎没有在教学能力方面进行过系统的训练，而且，这一批年轻博士不但数量，而且成长为博士师资还要假以时日。正如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强大的教师队伍一样，其传播博士项目的师资水平和数量也是首屈一指。这一点可以从aejmc注册项目师资状况中一管窥豹，在35所大学的37个博士项目中的教员与博士生之比非常之高，按地区来看：中西部0.67，西部0.73，东北0.55，南部1.0(charles t. salmon .etc.,2006)。而我们从上文提到的各个博士项目开课种类和数量之多，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或者说正是这种师生高比率保障了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由于博士师资数量的增长以及能力的百炼成钢需要时间，这将直接而明显地影响未来一些年的我国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准。而在教育发展的压力中，要保障未来的博士教育乃至整个传播教育有一些质的改变，只能是好好练内功了—— 首先，把培养目标和方向切实转变到培养未来的优秀师资和研究者。
第二，加快和加强年轻学子和学者的国际化培养，要依靠国家和大学的共同力量，建立更多与国外传播博士项目的合作机会，使未来的博士师资有一个更为扎实和稳定的知识基础。
第三，依靠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推行一些系统的师资训练项目。尽管美国师资强大、训练有素，但为了培养更有潜力、更有保障、更加源源不断的优秀师资力量，nca推行了 “准备将来教员”（ preparing future faculty ，pff）项目。pff 基于这样原则：研究生教育能够并应该使学生对从事学术职业有着热情。要求博士生的学徒期开始教学研究和积累服务经验，使兴趣和研究机构的需要结合，职业发展经验应该充分整合进学术项目和学位要求，博士经验要适应今日大学面临的挑战，熟悉教育技术、多元教学、学习方法等并具有和多元背景的师生共处的能力。
pff 始于90年代，nca在博士项目中资助了第一批大学的助教项目——霍华德大学，系密西根州立大学，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等。现在，nca在霍华德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肯塔基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等4所大学试点。霍华德大学的做法是，博士学生每两个月开一次教学研讨会，支持性的指导环境来自本校和合作机构的优秀博士生导师；印第安纳大学要求学生修完“基础教学法”，“教学实习”以及 “教学研讨会”（包括课堂、技术和教学、课程发展以及教案准备等）等三门课后考出“教学法执照”，而且还有 1个小时的教育学 考试 增加到博士资格考试中；肯塔基大学要求博士生有2个1小时的教学法选修课，1个课程的重点是多元文化课堂的价值多元性，另一个课程是到合作机构项目中进行教学实习；新墨西哥大学要求博士生和合作单位的教员互动，开展 网络 和远程教育课程设计和发展(sherwyn p. morreale ,b)。
第四，在课程中，增加教学法训练以及如何成为教授的训练。在美国，26.5%的博士项目要求学生进行教学实习，35.3%的项目认为是否要求博士生进行教学实习取决于学生的语言机能、职业规划和作为全职还是兼职学生，20.6%的项目尽管没有具体的教学指导方针，但教学是获得资金资助的关键部分，不要求教学实习的可能要求教学法训练，59.4%项目要求博士生参加至少一个教学法课程或者一个研讨会，18.8%的项目积极鼓励这种训练，只有9.4%的项目认为教学法训练和教学实习不是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在aejmc为博士项目设置的目标中就有二条是：一是教会学生如何做教授，要指导潜在的新教员有关工作的实际知识，有效的管理能力，以及必须让学生知道如何设计课程等；二是要提供教学法、教学学术训练。训练包括：如何传授我们掌握的理论？如何让学生很好地参与创造性和合作性的知识争论？如何因材施教，使最好的最多元的思想、写作和言说产生？如何创造有效的课堂气氛？如何以严肃而又诚实但不是专断的方式回应和评估学生的工作？在课堂外和内如何分享知识，参与者如何建立、分享权威？(charles t. salmon .etc.,2006)
斯坦福大学格外突出了教学在博士训练中的重要性。要求博士至少进行2门课的教学或助理教学，必须担任至少2个学期的助教和讲师，更希望学生教授不同课程，希望（但不必）至少1门是大学生核心课程——媒介技术，人们和社会或者媒介，文化和社会，传播研究方法，媒介过程和效果；特殊情形下，经导师和博士委员会同意，博士生还可以指导本科生或者硕士生。非但如此，教学也成为是否获得博士学位的关键环节，课程任课老师对博士生的教学状况签署教学以下鉴定：显著通过，通过，失败，失败要写出整改意见：满意地另教一门课和/或者和本科生、硕士生一起工作。整改不成功，开除博士项目外。从这里也鲜明地验证了美国博士培养的目标定位之一——大学教授，也与美国传播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相符合。
正是传播学建制化以来对教师训练理念和经验上的高度重视之风尚的延续，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中产生并积聚了大量享誉全球的
博士生培养导师；由于美国大学跨校选课的灵活制度，也由于教师在校际之间的灵活加盟，这些宝贵的师资成为所有大学博士生共享的资源和财富，使多元化的观念、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渊源和传统交汇融合，共同塑造了美国博士教育的整体高水准和活力。总之，全球化和“数字革命”极端改变了传播教育和传播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和角色，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尖刻问题的挑战，是该我们彻底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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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传播协会（nca）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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