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本文从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点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语境研究再阐释的基础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榫点和路径，通过对中国经验语境研究的探讨，提出了在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context）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
“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学术传统的樊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彩英.关于语境问题的哲学解读 [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2]陈 忠.马克思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3]晏辉.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J].学术研究，2003（10）.
[4]田之华，宋俊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形态[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王辉.试论马克思主义视界下你国信仰的重构[J].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
[6] 魏小萍.时代语境中的马克思—法国巴黎第七届国际马克思大会见闻与述评 [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2）.
[7]肖安宝.世界历史进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理论探讨，2006（4）.
[8]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语境原则[J].学术月刊，2008（1）.
[9]刘怀玉.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0] 欧阳英，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惑及创新[J].社会科学报，2003-6-5.
论文摘要：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本文从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点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语境研究再阐释的基础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榫点和路径，通过对中国经验语境研究的探讨，提出了在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theoreticalconstruct），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context）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学术传统的樊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彩英.关于语境问题的哲学解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2].马克思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3]晏辉.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J].学术研究,2003（10）.
[4]田之华,宋俊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形态[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来源自文秘站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着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 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分析哲学从渊源上讲，是因剑桥大学的罗素和摩尔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不断抗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美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角地位。因此，在论及20世纪的哲学时，冯·赖特(g.h.yon wright)概言之：分析的方法“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纳普一度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分析哲学所提倡和采用的所谓“分析的”方法，不但成为处理哲学问题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法，在哲学领域以外的一些知识领域，比如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借鉴这种方法来重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问题，已成为普遍的尝试和风尚，分析哲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对专名的内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从严格意义上讲，“分析哲学”这一名称并非特指哲学领域当中的某一新成员，亦非泛指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进入分析时代所对应的新名称。宽泛地说，分析哲学应当视作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它倡导运用现代数理逻辑作为手段，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门类，通过对语言成分的“分析”，进而阐述思想。正因为分析哲学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一些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就等于语言哲学，如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就把分析哲学定义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而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思想的’全面考察”。
从前人对翻译所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翻译转换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还包括语言的意义。雅各布逊(jakobsod)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语言符号进行阐释”。莱万德夫斯基(lawendowski)持类似观点，认为翻译可以定义为“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奈达(nida)则认为“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上，其次是风格上”。这些先贤对翻译的定义充分说明了语言不仅有指称还有涵义，专名也不例外。
专名即专有名词(proper name)，是专指包括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名称的一类词。专名与概念词(concept word)相对，概念词顾名思义表达概念，而专名则是对事物的指称。专名的内涵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分析哲学诞生之后，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对专名进行过深入研究。自穆勒以来，西方语言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两派。一派是以弗雷格、罗素等为代表提出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后来由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予以完善发展的“簇攀状词观点”，他们认为专名既有指称也有内涵，专名的内涵是由摹状词或簇摹状词所给予的，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或一组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摹状词描述了对象的属性特征，专名的指称就是通过摹状词决定的。另一派是以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为代表提出的“历史的因果理论”，他们认为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它们只是一些纯粹的指示记号，是贴在对象上的固定标签。人们获得专名的指称不是通过对专名意义的了解，而是借助于与这个专名有关的历史事实及因果联系来了解。两派理论虽然在专名有无内涵的问题上持相反观点，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
二、分析哲学对专有名词翻译理论的贡献
作为分析哲学的先驱者——弗雷格对专名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在《论意义和所指》一文中，他从“相等”(equality)出发分析了指称问题：“a=a和a=b显然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陈述；a=a是先天有效的，(康德称之为分析的)，而具有a=b形式的陈述则常常包含着对我们的知识极有价值的增益，而且不可能总是先天地确定的。”按照弗雷格的观点，专名不仅包括“亚里士多德”、“晨星”这些狭义的专名，还包括它们各自的摹状词。专名的指称是它所指的对象，而专名的涵义则是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即与该专名相关的摹状词。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涵义比它的指称处于更根本的认识论地位，人们是根据名称的涵义去确定其指称的”。指号与指称的关系则是“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是不只有一个指号。由于弗雷格并未把指称和涵义区分开。因此，上述的摹状词也被他列入专名的行列，这就使他的指称理论受到很大的限制。
罗素则强调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指出：“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记号，直接指向某一个体，这一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具有其意
义，与所有其他字的意义无关。”摹状词则与之不同，它并不直接指示某一个体，是个不完全的符号，它在孤立状态下并不具有意义，其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从各个词的意义产生的。罗素通过实例进一步论述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的命题不是相同的，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词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个命题也不一样。”罗素认为：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可以用一个相应的摹状词来代替它。他说：“几乎所有看来是专有名词的都可以这么考虑。”将专名等同于摹状词，实际上是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其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成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致命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等人又提出了“簇摹状词”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一系列摹状词的缩写，避免了将专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的局限。摹状词理论显示了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强调了自然语言结构与逻辑命题结构的差异性，扬弃了肯定虚构事物的本体论，指出专有名词是实体的灵魂，被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哲学分析的楷模”。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但并不是缩略一个摹状词，而是缩略一组或一簇摹状词，专名的指称就是由这一簇摹状词决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涵义就是由描述其区别性特征的所有那些限定摹状词的总和构成的。这种替代的方法避免了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缺陷，得到了多数哲学家的赞同。但是，在克里普克看来，无论是摹状词理论还是簇摹状词理论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部分的修改和变通不能完善这种理论，必须将它们彻底，名称的意义必须用另一种理论——历史因果理论来说明。
克里普克对历史上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摹状词理论既不能作为专名的意义理论，也不能作为专名的指称理论，认为语言哲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区别用摹状词给出意义和用它确定指称，表明其作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区别”。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只有意义没有指称，进而对意义概念进行了消除，批判了意义以及作为其不同形态表现的内涵等概念。克里普克指出，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都是非严格指示词。“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专名仍然指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则不同，它在现实世界里指称的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时，“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不一定是指称亚里士多德，也有可能指称的是另一人。可见，一个摹状词不是在对象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此，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
在专名问题上持与克里普克相近看法的哲学家是普特南，但他更侧重于研究通名特别是自然物种名称的意义问题。他认为，自然物种的名称并不像弗雷格、罗素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内涵或意义，反对把名称还原为其所指称事物的一系列性质的合取。如若将“柠檬”分析为黄色的、皮厚的、味酸的等一系列特性的合取，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因为发白的柠檬还是柠檬。与克里普克相似，普特南也认为在确定通名的指称时，“因果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普特南以科学名词为例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原子”、“电子”等科学名词与我们用以界说这些科学名词的摹状词并不是同义的，我们在确定这些科学名词的指称时，不是根据我们关于这些名词所指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而是根据我们与这些对象之间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因果链”，将不同的人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三、在专名翻译实践中引入分析哲学理论
由于语言是在交际中使用的，语言离不开语境。语境可以分为广义语境和狭义语境。狭义的语境是指语言内部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广义的语境则包括语言之外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历史背景，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关系、身份、职业、经历等等因素。语境原则在分析哲学的理论中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只有在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语词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这一要求通过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作用，成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弗雷格的语境原则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完善后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语境原则强调在逻辑推理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判断而不是概念，在确定意义的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句子而不是语词。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或作出判断，而孤立的语词或词组则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判断或句子的意义决定了其中的概念或语词的意义，概念或语词没有独立的意义。毫无疑义，专名的理解、使用、翻译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
1 注意区分同一专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内涵。我们假设张三面临的几种情境：(1)张三在散步时搂住女友的腰，女友嗔语：张三(脸红)!(2)张三看书时电话铃声响起，其妻大呼：张三!(3)张三正忙于工作，因小侄子不停捣乱而打了他致使侄子大哭，张母怒喝：张三!从这些不同场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虽然张三的指称是同一个人，可是它的内涵却不相同。第一种情境中表示提醒，第二种情境中表示催促，第三种情境中则是责备。按照分析哲学理论，我们在翻译时应当注意专名所在的具体情境。再如维也纳近郊的一个酒吧中，两人划拳时传唤侍者记下结果：“boy，fetch me a pen and a piece of paper，”有人将之译为：“店小二，且拿纸笔来，一边伺候。”因为boy一词根据不同的语境，可译成“男孩，”、“服务员”、“兄弟”等意，而本句的语境是在奥地利
小镇的一家酒馆，“boy”一词译为“店小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实际上是把现实语境纳入了中国古代语境。如此翻译就是混淆了不同语境下专名的指称和内涵，导致翻译错误。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
2 考察专名内涵时应当采取辩证发展的观点。我们“不能把专名的内涵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应该考虑到由于外界事物的不断发展以及由于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用以标志外界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babbit原是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过历史的变迁，成了“市侩”的代名词。dutch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指荷兰人，由于英荷两国在17世纪的敌对关系，在英语中与dutch有关的词语基本上带上了贬损的性质。因此，依照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在翻译时应根据语意变化，将dutch译为相应译入语：如double dutch为“糊涂话，莫名其妙的话”，in dutch是“遇到麻烦，处境困难”，dutch courage乃“酒后之勇”，dutch act是“自杀”，dutch uncle是“唠里唠叨训人的人”等。而the dutch have taken holland，之意已不是“荷兰人得到了荷兰”，而是“老话!并非新奇!”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遵从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关注专名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掌握它们的真实涵义并加以传达，必要时还要加上注解。例如，“like felix,i put it off to a moreconvenient season，”也像费力克斯一样，我把它暂且搁下，将来再说。(费力克斯是圣经中一个遇事拖延的法官。)
3 不同主体对同一专名的理解可能会大相径庭。由于认识主体对专名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对同一个专名给出不同的阐释。如在《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就出现了很多专名翻译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书名的翻译就不同：杨宪益译为a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克斯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其次是书中人名的翻译各不相同：如，贾母：the lady dowager(杨译)old ladyjia(霍译)；熙凤：fiery phoenix(杨译)peppercornfeng(霍译)；袭人：xiren(杨译)aroma(霍译)。
再者对地名的处理也各显神通：如，十里街：ten-1i street(杨译)worldly way(霍译)；仁清巷：the lane 0f humanity and purity(杨译)carnallane(霍译)；怡红院：happy red court(杨译)green delights(霍译)。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名的涵义不仅由语境来决定，还依赖于不同认识主体的阐释过程。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文选词择义与译者对原文深层意义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代表两种不同的哲学主题，不过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展示了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互补、融合的一种趋势。诚如李红所述：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是两个分歧很大甚至相互敌对的哲学流派，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哲学的纵深发展，这两个哲学流派在整体上呈现出沟通和对话的趋向，而且试图超越这种划分是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极感兴趣并认为是颇有前途的新尝试。罗蒂和阿佩尔被认为是积极推进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们从不同的哲学阵营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相同的哲学传统，对相同的哲学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代表了当代哲学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
4 在专名翻译实践中时要注意术语问的内在统一。专名的指称和涵义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指称是相对固定的。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十分小心，不可张冠李戴，尤其是在英汉语回译的时候。如，john kingfair bank是费正清；yue sai kan是靳羽西；鸦片战争的罪魁之一义律是charles elliot；赛珍珠是pearl s，buck。不过也有人会疏忽大意，竞把mencius(孟子)译成了“孟修斯”。因此，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名时，不仅要借助分析哲学的相关理论，而且要勤查专名字典，不能望文生义，生搬硬造出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人名或地名，导致读者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关键词：吉奥乔·阿甘本；诗学；诗的终结；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B82-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14-04
谈起诗歌的终结，就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诗歌的死亡，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诗与哲学这一从文学和哲学产生之日就开始的论争。多年来，诗一直受到理论的摧残以及约束，而就在它看似快要败下阵来时，很多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家、哲学家却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地开始关注文学与哲学在对抗中的融合。所谓的诗化哲学家和哲学化诗人也不断地为诗辩护，并意图寻找一种凌驾于诗与哲学之上的语言，由此为哲学和诗都找到出路。
1942年出生于罗马的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rnben）便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主要关注语言、在场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由于深受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阿甘本在其哲学思想中也赋予语言极大的重要性，把诗歌作为哲学研究的工具，而他的哲学思想被誉为连接海德格尔、古典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桥梁。他的著作描述了一个从传统哲学思想到后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体系，并着重研究了至今仍支撑着传统哲学的那些主题——与语言、思想和艺术表现相关的问题、同思想相关的形式问题以及存在、技艺和律法等概念的社会学与伦理学维度。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后现代对于身份政治的强调，如何促使任何社会研究都必须重新回归到以伦理学作为其中心。在《语言和死亡：否定之处》一书最后一章，阿甘本通过考察政治、社会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语言实际上是一个集合的声音，这样它任何时候都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宣言书，必将促进对伦理学审慎细微、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探索。阿甘本近期的一系列著作不断探讨着传统哲学的主题，其功绩在于，他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哲学家们业已提出的那些基本的社会与伦理问题的思考，整合出当代人对于知识、语言和政治的认识与理解，从哲学角度为文学批评以及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诗的终结与沉默——复活的语言
阿甘本在《诗歌的终结：诗学研究》中引用了罗·雅克逊的话来为诗歌下定义：“诗就是在声音和意义中的犹豫不决。”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自己对于诗歌终结的看法：诗歌被看做是声音与意义的协调，到了诗歌终结时，其平衡就会被打破，所以要通过给诗加结尾来拯救诗歌。对于这个结尾的形式，阿甘本更倾向于声音，而且他认为处在意旨意义和纯粹声音之间的诗歌就应有那些读者不熟悉的、模糊的词语和声音。去诗化，就是去体验语言的死亡，就是复活死去的语言，而诗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其声音。
与此同时，阿甘本还在《诗歌的终结：诗学研究》中通过丹托的话，提出了沉默是拯救诗歌的最美的终结。在阿甘本看来，沉默是真正的语言，是最接近于人的自然语言的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沉默集语言的死亡与重生、声音和意旨意义的对抗统一于一身，将最终体现诗如何表现文学与哲学的融合。
阿甘本对诗歌的终结的阐述可以看做是其对语言重视的产物。他提出，语言可以帮助调节诗与哲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只有将诗与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希望得到真正人性的欢愉。因为正如哲学一般，诗也同样受到了语言的限制。在阿甘本看来，“诗的终结”是协调、融合的源头，如果诗歌只能存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交叉，那当诗歌终结时，就应该就到了二者融合的时候了。而诗歌最美的终结——沉默可以被看做是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契合点，主要是由文学与哲学的对抗统一体现对抗中的最终融合和诗歌的终结体现的声音与意义的对抗统一性决定的。
事实上，对于哲学与文学这一古老论争，无论是思的支持者，还是诗的维护者，都曾在其融合这一点上做过研究，而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二者的同源性和在语言上的交融。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曾就语言的表述功能揭示了文学和哲学的同源性，他认为：“与其说它们是表达暂时的情感，不如说是表达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此颇为相似。他从根本上否认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认为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具有共同的本源。“隐喻字看来包含在全部哲学语言中，一点也不比哲学讨论中所谓的自然语言，即作为哲学语言的自然语言的用法少。”哲学与文学的共同点正在于隐喻。与文学一样，哲学中的隐喻也是无处不在的。
近年来，很多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投放到文学的思辨能力上，而他们在做此论证时，又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诗意两种表达方式的同源性与融合性”。他们认为，西方思想的发展无不充斥着诗与哲学的交替发展以及融合，而所谓西方的形而上学也是在柏拉图之后诗的“理性转向”。诗与哲学在语言上的契合使得它们之间的对抗和融合交替仍将成为二者发展的必然趋势。
海德格尔也曾探讨了由于语言的存在和载体功能使诗与思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并形象地描述了二者的交融性和自二者生成之日起的不可分割：“诗活动在说的元素中，思也一样。当我们沉思诗，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思活动于其中的元素中。”由此可以看出，诗与思因为语言而产生的相互依托也很有可能因为语言的误用甚至是死亡而走向深渊乃至终结。诗人会因日常语言对于现世的依赖而力图寻找一种能摆脱干扰并体现事物本质的新语言，即诗人的语言，从而避免诗的终结。同时，很多哲学家也表露出对语言的不放心和焦虑，认为现今所谓的语言还不能完整准确地表露自己的思想。因此，只有复活语言，破除“语言的焦虑”，才能还“诗”与“思”的本真，二者才能在固有的对抗统一中找到新的出路。
就这一点来看，阿甘本提出的诗的终结无疑为解决语言的焦虑找到了办法。沉默是没有语言的语言，这也是当代西方理论家所追求的东西，20世纪哲学及文学理论语言的诗化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同时，作为诗的终结的沉默由于诗的终结是“协调”，体现着声音与意义的对立统一，这一特性与文学和哲学在对抗中的融合契合，所以将沉默视为哲学语言诗话的成果是合情合理的。即使诗的终结无法达到最美，一些诗人（如Pascoli和保罗·策兰）也会用一些纯粹意旨意向的词语来完成诗的终结，从而达到诗中声音和意义的协调与融合。而声音相对于诗中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来说，更接近诗最美的终结——沉默，它应在对诗的阐释中更受重视。这是因为，声音相对来说更不受历史语境的影响，更能够体现语境化与非语境化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后现代作家和文学评论者的视野里，也是渐渐趋于在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中寻求思辨，并以虚构的作品进而影响社会对道德以及知识的理解。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把他创作的小说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既展现了附着于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困惑，又叩问并敞亮了过去的文学、哲学或诗歌所未曾发现的一部分存在”。他“十分推崇建立在怀疑、诘问、思考基础上的小说形态，且甚至认为小说对人的状况展开的思考和探究较之于哲学更丰富更深刻”。
由此看来，文学在当下也不仅仅是脱离理论而仅体现某个历史时期特征的“实证”，特别是在如阿甘本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见证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在作品中的体验，也是不具权威性的。于是，文学有可能提出的洞察社会的思辨能力便成为突破文学与哲学的对立从而在融合中提高文学所体现的社会本质内涵的“权威性”的新思路和发展方向。
二、见证（体验）的不可能与非（去）语境化
除了“诗的终结”以外，阿甘本对文学与哲学对立统一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的“体验（见证）的不可能”为文学批评中的非（去）语境化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
阿甘本在其著作《幼稚期与历史：体验的毁灭文集》中曾提及体验的贫困以及毁灭。他说：“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转化成为体验，他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折磨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失去或者不能传递体验或许是他所能宣称的少数能自我确认的东西之一。”他认为，生活中的体验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任何感知个体都不具备体验的权威性。当然这也包括他一直推崇的语言，所以他才有语言之死亡与复活的论调，而在文学批评当中，这便与“去语境化”不谋而合。如他所说：“因为体验的必要关联不是知识而是权威，也即是说，语词和叙述的权威；现在看来没有人拥有足够的权威来保证体验的可靠性，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自己的权威植根于一种体验之中。”由此看来，阿甘本不但判定了语言这一主要艺术和知识载体的死亡，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在文学文本解读和诠释中应该考虑到的问题：既然一切体验都不可能，或都不具有权威性，那么任何在文学作品作者或读者的个体体验背景下的诠释都是不具有权威性的，而要找到文学所要探求的社会以及道德的内在本质，或那个“最有权威”的东西，现下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去语境化”了。
对于阿甘本描述的语言作为具有权威性的艺术体验载体的“无能为力”和“不作为”，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例如凯特·拉芙就在《穿越语言而生存的艺术的体验》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在艺术阐释中过度追求“体验权威性”的弊端和片面性，认为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艺术理解和表现以及批评中的“去语境化”的话，那个“本质”就是“去语化”后更应关注的东西。
除了与文学和哲学对立统一的特性相契合以外，阿甘本还在《奥斯威辛的残余》中提出了“见证的不可能”：“在奥斯威辛，见证是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但见证并不那么容易，很多人都选择沉默。”见证（witness）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目睹”，一是“见证”，即经历了一件事。而见证是不可能等同于“目睹”的，真正的目睹者应该是“完全的目睹者”，是没有经历过也无法承受见证的。而所谓的见证者无论如何都不是第三方，尽管经历了一些事，但没有人能见证地证明一些事。见证不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去作证，有见证人自己的倾向。阿甘本认为，语言无法见证。有些诗人就是用沉默和模糊的语言在诗中来表达自己的倾向。比如诗人策兰（Paul Celan），其诗歌中非语言的“背景杂音”“噪音”以及“唠叨之声”，在阿甘本看来是一种词与声音相分离的东西，其诗歌的独特性即要表达一种沉默。
因此，阿甘本认为诗歌是在现代社会中“体验”消失的背景下的最后的庇护之所，但他同样也指出诗生动地描绘出体验的毁灭，特别是那些与现今社会冲突的图像和隐喻，它们被看做是一堆堆零散的事件。故此，现代诗人便理直气壮地辩称自己是社会的“权威”[3]（P204—209）。而不幸的是，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也无法摆脱“主体化”，犹如宗教教义，虽被阿甘本视为解决诗歌与哲学矛盾的方法，时代赋予语言的印记使得即使是宗教教义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在《生命政治与主体性（上）阿甘本访谈》中，阿甘本再次提到了奥斯维辛和见证的不可能，提出“在奥斯维辛，证人见证的只是自己的去主体化”，而要达到体验的权威就要在语言和沉默之间界定一种主体范式，平衡主体化于去主体化，找到“处在两个过程之间的间隙”，从而避免“主体化”的有可能产生的“隶属化”并最终拥有一项“一般原则”，即具有“权威性”的体验。在访谈中，阿甘本这样说道：“我不认为还会有任何可能返回到明确划分公共与私人、政治身体与私人身体等等区别的各种古典政治学的对立中去。因为它将成为新的生命政治的场域。我在关于奥斯威辛的书中曾对此有所涉及，谈到证词，我把证人当成了一种主体性的范本，因为它们只有通过自身的去主体化才能成为主体。证人见证的不过是它自身的去主体化。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实际上致力于在主体化与去主体化之间，在语言与沉默之间界定一种主体范式。这不是一个实质的空间，而是处在两个过程之间的间隙。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还没有触及一种主体性的新结构，它非常复杂。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项原则。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倒退到一个主体化同时也是隶属化的过程中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拥有一项一般原则的，那就是仅仅在战略或策略的框架内成为一个主体。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些运动和我们每个人的实践中去发现这些可能的场域。这在哪里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借用福柯关于自我的呵护的概念，把它运用到其他领域。我们应该关注向我们提供这种领域的任何东西。这些仍然非常含糊，但是它们能够为少数人的生命政治提供范式。”
由此看来，阿甘本主张的见证的不可能或体验的不可能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发展的非语境化——辩证的“语境化”提供了有力论证。阿甘本想通过“复活语言”而寻求体验的权威性。就体验的权威性来说，“去语境化”或“沉默”则是为文学与哲学相互融合以增加体验权威性的形式找到了出路。
所谓文学批评的“语境化”以及“非语境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出自马克·爱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爱德蒙森在为诗辩护的同时提出了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融合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要想开辟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新路，就要既看到对抗——把文学语境化，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特定语境，应该做到“非语境化”——即辩证的、新（弱）历史主义的“语境化”。爱德蒙森同意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放入其历史语境来阅读。然而，读者应该把一部作品语境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趣味，能做到不把历史语境当做另一个手段参与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需要相当程度的沉着与理智上的诚实。
事实上，阿甘本在上述访谈中也体现出了他对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探讨。换句话说，生活总是同时由两个状态构成——个人的与非个人的。它们总是相关联的，即使它们清楚地分离着。与每个生命相关的非个人权力的秩序可以称做非个人的，而去主体化是碰撞这种既超越我们又给我们生命的非个人权力的日常经验。“对我来说，这是生活艺术该有的问题：如何与非个人权力相关联？主体如何与这不属于它并超越它的权力相关联？这可以说是诗学问题。罗马人称之为天赋，一种生活由之产生的、非个人原则。这里又有一种可能的模式。主体既不是意识主体，也不是非个人权力，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去主体化并不仅仅存在黑暗的一面。它并不是单纯地毁灭所有的主体性，它还有更加多产而诗意的另一面。”
由此可以看出，见证的不可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绝对的语境化”的不可能。在文学及理论逐步走向积极的融合的背景下，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不能只看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语言的解释，从而用过去来阐释手头的作品，还要辩证地看它。既要考虑到文学作品创作者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和其个人创作喜好及特征等语境对它的影响，又要顾及语言的不可见证性，即探索语言之外的因素的意旨意义。而后者往往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更接近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做真正的“见证”。
三、结论
阿甘本从哲学角度对诗的终结的理解无疑贯穿着他用沉默复活语言从而用这复活了的语言挖掘社会、道德以及知识本质的理论。近年来，阿甘本还试图用政治的不作为来诠释诗的终结或不作为恰恰是为艺术的发展找到了出路，并解决了文学与哲学的对抗，推动了二者的融合。具体到文学批评中，就简单概括为以新历史主义角度来批评艺术——去语境。阿甘本在他的《艺术·不作为·政治》中指出，诗并不简单地在开发语言某种新的潜能而使其交流和信息功能失效，而是用斯宾诺莎的术语来说——把语言还给其说话的力量的那种（对）语言的沉思：“如此，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就是对俄罗斯语言的沉思，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歌（Cantin，Songs）就是对意大利语言的沉思，兰波的《彩图集》（Illuminations，或《灵光集》）就是对法兰西语言的沉思，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和英格博格·巴赫曼的诗歌就是对德意志语言的沉思。”
一、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及其方法论基础
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思想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弄清文本的作者通过其文本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对于那些伟大的故去的思想家们，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去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们需要特定的历史研究的技术，去理解他们的概念，关注他们的区别，领会他们的信仰，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以事物自身的方式去看待它们。正如 《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 一书导论部分的标题“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就是一个力图达到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的方法。这个事物就是文本 （tex）t 的意涵 （meaning）。对于意涵这个概念，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斯金纳将其区分为三种：第一，“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中，语词或某些特定的词或句子的意思是什么”。〔1〕第二，“对我来说文本的意思是什么”。〔1〕第三，“作者通过其特定文本想表达什么意思”。〔1〕
比起前两种解释，斯金纳认为应当更关注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更关注作者的意图 （intension），并且将其与文本的阐释联系在一起，而中间的桥梁就是以言行事效应。斯金纳认为，“理解或者‘领会’任何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始终是理解言说本身的前提”。〔2〕而任何言说的意欲效应的两大决定因素，其一是言说本身的意涵；二是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时机 （occasion）。“我们应当首先揭示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言说的意涵和主题，接下来考察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借以确定它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关联。”〔2〕
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任何正式的言说都被意欲为沟通行动，而“任何沟通行动总是针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话题或主张采取某种确定的立场”，〔2〕当然这些业已存在的话题并不一定是就近的。也就是说，著作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可能是一个很早以前或是其他文化中的问题。斯金纳认为，言说如果不是一个行动，也应当是某种态度，即对某种假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和反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能够形成一个“态度网络 （network of attitude）”，并以此验证我们的预设。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强调对文本策略的研究，即关注特定范围内的修辞技巧，从而探寻文字破坏或构建人类社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2〕“就像其他的社会力量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强制力，它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利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1〕所以我们应当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而非仅仅关注作为个体的作者，并且“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2〕
要想真正理解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斯金纳认为，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可以被总结为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中的一句话：言语即行为 （words are also deeds），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奎因、戴维森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其中，后分析哲学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得斯金纳将文本的阐释与概念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我们如何运用术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更为广阔的信念网络之间的关系中阐释概念，而非仅仅通过关注这些术语的惯常用法的特定含义”。〔1〕而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使得斯金纳注意到文字与语言中的修辞对于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揭示，因为“我们不仅运用我们的语言去交流信息，而且同时是为我们的言语要求权利，即引起对话者的情绪，确定对话内容的界限，以及对其它的社会控制实践的参与”。〔1〕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
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都提醒了我们具有一种超越于文本本身的维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言说以及诠释文本。其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对待‘语词 （words） 的意涵’。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 和特定生活模式中更为一般的语词的使用”。〔2〕
而奥斯汀告诉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复原主体于言说（saying） 过程中的行为 （doing）。从而按照所用术语的本来意义和所指理解作者在发表某种言说时的意图”。〔2〕其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中隐含着的两个维度，而奥斯汀则找到了将这两个维度剥离开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区分我们在言说中的行为和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产生的结果而设定与以言取效效应相对的以言行事效应。其中带有以言行事效应的言说本身就是在实施一种行动，即一种有目的的自发的行为。
但斯金纳与奥斯汀的分歧在于，斯金纳认为奥斯汀在第一次提出以言行事这一概念时，“他的意思是说，某人是否实施了警示行动，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他意在使自己言说得到理解的方式。但他沿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同时指出，‘领会 （uptake）’以言行事行动 （illocutionary acts） 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惯例 （linguistic conventions） 为基础，后来他似乎认为，正是这种惯例，而不是言说者的意图，对以言行事行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2〕
所以斯金纳比奥斯汀更明确的区分了以言行事效应（illocutionary forces） 与以言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以言行事效应这一术语指涉的是一种语言资源，而以言行事行动指的是主体在沟通过程中利用这一资源的能力”。〔2〕其中以言行事行为取决于意图，而以言行事效应则取决于言说的意涵和语境。所以斯金纳仍然接受了奥斯汀如下的观点：为了复原特定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进而揭示主体在言说过程中所实施的以言行事行动的性质，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定时刻所作出的特定言说‘本应被接受’的方式。
二、斯金纳对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批评
斯金纳之所以关注语词与概念的变迁，原因之一在于反对以洛夫乔伊 （Arthur Lovejoy） 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者。斯金纳认为，洛夫乔伊的 《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of Being） 一书反映了以往的观念史研究者们具有的理论预设，即认为他们所研究和诠释的经典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所以研究文本的最佳方式就在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集中注意力于每位作家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也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共享。所以斯金纳对于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评同时也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斯金纳认为，虽然这种停留于文本以及着眼于所谓“基本概念 （fundamental concepts）”或“普遍观念 （universalideas）”的研究方法有时会很有收获，但是这种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期望从他们身上拷问出对所谓永恒问题的解答的研究方式只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神话，而不是历史本身。斯金纳将这种神话总结为三大类：学说神话 （mythology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 （mythology of prolepsis）。其中，学说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认定每一位经典作家 （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 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连贯性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竭尽全力要在某一个经典作家的并不一定前后连贯的思想论述中找出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预期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只关注某一时期的后观意义 （retrospective significance），而不关注这一时期本身对于当时的经典作家的意义。
斯金纳认为，这三种神话分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谬误。首先，学说神话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或即兴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所谓学说，这种形式的神话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的谬误：一种谬误类似于思想传记和思想简史，其关注的主要是某一位或一批思想家；另一类谬误类似于形形的观念的历史，它关注的是某些观念单元 （unit idea） 本身的发展。其中，“思想传记”的最大危险在于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也就是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而将历史划分为“观念单元”的危险就在于确立有关某一学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将所要考察的学说化约为某一实体 （entity），言说的主体 （agents） 消失，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这种具象化 （reifications） 造成了两种历史谬误：一种是试图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近似物，然后声称这种近似物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作为理想类型的学说；二是探讨在某一观念单元是否在某一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或者在某一著作家的作品中确实存在了。而第二种形式的学说神话就是如果某一经典理论家要是未能就某一设定的主题提出一种得到认可的学说，那么他就被批评为不称职。或者依据一种先验的假定对经典著作家提出批评，说某某经典作家本应通过他们的著作为他们的领域作出最为系统的贡献。其错误就在于作出这些评价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著作家究竟是否具有或者能够具有去做他们实际上未能做到因此而备受责难的事情的意图。
连贯性神话具有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强调学者有责任发现经典著作家们的学说的内在连贯性，并将这种封闭的连贯性视为哲学家们当初未能实现的甚或是希望实现的。第二种形式是当从某一著作家的学说思想中找到某种连贯的体系非常困难，那么缺乏这种连贯性的体系便成为了一种罪过。
这两种形式的连贯性神话在实践中表现为“为了发掘出最大限度的连贯性，可以忽略作者本人有关自己行为意图的陈述，甚至可以将所有那些不利于他们思想体系连贯性的著作忽略不计”，〔2〕或者将著作家们自相矛盾的地方视为仅仅是表面的自相矛盾而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
神话即预期神话同样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在叙述经典文本中某些论断的明显所指（reference） 时可能会误用他或她的视角，一部著作中的论证可能会使历史学家们想到另一部或更早的著作中类似的或者相反的论证。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历史学家都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后来的著作家是有意针对早期的著作，因此，会带有误导性地大谈早期著作的所谓影响。第二种形式的危险是历史学家会将某一论证概念化，使那些本不相干的成分成为一种带有误导性质的熟悉 （a misleading familiarity），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在描述某一著作的意义时误用了自己的视角。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之所以产生神话，而不是历史，是因为它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斯金纳指出：“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言论时的意图。”〔2〕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关注文本的意涵是不够的，因为首先，表达观念的术语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次，著作家们会使用修辞策略（oblique strategies），这会使言说 （what is said） 与意思（what is mean）t 相分离。
三、历史语境主义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
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视为哲学史编纂的一种类型：历史的重建。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哲学史研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不管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它们直接的研究对象都是文本，正如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在《语境的意识形态：语境在哲学史编纂中的运用与误用》 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史编纂的对象是哲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哲学的过去———过去的哲学文本。”〔3〕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史本身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哲学，二是历史。也就是说，哲学史是关于哲学的历史，而哲学是处在历史中的哲学。斯金纳在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一文的开篇就指出，观念史家们将历史上的思想看作是永久的无时间性的，所以可以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看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专注于他们的论证，看他们对那些永恒问题是怎么解答的。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问题。他们解答问题所用的语言也是他们的语言，而非我们的语言。
所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对于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恢复哲学思想的历史维度。我们不能轻易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等同于他们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将他们言语的意涵看作与我们现在使用这些言语的意涵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区分他们想被如何理解与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他们，而不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即我们可以将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是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学说，但不能认为哲学家本身就是想对这一问题发表学说；我们也可以将某个哲学家零星的论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但不能认为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哲学家希望完成的；我们也可以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哲学家某一思想的意义，但不能认为这就是该哲学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虽然斯金纳本人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立场。
例如斯金纳对于“影响”的论述，即如果我们要说某一著作家A的思想影响了著作家B作品中的思想，那么这一论断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1．人们知道B研读过A的著作。2．除了A，B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著作家哪里找到相关的学说。3．B不可能再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作者的影响下自己提出相关的学说。”〔2〕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说A影响了B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著作家B思想产生的原因的可能性解释。
以康德为例，我们可以说休谟影响了康德，因为康德曾经说过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4〕而且如果不是休谟提出因果联系只是偶然的习惯性联想，那么康德就不会重新思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基础，从而就不会提出因果关系是普遍的知性先天范畴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休谟的思想在先，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这一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
同样是康德，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其思想中对道德的强调以及对偏好的摈弃都与敬虔派对内心修养与道德践行的强调有着类似之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敬虔派的思想确实影响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思想，而只能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的产生可能与敬虔派的思想有关，因为我们证明不了如果康德并非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是否就无法提出其道德哲学的思想。
其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提醒我们历史的文本本身并不是自足的。也就是说，仅凭对文本意涵的分析，无法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
我们需要借助文本产生的语境，言语的以言行事效应来理解文本。第一，我们应当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即了解某一概念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含义，因为著作者可能使用一个概念，其意涵与今天的用法相去甚远，甚至被弃之不用，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其思想。以康德的“经验性的”概念为例，其意涵包含“偶然的”，这一意涵为当时的哲学家们所共享，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就无法理解为何康德要在经验之外为知识寻找普遍性的根据。第二，我们应当将言语同时理解为行为，在哲学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我们至少要将一种思想看作是对另一个思想的回应，对后一种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这一思想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以休谟与康德的关系为例，如果没有理解休谟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这一命题，并称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就包含在这一问题中。〔5〕
再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从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以罗蒂的说法，“理智史”中汲取养分的可能性。“理智史由对知识分子在特定时候所做的事情的描述和对他们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相互作用的描述构成。”〔6〕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忽视了人们如何挑选谁算作已故的大哲学家的问题，已故大哲学家与已故的其他什么家相对。所以它忽视了人们如何从‘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中，挑出‘哲学’史的问题”。〔6〕现有的哲学史自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将已有的哲学问题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家们被称为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被留在了我们的哲学史中。
斯金纳认为没有所谓的永恒问题，所以开启了我们不断重新书写哲学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断修正我们的哲学准则，以便使它与当前的高级文化需要相一致。……理智史是哲学历史学的原材料———或者，换一种比喻，理智史是哲学史从中产生的基础”。〔6〕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语境主义本身是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当它被移植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时，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哲学史并不等同于历史。
正如上文所说，哲学史的维度有两个，一为哲学，二为历史。所以哲学史本身有着与历史学不同的特征与本质。正如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所说的那样，斯金纳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学家，他把形容词‘历史的’ （historica）l 作为描述———评价性术语 （用他后期著作的词汇来说）。这样做的时候，他因为坚持历史证据在解释哲学问题中的价值而模糊了‘纯粹’的哲学方法和‘单纯的’历史方法之间的区分”。〔7〕
斯金纳的理论对手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哲学追问政治事务之本质，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不同于历史学的问题，后者通常关注具体事物：具体的团体、具体的人、具体的功业、具体的‘文明’、某一从起源迄今的文明‘进程’等等”。〔2〕无法忽视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应当是无时间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所回答的决不仅仅是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们最好以罗蒂的态度对待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罗蒂将与斯金纳的历史性重建相对的哲学史编纂方法称为合理性重建，它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当成我们的同时代人，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去解释他们。合理性重建能够被接受的前提就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么做。“如果我们把对已故的大哲学家的讨论看作历史重建 （取决于遵守斯金纳准则） 和合理性建设 （取决于忽视该准则） 之间的交替，那么在两者之间不必存在冲突。”〔6〕同样，语境主义也具有界限。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将语境的误用总结为三条：1．将哲学史看作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2．不再将文本本身看作文本真实意涵的中心。3．认为语境比文本更好理解，但其实语境本身也是需要被阐释的。〔3〕所以历史的重建与理性的重建都只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种方法，只要我们弄清它们各自的前提，就能找到它们各自的界限所在，而不会误用它们。
其次，我们应当防止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一种相对主义。列奥•斯特劳斯曾经质疑“如果说，人们关于权利所能知道的一切就只是有关权利的疑问的话，或者如果有关正义原则的问题会容许一系列相互抵触的答案，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别的更优越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然权利了”。〔8〕列奥•斯特劳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知识本身无法给我们提供价值判断，我们需要以我们对当下时代的理解去评判历史上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
综上所述，历史语境主义应用于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具有其自身的限度。
首先，哲学史相较于思想史具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如果将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无限放大，我们的哲学史中就没有哲学，只有历史了。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一、主要论题与作者观点
研究传统是为了面向现代、走向未来，故刁君更为关注能够为今人建构合理生存结构提供有效思想资源的庄子思想。基于此种学术旨趣，遵循生存的路向，以天人、群己和身心等三大基本关系为中心，《庄子的生存哲学》讨论了诸多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相关的论题，下面逐一简要介绍:
一是人生论。作为生存哲学总纲的庄子人生哲学，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的超越，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
二是生死论。作为人生哲学核心的庄子生死哲学，以玄虚的道论为其逻辑起点，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命定、生死气化、生死齐同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庄子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庄子的这种生死哲学对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是语言论。语言是人类的，人类也是语言的，言说既是人类的本性，而人类也只有通过言说才成为其自身。由此，对语言的自觉及研究既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深切关注，又是推动哲学和认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庄子就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语言哲学家，他不仅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语言困境及其根源有着敏感而又清醒的认识，而且对超越这一困境的路径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庄子的语言哲学不仅揭示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而且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明显存在相互发明和内在会通之处，在世界哲学史和中西文论史上都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四是天人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和一种现代生存战略，是 20 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但它的某些思想成分和渊源却可以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其中庄子所倡导的天人关系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庄子的天人对举、人和天高度和谐一致的思想，能够启示现代人自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主张，以平等态度充分尊重和爱护自然，更加理性地利用自然，同时深切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有意识地遏制科技理性过度膨胀，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五是宇宙论。宇宙意识的觉醒是庄子生存哲学的一大特色。庄子不仅提出了富有生成感和动态性的宇宙定义，而且深入探讨了宇宙的无限性、统一性、运动性、连续性和无始无终性等基本特性。庄子的宇宙意识来源于老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是物化论。运动和变化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属性，因而物化论就成为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庄子物化论具有三重内涵: 一是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 二是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 三是实践层面上的“指与物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庄子超越生命困境、达致心灵自由的路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七是科技论。科学和技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因而科技论也成为庄子生存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在科技问题上有一种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不断提出并思索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又贬斥科学探索的价值; 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庄子这种科技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从其哲学的核心范畴、基本原则、认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四个方面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庄子科技哲学所彰显出的强烈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解决唯科学主义的弊病，推动当代科技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
八是生态论。生态危机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人类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而先秦道家生态哲学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方案。其根本理念是: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其理论原则是: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其美学追求是: 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其现实基础是: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其实践要求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把握这一理论对今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九是思维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庄思想，以直觉体悟为主要形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对中外文化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科学和艺术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概括说来，《庄子的生存哲学》之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在于:
一是该著选题颇具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生存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方向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学术界着力发掘和建构的一个学科。其是一种以人的生存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念，其主要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和思考，涵盖了形而下的现实关注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彰显了以理论方式解释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哲学诉求。而就笔者所见，《庄子的生存哲学》是海内外学术界首部以庄子生存哲学为题目公开出版的著作。在这部大著中，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莫不以人作为关注的焦点，莫不以人生问题作为终极关怀，然而，庄子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并不像其他哲人那样热衷于建立一套社会的公共价值系统，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个体生命的心灵世界，是以个体生存困境及其自由追求为中心的哲学系统。庄子超越了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其敏感的心灵触及文明社会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而试图在乱世中重建人的本来面目，为个体生命寻求一条精神解脱的理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哲学可以说正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哲学，其是以人的生存本身为目的，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而终之于人性复归和精神自由的人本主义哲学。生存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哲学在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中，蕴含着其内在的有条不紊的思想逻辑。其以生存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那就是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寻求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内容。庄子生存哲学的意义境域，恰好表达了其对个体生命本性的自觉理解，其所蕴含的生存智慧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与借鉴模式，因而有助于今人更好地思考生存困境的解决之道。
二是该著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很强的现实意义。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生存问题越来越多，而作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在于人的思想出了问题，故发掘庄子生存思想的哲学智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为人类如何生存提供一个方向，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价值。就一些根本性内容来说，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穿越时空隧道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但其研究视角却是现代的。这种思想导向就使该著除了发掘庄子生存哲学的原始内涵之外，还有较多内容涉及现代生活，力图做到古为今用，对解决当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有所启发。诸如现代人该如何面对人生困境与生死问题、科技异化与生态灾难问题、天人关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在本书中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探讨，从而为现代人如何生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方案。
三是该著涉及的问题大多较为前沿。死亡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等论题都是近几年学术界的新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庄子的科技观、生态思想、语言哲学、宇宙意识、物化思想等问题都是过去庄学研究中注意较少的问题。虽然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天人关系，但由于近年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而使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尤为重要。况且，传统学界过去一谈到天人合一，往往重心就在儒家那里，而实际的情况是，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术语的恐怕就是道家的庄子了，而且，道家庄子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今天的语境中似乎更具启发意义。
四是该著各章的具体论述比较深入系统，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哲学深度。如在第三章《语言论》中，作者认为: 庄子的语言哲学是一个丰富、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发现了“不可说”( “道不可言”) 这一哲学话语困境，并进而探讨了产生这一语言困境的内在根源( “成心”之存在; “道”之本性; “言”之对象化) ; 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现了哲学“说‘不可说’”( “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 这一独特的历史使命，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 “可说”还是“不可说”) 而转向了“怎么说”( “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 ; 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 “俗言”———“成心”之言) 转向“诗意的说”( “道言”———“道心”之言———“三言”) ，从而使哲学话语从理性逻辑、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语言( 概念语言) 转为直觉体悟、天人合一的非对象化语言( 隐喻语言) ，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而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其本身既具有诗的特质又具有思的意蕴，这就决定了文学与哲学本身就是其两大功能。庄子正是以隐喻为恰切手段，借助于文学的形象外衣，传输了思想的抽象内涵，并最终形成了庄子文本诗思融合的独特品格以及以直觉体悟为必要手段的“得意忘言”之解读模式。又如第二章《生死论》中，作者首先探讨了重生贵生、苦生乐死等庄学生死观的两大向度，接着讨论了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等庄子对生死现象的三大认识，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生死齐同的主观消解和不死不生的理想境界等两大问题，最后又讨论了庄学生死观为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五是该著有意识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美学、阐释学乃至科学理念进入论述的视野，从而为该著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在古今结合和中西融通方面做出了极为成功的尝试。在作者看来，任何古代经典的阐释，都只能是一种“现代”化了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思维只能是当代的思维，阐释主体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都只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他也只能以其当下的知识结构与理解能力，并以其所属时代的特有方式对古代经典予以阐释。由此可见，运用古今会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庄子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虽然由于自然、种族、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各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相互之间的异质性，但大体相同的“人性”、“生存境遇”、“人生追求”等因素，又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可能存在共同的情感经验，这又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达成“视域融合”的可能。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互证互释中，才能凸现中西共同的诗眼文心与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而哲学问题往往是一些超越时空隧道，为古今中外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带有永恒性的问题。就庄子本身来说，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生命存在及其普遍意义的探寻，其以生命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因此，解读庄子文本的过程就是今人与古人、东方与西方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过程。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决定了生活在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是可以而且能够与生活在古典时代的庄子进行交流和对话的。
六是该著试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传统庄学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如庄子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庄子哲学的中心不是自然而是人生; 庄学理论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等等，很多过去的传统庄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偏见问题，都在这本书中得以全面清理和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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