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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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世界经济形势：全球化的新挑战 (22)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趋势与应对朱乃新 (29)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综述——途径、规模和影响因素沈庆劼 林文浩 (34)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王亚飞 (42)
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的经济发展——一个阶段性动态演化分析黄荣斌 (48)
从产品内分工看我国外贸顺差的成因徐毅 (55)
中国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陈广猛 (61)
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深刻内涵与地位作用冯梁 (71)
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高伟凯 (80)
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国外研究四十年述评程晓勇 (86)
普京的政治理念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邱芝 (95)
国际能源机制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徐斌 (101)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二、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依赖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内容提要】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心”与“”的研究，二是对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研究。斯大林的研究，既以其有价值的方面丰富了列宁的思想，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英文摘要】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politics has alwaysbeen the focus of many scholars.It is a recurrent theme amongremarkable Marxist authors,too.Stalin’s research on this issueincludes two points.They are,the study of "the center"and "theperiphery",and the study of the two social systems.The authorpoints out that Stalin’s research findings have enriched Leninism,but are not without limitations,and that these limitations haveleft profound lessons for us to draw on.
【关 键 词】斯大林/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Stalin/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center"and"periphery"/capitalism/socialism
【 正 文 】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 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扞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着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 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 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P616)
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 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论述了“依赖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依赖性”是指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独立性”是指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对他国经济的依赖，不等于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就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小螺丝钉”；“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P118、119)。斯大林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必须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依靠本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只有增强了独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中，不致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不致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经济单位。
但是，斯大林在对“独立性”的理解上不尽一致，他又认为“独立性”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苏联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是为了将来不输入装备，是要在经济技术上做到自给自足。在斯大林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当苏联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后，苏联学术界就普遍认为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国家了。
斯大林关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但他在这个理论上的一些具有局限性的理解，也给人们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理论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4-495.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8.
斯大林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斯大林文选（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23、224.
把握一条主线：20世纪初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再到多极化转变的发展。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和了欧洲和亚太地区关系，但没有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是法西斯主义及其运动，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最终把这一隐患变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残酷现实，导致二战的爆发。二战最直接最深刻的后果就是加速了欧洲作为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和美国与苏联两大国的真正崛起，从而最终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完成了自20世纪初便开始进行的在国际政治格局方面的巨大变革：欧洲被美苏势力划分为二；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政治格局完全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两极格局。而此格局是以美苏力量相对均衡为基础，以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在政治上的外在表现是建立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在经济上的体现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苏力量的均衡最后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演变成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的冷战，逐渐形成两极格局。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两极之外出现了西欧、中国和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再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增长，使美苏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世界。后由于苏联的经济改革，没有很好的突破斯大林模式，加上长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以及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又因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德国的统一、经互会和华约的解散，最终导致国际关系两极格局彻底崩溃。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国际关系格局也向着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发展。
注重两条道路：①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一战中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形成了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初步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战后东欧建立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造成了空前强大的冲击。随后出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改革开放。②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导致竞争的国际化。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制度创新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不一致，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大规模采用先进科技和外资，促动其经济跳跃式发展，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受制于旧模式，创新能力相对下降，经济发展呈现停滞的趋势，这样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最后导致一战爆发。1924年以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才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经济尤其繁荣。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美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运转的主要支撑货币之一，实际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但它相当脆弱。最后因1929年10月纽约股票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暴跌，使美国最先跌入全面的经济危机，然后袭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后因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选择导致二战。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开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整时期。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强化国家干预为核心、以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特点的调整和改革，如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国的混合市场经济、法国的计划指导型经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美国“新政”式改革，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黄金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克服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
注意三种力量的发展变化：①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发展变化。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东欧出现一列社会主义国家，从此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到多国并逐渐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苏联力图全面控制社会主义国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随着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的批评，虽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但也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东欧国家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中苏关系也出现破裂，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分化、瓦解。苏联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发展，没有彻底结合苏联国情改变斯大林模式，最后在西方“和平演变”下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使社会主义力量开始壮大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②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发展变化。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西欧各国随着经济上迅速复苏和政治自信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单独承担西欧复兴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从经济上的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后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57年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际关系，使欧洲出现了长时期的稳定与繁荣局面，使之成为另一个世界力量的中心。日本也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经济起飞发展而经济力量大增。这样逐渐形成了欧盟、日本与美国三足鼎立局面，资本主义力量也得到较大的发展。③第三世界力量发展，成为多极化格局中重要一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和政治格局。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最大成就，其突出表现就是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崛起，其具体表现为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以及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的提高。第三世界崛起发端于万隆会议、以不结盟运动为里程碑，以越来越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其作用的体现。
另外还应该掌握以下知识：
①四次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
②五个改革：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和邓小平改革开放。
③五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印巴战争和两伊战争。
④六个区域性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
【创新训练】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5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原创)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地区严重干旱，沙尘暴频发，过度放牧导致土壤植被破坏严重，洪涝频发，环境的恶化使这一地区陷入了经济萧条。解决之道，惟有造林一法。从1935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同地方当局和社区通力合作并征集大量失业青年建设防风林带。因倡议者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又称“罗斯福防护林工程”。这体现了罗斯福解决经济危机举措中的
A.恢复工农业生产
B.保护劳工权利
C.兴办公共工程
D.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2.(原创)20世纪前半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推进，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工业化强国，避免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大危机中一片混乱。而罗斯福借鉴了苏联管理经济的成功经验，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起来。材料中的“成功经验”指的是
A.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B.充分就业
C.工业国有化
D.国家经济计划的有效性
3.(原创)下图是美国历任总统，对促进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的是
4.(原创)下列关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经济发展举措叙述不正确的是
A.法国强调国有化和经济计划
B.德国废除中央统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约翰逊实施大规模的赤字财政政策
D.日本实行“统制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自由机制
5.(改编)下图为某学者关于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和平鸽”战略设想概念结构图。这一设想符合或顺应了
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不结盟政策
③经济全球化潮流④多极化趋势
A.①③B.②④
C.②③④D.①②③④
6.(原创)美国在国际组织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人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规矩的制定者，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其
A.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
B.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决定的
C.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
D.综合国力决定的
7.(原创)“无产阶级国家借助于国家调节下的市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把小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材料反映的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社会主义改造
D.社会主义工业化
8.(原创)“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1924年的35%上升到1937年的99.1%，在工业总产值中从1924年的76.%上升到1937年99.8%，在农业总产值中从1924年的1.5%猛增到1937年的98.1%。”这标志着
A.斯大林模式的建成
B.三大改造的完成
C.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
D.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9.(原创)认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场解放。”而邓小平在中共报告中也指出：“它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阐明了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材料中的“它”是指
A.俄共(布)十大
B.联共(布)十四大
C.联共(布)十五大
D.苏共二十大
10.(原创)说法一：放弃凯恩斯主义，改行货币主义政策，调整经济运行机制；说法二：推行非国有化政策，以私有化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说法三：倡导“人民资本主义”，把劳动者变成企业股东；说法四：让“多市场、少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符合此四种说法的是在
A.美国肯尼迪时期
B.美国里根时期
C.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
D.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
11.(原创)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区域性市场初步形成的是
A.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B.经互会的成立
C.欧共体的建立
D.斯大林模式的建立
12.（改编）下图A国是拟被有关国家军事分区占领，而B、C则被有关国家军事占领。这一局面说明了
A.两极格局的形成、冷战局面的出现
B.两极格局的瓦解、一超多强局面出现
C.战胜国团结一致的结果
D.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13.(改编)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动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A.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B.美国陷入战争的泥潭
C.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
D.苏联处于美苏争霸的有利地位
14.(原创)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发端于万隆会议，以不结盟运动为里程碑，以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其作用的体现。材料中的“它”是指
A.南南合作的出现
B.第三世界的崛起
C.各种区域组织建立
D.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
15.(原创)福利国家制度发端于欧洲，后传播到北美、澳洲等工业发达国家，更影响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度成为世人向往的制度模式。有关福利制度叙述不正确的是
A.它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B.它是一种经济保障和社会安全制度
C.它是消除贫困，实行共同富裕的最好途径
D.它是由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16.(原创)随着商品和资本化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矛盾重重、相互厮杀，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二战后出现重大变化，开始逐渐形成国际协调与国际干预机制。其中最为典型的区域经济协调机构是
A.欧洲联盟
B.北美自由贸易区
C.亚太经合组织
D.二十国集团
17.(原创)揭开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新阶段局面的是
A.十一届三中全会
B.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C.中共十四大
D.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18.(原创)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措施有
①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③建立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④健全选举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推进乡镇选举制度改革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②③④D.①②③④
19.(原创)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最大政治成就。其具体表现在
①亚非会议的召开②不结盟运动的兴起③七十国集团的诞生④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②③④D.①②③④
20.(原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最深刻的结果，就是完成了自20世纪初便开始的世界国际关系格局方面的巨大变革。这个变革是指
A.社会主义国家突破了一国的范围
B.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代之以美苏对峙两极格局
C.第三世界崛起
D.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
21.(原创)随着二战结束，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不断发生变化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战后国际新秩序。这一秩序就是
①整体上以美苏之间力量平衡为基础，以美苏英中法五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②在政治上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政治秩序③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经济秩序④在区域上形成了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化发展的新力量
A.①②B.③④
C.①②③D.①②③④
22.(原创)下列事件不仅反映了美苏冷战对抗的紧张与激烈，也是冷战的自我控制的典型运用的有
①“柏林墙”事件②军备竞赛③古巴导弹危机④北约的建立
A.①④B.②④
C.②③④D.①③
23.(原创)联合国安理会2013年9月27日晚在纽约一致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将箭在弦上的单边军事行动改变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外交努力，使一触即发的叙利亚战局重新纳入和平的轨道，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产生叙利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A.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
B.历史、民族与等因素
C.石油资源丰富
D.大国的争夺
24.(原创)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以下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叙述不正确的是
A.区域经济集团始于欧共体
B.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经济集团
C.亚太经合组织正发展成为适合亚太地区多样性特点的经济合作组织
D.最早的区域经济集团是欧国家的经互会
25.(原创)日本2013年4月23日的两出闹剧：不顾亚洲各国的正义呼声和严正抗议，日本168名国会议员集体到靖国神社拜鬼；日本右翼分子非法进入中国固有领土海域寻衅滋事。对这两出闹剧的评述不正确的是
A.破坏同亚洲国家关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安排
B.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
C.对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否定
D.当今世界“一超多强”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非选择题(26题26分，27题24分，共50分)
26.(原创)(26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中国自1949年建国开始就执行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外交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导下，1950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发展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美国在1950年4月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蓝图。
――引自李世安《世界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美两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共同点。(3分)
材料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联合国行动”的名义对朝鲜战争进行全面军事干涉，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此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美军越过三八线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引自徐蓝《世界近现代史》
(2)结合所学知识依据材料二指出“美军越过三八线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所造成的结果。(5分)
材料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我国最早的受援国。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比如援越抗法、抗美援朝、援助蒙古，此外，还大规模援助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古巴、印度、埃及、柬埔寨、尼泊尔、也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第三世界国家。
――引自曹建清彭齐林《中国援外技术合作项目的历史回顾及现状分析》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点并说明其影响。(5分)
材料四“尼克松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僵硬性和政治上实用主义的独特结合，而实用主义在他同大国打交道时表现特别明显。这位总统在全球外交方面自称是超脱意识形态的。”“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态。我非常赞美你的看法，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
――引自邓小平1989年会见尼克松时的谈话
(4)指出材料四与材料一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点并概括中美两国能结束“敌对状态”走向一起的根本原因。(4分)
材料五20世纪上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掌控中国大局，推行改革和开放。先是打开与美、日关系之门，后又与周边国家重修旧好。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一切为国家发展服务,外交也不可避免被烙上的国家发展服务印记。从中央到地方,吸引外资、加强国际合作。
(5)指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的出发点。(3分)
材料六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而后对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然后在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7个加勒比地区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然后顺访美国，与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向奥巴马总统阐明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同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
――摘自《人民网》
(6)依据材料六，根据所学知识简要叙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开拓外交新局面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4分)
(7)综合上述材料，依据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2分)
27.(原创)(24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下图为张骞拜别汉武帝出使西域图。
材料二自博望侯（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争着做使者）。天子（汉武帝）为（因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予节（使节的节杖）……以广（扩大）其道（道路）。（并且设置亭站）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引自《史记•大宛列传》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指出张骞通西域对历史发展的贡献。(4分)
材料三
材料四
(2)根据材料三、四，说明张骞通西域有哪些世界意义？(4分)
(3)翦伯赞说：“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前发现西域，其对于中国人的刺激，就正像后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试用世界史知识简要评论这一观点。(5分)
材料五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晤，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并确立了五国元首定期会晤的“上海五国机制”，奠定了五国合作的基础。后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2001年6月“上海五国机制”发展为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
――引自《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第一册》
(4)依据材料五和所学知识简要回答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目的与其发展进程的意义。(5分)
材料六2013年9月1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的：“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我们有责任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并提出4点主张:第一，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第二，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第三，着力发展务实合作。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第四，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打牢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摘自《人民日报•梦想，从历史深处走来》
(5)根据材料六中的“上海精神”和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及所学知识，怎样理解主席的“丝绸之路精神”？(6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2.D3.A4.B5.D6.B7.B
8.A9.D10.C11.B12.A13.A14.B
15.C16.A17.B18.D19.A20.B21.C22.D23.B24.A25.D
二、非选择题
26.(26分)(1)共同点都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对外关系，美国是与“自由世界”国家结盟，而中国则是与“共产主义”国家结盟。
(2)这不仅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而且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1分)造成至今没有解决的“”。
(3)经济援助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点。影响：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让中国有了遍及世界各地的朋友,至今中国仍在享用当年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留下的外交遗产；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4)中美两国都开始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来处理对外关系。根本原因：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
(5)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民生成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6)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出席金砖峰会，积极发展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访问非洲三国、拉美，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推动第三世界力量，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片面坚持意识形态标准，不单强调经贸关系，而是经贸和维权同步平行推进；在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上中国不会妥协，对外政策重视维稳和维权相平衡。
(7)维护国家利益。
27.(24分)(1)使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成一体，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为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2)为中亚直至西方送去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带回了葡萄、核桃、黄瓜(胡瓜)、芝麻(胡麻)等物产，将中国和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和发展。这既发展了世界文明，也繁荣了中华文化；初步打破了人类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使当时世界的几个不同文明得以连接，其开创意义不亚于新航路的开辟。
(3)翦伯赞对张骞通西域的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①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②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和发展。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技术、井渠法、造纸技术先后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特别是后来四大发明的传播，对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西方的优秀文化也融进中国，丰富了中华文化。③哥伦布发现美洲，开辟了新的航路，它与张骞通西域都是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对世界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深深影响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所以翦伯赞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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