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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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两种讨论：一是建议将集体经济组织界定为“非法人团体”；二是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法人”更接近。集体经济组织与非法人团体的法理区分非常明显。在我国，民事法律的“非法人团体”主要指“个人合伙”。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合伙存在本质性差异。首先，个人合伙是由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与集体经济组织是两类本质不同的组织。个人合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即私有产权的联合。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产权为基础，以集体所有土地或集体资产为核心的组织。其次，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债务并不负有连带责任。再次，合伙人可以退伙，也可以合伙终止，相应地资产分割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转让自己的股份，但不能要求分割集体资产。《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等。从实践来看，大多数地方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法人”。以广东省为例，1991年颁布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规定：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经济联合社、经济总社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即通过登记就可以取得法律主体资格。1999年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这种获取法律主体资格的方式被废止。2006年广东省颁布实施《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建设性地将过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发证改为提供组织证明书，并规定以此可以在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办理开设账户等手续。这个规定虽然为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部分障碍，但绕开了“法人资格”问题，关于法人权利和义务更是没有涉及。此后，广东省又颁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并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地方法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主体资格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但是根据“下位法从属于上位法”法则，地方法规规章直接确认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不合适的。《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而第十二条指出，对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以及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可以实行行政许可。
二、“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及其转型目标选择
（一）“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征“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本质性变化。首先，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成为核心资产，物业租赁成为经济收入主要或唯一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村改居”之后，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给予征地补贴或者让集体经济组织继续使用。“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是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其次，社会保障成为组织主导功能。“村改居”后，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失去土地保障的“村（民）转居（民）”人员在社会保障与一般城市户籍人员存在差距，而且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困难。在三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作为股东的“村转居”人员要求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每年提供稳定的分红及各种社会福利。在这种硬性要求下，集体经济组织每年的收入主要用于分红、福利支出、公共服务支出等，缺乏用于扩大再投资的资本积累。总之，“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畴。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下，找准自己的定位。
（二）转型目标选择———企业法人根据《民法通则》，法人分为四类：企业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很明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只是隶属于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个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列入社会团体法人范畴。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以集体土地所有为核心的组织。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归类于社会团体法人。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在核心资本、分工、管理方式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只要依赖集体土地就可以设立，这一点足以让二者区分开来。结合“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征，其向“企业法人”转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理由如下：第一，产权逐步清晰。产权清晰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村改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改革。其主要特征是进行确权改革，通过“资产量化、股权固化”的方式进行。首先，进行产权界定，理顺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集体资产产权范围，界定集体资产产权和村民产权。其次，将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量化，折算成股份，并按劳龄等标准将股份落实到个人或家庭。第二，具备法人财产基础。一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对集体所有土地依存度高。除土地所有权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可以用来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不能成为偿债资产，也不能用以承担民事责任。“村改居”的对象通常是经济实力较强的集体经济组织，物业、资金等非土地资本在其资产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具备市场经济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基础。第三，治理结构企业化。“村改居”之前，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存在交叉任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政企不分”是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村改居”之后，村委会撤销，居委会成立。居委会不能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反而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协助解决社区治理和建设等相关问题。为解决监督和管理问题，“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公司治理模式逐步完善治理结构。例如，广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包含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民主理财监督小组（监事会）等机构。
三、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的困难
从各地实践来看，“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向“企业法人”转型进展缓慢。例如，某市在2002年颁布文件，明确提出“在‘城中村’村委会撤销的同时，改变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政企不分的状态，转制成由集体法人股东或个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公司）”。这种自上而下式改革并未能很快推展开来。2008年，该市出台新文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条件自主确定是否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转制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表决。集体经济组织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到目前为止，该市“村转居”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成功转型的并不多。转型面临众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股权结构封闭“资产量化、固化股权”的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就已经决定了产权结构发展基调。固化股权最初的主要内容是“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固化了股权数量，而且固化了股权的权属。即便是股东的子女等亲属，一旦错过股权分配时机，就无法获得股权，除非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近年来，有些城市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流动，但流动范围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村改居”以后，为防止股权流动导致集体利益的侵蚀或解体，有些集体经济组织将股东区分为“村居股东”（即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和“社会股东”（即通过继承或转让等形式取得股权的非原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与前者相比，后者只享有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不享有表决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对于外在投资者而言，这种规定是牢不可破的防火墙”。股权结构的封闭性与现代企业的开放性是相冲突的。资本的自由流动性、管理权从属于资本权是现代企业开放性的重要内容。对集体经济组织股东而言，这两点本质性要求正是他们所排斥的。
（二）社区建设公共投入和公共福利支出不明晰“村改居”后，按照既定的改革方案，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实际上，“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承担社区公共投入，包括治安、卫生、文化、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甚至出现“集体经济办社区”的现象。此外，“村居”人员社会保障水平与原城镇居民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要消除这一差距，必须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补足。但“村居”人员并不认可这一方案，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放各种形式的福利补贴来替代。社区建设、福利保障和分红挤占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本积累，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异化成福利机构。
（三）公司化转型存在法律障碍集体经济组织转型为公司，既可以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又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又可细分为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很明显，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向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但是，《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一般而言，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数量远超过这个数字。
四、推进集体经济组织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主导的“村居”社区多元化公共投入体系剥离社会职能是集体经济组织重返专业经济组织的前置条件。大量的社区公共投入、股东分红及福利等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无法进行资本积累。“政府主导”替代“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社区投入体系是现代城市治理的要求。政府要根据财力界定公共服务的种类与范围，同时明确哪些服务是可以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哪些服务是由企业提供需要居民购买的。第一，政府需要承担社区道路、路灯、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关于社区治安，公共安全由政府来承担，社区关于小楼保安等个性化安全需要由市场解决。第三，社区公共政务等公共服务提供，谨防过度投入，导致资源的低效率运作。第四，社区居民家政服务可以由公益组织和企业提供。
（二）实现“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保障实质性差异，既不符合“村改居”的初衷，违背公共财政均等化原则，又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负担。集体土地性质变化、身份改变等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损失，“村改居”本质上是农村利益对城市利益的让步。因此，“村居”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缴费不足部分应该由公共财政来补足。
（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退出机制“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分化。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由于集体物业多、区域位置好等原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存在集体资产薄弱又无集体土地赖以维持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发展难以持续。对于后一类的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构建退出机制。退出机制可以参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散办法。政府制定退出条件、申请主体、退出程序等相关办法，提供指引。是否解散集体经济组织应该由其成员来决定，资产清理与评估等工作则可以委托第三方，政府参与监管。
（四）搭建区域性集体经济股权交易平台无论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试图保持股权结构封闭性，股权的流动都是不可避免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股东将呈递减趋势，而社会股东会越来越多，这与“村居”人员融入城市的深度有关。如果缺乏交易媒介，即便股东有交易股份的意愿，交易活动也会受到抑制。建立股权交易平台，有利于提高交易便利性，有利于保证交易的公正性，体现股权的市场估值。首先，政策引导股权交易，制定股权交易形式、程序等制度规范交易，实施减免交易税费等优惠政策鼓励交易。其次，在完善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的基础上，适当引进集体产权交易，进行示范交易。再次，逐步扩大交易范围，允许区域内国有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交易。通过股权交易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开放性，逐步确立资本在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海洋经济
论文正文：
海洋经济转型思路
一、发展条件与重大意义
(一)发展条件
1.港口优势得天独厚。宁波港口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其中可用岸线872公里，深水岸线170公里。现有生产性泊位300多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通航。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居大陆第2位、全球第4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居大陆第3位、全球第6位。港口岸线资源既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资源，也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最为独特的优势和载体。
2.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基地化开发。岛屿资源良好，共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的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滩涂资源充裕，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4大片，围垦开发条件优良。渔业资源优良，紧邻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象山港是具有部级意义的大渔池。海洋旅游资源优越，滨海地区具有滩、岩、岛三大特色，主要集中在象山港内和象山县沿岸。油气储量丰富，春晓油气田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00多亿立方公尺，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3.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宁波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海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口，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的推进，使沿海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杭州湾跨海大桥、甬台温铁路的建成，使宁波成为连接上海、江苏和浙江温台乃至福建南部的枢纽城市，成为浙江温台和浙西地区接轨大上海的桥头堡，为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提供了有力支撑。
4.海洋经济比较发达。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形成了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油气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为配套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特别是临港工业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和能源等行业为支柱，绵延二十几公里的沿海临港产业带，基本建成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5.海洋科教实力较强。具备比较雄厚的海洋研发实力，形成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海专业、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海洋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建有宁波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海洋科技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5%以上。在海洋养殖、海洋生物、海洋环保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奖15项，市科技进步奖35项，专利授权30项。
6.海洋经济腹地广阔。宁波港张水清夏晖孙立锋面向广阔的内陆腹地，主要包括华东、华中、华西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2%。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地区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接受东部地区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更为迫切。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首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较高的开发开放水平，这都为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大对华东、华中、华西地区的辐射，促进这些区域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大意义
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成为上海两个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客观需要。国务院关于长三角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上海两个中心《指导意见》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在我国内外开放扇面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优势和港航资源潜力，有利于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水平。
2.发展海洋经济，是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沿海和海岛地区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是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东濒太平洋、西连长江流域和内陆地区的纽带。加快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建设，有利于服务长三角和海西区，增强辐射长江流域，带动闽、赣、皖等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发展海洋经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运安全的客观需要。宁波地处南北海上通道战略要冲，是海上桥头堡，在全国沿海战略物资储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09年，宁波石油及制品、进出口铁矿石、煤炭吞吐量分别达5000万吨、3000万吨、600万吨以上，进一步将宁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储运、供应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和战略物资江海联运和海上运输安全，为宁波和浙江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战略保障。
4.发展海洋经济，是完善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近年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开发已先后纳入国家沿海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挖掘海洋开发潜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二、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
(一)总体思路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并结合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岛资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建设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以陆带海、以海促陆、海陆联动，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为浙江建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发挥先行作用。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推进联动发展，把海洋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与陆域的综合优势、先发优势结合起来，以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陆海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推进高端发展，紧紧抓住后危机时代科技革命的新动向，跟踪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最前沿，推进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集约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着力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四是推进持续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推进开放发展，立足于亚太国际门户城市重要节点区的有利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宁波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建设成为宁波乃至浙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平台。
(二)功能定位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区位、港口和海洋资源及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港口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海洋产业高级化，充分发挥宁波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发展成为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海洋经济中心。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组成部分。依托宁波舟山港深水良港和区位优势，拓展和放大梅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完善战略物资、大宗散货、外贸集装箱和江海联运体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战略物资和大宗散杂货中转储运、保税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使之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枢纽港;同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承接辐射，错位发展。
(3)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将进一步发展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海上桥头堡和物流节点城市。
(4)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依托港口和宁波区位优势，优化布局，不断推进转型升级，紧紧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大力发展石化、钢铁、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研发设计、旅游休闲等高端临港服务业，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5)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以象山港、三门湾等区域为重点，推进海洋经济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和严格保护，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海洋污染海陆联动防治，探索跨区域海洋环境联合治理，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我省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子。
(三)空间布局
宁波今后重点构建一港、三沿、五平台和一批产业集聚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一港，即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腹地，重点是发展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沿，即沿杭州湾、沿象山湾和沿三门湾，沿杭州湾和三门湾区域将发展成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宁波新型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象山港区域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将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港湾。五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一批产业集聚区，即发挥陆海资源优势，在沿海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集聚区域，推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功能开发和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大港口。
坚持以延伸港口价值链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港口发展方式，推进港口由第二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变，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深水枢纽港和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1)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加快整合现有业主的岸线码头，推进其向公共岸线码头转化，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2)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加快北仑港四期、大榭岛五期和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500万标箱;
(3)增强港口增值服务能力，推进培育船舶交易、船员交流中心，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梅山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自由贸易港通关政策，创新港口增值服务模式和业态。
(4)推进建设浙江港口联盟，着力建设以宁波港为龙头，嘉兴港、台州港和温州港等为支线和喂给港的港口联盟，强化与国内外港口的跨区域战略合作。
二是发展大物流。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和航运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
(1)进一步推进宁波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等建设，加快形成货物吞吐、交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体系;
(2)加快物流主体培育，推进第四方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3)以新一轮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建设提升金华、上饶、鹰潭、南昌、武汉、成都、重庆等省内外无水港，推进海铁联运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探索推进建设国际海运信息平台;
(5)推进梅山保税港区建设，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建立国际性配送中心，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功能，更好地发挥连接国际国内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大产业。
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着力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1)进一步做大做强临港工业。在优化布局、严格准入、注重环保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影响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制造业。石化产业，以镇海、北仑、大榭等区块为依托，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工业，重点发展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端产品，打造年产钢铁2100万吨的能力。船舶产业，建成我国新兴的先进修造船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争取到2015年整车产量达到80万辆/年，轿车发动机80万台/年。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2)发展临港型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的同时，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国际贸易，建设进出口贸易交易平台，打造重要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相适应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3)扶持发展战略新兴海洋产业。重点发展海洋旅游、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能产业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
四是完善大配套。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水运、电力和油气管网等集疏运体系，提升水水中转、水陆联运能力，提高交通、水资源和能源保障水平。
(1)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铁路和甬金铁路，推进宁波铁路南客北货布局调整和铁路货运环线的规划建设;
(2)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浙东宁波段引水工程、慈溪曹娥江引水工程和海涂水库建设。加快象山10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提高海水综合利用规模和比例。逐步解决海岛地区居民饮用水难问题。
(3)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海洋防灾减灾检测与决策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和海上船舶应急救助网络。推进强塘固房和标准渔港工程建设。
五是推进大保护。
牢固树立生态用海理念，集约节约开放利用深水岸线、航道、锚地等海洋资源。切实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的分类管理、有效保护、科学开发。科学划分岸线、滩涂和海岛功能，合理有序利用海域。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严格规范海洋产业项目和涉海基础性项目的管理。加强陆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联合建设。加强近海沿岸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切实保护利用好象山港资源。
六是打造大平台。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
(1)杭州湾新区，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慈溪市境内，陆域面积约23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方向，以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业培育为重点，通过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杭州湾新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的国际化新城区;
(2)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包括镇海、北仑、大榭三大片，规划面积约74平方公里。要根据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以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生产理念为指导，依托镇海炼化等特大型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石化产业链，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3)梅山春晓物流产业集聚区，包括我市的梅山、春晓等地，总面积220平方公里。要按照国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宏观发展导向，以自由贸易区为方向，以现有的梅山保税港区为核心，以北仑春晓、舟山六横为两翼，增强保税港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设成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和门户区、浙江省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带的先行区和宁波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核心区;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较多的的研究，但在建立计量模型时较少考虑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同时对转型升级的内涵论述较少。因此，本文从转型升级的内涵入手，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方法，结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技术创新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的作用，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
2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的加工组装主体形态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大幅度提升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等环节在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图1显示了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自主开发战略是指企业内部开发，具有率先性，核心技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模仿战略是指创新主体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方法，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改进的做法;合作开发战略是指若干企业联合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使用合作开发的某种技术;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企业、大学、科研单位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为追求发展目标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重点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上游和中游。
3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而不是所有工业企业的原因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不明显。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验证技术创新的三个指标: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产出效率是否有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7］。采用回归分析模型来估算研发人员投入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发活动产出情况对于万人平均产出的相关系数。在构建回归方程的过程中，由于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出现异方差。因此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和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其回归系数又代表了弹性的意义。计量模型设定为:lnPETU=C+αlnRDFD+βlnRDOP+γlnRDHR+δlnPESC+ε．其中，PETU表示企业转型升级情况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代替。万人平均产出，反应了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变的程度。RDFD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R＆D经费。RDHR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RDOP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万名从业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PESC表示平均工业总产值，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α、β、γ、δ、C为回归常数，ε为模型误差项。
4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为63．06亿元。然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额比较大，达到66．38亿元。这说明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离散系数也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波动也比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倍数都达到三倍以上。
4．2参数估计
采用eviews6．0计量经济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得出，该方程的判定系数为0．702，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为15．277，其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该方程在5%的水平下显著。该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也显著。另外，该回归方程的DW统计量为2．380，属于判断盲区，因此需要做自相关检验，同时还需要做white异方差检验。首先做LM自相关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3，其相应的P值为0．201，所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再做White异方差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59，其相应的P值为0．292，所以应接受无异方差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3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判定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来分析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的影响。2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会越好。其次，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活动产出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科研经费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增加0．546%;科研活动产出每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仅增加0．195%。最后，参数估计结果显示科研人员投入指标系数为负，并没有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相关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种解释为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进程。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仅仅为了成果去做科研，并不考虑实际的有用性，使得科研成果与实际脱离，并不能给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正向影响;另一种解释为，科研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远不如以前。总体而言，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5结束语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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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1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比较广的学科，里面主要包含了2个学科：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不同的学科。这些不能分离开来，要整体性研究，就要加强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合力解决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不断增强思考能力，去增强实践经验。
4结束语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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